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李二人闻言俱是一愣。
刘禅朝法邈示意，法邈这才从左右手中接过了一沓卷宗，几步上前递给了向朗与李严。
向朗与李严二人虽然不解其意，却还是一起打开了这几份卷宗，看了起来。
刘禅坐得随意，静静看着二人。
他今日之所以召二人至此，非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要再榨一榨这两个被边缘化的『罪臣能吏』过剩的精力，让此二人来解决大汉如今最最迫在眉睫的制度建设问题：
修订《汉律》，统一各州立法。
如今益州、关中、荆州、陇右各地律令参差不一，或沿汉旧制，或用『汉科』，或杂以魏、吴之法，又或从权宜之规。
官吏断狱，往往一事而数判。
他在荆州这段时间，就已被各郡县律令混乱的问题弄得焦头烂额，而《汉律》那一套屎山代码，就是混乱的根源。
却又不能直接用『蜀科』来治荆州。这律令的乱麻若不趁早理清，日后必有掣肘之患。
因此，他要自己牵头，让向朗与李严二人会同有司，取各地律令之善者，删其繁芜，正其抵牾，修撰一部足可垂范后世的《炎武律疏》，彻底确立大汉的法统。
第469章 炎武律疏（下）
两汉四百年，律、令、科、比，林林总总，极其庞杂，断罪所需比对法条已近三万条，两百余万言，七百余万字。
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莫说普通的司法官员，就连大汉的廷尉正卿都无法遍览律令，这就使得刘禅这段时间在选拔、提拔律法相应官员时遇到了极大的阻碍。
因为考核没有标准答案，甚至就连出题人都不知什么是标准答案，全凭师承、家学及个人好恶评判。
没办法，两汉四百余年，『律、令、科、比』这一堆屎山代码实在太过复杂太过繁冗。
首先是汉律。
萧何定《九章律》九篇。
叔孙通加《傍章律》十八篇。
张汤定《越宫律》二十七篇。
赵禹定《朝律》六篇。
光律就有六十篇。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并未制定新律，而是继续沿用西汉律篇，将这套律篇体系完整继承了下来，即使这六十律篇已有许多累赘重复，但祖宗之法不可变。
没错，起初最大的阻碍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因为这是刘秀再造炎汉后，宣示自家法统承继自前汉的政治表态。
等到后来政权彻底稳定，这套屎山代码已经运行了起来，至少没有动摇后汉的统治根基，于是后汉朝廷也就没有再动著新律立新法的念头。
虽然没有制定新律，但后汉法律并没有停滞不前，除了以上六十律篇之外，有两种法律形式承担了更新法律的职能。
一是《令》，一是《科》。
天子的诏令经过整理后可以上升为具有长期效力的『令』，对汉律起到补充甚至修改的作用。
前代天子所定之法叫律。
当代天子新定之法叫令。
后汉每一代天子都通过发布新的诏令来更新法律，而没有去动那几部律典。
这些诏令经过日常使用、筛选和整合，最终被编入律文，完成从诏到令，再从令到律的转化，是天子在国家层面的补充立法。
至于科，则是律、令以外，朝廷各机构针对具体事务、具体犯罪与刑罚制定的单行法规。
一则科条负责一件特定的事。
后汉中后期，科条的数量急剧膨胀，其数至一二万条，民间怨之，谓『科条无限』。
而除了令和科以外，后汉还有一种极其重要的法律形式：比。
也叫『决事比』，它是在律无明文规定时，比照援引先前的典型案例作为判案依据。
『比』在西汉就已经存在，但大规模编撰『比』使之系统化，是东汉的风尚。
东汉的司法官员和刑律大家对散乱的判例进行了整理和汇编，形成了数百万字的判例集。
他们将判例集上报朝廷，朝廷审核过后，又不断赋予这些判例集以法律效力。
于是乎，东汉的司法官员在断案定罪时，除了查律、查令、查科，还要查比。
同一个案子，律可能说判三年，令可能说判五年，科可能说罚金了事，『决事比』里面，又可能找到更轻或更重的先例。
两汉四百余年，什么样的『决事比』都能找到，最后完全就是地方官想怎么判就怎么判。
所谓『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想让你活的，就找出能轻判的依据，想让你死的，就找出能重判的判例
如此局面发展到东汉末年，律令科比四种法律形式层层叠叠，互相覆盖，互相矛盾，已到了难以收拾、非改不可的地步，桓灵之世的民不聊生与它脱不了干系。
但积重难返，后汉朝廷始终没有能力与勇气去动那部律典本身。
因为自和帝以后，天子基本都是少帝傀儡，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又加上天灾频发，民变四起，导致朝野常有『更始受命』的异论。
所谓『更始受命』，就是某些儒生术士根据谶纬神学推算，认为汉朝历数将尽，上天会在某个时间点收回汉家天命，另选一个贤德之人来更始受命，建立新朝。
此时若敢动《汉律》，极易被扣上『变更高祖、世祖制度』的大逆帽子，引发剧烈的政治震荡。
等到后面天下大乱，不论是汉是魏还是吴，都是《汉律》与本政权科条并行的状态，因为大家都要宣示自己承袭两汉的正统地位。
丞相与法正、刘巴、李严、伊籍五人所制《蜀科》，也就是如今的汉科，同样是在汉律的基础上进行小幅的修正和增删，更多是一部因时因地制宜的地方性法规。
大汉夺下关中后，蜀科便已不适用于关中的情况了，于是又在原本蜀科的基础上增删修改以适配关中，给这套本就累赘的体系又加了码。
因为关中实行的《汉科》与益州实行的《汉科》虽然同名，其内容却是不尽相同的！
丞相在关中，倒还能好好梳理。
可如今荆州克复，大汉又要针对荆州的情况制定一套《荆科》，甚至交州也将拿下半壁，到时…还有谁有丞相这样的能力？至少费、董允等重臣在荆州已忙得焦头烂额，却根本梳理不出个头绪来。
如今的季汉与后汉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祖宗之法不敢动。各州郡地方科条颁布的同时，两汉近千万言的律令科比依旧沿用。
地方混乱难治。
而懂法的官吏却严重不足！
那就只能任用荆州本土士人。
这就导致现在的荆州汉律、汉科、吴科一时并用。
费甚至提出要大赦天下。
这样一来，既能示新复之地以天子恩典，所有积压下来的冤案旧案也能全部出清。
官府轻装上阵，就能让荆州的官吏慢慢熟悉荆科。各郡县太守、令长也能稍微得闲，着手去处置恢复民生等更紧要的事务。
刘禅直接给否了。
积案如山，律令如海，荆州新附，人心未定，若他大赦天下，当然能收一时之效。
可大赦这种事情，不过是以小惠收买人心，非但不能治国，反而会让奸恶之徒心存侥幸，大赦一次便伤一次国本根基。
除非衰弊穷极，万不得已，才可权宜行之。
否则今日荆州积案多便赦荆州，明日关中积案多便赦关中，后日益州又积案，官吏皆劳形于案牍，便又大赦益州。
长此以往，法将不法，民不见畏，奉公守法之民却要与奸恶之徒同沐所谓天恩，这是哪门子道理？
刘禅最后又搬出先帝之言：『若刘景升、刘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
费听得局促难安，最后唯有连连谢罪而已。
不能大赦，问题却总要解决。
律令繁冗，非一日之积，自然也非一日可解，荆州只能暂用荆科，治标不能治本。
而且要大量起用荆州本土士人。
但国家法度已经丧失了内在的一致性，靠什么培养、选拔律法官吏就成了最大的问题。
更要命的问题在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对执法官吏进行考核。
那就只能考验地方官的良心了。
可良心又如何能够经得起考验？
刘禅并不指望地方官能出几个包青天，因为一旦律法层面有大量漏洞可钻，那么不去钻空子的官吏恐怕连两成都不到。
他这才起了要著律立法之念。
按照原本的历史进程，曹会在去年的十月下令启动修律工作，彻底推翻《汉律》，在律令、立法层面彻底切断与两汉的联系，巩固曹魏政权的合法性。
这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而如今获得阶段性胜利的，不是曹魏而是大汉。曹魏焦头烂额，曹根本没有时间与心力消耗在著律立法上面。
那么这为天下立法著律一事，就只能由刘禅牵头领先了。毕竟哪个人能禁得住流芳千古的诱惑？刘禅当然也不例外，武功既彰，文治总也要跟上的吧？
问题越难，功绩越大！
刘禅面对的问题，是连李世民、朱元璋都不曾面对的问题，因为那时华夏律法已经有了一个十分完善的框架，循旧制缝缝补补即可。而刘禅现在要做的是彻底推翻旧制，重构一个可垂范后世的新框架。
那部由曹牵头、陈群、刘邵主导编纂的《魏律》，对后世著律立法影响颇深。
其非但对两汉律法进行了体系化的重构，还开启了律法儒家化的制度先河，把儒家主张的孝悌纲常融入到了刑律当中。
某种程度上，它革除了两汉法制的积弊沉疴。后世说它是华夏第一部统一的基本法典，赞他为后世各朝各代著律立法开创了范式。
但这不是刘禅想要的《汉律》。
既因为《魏律》依旧不够健全。
也因为《魏律》首开八议之制，堂而皇之地在国家律法之上又开了一道后门：
亲贵触法，法外开恩。
门阀犯禁，禁内开门。
没办法，曹操起家靠的是汝颍士族与谯沛武人，曹丕篡汉更以九品中正制换取世族拥戴。
到了曹这里，士族、贵戚的根基已然深植于魏室，那么法律就不可能不向他们倾斜。
大汉的蜀科、汉科由丞相主导，即使到了现在，走的依旧是『乱世当用重典』的路子。
刘焉、刘璋父子治蜀三十余年，施政宽柔，法令废弛，蜀中豪强专权自恣，欺凌小民，以致『思为乱者十户而八』。
法正曾劝丞相效仿高祖皇帝约法三章，以宽政收拢人心。
丞相却反对：
秦地之所以能用约法三章收心，是因为暴秦苛法在前，解其倒悬便是恩德。蜀地却恰恰相反，病根在于法令不行、威刑不肃，若再行宽政，无异于抱薪救火。
于是汉科从严，从重，从猛。
八务、七戒、六恐、五惧…法行则知恩，威立则知惧。
曹魏那边总爱说：
『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
『大魏反其道而行，弘以大纲，则百姓自然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