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户很大，透过擦得锃亮的玻璃，可以看到外面海河上百舸争流的繁忙景象，以及对岸正在施工的、属于“津浦铁路延长线”的工地，脚手架上人影绰绰，打桩机的轰鸣声隐隐传来。
陈望坐在一张宽大的、但式样简单的橡木办公桌后面。
他这些年身材愈发瘦削，穿着一身半旧的藏青衣装，一丝不苟。
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已经开始花白。
脸上架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后的眼睛不大，却异常明亮、专注，此刻正紧盯着铺在桌面上的一份文件，右手握着一支钢笔，笔尖悬在纸面上方，久久没有落下。
文件封皮上，印着两行字。
《关于国内重大基础建设工程联合监理的试行办法（第三次修订稿）》。
下面是密密麻麻的条款，从总则、适用范围、监理机构设置、职责分工、工作流程、争议解决，一直到附则，林林总总，有几十页厚。
办公室里并非只有他一人。
长条会议桌旁，还坐着七八个人，有男有女，年纪多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穿着打扮与陈望类似，都透着一种技术官僚的精明与干练。
他们是民会的核心成员，分管着财务、工程、技术、商贸、海外事务等不同领域。
此刻，所有人都沉默着，目光或落在自己面前的文件副本上，或望着窗外出神，或偷偷瞥向办公桌后那个手握最终决定权的人。
空气有些凝滞，只有墙上那座老式挂钟，发出规律而清晰的“嘀嗒”声，敲打着寂静。
终于，陈望摘下了老花镜，揉了揉发酸的鼻梁，抬起头，目光平静地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办法文本，各位都看过了，第三次修订，主要是细化了成本审核的流程，明确了进度延误的责任界定，补充了特殊情况下紧急处置的授权条款，启蒙会那边，徐渭仁会长原则上同意了这些修改。”
“如果大家没有新的、原则性的反对意见，这份协议，我今天就签了。”
“签了，下个月一号，就正式生效，未来三年，所有投资预算超过五百万两白银的国内重大工程，铁路、港口、电站、大型厂矿、跨流域水利，都按这个办法来。”
“我们民会，负责成本核算、质量监督、进度控制，启蒙会，负责资源调配、人员任命、外围协调。”
他说的很平淡，仿佛在陈述一件最寻常不过的工作流程。
但在座的每个人，心里都像明镜一样。
这《联合监理办法》，名义上是分工合作，提高效率，杜绝浪费，听起来冠冕堂皇。
可往深里一想，民会管的是花了多少钱、东西造得合不合格、有没有按时干完。
这是具体的、琐碎的、容易得罪人的“执行”和“监督”的活儿。
而启蒙会，掌握着调拨多少资源、派谁去管、协调各方关系。
这是掌握命脉的“决策”和“分配”的权力。
民会，成了那个拿着尺子、盯着账本、在后面吆喝“不能超支、不能偷工减料、不能拖延”的“账房先生”兼“监工头”。
而启蒙会，则是那个决定“给多少米、派什么人、先修哪段路”的“大掌柜”和“总调度”。
听起来是分工，实际上，民会不知不觉间，就被绑上了启蒙会那庞大工程体系的战车，成了它的“执行臂膀”和“质量保证标签”。
好处是，民会得以将自己的“科学管理”、“成本控制”、“技术标准”理念，大规模植入这些决定国计民生的核心项目，扩大影响力，积累实务经验，也能在工程实施中安排自己倾向的技术人员和合作厂商。
但代价是，民会必须为这些项目的最终成败承担直接的监督责任，而项目的核心主导权和最大红利，依然牢牢握在启蒙会手中。
更深层、也从未出现在这份公开协议中的交换，发生在三天前，陈望与徐渭仁一次极其私密的会面中。
那次会面，只有他们两人，加上各自一名绝对心腹的记录员。
在一间没有任何标志的茶室雅间里，在袅袅的茶香和看似闲谈的氛围下，达成了真正的默契。
徐渭仁承诺，启蒙会控制下的行业工会、地方商会，将不再阻挠，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默许”民会在长江流域，特别是中下游那些中小工商业者、手工业主、乃至较开明乡绅中的组织发展工作。
这意味着，民会一直试图渗透、却阻力重重的这片广阔而富庶的经济腹地，将打开一扇门。
民会可以更顺利地在那里推广它的“技术互助小组”、“行业标准研讨会”、“小额信贷试点”，将那些分散的、各自为战的中小业主，逐步纳入自己的影响网络。
这对于以“改良务实、团结实业力量”为宗旨的民会来说，是无价的战略空间。
作为回报，陈望则需确保，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在涉及海外领地政策、资源分配、市场准入等关键议题的“三政体联席会议”上，民会需要与启蒙会“保持一致立场”，特别是在与复社主张发生冲突时。
这，正是前不久那部《海外事务协调机制法》得以迅速通过、以及民会背景船运公司“恰好”运力紧张卡住复社刊物的背后推力之一。
这是一笔交易。
第1010章 跟班？
彼时。
办公室里依然沉默。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笔用“监理”的琐碎权力和海外议题的投票权，换取在长江流域实质性扩张空间的交易。
没人提出“原则性的反对意见”。
能坐在这里的，都是民会的核心，都明白会长的权衡，也清楚民会目前的处境和需要。
与体量庞大、掌控着核心产业和军事力量的启蒙会正面对抗，不现实。
与理念激进、扎根底层的复社完全合流，不符合民会“稳健改良”的路线，也容易引火烧身。
“既然都没意见。”
陈望等了几秒，见无人发言，便不再犹豫，重新戴上眼镜，俯身，在那份文件的最后一页，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陈望。
两个字，写得端端正正，一丝不苟，力透纸背。
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民会的铜制公章，在印泥上仔细按了按，稳稳地盖在签名旁边。鲜红的印文，在雪白的纸张上，显得格外醒目。
做完这一切，他轻轻呼出一口气，将签署好的文件合上，递给坐在左手边第一位的、分管工程监理的副会长。
“老周，原件存档，副本一式三份，一份送启蒙会备案，一份留底，另一份......下发到各相关工程监理小组，组织学习，严格执行。”
“是，会长。”
被称作老周的副会长站起身，双手接过文件，脸色平静，但眼神深处，也有一丝复杂的情绪闪过。
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和他手下那些精于计算、笃信标准的技术官僚们，就要开始和启蒙会那些手握资源、长于权术的项目官员们，在无数个工地上，开始漫长而微妙的合作了。
其他人也纷纷起身，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准备离开。
会议似乎结束了。
彼时，坐在靠门位置的一位年近七旬、头发全白、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式长衫的老者，缓缓站了起来。
他是民会的元老之一，姓吴，早年是江南有名的账房先生，精于算计，为人耿直，甚至有些迂阔，但在会内资历很老，受人尊敬。
民会初创时，那些繁琐的章程、最初的收支制度，很多都出自他的手笔。
这些年，他渐渐退居二线，但遇到重大决策，陈望依然会请他到场，以示尊重。
吴老没有立刻走，他只是缓缓来到陈望的办公桌前，双手扶着桌沿，身体微微前倾，看着陈望，昏花的老眼里闪烁着某种直指人心的光芒。
他没有看那份刚刚签署的文件，而是看着陈望的眼睛，用他那带着浓重江南口音低声问。
“签了这个，咱们民会......往后，算是成了个什么了？”
这问题问得没头没脑，却又重若千钧。
成了什么？
成了启蒙会的跟班？附庸？高级打工仔？还是别的什么？
办公室里还没离开的几个人，脚步都停了下来，屏息看向这边。
陈望迎着吴老的目光，脸上没有任何被冒犯或不悦的神情。
他甚至还轻轻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近乎没有，却瞬间冲散了他脸上惯有的那种刻板与计算感。
他重新靠回椅背，双手十指交叉，放在腹部，目光平静地回望着这位见证民会从无到有、筚路蓝缕走来的老人。
他没有直接回答“成了什么”，而是用他那平实、甚至有些枯燥的语气，缓缓开口。
“吴老，您还记得，咱们刚扯起民会这面旗的时候，红袍天下是什么样的吗？”
吴老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陈望会这么问，下意识地回答。
“是启蒙会愈发扩张，涉足军政经济的时候。”
“对。”
陈望点点头，目光似乎穿越了时间和空间，回到了那个潮湿、破败、充满焦虑却又充满希望的场景。
“当时，里长从各行各业中选代表，要让咱们撑起红袍的未来。”
他顿了顿，继续道。
“后来，咱们做了多少事？做错了多少事？”
“启蒙会，有他们的‘大棋’。”
陈望的语调依旧平稳。
“徐渭仁会长，想着的是三十年后，五十年后，红袍该是什么样子，他要的是秩序，是力量，是集中资源办大事，这没错，甚至很对，一个天下，总得有人看长远，想大局。”
“复社，有他们的‘道理’。”
陈望继续说。
“赵铁鹰他们，盯着的是最底下那些人，是矿工、纱厂女工、码头苦力，他们觉得不公，要替这些人争，要喊出声来，这也没错，甚至很应该，一个天下，总得有人为那些发不出声音的人说话。”
“那我们民会呢？”
陈望的目光重新聚焦在吴老脸上，也扫过办公室里其他静静聆听的人。
“我们看不了那么远的大局，也未必有他们那么高的嗓门，我们手里有的，是各行各业的代表。”
他指了指桌上刚刚签署的那份文件。
“这份协议，是给咱们派了个‘监工’的活，是琐碎，是得罪人，是为他人作嫁衣，可您想想，这天下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最大、最重要的工程，是什么？铁路、港口、电厂、矿山。”
“这些工程的质量好不好，成本实不实，进度快不快，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徐渭仁那盘大棋能不能下成，也关系到千千万万在这些工地上干活的人，能不能拿到足额的工钱，有没有安全的保障！”
“咱们去监理，去核算，去监督，固然是帮了启蒙会，但咱们也有机会，实实在在的推进民会的改良。”
他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份薄薄的、没有封皮的备忘录，递给吴老。
“再看这个。”
那是他与徐渭仁密谈要点的不公开记录。
吴老接过，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一会儿，昏花的老眼渐渐瞪大。
“这......长江流域......他们真肯松这个口？”
“用海外投票权换的。”
陈望平静地说。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繁忙的海河和工地，背对着众人。
“吴老，您问我，签了这个，咱们民会成了什么？”
他停顿了很长时间，久到窗外的打桩机都完成了又一次沉重的撞击。
然后，他转过身。
“成了能做事的人。”
“在启蒙会画好的棋盘里做事，在复社掀起的风浪旁边做事，在千头万绪、盘根错节的现实里，一钉一铆，一砖一瓦地做事。至于叫什么都督，还是叫什么账房，叫监工，还是叫什么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