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怕的是，德明帝明白，这玩意虽然朴素，但的确是真理，所以才能二百年没人驳倒。可这就意味着，一旦改革主导权落入皇帝以外的人手中，这个合法性就被别人拿去了。
好比诸葛亮北伐大捷，还都洛阳。当年诸葛亮说过：“若灭魏斩，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人家诸葛亮可能就是说说，贝丰谷和他的后继者会不会受十锡，那可就不一定了。
倒不是怕这些文官篡位，司马懿的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德明帝很清楚地意识到，大顺开国二百年了，很快就要和那个老对手决一死战了。
这个老对手就是二百年前的大顺自己农民起义。稍微有一点见识的人其实都看得出，粤北民变只是个序幕而已，接下来早晚会有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秦始皇幻想千秋万载很正常，这都大顺朝了，就不要做这种白日梦了，农民早晚会揭竿而起把大顺拉下马，连李自成都有这种预料。
在这种乱局下，承平日久的勋贵就算掌握着三个相位，也根本控制不住局面，让勋贵带着京营镇压农民起义，那纯属光屁股拉磨，转着圈地丢人。反而是科举文官，因为基数大，总是会稳定地产生一批卢象、洪承畴这样会打仗的。
在这种情况下，世兵可不会选择做什么“皇权的刀”，他们不同于清朝的八旗，而是和明朝的卫所一样，和士大夫融合一体的，所以世兵后代中会有孙传庭、马士英这样的士大夫。大家都是凭本事考出来的，又都面临农民起义的威胁，只要不傻，正常的选择一定是联合起来，把骑在他们头上的无能勋贵踢开，一起镇压农民军。而且因为他们是全国官僚的主体，人数众多，而且靠科举选拔，所以其中大部分人尤其是绝大部分身居高位的人，必然不傻。
在明朝，虽然从英宗朝开始就有了勋贵废了、皇帝祸国的情况，可文官依旧拿不到真正的权力，那是因为在英宗朝，瓦剌的威胁能力不够，内地也没有全面动乱，就算让一个废物皇帝掌权，国家也依然稳定，二十四衙门这样的机构，宦官也能够管得明白。到了明末，虽然皇权维持不住了，可国家已经烂透，文官也做不到拳打后金脚踢大顺，所以只能一起完蛋。
而现在，这些情况都不一样了。掌权的文官只要不作死，正常搞洋务，就能在“攘夷”这一项拿到极高的分数。而且这个时代在迅速变化，所有新的能赚钱的手段都需要足够的受过教育的人力资源来支撑，不再是靠少数家奴就能管得明白的了。
勋贵、女官、皇商这些人，长期依赖皇权授予他们的特权，在学习能力方面，根本没办法和缙绅、世兵去竞争。在这种局面下，面临大规模农民起义时，朝堂将彻底失衡，导致皇权旁落。缙绅和世兵的制衡看起来很稳定，但前提必须是有一个强势的皇帝从中主持，否则双方只会迅速穿一条裤子。
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本来就是应该穿一条裤子的，这并不是坏事，只是对于李家来说，就是大坏事了。
如果皇帝心态平和，权不权的无所谓，这种状态倒也没啥。可顺朝皇帝不是被幕府压得动弹不得的日本天皇，而是长期实权在握，有完善的制衡体制，只有皇帝自己掉线时才会大权旁落。只要有个中人之姿以上水平的成年皇帝，拿回权力就并不困难。就算皇帝能安心吃喝玩乐，那些环绕在皇帝身边、依附皇权生存的人岂能安心。更何况，古往今来的皇帝，有几个能承认自己是中人之姿甚至连中人之姿都不如，一个个的都觉得自己是旷世天才。
皇帝要夺权，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顺朝历代皇帝都在夺权，可现在，夺权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内部，还有外部。对于皇帝来说，最容易握在手里的财源就是关税，而关税与洋人密切相关。
德明帝太清楚绝大多数皇帝及其亲信是什么德行了，换成他自己，如果手中没有权力，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勾结洋人夺回权力。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没有不能舍弃的东西。可这种事一旦操作不好，以顺朝李家脆弱的合法性构建，就有可能彻底塌房。
所以德明帝选择的路线是：在他死到太子成年的这段时间，掌权的只能是狗。
P社游戏《王国风云》里，把领主的内阁成员分为五种：效忠者、实用主义者、荣誉猎犬、狂热者、反对派。以顺朝登峰造极的君主专制，反对派的生存空间肯定是一丁点都没有，而在儒家传统深厚的环境下，荣誉猎犬和狂热者其实是一码事。贝丰谷这样的人是标准的实用主义者，但是由于以清流派为代表的“狂热者”占据舆论的主流，所以他们出于实用的考虑也必须表现得狂热。
所以，下一任的内阁首辅不能是能让实用主义者和狂热者合流的贝丰谷，而应该是虽然也是实用主义者，但资望太浅，用正常手段无法上位的扈兆有。这些支持改革的文官不仅不能掌权，还要拆个七零八碎，因为他们支持的是天朝的改革，而不是李家的改革。
在练新军、造轮船这一步，天朝的改革和李家的改革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接下来，分歧就会越来越大。
李家只需要做中国皇帝，维持住现有势力范围，可以和俄国变成对等的姻亲，让英法俄美普奥顺成为新的战国七雄。
天朝需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需要教化蛮夷，需要复三代之治。
李家的改革，目标是追上洋人的技术，以此统治中国，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利用洋人的国际秩序来稳固自己的统治。
天朝的改革，目标是打败洋人之后把他们隔绝在朝贡体系之外，要么老死不相往来，要么让他们朝贡。而且大批读书人真的相信可以有朝一日把战舰开进泰晤士河，此时如果说这是天方夜谭，中国和英国要永远共存，互相容忍，这是严重违背政治正确的。
简单来说，李家只是要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维护自己的统治，儒生才是真的要尊王攘夷。
顺朝的儒生，和清朝的儒生根本是两种生物。在他们眼中，孔子不是搞道德教化的老夫子，而是高举“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旗号的儒家圣战士。
一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可以有很多种解释。
比如说，可以解释为感叹礼崩乐坏：“夷狄尚且有君主，不像我们诸夏反到没有了。”
也可以解释为华夏的文明优越性：“夷狄就算有君主，（他们的礼义）也赶不上我们诸夏礼崩乐坏的时代。”
还可以解释为：“如果有个夷狄的君主（或者像夷狄一样的君主），那他妈还不如诸夏直接亡了（反正没有本质区别）。”
其实第三种解释是相当扯淡的，孔子就算再有想象力，他在那个时代也想不出真正不用礼制的夷狄入主中原是什么样子。顺朝也没好意思真的这么解读，实际上用的标准答案是第二种，也就是夷狄的礼义是落后的，他们就算有君主制，也不守礼，他们比起诸夏差距太大，哪怕诸夏军阀混战都比他们先进。只不过，民间还是有人用第三种解释。
在顺朝的边疆问题实践中，也一直验证着第二种解释。
后金，不用说，野蛮人。
俄国哥萨克在黑龙江的所作所为，可以让后金骂他们是野蛮人。
蒙古人倒是不被视为野蛮人，但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落后，现在蒙古贵族除了宗教上以藏传佛教为主，别的方面也都是以汉诗写得好、农庄管理得井井有条这种传统儒家士大夫的艺能为荣。
朝鲜，搞从母不从父的奴隶制，连现在朝鲜的读书人都觉得是刘宗敏给他们带来了文明。
面对叶尔羌的伯克、青藏高原的农奴主、东南亚那帮还在役使奴隶的贵族和吃肉的和尚，儒家士大夫当然有绝对的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对于日本、安南、琉球这种文化被儒家全面渗透的地方就更是如此。
至于远在欧罗巴的蛮夷们，儒生能看到的是农奴制、各种封建领主特权残余、黑奴贸易、圈地、屠杀美洲原住民、教宗干政、宗教战争、迫害异端、火刑烧人、文字狱、闭关锁国、塞勒姆女巫审判、各种暴敛横征与民争利、统治者各种恶行愚行……儒生也不都是抱残守缺的，他们能看到欧洲人磨出好的透镜，有强大的枪炮和航海技术，能培育良种马，机械制造有独到之处……可要是论文化和制度，任何一个正常的东亚读书人都会觉得欧洲人是毫无礼义的蛮子。所以，只学他们的枪炮战船不就好了。
就拿顺朝前期接触比较多的荷兰人来说，起初儒家士大夫觉得他们居然信基督教，太野蛮了，后来发现他们为了能和禁教的东亚国家贸易，居然诈称自己不信基督教，于是对荷兰人的评价就从“愚昧的夷狄”变成了“毫无廉耻的禽兽”。
生活在农耕为绝对经济支柱的东亚，儒生不可能理解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在他们看来，英国内战就是一群信白莲教的劣绅造反。至于圈地运动这种显而易见的暴政，更是往死里批判。
对法国大革命，儒生也只能看到市民买不起面包，农民要分地，那肯定得造反啊，就跟黄巢差不多。别的问题因为所处环境的不同，根本没法理解。
工业革命之后，新的生产方式对工人的残酷压榨，让欧洲人自己都惊呼礼崩乐坏，工人们也都盼着润美国找块地种玉米。正常的天朝读书人，除非脑子坏了才会觉得这是社会进步。
顺朝不缺对外交流，但是越交流就越觉得《汉书》说得对，夷狄的老百姓都被他们的王公贵族带歪了，这些人“贪而好利”“人而兽心”。
而且这还真没法反驳，在这个全世界到处充斥着殖民、剥削和掠夺的血腥时代，欧洲列强的统治者哪个不是人面兽心？连英国的缙绅们，都普遍认为乡村才代表英国，城里人道德败坏。那些在工厂里当耗材的工人如果有机会读书，当然更会认为中国儒家那种喜欢让大部分人都去种地的政治理想是美好的、道德的。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会觉得把伦敦一个制造白磷火柴的工人送到澳大利亚放羊是救他于水火的顶级仁政。
顺朝的儒生也知道，复井田着实是有点太离谱了，但是他们依然会坚决捍卫那些自己出生以来就存在的东西。均田、免粮、废奴、永佃、限制高利贷、士农工商乃至胥吏都可以考科举，这些都是仁政，做不做是一回事，但绝不能反对。
在具体政策方面，镇压农民起义，这没问题。但是如果“华洋会剿”，这在舆论上肯定会炸锅。
创办新式军事工业，训练新式海陆军，聘请洋工匠、洋军官，这都是没问题的，但是派遣留学生这一点，李家和天朝的利益就冲突了。当年唐太宗派人去印度学制糖，去的是普通工匠，回来从事的也只是普通的经济活动，而德明帝派的留学生是按底层小吏的标准选人的，这就说明这些人不可能是文盲，回国之后会成为技术官僚。就算都是底层下僚，这也是对传统天下秩序的突破。天朝用外国来华人员做官很正常，可天朝派人出去学做吏，这就不正常了。
为了筹措洋务运动的资金，不光要“自强”，还要“求富”，要有铁路、采矿、纺织、船运、邮政这些产业。普通士大夫可以容忍那些在交通、通信方面有军事用途的行业，比如现在的铁路、将来的电报，但是对于纺织业是肯定不能忍的。纺织业对于洋务运动的意义，就是它来钱快，而缙绅、文官们并不需要快，就算慢一点，洋务运动也搞得起来，国家不可能被英国或者别的什么国家给吞了，那么他们的利益就不会受影响。
哪怕将来纺织业比外国弱，关他们什么事呢，他们的财富来自土地，又不像皇帝、皇商那样需要从纺织业赚钱，只要新军练出来了，确保被侵略时能自保，玩命给外国纺织品加关税呗。比起赚钱，尤其是赚皇帝的私财，维护传统自然经济才是第一要务。
在开办的新式学校中，从李家的利益出发，应该只用《论语》《孟子》等基础儒经做简单的语文教育，主要学习实用技术。这既是从实际需要出发，也是人为造成新学和旧学的隔阂。而对于缙绅、文官来说，应该让天下儒生都学数学、学实务、学打仗、学武术。虽然学不明白这些东西的腐儒很多，但是以儒生的庞大基数，总会有学得明白的。这最终会使得文举和武举几乎没什么区别，世兵和普通缙绅融为一体。
在外交上，李家皇族的利益，是加入世界君主大家庭。可对于儒生来说，大顺天子是他们的教皇。外交上可以“师夷长技”，但是根本目的是“攘夷”。
但是在内政上，涉及具体的丈田、查税，文臣武将肯定也都是普遍反对的。
从李西平这种有“预知未来”能力的人的视角来看，双方的主张各有利弊，但是这个利弊是以谁的受损或受益来评判呢？
为了把天朝的改革稳定在李家的改革的轨道上，必须以吴洛达这个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完全靠女儿是太后、外孙是皇帝获得权力的人作为辅政大臣之首。军师署在冯兆阳退休之后，没有什么有战争经验的侍中补充，也就强势不起来了，内阁中也不能有贝丰谷这样众望所归的重臣，必须让扈兆有这样“得位不正”的人领导一个四分五裂的内阁。这样到太子成年，顺朝勋贵的力量不可能阻止一个成年的皇帝掌权，他会顺理成章地接过权力，让一切在德明帝预设的轨道上走下去。
其实，德明帝这个想法相当一厢情愿，太子才四岁，你规划那么远有谱吗？但是德明帝同样也不可能改易太子。后面的时代，必然有乱局、有内外战争，这个时候留下换太子这个乱由，实在是风险太大了。太子有勋贵支持，至少在宫闱斗争中不会落下风，而其他儿子背后都只有皇商，根本稳不住局面。不管他规划的路线能不能成功，都只能这样走了。
随着贝丰谷出使日本展露出的明确政治倾向，德明帝也坚定了不能让贝丰谷接任内阁首辅的想法。并不是贝丰谷的政治倾向有问题，实际上，贝丰谷一直坚定维护天子权威，问题出在天子权威就不能依靠别人的维护，哪怕他有诸葛亮的才德也不行。毕竟当年刘备托孤的时候，蜀汉内忧外患，是危急存亡之秋，而顺朝只要正常搞洋务，不作死的话根本不可能输，所以权力斗争才是第一位的。
麻城改革本来也不是治本之策，只不过是要靠着这种手段多查几个县的税而已，到德明帝死的时候是肯定要停的。借此让贝丰谷仕途止步，麻城改革耽搁几个月也不算什么。德明帝也没打算把贝丰谷怎么样，让他在户政府尚书的位置上干到退休就好，孙磊、诸葛阳宁这样的和贝丰谷关系密切的优秀官员，也要接着提拔重用。德明帝对于他们具体的每个人都没什么不满，他们都是很好的大臣，德明帝所要阻止的，只不过是抽象的“大臣挽救国家”这个功劳的出现。哪怕整个洋务改革的进度放缓，浑浑噩噩十年，也不要紧，因为就算浑浑噩噩，只要有新军和铁路，此时的大顺就不是列强能觊觎的。“中兴”的名声，德明帝要么自己拿，要么给儿子，实在不行给废物岳父，反正不能落在别的有能力的人手里，文官武官都不行。
因此，只需要在麻城给贝丰谷一系制造一点小麻烦，拖延几个月时间，贝丰谷上内阁首辅的事就吹了，事情不能闹得太大，以至于变成麻城改革的彻底失败和对贝丰谷一派的报复。这种小事总不能让皇帝亲自操刀吧，就由扈兆有随便安排了。舆论上也要控制好了，不能变成对麻城改革的全面批判，也不能搞人身攻击，基调就是贝丰谷办事过于急躁，犯了点小错误，改革本身是没错的。
那么，这个“小麻烦”应该是多小呢？枫树垭这种级别的流民暴动是不行的，诸葛阳宁从隔壁黄安县呼叫官军，随手就灭了。凌思源本来是个好打手，但这家伙的统治实在是太烂了，朝中反对麻城改革的人可以一再主张对凌思源“慎重”，但谁也不敢说支持这个柳塘镇百姓的“大恩人”。赫赞臣是合法的乡绅，不能随便搞他，苔茹乡一来势力弱，二来现在也合法了。
如此一来，只剩鸭石寨了，只要鸭石寨出现暴乱，那就不是黄安的几百官军能解决的问题。若不是诸葛阳宁坚持不叫援兵，矿工本来是一点打下县城的可能性都没有的，这是个恰到好处的“小麻烦”，既能证明贝丰谷的改革方案太急躁，又能快速平息，不会出太大的事端。
但是刘大头也不是傻子，他的态度非常明确，他不服官府，却也不敢惹官府，非常坚持用谈判来解决问题。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帮”他暴乱了，顺便也证明一下，在扈兆有提议下由吴洛达组建的商城县的这支部队不是浪费钱粮，至少用于内地镇压民变是有用的。
刘大头怕官也没怕到举手投降的地步，平白无故来一支官军，刘大头绝不会放他们进入鸭石寨，必然直接抵抗，甚至派人去县城请青天大老爷做主，到时候就坐实了商城县的官军来给麻城改革捣乱。于是，刘大头被虞五绝告知官军是来围剿枫树垭的，需要他配合。以刘大头的水平，当然能看出这事不寻常，可他没有选择的余地。此时的刘大头已经不能控制鸭石寨的所有人，内部的反对派不会支持刘大头仅仅以“唇亡齿寒”这样的理由就抗拒有虞五绝为其证明身份的官军，甚至有人希望借官军的力量反对刘大头，于是刘大头只能接纳官军进入鸭石寨。
至于为什么在枫树垭不留活口，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希望在鸭石寨乱起来之前，县城的诸葛阳宁等人不知道这件事，免得他们干预。
现在，鸭石寨确实乱起来了。贾万启他们刚走，那个带队的都尉就对刘大头提出，要鸭石寨出兵袭击刘木营，以此抗议丈田不公。
刘大头的反应如都尉所料，已经丈田的各村镇中，数鸭石寨的待遇最优厚，抗议个屁啊。都尉本来也没打算跟他讲道理，只是对他讲了一个事实：现在五百官军就驻扎在鸭石寨内，还联合了你的一部分部下，你敢不听话试试？
然而，这里毕竟是刘大头的地盘，他由一个普通矿工变成一方豪强，还活到现在，靠的显然不是运气。刘大头经常背叛别人，当然也时刻防范着自己被背叛，在接纳官军进驻鸭石寨的同时，他就在做翻脸的准备。于是，他在这种几乎是枪顶着脑门的情况下居然跑路了。
官军掌握了鸭石寨周围的关防，刘大头带着大队人马不可能撤离，虽然可以走小路逃跑，可那样的话他就成了光杆司令。于是他带着自己的亲信退守一处小寨。
这座小寨建在一处山顶，地势险要，只有一条路可通，跟着刘大头退守小寨的有一千来人，其中丁壮大约三百，剩下的人都是他们还有被贾万启带到枫树垭的那些人的家属。刘大头预先在这里储存了很多鸟枪、土炮、抬杆和弹药，虽然官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是他们没炮，不能强攻这等险要的地形。
可是，这座小寨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没水。不是刘大头没想到，而是鸭石寨就这么大点地方，要找一个既隐蔽，又险要，能容纳这么多人，还能在出事的时候迅速赶到的地方实在是太难了，有水的地方都不满足这些条件。
官军根本不搭理刘大头，派一百人堵住了出寨的道路，直接授权二当家俞高山整编队伍。此时鸭石寨乱成一团，有人强行冲卡逃跑，有人直接开枪火并，还有人闭门不出或者像刘大头一样躲到犄角旮旯的地方，俞高山要把队伍拉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都尉下令，只要刘大头不跑，别人跑了没事，这些人跑出去之后需要抢东西吃，破坏了麻城治安，正好达成目的。
刘大头在小寨中存了粮食，也放了不少水缸，用人力挑水储存，但是这点水禁不住一千多人的消耗，要不了多久就会被困死。刘大头早就知道这一点，但是这不重要，反正就算有水源，如果三五天内援兵不到，俞高山完成了对鸭石寨的控制，他也就彻底完了，无甚区别。
至于会不会有援军，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过去这些年，刘大头把周围邻居得罪个遍，附近的乡勇不来一起剿灭他就不错了。远处的像刘木营、苔茹乡这样的势力，和刘大头虽然没什么仇，但也没有什么交情，而且旧闻他背刺盟友的大名。短暂合作还可以，怎么可能豁出命帮他对抗官军。
“儿子你看对面那个山头，那是你爸之前带着大伙建的茶园，结果茶种出来，就赶上他妈的美国宝钞崩了。这洋人的事真他妈邪门。”刘大头搂着儿子，站在望塔上。他已故的发妻无所出，只有妾生的一个儿子，名叫刘中，今年十岁。
“你爸我是个坏人，以前觉得自己挺聪明，现在看来，其实挺蠢的，否则也不会种个茶都种不好，还落到现在这个地步。过去杀人放火的时候如鱼得水，现在想干点人事就他妈的处处倒霉。”
“但你不能学你爸，你还得当好人。好人不一定有好报，你爸这样没本事的还当坏人肯定得有恶报……老周，什么事？”
跟随刘大头多年的老头目老周站在望塔下，却不敢抬头看他，刘大头说：“婆婆妈妈的作甚！不就是想走吗，直说就是了，要是我想崩了你，你不说话就躲得掉了？”
老周这才支吾着说道：“二当家说，只要打完刘木营就可以招安……兄弟们琢磨着，总归也是个活路。否则就算按原来李县丞答应的条款，且不提和官军冲突的死伤，咱们的石料和茶叶现在都不好卖……”
“滚滚滚，谁爱跟着俞老二找死谁就去，正好少喝点老子的水。”官军的信誉还不如我刘大头呢，他们放的狗屁也能信？但刘大头现在懒得教育这些人了，实在太累了，各人顾各人吧，死活都凭自己的命。
有上百丁壮和二百多家眷出寨向俞高山投降了，官军也没趁机进攻，反正对手早晚要渴死，何必拿命去拼。
“爸，你也甭这会儿才想着教训我了，等官军上来咱都死，好人坏人都一样了。”小刘中混不吝地说道。
“哼，我刘大头是什么人。我想怎么死就得怎么死，谁也不能替我定。”刘大头一拍望塔的栏杆，“等三天，援兵就来了。”
第一四四章 刑事案件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几十个人跪在十几个人面前哀求着。刘大头管事的时候，断然不会有这种事，但鸭石寨的人此时已经是一盘散沙，他们毫无战斗力了。
苔茹乡乡勇轻而易举地没收了这些人身上的武器，把他们押送到新军营地暂时羁押。
都尉放鸭石寨的人出去破坏麻城治安的计划不太成功，因为离开鸭石寨最主要的三条道路都被苔茹乡乡勇堵住了，大部分逃亡者全都被缴械关押，那些走小路出去的人很少，有偷鸡摸狗的，有沿街乞讨的，也没造成多大破坏。
夏未学、赵登、黄耀三人各带八十人，守住三个路口。这其实很冒险，夏未学下令，如果有鸭石寨的人或者官军有组织地冲出来，不要硬拦截，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遇到。虽然官军并不介意鸭石寨的人逃走，但是正在整编人马的俞高山介意，他要尽可能多地保留自己的人马。所以苔茹乡的乡勇最多只遇到过三四十人的逃亡队伍。一天下来，他们抓住了数百人，都是没什么斗志的散兵游勇甚至老弱病残。
傍晚时分，李西平、林文通、梅文山带着高大金、贾万启、老七等人赶到了。贾万启上来就连珠炮一样问道：“我大哥出来了吗？山上情况怎么样了？官兵要干什么？咱们怎么不上去啊？咱们什么时候上去啊？”
夏未学不知道该先回答哪个问题，索性一个也不回答，对李西平说：“这事难办得很，我们做乡勇的，总不能真和官军动手。现在能做的，也就是堵住道路，不放鸭石寨的人外逃。”
李西平反问道：“官军？哪来的官军？”夏未学是比李西平聪明得多的人，当然明白，笑道：“我也不知道，只不过猜测或许有罢了。”李西平一摆手：“猜的不作数。”
李西平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像诸葛阳宁那样清楚，但是这帮外地来的官兵想借鸭石寨的力量破坏麻城治安是显而易见的。而他就是管治安、管土寨的，事情出来之后，如果背锅的不是诸葛阳宁，那就肯定是他了。
人家诸葛阳宁是武举探花，天子钦点的县令，有个做男爵的亲戚，有个做尚书的朋友，他李西平呢？修炮台的民夫出身，虽然理论上来说也有靠山，但是和这个“靠山”真是纯洁的生意伙伴关系，一点私交都没有。
所以，李西平的立场和在场所有人都不一样，他们都是事不关己，火别烧到自己身上就行，只有李西平已经坐在炉子上了。
陈思舜和潘如在都被李西平派去汉口办私事了，三个徒弟也不指望能出什么主意。李西平看了看林文通和老七：“新军和刘木营的人什么时候能到？”
林文通无奈地说：“荀哨总一定要县衙门出具的公文才肯出兵。上次出兵他那么小心还吃了大亏，现在让他出动更难了。”荀哨总是军事主官，他不同意出兵，卢夏尔、恩格斯、雷作让这些顾问当然指挥不动军队。
好在老七带来的消息还不错：“赫先生已经亲自带队前来了，预计明天上午能到。”
李西平本来就没指望新军，点了点头：“这就够了。咱们上山！”李西平的脑子没那么清楚，不过谁搞他他就搞谁总是没错的。
李西平也是有底气的，他毕竟是朝廷命官，八品县丞，暗杀了他是小事一桩，但此时这么多眼睛一起看着，光明正大地打死他是绝对不行的。
李西平穿着他的八品官服在前面开路，而且不是射圃款，是最正式的那种礼服。虽然有点狗仗人势的感觉，但不得不说，这东西是真的好用。
据贾万启说，对面的指挥官是个都尉。如果情况属实，那这家伙是个五品官，和州牧平级，属于皇帝眼里打杂的碎催，普通官员一辈子够不到的极限。但李西平是本地现管官员，跟他又不是一个系统，还是有资格叫板的。
在顺朝初年，李西平这样军功得官的人，属于武官系统，跟科举文官是有明确分野的。但时间长了以后，大家都是收租子喝佃户血的，计较这个实在没意思，边界慢慢模糊，部门利益开始占上风。诸葛阳宁、李西平这样的“武官”在县衙门工作，首先代表的也是县衙门的利益，毕竟县衙门所有官员的升官发财都要靠县衙门的政绩或者敛财，相比之下，军队的武官才是外人。
更何况，现在这个都尉敢自爆身份吗？承认自己是五品官，那不就成了承认自己是故意来捣乱的。
实际上，德明帝从来也不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刚开始掌握权力，就是二十岁时作为太子参与政务，高高在上太久了，虽然出巡过地方，却没有真正的基层经验。就和上次让镖师去伯力抓皇商一样，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却被他添上了太多花里胡哨的内容。
德明帝的水平并不差，起码他能做到在这个极速变化的时代接纳新东西，而且每一样都是先搞个试点试一下，没有冒进。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说，在这样的年代有一个这样的皇帝，既不是蒙头大睡屁都不管的庸人，也不是秦始皇、隋炀帝、明威宗、清德宗那种步子大到连大胯都劈了的懂王，是幸运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否符合历史的潮流？放在几百年的维度上是符合的，但是放在几十年的维度上纯扯淡。没有足够有效控制地方的官吏，就非要全面郡县，结果就是沛县的吏全是萧何、曹参这样的本地人，项梁和会稽太守谈笑风生，皇帝出巡能被大铁锤砸。统治能力差到这种程度，还敢让六国士人这帮有知识、有武力的地头蛇全面失业。不仅如此，把中层全面得罪死之后，居然依旧不拿底层当人看，玩命征发徭役。这种竭尽全力把贵族武士和农民往一条路上赶，逼他们联合造反的政策，要是能不把王朝搞崩，那可以说“政治学不存在了”。
六国士人在乎他们的王吗？还是在乎的，就和江户时代日本武士忠于自己藩主一样忠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陈胜部下毫无血统加持的武臣、韩广做了赵王、燕王，燕赵士人照样肯跟着他们反秦。燕王从韩广变成臧荼，变成卢绾，变成刘建、吕通、刘泽，他们哪一个因为是“外国人”而遭到燕地士人的普遍反对了？人家只想给燕王打工，谁当燕王无所谓。就像德川幕府改易大名的时候，有几个在改易过程中没有降职降薪的家臣肯单纯为了维护主公而造反？绝大部分人的选择是哪怕降职降薪也能接受，只要不开除，就不做过激的事情。
天底下最好欺负的就是日子人，只要日子过得下去就怎么都行。但天底下最不好惹的也是日子人，一旦统治者胡来到连日子人都忍不了，那就会天崩地裂。
李自成本来比一般的日子人还日子人，被驿站开除了都不造反，反而借高利贷赔公家的马。还不上债也没造反，老老实实去官府挨打想扛过去，直到发现可能会被打死，不反不行了。
洪秀全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成天忙着考试，哪怕科举没出路开始搞拜上帝教，起初宣传的也是“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然而到了广西，发现跟紫荆山烧炭工这种有今没明的群体说这个实在是没用，“不杀人”和“不被清兵杀”这两件事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于是拜上帝教的宣传变成了“宁愿在家喝清水，莫让儿女当清兵；清府杀人不眨眼，剥了人皮还抽筋”。
山东的义和团，刚起事的时候本来也是非常“文明”的。在“遇有坟墓，不待迁徙，即行刨掘；地价又未预发”的情况下，他们依然“避圩自卫，并未先开枪炮”，但是德军认为他们挂了一面红旗，就是要打仗，“见有红旗，即援向例开枪，攻入圩内。共轰毙民人十五名口，其余受伤甚众，至今尚未医痊者尚有三四十人。二十日在刘戈庄搜查军械，又轰毙民人五名。另有挑卖果子二人在庄外，亦被轰毙”。那还能怎么办，只能比比谁更野蛮呗。
德明帝起码的脑子是有的，至少他极其注意不要出现大范围地逼反日子人的情况。但“大范围”的定义是什么呢？只要官军镇压得了，就不算大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