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我的金手指是现代大国 第778节

  “狠?”陈望北冷笑一声,“里长当年造反的时候,比我狠多了,我只是不让他买种子,他当年可是直接断了王朝的宿命。”

  他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下。

  “去做吧,记住,不要留痕迹,让商人们自己决定不卖,不是我们让他们不卖。”

  “是。”

  同一天,解放州的另一头,启蒙会北美分部。

  徐宗衍也收到了广府州农会发展的消息。

  他没有像陈望北那样急着出手,而是坐在书房里,慢慢品着一杯茶。

  “徐先生,民会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秘书在旁汇报。

  “我知道。”徐宗衍放下茶杯,“陈望北这个人,做事从不拖泥带水。他要断农会的粮道,这是他的本事。”

  “那我们呢?”

  徐宗衍想了想,站起来,走到墙边挂着的那幅世界地图前。

  地图上,红袍天下的版图被涂成了深红色,从红袍中原到红袍欧陆,从红袍南洋到红袍美地,一望无际。

  “民会断的是粮道,我们断的是名声。”

  徐宗衍转过身。

  “通知我们在红袍英地、红袍欧陆、红袍南洋的所有报社、杂志、广播电台,让他们同时发声。主题就一个,农会没有知识,不配管理。”

  “口径要统一,但不能让人看出来是我们在指挥,每个地方的侧重点可以不同,英地可以强调传统与秩序,欧陆可以强调理性与专业,南洋可以强调经验与务实。”

  “核心意思只有一个:农民没文化,农会没水平,不能把权力交给他们。”

  秘书点头:“明白。”

  “还有,”徐宗衍补充道:“不要直接攻击里长,里长的威望,我们动不了,我们要攻击的是农会本身,是那些泥腿子!要让老百姓觉得,农会是里长被蒙蔽了才搞出来的东西,不是里长自己的本意。”

  “这……能行吗?”

  徐宗衍笑了笑:“舆论这种东西,说多了,就成真的了。”

  广府州,闽南县。

  陈阿福蹲在自己的葡萄园里,看着满架的青葡萄,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

  半个月前,农会成立的时候,他觉得天要亮了,可现在,天好像又黑了。

  先是种子,往年这个时候,县城里的粮行都会派人来村里,问农民要买什么种子。

  可今年,粮行的人不来了,陈阿福托人去问,粮行的人说:“今年货源紧张,先紧着老客户。”

  然后是机器,往年收葡萄的时候,陈阿福都是租机械协会的脱粒机。

  今年他去租,人家说:“机器坏了,修不好。”

  他去看,机器好好的,就停在那里,可人家就是不租给他。

  陈阿福去找农会。

  农会的干部也是一脸愁容,不只是闽南县,隔壁的洛宁县、圣华金县,都出了同样的问题。

  种子买不到,机器租不到,连县城里的粮行都开始压价收粮,说“今年行情不好”。

  农会的人说:“这是有人在搞鬼。”

  就在农民们为种子和机器发愁的时候,报纸上的炮火也打响了。

  红袍英地的《伦地红袍时报》发表社论:《农会运动的隐忧》。

  文章写得很有水平。

  先说“农民是红袍天下的基石”,这是政治正确,必须表态。

  然后说“农民组织化是大势所趋”,这是顺着潮流走。

  可话锋一转,说“组织化需要专业化,专业化需要知识化”。

  “一个没有农学知识的农民,如何制定种植计划?

  一个没有经济学常识的农会,如何与商人谈判?

  一个没有法律素养的代表,如何在议会中维护农民权益?”

  文章最后“善意”地建议:“农会应该先从夜校做起,等农民具备了基本的知识素养,再逐步赋予更多权利。”

  红袍欧陆的《巴黎红袍报》更直接,标题就叫《知识即权力》。

  文章说:“红袍天下的根基是理性,是科学,是知识。

  把权力交给没有知识的人,是对理性的背叛,是对科学的亵渎,是对红袍精神的歪曲。”

  红袍南洋的《新加坡红袍公报》则走了一条更阴险的路。

  他们不直接批评农会,而是刊登了一系列“读者来信”。

  这些“读者来信”的作者,自称是“农民的子弟”、“农村的教师”、“乡镇的干部”。他们讲述自己“亲眼所见”的农会乱象:农会干部贪污、农民之间内斗、生产秩序混乱、庄稼无人收割。

  每一封信都写得情真意切,每一个故事都活灵活现。

  可没有一封信是真的。

第1068章 这是战争

  徐宗衍坐在解放州的书房里,看着这些从全球各地发来的报纸剪报,脸上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

  “里长啊里长!”

  他自言自语,“您老人家想用农会翻盘,可您有没有想过,这天下,已经不是您当年那个天下了?”

  闽南县农会办公室。

  魏昶君坐在那张旧椅子上,面前摊着一大堆报纸。

  《伦地红袍时报》、《巴地红袍报》、《新加坡红袍公报》、《红袍美地评论》、《社会观察》……

  一份一份,都是骂农会的。

  李满囤站在旁边,气得浑身发抖。

  “里长!他们太过分了!

  他们就是不想让农民站起来!”

  魏昶君没有说话。

  他拿起一份《伦地红袍时报》,慢慢看了一遍。

  又拿起《巴地红袍报》,看了一遍,又拿起《新加坡红袍公报》,看了一遍。

  然后他把报纸放下,抬起头,看着窗外。

  窗外,闽南县的田野一片寂静,那些田地里,葡萄还青着,可没有人去管。农民们蹲在田埂上,愁眉苦脸,不知道该干什么。

  种子买不到,机器租不到,粮食卖不上价。

  农会成立才一个月,就被逼到了墙角。

  “满囤,”魏昶君终于开口了,“你说,他们最怕什么?”

  李满囤想了想:“最怕农会真的办起来?”

  “不对。”魏昶君摇摇头,“他们最怕的,是农民真的有了知识。”

  李满囤一愣。

  魏昶君站起来,走到窗前。

  “农民没知识,是因为他们没机会读书。

  他们没机会读书,是因为他们的父辈、祖辈,都是被地主压迫、被官府盘剥、被世道欺负的人,他们的血汗,养活了那些读书人。可那些读书人读完了书,转过头来就说,你们不配。”

  魏昶君的声音很平静,可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刀。

  “所以他们的逻辑是:因为你穷,所以你不配。因为你不配,所以你继续穷。”

  “这是什么狗屁逻辑?”

  李满囤攥紧了拳头。

  “里长,那我们怎么办?”

  魏昶君转过身,眼神明亮。

  “让他们有知识。”

  三天后《红袍农人报》头版,刊登了一篇魏昶君亲自撰写的文章。

  标题只有四个字:《知识从哪来?》文章不长,可每一个字都像是刻上去的。

  “有人说,农民没有知识,所以不配拥有投票权,不配管理农会,不配参与治理。”

  “我问,知识从哪来?”

  “是与生俱来的吗?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是读书人老爷们施舍的吗?”

  “不是。”

  “知识是学来的,农民不认字,可以教,农民不懂经济,可以学,农民不会管理,可以练。”

  “你不让他学,他永远不懂,你不让他练,他永远不会。”

  “那些说农民没知识的人,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的知识,是谁供你们学来的?”

  “是农民的汗水,浇灌了你们的书本,是农民的口粮,填饱了你们的肚子,是农民的破屋,换来了你们的学堂。”

  “你们读完了书,回过头来,说农民不配?”

  “这不是知识的问题,这是良心的问题。”

  文章最后,魏昶君写了一段话:“我在此呼吁,红袍天下所有读过书的年轻人如果你还记得,你的父辈、祖辈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你还记得,你碗里的饭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你还记得,红袍天下是靠谁打下来的请你到农村去,到田野去,到农民中间去。”

  “教他们认字,教他们算数,教他们知识。”

  “农会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

  文章发出的当天,进步复社北美总部就召开了紧急会议。

  赵铁生坐在会议室的主位上,面前摊着那份《红袍农人报》。

  他没有说话,只是盯着那篇文章,看了很久。

  “总干事,”旁边的人忍不住了:“里长这是在召唤我们。我们怎么办?”

  赵铁生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人。

  “你们说,我们进步复社,是干什么的?”

  有人说:“掌控学校、高校、学术、文化、艺术。”

  有人说:“掌握思想阵地。”

  有人说:“培养红袍的未来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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