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金星刚加入闯军的时候，教闯军读书，要学儒经、学史书、学兵法，那个时候闯军众人也确实有雄心壮志，觉得以后教育就该搞六艺兼通的。但是随着政权日益庞大，顺朝高层愈发意识到，真没钱，就算顺朝的财政收入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依然不可能在每个县学都推广完整的六艺教育。办了军学保证自己人的教育，再扩大一下各地县学的招生，保障一下学生待遇，给老师涨个工资，就没钱了。故而顺朝的文科举还是只考儒家经书，只有考进士时才考史书策论。在公费教育不足以让每个读书人都了解国家大事的情况下，为了避免中举的都是能自费学习历史、国事的官宦人家子弟，只能如此。
那么问题就来了，要按什么标准来解读儒经呢？虽说要“打倒程朱，救出孔孟”，可是打倒了程朱之后，谁来出一套完整的对儒经的解释呢？
几十年下来，谁也没做到。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李自成中年时和李自成晚年时的差距都是非常巨大的，而儒家“原教旨”的经书，诞生于连铁犁牛耕都没普及的时代。白银货币化了该怎么办？火药时代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怎么处理？美洲作物对农业的影响如何？棉花的普及带来怎样的经济变化？和西洋诸国该如何打交道？周公旦那样的大才若是投胎到李自成家，或许能编出一套新的经书，而后儒从两三千年前的周礼中找答案，想解决当代的问题，那必然是一无所获。
编不出新的经书，也不能赖顺朝的儒生没有圣人聪明。顺朝的大儒中，理论水平高超的不在少数。然而周公制礼，定周朝基业，孔子办学，弟子仕于列国，顺朝的儒生要是开宗立派创建一套理论体系，能怎么样呢？在这个君主专制登峰造极的时代，世俗皇帝与儒家天子合二为一，唯一的声音就是天子的声音，天子可以尊死人为圣，但活的圣人与顺朝整体的制度设计是违背的。
顺朝的制度是分权制衡和高度集中的统一，不仅比明朝更强化军君权，比李西平那个世界的清朝还要更进一步。在明朝由吏部、兵部掌握的文武官员人事方面的权力，到了顺朝都被皇帝直接掌控。皇帝同时拥有天佑殿、京营勋贵、军师署、内廷女官、特务与皇商五套秘书班组，全方位总揽一切事务的权力。在这种局面下，是否还有一个明确的指导理论，已经不重要了，有术无道，一样可以让国家正常运转。
治国需要道，那是为了上下同心，既然现在大顺天下无敌，绝大部分人都为了利益同心，那也没什么不行。边防在河北甚至在淮河的政权，需要绞尽脑汁论证自己的合法性，顺朝就不需要在这方面花太多工夫了。清朝那副德行合哪门子法，还不是照样有二百多年江山，只要得“民心”就行了。至于谁算“民”，那很简单，谁有能力发出声音让皇帝听见，谁就是民。
但是科举考试总要有一定之规，不能让主考官凭喜好判卷，所以顺朝还是“重新编纂”了一套《十三经注疏》，但实际上还是在明朝的科举教材的基础上修改的，只是把那些明显不符合顺朝价值观的思想删改了而已。
所以，顺朝在思想上没有正统。既然没有清朝那么多的G点，文字狱很轻，那么各种各样的学派也就层出不穷。有的几十年便即消散，有的则开枝散叶，发展出越来越多的理论流派。
在明朝后期曾经流行过的泰州学派，在顺朝自然也被“重新发现”了，虽然缺少师徒传承，但是很多人自诩为泰州学派的私淑弟子，在流传下来的泰州学派理论的基础上做了很多丰富和发展，也有很多发展得和泰州学派其实没什么关系了。
芝佛院是李贽故居，而且住得不远的骆成周就是这一代泰州学派的头面人物，所以芝佛院、龙潭湖就成了泰州学派的聚会之所。出了鸦片战争这么大的事，顺朝第一次和外国平等外交，他们也要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理论。
政治理论的事前几天已经讨论完了，今天就是聚会娱乐，对诗联句。大空方丈安排好接待的事宜，回到自己的卧室，就得知又有人来访。
大空急忙出来到会客室接待，自打封宁接管封家以来，她可没少给芝佛院下属的尼姑庵布施，这样的大客户不能不重视。
封宁带了厉吉、一个小厮和一个丫鬟陪同，见面也不与大空客套：“在下有事求见戚大姐，烦劳方丈引见。”
大空既不说戚大姐在，也不说不在，而是说：“施主一路辛苦，且饮一茶。老衲久居山中，不闻外事，每逢客至，总要请教。”
封宁也当然知道事情不会这么容易，落座后说道：“请教可不敢当，释家辩功，子墨子后无人能及，只盼师父不要取笑。”大空说：“何敢当一辩字，有惑求诸人而已。”
封宁想了一下，说：“那就从一件陈年旧事说起吧。”
“当年太祖皇帝共有三子，长者邓王，次者太宗皇帝，三者夔王。”
“太祖皇帝是前明万历三十四年生人，诞下邓王时，是本朝永昌十年，太祖皇帝已经四十八岁，诞下太宗皇帝是永昌十一年，待到夔王降生，已是永昌十四年。”
“一个年过半百的皇帝，膝下只有三个不知能否养大的幼子，而且高皇后无所出，三个儿子俱是庶出。”
“大顺开国之时，高皇后已年近四旬，预感自己难以再育，于是推荐太祖皇帝另娶刘氏总摄后宫，刘妃之父乃巴陵男刘世俊，淮侯刘国昌之族亲，磁国公刘芳亮部下，旋以小功加封岳侯，但子孙仍世袭巴陵男。太宗皇帝乃刘妃所出，又过继与高皇后，在勋贵支持这方面，是稳妥的。”
“但是，太宗皇帝毕竟不是真正的嫡出。邓王居长，其母陈妃原为明朝掌书宫人。刘妃虽掌后宫及女官事，然不知书，非陈妃辅之不可。故而，高皇后有皇后之名，刘妃有皇后之权，陈妃却有皇后之实。明朝内官十二监由宦官掌管，至本朝，除御马监，其余十一监之权责多并入女官六局，故而后宫之长权甚大，乃又一内相。”
“夔王既幼且庶，本来是与他无干的，然而其母窦氏于诸妃中最受宠。”
“夔王出生不久，太祖皇帝便册立次子为太子。任用同为掌书宫人出身的杜妃分陈妃之权。于窦妃虽喜爱，却少亲近。于高、刘两家，不论甚么由头，能赏则赏。莒侯曾言，家里圣旨太多，正堂要供不下了。”
“自来册立太子，总有一难事。太子若幼年夭折，那换一个就是，可太子到了壮年，身边难免有一群下注于新君之人，严重者连皇权都能威胁，若是太子壮年而卒，一旦更易太子，这批人更加难以自处。而本朝并无东宫僚属，直接以文武百官为太子僚属，更是在太子加冠之后便让太子监国，太子之同学，更是尽可能地重用。”
“后人论及前明，常有人称洪武帝不当立建文帝为储君，当立他子，实则大谬。且不提秦王朱是甚等样人。懿文太子在世之时，行监国之事，与文武百官皆有交道，人人皆以其为他日皇帝，建文帝做皇太孙，群臣可泰然处之，若是改立他子，藩王就藩已久，焉能没有自家私人，前者将全副身家押给懿文太子之人，将如何自处？那时要杀的，可就不止是几家勋贵了。是以皇帝在世之时即分清大宗小宗，绝非古板，乃是为了社稷安泰。至于建文帝无能，这又是另一码事了。古往今来，天子大多无能，不可因噎废食。若非战场厮杀，是否有能又如何分辨得清。所谓立贤，实则与立爱无异。永乐帝在世时，即立宣德帝为太孙，亦是此故。”
“然而，人皆有爱子之心，岂得帝王家独无。太祖皇帝未给邓、夔二王丝毫权柄，爵位亦仅封公爵。到了太宗朝征准噶尔时，君臣之分已定，倒可以放心任用二位兄弟，晋封王爵。可是在皇室私财上，除去公主的嫁妆，内帑的资财、产业几乎是平分为三，分别由太宗皇帝及二王继承。太宗朝内帑管理混乱之根源便在于此，直至世宗朝，才将皇商、内帑整理清楚。”
大空倒是听得明白，但是他有点迷惑，这些和现在麻城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
封宁说：“师父不妨猜猜，和端一朝，为了整顿皇商，死了多少人。”
封宁也没打算真让大空或者其他人猜，直接说道：“正法者三人，死于狱中者五人，流放边疆者十二人，‘畏罪自杀’者七人，‘暴病身亡’者六人，‘死于意外’者两人，‘死于匪盗’者一人，抄家破产者二十一人，罚银者三十七人。至于这些大人物倒台的过程中牵涉多少普通人，那就永远无人知晓了。曹霖能写出《红楼梦》，根由便在于此。帝王家一举一动，皆关涉成百上千人的性命。”
“枫树垭的事情，其实很好推想。在我大顺朝，刘大头这样的人随意调动几千矿工，那是非常正常的，就算几万也不稀奇。但是调动五百精兵，绝非地方官自为之事。莫说五百，哪怕一百，他们也不敢。想当年襄京建政之时，一位开国侯爵麾下也不过十个队，两千来人，若有人私自出兵五百，那是天大的事情了。”
“但是，天子又没有自己派兵搅了自己的事的道理，那就只能从代行君权的人身上去想了。”
“明张太岳有云：‘吾非相，乃摄也。’本朝更是如此，自胡惟庸之后，天下再无真正相权，只有代行皇权之秘书，只不过还习称为‘相’而已。即便这秘书，也不止明面上的天佑殿首席大学士这一个，而是有‘五相’之说。”
“天佑殿大学士之首席，承明制统领内阁，乃是文相。本朝重武勋，提督诸营之泽国公本为武将第一人，然其权太重，泽国公出家后便不再设，京营权将军乃武官之长，另有一套班子，与明之五军都督府有同有异，掌五营及卫军军籍事，乃是武相。军师协助天子处理各种紧急要务，又有情报、测绘、参谋、宣传之班底，乃是枢相。本朝废宦竖，明之内官十二监，除御马监外，其权责多并入女官六局，总摄六宫的皇后其实要连前朝魏忠贤的差事一起做，乃是内相。在此四项之外，还有一些隐秘事，需要御前侍卫、龙衣卫、孩儿军、皇商等人去做，这些人中最得宠、权最重者，多半为天子同窗，乃是隐相。”
“文相、枢相乃是文臣，武相、隐相乃是武臣；文相、武相多选德高望重者，枢相、隐相多选起于中层而能实干者。宋明皆言与士大夫共天下，然本朝开国之时，所过之处，士大夫往往十死七八。即便后来杀得少了，终究不是旦夕之间可以融洽的。是以选勋贵女为皇后，亦是制衡之意。”
“开国之时，勋贵胜士大夫多矣。然承平之后，士大夫皆是科举千军万马之中考出来的，就算治国不用经史子集，可经史子集学得好的，也必是万里挑一的聪明人，学别的也慢不到哪里。勋贵却是世袭而来，孰强孰弱自不待言。勋贵中之强者，皆是边疆立功之新贵，为防董卓、石亨之事，也不可直接进京统率京营，需到儿孙辈方敢使用。若非五相之中占了三相，勋贵实敌不过文臣。”
“开国之初，勋贵与士大夫确实是水火不容，不过现在是早就没这种事了，互相通婚、一起做生意都是常事。”
与此同时，在县衙后堂，诸葛阳宁把茶杯往虞五绝面前一推：“说说吧，扈尚书为什么要找我的麻烦？”
虞五绝木然无应。诸葛阳宁说：“你来麻城之前就是商城县县丞，你不会想说这事和你没关系吧。”
虞五绝说：“我知道这事，但这事和我也确实没什么关系，五百兵马，是我一个县丞调得动的吗。”诸葛阳宁说：“所以我问你，为什么扈尚书要找我的麻烦。”
虞五绝说：“虽然您是七品，可您也是能直接跪到天子面前的，找您的麻烦，于扈公有何好处。都是身不由己罢了。”
诸葛阳宁十分不解：“扈尚书正当盛年，熬到贝尚书致仕有何难哉，上意又怎会容许这等胡来。”虞五绝摇了摇头：“时间不等人。”
虞五绝这话的意思，诸葛阳宁自然明白，德明帝是天兴四十七年生人，如今已经六十二岁。当年刘备说：“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这话如今依然适用，七十岁仍是古稀之年，通常不敢奢望能活到，德明帝现在必须以自己随时会死为前提考虑身后事了。
虞五绝说：“本朝制度完善，远胜之前历朝。设文谕院，分文选司之权；废武选司，武官选拔之权移至君上一人；设赞漕司，武备后勤之权统一；军师署为上总揽军机要务；武举仕官之途，足为文举之制衡；大兴县学，济穷儒，分世家之势。何况本朝开创之初有迁关中之事，世家最多不过二百年而已。不论文臣武将、内官皇商，无一人真正有权。天子以数十秘书统御数千官僚，君上之权极矣。若是太平时节，哪怕天子在襁褓之中，诸秘书代行君权，也能无碍，待天子成年，收权易如反掌。前明正统、万历之辈，视于、张如草芥；嘉靖、崇祯由藩王入统，亦无人可撼其权。明尚如此，何况本朝。”
“唯独有一桩事，前明之崇祯帝，诛文臣、杀武将、除宦竖，皆易如反掌，唯独于勋戚难以措手，致有‘九莲菩萨’之事，而本朝勋戚之权，远胜于前明。”
“本朝开国二百载，已有六帝，无一幼主。太祖自不必提，戎马半生，三十九岁登祭。其余五代天子继位之龄，太宗三十岁，世宗四十五岁，高宗二十五岁，仁宗四十岁，当今天子亦是三十九岁。”
“那么，究竟是本朝体制真的稳固，还是因为六代先帝之能为而稳固呢？”
顺朝的君主专制程度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顶点，这是毋庸置疑的。之前的历朝历代，皇帝不断以内廷夺外廷权力，然后内廷的机构又不断变成外廷的。比如尚书令、中书令，在汉武帝时本来是由宦官担任的，是制衡朝堂大臣的工具，但是后来越来越权重，最后他们又变成了需要制衡的朝堂大臣。
李自成时代设计的那套制度，是朱元璋模式的威力加强版，皇帝兼任宰相、大将军、内务府总管、司礼监的大太监、特务头子。但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当了皇帝也不会变成超人，朱元璋时代皇帝兼任宰相的工作量就足够把朱标累死了，李自成一个人不可能干这么多工作，所以才有了顺朝的五套秘书班子，稳定地控制着天下的文武大臣。
但是，这五套秘书班子有三套是深受勋贵影响的，而且还从来没有尝试过在皇帝挂机的情况下运行。
诸葛阳宁的脑子一时没转过来：“那难道不该限制勋贵？”虞五绝说：“您是武探花，我是文举人，虽然殊途，等级也差得太远，但我等毕竟都是靠真本事考出来的，那些勋贵有什么本事？他们还用得着限制？”
诸葛阳宁自己也是出身于勋贵家族的旁支，对大顺勋贵的本事自然是清楚的，默认了虞五绝这番话。虞五绝向房梁指了指，接着说：“所惧者并非勋贵擅权，实惧勋贵自毁。”
若是顺朝的勋贵像明朝勋贵那样，安安稳稳地被文官拿走外朝的大部分权力，专心去搞宫闱斗争，那倒好了。像张居正托管这种模式，就算辅政大臣没有张居正的本事，至少也可以处处保守，不捅大篓子，皇帝的人身安全也不是问题。然而，李自成之后的五代顺朝皇帝都是监国若干年后继位，班底强大，地位稳固，所以有能力经常用勋贵当狗，去做一些外朝官员不方便做的事。可一旦皇帝无法亲自理政，就怕某些人认不清自己的定位，把皇权借给他们的权力当成自己的权力，忘了自己是棋子，以为自己有资格下棋，那可就要惹大事了。
话说到这里，诸葛阳宁这样的聪明人就完全明白了，他叹了口气：“我们麻城县衙的这几位，都是指望靠手艺为生的，却还是逃不开这样的事。”虞五绝说：“我难道不想一辈子算账量米？可我们的手艺是政事，焉能逃得掉。”
事情很明显，这次战事绝不是冲着小小的枫树垭甚至鸭石寨，而是最力主支持麻城改革的户政府尚书贝丰谷，有人不希望他接任内阁首辅之位。
麻城的诸葛阳宁、湖南的孙磊，都是贝丰谷一系的人。再加上之前的甘肃马场案、不久前的出使日本等事情，贝丰谷这一派近来好生露脸，有人想狙击他们，也是理所当然。而除了贝丰谷，内阁中风头最盛的就是虞五绝的那位同年，工政府尚书扈兆有。
但是这又不合理，若是皇帝有意打压，随口一句话将诸葛阳宁平调别处，麻城的事换个人管就行，可若不是皇帝，难道有谁能瞒着皇帝私下调动军队办这件事吗？
诸葛阳宁已经大体上想清楚了，但是还差最后一块拼图：“讲讲商城县这支队伍吧”
虞五绝不紧不慢地说：“这一支兵马，是鸦片之役开始后不久，在扈尚书的建议下组建的，直接负责的是固始男。”
诸葛阳宁皱了皱眉：“固始男？他会练兵？”固始男吴洛达之前在浩罕之役表现很一般，想刷功劳又不敢太靠前，若不是因为他是皇帝的同学兼岳父，中营权将军的位置根本到不了他头上。
虞五绝说：“以他的身份，就算自己不会，找几个会的有有什么难的。当初组建这支兵马时，也并未如何保密，连塘报上都登了，想是那时天下各处调兵支援海疆，这则消息混于其中，您也没在意。”
诸葛阳宁有点惭愧，自己调查麻城附近的情况时，确实是完全没有考虑鸦片战争中的新建军队。虞五绝接着说：“当时我在商城县，就和李县丞一样，协助这支兵马的后勤工作。后来调任麻城，自然就没有联系了，直到前些天他们来人通知我，要我提供枫树垭和鸭石寨的情报和向导，我就通知刘大头给了，补给问题他们说自己能解决。我知道的就这么多。”虞五绝其实也是到现在还蒙在鼓里，没想明白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但他是根本懒得去想，在他看来，自己就是个县丞，上面让怎么干，照着做就是了。
诸葛阳宁思索了一阵，总算是全明白了，他忽然扯出一个虞五绝完全没想到的话题：“前朝的孙传庭，你知他是哪里人吗？”
虞五绝愣了一下：“好像是山西人吧。”“那么他家迁到山西之前呢？”
虞五绝摇了摇头，谁会记得这种事。诸葛阳宁说：“他祖上是大别山人，跟着彭莹玉和尚、天完皇帝徐寿辉起义抗元，也是红巾军的兄弟。天完帝被弑后，他跟着傅友德归顺明太祖，后来又随傅友德北伐驱元，以军功得百户之职，这才繁衍出孙传庭这一支族人。”
“孙传庭与本朝为敌之时，曾遣叛将飞天龙折增修偷袭唐县，屠城，当时驻扎在唐县的我军家属，又是哪里人呢？那时在南阳盆地屯田的，乃是革左五营中绛侯贺锦、淮侯刘国昌所部，他们部下的家眷，也是大别山人。”
“在商城县训练的兵马，肯定是就近招募的，既然动静不大，那肯定是以汝宁府一带的原有卫军和世兵支子为主，他们中大半是当年革左五营弟兄的后代。”
“阿房舞殿翻罗袖，金谷名园起玉楼，隋堤古柳缆龙舟。不堪回首，东风还又，野花开暮春时候。”
“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
诸葛阳宁是武举考上来的，武功也不低，但他做的一直是文职，从未当过军官，读的也是圣贤书，在对历史的感叹上，也与文官无异。
现在，事情已经很明了了。
德明帝六十二岁了，太子却才四岁，他要为身后事考虑。
德明帝是个很恋权的人，再加上没有嫡子，甚至现在年纪最大的四皇子也才十三岁而已，皇子们自然都没有半分权力。四、五、六三个皇子的外公都是皇商，虽然现在看起来显赫，但是要被剥夺权力也只不过是一句话的事，不必担心。
这三四年来，太子的身体素质着实不错，竟然一次病都没生过，看来德明帝是认定太子可以养大，要扶太子上位。
太子的外公吴洛达，因为毛际耀的退隐，成为了德明帝的同学中最得宠者，也就是实际上的隐相，而他成为中营权将军后，又成了代表勋贵的武相。内相是她女儿，现在的皇后，将来的太后，顺朝这五相之中，已经被吴家拿到三相了。
可即便如此，德明帝担心的依然不是吴家擅权。他清楚自己这位老同学兼岳父压根就没能力，他真要是作死，无论外朝的文臣，还是京营里那几个老奸巨猾的制将军，甚至李天悦，都能轻易玩死他。
所以，德明帝一面不断pua吴洛达，让他明白自己狗的身份，同时还要确保朝中无人能和吴洛达竞争。
如果这样，朝中岂不是没有正常人，全是废物和狗了吗？可德明帝并不担心这样的问题。能做到朝廷大员的“废物”，也不会太蠢，按部就班管好自己这一摊还是能做到的，官员们只要作为狗把德明帝的改革维持下去就可以了。
德明帝的改革有很大的阻力，要说彻底反对变革，主张什么都不能变的，倒还真没有，但是对于改到什么程度，与德明帝有不同意见的大有人在。
鸦片战争输了，必须改革，这是谁也驳不倒的。但是很多人认为，既然是战争出了问题，那建设新式陆海军就足够了，别的为什么要动呢？
但德明帝不可能只满足于这一步，他起码得把配套的军工生产和财源开拓建立起来。新军尤其是新式海军，比旧式军队费钱得多，建了新军还得裁旧军，旧军安置也是一大笔费用，不开财源不行。
更何况，练新军的目的是什么？打英国一顿，然后倒退回鸦片战争之前的状态，恢复一口通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但与一般人想象的不同，一直负责治水的“实务派”代表扈兆有，才是主张除了军队什么都不改的人，而对于改革的想法比德明帝更激进的，反而是贝丰谷这个正统儒生。
晚清的戊戌变法中，有“保中国”还是“保大清”之争，顺朝当然是没有这种担心，李家的地位实在是太稳固了，在这个君主制还被普遍视为理所当然的时代，根本不会有人去思考李家能不能代表中国的问题。但是顺朝也有自己的问题：“保中国”还是“保天下”？
这种担心，可以说是非常奢侈的，清朝倒是想有这种担心，可是不配，被日本骑在头上一顿暴打，朝贡国通通丢光，根本没资格考虑“天下”的问题，非常顺滑地就接受了欧洲人建立的国际秩序。
而现在，顺朝的读书人“傲慢无比”，天下、天子、天朝、华夷秩序、朝贡体系这些东西，在他们看来是牢不可破的真理，不容任何撼动。
对于一个几千年来一直是整个文化圈中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的群体来说，“中国之士”这群人有这样的“傲慢”才是理所当然的。不管是儒学还是军学出来的人，“天朝上邦”的意识全都根深蒂固。
在清朝，他们面对显而易见的歧视，有效忠于谁、该不该反满兴汉的困扰，而在顺朝，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大顺朝是我们先人和太祖一起打下来的，也是我们先人和历代先君一起治理的。不同人群的权力固然有高下之分，但是整个体系是打通的，皇族、勋贵中血缘越远地位越下降，其中最穷者与普通中农无异，那些身在高位的人，也会和身份略低于自己的人联姻，一层层传导下来。整个体系中，并无满城这种一眼就能看出的靶子将人群截然分割开来。
如果把三民主义拿到这个时代来说，那可能就只剩下一民了。民族方面，对内，全国读书人谁也不觉得自己在国内受到民族歧视，连少数民族的底层穷书生都是在和本族的贵族干仗，他们眼里只有“怀才不遇”“仗势欺人”这些传统的矛盾。对外，也远没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程度，大部分英军还拿着燧发枪呢，打输了就练新军反击呗，此时根本没有任何人考虑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打输的可能性。在此时的顺朝人眼中，怎么可能有天朝励精图治二十年武备还不如洋人的事，那是什么疯话！
民权，现在也没什么可说的，全天下的经济基础尚未大变，不论资产阶级还是工农，都只能在皇帝和地主的合作与勾心斗角中当陪衬而已。所以，也就民生主义还能讲，但平均地权这事，除了自称继承三民主义的那位封建军阀，哪朝哪代不讲啊，一点都不新鲜。
任何一个文明古国，都不可能才经历了鸦片战争这样一场失败就开始反思自己制度不如人、思想不如人，啥啥都不如人，反思一下器物不如人就是极限了。就像汉朝白登之围后会想办法克制匈奴的骑手，却绝不会去学匈奴文化，唐之渭水之盟亦然。哪怕是宋朝签了澶渊之盟，也不可能去学辽国的制度。中华文教天下第一，是半个世界的读书人自古以来从未变过的信念，因为直到清朝输了英国输法国，再输日本，接下来没人输了，在此之前，它就是真的，是禁得起事实的检验的。在黑船事件之前，很多日本儒生甚至觉得因为朝鲜学中华学得比我们像，所以朝鲜文化更发达。
故而，刚刚经历一次鸦片战争，顺朝士人这种“傲慢”一点都不无知，只不过是正常尊严的体现而已。
所以，这些人中有能力关心国家大事的那部分，他们想的是让天朝继续走下去，没人会因为长了鸡眼就截肢。哪怕因为英国征服印度，考虑到缅甸、阿洪之类的朝贡国可能守不住，弃了也就弃了，也绝不会考虑连朝鲜、安南都独立的事情。
德明帝当然也不会弃安南、弃朝鲜，但是他的出发点和儒生是完全不同的，德明帝只是把藩属国当成防护核心圈的缓冲而已，是纯粹从国防需求的实利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朝鲜、安南、琉球三国，已经被当成核心圈了，所以分歧不大，但是在对待日本等国时，尽管目前手段并无分别，可内核却天差地远。
德明帝做的事情，完全是为皇帝统治下的大顺帝国谋划，只关心日本列岛的稳定给海防带来多少好处。可是像贝丰谷这样的人不是皇帝家奴，是天子之臣，他们得先“保天下”，要维护天朝秩序。
日本王室崇佛，还有神道教的大祭司，和日本儒家三足鼎立，这对于儒生来说，也是对天下秩序的威胁，是要管的。但德明帝压根不在乎这个，日本就算信巫毒教也不妨碍伊达家替他守土，只要武家秩序不崩溃，爱咋咋地。
在对朝贡体系之外国家的问题上，分歧就更严重了。鸦片战争以前，顺朝官府只需要和俄罗斯这一个朝贡体系之外的国家打交道，倒是好敷衍。顺朝和俄国划界时，承认彼得大帝自封的“俄罗斯帝国皇帝”称号，但是又绝不能把汉字“皇帝”写在条约上。中俄签约，用汉文、蒙古文、俄文三种文字，在汉文和蒙古文的条约上，都直接把“皇帝”写成“Император”。如果非要较真说这个词用汉字怎么写，那就是“英白拉多”，如果要进一步死较真说这个词意译该怎么翻译，那就咬着牙硬说是俄语“可汗”的意思。同样，也不允许俄国把“中华天子”这个称呼翻译了，直接拿汉字写在俄文版条约上。反正东方世界就这规矩，和你们欧罗巴不一样，爱签不签。
可现在至少也得和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四个国家打交道，再这样掩耳盗铃就行不通了。德明帝在和俄国联姻的同时，直接让“俄斯帝”这五个汉字出现在了正式文书上，其他国家也是他们自称什么国号就用什么国号，不再硬搞假翻译。
朝野上下对于德明帝这种举动的激烈反应，不是什么愚昧、自大，而是任何一个正常士人都该有的正常尊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这个时代的天朝无可争议的真理。平等外交？唐朝的平等外交，是长庆会盟；宋朝的平等外交，是澶渊之盟；明朝的平等外交，是借虏平寇。在之前二百年中，顺朝对于这种事情是绝对的零容忍。对于德明帝来说，洋务运动带来的枪炮、轮船、铁路和钱才是最要紧的，只要能让李家统治下去，怎么都行，现在顺朝的实力就是只能和英法俄美四国平起平坐，口头讨便宜，念叨“儿子打老子”，实在没意义。而对于儒家来说，放弃普世的天朝身份，这等于“亡天下”。
贝丰谷这个户政府尚书是管钱的高手，他能做这么大的官，当然不会是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一切都是讲究实利的，但是他马上就要接任内阁首辅，在这个天下文官之首的位置上，他总不能公开做儒家的异端吧，无论他自己是怎么想的，他都必须和天下读书人中的大部分保持一样的态度。不光那些学四书五经写八股文的是儒生，就算是军学的学生，虽然只读过《论语》《孟子》等寥寥一点儒经，虽然大部分时间学的是数学、体育之类的东西，但他们的一切三观的基础都是基于儒家的。儒家可以有不同的派别，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想解释到天子和俄罗斯皇帝当亲家，需要非常艰难的过程，德明帝不敢保证在自己活着的时候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些与枫树垭中种苞米、卖水果的流民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是一文钱关系都没有，但正是这些一文钱关系都没有的事情，要决定他们的生死。
贝丰谷所支持的天下士林主流意见，当然是一点错都没有的，甚至德明帝本来也很支持这样做，然而，德明帝必须以自己时刻可能会死为前提来考虑问题，所以他绝不能用这样的路线。
贝丰谷不管论能力还是论资排辈，都是理所当然的内阁首辅，所以他不需要做任何“多余”的事情，顺着“正常”的路线走就行了。那么现在顺朝“正常”的路线是什么呢？在这么多年以抗清为最高政治正确的文化氛围浸润下，当然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要保这天下，要保这天朝。
顺朝倒不必担心什么顽固派，他们成不了气候，不管什么派别，都不敢否认“秣马厉兵干死英国”的正确性。至少兵工厂和造船厂这两个项目谁也不敢停掉，否则非被士林舆论压死不可，变成活张邦昌，活秦桧，活洪承畴。
可是德明帝的寿命很可能只剩数年，而太子想亲政得等十几年后。勋贵是无能的，顺朝想秣马厉兵，掌舵的必须是文武科举考出来的那些人，而能打的武官不能控制京营，否则就会变成赵匡胤，他们的权力谁也制衡不住。假如德明帝决定让贝丰谷接任内阁首辅，一旦德明帝死了，贝丰谷、孙磊、诸葛阳宁这一系的班底必然成为接下来十年顺朝改革的掌舵人。
对于国家来说，这没什么不行，前明张居正执政的那十年，比万历亲政之后强多了。可对于李家来说，这是一场灾难。
在一个贝丰谷掌握实权，清流派掌握舆论的环境下，要是他们在下次战争中又输给了洋人，那肯定是群情汹汹，天下读书人要求大政奉还皇帝。可是，德明帝想破头也想不出怎么输。英国再次来犯怎么也得是十年后了，难不成大顺还能搞了十年洋务却依然被英国暴打？
如果打赢了，那就相当于张居正大败织田信长，让日本称臣。而且顺朝和明朝还不一样，没有主导思想，李自成也没像朱元璋那样搞一堆“圣谕”，在“李家为什么能当皇帝”这个问题上，从来就没论证明白，目前实际上还是以“大明打不过清军，大顺打得过”“崇祯皇帝治下百姓吃土，永昌皇帝治下百姓吃糠”这种朴素到极点的东西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