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我的金手指是现代大国 第682节

  那位年长代表对他微微摇头,示意他冷静。

  然后,年长代表自己站了起来,面对众人,声音沉稳,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坚持。

  “傅代表所言,不无道理,发展,确需代价,然代价由谁承担?如何承担?”

  “须有底线,须有公平。”

  “产值税或可商榷,但‘商务监理局’之职权,必须明确将劳工权益保障、工时工价监督、安全生产督查置于核心,征税,必须与切实改善工人基本生存条件、建立最低保障同步推进!”

  会议再次陷入僵局。

  一方要“规范”与“征税”,一方要“权益”与“条件”。

  博弈再度开始。

第901章 一个新的时代

  资产制度似乎真的在红袍天下铺开了。

  山东,山区。

  这片最初靠着种植红薯地瓜供应红袍军的山是秃的,石头多过土,一道道深沟像是大地被旱魃抓出的伤口。

  周家峪,几十户人家,星星点点贴在陡坡上,远远看去,像是风一吹就能刮跑的泥点子。

  村后山坳里,一片稍微背风点的坡地上,孤零零地立着几个长满荒草的土包,那是周家的祖坟。

  七十二岁的老农周大山,穿着一身补丁摞补丁、几乎看不出原本颜色的黑棉袄,颤巍巍地跪在最前头那个稍微像样点的坟包前。

  他没哭,也没说话,只是伸出那双如同老树根般粗糙皲裂的手,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摸出三根自家搓的、歪歪扭扭的土香,就着旱烟袋里的火煤子点燃,插在坟前冻得硬邦邦的土里。

  青烟笔直,在无风的午后,孤零零地向上飘。

  然后,他弯下那几乎对折的腰,额头抵在冰冷的地面上,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每一下,都发出沉闷的“咚”声,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也像是在告别什么无比沉重的东西。

  花白、稀疏的头发上,沾满了黄土。

  磕完头,他依旧跪着,没起来。浑浊的老眼,望着那袅袅的青烟,又缓缓转向旁边那片同样贫瘠、但被他用一生汗水浇灌、勉强能长出点谷子、地瓜的坡地。

  拢共八亩,散在三四处,最好的那块向阳坡,也不过两亩半。

  地里的庄稼早就收完了,只剩下枯黄的秸秆茬子,在寒风里瑟瑟发抖。

  “爹,娘,列祖列宗......”

  周大山终于开口,声音嘶哑干涩,像破风箱。

  “不孝子孙大山......对不住你们了,守不住地了......守不住了。”

  他慢慢从怀里,又掏出一张折叠整齐、但边缘已经磨损的毛边纸。

  纸上印着规整的表格和文字,最上面是“永业垦殖公司山地永租契约”,下面盖着鲜红的公司大印和一个陌生的私印。

  契约条款密密麻麻,核心意思就一条:周大山自愿将名下八亩山地的“永久使用权及地上产出收益权”,以每亩一次性“补偿”银元五块的价格,“永租”给永业垦殖公司,用于统一规划种植“高价值经济作物”。

  租期:九十九年。

  期满可“优先续租”。

  契约下方,留着写的歪扭的“周”字,和一大块空白,等着按手印。

  五块银元一亩,八亩地,四十块银元。

  这就是他祖祖辈辈、他自己刨食一辈子的土地,最后的价钱。

  旁边,还蹲着一个穿着体面棉袍、戴着瓜皮帽、手里拿着印泥盒子的中年男人,是“永业公司”派来的管事,脸上带着职业化的、混合着不耐烦和一丝不易察觉轻蔑的笑容,等着。

  周大山伸出右手拇指,看了看。

  那拇指粗壮,关节变形,指甲残缺,布满劳作留下的伤疤和老茧。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缓缓地,重重地,将拇指按进了管事递过来的、鲜红的印泥里。

  然后,在那份契约签名旁的空位上,落下。

  一个清晰的、暗红色的、带着指纹螺纹的指印,印在了那张决定他和这片土地命运的纸上。指印有些颤抖,边缘模糊,但足够清晰,足够......有效。

  管事脸上笑容加深,迅速收起契约和印泥,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哗啦一声倒出四摞用红纸带扎好的银元,每摞十块,整整齐齐,在冬日惨淡的阳光下闪着冰冷诱人的光。

  他将银元推到周大山面前。

  “周老伯,收好了,四十块,一分不少,从今儿起,这地,就归公司统一经营了,您老拿着钱,好生养老。”

  管事的声音带着完成任务后的轻松。

  周大山没看那些银元,只是呆呆地看着自己拇指上那抹刺眼的红,又抬头看了看祖坟,看了看那八亩即将不再属于自己的山地。

  寒风卷起地上的枯叶,打着旋,从他脚边掠过。

  当晚,夜深人静。

  周大山没点灯,就着窗棂透进来的一点惨淡月光,用那截快要用完的、儿子多年前从矿上捎回来的铅笔头,在一张不知从哪里撕下来的、皱巴巴的烟盒纸背面,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行字。

  他识字不多,是早年村里冬学勉强认得的一些,加上自己编的顺口溜。

  写完了,他披上那件破棉袄,揣着那张烟盒纸,拄着根木棍,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村口那棵半边枯死的老槐树下。

  树下有块还算平整的土墙,是村里贴告示、闲话的地方。

  他摸索着,从怀里掏出一点不知什么时候存的、早已干硬的浆糊,抹在烟盒纸背面,然后,用力地,将它拍在了土墙上。

  做完这一切,他仿佛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靠着老槐树粗糙的树干,缓缓滑坐在地,望着黑沉沉的大山和更远处看不见的夜空,一动不动,像一尊正在迅速风化的石像。

  次日,早起的村民发现了那张贴在老槐树上的烟盒纸。

  纸上的字歪斜如孩童学步,却像烧红的烙铁,烫进了每一个路过、识字或不识字但听人念了的人心里。

  “地契换银圆,银圆换药汤,待到药汤尽,尸骨葬何方?”

  四句话,二十个字。没有哭嚎,没有控诉,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对失去土地后未来的冰冷诘问与绝望预感。

  地没了,换来的钱,大概只够买几副治不好病、救不了命的“药汤”,等药汤喝完,钱花光,这把老骨头,又该埋到哪里去?

  祖坟旁?

  可那里即将不再属于周家。

  歌谣像长了脚,随着走村串乡的货郎、逃荒的流民、返乡的短工,迅速从沂蒙山区的褶皱里传了出去。

  它太直白,太戳心,太容易让那些同样在失去土地、或预感即将失去土地的农民产生共鸣。三个月,仅仅三个月,这首《卖地谣》如同瘟疫,又如同野火,借着口耳相传,借着偷偷传抄,竟传遍了直隶、山东等各地农村。

  无数个“周大山”在田间地头、在破屋寒窑里,用各种方言,低声念着、哼着、哭着这四句话。

  它成了这个冬天,北方农村最沉重、也最真实的一道伤痕。

第902章 五十万亩地

  消息,最终通过青年复社分布在各地的调查员和同情者的渠道,汇拢到了复社总部。

  直隶保定府,一处不起眼的院落,门口挂着“青年复社直隶社会调查处”的木牌。

  屋里烟雾缭绕,几个年轻人正对着一堆刚刚从各地送来的报表、地契副本、访谈记录,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

  负责汇总的干事,一个叫陈默的年轻人在开口。

  “查清了......基本查清了。”

  陈默的声音因为愤怒和某种寒意而发颤,“就咱们直隶一省,从去年开春到上个月,有据可查的、单宗超过五十亩的所谓‘自愿’永租或‘合作开发’土地,加起来......足足有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多亩,接近五十万亩!”

  “五十万亩?”

  屋里响起倒吸凉气的声音。

  “对,五十万亩!”

  陈默重重点头,拿起一份清单。

  “这些地,八成以上,是从自耕农或佃户手里‘租’走的,租期,最短三十年,长的......九十九年,跟卖了没区别,租金,旱地每亩年租折银不到一钱,好点的水浇地也就两钱左右,甚至有不少是一次性给笔‘补偿款’就了事。”

  屋里一片死寂。只有粗重的呼吸声。

  五十万亩良田熟地,从种粮食,变成冒烟的工厂、或不能吃的经济作物。

  这意味着多少农民失去立身之本?

  意味着多少粮食缺口需要从外省甚至海外调运?

  更意味着,一种全新的、以“契约”和“资产”为武器的土地兼并狂潮,正在他们眼皮底下,以“振兴实业”、“发展经济”的合法名义,轰轰烈烈地进行。

  其规模、其速度,远超当年他们打击的土豪劣绅巧取豪夺。

  可这些公司合法。

  地方官府支持,甚至上面还有‘鼓励民间资产参与土地改良、发展特色农业’的文书!

  无力感,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心头。

  几乎与此同时,千里之外,长江江心,一艘大型客轮上。

  最高层的特等舱客厅里,灯火通明,温暖如春,与窗外寒冷的江风与夜色隔绝。

  七八个穿着体面、气度不凡的中年男人,围坐在一张铺着洁白桌布、摆放着精致茶点的圆桌旁。

  主位上,是民会实业部部长,姓郑,名伯韬,五十许岁,面容清癯,目光锐利,是民会内“实业兴国”派的旗帜人物之一。

  在座的其他人,也都是民会在江南、湖广等地实业界的核心骨干与后起之秀。

  郑伯韬缓缓开口。

  “近来,下面有些官吏,看到各地工厂兴建,土地流转,心里有些打鼓,有些......想不通,觉得咱们民会,是不是走偏了,是不是忘了本,跟那些旧时代的绅商豪门,搅到一起去了?”

  他顿了顿,看到有人微微点头,有人凝神倾听。

  “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格局小了,我们要看清楚大势,西洋海外红袍现在发展的很快,靠的就是庞大的产业资产,大商团、大财阀。”

  他身体微微前倾,语气加重。

  “红袍天下,如今百业待兴,我们要跟海外那群洋人红袍争市场,要跟海外财阀斗法,靠什么?靠散兵游勇?靠那些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小工坊、小商号?不行!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拳头’!有自己的‘巨无霸’!”

  “所以,我们民会,要牵头,要整合!”

  郑伯韬的手在空中用力一握。

  “把我们能影响的、有潜力的实业、商号、资源,用新的方式,聚合起来,我们控股,把握方向,让懂行的商人去具体经营,利润,按照章程,合理分配,我们拿出其中的三成,甚至更多,用来反哺民生。”

  他环视众人,眼中闪烁着一种混合着理想与野心的光芒。

  “这不是走老路,这是在闯一条新路,一条既能让资产活起来、让实业强起来,又能让红利惠及百姓、巩固红袍根基的新路,我们把它叫做‘民业联合体’!”

  “想想看。”

  他语气放缓,带着蛊惑。

  “当我们的‘民业联合体’遍布大江南北,掌控钢铁、纺织、航运、矿业命脉,每年创造的利润,源源不断投入民生建设,那时候,谁还敢说我们民会只是‘清议’?谁还能动摇我们在红袍天下的根基?我们是在用实实在在的经济力量,夯实红袍的江山,造福天下的黎民!这,才是真正的‘实业兴国’!才是我们该有的担当!”

  而就在“江安号”的客厅里回荡着“民业联合体”的宏伟蓝图时,数千里外的陕北,延安府一处偏僻窑洞里。

  一盏小小的、冒着黑烟的油灯下,几个穿着旧、手上还带着冻疮的青年,正围着一台老掉牙的手摇油印机,紧张地忙碌着。

  空气里弥漫着廉价的油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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