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正在码人呢，这不是什么秘密，许多人从全国各地天南海北汇集到襄京。
前文提过，大顺其实也就比大清强那么一点，但就这一点，也是很大的差别了。
广东有很多懂各国洋文的人，码过来，广州沦陷期间和英国人合作过的都没关系。
北方边疆还有不少懂俄文的，也码过来。
士大夫对数学和各种稀奇古怪的技术接触得多了，总会出现几个家里有几个钱，懒得做官，喜欢研究这些东西的“怪人”，码过来。
虽然大顺的炮兵培养已经落后了，但总归有之前大规模学数学的底子在，还是有少数高手的，码过来。
各地军学知名的数学老师，码过来。
会造燧发枪的工匠，码过来；技艺高超的炮匠，码过来；冶金专家，码过来。
有出洋当过雇佣兵又回乡的，重金相请。
京城钦天监里有负责翻译、审查外国书籍的，码过来。
全国最有名的几个大夫，码过来，准备招收学生，筹建野战医院。
筑路专家、水利专家、农学专家，还有土地丈量之类问题的专家，码过来，支援诸葛阳宁在麻城的改革。
印刷业和造纸业的高手，码过来支援刘彭。
各地矿山、盐场鼓捣过蒸汽机的那些人，还有一些搞过水利机械的，码过来参加造火轮船的项目，还要在南漳县试造蒸汽机车用于煤矿。
还有几位道长，参与火药改进。这方面其实顺朝还真不算落后，兵政府武库司的那些人甚至已经在研究苦味酸了。然而落实到兵工厂，连基本的黑火药造粒都做得一塌糊涂。
从占整个国家人口的比例来说，这些人是绝对的极少数、边缘人、不正常的异类。可顺朝实在是太大了，就算是顺朝的极少数，划拉划拉也够组建一个小国家的班底了。
后世史家所说的“德明改革”，就这样开始了。但是此时，并没有什么人意识到这是改革。
前线和英夷打仗，发觉英夷枪炮犀利，皇上下令仿制，这不是很寻常的事吗？和当年引进鸟铳、斑鸠铳、鲁密铳、佛郎机、红夷大炮有何分别？
找几个西洋工匠，又有什么奇怪的，利玛窦这种“意大利大儒”咱也不是没见识过。造洋枪洋炮要用洋匠，这不是和做奶油蘑菇汤要用法国厨子一样自然的事吗。
皇上要搞数学，搞去呗，孔圣人的六艺里不就有“数”吗，这也是咱们儒家的东西，有什么不好的，反正又不改我们科举的考试内容。
搞医院，好事啊，儒者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多安排点人学医，正好解决那些当不上官的读书人的就业问题。
翻译洋书？洋人能有什么学问，他们写的东西也算书？不过就是工匠小道，只能叫图纸。军学里的那些人本来就都是武夫和小吏的料，改行当工匠也没差。
麻城的新政，确实是个麻烦，不过也就是大顺开国时的那老一套，丈田罢了，哪个皇帝上任不得烧三把火，只是没想到皇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玩这个。估计也就是前线仗打得不顺，皇上要收拾几个贪官挽回一下面子，等这股风吹过去就好了。
至于雇的那几个法兰西兵将，估摸着就和当年明朝的夷丁差不多，一群只会打仗的外国丘八而已，又不是请一群法兰西大儒来做六政府尚书，有什么可紧张的。
在这个国家拥有最强话语权的士大夫阶层，完全没觉得自己的利益被触动，除了一个小小的麻城县，庞大的文官系统丝毫未动。大顺朝的州县数以千计，哪次反贪不得把十个八个县令送到库页岛砍树去，动了一个麻城县，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明面上声势最大的，反而是征调名医、招收医学生的活动。前线将士在流血，国家需要医生，这理由何其光明正大。河南、湖北一带许多中等人家都动心了，如今读书人越来越多，这科举越来越难考了，去学医也很好，既体面，同时也有做个小官的机会，对于年轻的底层儒生来说，这是很好的出路。
至于学的医术有多少来自祖宗传统，有多少来自外夷，并没有人关心，在顺朝的医生看来，苗医、蒙医、藏医、和医、兰医、英医、法医（法国的医学）都是一样的。既然西亚的商人把乳香和没药带到了中国，它们就成了中国传统药材，那么欧洲的商人把体温计、听诊器带到了中国，体温计、听诊器当然是中国医生的传统工具。
这个时代只有医术高低的差别，没有中医和西医之分，全世界一流的医生都在现代医学的大门前疯狂砸门。在清朝被赋予贬义的“蒙古大夫”一词，在顺朝却只有“蒙古族的医生”这一个意思，因为蒙古没有遭到清朝那样的刻意封锁，给蒙古贵族治病的医生在一百年前就摆弄显微镜，在张家口就能买到全世界医学家的著作，其中的一流人物也并不比孙乐安这样的人差。就算落后，最多也不过落后个几十年，只要有条件学习，三年五载就追上来了。当然，这是不看底层农牧民的医疗状况的结果。
军事贵族们自然是感觉到了德明帝最近的一些做法触及了他们的利益，但谁让他们打了败仗呢？德明帝这一系列的动作所使用的人力资源，其实还是军事贵族的底层，将来士兵可以招募穷人，而军官还得是用读过书的人，德明帝总不可能让法国人指挥大顺军队。所以，折腾来折腾去，还是肉烂在锅里。既然打了败仗，原有的一些军中高层肯定会被借机边缘化，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新提拔上来的终究还得是这个圈子里的人，最多不过是中层变高层、底层变中层的把戏。能带来一时的新气象，但新权贵依然还是权贵。
真正暗藏杀机的，其实是似乎“自古有之”，只是做了一点小变化的军学，还有这不起眼的藜光书坊。德明帝造蒸汽机、造枪炮、练新军这些事，成不成其实都无所谓，最关键的是，为了凑齐做这些事的人力资源，不得不在朝廷的推动下办新式教育。新军队、新产业的人力资源需求，加上技术革新带来的教育逐步平民化，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了。
这一点，就连德明帝自己也没看到，如果他连这个都能想到，必然会毫不犹豫地叫停，直接彻底闭关锁国。现在的他，只是觉得需要更多的军官、胥吏和工匠，所以就办个培训班一样的东西，纯粹是走一步看一步，买几台蒸汽印刷机，也不过就是为了给培训班印教材更方便甚至多挣点经费。可是他一旦尝到生产力进步和强大的新军带来的甜头，就很难遏制了，而且以顺朝巨大的体量，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看出什么弊端，这些新学的学生根基薄弱，必然乖乖做皇权的走狗。正确的经验不可能凭空掉下来，如果以史为鉴的话，这帮人的政治身份其实也就和前朝的太监差不多，有什么可担心的。
然而，一旦走上这条路，全中国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永远都会缺少人才。皇帝要是个就知道吃喝玩乐的废物也还罢了，德明帝却是个既有真本领又喜欢沽名钓誉的人，总会忍不住去做事。为了有足够的人手，只能逼得他继续办教育，最后形成全套的小学、中学甚至大学，而这些新人自我复制的能力可不是太监能比的。教育领域的变化天翻地覆，那么科举还能保持不变多长时间呢？而如果连科举制都动摇了，对于一个封建帝国会有怎样的后果呢？
在这个时候，说这些也没什么用，如果现在有人对德明帝说，这些人将来会威胁皇权，德明帝肯定觉得他失心疯了。这些个连科举的路都走不通的边缘人，现在正是皇权最好的刀。他们一无权二无钱，离开了皇权赋予他们的机会，他们就什么也不是。
转眼间，已是德明二十一年的年终岁尾。距离英军来犯已经整整一年了，顺军几乎是打一仗败一仗，就算偶有击退英军的时候，也是每次的伤亡都远大于对手，皇上的颜面扫了一次又一次地。好在搬到襄京来了，不用成天面对朝臣，没人一群外行天天和他讨论这个问题，皇上还能留点体面。
已经有人意识到，皇帝可能在襄京又建立了一个权力中枢，也已经有人开始提议反对。但是作为一个正常上位且已经执政超过二十年，获得过军事胜利的帝王，德明帝的权力近乎无限，皇上要是把你的话当成耳旁风，你什么办法也没有。
而且，大部分人还是迟钝的，觉得皇上坐镇襄京也不过就是为了和英国人打仗的权宜之计罢了，野战医院、兵工厂这些东西都是为战争准备的，放在襄京方便顺流而下进攻江南，似乎也很正常。
其实德明帝根本没考虑任何区位因素，就是为了方便控制，把所有东西一股脑都放在襄京了，就连火轮船研发都放在了汉江边上。
对于火轮船，德明帝缺乏兴趣。李西平那个世界的德川幕府改革时首重海军，那是因为日本是岛国，海军也是内部维持统治的重要力量，顺朝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要打造一支足以击退英国海军的强大舰队，要花的金钱和时间都太多了，而且根据德明帝对法国历史的了解，他觉得法国的海军也不算很强。
因此，德明帝对于火轮船计划的要求仅仅是组建一支由小型汽船组成的长江水师，保证对两湖、江西的统治。只要控制长江中游和汉江、湘江、赣江这三条水道，襄京朝廷就不可能被任何内部力量干翻，先保障生存，再考虑其余。
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派出的代表团已经到了，他们并不是接到澳门方面的报告才来的，而是得知英国对大顺开战时就着手准备了。法国人认为，英国人很可能像《拉封丹寓言》中那个火中取栗的猫一样，白白激怒了中国，却让法国白捡便宜。
法国人的设想实现了，他们与德明皇帝的私人代表签订了《中法襄京密约》，这份条约在大顺一直是绝密，文本也早已佚失，后人只能从法国方面保存的条约文本中一探究竟。德明帝许诺给法国人的很多，索要的也很多。
第一，大顺皇帝与法兰西王，以及两国人民之间，永远和好。
第二，向法国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嘉定五个港口。
第三，中国官员不得侵犯、征用法国人在华财产。
第四，法国国王在新开放的五个口岸设立领事馆，领事馆职权如澳门领事馆例。
第五，法国军舰在遵守大顺法律的前提下可以于各通商口岸靠泊，如大顺军舰访问法国，可在法国指定的港口享有同样待遇。
第六，法国人贩运的货物不必由洋货行包买，可以自由发售。
第七，关税由双方共同商定。
第八，内地税关不得对法国货物征收现有税费以外的额外费用。
第九，如果法国商人从事走私活动，按大顺原有法律论处。
……
条约一共三十六款，不算很平等，比如说，允许法国商船来大顺贸易，大顺商船去法国就是走私。不过反正大顺现在也没有能去法国的商船，也就无所谓了。
法国人没争取到领事裁判权，顺朝只是像奥斯曼土耳其那样，允许法国领事可以依据本国法律处理在华法国人之间的纠纷，一旦法国人和中国人或者其他国家的人发生冲突，还是要顺朝官府处理。
从魏本福和佟光的争斗就可以看出来，由于开国之初官府镇压乡绅，顺朝并没有息诉的传统，反而鼓励人来告状，好找茬发配几个明朝旧臣去辽东，对司法一事十分看重，不会拱手让人。法国方面觉得这可以接受，大顺的司法部门，多花钱就能解决，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法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修建坟墓，中国地方官也有义务保护，但是绝不允许设立教堂，如果有传教士登岸，依然按照顺朝旧法处理。这一点顺朝寸步不让，法国人也没有办法。片面最惠国待遇也没争取到，德明帝坚持一事一议。
尽管法国人觉得这些条件还不够，但是英国人万里远征都没有拿到的东西，他们这么轻易就用谈判拿到了，也算可以了。英国人打仗，他们签条约，不管获得多少权益都和白捡的差不多，见好就收吧，真把这个老皇帝逼急了，条约不签了，换一个国家合作，那就鸡飞蛋打了。顺朝和法国合作纯粹是因为两国过去交情不错，所以第一个想到了法国，也不是非法国不可。
德明帝向法国索要的，是陆军教官一百名、海军教官二十名、各种类型的工匠一百五十名、医生二十名、懂中文的法国翻译人员十名。此外，又订购了一大批图书仪器、机械设备、武器船舶。皇帝给了一张汇票，可以在澳门兑成白银。
澳门有一家皇商经营的钱庄，在英军攻占澳门时并没有被抢劫，因为它开在各国领事馆的正中间，承办了不少外国商人的业务，英军若是一股脑把各国商人的存款都抢了，恐怕也不合适。
值得注意的是，德明帝的一系列举措鲜少涉及经济，他觉得除了土地兼并严重，大顺经济并没有什么别的问题。手工业依旧天下无敌，让法国人敞开了随便卖货，他们也卖不动什么。既然财政和内帑都还算够用，那么至少目前没必要做什么改动。要是军事的事搞明白之后还有精力，多花些工夫治理黄河才是正经。
这个新年，尽管沿海地区打得血流成河，但襄京还是一派安宁祥和。湖北是内地中的内地，从湖北到达顺朝的任何一处边境，至少都要穿过两个省，这里的居民怎么可能想得到西洋人的事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随着迁居襄京的人越来越多，这里的市面也愈发繁荣，本地人哪怕是剃头修脚也能多赚几个钱，着实生发了不少。外地人大部分都是被皇帝叫来的，自然也不差钱。
像纪博闻这种自己来的，既然找到了工作，生活也就好起来了。今天是西历1842年2月9日，德明二十一年的大年三十，纪博闻今天不上班，从街上买了四个菜，一壶酒，兴致勃勃地回到家里。
纪家叔侄吃饭很麻烦，他们两个都不会做饭。纪博闻是个书呆子，纪晓兰过去也算个官家小姐，懒得学做饭，父母也没逼她。最近纪晓兰倒是试图和房东茅大娘学做饭，但至今也没学出什么成果。平时纪晓兰基本上是和朱简炳、茅氏夫妇一起吃饭，饭钱算在房租里。纪博闻吃住都在书坊，朱家房间狭小，纪晓兰来了之后本来也没有他住的地方了。书坊的员工有不少是外地人，因此也提供食宿。
书坊的伙食一般，所以纪博闻也经常在外面买着吃。现在纪博闻的收入水平，吃个饭不是什么问题，而且纪晓兰也有了工作。
就算有开国时高皇后统率的“健妇营”在战场上打出来的地位，顺朝的女性社会地位也比明朝时强得有限，原因很简单，人口太多了，又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消化如此之多的劳动力，连纺织业都有一大群男人在做，女性的劳动力得不到有效利用，除了家庭手工业，鲜少有适合女性的正当职业，女性地位当然没法提高。
但纪晓兰不同，她有一门在本地比较稀有的技术。小时候她不爱学做饭，却爱学作画，她父母觉得琴棋书画毕竟也是高雅艺术，就让她随便画着玩吧，不过纪晓兰画的不是水墨山川，而是绣像插画。
没有清朝的文字狱，大顺朝廷对朱子学颇多鄙夷，因此也没有什么“崇经学，正人心，厚风俗”的破事，版刻插图衰落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小说、戏曲的书比较好卖，皇商都带头卖，在皇帝持股的书坊买到绣像版的《金瓶梅》也是很正常的。
宁波是出版业发达、风气开放之地，纪晓兰连西洋铜版画的技法都学过。而襄京是世兵聚居之地，在这里想找会画画的人可不容易了。于是，纪晓兰便开始为藜光书坊绘制插图。
她画的当然不是《金瓶梅》，各种农书、医术、本草书，肯定是要搭配大量图片的，小说话本之类的书籍也需要插图，此外还有边栏设计之类的工作。
现在纪晓兰正在画一本小说的插图，藜光书坊刚刚成立，首先得出版一些能保证销量的图书，知名小说就是一个很好的选项。现在纪晓兰正在为之画插画的这本书，名叫《红楼梦》，是本朝世宗、高宗年间的文豪曹霖所作。
曹霖的高祖父，乃是明末总兵官曹变蛟，山西大同人，和他的叔父曹文诏一起，前后与李自成作战七年，互有胜负，仇怨极深。曹氏叔侄颇有本领，敢打敢拼，同时也惯于杀良冒功、虚报战果，还是洪承畴假招安屠杀降卒的重要帮凶。曹镇的军纪也十分败坏，时人歌谣称：“宁被流贼抢，不教曹兵挡；流贼抢有限，曹兵害无穷；流贼抢民财，曹兵杀民命。”
后来曹文诏被李自成击毙，曹变蛟则在松锦大战中死于清军之手。李自成从陕西进兵京城时，大同明军不战而降，曹变蛟之子曹珏时年十六岁，也在其列。曹变蛟虽然罪大恶极，但李自成念在曹变蛟在松锦战场上突击清军大营，后来被擒不降而死，总算是做过一件对国家有用之事，当优待其后人，以安明朝降将之心，于是授曹珏骑都尉之爵，降等袭爵。
顺朝男爵以下的爵位，有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四等，依降等袭爵之制，骑都尉的第四代便为庶人，虽然也被吸纳进了统治集团，但只能算其中的中层。曹家这种纯粹为了邀买人心才封爵的前朝旧人，更是被边缘化的。但是，后来顺朝为遏制地方豪强，将大同武官有爵位者尽数迁居京城，其子弟皆在京师军学读书，曹珏之子曹卯恰好与顺太宗同学。
顺太宗即位之后，曹家迅速飞黄腾达，曹卯武举得中，官至漕运总督。曹卯的儿子曹仰已经没有爵位了，科举又考不中，便做起了皇商，经营皇室在江南的产业。然而到了顺世宗年间，曹卯已经去世，曹仰生活奢侈，又无经营之才，替皇帝经营的产业接连亏空，最终因挪用皇室财产之罪被抄家，灰溜溜地返回了京城。曹仰之子曹霖由世家公子一夜之间变为一介寒儒，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从此再不涉足官宦之事，用心于山水诗文，最终写出了这部《红楼梦》。
纪晓兰把画画的东西都收了起来，腾出了桌子。纪博闻摆上酒菜：“幸亏你来了，否则我这里过年冷冷清清的。如今咱们爷俩出息都不错，回安庆重修祖屋也是指日可待了。”
纪晓兰没接话，回安庆干什么？在这里画画有什么不好？但她是孑然一身，叔叔却得照顾留在安庆老家的堂弟，终究是要回去的，到那时，她也只能回去了。
“纪先生在吗？”外面响起了敲门声。纪博闻去开了门，房东茅氏端着一个食盒站在门外：“过年了，给纪先生送点菜。”
食盒里是一盘饺子、一盘干炸小鱼，一盘豆腐盅。纪博闻连忙道谢，又问道：“小哥放假了吗。”茅氏叹道：“假倒是放了，只是麻城离这里七百里，走一趟得十几天，也回不来。”
顺朝的春节假期是从腊月二十四到正月十五，休息二十一天或者二十二天，不过实际上，除了官府、学堂能这么放假，其他的都没有这么长的假期。麻城那边诸事繁忙，诸葛阳宁只给手下人从除夕那天开始放假，初六就要上班。
吃罢了年夜饭，外面也渐渐响起了爆竹的声音。今年襄京的市面较好，买炮仗的人也变多了。
纪博闻准备回书坊睡觉，走到半路，忽然天空一亮，是烟花，街上不多的行人都驻足观看。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煞是美观。纪博闻注意到，行宫方向静悄悄的。听说过去每年除夕、元宵之际，皇宫门前都要大放焰火，与万民同乐，但今年皇帝似乎没有这个心情。
书坊的伙计工人多为本地人，都已经回家过年了，宿舍只剩下三个和纪博闻一样的外地来的穷书生。刘彭特意安排人给他们送了些酒食，这些人的技能目前还没法轻易被取代，还是得多关心的。
他们三个人已经吃完了饭，碗筷还扔在桌上，三人坐在床边，合看一卷《水浒传》。
这个世界的《水浒传》有七十回本、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一百六十回本四个版本。前三个版本和李西平那个世界是一样的，只有多出来的这个一百六十回本特殊。
一百六十回本前八十二回的内容和百回本一样，但是从征辽开始就不太一样了。征辽主帅是梁山的手下败将童贯，梁山好汉倒成了他的部下。在童贯的瞎指挥下，梁山好汉死伤惨重，童贯反而得以封王。然后就是梁山好汉跟着岳飞抗金的故事，直到岳飞风波亭遇害，还是宋江、卢俊义被谋杀，宋江毒杀李逵，吴用、花荣自尽的结局。
这个版本的《水浒传》最大的特点是作者肯定见识过真正的番邦是什么样子，没有很多古典小说里描写番邦时那样各种彰显匮乏的想象力的描述。虽然书里的金国也不见得像前金，但是肯定像后金。
顺朝追杀清朝到黑龙江，而崇祯又有派马绍愉和皇太极议和的“事迹”，顺朝在这个问题上自信心爆棚。所以，顺朝对于宋朝徽、钦、高三宗的评价简直就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具体方式就是把他们干的事都说了一遍。
描写两宋之交这个特殊题材的文艺作品，就算突破“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界限都无所谓。因为越突出宋朝对前金称臣的无耻，就越突出顺朝先送崇祯上吊，再灭后金的功绩。
比如说阮小五，一开始是“酷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到了靖康之变时，直接有了“先把狗皇帝剁作十几廿段，才好放开手脚杀鞑子”这样的台词。
这三个同事看的正是一百六十回本中的一卷，这个时代印刷的书籍字普遍较大，因此较长的书籍必须分卷，否则厚度难以想象。一本《水浒传》，就算是最短的七十回本，不带插图，不分卷也印不下。
其中一人叹道：“可叹啊！我朝虽然圣上英明，却没有岳爷爷这般忠臣良将。”另一人说：“只可惜窦将军竟因瘟疫而卒，否则英人怎是他的敌手。”第三人说：“英将艾乔治不通兵法，不如完颜宗弼远甚。”
纪博闻脱了鞋子，往床上一躺，很快就睡着了。
第三十章 义演
“出卖我的叛徒会得到你们的银币，但他的良知也会遭受永恒的折磨。我的祖先砸碎镣铐铸成大炮，造就了这个国家，它没有被鞑靼人征服，当然也不会被任何人征服。你们能够占领广州，但你们也终将离开，离开之前，这里还会留下你们遍地的尸体。”
伴着一声枪响，大幕缓缓落下，观众席上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出名为《广州围城》的话剧刚一上映，就得到了巨大的欢迎。这座紧邻纽约炮台公园的小剧场天天爆满，连窗外都站着人。
本剧基本的参考就是毛利明元写的那本《英营历险记》，这本书刚刚写出来，就被澳门的美国商船带到了美国，美国华人有一定的消费能力，所以美国商人们和刘彭一样，认为这种描写鸦片战争的书籍肯定卖得好。
英国人称这场战争为“中英通商战争”，顺朝则根本没给这场战争起名字，而美国华人称这场战争为“鸦片战争”。这个名字对宣传很有利，即便是事不关己的美国白人中，也有许多人认为英国出动军队保护毒贩的行为实在是太无耻了。
船到美国之后没多久，这本书就被改编成了话剧。改编的时候把一些事情的时间顺序调换了，刚才这最后一幕，正是在英国军营投毒的人被英军枪杀。
刚才被“枪毙”的那个演员走到了台前，他肤色黝黑，头发弯曲，脸上并没有多少东亚人的特征，刚才演戏用的也是英语。然而现在，他一开口却是中国北方口音。
“我的祖父来自朝鲜的木浦，祖母和母亲都是黑人，我从小就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但我那个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的母亲从小就告诉我，我是一个中国人。”
“直到我长大之后，才明白这件事的意义。当我走在加布里埃尔普罗瑟战斗过的里士满街头，有警察叫住我：‘嘿！你这个肮脏的黑鬼！’我可以取出我的证件，告诉他：‘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凭手艺吃饭的铁匠。’”
“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我没有像我的儿时玩伴一样，一生困在种植园中，我被送到了纽约的朝鲜会馆，在那里学会了官话、朝鲜话和华文、英文，以及一门可以谋生的手艺，回到里士满，带着母亲离开了种植园。而我孩提时代的朋友们，他们从来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只能被主人作为工具，即便反抗，也像三十年前发生在路易斯安那的悲剧一样，不懂得如何斗争。”
“在美国的有色人种中，华人是最特殊的存在，这不是因为白人更尊重我们，而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曾经为了废除奴隶制而浴血奋战过。当明朝的官员审问起义奴隶的领袖张儒，问他为什么要反叛时，他回答：‘无他，不欲为奴耳。’正是因为他们的流血牺牲，我们才有了人的身份。”
“美国政府为什么会承认我们是人呢？因为我们传承了祖先留下的经验，比其他奴隶更懂得如何反抗；因为在那个我们从未去过的祖国，有数以亿计的勤劳人民，美国需要他们生产的生丝和茶叶；因为大顺有一支足以让美国人不敢对他们开炮的军队，美国商人在澳门只能服从大顺的法律。”
“可如果我们的祖国灭亡了，我们还能保留现在这样的身份吗？现在的我们已经低人一等，如果我们连祖国都失去了，我们想做为人活着恐怕都是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