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是个穆斯林，这杯‘果汁’要是被你们的阿訇看见，少不得一顿说教。”迪米特里的调侃里带着朋友间的随意。
阿里的父亲曾在奥斯曼海关担任中级文书，而迪米特里的祖父则是为帝国供应木材的商人。两个家族在生意往来中建立起信任，孩子们更是一同在港口街巷里厮混长大。这种跨越信仰的世交关系，在商业气息浓厚、族群边界相对模糊的旧港区并非孤例。像是之前因为征兵而引起宗教矛盾，在塞萨洛尼基反而是罕见的情况。
阿里举起酒杯对着窗外透进来的晨光晃了晃，酒液里浮着细小的气泡，酒精的香气飘了出来。
“要说教也该先去说教奥斯曼的苏丹。”他呷了一小口，喉咙里泛起暖意，“喝酒的苏丹少吗？塞利姆二世当年把葡萄酒叫‘葡萄汁’，光明正大地摆在宫庭宴会上，连最严苛的宗教学者都得夸他‘用词精妙’。你外祖父不也在苏丹宫廷做过文书？那些基督教幕僚，大多是希腊人，专门帮苏丹采购上好的勃艮第葡萄酒，连官方文件里只写‘进口葡萄制品’，提都不提酒字。”
迪米特里听得笑了，外祖父确实跟他说过宫廷秘事，塞利姆二世嗜酒如命，甚至有“酒鬼苏丹”的绰号，可宫廷史官从来不敢明写。“那是苏丹，普通人哪能比？”
“人活着就算为了喝上这么一杯果汁！”阿里一饮而尽，放下酒杯，指了指邻桌的穆斯林商人，“喝酒从来不是苏丹的专利。他们是从安纳托利亚来的木材批发商，当年我去他们仓库收税，角落里藏着的拉基桶比我家的还多。我还见过阿訇私下喝，只是关起门来罢了。老爷们都这样，底下人自然松快。”
正如阿里所言，在奥斯曼帝国的漫长岁月里，伊斯兰教法的庄严戒律与世俗生活的现实之间，始终存在裂隙。而源头，往往来自帝国的最顶层。
苏丹的宫廷虽为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与宗教中心，其宫墙之内却长期盛行着系统性的规避之道。
历代苏丹不乏公开饮酒者，如塞利姆二世便曾将葡萄酒巧饰为“葡萄汁”以自欺欺人；宫廷采买也多假手于基督教幕僚，使酒类得以绕过禁令流入深宫。自上而下的松弛，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种隐晦的默许。
而在更广阔的文化层面，受波斯传统影响的突厥语世界，对酒精饮品本就抱有相当的宽容。在统治阶层与文人雅士的社交生活中，饮酒几近常态，甚至部分宗教学者亦参与其中。
至于普通民众，其信仰实践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图景，且阶层与地域差异显著。富有的商人与乡绅为维护声誉，通常严格遵循礼拜、斋戒与天课等核心功修。然而，在广大的平民阶层中，宗教义务的履行则远为模糊。
在类似萨洛尼加这样的国际化港口城市，各民族杂居，商业气息浓厚，严格的教法规范更难以覆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城市独特的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无形中进一步稀释了传统的行为准则，为阿里里萨埃芬迪此等人物及其“葡萄果汁”的生存哲学，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空间。
几杯酒下肚，阿里面色红润起来，身体也开始活跃，饱经沧桑的椅子发出细微的声响。
“用英国人的话怎么说来着？”阿里拿起续上葡萄汁的酒杯，再次猛喝一口，“who care？”
迪米特里被逗乐了，也学着阿里的样子，举起酒杯，“那就敬凯尔（care）！”
“说正事，我今天找你，是有笔生意要合伙。”他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个磨得发亮的皮本子，翻开后里面记着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字，都是马其顿山区的木材贩子和他们的货量、品种。
迪米特里的眼睛亮了亮，却又很快皱起眉：“你是税员，做生意不怕违规？”
“我想要辞职，不干了！”
“你要辞职？税员的差事虽然薪水不高，但稳定啊，做生意风险可不小，要是赔了怎么办？”
“税员那点薪水，够干什么的？”阿里的手指在本子上划过，语气带着对现状的不满，“我天天跟这些木材贩子打交道，谁手里有希腊人要的橡木，谁的松木适合盖军营，我一清二楚。希腊人现在到处修铁路、盖军营，雅典来的工程师上周还在找优质木材，出价比奥斯曼时期高两成。你在港务局管运输调度，能拿到优先装船的名额，还能避开那些繁杂的报关手续。我打算辞掉税员的工作，我们合伙开家木材商行，我负责对接货源、搞定税政上的事，你负责运输和销售，赚的钱按比例分。”
虽然王国在新省份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但无论薪水再怎么高，在塞萨洛尼基，公务员的财富永远也不可能比商人多。
他顿了顿，说出最关键的优势：“我当税员这么多年，熟悉所有税收政策，比如修铁路的木材有三成税减免，我能精准算出该交多少，既不亏政府，也不让我们自己多掏钱。那些木材贩子信我，愿意把货交给我们；我没过极端宗教表现，之前跟希腊官员打交道也都和气，就算辞了职，他们也不会刻意为难。这就是我们合伙的底气。”
迪米特里的心动了，可顾虑还是没消。“可我们一个穆斯林，一个希腊人，合伙做这么大的生意，太扎眼了。城里的希腊青年会最近总喊‘异族滚出商业区’，穆斯林那边也有老顽固说‘不跟异教徒合作’，两边不讨好怎么办？”
“那些喊口号的人，要么是没生意做的穷光蛋，要么是想靠宗教博名声的伪君子。”阿里嗤笑一声，指了指窗外正在卸货的轮船，“你看那船主，犹太人大卫，他的船既装希腊人的橄榄油，也装穆斯林的羊毛，赚的钱比谁都多。塞萨洛尼基这地方，还有什么时候口号能比钱重要？”
他拿出张皱巴巴的纸，是希腊政府刚颁布的《商业促进令》，指着其中一条：“政府要的是税收和就业，不是天天争你是谁。我们做木材生意，从林场收税是给政府交钱，运到港区交运输税，卖到雅典交销售税，一年下来交的税能顶十个小作坊，他们心疼我还来不及，怎么会为难我们？”
“至于穆斯林那边，”阿里喝了口酒，语气笃定，“我帮过多少木材贩子避税，他们心里有数。上次斯特鲁米察的老帕夏资金周转不开，还是我帮他申请了延期交税，他的林场有一半的货等着出手，要是烂在山里，损失比谁都大。真有人说闲话，他第一个不答应。”
迪米特里看着阿里本子上那些港区有名的木材贩子，再想想百废待兴的王国哪来都是机遇，还有自己正在追求的安娜，心里的天平彻底倾斜了。“可中介费怎么算？要是政府查起来……”
“我们签正规的合伙经营合同，明确各自的权责和分成，所有账目都做得清清楚楚，完全合规合法。”阿里从怀里摸出笔，在本子上写下两人的名字，“明天我就去提交辞职申请，同时带老帕夏去港务局找你，他有一批上好的松木要卖，那群铁路工程师正等着要。我们先做这单，赚了钱，就正式注册木材商行。”
眼看迪米特里还在犹豫，阿里开始催促：“你说你爹怎么就生出来了你这么个胆小鬼？你外祖父是君士坦丁堡有名有姓的一号人物，你祖父怎么也是个走遍地中海的商人，怎么到了你这一辈，反倒畏手畏脚起来了？”
“真是祖辈耗尽英雄气......”
“够了！“迪米特里声音不大，却带着斩断退路的决绝，“我跟你干。“
他猛地举起酒杯，澄澈的“葡萄汁“在晨光中剧烈晃动，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干杯！“迪米特里的声音响彻酒馆，“为了我们的生意！“
“干杯！“阿里几乎同时举杯响应，笑容里带着计划得逞的快意，“为了真正的生意！“
第176章 农业问题
1876年的秋阳刚爬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橄榄树梢，帕特雷城郊的葡萄田里就出现了一个佝偻的身影。
约安尼斯迪米特里乌指尖抚过饱满的葡萄串，紫红色的果粒上还沾着晨露，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
不远处的田埂边，妻子玛丽亚正带着三个孩子捡拾落在地上的枯枝，准备中午烘烤葡萄干用。村口的小广场上隐约传来村民的喧闹，有人在谈论雅典的大选结果，说青年党又赢了，但约安尼斯充耳不闻。对他来说，那些远在雅典的政治博弈，远不如眼前这一片葡萄藤来得重要。
再过几天，这些葡萄就能酿成沉甸甸的收获，那是他盼了整整一年的财富。
一阵微风吹过，葡萄叶沙沙作响，约安尼斯的思绪跟着飘回了十五年前。
1861年的春天，奥斯曼帝国留下的蒂马尔土地制度刚被废除，希腊政府推行土地改革的消息传到了村里。那时的约安尼斯还是个佃农，靠着给领主耕种土地过活，一年忙到头，大部分收成要上交，全家只能勉强糊口。当村长在广场上宣布，每个佃农都能分到原领主的土地，只需在规定年限内缴纳赎金时，约安尼斯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分到了四公顷土地，就在村庄外围的山坡上，虽然地里满是碎石，土壤也不算肥沃，但那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契约上的条款写得很清楚，要在五年内缴清四百德拉克马的赎金，平均下来每年要缴八十德拉克马。
这几乎占了全家年收入的一半，若是逾期没缴，土地就会被政府收回。拿到契约的那天，约安尼斯把纸紧紧揣在怀里，回家的路上走得格外慢，仿佛每一步都在掂量这份希望背后的重量。玛丽亚得知消息后，抱着孩子们哭了，她这辈子都没想过，家里能有自己的土地，哪怕要背负这样沉重的债务。
从那天起，这片山坡就成了全家的战场。天刚蒙蒙亮，约安尼斯就和大儿子一起牵着家里惟一的驴出门，驴身上套着带铁尖的木犁，约安尼斯扶着犁柄，大儿子在前面牵驴，犁头划过布满碎石的土地，震得他手臂发麻。那匹驴是家里最值钱的资产，值六十多德拉克马，要是没有它，单靠人力根本耕不完四公顷土地。
玛丽亚带着小一点的孩子跟在后面，蹲在地里捡拾石头，最小的女儿才五岁，小手被石头磨得通红，却从来没喊过疼。地里的杂草长得比庄稼还快，他们只能趁着傍晚的凉意去拔草，蚊子叮咬得浑身是包也不在意。为了保证稳定的收入缴赎金，约安尼斯只能种小麦和橄榄，这是村里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轮作方式，虽然利润不高，但胜在稳妥。
那些年，家里的日子过得紧巴巴。餐桌上永远是黑面包、橄榄和羊奶酪，鸡蛋倒是每周能吃上一两回，至于腌猪肉，只有到了冬天宰了家里养的猪，才能吃上几顿。
约安尼斯舍不得买新衣服，身上的羊毛围腰布已经磨得发白发薄，膝盖处破了个洞，玛丽亚从他父亲留下的旧外套上拆下一块粗呢子，一针一线地补了上去。孩子们的衣服也是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袖口和裤脚短了就接一块布继续穿。
有一年春天麦苗刚返青，突如其来的霜冻打蔫了大半，约安尼斯整夜整夜地守在地里，用稻草把麦苗盖起来，双手冻得开裂流脓也浑然不觉。玛丽亚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每天晚上都会烧热水给他泡脚，偷偷把省下来的橄榄油抹在他的伤口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1866年秋天，约安尼斯终于缴清了最后一笔赎金。
那天他从帕特雷的税务局回来，手里攥着一张土地所有权证书，走到自家的田埂上，蹲下来摸了摸脚下的泥土，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这片他用汗水浇灌了数年的土地，终于完完全全属于他了。晚上，玛丽亚杀了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炖了一锅鸡汤，孩子们吃得狼吞虎咽，约安尼斯看着他们的笑脸，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他那时以为，只要守着这片土地，好好种小麦和橄榄，就能让家人过上安稳日子。
他依旧种着小麦和橄榄，每年的收成够缴税后，能剩下些钱买些必需品，孩子们慢慢长大，衣服还是老大穿完老二穿，但餐桌上总算能稳定见到羊奶酪和鸡蛋了。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四年，直到1870年的春天，一个穿体面外套的商人打破了这份安稳。
他是帕特雷最大的农产品收购商康斯坦丁诺斯，手里拿着一个精致的皮箱，挨家挨户地拜访村民。当他走到约安尼斯家时，约安尼斯刚买回来了几只新的鸡苗，正准备去地里修剪橄榄树，康斯坦丁诺斯径直走到田埂上，递给他一支卷着烟草的纸烟。
“迪米特里乌先生，你还在种这些不值钱的橄榄和小麦吗？”康斯坦丁诺斯的声音洪亮，带着城里人的傲慢。
约安尼斯虽然没见过卷烟，但还是接过烟，点燃后吸了一口，不由得感叹城里人的花样真多。
“不种这些种什么？”他问道，心里有些不悦，却又忍不住好奇。康斯坦丁诺斯笑了笑，从皮箱里拿出一小袋紫红色的葡萄干，递到约安尼斯面前。
“你看这个，科林斯葡萄干，现在在法国和英国卖得火极了。”他说，“法国的葡萄园遭了根瘤蚜病，几乎绝产，欧洲市场的葡萄干供不应求，现在的价格是小麦的好几倍。”
约安尼斯的眼睛亮了起来，他拿起一颗葡萄干放进嘴里，甜中带酸的味道在舌尖散开。
“真能卖这么贵？”他有些不敢相信。“我还能骗你吗？”康斯坦丁诺斯从皮箱里拿出一份报纸，指着上面的一则消息说，“你看，这是雅典的报纸，上面写着现在欧洲的贵族都爱吃科林斯葡萄干，英国的甜点店里全是用这个做的。”
他顿了顿，又抛出一个更诱人的条件：“而且种葡萄的税比种谷物低多了，谷物要交实物税还要加不少现金税，葡萄只需要交很少的现金税，算下来能多赚不少。”
得益于国王的扫盲运动，约安尼斯倒是看得懂个大概。他有些心动，但很快又犹豫起来。
家里的橄榄树是祖传的，已经长了几十年，每年都能结不少橄榄，虽然卖不上高价，但很稳定。
要是砍了橄榄树改种葡萄，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康斯坦丁诺斯仿佛看出了他的顾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我已经和邻村的好几户人家签了收购合同，他们去年砍了橄榄树种葡萄，今年就能收获了。你要是不信，可以去邻村看看，他们现在都在盖新房子呢。”
毕竟康斯坦丁诺斯已经签下了大笔订单，他需要尽一切可能寻找货源。
当天下午，约安尼斯就去了邻村。果然，村口几户人家正在垒砖房的地基，以前和他一起扛犁的乔治斯，穿着崭新的粗呢外套迎了上来，拍着他的肩膀炫耀：“康斯坦丁诺斯说了，保底能卖以前两倍的钱！”
约安尼斯回来后，连夜把家人叫到油灯下开家庭会。
玛丽亚手里缝着儿子的破衣服，听完丈夫的话，针尖顿了顿，抬头看着他：“我知道日子紧，但橄榄树和小麦稳当。万一明年法国人治好他们的葡萄园呢？葡萄干卖不上价了怎么办？孩子们总不能啃葡萄藤吧？”
”约安尼斯攥着拳头：“稳当能让小儿子穿上新鞋吗？能让女儿去帕特雷上学吗？邻村都盖新房了，我们不能再等了！”
玛丽亚看着丈夫眼里的光，又看了看孩子们瘦弱的身体，最终把没缝完的衣服放在膝上，点了点头。村里的老人听说后，拄着拐杖来劝他，说狄俄尼索斯不喜欢贪心的人，橄榄树是护家的根基，但约安尼斯已经听不进去了，他满脑子都是康斯坦丁诺斯描述的欧洲市场，满是黄金的样子。
不过约安尼斯的计划却被战争打断了。等到他改种葡萄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873年。
战争结束没多久，约安尼斯就联系了买家，卖掉了家里三十多棵祖传的橄榄树，换了一笔不少的钱。
他用这笔钱从雅典买了英国领事推广的“无核科林斯”葡萄藤苗，又请了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帮忙，把自家的四公顷土地全部翻耕一遍，种上了葡萄藤。
看着地里整齐排列的葡萄藤苗，约安尼斯仿佛看到了满地的黄金，他每天都泡在地里，给葡萄藤浇水、施肥、搭架子，比照顾自己的孩子还用心。玛丽亚和孩子们也一起帮忙，虽然累，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期待。
回忆的思绪被一阵清脆的笑声拉回现实，约安尼斯抬头一看，是小儿子在田埂上追逐蝴蝶，身上穿着一件崭新的棉布衬衫，这是上个月卖了第一批早熟葡萄后买的，也是孩子出生以来第一件从城里的商店里买的新衣服。
约安尼斯的嘴角露出了笑容，他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泥土，走到玛丽亚身边。“差不多可以开始采摘了，”他说，“今年的收成比预想的还好，康斯坦丁诺斯说会给我们一个好价钱。”
采摘工作开始了，约安尼斯请了村里的十几个村民帮忙，每天管三顿饭，还能拿到不少工钱。村民们看着满架的葡萄，眼里都充满了羡慕，以前他们都觉得约安尼斯太冒险，现在却都后悔自己没有早点跟着种葡萄。约安尼斯的岳父也来了，他以前是最反对砍橄榄树的，现在却拍着约安尼斯的肩膀说：“我以前错怪你了，你有商人的头脑，以后我们家也跟着你种葡萄。”
葡萄采摘下来后，要晾晒，玛丽亚带着孩子们日夜守在晒场，生怕下雨把葡萄淋湿。
约安尼斯则忙着联系康斯坦丁诺斯，约定了收购的时间。
几天后，康斯坦丁诺斯带着车队来到了村里，看到晾晒好的葡萄干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当场就付了钱。当约安尼斯把钱递给玛丽亚时，她激动得哭了起来，这一笔钱相当于他们过去三年种小麦和橄榄的总收入，足够盖一座新房子，还能给孩子们买新衣服和书本。
财富带来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改变，还有村里声望的提升。
约安尼斯请帮忙采摘的村民喝了一场酒，酒桌上，大家都围着他请教种葡萄的技术，以前那些看不起他的村民，现在都对他毕恭毕敬。
约安尼斯的信心也膨胀到了极点，他觉得自己找到了发家致富的捷径。他听说帕特雷东边有一片荒地，有好几公顷，地主愿意出售，价格不算便宜。
约安尼斯打算把这笔钱拿出来当首付，再向帕特雷的银行借贷，把荒地买下来，全部种上葡萄。
他去帕特雷找到了银行的经理，经理听说他是种葡萄发家的，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借贷请求，说现在种葡萄是热门生意，银行很愿意支持。
约安尼斯又去和地主谈妥了价格，约定下个月就办理土地转让手续。回到村里后，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家人和村民，大家都为他高兴，说他以后就是村里的大财主了。
约安尼斯站在自己的葡萄田里，看着一望无际的葡萄藤，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好日子，他觉得自己再也不是那个靠天吃饭的佃农了，而是一个能掌控自己命运的商人。
与此同时，雅典的王宫深处，康斯坦丁国王正在翻阅一份来自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农业报告。报告是由当地的执政官撰写的，上面详细描述了帕特雷地区的农业变化。
国王的手指划过报告上的文字，当看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农民大规模砍伐橄榄树和谷物田，改种科林斯葡萄，仅帕特雷城郊就有数十个村庄参与，预计明年的葡萄干产量将大幅增加”时，他皱起了眉头。
国王抬起头，看向窗外的卫城，阳光洒在白色的大理石柱上，显得格外庄严。他叫来身边的阿列克谢，把报告递给了他。
“你看看这个，”国王说，“现在伯罗奔尼撒的农民都在种葡萄，万一欧洲的市场变了，或者葡萄也遭了病虫害，他们该怎么办？”
第177章 葡萄产业
“阿列克谢，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康斯坦丁国王的声音落在书房里，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
书桌上摊着厚厚一叠农业报告，最上面那份的封皮印着“伯罗奔尼撒农业异动”的字样。阿列克谢韦尼泽洛斯坐在对面。他作为康斯坦丁的心腹，自然是知道国王的意思，国王希望主动干预葡萄种植，以免在未来遭受冲击。
但这一次，他想给出一点不一样的答案。
“陛下，我认为不需要干涉，更不必组织农民停止种植葡萄。”阿列克谢的回答直接且坚定，这是他追随康斯坦丁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反驳国王的隐含意图。
他看见国王的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却没有退缩，继续说道，“这不是盲目的跟风，是市场规律在起作用。我们不能违背规律去强迫农民回到过去。”
康斯坦丁没有立刻说话，只是将手边的一份报告推到阿列克谢面前。那是财政部送来的出口数据，上面圈出了科林斯葡萄的出口额，过去一年的数值比前五年的总和还要高。
“我知道这是收益，”国王的手指点在红圈上，“但收益背后是风险。你是个聪明人，应该清楚单一作物依赖的后果。”
“风险确实存在，但收益和机遇更大。”阿列克谢弯腰拿起报告，快速翻到附页的欧洲市场分析，“陛下请看，法国的根瘤蚜灾害还在扩散。这种来自北美的虫子从1860年代中期传入后，已经毁掉了波尔多、勃艮第近六成的葡萄园。去年法国葡萄酒产量不足鼎盛时期的七成，很多酒庄已经开始砍伐枯死的葡萄藤，连用来制作葡萄干的酿酒葡萄都供应不足。”
他顿了顿，见国王没有打断，继续补充：“欧洲的需求没有减少。英国的甜点工坊、德国的果酱厂、奥匈帝国的糖果商，都在四处寻找葡萄干货源。我们的科林斯葡萄干颗粒饱满、甜度高，正好填补这个缺口。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每担葡萄干的利润是小麦的四倍，这对扩大国家外汇储备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一种源自北美的微小害虫葡萄根瘤蚜随美洲葡萄藤传入法国。这种昆虫专食欧洲葡萄的根系，导致葡萄藤成片枯死。至1889年，法国葡萄酒年产量已从鼎盛时期的约85亿升锐减至23亿升，整个产业濒临崩溃。
然而，这场灾难却未同等程度地波及希腊。由于根瘤蚜喜湿润疏松的土壤，例如法国波尔多和勃艮第地区的石灰质与沙壤土，而希腊许多葡萄园位于干燥贫瘠、石砾遍布的山坡与岛屿之上，如圣托里尼，此类环境极不利于根瘤蚜的生存与繁殖。因此，希腊的葡萄种植意外地躲过一劫。待到根瘤蚜最终传播至希腊时，国际上早已摸索出嫁接抗病美洲砧木等防治方法，危机得以缓解。
“法国人不会一直被虫子困扰。”康斯坦丁终于开口，语气里带着几分忧虑，“他们有最好的农学家，迟早会找到治愈葡萄园的办法。等到那时，欧洲市场重新被法国占据，我们的农民手里的葡萄干卖不出去，又砍光了橄榄树和小麦田，该怎么活下去？”
这正是国王最担心的地方。在历史上，希腊这片土地曾多次被饥荒的阴影笼罩。19世纪40年代，希腊刚独立不久，便在1845年和1850年接连遭遇全国性大饥荒，尤其是1850年，伯罗奔尼撒半岛饿殍遍野，不得不紧急从奥斯曼帝国和俄国进口粮食才得以缓解。1868年至1870年克里特岛的饥荒，由于持续战乱和奥斯曼人的封锁，岛上居民几乎断粮。
不过由于康斯坦丁的执政，在1874年的饥荒则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再结合前世的经验，康斯坦丁有理由认为希腊必须实现主粮的自给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