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我的金手指是现代大国 第691节

  “喏,这就是个私人的‘水泥厂’。”

  赶车老汉用鞭梢指了指。

  “听说东家是城里某个大人的亲戚,用的都是咱这附近没了地、活不下去的人,工钱压得低,活又脏又累,那灰吸进去,肺都要烂掉,可没法子,总比饿死强。”

  板车在离工地不远的一个简陋茶棚停下。

  魏昶君颤巍巍地下了车,说要歇歇脚,喝口水。

  茶棚就一个茅草顶,四面透风,摆着两张破桌子和几条长凳。卖茶的是个跛脚老汉,茶是劣质的茶叶末,浑浊不堪。

  除了魏昶君他们,还有两个刚下工、来讨口水喝的工人,正蹲在棚子边,就着热水啃冰冷的、黑乎乎的杂合面窝头。

  魏昶君慢慢挪过去,也在旁边蹲下,摸出自己带的、同样粗糙的饼子,掰了一块,慢慢嚼着。

  他看着那两个工人,一个四十多岁模样,满脸皱纹,手上全是裂口和老茧,另一个年轻些,但眼神麻木。

  “后生,这厂子里干活,一天能给多少?”

  魏昶君用闲聊的语气问。

  年长的工人抬眼看了看他,又低下头,闷声说。

  “论筐算,砸一筐合格料石,两个大子,从早干到晚,手快不停,能砸个十几筐,刨去晌午那顿清汤寡水的菜粥,能剩个二十来个吧。”

  “才二十来个?”

  赵铁鹰皱眉。

  “还不管住?这灰这么大,不得病啊?”

  “病?”

  年轻点的工人忽然冷笑一声,声音嘶哑。

  “病怕啥?死了拉倒,东家说了,死一个,赔一百块,够买多少亩地了?可惜,咱命贱,一时半会死不了,就得在这儿熬着,住?你看那边......”

  他指了指远处山脚下一些低矮的、像是胡乱搭起来的窝棚.“那就是工棚,几十人挤一个大通铺,晚上冻得像冰窖,白天热得像蒸笼,跳蚤臭虫咬得睡不着,爱住不住,不住滚蛋,有的是人等着来!”

  年长的工人扯了扯年轻工人的袖子,示意他少说两句。

  年轻工人却似乎憋了太久,情绪有些激动.“怕啥?这老丈看着也是苦命人,说说咋了?我爹我娘,就是前年没了地,我妹子,被卖给海外了,我他妈的还有什么可怕的?在这鬼地方,早晚也是个死!”

  魏昶君默默地听着,嚼饼子的动作慢了下来。

  他看着年轻人眼中那混合着绝望、愤怒和麻木的火焰,又看了看年长工人那逆来顺受、如同枯木般的沉默,最后,目光投向那尘土飞扬、如同巨大怪兽般吞噬着劳力的工地。

  “那......就没想过,去正经的大工厂?或者,学门手艺?”

  他低声问。

  “大工厂?手艺?”

  年长工人苦笑。

  “大工厂要人,要么是熟手,要么得有保人,我们这泥腿子,谁给保?手艺?饭都吃不饱,哪有钱、哪有空去学?能在这卖把子力气,混口吃的,就算老天爷开眼了。”

  歇了一会儿,魏昶君起身,说想去工地边上看看。

  赵铁鹰和夜不收连忙跟着。

  他们没有进工地,只是沿着栅栏外围慢慢走。

  透过缝隙,能看到里面的景象更加清晰。

  砸石头的工人,虎口震裂,鲜血混着石粉,结成黑红的痂。

  推车的工人,负重踉跄,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艰难前行。

  窑口出灰时,热浪滚滚,赤着上身、只围块破布的工人,用铁锹将滚烫的灰块铲出,皮肤被炙烤得通红......夕阳西下,天色将晚。

  魏昶君终于说。

  “回吧。”

  回程的板车上,四个人都沉默着。

  车驶到接近京师,汇入京华渐起的稀落灯火。

  而魏昶君的心中,那模糊的、关于如何在下刀时“少流点血”的思考,似乎正与掌心那块粗粝石头的触感,以及今日所见所闻的一幕幕,缓慢而艰难地融合、碰撞着。

  路还长,夜还深。

  但有些东西,一旦看见,便再也无法假装看不见。

第917章 谁来新的革新

  岁月是最无声的刻刀,也是最公正的证人。

  那场石破天惊的“清肃资产”,已过去两年。

  七百多个日夜,放在一个刚刚经历了资产狂飙、又骤然被套上笼头的庞大天下身上,显得既漫长又短暂。

  足够某些旧的、顽固的痈疽在刮骨疗毒般的痛楚中溃烂、剥离、结痂。

  也足够一些新的、脆弱的生机,在血与火的余烬里,试探着冒出一点鹅黄的、颤巍巍的嫩芽。

  魏昶君已九十岁了。

  这个数字本身,就带着一种近乎传奇的沉重。

  他极少再出现在朝堂之上,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西山那处越来越像真正归隐之所的小院里。

  那双曾让无数人战栗、也让无数人追随的眼睛,如今大部分时间都半阖着,像是倦了,又像是在积蓄最后一点观看世间的气力。

  只有偶尔,当老夜不收或赵铁鹰送来某些关键的、或触动他心事的报告时,那眼缝里才会倏地闪过一丝锐利如旧的光,快得让人以为是错觉。

  但他依然是那个“镇鼎”之人。

  他的意志,通过那些被强力推行、并逐渐融入红袍肌体的新“规矩”,以及那些被他亲手提拔、在风雨中迅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执事者,无声而坚定地,改变着这片土地的气息。

  变化是细微的,如同春雨润物,起初不易察觉,但日积月累,大地终究会换上新颜。

  首先是那些与无数“周大山”、“水泥厂工人”命运直接相关的、最底层的劳动场域。

  北直隶,保定府,原“永业垦殖”旗下最大的一处棉花加工厂,如今门口挂的牌子换成了“保定第一纺织厂”。

  牌子是新的,但厂房还是那些灰扑扑的砖瓦房。

  不同的是,厂门口多了一块刷着白漆的木牌,上面用端正的楷书写着《招募律》和《劳动律》的核心条款摘要。

  “禁止强迫劳动”、“明码标价,按约付酬”、“每日工时不超过四个时辰”、“工伤疾病,东家需予救治,并酌情补偿”、“逢十歇一(旬休)”......字迹不算漂亮,但足够清晰。

  午后下工,一群女工说笑着从厂里走出来,虽然脸上依旧带着疲惫,但眼神不再像两年前那般麻木绝望。

  她们手里拿着刚刚领到的、用粗布缝制的小口袋,里面装着这个月的工钱,不再是东家随手抓一把铜子,而是用红纸仔细包好、盖着合作社小印的银元和铜元,数额与门口木牌上写的、她们心里也大致有数的工价基本吻合。

  “王婶,这个月发得挺准,我算了,比上个月还多了十几个大子!”

  一个年轻点的女工小声对旁边年长的说。

  “那是,新来的那个管事的说了,以后都这个日子发,不拖欠,听说东家......哦不,厂里上头定了新章程,再敢克扣拖延,要罚钱的,管事也跑不了。”

  王婶脸上露出点难得的笑意,小心地把钱袋揣进怀里最贴身的地方。

  “听说下个月,还要请个懂草药的郎中,每旬来一次,给咱们看看头疼脑热,不收钱,要是能在厂里弄个小药房就更好了......”

  “想得美!有郎中看就不错了,以前在‘刘记’织坊,手被梭子打出血,东家就给了把香灰让按上,后来烂了那么大个窟窿......”

  另一个女工撇撇嘴,心有余悸地摸了摸手背上一道明显的旧疤。

  不远处,原来的工头,现在叫“生产代表”,正和一个穿着深蓝色复社制服的年轻“劳资协调员”低声说着什么。

  工头脸上没了往日的横气,甚至带着点讨好的神色。协调员则拿着个小本子,边听边记,不时指向厂房某个方向,似乎是在询问通风、防火、还有那据说正在筹备工人休息处的进度。

  类似的情形,在保定启新钢铁厂、天津原华盛机器厂、还有南面几家被接管重组的大型纺织厂、乃至许多中小型、原本就靠压榨工人血汗苟活的作坊里,都在或多或少地发生。

  强制推行的《劳动律》和《招募律》,如同两道虽然粗疏、但足够坚硬的栅栏,将资产那只贪婪的手,挡在了最基本的人身安全与生存尊严之外。

  虽然远谈不上“福利”,虽然工时依然漫长,劳作依然辛苦,但至少,工钱有了谱,伤病有了最起码的着落,监工的棍棒不敢再那么肆无忌惮。

  对于那些习惯了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工人来说,这已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其次,是那股几乎要吞噬掉整个农村的、疯狂的“圈地”热潮,终于被一股无形的、但极其强大的力量,强行遏制、甚至逆转。

  这股力量,来自一道简单粗暴、却异常有效的“特别税”。

  对单户名下超过一定限额,诸如直隶是五百亩的土地,尤其是非农用的、短期内多次转手的土地,征收高额累进税,税率高到让单纯囤地、炒地变得几乎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本。

  山西,晋中平原。

  去年还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将周边几个村子土地都“整合”起来搞“集约化烟草种植”的“晋丰农垦公司”,今年开春却悄然偃旗息鼓。

  几个管事愁眉苦脸地围着账房先生,对着新下来的税单唉声叹气。

  “东家,这税......没法干了,咱们前前后后弄进来快八千亩地,光是这‘超限累进税’,一年就得交出去这个数!”

  账房先生伸出一根手指,脸色发苦。

  “这还没算正常的田赋和摊派,种烟草?就算全种上,扣掉本钱人工,赚的怕是还不够交税零头,要是遇上个灾年,得赔掉裤子!”

  被称为“东家”的,是个穿着绸褂、原本意气风发的中年商人,此刻也像霜打的茄子,颓然坐在太师椅里,喃喃道。

  “失算了......失算了......原想着趁着风口,圈地坐等升值,或者转手卖给那些开工厂的......谁想到朝廷来这么一手狠的,这税,分明就是不想让人多占地,现在地砸手里了,退也退不掉,种又种不起......”

  “东家,要不......咱们学学南边?把地拆成小块,转租给那些原来村里的农户?虽然租子收得少点,但起码能把税钱抹平,还能落点......”

  一个机灵些的管事小声建议。

  “也只好如此了......”

  东家长叹一声,仿佛被抽走了脊梁骨。

第918章 西边有事

  类似“晋丰”这样的“公司”不在少数。

  高额的土地持有税,如同精准的金融手术刀,割断了依靠土地投机和垄断坐享暴利的幻梦。

  资产开始重新计算“土地”的成本与收益,发现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后,自然对“圈地”失去了兴趣。

  大量被囤积、准备待价而沽的土地,被迫重新释放出来,以租赁、合作、甚至部分发还的形式回到实际耕种者手中,或者转向真正有经济效益的、适度的规模经营。

  虽然离“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依旧遥远,但那股要将所有农民都驱离土地的疯狂吸力,总算被暂时抵消了大半。

  而更深远、也或许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上。

  以往,资产如同逐臭的苍蝇,只盯着沿海通商口岸、资源富集区、或是政治中心的周边,疯狂扎堆,导致这些地方畸形繁荣,而广大的内陆、山区、偏远州县,则如被遗忘的角落,日益凋敝,人财两空。

  现在,情况开始有了微妙的不同。

  江西,景德镇以东二百里,一个原本以烧制粗陶为主、默默无闻的山区县。

  去年,一家从汉口迁来的、专门生产民用陶瓷碗、碟、盆、罐的“新昌瓷业”,在这里落了户。

  没选景德镇,是因为那里地价、人工都已飞涨,竞争激烈。

  而这里,有品质不错的陶土,有清澈的山溪,更有大量因家乡土地产出微薄、愿意接受相对较低工价的富余劳力,而且,县里为了吸引投资,给出了税收减免和建厂用地的优惠。

  短短一年,几座新的、带有简易烟囱的瓷窑在山脚下建了起来,雇佣了附近几个村子近三百名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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