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视线扫过码头上每一处细节吏员登船的节奏、兵丁布防的位置、仓廪准备的情况。偶尔，他会对身后的主事低声交代一句：“丙字库那边，再增派两个录核组。”“告诉赵文康，苏木和胡椒必须分库存放，不得混淆。”
主事领命而去后，房间里又只剩下他一个人。
窗外的喧嚣是真实的，但杨溥心中的那根弦，绷得比任何时候都紧。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不是简单的接船验货，而是在执行一套从未有过的、近乎苛刻的流程。这套流程是他与几位核心幕僚花了三天三夜反复推演才定下的，每一个环节都力求堵住可能的漏洞。
可是，真的堵得住吗？
杨溥走回书案前，案上摊开着那四十八家商会的基本册籍。每一家的背景、实力、与朝中哪些人有牵扯，他都一一细查过。跑海的人，哪个是简单的？能在太初皇帝开放海禁后的第一波大潮中抢到船引的，哪个背后没有几张牌？亦或是胆大包天之辈？
而这些牌，此刻都悬在广州港的上空，静静地等着。
“大人。”门外响起轻叩，是核价堂的主事钱惟明，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的老吏，“首批二十艘船的货单初步整理出来了，您要不要……”
“拿进来。”
钱惟明捧着一摞册子进来，脸上带着明显的忧色。他将册子放在案上，翻开其中一页：“大人请看，‘福昌号’申报的丁香购入价，是每百斤五两二钱。可咱们查过南洋来的商情，旧港去年丁香丰产，市价最高不过四两八钱。”
杨溥扫了一眼：“他们可有凭证？”
“有一张旧港土王手书的契纸，但……”钱惟明苦笑，“那上面的番文，咱们的人认不全。就算认全了，谁又知道是真是假？”
“那依你看，该如何核价？”
“按惯例，可参照广州市价倒推。目前广州上等丁香市价在每百斤十二两左右，扣除运费、损耗、市舶税，倒推其到岸成本，约在四两五钱到五两之间。”钱惟明说得谨慎，“下官建议，核为四两七钱，这样商会虽有微词，但也能接受。”
“四两七钱……”杨溥重复这个数字，手指在案上轻轻敲击。
这只是“福昌号”一种货物的定价。而这批归港的船队，有数百种货物，来自四十八家商会。每一种都需要这样核价，每一家都会对核定的价格有异议。接下来的日子，市舶司将陷入无休止的扯皮、争吵、讨价还价之中。
更致命的是这只是回程货物。船队带出去的丝绸、瓷器、茶叶，在海外卖了多少银子？那更是糊涂账。全凭商会自报，市舶司只能靠“经验”和“推测”来“估算”。
杨溥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自己坐在公堂上，下面是四十八家商会的代表，每个人都在争辩，每个人都说自己亏了，每个人都拿着或真或假的凭证。而朝堂之上，那些早就对市舶司这块肥肉眼红的人，会如何弹劾他“处置失当”“账目不清”？
还有姚广孝。那位在淞江静坐的和尚，此刻是不是正等着看他的笑话？看他如何在这潭浑水里挣扎？
“大人？”钱惟明见他久不说话，小心提醒。
杨溥睁开眼，目光落在书案一角那里放着一本装帧朴素的册子，是《大明市舶贸易管制条例》。这本册子他翻过无数遍，里面的条文几乎能背下来。
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册子的封皮，突然停住了。
翻到某一页，某一行字跳入眼帘：
“……凡海舶携番货入港，须经市舶司检核，其货交易，须于官设‘市舶交易大厅’公平发卖，不得私相授受，以平市价，防奸商垄断，保内地百业……”
杨溥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很久。
窗外的喧嚣似乎远去了，码头上的千帆、仓廪前的忙碌、吏员们的唱报，都化成了模糊的背景。只有这行字，在眼前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亮。
“不得私相授受……官设交易大厅……公平发卖……”
他喃喃念着，忽然，一个念头如闪电般劈开脑海中的迷雾。
为什么一定要“核价”？
为什么一定要陷入与商会无休止的扯皮？
既然朝廷早有明令，海贸之货需于官厅交易，那为何不
“钱主事，”杨溥抬起头，眼中绽放出钱惟明从未见过的光芒，“如果我们不核价了呢？”
钱惟明一愣：“不核价？那如何计算利润？如何抽取四成？”
“我们不计算利润。”杨溥站起身，在房间里缓缓踱步，语速越来越快，“我们只做一件事把所有货物，由市舶司统一在交易大厅公开拍卖。价高者得，现银交割。”
钱惟明张大了嘴，半天没合上。
“等所有货物卖完，收了现银，我们再来算总账。”杨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让江风灌入房间，“总销售收入是多少，出海成本是多少，杂费是多少，一减，就是总利润。四成归朝廷，六成返还商会按各商会货物拍卖所得的比例返还。”
他转过身，看着钱惟明：“这样，市舶司不需要‘估算’任何价格。价格是市场喊出来的，是真金白银买出来的。我们只需要做两件事：第一，把货彻底清点清楚；第二，把拍卖做到公平公开。”
钱惟明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迅速在脑中推演这个方案的每一个环节，越推演，眼睛越亮：“大人，此策……此策妙啊！如此一来，市舶司超然于买卖之外，只做监督和主持，所有价格争议、利润虚报，全部化解！而且”他激动得声音发颤，“而且这完全合乎《市舶条例》！咱们是依律行事！”
“不止如此。”杨溥走回书案前，铺开一张白纸，提笔蘸墨，“由市舶司统一拍卖，可将这批番货直接推向全国市场。江南的丝商、徽州的票号、京师的豪族，都可以来竞买。价格只会比零散销售更高，朝廷的收益也只会更多。”
他开始在纸上疾书，列出新方案的要点：
一、暂停所有核价作业，全力彻底清点所有货物，分等分级，造具详册；
二、改造官仓为拍卖场，制定拍卖细则，广发通告，招徕天下客商；
三、设立保证金制度，确保拍卖严肃；
四、现银交割，全部货款先入官库；
五、待所有货物售罄，再行利润核算与分配……
写到这里，他停笔，抬头看向钱惟明：“此策若要施行，需做几件事，而且必须快。”
“大人请吩咐！”
“第一，你立即召集所有核价吏员，转做货物清点。我要的不是大概数，是每一箱、每一袋、每一捆的准确数目、等级、成色。造出的货册，要经得起任何人查验。”
“第二，让工房的人，三天之内把西侧的官仓改造好。要高台、要记录席、要客商坐席，要显眼处悬挂‘公平罔欺’的匾额。”
“第三，起草拍卖通告，详列货物大类、拍卖时间、保证金数额、竞买规则。快马发往京城，请求大明日报协助，刊行天下。”
“第四，”杨溥顿了顿，“以广州市舶司的名义，给这四十八家商会发函，说明新策。告诉他们，这是依《市舶条例》行事，是为确保公平、避免争议、最大化各方利益。语气要客气，但立场要坚定。”
钱惟明一一记下，越记越觉得心潮澎湃。他在户部、市舶司干了三十年，从未见过如此大胆又如此精妙的操作。这不仅仅是方法的改变，这是思维的根本扭转从被动的“核价监管者”，变为主动的“市场缔造者”。
“大人，那出海利润？如何核算？”他突然停笔，想起最关键的事情，按此套机制，归来的货物可现场拍卖，很好计算利润，但海外收购价格以及出海时的满船货物，又卖了多少钱？有多少利润？如何核算呢？
....
第266章 市舶司新策
“出海利润？”
钱惟明提出的问题，像一根针，精准地刺穿了一个巨大的漏洞。
是啊，拍卖回程货物，解决了“归来利润难算”的难题。可出海呢？船队带出去的丝绸、瓷器、茶叶，在海外卖了多少银子？这笔账，依然悬在半空。
杨溥缓缓坐回椅中，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市舶条例》的封皮。这本册子他翻烂了，里面关于出海货物利润核算的条文，确实含糊只说要“据实申报，稽核查验”，可如何“据实”？如何“稽查”？隔着茫茫大海，市舶司的手伸不了那么长。
钱惟明见他不语，小心补充道：“大人，下官愚见，此次出海利润，恐怕……恐怕只能估算了。各家商会报来的海外售货清单，咱们无从核实。按惯例，可参照以往同类贸易的利润率，再结合回程货值倒推……”
“惯例？”杨溥打断他，声音里带着一丝冷意，“钱主事，你在户部多年，所谓的‘惯例’，最后都成了什么？成了糊涂账，成了糊涂官，成了人人可分一杯羹的烂粥！”
钱惟明额角见汗：“可……可实在没有他法啊。总不能派市舶司的吏员跟着每艘船出海吧？就算派了，海外番邦之地，语言不通，律法不同，他们做手脚更容易。”
房间里陷入沉默。窗外的潮声似乎更响了，一阵阵涌进来，像是大海在嘲笑着陆地上人们精心设计的规则。
杨溥闭上眼。脑海中，那四十八家商会的名字一一闪过。陈家、沈家、郑家……每一家能在第一次远洋贸易中拿到船引，都不是偶然。他们背后，是应天府的勋贵，是江南的世族，是海疆的豪强。这些人的手，早就伸向了茫茫大洋。
如果出海利润只能“估算”，那么“估算”的标准由谁定？“估算”的争议由谁裁？最终，又会演变成一场各方势力的拉锯战。而作为市舶使的他，将永远被裹挟在中间，永远说不清，永远有把柄。
不，不能这样，沉思间，钱惟明犹豫着道：
“大人，或许我等可以换一个思路，不去核算利润，出海货物，直接按货物价值，加收一定比例税收，至于海外，他们卖什么价格，赚多少，与我等无关，如此简单明了，亦不费多少人力。”
杨溥闻言，沉思片刻，摇头道：“如此做法，咱们市舶司是省事了，可商家未必会同意，海外货物价格有无波动？商家利润如何保证？而且，海上风浪变化莫测，万一有商船出事，那商家损失可就大了，最关键的是，按成本征收，高了商家不乐意，少了朝廷损失可就大了。”
“如今市舶司新开，海贸刚刚兴起，前期关于海外货物卖价，并无准确的数字，一次能卖高价，次数多了，价格会不会下降，没有多年的观察积累，实在不好定出抽税比例。”
钱惟明闻言默然，杨溥虽未明说，但意思很清楚，如今属于海贸摸索时期，市舶司宁肯忙一点，累一点，但属于朝廷的那一块，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职，多了才是能力。
既然朝廷规定，取商贸利润四成利，那就不能轻易改变，作为臣子而言，上面已经定下了政策，岂能为了自己方便而随意调整？
沉默间，杨溥眼光落在书案一角那里压着一份文书，是不久前海军送来的一份简报，提到海军在满剌加（马六甲）建立了一个小型补给站，派驻了二十名水兵和一名通译。
一个念头，如暗夜中的火星，骤然亮起。
“钱主事，”杨溥的声音很轻，却让钱惟明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背，“你说，若是在海外主要的贸易港口比如满剌加、古里、忽鲁谟斯由朝廷设立‘市舶司海外分理处’，如何？”
钱惟明倒吸一口凉气：“海……海外分理处？”
“对。”杨溥站起身，在房间里踱步，思路越来越清晰，“不需要大规模派驻，每个港口只需十数人：一名主事，懂番语、通贸易；两名吏员，负责记录；再配几名水兵护卫。他们的职责很明确....”
他走到墙边悬挂的大幅海图前，手指点在那几个关键的港口位置：
“第一，为大明商船提供必要的协助，调解与当地官商的纠纷。”
“第二，收集当地的商情物价，定期发回广州、淞江。”
“第三，”杨溥的手指在海图上重重一敲，“也是最重要的监督大宗交易。凡我大明商船，在这些港口进行超过一定数额的交易，须有分理处吏员在场见证，交易契约须在分理处备案留底，并加盖分理处印鉴。”
钱惟明的眼睛瞪大了：“大人的意思是……让海外分理处，充当出海货物交易的‘见证官’和‘备案处’？”
“不止如此。”杨溥转身，眼中光芒灼灼，“分理处还要做一件事：根据当地市场行情，为每类大宗货物制定一个‘海外指导价范围’。商船售货价格若明显低于指导范围，需书面说明理由；若明显高于，也要备案原因。”
他走回书案，迅速在纸上写下要点：
“如此一来，当商船归国，向市舶司申报出海利润时，他们必须提供两项关键凭证：一是经海外分理处见证备案的交易契约副本，二是分理处出具的‘交易合规证明’。”
“市舶司核对这两项凭证，再对照分理处发回的当地商情报告，就能相对准确地核定出海货物的真实售价。虽然不可能百分百杜绝作假，但比起现在全凭商人一张嘴，已是天壤之别！”
钱惟明听得心潮澎湃，但旋即想到实际问题：“可是大人，设立海外分理处，涉及外交、驻军、人员选派、经费开支……这绝非广州市舶司一司能定。须奏请朝廷，乃至陛下圣裁。”
“自然要奏请。”杨溥点头，“但此次，我们可以先做一个‘临时版’。”
他重新坐下，铺开新的纸张：“此次船队归港，出海利润已成定局，无法追溯。按你所说，只能估算。但我们可以在这‘估算’中，埋下伏笔”
“第一，在给各商会的公文中明确告知：因缺乏海外交易核验机制，本次出海利润将按‘最低合理利润率’估算。也就是说，朝廷在无法核实的情况下，会采用对朝廷最有利、对商人最保守的估算方式。”
“第二，同时宣布：自下次远洋贸易起，广州市舶司将试行‘出海交易备案制’。凡欲参与下次远洋的商会，须承诺在海外主要港口交易时，主动向当地的大明补给站（或未来可能设立的分理处）申请见证备案。无备案的交易，归国后利润核算时将不被认可，或按最低标准估算。”
“第三，”杨溥的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在本次拍卖回程货物的通告中，加入一条：所有参与竞拍的客商，若有兴趣参与未来的出海贸易，可预先在市舶司登记。市舶司将建立‘特许贸易商名录’，未来海外分理处若设立，将优先为名录中的商会提供服务。”
钱惟明仔细听着，越听越觉得精妙：“大人这是……以此次为引，为未来铺路？用‘本次估算从严’的痛感，逼商会接受未来的监督机制？再用‘拍卖竞买资格’为饵，吸引更多商人支持新制？”
“不错。”杨溥放下笔，“新政推行，最忌强推硬来。要让人看到利害，也要让人看到好处。海外分理处若设立，对守法经营的商会是保障有了官方见证，他们在海外交易时腰杆更硬，遇到纠纷有朝廷撑腰。对朝廷更是大利每一两银子的来去，都在账簿上清清楚楚。”
他看向窗外，夜色中的港口灯火如星：“至于此次出海的利润估算……我们不做糊涂账。召集所有核价吏员，调阅近五年所有有记录的民间走私海贸案例虽然朝廷此前禁海，但走私从未断绝。那些被查获的走私商船，他们的货单、售价记录，都还封存在各地的库房里。”
“以那些真实数据为基础，结合此次各商会申报的出海货品数量、质量，再扣去一个‘风险溢价’....毕竟走私风险大，利润要高些，而此次是官方贸易，风险低，利润率理应稍低。算出一个让各方虽不满意但勉强能接受的数字。”
杨溥的声音平静下来：“这数字报上去，朝廷知道我们已经尽力了，商会知道再闹也无益。而真正的重点，是接下来.....”
他拿起那份刚刚写好的、关于拍卖回程货物的方案奏章。
“这份奏章里，我会详细阐述‘官厅统售’的优势，然后顺势提出‘海外交易监督’的构想。陛下若准了拍卖之法，自然也会看到出海利润的漏洞。到那时，再上第二本奏章，详陈海外分理处的设想，便是水到渠成。”
钱惟明深深一揖：“大人深谋远虑，下官拜服。只是.....如此一来，市舶司的权责将大大扩张。海外分理处一旦设立，便是将朝廷的触角真正伸向了远洋。朝中那些守旧的老臣，沿海那些习惯了自行其是的地方豪族，还有....越级上奏，淞江的姚总司，会如何反应？”
“或许为了减轻压力，咱们可以与大明商会联合，大明商会不是有计划于海外开设分会吗？若两两结合，或许能节约更多经费，减轻一些阻力。”
杨溥沉默了片刻，微微摇头：“市舶司是市舶司，大明商会是大明商会，不能既掌权又经商，更容易滋生腐败，商部就是前车之鉴，此议不妥。”
烛火将他侧脸的轮廓映在墙上，明暗交错。
“钱主事，你记得《市舶条例》开篇第一句是什么吗？”
钱惟明一怔，随即背诵：“‘海贸之利，国之血脉。管控得宜，则利归朝廷，惠及万民；管控失当，则利入私囊，祸乱海疆。’”
“利归朝廷，惠及万民。”杨溥轻声重复，“这八个字，是陛下当年亲笔加进去的。我们做的所有事，只要是为了这八个字，便是站在大义之上。”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港口的灯火在夜色中连成一片璀璨的光带，那是财富，是欲望，也是责任。
“至于各方反应……”杨溥的声音很轻，仿佛在自语，“让利归朝廷的路，从来不会平坦。但路，总要有人去走，事情总需要人去办。”
他关上了窗户，将潮声隔绝在外。
“钱主事，去办吧。按新方案，重拟所有文书。天亮之前，我要看到货物清点的进度表、拍卖厅的改造图、以及发往各商埠的通告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