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罢了饭，无所事事的四个人在街上乱转。对于出生在顺朝国内的人来说，阿拉斯加的街景平平无奇，和普通的北方城市无甚差别，也没什么地标建筑，房屋低矮杂乱。本地居民以齐鲁徐淮一带的人最多，因为参与公司投资的权贵的势力多在北方，直隶又是天子脚下，监管较严，年年闹灾的黄淮地区就成了阿拉斯加人口的主要来源。托黄河动不动就闹灾的“福”，人口便宜至极。
有顺一朝，黄河累决，但每次决口之后都迅速堵口，并未发生过能让黄河改道的大决口。顺朝不用运河漕运，按理说是不必非把黄河约束在江苏出海的，若是黄河自己改走北道，顺朝也就默认了。但是，一场让黄河改道的大决口，势必在山东造成巨大灾难，这个责任谁来担呢？
山东官府当然不想要黄河，一有灾情，甚至跨省支援，必要把黄河堵回去。再加上顺朝的财政和基层动员能力都好于清朝，废弃漕运后少了掣肘，居然这二百年就坚持下来了，黄河还是稳定地平均每年得淹几个县，时不时就决口一回，但是一直没发生改道级别的大决口。
美贺、德明两朝，黄河泛滥越来越频繁，其实沿岸大部分官员都知道这条地上悬河肯定得出事，但都觉得自己过个三年六载就调走了，堵过这几年再说吧。前代历朝的教训摆在那里，谁敢轻言驾驭黄河。哪怕是德明帝这种好大喜功的皇帝，也下不了这个决心动员全国力量来修黄河。洋务运动一开始，要花钱费力的地方千头万绪，更顾不上了。反正黄河为祸的事大家都习惯了，先凑合着吧。
对于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张黄廖杜四人来说，澳城的景象就很新鲜了。这里原住民人口少，又是在渔猎采集阶段就直接被华人影响，所以澳城的城市建设除了几处图腾，几乎没有原住民特色，只有从几座天主教堂，还能看出来这是座美洲城市。阿拉斯加公司也不允许天主教传教，但是有的居民本来就是西班牙裔、墨西哥裔，所以还是留了几座教堂，允许他们自己搞宗教活动。至于拜上帝教的教堂，除了加个十字架，和顺朝国内的其他庙宇别无二致。
要说和顺朝国内差别最大的，那就是码头了，这里不像宁波、上海那样有那么多适合近海、内河航行的中式帆船，以欧式帆船为主。不远处，一座修船厂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扩建。顺朝原本对阿拉斯加的工业发展有限制，现在已经被德明帝全面放开，如此遥远的殖民地，而且有经济自给自足的天然禀赋，硬要隔着大洋控制是做不到的，还不如瞅准时机主动撒手。
所以，德明帝现在不仅允许阿拉斯加办工业，还悄悄匿名投资了。这座修船厂将被扩建为美洲西海岸最大，甚至太平洋沿岸最大的造船厂，从美国聘请来的工程师已经在为阿拉斯加公司设计蒸汽动力的船只了。顺朝虽然也在造蒸汽船，但造船业集中于内河，以巩固内地交通线、维护统治为第一要务，对于造海船不像阿拉斯加公司这么热心。而阿拉斯加公司的造船业主要是为了供与东亚和拉美的贸易使用，所以更重视海船。
被两座半岛环抱的奥龙尼湾是天然良港，港湾中停泊了大量船只。阿拉斯加公司这方面的管理比较粗放，这里既是商港，也是渔港，连阿拉斯加公司的海军都停泊在这里。反正海军的主要任务就是给渔船、商船护航和稽查走私，目前在美洲西海岸，还真没有谁有能力打败阿拉斯加公司的海军。
阿拉斯加公司的海军规模不大，最早是用来对付西班牙海军的。而西班牙海军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白银航线，只要阿拉斯加公司不派私掠船南下，他们也不愿意北上。墨西哥独立之后，直到1821年才成立海军，而且不论欧洲殖民势力还是美国，都是从东边来的，墨西哥海军在西海岸的力量并不强。1768年的战争之后，阿拉斯加与墨西哥没有再发生大规模冲突，两边的海军有时候会因为走私和渔民过界而发生小规模摩擦，有时海军将领也合伙走私。
张德约他们看见两艘大型帆船正在下客。停在北边的那一艘，下来的人大多是带着大包小裹的山东大汉，没有老人，但是有女人和孩子。而另一艘船下来的人，则是衣衫褴褛，很多站都站不稳了，被人呵斥着勉强排成队形。
第一艘船来自山东登州，这是裁撤的左营士兵的移民船。被裁撤的左营官兵有两个选择，或者领一笔遣散费，或者去阿拉斯加，分三百亩地。
这三百亩土地，对于在国内有一定势力的人来说一文不值。一个人拥有再多的土地，也不能把土地上出产的农产品都吃了，满足了基本的食品需求之后，土地生产的其他产品必须能换成银子才能满足土地所有者的需求。阿拉斯加的粮食市场已经饱和了，土地生产出来的粮食在当地换不成银子，难道要万里迢迢横跨太平洋送回国内吗？
所以，所有算是统治者的人，哪怕是像李长宁这样的底层宗室，都不会选择这种安置方式。在国内，宗室再穷也有一点土地，有每年保证基本生存的禄米，皇帝还时不时用内帑赏赐，起码能维持一户普通中农的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是有五年的免费教育，五年学下来，起码能做个小吏。所以别说来美洲了，他们连东北都不愿意去。
不光宗室，大部分在老家能通过混上小吏身份或者别的什么方式，保持中农水平的生活的人，都不愿意背井离乡来美洲垦荒。愿意来美洲的都是连食品的需求都保证不了的人。
比如说一户世兵家庭，有十亩地，老大当兵，老二老三在家种地，靠土地收入和老大军饷贴补，日子还算能过。现在老大的兵不当了，三兄弟都要成家立业，难道就靠这十亩地和老大那点遣散费吗，那就只能选择不要遣散费，送一个人去美洲。不一定非得当兵的那个人去，只要他不要遣散费，把这个名额转给谁都可以。这样的底层军人家庭，虽然这一代能凑合活，但是传宗接代和下一代吃什么的问题迫在眉睫，只要有土地，他们可以不在乎土地能不能带来银子，能带来饭就行。
顺朝对待这些当兵的还是舍得花钱的，毕竟崇祯皇帝已经现身说法展示了当兵的领不到工资是什么结果。移民阿拉斯加的士兵，有老婆孩子都可以免费带着。所以，很多人的老婆孩子都不是“原装”的。德明二十年和德明二十二年，山东都是灾年，数十个州县受涝灾，有的地方粮食减产五成，灾民乃至饿殍遍地都是。而顺朝恰恰在此时打了鸦片战争，赈灾力度减小了，剥削力度大了。那些龟缩在大营中靠抱团取暖抵御英军的大军，还有保护他们的密密麻麻的防御工事，燃烧的都是民脂民膏。
所以，一旦拿到去阿拉斯加的名额，娶媳妇太容易了，随便找一户有闺女的穷人，亲戚朋友凑点小米去下聘就行。为了渡过德明二十三年的春荒，卖儿卖女都是寻常事，何况嫁女儿。
有的人连儿女都是花几斗粮食换来的“养子”，听说阿拉斯加这边不好招长工，三百亩地未必忙得过来，反正这里不缺吃的，带个半大小子过来，万一自己生不出儿子，这就是传宗接代的养子，生出了儿子，这就是免费劳动力。听说阿拉斯加男多女少，娶媳妇也困难，所以还有人给养子搭配了童养媳。反正船钱是国家出，只要手里有钱有粮，就尽量换成人口带过去。
在阿拉斯加那边，耕牛、马匹、农具、建筑材料、种子、口粮都是阿拉斯加公司提供的，这是阿拉斯加为了平稳独立而付出的“代价”，所以现在唯一缺的就是能劳动的人。
而另一艘船上下来的那些人，日子就惨多了，他们是苏北、鲁南一带的贫民，都是“自愿”签了十年合同的契约长工，挤在肮脏腥臭的船舱里漂洋过海，约十分之一的人死于恶劣的环境，半路就被扔进大海。要不是阿拉斯加公司按活着到港的人数给承运商算钱，指不定路上要死多少。比较走运的那些，会被“转让”给拉科塔的地主做农场工人，其他人会做矿工或者伐木工，未来可能还会有铁路工人。
理论上来说，他们将来合同期满，也能做自耕农。不过，种十年麦子、苜蓿，活下来倒还容易，挖十年银矿还全须全尾地带着工资出来，难度就有亿点点大了。
正因为如此，拉科塔酋长们才放心大胆地引入华工。华工们劳作几年就会发现：给拉科塔人干活，累是累，可是吃得好，而且大部分人都能活到分地；给华人老板干活，不仅更劳累，吃得还差了，而且死亡率高得多。
华人老板也有点冤枉，论道德水平，那帮拉科塔酋长早已堕落到和他们半斤八两的水平了。然而，分给拉科塔人的华工是在农庄里干活，种植粮食蔬菜，饲养牲畜，当然安全了。农庄里的食品当然也会比矿上更丰富，矿上的厨房只管矿工吃饱了有力气干活，怎么会管伙食的质量，而农庄里就算东家吝啬，长工也能自己偷吃水果、鸡蛋。
然而劳工不会想这种问题，他们会更多地考虑矿主的道德问题，何况矿主的道德的确有问题。这样一来，阿拉斯加公司的矿主和底层劳工就不会形成合力，大平原上有足够的土地容纳华人，华人劳工成为自耕农后，自然和拉科塔农民立场一致，拉科塔人就不会被阿拉斯加公司鸠占鹊巢。
其实总体来说，拉科塔酋长们还是有点高估华工对食物的需求了。此时的拉科塔人不是那个被美国人屠杀了野牛就断粮的游猎部族，在大平原上，他们出多少力就能种多少地，敞开了生孩子，大量的粮食苦于吃不完又卖不掉，被用于饲养牲畜和酿酒。张德约他们过境的时候，一个普通村民也会很随意地从自家畜群中牵一只羊出来杀了待客，而此时在顺朝，蒙古牧民吃的也是奶食和糜子为主，哪敢说吃羊就吃羊。
顺朝蒙古穷人的生活，和李西平那个世界赵翼在《檐曝杂记》中的记载也是半斤八两：“蒙古之俗，肉酪浆，然不能皆食肉也。余在木兰，中有蒙古兵能汉语者，询之，谓：‘食肉惟王公台吉能之，我等穷夷，但逢节杀一羊而已。杀羊亦必数户迭为主，而分之，以是为一年食肉之候。寻常度日，但恃牛马乳。每清晨，男妇皆取乳，先熬茶熟，去其滓，倾乳而沸之，人各啜二碗，暮亦如之。’此蒙古人粥也。”
这也是这些劳工“自愿”来美洲最重要的原因，在老家吃得实在是太差了，糠都不够吃。而在澳城，粮食、肉类的零售价都低于国内的成本价。在老家时，每逢灾年，为三斤小米杀人、为一缸高粱灭门不算新闻；北美的农民却因为麦子种多了来不及收，只好把发芽的麦子都拿去喂猪。
张德约他们在码头闲逛的同时，金丽泽也在关心粮食问题。
“诺顿先生，我劝您还是要谨慎。稻米生意最近越来越危险了，您应该知道顺朝稻米期货泡沫破裂的事情。您在南非也经营过粮食生意，对此应该是有了解的，华人对稻米的消费量比较大，所以澳城发展了很多输入稻米的渠道，大量囤货很危险，米价随时可能下跌。”
“您既然对房地产有兴趣，我觉得您可以看一下靠近海湾的这个地段。澳城是一座正在崛起的城市，您看到码头的那些移民了，接下来很多年，渴望土地的中国农民都会涌入北美，这也将带动城市的发展，房价是一定会上涨的。随着中国皇帝的政策解禁，澳城开始兴办各种工业，在轻工业方面也开放投资，主要项目有……”
“谢谢您的建议，张小姐。”来自南非的年轻富商约书亚亚伯拉罕诺顿拿着宣传单满意地离开了。在澳城，金丽泽的身份是一名投资顾问，名叫张娟，来自江苏吴江县，是某个华人小贩和墨西哥女人生下的孩子。她的吴语说得非常流利，即便是江苏会馆的人也发现不出破绽。
阿拉斯加并不对外国人封闭，只不过山海阻隔，很少有人来而已，但是这里有金银，所以还是时不时能吸引一些商人前来冒险。金丽泽不是阿拉斯加公司的雇员，而是为一家中介公司服务。这家中介公司也是组织成员经营的，啥组织都得有经费来源啊。
这家中介公司的工作是给来到澳城的商人们介绍投资。显然，这些商人不会随随便便就听信陌生人的意见，这家公司的老板是一位在欧洲商业圈非常吃得开的人物，和阿拉斯加公司高层也有密切往来。
“张小姐，老板有事找你。”
金丽泽敲了敲门，进了老板的办公室。办公桌后坐着一个五十来岁，花白头发的男人，看面相有点像苏格兰人，年轻时绝对是个英姿勃发的角色，即便是现在也是个极有气质的帅气老男人。他叫伦诺克斯麦克达夫（Lennox Macduff），这个名字显然是瞎编的，因为伦诺克斯和麦克达夫是莎士比亚的《麦克白》里的俩角色，就如同一个中国人说自己姓宋，名俊义，字加亮，道号一清先生。
“有四个华人正在澳城到处找你，不是什么特殊的人，只是普通的旅行者，用的是你biological father那边的线索。”麦克达夫说道。
很快，张德约他们就明白，与其费力去找别人，不如等人来找自己。
“我觉得，现在是修复父女关系的时候了。”金丽泽的态度让万里迢迢来找她的这四个人十分讶异，她父亲找她困难，可她父亲斐迪南冯威斯特法伦可不是个小人物，金丽泽如果想联系父亲，并不是什么难事，怎么之前一直坚持不联系，他们一找过来，就开始联系了？
四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很可能是个冒名顶替的骗子。但是金丽泽对一切都说得严丝合缝，而且还带着当年斐迪南送给她母亲的耳环。甚至光看面相，杜仁都能看出她和斐迪南的妹妹十分肖似。
就这样，拿到金丽泽给父亲的信之后，他们的任务就这样完成了。
金丽泽对这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当然是没有什么好感的，虽说她童年时也是靠着父亲的接济生活，但她并不会因为被施舍了这点小钱就对他有什么感激之情。只不过，现在这个父亲能为她的事业帮上忙。
金丽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事业？
现在组织在和阿拉斯加公司合作，她的确指不出组织有什么问题，靠房地产和轻工业生意赚经费当然是正当行为。在对待劳工方面，阿拉斯加公司在此时地球上的统治者中算得上排在前列的，起码真的给劳工分地，底层民众的生存条件远好于国内，推翻阿拉斯加公司显然不现实，甚至会被大部分老百姓一致反对。除了通过不太激烈对抗的手段争取给矿工改善待遇，也没什么可做的。
现在整个组织都缺乏明确的纲领。这个组织发源于里昂工人起义，但是显然此时并不具备进行普遍的工人革命的条件。组织内的思想也很困难，大家只是对于“人民很苦”有共识，但是究竟该用什么方式改变这一切，谁也说不服同伴。
组织中的一些人让人捉摸不透，比如说金丽泽现在的老板麦克达夫，他一直很积极地为组织提供资金，对组织交代的工作无不保质保量完成，但谁也说不清他的政治观点是什么。而还有很多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政治观点是什么。组织内部的人都是同志，但是没有很明确的领导模式，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总部，谁也说不清组织的领导者是谁。
如此模糊的纲领，如此松散的结构，竟然能组织起一个分布在世界多国的庞大组织，已经是一个奇迹了，金丽泽可以预见，一旦将来发生激烈对抗，乃至某一国爆发革命，组织的分裂是必然的。
如何避免这一切呢？金丽泽不知道，在组织内，她算政治观点比较成熟的人了，但眼前还是一片茫然。
张德约、廖世彩、黄达朗、杜仁四人则没想那么多，找到了金丽泽，八百塔勒的尾款就要到手了。不过，在启程返回纽约前，张德约做了一个决定。
“澳城的经济比纽约景气，金属货币充足，这里的人对于华人风格的戏剧接受度也更高。阿拉斯加黑人不多，而且这里的黑人主要是新近从东边来的逃奴，汉语说得很不好，我作为饰演黑人角色的特型演员很容易找工作。”张德约打算留在澳城挣些钱，他母亲已经去世了，光棍一条，在哪里都一样。他也很信任这三位朋友，属于他的那二百塔勒，三个朋友肯定会为他保管好的。
只是张德约没想到，他在澳城停留的时间有点长。
第一三一章 伍和平
春日的麻城，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集中在麻城的官吏团队既然是皇帝从全国精挑细选来的“精英团队”，自然明白一个基本道理：保春耕就是保一切。哪怕当年李自成在春天火并罗汝才了，也仅仅闹了七天，剩下的时间主要任务是保春耕。
所以新年一过，麻城县的五个外委县丞全部被诸葛阳宁派下去巡视农村，解决春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诸葛阳宁本人当然也是满县到处跑。连一贯宅在县城的单梓桂都带着主簿巡察城关附近的农田，县衙门让典史带班。
丈田最怕的就是因为诡寄避税导致土地抛荒，县令和县丞们全都撒出去，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证麻城的耕地都按时耕作，一旦遇到什么问题，就地解决，一切以把粮食种上作为最优先要务。只要今年的粮食产量没问题，别的就都是小问题了。
好在麻城现在的经济模型还算比较简单，不怎么需要考虑工业人口。麻城县城的人口只有几千人，而在这几千人中，居然还有六成是农民，以耕作城池附近的土地为生。真正的非农人口也就一千多人，有商人，有官吏，有居住在城内的地主，有手工业者，还有娼妓和无业游民。诸葛阳宁是正经科班的尖子生出身，又在基层做过，手上有充足的军学学生，起码报告写得肯定足够翔实，刚到县城的时候，就把基本的人口调查做好了。
农民和地主是不需要在市场上买粮的，按照诸葛阳宁的计算，在官府统治秩序不崩溃的情况下，只要县城市面上一年出售的粮食超过两千石，就饿不死人，或者说即便有人买不起粮而死于营养不良，也可以忽略不计。
在农村，真正完全不从事农业生产的缙绅及其家人连人口的二百分之一都不到，小地主也是要自己下地干活的。农村手工业者，还有从事船夫、脚夫之类工作的人，大概能占农村人口的三百分之一，他们分散在农民之中，官府并不需要考虑他们的粮食供应问题，反正以这个时代官府的管理能力，考虑了也是白考虑。
然后就剩下了最关键的问题：如何保证农民在缴纳了皇粮、摊派、地租、债务和地主额外剥削之后，还能维持半糠半菜的生活，不出现断粮级别的饥荒。
这个数据，诸葛阳宁可就算不出来了，哪怕是宛平县、大兴县的县令，也不敢说自己能掌握得清全县的粮食供应状况，何况麻城这种县内还有土寨豪强的地方。虽然丈田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但是所有人都清楚，丈田是为了收税，保障农村的粮食供应可不是丈田工作队的任务。就拿李西平负责的苔茹地区来说，有的村子干脆就是“自行申报”，根本就没丈田，只要缴税比之前多就可以。
所以要稳住全县粮食供应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官员多下乡，为春耕扫除一切障碍。这个办法也只能在麻城用，因为麻城这些主要官员现在最需要的是为他们升官铺路的政绩，在上峰的高度关注下行动不敢逾矩，换成别的县，县丞下乡不要说解决问题，吃拿卡要的程度轻一些就谢天谢地了。
李西平自然还是负责苔茹六村地区。苔茹庄、芸秋村、高家庄、明家寨原本都有很成熟的生产秩序，不需要他操心，重点是葭泊和慈福寺。李西平对农业其实也不懂什么，真正解决大问题的是封宁，她让厉吉为这两个村子提供了月息一分的贷款，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封存耕和封世思都病了一场，现在已经完全不管事了，封家的财产彻底由封宁掌握。封世思也有子女，儿子早亡，女儿嫁到了黄州，虽然还有个外孙姓封，但只管按股分钱，不管家族的事情。
封宁对接下来经济形势的判断是，放贷是没出路的，封家的老本行榨油业乃至其他食品工业才是可以赚钱的行业。麻城县衙里的官员都在投资食品工业，封家虽然没有给军队供应罐头的门路，却也不是平头百姓，在民用市场是可以使力的。
在麻城的各项生意中，油的重要性和规模仅次于粮食、食盐、布匹，排在第四位。而且封平卢留下的遗产其实非常丰厚，酿酒、屠宰、豆制品、酱油、茶叶、烟草这些生意，封家都有一点基础。不限于农产品加工的话，制伞、木器、爆竹、刷子之类的行业，其实也可以做。
作为军学的先生，封宁很清楚外面的世界的变化。种粮食的普通小农需要畏惧变化，而封家这种商品化程度非常高的佃富农，必须得拥抱变化。就像曾祖父用水力机械一样，用机器加工农产品才是出路。
封宁本身对于发家致富的兴趣倒不是很大，封家就算毫不改变，她也不会缺钱花。但就像她执意要到军学教书一样，她需要的不是钱，而是证明自己。既然不能做官，那就得靠赚钱来证明自己。
所以，在家门口就不要靠高利贷这么落后的东西赚钱了，不赔就可以。封家在苔茹乡要维持名声，也要维护好这里的治安，这样才能应对发展新产业带来的种种冲突。
所以李西平的工作也不太忙，时时还回县城上课。武魁一伙被打掉，加上诸葛阳宁搞的“治安强化运动”，让各村都组织了联防联保，现在路上的治安好了很多，普通人甚至可以不带兵器就通行。
李西平带了锤子和吴老二，从苔茹庄返回县城。顺朝官员出门，标准配置是骑马，年老者坐马车，患病不能颠簸的才坐轿。李西平就尴尬了，他这个“武官”居然不会骑马。
麻城县的这几个主要官员中，诸葛阳宁和刁藏春都是典型的“战斗儒生”，马术当然没问题。诸葛阳宁这个武举探花可以在奔跑的马背上左右手交替用手枪射击，当年考试的成绩是十发六中。刁藏春比他差一些，但也会马上开弓，打仗虽然不成，体育还是玩得很好的。
虞五绝和单梓桂就只能用马做交通工具了，好在栾西河与梅文山这两位和李西平一样起自微末，不会骑马，加上他们经常要去一些交通条件不好的地方，索性步行。有这二位陪着，李西平步行也就不显得突兀了，反正就算骑马，锤子和吴老二也得步行跟着，速度又快不起来，正好省了养马的钱。
麻城现在买一匹马的价钱是十五两，相当于李西平半个月工资，但马一天吃十斤草、三升料，也是不小的开销。精心照顾一匹马的成本，一个月得三两银子，已经足够一家普通市民的生存。李西平还是挺抠门的，一个月花十分之一的工资喂一匹自己不爱骑的马，感觉有点不值。
官员买马的钱得自己出，而喂马的钱是可以让县衙报销的，不过即便没养马，照样可以领喂马的钱，所以李西平宁肯把给马买豆子的钱换成豆腐自己吃了。
今天李西平回城一是为了上课，二是因为武魁的赏金发下来了。武魁算是苔茹地区的乡勇一起干掉的，所以赏银归苔茹乡全体。李西平和夏未学、明五、高大金等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这五百两银子不下发，全部用于苔茹庄的学校。
为了建学校，苔茹乡已经筹集了大约一百两银子，封宁一个人就捐了五十两，李西平象征性地捐了五两。其实更多的钱李西平也拿得出来，但这是情分，不是本分，无亲无故的，突然给那么多钱，不合适。五两银子对于平民百姓已经是巨款，不少了。李西平时常勉励自己不要对不起这么高的工资，但是不耽误他工资全数落袋。
李西平现在手头也确实不宽裕。他刚给陈思舜和潘如在涨了工资，二位师爷在武昌的事办得太好了，不涨工资说不过去，现在他们每个月挣七两五钱银子，二人的薪酬还是占了李西平正式工资的一半。
李西平也是有灰色收入的，前面讲过的休沐贴这样的对于李西平来说就不算灰色收入了，因为他真的经常加班。何况只要他加班，师爷、徒弟、马夫也得加班，他还得把这笔钱往下分。加班一天挣三两银子，李西平也就落一两。不过这已经非常富裕了，多少老百姓劳苦一个月才挣一两。
诸葛阳宁到任后，把灰色收入砍了很多，但是基本的冰、炭、节、寿这“四敬”没有砍，因为这在顺朝官场上已经被视为正常收入了。
冰敬是夏天的纳凉费，炭敬是冬天的取暖费，在明朝是由下属“孝敬”的。到了顺朝，禁止以此为由行贿，但是变成了官府的补贴，由所在单位视财政情况发放。诸葛阳宁来了之后减了冰炭补贴的数额，可是也不能完全不给。想在官场上干下去，这种事就不能做绝，否则下属都会消极怠工。
节敬是春节、端午、中秋三个节日下属给长官的礼物，寿敬是长官及其父母、夫人过生日时下属送的礼物。在顺朝，这算正常的人情往来，不算行贿。哪怕是当年做了活佛的田见秀，过年的时候各路官商争先恐后到妙应寺布施，他也不能把人赶出去，官场积习如此，谁也扭转不了。
李西平上任之后，因为负责县城的治安，城里的商户要给他送礼；因为负责医学衙门，县里领了执照的合法大夫和药材商给他送礼；因为负责僧会和道会衙门，和尚、尼姑、道士、道姑也给他送礼；哪怕是苔茹乡，过年过节过生日时也有礼物奉上。
即便不用穿越来之后得到的经验，李西平也知道这些礼物一点都不收是不成的。在大顺官场，不收礼=对立，你不收礼，送礼的人才是最着急的。
所以，李西平也和安金心一样，得采用象征性收礼表明态度的方式来应对。商户来送礼，稍微留一点，剩下的以商会的名义捐到粥棚去；医药行业的人来送礼，以他们行会的名义用来给穷人舍药；僧道送礼，转手就布施了；苔茹乡的人送礼，以行巡检司的名义用在学校建设上。这样才能让所有人安心，工作正常开展，县令和其他五个县丞都是这么做的，李西平要是非得一文钱不收，倒成故意找事了。
吃饭、笔墨纸砚、官服、住房这些开销也都有县衙门发的补贴，最离谱的是，每年收夏秋两税的时候，都会给县里的官吏发一笔津贴，没啥理由，就愣发。
非要说理由的话，那就是收税是官府最重要的任务，这段时间官府最忙，所以发补贴，但其实就是收上税来大伙一起分赃而已。诸葛阳宁上任后把这项补贴取消了，但是在加班费、车马费、餐费、水费、文具费、服装费、燃料费、房租补贴、下乡补贴、出差补贴、过年奖金等等这些有规可依的正规补贴上，诸葛阳宁还要多发。否则的话，他一边给下属增加工作任务，一边整顿风气遏制贪腐，县丞们可以为了升官而加班，至于其他升官指望不大的小官吏，如果不发补贴，难道指望他们为了封建主义理想去干活吗。
综合下来，李西平一年的实际收入是七百多两银子。其中两个师爷得分走三百多两，剩下的收入也不能独吞，要给上司准备礼物，给下属也得分润一些，还得参加一些慈善活动维持名声。所以，最后李西平实际一年剩下的大约是一百八十两，衣食住行和办公的基础开销有衙门负责，不算在其内，这一百八十两基本上是完全可以用来进行额外消费的。
李西平连看书都走县军学图书室的账，也没什么额外消费，他把剩下的钱都用来做一件穿越前绝不敢做的事情买股票。
此时买股票可不是为了炒股，而是为了分红。李西平买都都是顺朝洋务企业的股票，分投了铁路、罐头厂、纺纱厂、造船厂、兵工厂、钢铁厂这六个项目，投资最多的不是他参与最深的罐头厂，而是铁路。
李西平自认为没有什么商业头脑，但是起码他学过中学历史，就算别的产业能赔本，难不成京汉铁路还能赔本？在他原本的世界，京汉铁路和京奉铁路在清朝快灭亡的时候，每年收入超过两千万两银子。顺朝的洋务企业，利润的一半要上缴朝廷，四分之一用于企业发展，四分之一是股东分红。这样算下来，买顺朝这条从汉口到哈尔滨的大铁路的股票，投资的年回报率接近7%。
如果是普通人，还可能怕被坑，学过中学历史的就知道洋务派官僚利用洋务企业敛财、坑商人的事，可李西平自己就是洋务派官僚啊。虽然几乎是官僚的最底层，但身份也相当于明末的牛金星、许都，一个王朝要是连这种身份的人都坑，那就离完蛋没几年了。看大顺朝这意思，短期内还到不了这种程度……吧？
用武魁的人头换来的这五百两银子同样需要投资。县里建一座书院，可能得上千两银子，而对于苔茹乡来说，由于封宁提供了一些闲置的房屋，一百两银子已经可以把学校修得很好了。这五百两银子，应该用于以后学校日常运转的开销。
按照正常的书院经营模式，这五百两银子应该用于买地、收租。但是苔茹乡刚刚经过战争，重新分配土地，买谁的地？而且土地兼并这种事，很让苔茹乡那些出身底层的首脑不喜欢。在他们心中，李自成时代那种“一丁授田十五亩”，人人都是小自耕农的模式，才是理想社会，买地收租不是好事。
受李西平的影响，夏未学他们也把一半的钱投资了铁路，另一半的钱则投给了封宁。
封家的榨油工场要升级成工厂了，直接搭了李西平通过雷作让的关系采购设备的便车，门路是现成的，运费也能省很多。榨油不涉及冲击小农经济的问题，顺朝的法律对此没有任何限制，想做多大都可以。这批设备一到位，很快就能对附近的榨油作坊形成碾压，逼他们都来入股。
封家虽然有钱，封宁这一把也是赌上了大半个家业，让李西平不得不佩服。李西平如果处在封宁那个位置上，也会这么干，因为他知道这种手工作坊早晚会被真正的榨油厂淘汰，但封宁凭借自己阅读资料就敢这么干，那可就非常了不起了。
封宁的资料来源，其实就是官府邸报和县学的图书。最关键的是一本名为《欧洲当代民用工业介绍》的书，它出版于澳城，作者是
金丽泽。
李西平不由得感叹世界真小，刁藏春派人去上海采购书籍，居然能把金丽泽写的书买回来。封宁还拿着这本书特意请教了一下李西平，想确认有没有什么错误。李西平当然什么错误也没看出来，他这点半吊子的历史水平，对现在的工业怎么可能懂得比金丽泽多。
李西平只能指出一个问题：未来煤油产业可能对榨油业造成冲击。但这个问题现在无关紧要，等这个冲击到来，封宁估计已经是老太太了。
封宁的决策并不算冒进，她打算引进的这套设备只不过是以蒸汽动力代替水力和畜力，榨油方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虽然在现在算得上先进，但是比起后世的设备还是落后得太多，只能算半机械榨油。但正因为没有特别巨大的进步，所以不至于出现让传统工匠完全不知如何使用的情况，只要弄明白蒸汽机的使用就行了。人力需求减少了，但生产规模扩大了，原有的榨油工人经过培训都可以留用。至于蒸汽机的使用，那些洋务企业都会有操作蒸汽机的技师，封家是官宦之后，花钱学习也不困难。
封宁今天也带着儿子回县城，她的本职工作是县军学女学的老师，大部分时间当然还是要待在县城。
封宁出门是骑驴的，但是要边走边和李西平说话，总不能居高临下地坐在驴背上，想让儿子裴以时骑驴，又没有母亲步行儿子骑驴的道理，只能她步行走在李西平旁边，把随身的东西挂在驴背上，让裴以时牵着跟在后面。在明末的江南，已经有良家女子着男装与士大夫交游，封宁是学堂里的教师，在公共场合与男人说话自然也不用有什么礼教之防。
李西平在原来的世界上网随便看的很多东西，在这个世界都成了重要情报，不过事关封宁的商业决策，李西平也不敢随便胡说，只能拣特别有把握的讲一讲。
李西平这些浅显的知识，对于跟他们同路进城赶集的乡民来说已经高深莫测了，两位先生说的话，那自然是深奥的学问，李西平说的是官话，他们也听不大明白，除了封宁，只有锤子和裴以时聚精会神地听着。
李西平正说到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向矿山推销大获成功，裴以时忽然问道：“李先生，这等机械既然可以抽水，四川盐井抽卤水也可使用吧？那为何至今一个甲子，仍未引进？”裴以时是县儒学的学生，也要上李西平的数学和英语课，按顺朝的规矩，天地君亲师为五尊，上司不在其列，师生关系优先于上下级关系，所以学生称呼老师不能呼官职，要称“先生”。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下属拜上级为师的风气，能称上级为先生，就比用官名亲近。
李西平既讶异又高兴，十二岁的孩子能问这样的问题，显然是认真思考了。李西平说：“那你说，在大顺做井盐商，最要紧的是有什么东西？”
裴以时想了想，犹豫地说道：“是盐证？”李西平喜道：“没错。既然如此，那你再想想，为什么不引进蒸汽机？”
“因为去弄盐票了，就顾不上蒸汽机了？”裴以时小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