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平说：“大致不差。井盐商最要紧的事就是拿到盐证，一张证，一口井，有了这个证，那就是皇商，连天子之妃都要从他们的女儿中挑选。只要拿到盐证，那就必然发财，井盐商全部的心思，也都放在盐证上。”
“漂洋过海引入蒸汽机，手续何其繁难，又涉及交通外国之事，若是稍有不慎，出了什么岔子，就算天子不见怪，不予重惩，盐证也会没了。再说他们也没去过英国，焉知这蒸汽机是真是假。井盐商靠着盐证累世富贵，自然不会冒着个险。眼下却是不同的，经过鸦片战争，人人都知道蒸汽机是真的厉害，朝廷也办了洋务，他们便早晚都会引进蒸汽机的。”最后还是得圆这么一下，否则就该论证封建特权如何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了。
裴以时又问：“先生，那若是不行盐证之制，许私采，井盐商能主动引入蒸汽机吗？”李西平摇了摇头：“也不能。井盐商若无皇权撑腰，怎么拿得到土地的永佃权呢，若无永佃权，在土地上大搞建设，岂不都是为田主做嫁衣。何况采盐放开是行不通的，少数大盐商，比一大群分散的小盐商好管得多，朝廷要靠这些大盐商收盐税，就得用盐证之制。”
“本朝是不收丁税的，因为丁税征收极为烦琐，扰乱甚大，收益却小。收丁税，本是为了雇人服徭役。本朝开国以来，民生大体安定，稼穑之法精进，又有美洲新谷度荒，加之四方垦田，人口滋生，加之与日本、欧洲贸易开拓阿拉斯加，日本、美洲的金银大量流入，人力贱了，银子也贱了。孟子曰：‘什一供贡，下富上尊。裔土简惰，二十而税，夷狄有君，不足为贵。’本朝废除明朝三十税一的苛政，十而税一，朝廷不缺雇人干活那点银子，也就犯不上费时费力又挨骂地再去征收丁税了。相比地亩税，盐税这样的工商税的征收更加方便快捷，若是什么时候，工商税便已足国用，征地亩税显得费时费力，征上来的那点税没比征收成本多多少，那便可连地亩税都不收了，农民从此便不再交皇粮国税了。当然，各种摊派规费还是逃不掉的。”
李西平这段论述就有点不符合大顺朝主流价值观了，按照大顺朝一般的教育，不收丁税是因为本朝兴义师，除暴乱，救万民于水火，故而要行仁政。至于为什么十税一是仁政，三十税一是暴政，这个倒不需要对裴以时特意解释，他也是受过正经儒家教育的人，正税越轻、加派越重这么浅显的道理，只要是学过《孟子》的人自然明白。
李西平对于税收问题的解释，其基础是压根不相信政府会有道德，完全从征收成本的角度来考虑。虽然说不上“大逆不道”，也是十分非主流的观点。
封宁倒不以为意，她出身于经营工商业的佃富农家庭，典型的中产阶级，既不是世袭勋贵，也不是作为帝国基石的小地主和自耕农，只要有自己的思考，当然不会相信帝王将相的“仁政”。她对裴以时的培养目标本来就是学儒学、做官，既然要做官，了解些这方面的事没什么不好。
不过李西平也不敢再往深了说。在大顺朝可以喊“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但是不可以喊“凭什么有帝王将相”；可以骂皇帝是昏君，哪怕要宰了昏君，也只是拾孟子、荀子牙慧，但只能说这是君主个人的道德问题，真去讲封建贵族剥削的本质是不行的。否则的话，汤掬星怎么会在基隆待那么多年。
说话间，已经到了城门口，诸葛阳宁整顿后，如今规矩严得多，守门的民壮虽然认得李西平和封宁，李西平还是他们的顶头上司，但还是仔细查验了他们的身份文书，这才放他们进城。
然而，这种查验只查读书人、带着大宗商品的商人。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在某个书院读书或任教的身份证明，或者行商的路引。至于那些挑担进城做小买卖，或者普通的做工、走亲戚的百姓，大顺朝从来也没给他们发过什么身份文书，当然也无从查起。
李西平心里暗暗吐槽，诸葛阳宁这人虽说能干正事，但形式主义的毛病也非常重，和他在老家见过的领导简直没什么两样。
诸葛阳宁的形式主义还不止这些。比如说，他虽然没有能力给进城的乡民都发证件，但是城里这几千人还是管得过来的，仔细做了人口统计，给每个人都发了身份证明。本来这也挺正常，可问题是，诸葛阳宁规定城里不许有游民，只要不是受赡养人口，每个人都必须有职业和住址。
于是，城里的几十个游民，就为了不被赶出城去到处“找工作”。这些游民有人打零工，有人乞讨为生，有人在赌场之类的地方“上班”，有人干脆是地痞流氓或者小偷。指望他们立刻就找到住处和工作，未免太难。
若是乞丐、赌棍、地痞们就此被赶出去，那县城的老百姓还是挺开心的，但是打零工的这些人招谁惹谁了？问题是，赌棍地痞基本上都能想办法伪造个身份，哪怕是乞丐，都是在衙门挂了号的，给自己办了个城隍庙的工作人员的身份证明，反倒是这些打零工的，一时间根本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好在单梓桂执行政策的时候先过了过脑子，又请示了一下诸葛阳宁，总算是给他们办了身份证明，把打零工也算作一项正式工作。
同样的问题也出在妓女身上，别看麻城县城这个城池不大，却有三十多个妓女，没有公开的妓院，全都是私门头，这项产业总共养活了一百多人，有的是妓女的家人，有的是对妓女有人身控制的老鸨龟公。但是诸葛阳宁在登记的时候，是不把娼妓算成正常职业的，觉得这有失体统。于是，娼妓们的职业就登记得五花八门了。
按理说，可以登记成饭店，私娼也是提供饮食服务的，问题是，登记成饭店，就得按饭店交税，这她们可不干。顺朝的法律中没有对私娼收税这一项，私娼并没有真正的营业，按大顺律，未婚女人没有通奸一说，她们愿意找男人来家里做什么官府都管不着，男人私下给她们“馈送礼物”，官府更加管不着。
于是，妓女们纷纷登记成各种不用交税的家庭手工业者，有说自己是缝补的，有说自己是浆洗衣服的，有说自己是纺纱织布的，甚至还有说自己是制作西洋怀表的。把负责整理表格的书吏笑得不行，在麻城住了半辈子，没想到居然还有窑姐有这手艺。这显然是因为这个妓女不识字，在上门登记的衙役的表格上随便指了一个，衙役也懒得纠正，反正是瞎编的，哪个都一样。他们用的表格是直接照搬的澳门州统计城市人口用的表格，所以才会有这种整个湖北只有汉口才有的职业。还有祖籍哪国、会不会说外语、在外国有没有亲戚这种在麻城纯属莫名其妙的问题。
同理，赌场也不能叫赌场，得叫“酒馆”，但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赌场和酒馆交的税是不一样的，以后这税怎么收呢？第二，按大顺律，在赌场里赌钱是合法的，要是在酒馆里推牌九带耍钱，那可是犯法的。许多衙役捕快平时死样活气的，一到抓私赌的时候，顿时全都生龙活虎，因为查获的赌资可以作为他们的外快。
这两个问题诸葛阳宁都解决不了，又舍不得高昂的赌税，只能又改了回去。赌场还是赌场，连带赌场的“工作人员”，连同诈赌的骗子手、豢养的流氓都按正式工作人员发给身份证明。
李西平分管县城治安后，诸葛阳宁也给他发过指示，要他注意县城的嫖赌两业，这两个行业经常成为治安黑洞，不可不防。
虽说麻城现在名义上没有妓女了，不过李西平手下的壮班衙役还是知道谁是妓女的，李西平选了一个大伙都知道她拐卖女孩、虐待妓女的老鸨子，移交梅文山侦办、治罪，至于别的，李西平也管不了。李西平手下没有侦察人员，梅文山下乡清理积案的工作还没完成，李西平也不能无限制地用梅文山的人手，所以没有证据的事不能随便管，否则很容易变成无差别迫害妓女的运动式治理，制造一堆冤假错案。
而且虽然老鸨子被治了罪，她的家产也被分给了被她买来又被虐待的两个妓女，但是这两个女人都做了十年以上的妓女了，没有别的生存技能，只能继续干这行。她们没有亲生子女，将来年老色衰，会不会走“妈妈”的老路呢？
李西平现在没有能力给妓女培训劳动技能、提供工作岗位，所以就只能光打击刑事犯罪，而对于犯罪产生的根源不闻不问。
而且麻城有很严重的男多女少问题，按诸葛阳宁统计的数字，县城男女比例高达六比四。老百姓一旦养不起孩子，用溺婴“控制人口”，被杀的多是女孩。在县城，由于进城务工者和游民多为青壮年男性，性别不平衡问题尤为突出。在这种三分之一的男人注定讨不到老婆的环境下，私门头的市场极大，以麻城县衙这点管理水平，根本就不可能治理。
赌场的问题李西平也投降了，虽然明知道赌博对社会治安危害很大，可诸葛阳宁舍不得赌税，大顺律又确实不禁赌场，李西平能咋办。赌场也没拿刀逼着人进去赌博，你自己走进去的，要是被骗光家产，县衙门也管不了。
连县衙查私赌这事，李西平都让衙役们收敛一些。李西平上任之前，诸葛阳宁大查私赌。问题是，按大顺律，未经登记对外营业的赌场才是非法私赌，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打牌带彩头是不算的。当年立法的时候，李自成、田见秀他们也觉得赌博不好，但是他们出身驿卒，知道基层的赌博风气根深蒂固，以大顺朝这执法水平，管得明白才见鬼，哪怕是自家军队里，都没法完全禁止士兵赌博，所以只能迁就，只治理非法赌场。
可是，什么算非法赌场，什么算家庭聚会呢？这就全看基层执法者的尺度了，所以管起来还是一片稀烂。
在李西平上任之前，麻城县的衙役已经发展到了怀疑谁家赌钱，就踹门进去搜查一番。差爷搜你肯定不能白搜，没事也得找点事，你要是想没事，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但是不查私赌也不行。壮班的衙役，一个月的工食才三斗米，也就够自己一个人生活，他们赡养父母、娶妻生子的钱从何而来？诸葛阳宁和李西平不许他们勒索商户，不许他们刁难进城卖柴卖菜的乡民，不许他们满大街乱收费乱罚款，要是连抓私赌都不让，那衙役们岂不都罢工了。这些人素质再差，也得靠他们来办基础县政，所以李西平也只能反复强调抓私赌要注意分寸，在“一抓就死”和“一放就乱”之间来回循环。
与此同时，诸葛阳宁搞的很多事又给这些人提供了乱罚款的机会。比如说查户口，比如说清理街道垃圾，比如说调查私搭乱建，这都是财源。
心里腹谤着领导，李西平和封宁一行回到了县学。正好是晚饭时间，他们都决定去县学的食堂凑合一顿。以李西平和封宁的收入水平来说，食堂的饭着实难吃，二百年不变的糙米饭配大炖菜，还特别舍得放盐，咸咸的。不过这饭本来也不是给他们预备的，是给那些需要从嘴里省钱的穷学生的福利，大量吃米，少量吃肉，起码能保证他们基本的营养。老师在食堂吃饭纯属蹭饭，就别挑剔了。
一进食堂，李西平就见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人。雷作让面向门口坐着，正在捧着碗喝汤，他对面坐着一个麻栗色头发的大胡子壮汉，还有一个卷头发的黑人。雷作让放下汤碗，挥手招呼李西平：“李先生，我来给你介绍两个朋友。”
“这位是卢夏尔，海地军事顾问团的联络官。这位是伍和平，普鲁士军事顾问团的炮兵顾问。这位就是我刚才对你们提到的李西平县丞。”
卢夏尔，本名夏尔卢贝，虽然是海地军事顾问团的成员，其实过去是一名美军士兵，来自新奥尔良。奴隶出身的他逃到北方后改头换面成为自由黑人，在美军中服役过一段时间。他曾经参与过送美国黑人去利比里亚的项目，但很快就退出了，因为他觉得建立利比里亚（Liberia）的这个方案根本和“Liber”（自由）这个词没有任何关系，这么搞下去，一定会变成美国黑人对非洲黑人的殖民，自己在强国是受压迫者，就跑到落后地区去压迫更弱的人，算什么本事。他选择了加入海地，虽然说海地的劳动者日子过得也不咋地，但好歹海地政府还是个代表全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以伪善的方式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宗教地平等剥削全国穷人。对于卢夏尔这个在19世纪的帝国主义国家土生土长的人来说，看不出其中有什么不正义的地方。
至于伍和平，他的汉名和卢夏尔这种随便乱起的不同，是对汉学有一点基础了解之后起的名字。姓伍是因为他的家乡在伍珀塔尔市，“和平”则是他的本名“弗里德里希”的意译。
“恩格斯先生。”李西平十分激动地握着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的手。恩格斯颇为奇怪，难道这人预先就看了普鲁士军事顾问团的资料？
问题是，提供给顺朝的资料里也没说军事顾问们的本名叫什么啊，顺朝压根不关心这件事，登记的名字都是汉名。难道说有人私下做了调查？这些经历过鸦片战争提拔起来的官员，还真是有些门道。
雷作让说：“之前我们引进的设备，就是恩格斯先生的父亲提供的渠道。恩格斯先生可以用十二种语言写作，看懂二十种文字，你和他直接用英语交流没有问题。来的路上，他突击学习了汉语，现在已经认得一千多个字了，不过在口语上因为缺少练习的机会，还说得不好。”
恩格斯虽然自称汉语说得不好，但已经可以和李西平对话了。普鲁士军事顾问团的船上有两个翻译，因为压根找不到同时会说德语和官话的人，普鲁士和顺朝那点贸易额，根本犯不上和说官话的权贵打交道。所以配了一个会说德语的广东人，又配了一个会说粤语的北方人。然而，现在恩格斯居然已经可以官话和粤语来回切换着和李西平说话了，口音和遣词造句有问题，大量书面语掺入口语，有些奇怪，不过可以听懂。
李西平当了这么长时间的官，掩饰情绪的能力还是练得不错的，平静地也和卢夏尔寒暄了一下。
“海地军事顾问团三天后就到了，到时要劳烦李大人多费心了。”卢夏尔学语言的本事比恩格斯差得太多，还是老老实实用英语和李西平说话。
李西平说：“放心吧，食宿的事都已经准备好了。不过练兵的事嘛，得和一帮咳，嗯哼打交道了。”
第一三二章 社会调查
“卢贝先生，诚实地说，海地军事顾问团的大部分成员，可以做合格的步兵班长。至于可以做排长的人，包括您本人在内，大概四五个吧。”作为普鲁士军事顾问团的一员，恩格斯本来是临时抽调来补齐海地军事顾问团的炮兵短板的，可他没想到，自己的第一个任务居然是培训海地的军事顾问。
海地军事顾问团的成员主要来自海地本国的军人、支援海地的拉美志愿者和美军中的黑人士兵，这些人中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寥寥无几，只是有经验的老兵而已，当然只有步兵班长的水平。
“至于中国士兵，大约半数只要接受一段时间正规训练就能成为非常优秀的军人。他们吃苦耐劳，服从纪律，身体素质也不错，还很聪明，最让我惊喜的是有这么多人接受过童蒙教育。那些简单的语文、数学、体育课程会让训练容易很多。而另一半，我建议他们回家。他们有的年龄偏大，有的带有各种荒唐的陈腐习气。这种士兵是油滑的无赖，面对敌人的时候会想方设法逃避，一旦有了赚钱乃至抢劫的机会，又会变得勇猛起来。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他们的人格比较健全，尽管畏惧军官，却不会卑躬屈膝。”
恩格斯对顺朝老兵油子们的这番描述，李西平有一个简洁版：“没有奴才像的绿营兵。”除了没有给满洲太君当狗的习惯，绿营兵的其他恶习他们一样都不落。若不是军队刚刚组建，很多弊病还没有形成，恩格斯对他们的评价应该会更低。
随着海地军事顾问团赶到，练兵处的人也终于到了，新军训练正式开始。
但是首先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恩格斯所说的应该回家的那一半人，基本都是走后门进来当兵吃粮的，该怎么对付这些兵大爷呢？
卢夏尔、雷作让、恩格斯三人先见了练兵处的军官，带队的是一个叫林文通的幕僚，他带来了二十个经过训练的军学学生，其中有一半是上次跟罗盛茂来过的。这些军学学生现在都授了什长的职务。还有一个哨总、十个队长，都是参加过鸦片战争或者镇压过西南土司、内地民变的。
六百新兵分成十队，每队有一个海地教官做副队长，每队下面有六个什，两个由军学学生做什长，四个由海地教官做什长，其他六十个海地教官都担任副什长。卢夏尔没什么意见，正如恩格斯所说，他就是个排长的水平，六百人的训练他也没搞过，看着来吧。
各种细节全靠恩格斯补充，恩格斯不是军事家，但他这个少尉也有少校的水平，一个步兵营的训练，他虽未做过，却也见过。
带队的哨总姓荀，已经四十多岁了，胡子花白。他之前是华存裕部下的一个队长，参加了粤北之役，刚提拔成哨总。以他的年纪和能力，基本就在这个位置上等退休了，看起来对练兵也不怎么热心，若是上头对海地军事顾问团有期望，估计也就不会派他来了。
相比之下，林文通的干劲就好得多。李西平和他一聊才知道，原来他也是虎门之战的亲历者，只不过当时林文通是韩致常的幕僚，和李西平这个民夫没有照过面。
林文通对军务很熟悉，但短板也非常明显，他一直负责后勤工作，练兵的事没参与过。之前和罗盛茂一起做过军学学生的训练，可军学学生都是五岁起就接受军事化管理的，又刚离开学校进入社会，训练他们的难度比起训练这些老兵油子天差地远。
恩格斯掌握着此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军事知识，但是普鲁士军队里也没教过他们怎么和半商人半流氓，而且还是“破落容克”的兵打交道。
想对付这帮人，得先熟悉他们才行，但是得熟悉到猴年马月呢？
“这事其实很好办，”李西平震惊地发现，自己居然对这个能让恩格斯一筹莫展的问题轻易给出答案，“交给我，一顿饭就解决。”
不过李西平的心态很快就平和了，韩信带兵也得问路于乡民，自己在大顺待的时间比恩格斯长两年多，当然得多知道点小窍门，没什么稀奇的。
“这个容易。”荀哨总喝着酒，啃着羊蝎子，不紧不慢地说，“当兵的纪律不行，主要是现在这个营房位置不行。把三里外那条街给推平了，然后营地围墙加高，哨兵不要用咱们中国人，从那些黑人里选不会说中国话的。”
李西平想出来的计策，就是请荀哨总吃饭。荀哨总可能无能，但他自己就是个老兵油子，既然能做到哨总，那肯定有对付老兵油子的办法。之前荀哨总看着林文通、卢夏尔他们瞎忙活，一言不发，其实就是出自老兵油子的积习，只要是他觉得做了没好处的事情，就一丝一毫的力气也不会出。这些天相处下来，李西平确定荀哨总只是又懒又自私而已，倒不是故意和林文通作对，所以请他出个主意也简单，一顿饭就行。
不过对于荀哨总出的这个主意，李西平有点犹豫：“一定得这样？”
荀哨总说：“李县丞过去带的是矿工，和我们这些专门当兵的是不一样的。我过去做大头兵的时候，就喜出去赌钱、嫖妓、喝酒吃肉，可以翻墙出去，也可以贿赂哨兵出去。打靶用的弹药，我们都卖了换酒肉吃。我敢保证，现在那条街上就藏着收火药的。若不把那条街拆了，当兵的都知道旁边有这么个地方，心里总是痒痒的。”
李西平说：“这么改完，军营不就成牢房了，这能行吗？”荀哨总说：“这便对了，就得像牢房似的，才能把兵练好。让当兵的除了放假没有别的念想，出不去，出去也只有农田。谁能让林先生觉得合格，谁才能放假去远处消遣。不合格就打，打几回就好了，我看那个普国大胡子干这活就合适，又高又壮的，能唬住人。”
李西平哭笑不得，让恩格斯拎着棍子去揍新兵，这画面想着就离谱。但是荀哨总的手段也就这样了，李西平只能再回去找林文通和卢夏尔商量。
他们仨又叫上恩格斯和雷作让，五个人商量了半天，最终还是决定：听专家的。
李西平能理解的纪律整顿，最起码也是北伐战争时那样的。三民主义几经修改，也是一套能自洽的革命理论。大顺朝有什么主义？李自成那一套的理论基础是“建立一个让穷人只要干牛马活就有猪狗食可吃的太平盛世。”湖北的世兵谁也不像明末灾民那样缺一口烂粟吃，和他们说这个有啥用。
所以，封闭管理+棍棒教育+利诱，对于大顺朝这种以当兵吃粮为唯一目的的军队来说，还是很合适的。恩格斯和雷作让也提不出别的办法，他们不熟悉顺军的情况，哪怕是恩格斯这样的外挂，没有一年半载的调查也难为无米之炊。
恩格斯只提了两点，第一是拆除商业街的过程中的补偿问题，第二是还是要给士兵一定的未来前景，不能光靠棍棒。
前者归李西平管，他解决不了。无论练兵处还是县衙门，都不可能有这种经费。后者归林文通管，他也解决不了。大部分顺朝士兵的理想要么是做军官，要么是分块地当农民，这是他能定的吗？
林文通的问题暂时搁置，反正他和卢夏尔都认为只要把士兵封闭起来，没有军棍和军饷解决不了的问题。卢夏尔也赞成封闭，因为海地军事顾问团的纪律本身也很一般，论起倒卖物资和吃喝嫖赌，美军并不比顺军差多少。
相比之下，海地自己国内的军人反而稍好一些，海地军队甚至有政治部，讲的是“杜桑主义”，主要思想来源是法国启蒙运动和海地革命历史。海地民族来源复杂，作为国家主体的自由黑人大多不知祖籍，只能使用法语，搞民族认同是不可能的，只能以独立战争作为国家认同的核心，强化海地革命历史的教育。
但即便如此，都是19世纪的军队，纪律好也好不了太多。把军营封闭起来，大家都安心。
李西平这些天都在构思拆迁方案，但是一无所得，如何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把补偿款发出来，这计策谁想得出来。李西平现在已经彻底明白什么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了，麻城的市场消费能力极其低下，仅仅是这一百来个工商业人口，如何保证他们不失业就是天大的难事。要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起码要提供二三十个就业岗位，即便在李西平的老家，都是件很费事的工作。这些人中有裁缝，有鞋匠，有做糕饼的，有做卤肉的，有兜售针头线脑的小贩，有算卦相面的术士，有卖偷酿的私酒的，有开私赌的，还有妓女，安置的难度实在太大。
李西平若是直接拆了街道，让他们一概滚蛋，自谋生路，其实也不是不行，大顺朝的官经常这么干，老百姓没什么不习惯的。不过让李西平当着恩格斯的面展示封建官僚如何压迫小资产阶级，可能也不太合适。
“这个容易，都迁到苔茹庄吧。”封宁突然雪中送炭，“既然要扩建工厂，厂区附近自然要有人给工人缝衣补袜、卖酒卖饭。”
李西平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穿越小说的主角都要找个大户人家投胎了，有钱的地方绅士，办事真是太方便了。不过，封宁也不是冤大头，她办了这件事，当然是需要回报的。
李西平和诸葛阳宁商量了一下，觉得封宁提的条件可以接受，她要求县里的修路计划优先照顾苔茹庄，确保苔茹庄的道路通畅。有葭泊这个天然蓄水池，苔茹庄和芸秋村只要把水利建设搞好了，基本可以做到水旱从人，资金可以乡里自筹，但是需要官府提供的技术支持。在治安方面，苔茹乡的民团也需要更多教官和武器。
这些条件并不难办，虽然也需要钱，但是都可以作为县里的政绩。诸葛阳宁又找了栾西河商量，最后全盘接受了封宁的条件。修路、修水闸、练乡勇，县里都有专门的经费，只要能做出成绩，用在哪里都是一样的。苔茹乡有封家这个财主，乡里自己募资容易，经过之前的剿匪战斗，百姓组织度也好，本来就更容易出成绩。
即便如此，拆掉这么一条微型商业街也是个技术活，李西平需要从头学习。幸亏有潘如在，还有经常搞工程的栾西河派了手下的两个吏来帮忙，才让李西平没出丑。此时麻城县衙的同事关系还是不错的，毕竟如果李西平捅了篓子，襄京方面乃至京城方面，可不会觉得这就是李西平一个人的责任，而是会对整个麻城县衙印象下降。
开私赌的那帮家伙，直接交给姚大郎，带着壮班的兄弟揍他们一顿，再讹诈钱财。恩格斯和雷作让也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这年头哪国的执法人员都是穷凶极恶，对良民尚且得弄点油水，难道还指望他们对犯罪分子讲道理吗。
因为私开赌场而破产，在哪个时代都不会有人同情，但是卖私酒就不一样了。在麻城，卖私酒的很多，都不是什么有钱人，而是稍有一点剩余财富的小农搞的副业，早已被麻城县的百姓视为正常营生。农民逃税，天经地义，这是自古以来的生存方式。按李西平的价值观来说，大顺农民承担的责任早已超过他们享受的权利，以至于农民活着都难，农民用偷税漏税平衡一下，再正当不过了。就算是普通的封建官僚，在这个问题上都不会太严苛。
更何况，生产私酒的主力是麻城的土寨豪强，普通农民大多只是做基层分销，就算把他们抓起来判个三千年五千年，麻城的私酒也照样泛滥。
实际上，高家庄就是一个私酒生产大户。李西平前段时间刚帮他们弄了个执照。虽然从此需要缴税，而且被封家控股三分之一，但也省去了躲躲藏藏的成本，打点胥吏的花费也降低了，而且可以利用封家的原料进口和产品分销渠道。这么一个普通的酿酒作坊，自然不打算搞什么机械化生产，但是扩大了规模、改进了部分技术之后，成本还是降低了，酒的品质还提高了。如果麻城的官府一直保持这种清廉程度，喝酒的老百姓也不出现巨大的消费降级，他们的盈利还能比之前高不少。
根据李西平在中学历史课上学到的知识，麻城县衙门是一定会越来越盘剥民族工商业的，小农经济解体导致的农民消费降级也是一定会出现的。不过现在他犯不上提这些事，那不知是多少年后的事呢。再说工人对酒的需求可比农民高，将来封家的榨油厂和其他农产品加工产业要是做起来了，高家这个酒坊还是有可能生存下去的，说不定将来也能变成个二百年老字号。再说了，管娶媳妇还管生孩子？只要这个酒坊在李西平调走前不亏损，李西平就算洋务官僚之光了。
等到将来穷人都喝得起正规厂家出产的廉价酒，小作坊私酿的劣酒自然会被挤出市场，到时候要严查的就是造假酒了。而现在的麻城还是99%的封建农业社会，和小酒贩子较劲毫无意义。
所以，对待这条商业街上卖私酒的人，李西平也只是让姚大郎把他们教训一番，痛斥他们“卫生不合格”。然后衙役们饱饮了一番卫生不合格的浑酒，就让他们去别处卖酒了。李西平是不敢喝的，因为这些私酒真的很可能卫生不合格，且不提制作过程中掉进去什么，单是使用陈化粮食导致的黄曲霉素超标就够他受的。
其他手工业者、小商人，包括妓女，全部送到苔茹庄安置。这年头光棍聚集的地方必须有妓女，否则指不定出什么乱子。虽然把妓女纳入工业建设规划有点离谱，但总比让工人都娶上老婆更现实。想用官府的力量让妓女从良，再等一百年吧。
李西平也没忘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他这个县丞的主要任务可不是给新军当保姆，而是解决麻城的土寨问题。
在梅文山和大空和尚的帮助下，柳塘镇的凌思源、刘木营的赫赞臣、鸭石寨的刘大头、枫树垭的戚大姐，麻城四个最大的土寨豪强的情报陆续送到了李西平的案头，但是，这四家哪家都让李西平头疼万分。
诸葛阳宁和他们四家都接触过了，但是四家都尚未同意丈田队进入他们的地盘，其他三家尚且虚与委蛇，而且凌思源则态度极为恶劣，诸葛阳宁的使者连他的面都没见到，差点挨枪子，诸葛阳宁也搞不明白，到底这家伙为什么这么自信？
李西平的任务是协助诸葛阳宁，诸葛阳宁现在没有思路，所以也用不着李西平。李西平目前的任务是保证已经完成土寨改编的苔茹乡不出问题，编练乡勇，但是这个也不用李西平多操心，夏未学的学习能力，有军学学生指导了基本军事知识后，进步神速。苔茹乡的乡勇在夏未学的力主下，在农闲时还会集中到苔茹庄集体操练，战斗力提升很快。打像华存裕那样的正规军还是送死，但是对付麻城的其他土寨不是问题。
由于闲着没事干，李西平达成了一项可以吹一辈子的成就：给恩格斯上课。
“我们已经讲过麻城的地形、行政区划、水陆交通、驿站、手工业、商业贸易，今天说麻城的土地情况。因为顺朝税收制度的限制，在法理上，没有收租在二百石以上的大地主，所有的地主全都是小地主。这些小地主，就是顺朝最为依仗的基层治理力量。算上他们的家眷，人口不到全县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也只有这些人，才有成为工业社会消费者的潜质，其他人的消费能力可以忽略不计。”
“彻底没有耕地的纯雇农，是非常少的。剩下的农民，基本上都是自耕农和佃农。大量自耕农虽然有自己的土地，却并不能完全靠土地的出产来养活自己，需要做工或者佃种土地。封家这样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佃富农，很常见，但是数量并不算多。”
“农民自有的土地，大约占全部耕地的三成；地主的私人土地，也大约占全部耕地的三成。剩下的四成被称为公地，但是这种公地和英国圈地运动所圈的那种村社公地，还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地，都是完全不同的。”
“这些公地都是以租佃模式来运营的，大体上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占全部公地的六成，是宗族公田，由同一个姓氏的人共同所有。宗族的祭祀，鳏寡孤独的赡养，宗族学堂的经费，备荒，这些开销都由宗族公田出。本族的穷人可以优先佃种宗族公田，但真正的控制者是宗族中的长老，一般都是有科举功名的人。第二种，占全部公地的两成，属于各种寺庙神会，供应宗教活动的开销，控制者除了一些宗教地主，也以有功名的乡绅为主。第三种，占全部公地的一成，属于县里的学校、孔庙等机构。第四种，占全部公地的一成，属于各种公益性质的善堂、义仓、桥路会之类的组织。对于这两种土地话语权最大的，也是捐款出资的乡绅。”
麻城的各种租佃分成模式，地主对农民的超额剥削，以米、粮、油等为单位的不同借贷方式，社会救济和公益建设的运行模式，各类祭祀活动的开展，教育经费与土地制度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上，李西平比恩格斯更懂。倒不是因为李西平多厉害，而是在这些方面，顺朝和欧洲的差异太大，随便找一个刁藏春、栾西河这样不是狗官的官员，肯定在顺朝农村问题上懂得比此时的恩格斯更多。
但是，能把麻城县衙从农村收集来的这些资料整理得如此详尽清楚，有一套自己的思维方式来解释这些问题，还能指出和欧洲农村的差异在哪，而且可以和恩格斯的思路轻易衔接的，天下仅李西平一人耳。诸葛阳宁写给德明帝的报告当然也详尽清晰，但里面肯定不会有“农业社会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导致财政和教育都不足以支撑真正的集权，官府必须依靠乡绅来控制农村，所以必须容忍他们的不劳而获”这种话。
“您说您从1841年才开始做官，但是从您的调查方法和分析模式的成熟程度来看，更像是从1801年开始就做这种事了。”恩格斯实在想不通，李西平这个只有几个人的草台班子，甚至要靠借同事的数据来完成调查，究竟是怎么完成调查过程中的试错的？
比如说两个村子械斗，诸葛阳宁会洋洋洒洒分析一大堆原因，最后得出结论：根本原因是水资源供给不足。这个结论当然没错，但李西平会认为民风民俗、道德教化什么的根本不值一提，一开始就直接指出问题在水，而且进一步分析水资源的供给为什么会不足。除了总量不足的问题，还有分配不均的问题。
其中一个村子有本乡唯一的进士，他有着国家权力的支持，又有财富，所以他实际上控制了全村的教育、祭祀、社会公益、宗族家法、乡勇民团等各项事务。在遭遇旱灾的时候，可能本来应该是全村土地都减产三成，但是水资源经过进士公的分配，他和他的近亲拥有的土地只减产了两成，而村里其他人的土地减产了五成。
唯一能把全村人组织起来的力量，掌握在进士手里，所以村民不可能向进士要水。因为这位进士平时很注意维护自己的声誉，村民甚至不会有这个意识。于是在进士的鼓动下，他们攻击邻近的一个与他们素有矛盾，且只有两个秀才的村子。这和美国大地主占着大量的土地，宁肯荒着也不分给新移民，然后鼓动新移民去砍印第安人，是一样的道理。等到附近的原住民被赶走了，这些地主手里的土地就涨价了。
像苔茹庄和芸秋村的村民这样，能分清“封家的”和“村子的”有什么区别的人，其实是少数，还要托两位封老爷太蠢的福。
不要说农民了，就算是大顺朝的官，他们分得清德明帝本人的、皇帝全家的、李氏家族的、商洛山勋贵集团的、大顺朝廷的、整个大顺官府的、全体地主的、全国所有人的这些利益的区别吗？在绝大部分人，包括诸葛阳宁这种地主阶级进步派的一流精英看来，可能都没多大区别。在这方面，他们甚至不如清朝统治者，至少清朝能弄明白什么叫“保中国不保大清”，而顺朝这帮人天下无敌惯了，根本没这个意识。
但是李西平对此就分得特别清楚，而且同一阶层内部还无限可分。同样是中等地主家庭出身的“战斗儒生”，刁藏春代表的贵州学派和诸葛阳宁这样的勋贵家族旁支显然就不是一码事。同样是鞋匠，做革鞋的和做布鞋的也有不同的诉求。
李西平理论水平很低，但是恩格斯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其社会分析方法的背后是有一套完整的思维方式在支撑的。这是一个修炮台的民夫做了两年官就能想出来的？
他哪里知道，李西平根本不需要试错，前面一百八十年，已经有足够多的人用命试过了。怎么把国家搞好，李西平不见得明白，但怎么把国家搞砸，现在全世界没有比李西平更明白的。所以，李西平的思维虽然很浅显，但是看起来却异常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