老拉比伸出布满皱纹的双手接过文件，他沉默片刻，望向对方：“特使阁下，请代我们全体会众感谢国王陛下的宽厚。这份谅解来之不易，我们自当珍视。”
他话语庄重，心底却泛起一丝复杂的释然。
当初那些激进的年轻人要求冲击市政厅时，是他拦住他们，告诫他们“暴行只会招致更大的暴行”。此刻，他终于确信自己以隐忍换时间的策略是对的。
次日清晨，市政厅广场挤满了各族民众。
阿里斯提德斯站在斑驳的石阶上宣布：“为制定更能体现王国包容精神的《兵役法》细则，塞萨洛尼基的兵役登记将暂缓进行。”
他目光扫过人群中的犹太商人与穆斯林工匠，“在雅典拿出经得起文明标准检验的新方案前，本城的和谐才是国王最关切的事。”
第173章 处理方案（二）
1876年夏，塞萨洛尼基兵役登记引发的风波尚未完全平息，雅典王宫的会客厅里已迎来了《理想报》的记者。
康斯坦丁国王身着笔挺的王室礼服，胸前的勋章在午后阳光下熠熠生辉，已经做好了面对记者的提问的准备。
“那些关于‘暴政’的抹黑，完全是污蔑。”国王的目光扫过在场的记者，“希腊自复国之日起，便以古希腊文明的继承者自居，包容从来都是我们的立国根基。塞萨洛尼基事件，只是个别官员的执行失误，绝非国家政策。”
记者按照事先得到的示意，适时提问道：“陛下，请问您如何看待王国境内的非希腊裔族群？“
康斯坦丁双手按在桌面上，以清晰的语调回答：“所有生活在希腊疆域内的人民，无论其民族背景，都是这个王国的合法公民。“
随后的谈话主要是态度展示，呼吁民众保持理性，相信政府能够处理好国内问题，不要被别有用心的境外势力引导。
但当记者们离开，关上会客厅大门的瞬间，康斯坦丁脸上的从容便褪去了。
他快步走向书房，首相阿列克谢、外交部长西奥多罗斯和财政部长苏佐斯早已等候在那里，桌上摊着厚厚的人口与宗教统计报表。
“公关能平息舆论，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国王坐进橡木扶手椅，指了指桌上的报表，“今天我们聊清楚整个希腊的民族情况。”
阿列克谢率先起身，将一张大幅统计图表挂在墙上，用木棍指着上面的数据：“表面看，我们的优势无可撼动。东正教徒630万，占总人口的87.5%；穆斯林65万，仅占9%；天主教、犹太教等加起来不足4%。”他顿了顿，话锋一转，“但关键的隐患在内部。这630万东正教徒，并非铁板一块。”
木棍指向斯拉夫族群的数据区域：“210万斯拉夫人里，140万保加利亚裔中，有115万信徒归属保加利亚督主教区，那是1870年刚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独立出来的，跟我们希腊正教会根本不是一条心。还有70万塞尔维亚裔，66万都归塞尔维亚教会管辖。”
阿列克谢的声音沉了下来，“他们现在认同希腊王国，是因为我们能提供稳定和安全，是利益驱动，而非宗教或民族认同。一旦保加利亚或塞尔维亚强大起来，这些人就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康斯坦丁接过话头，目光扫过三位大臣：“更棘手的是穆斯林。65万穆斯林里，42万是阿尔巴尼亚人，10万是保加利亚裔的波马克人，11.5万是土耳其人。虽然他们数量不多，但他们不是散居在各地，而是在阿尔巴尼亚、克里特岛、塞萨洛尼基等地形成了一个个紧密的文化社区，有自己的清真寺、学校和习俗，根本没法简单同化。”
财政部长苏佐斯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补充道：“陛下说得对。这些穆斯林社区不仅有凝聚力，还是重要的劳动力。阿尔巴尼亚的牧民供应了全国六分之一的肉类，东色雷斯的土耳其人则是在当地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要是动了他们，经济和地区稳定会出大问题。”
“那驱逐呢？”西奥多罗斯轻声问道，话一出口便意识到不妥，自己先摇了摇头，“我知道这是蠢话，但总得把所有选项摆到台面上。”
“不妥。”康斯坦丁立刻否决了这个方案，“就算不考虑驱逐所引发的国际问题，就单说我们能够把他们驱逐到哪来？难道直接赶到海里去？”
“是我考虑欠佳了。”西奥多罗斯点了点头，算是认可了国王的批评。
在1876年的希腊，任何试图通过强制迁徙来解决民族问题的想法，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年轻的希腊王国根本不具备实施这种极端政策的能力。
回顾历史，大规模的民族驱逐往往需要极其严苛的条件。奥斯曼帝国在1915年对亚美尼亚人的行动，数十万人在死亡行军中消逝，这种帝国的最后疯狂，以彻底牺牲国际信誉为代价，最终加速了帝国自身的瓦解。而俄罗斯凭借其广袤的西伯利亚荒原，在沙俄及苏联时代多次实施流放，这更是一种其他国度难以企及的“地理的奢侈”。
反观1876年的希腊，这些条件无一具备。这个刚刚站稳脚跟的王国，面对的是错综复杂的现实：全国720万人口中，各种非希腊裔的少数民族群体总数接近300万，甚至超过了希腊族本土人口的数量。在这种背景下，“驱逐者反被驱逐“绝非危言耸听。
国际环境更是危机四伏。欧洲列强在“东方问题”上相互制衡，俄国时刻以斯拉夫人保护者自居，英国则密切关注着地中海的均势。任何强制迁徙的举动，都会立即成为列强干预的完美借口。希腊经过这些年的外交斡旋，好不容易让巴尔干秩序重归和平，直接驱逐会导致原本稳定的外交局势瞬间失控，让这些年的心血白费。
而从王国内部看，马其顿的斯拉夫农民和伊庇鲁斯的阿尔巴尼亚牧民是国家财税和兵役的基石。倘若强行驱逐他们，不仅会瞬间摧毁国家的经济命脉，更会将那些心怀怨恨的流放者直接推向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或是奥斯曼的怀抱。他们将在边境的另一侧组成复仇军团，使希腊永无宁日。
但其实，驱逐方案更大的可能不是把人送到敌国去，而是逼这些人变成山贼，严重影响地区治安。
因此，对雅典的决策者而言，驱逐政策不仅道德上不可接受，在现实政治中更是一条死路。
“我先提个方案。”西奥多罗斯打破沉默，他是外交出身，习惯从妥协维稳的角度思考，“不如给主要少数民族文化自治权。比如允许保加利亚裔用保加利亚语办学，让阿尔巴尼亚人保留自己的宗教习俗，用文化让步换政治忠诚。这样能稳住他们，减少分离主义风险。”
“此策短视，且会动摇国本。”康斯坦丁立刻否定，指尖重重敲在桌面上，“今日让步给文化自治，明日他们便会以‘文化独特性’为由索要行政自治，后天甚至会要求脱离王国建立自治邦，保加利亚督主教区的独立，不就是从‘宗教自治’开始的吗？”
他接着说道，“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罗马民族’的共同体，继承东罗马的文明正统，而非建立一个由不同族群拼凑的松散邦联。这种方案看似维稳，实则是在族群间划下永久的界限，给子孙后代留祸根。”
西奥多罗斯缓缓点头，他身为外交部长，自然清楚“自治权”往往是分离主义的起点，只是一时找不到更稳妥的办法。眼下提了两个昏招，他只能闭上嘴，静听他人发言。
苏佐斯接着发言，他的方案更偏向长期建设：“我觉得该强化经济整合和义务教育。在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地区多建希腊语学校，加大对于当地的教育投入。同时修铁路，把马其顿的粮食运到雅典，把塞萨洛尼基的港口和内陆连通，用经济纽带绑住他们。经济上依赖国家，文化上认同国家，时间长了自然就同化了。”
这套方案是王国目前正在实行的方案，苏佐斯则是想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这个方向没错，是民族融合的根基，必须坚持。”康斯坦丁表示部份认同，但话锋随即一转，“可远水难解近渴。义务教育要等到新一代成长起来才能见效，至少需要二十年；铁路贯通和经济整合，没有五到十年也难成气候。但现在，穆斯林们因为这件事警惕起来了，斯拉夫人说不定也纯纯欲动。这两项政策要同步推进，但我们更需要一套能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内稳住局面的中期策略，为长期同化争取时间窗口。”
事实也正是如此，民族融合的工作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见效，虽然政府已经将境内的斯拉夫民族定义为斯拉夫化的罗马人，但是要让他们真的对国家产生认同还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投向了阿列克谢。作为首相，他自会议开始便少言寡语，指尖始终在报表边缘轻划，显然是对各方观点做了通盘考量，正酝酿着更周全的方案。感受到众人的注视，阿列克谢缓缓起身，走到统计图表前，木棍在“民族构成”一栏画了个圈：“我的思路是‘长期目标锚定，短期策略灵活’。构建统一的‘罗马民族’这个终极目标不能动摇，但过渡期必须分阶段、有层次地推进，不能急于求成。”
他首先阐明“空间置换”策略：“我们可以推行‘自愿移民激励计划’，重点引导穆斯林群体迁往海外殖民地或克里特、塞浦路斯等新拓区域。政府要拿出诚意，比如移民者可获十亩免税耕地，预支半年生活补贴；迁往远洋殖民地的，全额承担路费与安家费。”阿列克谢顿了顿，强调核心诉求，“这绝非强制驱逐，而是用利益引导。关键是控制雅典、塞萨洛尼基等核心区域的少数民族人口密度，为文化同化腾出时间与空间。”
苏佐斯刚要开口询问财政压力，阿列克谢已提前解释：“穆斯林总人口仅65万，且真正有迁徙意愿的多是无地牧民或小商贩，财政补贴总额可控。更重要的是，移民后空出的土地可分配给希腊族农民，既能安抚主体民族，又能提升农业产能，长远看是正向循环。”
接着是“法律平等”策略。“需在议会推动《公民权利平等法案》，明确所有公民不因民族、宗教差异享有特权或遭受歧视。”阿列克谢的木棍指向“宗教分布”数据，“这一招有两层用意：对少数民族，用法律保障打消其被压迫的顾虑；对那些索要‘文化自治’的势力，直接剥夺其法理依据既然权利完全平等，便无单独设治的必要。同时借法案推行统一的教育大纲与司法标准，将认同锚定在‘公民’身份上。”
最后是“差异服役”策略，这也是针对军队整合的关键设计。“军队是民族认同的熔炉，但信任未建立时强行混编只会激化矛盾。”阿列克谢的语气愈发笃定，“建议实行双轨兵役制：野战军主力从希腊族及认同度高的基督徒群体中征召，保障国防核心力量；穆斯林与犹太公民则优先编入地方守备队，承担治安巡逻、道路修建、边境警戒等任务，薪资、抚恤与野战军完全一致。待其服役期间展现忠诚度，再通过考核逐步编入主力部队，实现渐进式融合。”
阿列克谢话音落下，书房内陷入短暂的寂静。烛火跳动间，康斯坦丁的手指始终轻叩桌面，目光在报表与阿列克谢之间往返，显然在推敲方案的细节漏洞。西奥多罗斯与苏佐斯也各自低头，在笔记本上标注着可能的风险点。
“方案框架很稳妥，但有一处需调整。”康斯坦丁终于开口，语气中带着决策者的审慎，“《公民权利平等法案》的平等需留有余地。若完全放开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主体民族可能因‘被稀释’产生不满，反而动摇根基。”
他顿了顿，给出具体修改方向，“可设定‘公民权利梯度’：基本人身、财产、教育权利完全平等，但高阶公职与议会选举权，需附加‘希腊语等级’‘在希腊居住满十年’等门槛。”
“对异教徒的核心原则仍是宽容，但宽容不等于放任。”康斯坦丁补充道，“刚才阿列克谢的宗教平等条款很关键，要让他们明白，顺从国家框架便能获得保障。至于选举权的梯度设计，可对外宣称是公民能力认证，避免被扣上歧视的帽子。”
说完法案细节，康斯坦丁话锋一转，提及宗教层面的深层布局：“另外，伊斯兰教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苏菲派向来主张与世俗政权和解，比逊尼派保守势力更具灵活性。西奥多罗斯，你让外交部秘密人去接触奥斯曼境内的苏菲派，如果有可能，可以邀请他们面谈，看看能否得到解决穆斯林的方法。”
“就按这个思路推进。”康斯坦丁站起身，算是为会议定下最终基调，“阿列克谢牵头整合方案，下周提交内阁审议；苏佐斯核算移民补贴与法案推行的财政预算；西奥多罗斯负责外交铺垫与苏菲派接触。”
众人齐声领命，收拾文件准备离开。当阿列克谢走到书房门口时，国王的声音再次响起：“阿列克谢，你留一下。”
待其他人走远，康斯坦丁走到窗边，望着街对面《每日新闻报》的报社招牌，语气沉了下来：“民族整合的方案定了，但内部的杂音也得清理。塞萨洛尼基事件，那些反对派报社为了博眼球，不惜抹黑政府、煽动族群对立，甚至给境外势力递话。这些拱火的报社，该好好管管了。”
第174章 言论自由？
1876年秋，雅典王宫的书房里，厚重的胡桃木门在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离开后轻轻合上，门轴转动的细微声响被窗外渐起的虫鸣吞没。康斯坦丁国王缓步踱到窗前，暮色中的雅典城已华灯初上，卫城的大理石柱在夕阳余辉中泛着温润的米白色，而远处报社集中的街区，几扇窗户还亮着刺眼的灯光，那是《自由灯塔报》的编辑部，此刻想必正为明日的头条挑灯夜战。
国王没有转身，指尖无意识地划过窗棂上雕刻的橄榄枝花纹，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阿列克谢，是时候为那些肆无忌惮的笔杆子，划下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了。”
阿列克谢站在原地，早已明白国王的用意。塞萨洛尼基危机虽已平息，但《自由灯塔报》等反对派报纸的攻势从未停歇。
他们将斯特法诺斯的个人失误反复渲染成“政府的族群压迫政策”，甚至引用境外媒体的片面评论，暗示希腊王国的根本算不上什么民主国家，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专制国家。
虽然某种意义上他们说得没错，希腊确实是一个专制的威权主义国家，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威权主义国家，希腊有怎么可能容忍这种大逆不道的言论呢？
“陛下明鉴。”阿列克谢上前一步，语气沉稳，“《自由灯塔报》此次将个案渲染成国策，已非正常的舆论监督，而是刻意蛊惑人心、动摇国本。我们必须有所行动，但方式需极为审慎。”
他深知，希腊以“文明灯塔”自居，若采取过于强硬的舆论管控手段，只会正中反对派下怀，让“暴政”的指控坐实。
“说说你的具体想法。”康斯坦丁终于转过身。
他走到书桌后坐下，拿起桌面上的报纸，《自由灯塔报》头版对王国的批评格外扎眼。
阿列克谢思考了片刻，没多久便组织好了语言，条理清晰地陈述起来：“首要是推动《出版物审查法》的修订与严格执行。现行法律对‘煽动性言论’的界定，过于模糊，给了这些报社可乘之机。修订后的法律，将明确授权内政部设立出版审查委员会，成员由法官、学者和政府代表共同组成，对任何涉嫌散布虚假信息、煽动族群对立、诋毁国家制度的出版物，拥有预先审查和事后追惩的权力。”
他顿了顿，进一步解释：“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对文章进行审查，而是要确立明确的法律标准。比如此前有部分小报社称‘政府计划强制驱逐穆斯林’，这种毫无根据的虚假信息，审查委员会便可要求其更正并道歉，拒不执行者将按照刑法处罚。这将为我们提供合法且有力的武器，避免落入‘专制’的口实。”
“法律的武器确实必要，但单靠审查远远不够。”康斯坦丁微微颔首，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阿列克谢早料到国王会有此顾虑，接着提出了第二策：“其次，运用经济杠杆。报社的运营离不开纸张、印刷和运输，而这些环节恰恰掌握在我们手中。比雷埃夫斯港的纸张进口关税和特许经营权，由财政部直接管控；全国铁路的印刷品运输价格，归交通部调度。”
“我们可以对报纸征税，但是支持政府的刊物，比如《理想报》《祖国报》，我们可通过减税甚至免税的方式降低其运营成本；而对《自由灯塔报》这类反对派媒体，只需严格执行现有标准，甚至在审批流程上适当延长，便能增加其运营压力。”
对于报社这种有大量纸张需求的组织，通过控制原料价格达到打击效果，是这个年代常用的手段。
见国王没有反驳，阿列克谢说出了第三策：“再者，我们需在主要报社内部发展‘静默的合作者’。这些人可以是编辑、记者甚至排版工人，我们通过提供信息、改善待遇等方式争取他们的支持。他们无需为我们歌功颂德，只需在关键报道出炉前透风报信，让我们能抢先制定应对之策，化被动为主动。”
康斯坦丁听完这三策，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陷入了沉思。
片刻后，他摇了摇头，语气中带着一丝否定：“审查、施压、渗透，这些防御手段必要，但依然不够。就像打仗，只靠防守永远赢不了，反而会让对方占据道德高地，轻易授人以‘暴政’口实。”
“最好的防御，是让我们主导的声音洪亮到让杂音无人在意。”康斯坦丁将文件放在桌上，提出了更根本的解决方案。
在此前，政府确实有自己的官方报纸，但是由于其官方属性，所以在非必要时是不方便与民间报纸对撕的。
“我们要成立一个非官方的‘希腊文化与新闻协会’。”国王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这个协会的资金由王室私人财产和友好商人共同出资，表面上完全独立于政府，甚至可以偶尔发表一些对政府政策的温和批评，以彰显其‘中立性’。”
他详细阐述着计划：“协会的核心任务，是扶持一批立场温和、内容引人入胜的报纸杂志。比如创办一份《希腊风土记》，专门刊登各地的民俗故事、美食文化和历史遗迹；再办一份《科学新知》，介绍欧洲的工业发明、医学进步，附带普及希腊的古典科学成就。这些刊物少谈尖锐政治，多讲民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制作要精良，插图要精美，价格要低廉。”
“当民众茶余饭后更喜欢读这些有趣的刊物，了解到希腊丰富的文化和进步的成就时，《自由灯塔报》那些只会咆哮、只会抹黑的文章，自然就无人问津了。”康斯坦丁的语气中带着自信，“我们要争夺的是民心与阅读趣味，而不仅仅是封住几张骂人的嘴。这才是釜底抽薪之策。”
阿列克谢听完，眼中露出钦佩之色。他之前的三策都是堵，而国王的策略是疏，以更高级的方式引导舆论，既避免了专制的指控，又能从根本上塑造有利于政府的舆论环境。
“陛下高见。”阿列克谢由衷赞叹。
“我心中已有合适人选。”康斯坦丁微笑着说，“前《理想报》主编尼科斯，他既有丰富的办报经验，又对希腊文化充满热忱，且立场坚定。让他来主持协会，再合适不过。”他顿了顿，话锋一转，“至于《自由灯塔报》这类媒体，法律与经济的杠杆要同步发力，再辅以内部信息渠道的铺垫，自然会让他们明白分寸。”
阿列克谢心领神会：“我明白，先以审查法划定边界，再用经济手段调节导向，最后通过内部渠道掌握主动，三管齐下，既能达成效果，又不失体面。”他补充道，“我会让内政部尽快梳理《自由灯塔报》近期的违规报道，作为审查法实施后的首个案例，做到有据可依。”
三天后，《自由灯塔报》主编西拉科斯刚走进报社编辑部，就被两个身着黑色大衣的男人拦住了去路。两人身形挺拔，袖口露出的铜扣上刻着基督军的标志。西拉科斯的心猛地一沉，手里的公文包险些滑落，最近报社连篇累牍批评政府审查法草案，他早料到会有麻烦，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西拉科斯先生，我们有些事情想和您谈谈。”左边的男人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威压，“请您跟我们走一趟，不会耽误您太久。”编辑部里的员工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惊恐地看着这一幕，西拉科斯强作镇定，拍了拍副主编的肩膀：“看好版面，我去去就回。”他知道反抗无用，只能跟着两人走出报社。
他以为会被带到内政部的审讯室，没想到两人却将他领进了市中心一家高档咖啡馆的包间。包间里铺着地毯，桌上摆着一热气腾腾的红茶和精致的点心，完全没有预想中的肃杀气氛。左边的男人给西拉科斯倒了杯茶，开门见山：“先生不必紧张，我们今天不是来兴师问罪的，只是想聊聊您的儿子安德列斯。”
提到儿子，西拉科斯的神经瞬间绷紧。安德列斯刚从雅典大学毕业，最大的梦想就是进入外交部工作，为此还专门修习了法语、德语和英语。男人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慢条斯理地说：“安德列斯先生很优秀，大学期间的成绩名列前茅，外交部的几位次官都对他有印象。这样的人才，理应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
西拉科斯端着茶杯的手微微颤抖，没有接话。男人继续说道：“当然，外交部选拔人才，不仅看学识，更看重候选人家庭对国家的态度。毕竟，外交工作关乎国家利益，需要绝对的忠诚。”
他话锋一转，语气里多了几分暗示，“不过话又说回来，人才也不一定非要留在雅典。马达加斯加的殖民地最近正缺懂外语的行政官，安德列斯先生去那里，也算为国家‘做贡献’，只是条件苦了些，回来后的晋升前景也……”
后面的话男人没有说完，但西拉科斯已经完全明白了。马达加斯加远在非洲，气候恶劣，交通闭塞，外交官去那里任职几乎等同于流放，儿子的外交梦也就彻底破灭了，毕竟总不能和黑猩猩开展外交活动吧。
他沉默了许久，艰难地开口：“你们想让我做什么？”
“很简单。”男人放下茶杯，“政府并非不能接受批评，但批评要基于事实，不能凭空捏造。比如贵报之前刊登的《文明的倒退》，里面说政府要‘剥夺新闻自由’，这就与事实严重不符了。审查法针对的只是虚假信息和煽动性言论，并非针对所有媒体。”他递给西拉科斯一张纸，“这是审查法草案的核心条款，您可以回去仔细看看。”
男人站起身，准备离开：“西拉科斯先生是聪明人，知道该怎么选择。给您三天时间考虑，三天后，我们希望看到贵报的态度。”说完，两人便走出了包间，留下西拉科斯一个人坐在那里，茶杯里的红茶早已凉透。
回到报社后，西拉科斯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整整一下午。他看着桌上那份早已排版完毕的《文明的倒退》第二版，又想起儿子兴奋地跟他说“外交部可能会给我面试机会”时的样子，内心的挣扎几乎将他撕裂。傍晚时分，他走出办公室，对副主编说：“把明天的头条换掉，就用之前准备的那篇《雅典城市绿化建设初探》，再把关于审查法的评论稿撤掉，改成对教育改革的温和建议。”
副主编愣住了，不解地问：“主编，那篇审查法的评论稿我们准备了很久，数据和论据都很充分……”
“照我说的做。”西拉科斯打断他的话，语气疲惫却坚定，“我们是国王的子民，怎么能够刊登那些东西。”副主编虽有疑惑，但联想到几天前的基督军，瞬间便猜出了大概，于是便再无半句废话转身去修改版面。
第二天一早，当新一期《自由灯塔报》送到读者手中时，熟悉这份报纸的人都发现了变化。原本尖锐的政治评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温和的民生报道和一些有关改善民生的讨论。
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份变化的背后，是一位父亲为了儿子的前程，做出的无奈妥协。而在雅典王宫的书房里，当阿列克谢将这个消息汇报给康斯坦丁时，国王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有时候，最有效的说服，从来都不是强硬的命令。”
第175章 木材商人
1876年的秋天，塞萨洛尼基港区的晨雾还没散尽，“老锚”小酒馆的木门就被推开了。
阿里里萨埃芬迪裹着件沾着木屑的粗羊毛外套走进来，胸前那枚铜制的木材税员徽章在昏暗里泛着哑光。这是奥斯曼帝国留下的差事，希腊人接管后继续留用了他，一来是新政府推行族群包容政策，不愿轻易替换熟悉本地事务的旧职人员；二来阿里向来务实，从没有过极端宗教表现，办事牢靠，新政府要安稳收上这笔税，确实离不开他这样的人。
角落那张靠窗的桌子已经坐了人，迪米特里的衬衫浆得笔挺，港务局文书的身份让他比阿里多了几分体面。
“阿里，今天可是休息日，”迪米特里抬起眼，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快，目光扫过阿里胸前的徽章，“我本来约了安娜去新剧院看《安提戈涅》的。你最好真有什么要紧事。”他原本满心期待与心仪的姑娘共度一个愉快的下午，却被这个老朋友不由分地叫到这充满咸腥空气的酒馆里，自然没什么好气。
穆斯林税员为希腊政府效力，在这多民族混居的港区不算罕见，却也总免不了旁人若有若无的打量。
阿里拉开椅子坐下，朝吧台方向扬了扬下巴，用带着土耳其口音的希腊语喊：“尼科斯，一杯葡萄果汁，要最烈的那种！”
吧台后那个胖墩墩的希腊老板应了声，熟练地从墙角的橡木桶里接出一杯透明液体，送了过来。邻桌两个穆斯林商人瞥了他一眼，却没说什么。这种情况在塞萨洛尼基的港区并不新鲜。
“得了吧年轻人，你带女孩子约会，就去看这个？”阿里以一个35岁的中年人的口吻，教训着这个忘年交。“我告诉你......”
“停停停，我不想听你祖父的猎艳史了，打住。”迪米特里赶忙让阿里闭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