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在顺高宗时代，顺朝就打算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利润中分一笔。直接入股自然不可能，顺朝分钱的方式是让洋货行垄断了广州和巴达维亚之间的交易，荷兰人不准来广州贸易，其他民间商人也不许向巴达维亚贩卖茶叶、生丝、瓷器等垄断商品。能赚钱的基本都让洋货行垄断了，民间商人能卖的“商品”里利润最高的就是洋货行不能明着卖的人了，进一步加剧了人口贩卖。
此外，顺朝的一些勋贵还在荷兰统治能力薄弱的地方承包了矿山、种植园，勋贵当然不懂经营，都是由商人出面，勋贵只管分红。商人有勋贵做靠山，跟荷兰人还有本地贵族讨价还价的能力自然变强。虽然明知道把这些产业分包给大顺的贵族是有危险的，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的职工没有打算在这里给公司奉献一辈子的，都是干几年捞够了就走，所以谁也不做什么长远打算。即便是后来东印度被荷兰收归国有，这些事项也照样按照惯性运转。华人的纠纷和犯罪都按《大顺律》处理，死刑甚至还要大顺的刑政府复核。当然，镇压种植园劳工罢工时“意外”打死几个人这种不在其列，这是承包商的“内部事务”，算事故。
荷兰方面从这种政策中也获得了好处，他们再也不用担心华人暴动了，因为华人暴动肯定先破坏这些顺朝权贵的产业。什么起义者，能强到在顺朝和荷兰的联合压制下还能成事？
至于直接夺取马来群岛，顺朝从来没想过，没有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多年培养的大批熟练职工和缉私体系，以及在欧洲的销售渠道，顺朝就算占了马来群岛，也既不能垄断香料的生产，又不能完成销售，根本赚不到钱。
这样，就使得此时荷属东印度的局势和李西平那个世界比起来不太一样。
第一，死在南洋的华人劳工成倍增加。倒不至于比清朝更烂，因为清朝也没有土地和工作岗位安置这些人，他们留在国内一样得饿死或者先起义再被镇压。
第二，南洋华人深恨大顺权贵，不是抽象的恨，而是因为直接压迫而产生的具体的恨。
第三，由于利润被顺朝权贵挤压了，东印度公司就转而从华人中层那里找补，把最赚钱的包税和放贷两项业务夺了过来。公司不再用华人中间商包税，而是直接自己出手掠夺更多税款，金融、赌博等业务也都被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东印度华人的中高层除非是在荷兰势力薄弱的地方割据一方，否则就只能辛辛苦苦地跑贸易、做小商贩。
谁也没想到，大顺与荷兰这对狐朋狗友坏心办了“好事”。
那些被赶进热带雨林垦荒的华人，经过残酷的“自然选择”之后，终究有一部分活了下来，如果他们自己种米自己吃，那给公司是创造不了利润的。所以，东印度公司和后来的东印度总督衙门像对待爪哇村民一样，强迫这些华人农民种植各种经济作物作为实物税。如果交不出足够的咖啡、蓝草，就抓去服苦役，或者用更简单的办法，直接打。这和大顺官府在国内对待老百姓的办法也差不多，所以顺朝是从来不管的。
一方面，虽然日子极苦，可还是有更多华人在马来群岛扎根了。另一方面，因为最招恨的放贷和包税两项业务被荷兰人抢走了，顺朝勋贵承包的矿山和种植园中又只用华人，所以本地土著日常接触到的华人都是和他们一样的穷光蛋，一起服苦役，一起挨白人老爷的鞭子。由于华工中女性极少，本地土生华人也多为和土著的混血。于是，过去荷兰东印度公司挑拨土著斗华人的办法不好使了，一出现暴动就往往是华人和土著联合的农民起义。但是荷兰当局也不怕，调集华人种植园主、矿主的家丁，还有本地土著贵族的人马，三家一起镇压。在这种岛屿地形，起义军没法流动作战，也掀不起大浪。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神奇的景象，在这个理论上属于顺朝的荷兰殖民地，最招恨的族群居然是德国人，因为荷兰当局雇佣了大量来自德意志各邦的员工，负责下乡放高利贷、催缴实物税、当兵镇压农民。
此时东印度群岛的人集体仇视德国人，和德国人仇视犹太人是一样的，谁放高利贷，谁所在的整个群体就会被地图炮式地宣传成妖魔鬼怪。在20世纪初的苏俄和中国，承担这个角色的是富农；在中亚，则是亚美尼亚人；在李西平那个世界的印度尼西亚，则是华人。
此外，在这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模式下，顺朝的洋货行抢了荷兰人从广州到巴达维亚的大宗贩运生意，荷兰人抢了华人收税和放贷的生意，华人被挤得去跑各岛之间的小规模运输业，贩卖土产杂货，又挤走了本来从事这一行业的廖内地区的马来人。东印度各岛之间语言不通，现在因为依靠华人海商来交流，通用语成了闽南话和客家话。
荷属东印度总督彼得梅尔克斯之所以给德明帝上密折，是为了解释四件事。
第一，最要紧的当然是钱的事。德明帝为了保证出口利润，在鸦片战争后开放贸易口岸的同时，立刻派出特务，严查有没有人将茶叶种植技术私自卖给洋人。东南亚华人众多，当然也要查。
梅尔克斯其实知道，东南亚的一些华人已经在偷偷种茶了，但只要荷兰官方没出面组织种茶，就可以愣说没有。
第二，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的华工起义最近又来了。荷兰当局的判断标准是只要有土著人参与，就定性为土著暴动，绝口不提有华人的事，反正参与暴动的华人很多都是混血，我们荷兰人分辨不清你们东亚人也很正常嘛。此外就是对于那些城市里的华人市民涉及的案件的审判愈发谨慎，千万不要触怒德明帝。
不是所有欧洲国家都有资格在东亚横，英国有底气打一场鸦片战争，荷兰可不敢。若以英、法、俄、奥、普比作春秋五霸，荷兰现在充其量也就是鲁国的水平，可以像鲁国威慑泗上小国那样对待亚齐、马辰这样的国家。而德明帝的地位还是可以比作越王勾践的，就算是俄罗斯，也不敢随便拿战争威胁顺朝，荷兰更是得放低姿态。
第三，粤北农民起义之后，德明帝决定加快向东南亚“疏解低端人口”，为此还投资了一些矿场和种植园。金矿、锡矿的产能顺朝自己就可以消化，而种植园的产品除大米外，其他经济作物还是要通过荷兰的旗号卖到欧洲去，荷兰当局也能从中挣钱，这件事自然是要办好的。
第四，就是工业革命之后，东南亚小国越来越扛不住欧洲国家了。如果说大顺是越国，可以和齐、楚一较高下，那么这些东南亚小国就是滕国、倪国、邹国这样夹在越国和齐鲁之间的小国，早就没资格上桌了。所以就有人起了心思，能不能投靠大顺，借以对抗荷兰？不光那些小国的苏丹这样想，一些割据一方的华人也试图通过获得顺朝册封来巩固地位。就算顺朝刚刚打输鸦片战争，但是在他们看来依然是一条足够粗的大腿，毕竟前些年荷兰挨英国揍时的那个德行还不如大顺呢
但是他们注定要失望了，德明帝肯定不会册封他们，现在大顺和荷兰还是要合作，关键在于用东南亚容纳闽粤无地人口，用内帑投资的那些产业赚钱来支撑改革与移民。至于那些小国的死活，不管是马来人的国家还是华人的国家，德明帝都顾不上，也压根就不想管。
如果缅甸、暹罗这样的朝贡国被外敌入侵了，顺朝是要出兵去救的，可难道将来荷兰攻打亚齐时，顺朝还要出兵救亚齐吗？既然不打算救，德明帝就压根不接受朝贡。虽然违背了天朝对朝贡“来者不拒”的原则，但是有前朝对日本却贡的例子可循，只要理由充分，也不是不可以，丢脸程度总比以后藩属国被欧洲人灭了天朝却坐视不理要轻。
处理完荷兰人的事，德明帝又拿起了商城县来的密折。
这回事情彻底办砸了，但好在面子还在，诸葛阳宁不会吃饱了撑的把这事抖搂出去。商城县这支军队战斗力还行，镇压内地民变没问题，但是领兵军官的头脑实在是差劲。
想到这里，德明帝忽然有了一个念头。
虽然依然是没安好心，虽然依旧是拍脑壳瞎决策，但这个决定却在后世的史书上无数次被提及。
“诸位，诸位，不用送了，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他日有缘，咱们再会。”梅文山向送行的百姓们拱手道谢，但百姓们依然久久不肯离去。
前两天虞五绝走的时候，只有几个直属部下送行，同事们都疏远他，老百姓和乡绅也不会喜欢一个丈田的官。但今天送梅文山，不仅县衙的官都来了，梅文山负责过的村庄的老百姓也都来了，送别亭周围人山人海。
一个肤色黝黑的中年汉子走上前来，一言不发地跪下给梅文山磕了三个头。梅文山急忙搀起：“不敢，不敢。冤沉十七年，我们做官的有愧啊。”
李西平知道，这是之前梅文山昭雪的那起冤案中，被流放台湾的人里唯一一个活着回来的。县衙门给他出钱盖了间小屋，买了耕牛和农具，让他佃种别人的土地。在麻城的百姓看来，这就是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百年不遇的好官，毕竟大部分官甚至懒得写封文书把人从台湾找回来。
但李西平清楚，这差得太远了，靠几个升官心切的“好官”为了政绩办出来的“公平”，终究是镜花水月。
可李西平来得太早了，在这个大部分老百姓还饿不死，皇帝坚持年年花大价钱收买军队，接下来还能迎来一波洋务运动高峰的年代，别说区区一个李西平了，什么天才政治家也都只能对旧制度修修补补。
麻城改革的第一阶段基本完成，说是改革，其实就是个装修。清丈田亩的工作基本完成，虽然实际操作中充满各种敷衍糊弄、按闹分配、工作失误乃至私利掺杂，不过大顺朝还是可以从麻城多收不少税，而且不至于把老百姓逼反，对于一个开国二百年的王朝来说，已经没法奢望更多了。
为武汉地区的棉纺织业、罐头加工业提供原料的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为了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刁藏春通过私人关系调了一批贵州学派的弟子来。这年头大顺朝的读书人卷得也厉害，这些没考上秀才的贵州学派弟子，一个月给二两银子就能让他们干活。
贵州学派本来就不太适合科举。他们儒经学得比军学学生多得多，所以在体育和数学上投入不了军学学生那么多的精力。又因为他们要学体育和数学，所以写文章也写不过那些专门琢磨文科举的人，属于两头不靠。不过这些人能打能算又能写，作为基层工作人员倒是不错。为了生存，贵州学派弟子多有为吏甚至被大商号雇佣的。理由是孔圣人那个年代根本没有官和吏的区别，吏的工作都是士在做，何况子贡也经商，怎么能说经商是贱业呢。为了吃饭，什么都好解释。
但是，麻城生产棉花和食品的项目与贵州学派的根本目的是违背的。儒家思想里当然可以有工商业，但肯定没有农民成为资本家的原材料生产者甚至农业工人的部分。
儒家是个学派，也是个政治派系，是有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得均田。哪怕当年李自成和士大夫关系闹得最僵的时候，直接大骂李自成“掠我资，均我产”的也是少数，大部分人着重攻击李自成手段残暴。你说你是儒，你总不能连孟子的恒产论都反对吧，“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和“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是儒家特色的政治正确。那么，有的人有几十万亩土地，有的人无立锥之地，难道不该均田吗？可以抨击追求这个目标的手段不对，但是可不敢直接把这个目标本身否了。
在农业生产以产出粮食和容纳失业人口为主要任务的时候，这种路线绝对是对的，封建王朝能均田就能活得长久些。可要是种棉花，难道能把凌思源已经建好的大庄园硬分成小生产者吗？就算能，纺织厂、罐头厂能分成小生产者吗？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儒家的理论会变得根本没法指导这些新时代的事务。
清儒倒是简单，打输了甲午战争，除了少数死鸭子嘴硬的，绝大部分有知识的人只得承认中国确实是啥啥都不如人，学洋人吧，再不学就真要瓜分中国了。在输给日本之后还能对中华文明有信心的，要么是先知，要么是傻子。
而对于顺儒来说，除了那些照旧死鸭子嘴硬，连改革都反对的家伙，绝大部分正常儒生都坚信，孔孟之道是绝不会有错的，一定是我们后人的解读出了问题。至圣先师讲的天地大道不会变，但是政治制度和天地大道是两码事，孔夫子没见过的新事物有很多，所以他死后没多久就需要孟子来补充了，孟子死了，那就轮到我来补充！
就像信上帝也能成为科学家一样，信儒家照样能信成改革派，甚至革命派。毕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顺朝的解释是：君要做好君该做的事情，臣才能做好臣该做的事情；当爹的先做好当爹的该做的事，才能培养出好儿子。君要是干的事不像个君，臣……臣你奶奶个腿！
所以，从陕西出发的武王伐纣在顺朝必须是正义的，否则那些投降顺朝的明朝官员如何自处？
就拿基础的孝道来说，“二十四孝”有大概一半在顺朝被批成了为了举孝廉沽名钓誉的道德表演艺术家。
郭巨埋儿，批倒，打着赡养母亲的旗号杀害儿子，既不慈也不孝，分明是要陷母亲于不义。
芦衣顺母、卧冰求鲤，批倒，因为违背了“父母唯其疾之忧”。直接指出闵子骞的年代压根就没有棉花，而卧冰求鲤多半是王祥自己瞎吹的。
卖身葬父，批倒。《礼记檀弓上》记载：“子游问丧具，夫子曰：‘称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恶乎齐？’夫子曰：‘有，毋过礼；苟亡矣，敛首足形，还葬，县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礼记檀弓下》则记载：“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敛首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孔子的孝道重在父母活着时让父母开心，死后按照自己的财力寄托哀思即可，即便父母活着时没有锦衣玉食，死后没有华丽的葬礼，只要有真情实感和真诚的行为，就是孝顺。董永为了办一场与自己的家资不相称的葬礼，居然卖身为奴，他孝个锤子啊，这是给自己祖宗十八代抹黑。
舜不能直接批倒，于是说“孝感动天”是瞎编的，舜不可能封象这样的败类当诸侯。
拾葚异器、百里负米这样的正常奉养父母的行为，才能在顺朝被定义为孝，只不过拾葚异器里的“赤眉贼”要改成“赤眉兵”。
从家庭中的孝道上升到君臣方面，举例来说就是：赵构称臣于金，不恢复中原，既败光了赵家的名声，又让徽钦二宗对于金朝来说没啥价值，所以他不忠不孝。而于谦拥立新帝，组织抵抗，保全了朱家的宗庙，让朱祁镇对也先有价值，所以他废帝立帝是忠君的表现。但是于谦过于迂腐，还不够忠，应该送叫门天子上歪脖子树，这才是对明朝最大的忠。
吴三桂宁可不要爹也要当汉奸，肯定是不忠不孝。而祖泽溥因为他爹祖大寿投降了清朝，就主张“借虏平寇”，同样是既不忠也不孝，应该抗清而死，洗刷父亲降清的污点，保全祖家忠义之名，这才是对祖家的列祖列宗孝顺。
再比如孔子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按照朱熹的注疏中引程氏的观点，管仲应当肯定，是因为齐桓公是哥哥，公子纠是弟弟，管仲弃弟弟从哥哥就是正义的，如果换成魏征，弃哥哥从弟弟就是要批判的。顺朝把这些都删了，改成抗击剃发易服就是最大的义，什么也没有这个重要。好比说一个人就算像曹变蛟一样坏，但他抗清而死，就也只得捏着鼻子承认他是忠烈。但是陪崇祯自杀的那些人只能算“有小义之家奴”，不然的话，难道陪着纣王一起死的飞廉、恶来也算忠烈吗？
顺朝的官方主导思想迟迟未定，但是科举考试又不能没有标准答案，于是就在朱熹版教材上直接打上了这些能把朱熹气活过来的补丁，凑合用了二百年，也算一大奇迹了。
以前这套理论有“攘夷”来支撑，孔子是赞同尊王攘夷的，而顺朝把“攘夷”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掩盖一切理论漏洞。然而鸦片战争打输了，攘夷不成功，这套补丁摞补丁的理论体系顿时摇摇欲坠。不过顺朝高层对于洋务运动还是有信心的，都坚信学了枪炮轮船后大顺就没什么不如人的了，到时候随便找个夷攘一下，这漏洞不就又补上了。
至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顺朝儒学能产生什么样的奇特变种，就不是李西平这个理论水平可以预料的了。
再加上麻城的土寨割据问题基本解决，积案清理也办得差不多了，所以上面来了命令，虞五绝、李西平、梅文山三人都要调走。学堂改革和水利工程修建还要继续，所以刁藏春和栾西河还得接着留下。
虞五绝如愿当上了县令，要调到陕西去，在麻城人缘不好也无所谓了，反正这辈子再也不回来了。梅文山也升官了，他要去直隶保定府担任七品的推官，还是负责刑狱。
李西平去年才升的八品，在麻城也不可能有抗击英军这样不得不褒奖的功劳，他又不是皇帝私生子，自然不会这么快就给他升官。不过这回他不是外委官了，得到了一个实职，担任的是一个他熟悉的职务铁冶使。准确地说，李西平对于怎么当铁冶使不熟悉，对于怎么砸铁冶所衙门倒是很熟悉。
关键是这个铁冶所的地点，这个铁冶所是新设的，位于江苏省苏州府嘉定县吴淞江巡检司。
此时上海还只是松江府下面的一个县城，后世隶属上海的嘉定、宝山、崇明都归苏州府管，宝山并没有设县，嘉定县的辖境一直延伸到黄浦江以东。
在明朝，黄浦江入海口东西两边各有一座所城，东侧是宝山所，西侧是吴淞江所，到了顺朝都改成了巡检司城。由于嘉定县人口太多，东部地区难以管辖，所以在吴淞江巡检司设了一个分管县丞及一批属员，实际上已经有半个县衙门的规模，但是始终拖着不设县，因为设县的话就要提高人员编制的标准，要涨工资。除了天津这种因为实在太过重要不得不提升规格的，顺朝一般宁可多设县丞、巡检司，不设县。不过上海开埠以后，估计很快就会面临和天津一样的情况了。
在上海附近设铁冶所没什么问题，这里虽然既没有煤也没有铁，但是水路交通便利，长江能送来马鞍山的铁，苏北的煤可以通过连云港运抵，而且在募集资金、引进外国设备、招募技术工人等方面有优势，市场需求还大。民国时期，上海就有大鑫钢铁厂等钢铁工业，抗战时期工业西迁，大鑫钢铁厂是重点之一。
德明帝肯定是没想过上海的工厂居然还会西迁重庆，只要新军编练完成，一旦有外敌入侵，一万新军乘着火车抵达上海，这里有即将建设的造船和军火工业，有火轮战船，有枪炮，有新式炮台，有新军，还有钱，洋人疯了才会来上海送死。德明帝担心的反倒是上海的商团形成势力，将来驻防上海的军队必然由湘鄂赣三省自耕农世兵的子弟组成，是大顺最保守的阶层，上海本地顶多有些退伍的水师官兵，没有陆军支持就干不成什么大事。
经历过这么多大事，李西平现在心态很平和，虽然他对管理钢铁厂压根不懂，可反正现在大顺也没什么人懂，上任之后现学就是了，李西平对于自己学得比这个时代的普通官员更快还是有自信的。
李西平来到梅文山面前，拱手道：“志遂矣，可喜可贺。”
梅文山还礼道：“路迢矣，可喜可贺。”
两人相视一笑，梅文山带着徒弟们踏上了北上之路。以这个年代的交通来说，李西平这辈子再见他的概率不高了。自打来到这个世界，梅文山是李西平遇到的最像朋友的人，不过李西平心里清楚，大家终究还是同事而已。
送行结束之后，李西平向诸葛阳宁告了辞，返回苔茹庄。自打枫树垭的事以后，他越来越不愿意待在县城，这官当得实在是没意思，除了在学校教课，李西平都尽量待在苔茹庄。
刚进苔茹庄，他就见到了四个意想不到的人：林文通、卢夏尔、雷作让和恩格斯。
“荀哨总被调走了，这位是新来麻城负责练兵工作的文部总。”林文通介绍道。文部总人如其姓，肤白微胖，文质彬彬，说话慢条斯理，还带了副眼镜，怎么看都不像个军官。
荀哨总在麻城的一系列事件中表现不怎么样，被调走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他本人倒还挺高兴，反正是平调不是处分，可以换个地方混吃等死了。调走个哨总，换来个部总，看来上面对麻城新军还算重视，没打算抛弃。
但接下来，文部总的话就让李西平摸不着头脑了：“襄京方面通知，之前清退人员的缺额，全部从麻城本地剿匪立功的乡勇中招募补齐。李县丞是主管剿匪之事的，资格审查还要劳烦您了。”
李西平愣了一下：“可这些乡勇大部分都不是世兵子弟啊。”文部总说：“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当不拘一格，何必管这些条条框框，我们世兵二百年前不也一样是普通老百姓。”
麻城新军在之前的作战中见敌丧胆的表现让德明帝十分不满，他突然想到，麻城的乡勇在几次作战中都很勇敢，应该是比承平日久的兵子弟更好的兵员。而且将来新军的规模要扩大，也不该清一色全是世兵子弟，得有一些非世兵出身的人来平衡才行，所以就临时拍脑门做了这个决策。反正麻城新军能交给海地教官来训练，说明德明帝压根就没拿他们当回事，本身就是军改中的次要环节，随便试验一下也无妨。既然招了麻城的兵，以后这支新军也不能在麻城训练了，德明帝让他们也搬去襄京。
德明帝的这个思路，和李西平那个时空的德川幕府其实是一致的，发现武士子弟不能打之后，德川家在训练新军时就听从法国教官的建议，招募农民子弟当兵。这是很平常的事，只不过李西平那个世界的大清最怕的就是汉人农民，不到被日本吊打都不敢走这一步。
对于本地乡勇来说这当然是好事，因为葭泊、慈福寺、鸭石寨这些地方都是人多地少，这些村镇的年轻人对于有一份当兵吃粮的工作自是求之不得。不过让李西平有点意外的是，苔茹庄的乡勇首脑居然全部决定参军。
明五要回去当兵一点都不意外，这是他毕生梦想，但是夏未学、简有文、赵登、黄耀、高大金他们在苔茹乡其实都已经有不错的生活了，似乎没有非得去军队吃苦的必要。
“枫树垭的事情，我们都看到了，人走路的时候踩死只蚂蚁，难道还需要理由吗。那些头脑聪明的官可能会认为，我们这些编户齐民是牛马，流民才是害虫，但我们很清楚，编户齐民与流民没有任何区别。当年张献忠、罗汝才、袁时中这些人做流民之前，难道就没想过好好做编户齐民吗？更何况，肉食者鄙，当官的岂能人人聪明。像咱们麻城这些官，都是一个村一个村办实务升上来的，自然都是聪明人，可越往上，傻子越多。我们当兵，无非是不想把自己的性命交给傻子而已。”
这段时间李西平和夏未学关系处得不错，所以夏未学也敢稍微说点实话了。李西平也没多问：“好。那趁着你们还没走，过些天是我徒弟魏伯焘的婚礼，兄弟们一定得来喝喜酒。”
魏家兄弟本性不坏，就是他们那个混蛋爹没教育好，好在他们的爹也没怎么顾得上教育他们，让李西平省了不少事。经过这段时间的历练，魏伯焘已经有能力当一个小吏了，魏仲恺则不行，脑子不灵光，还欠教育。锤子则是年龄还小。
李西平给魏伯焘在柳塘镇找了个抄写员的工作，原本柳塘镇的文职人员多为凌思源的亲信，已经都不能用了。麻城县衙在柳塘镇也设了一个行巡检司，魏伯焘这个工作只能算行巡检司雇的临时工，但他既然是李西平的徒弟，就不可能是那种有事时卖命、没事时滚蛋、出事时背锅的临时工，只要不惹事就能在这个岗位上干到死。
麻城县衙的人事部门还觉得李县丞真是既清廉又体察下情。以前别的大人到任之后，往往给一大群亲戚朋友安排工作，还要抢占各种肥缺，而李大人就安排了一个徒弟，还没提要求，只要有个工作养家糊口就行，一点都不让大伙为难，真乃廉政模范。
魏伯焘年纪也不小了，在封宁的提醒下，李西平给他安排了一门亲事。女方是蔡老栓介绍的，是他表弟的女儿。作为一个和乡长沾亲带故的中等农家，和衙门里的抄写员算得上门当户对。
李西平也不考虑什么自由恋爱的问题，反正俩当事人脑子里都压根没有这种概念，在魏伯焘和他老婆的思维中，结婚就是找个条件合适的人一起过日子，通过媒人和长辈把基本条件讲清楚了，别的根本不需要考虑。
李西平本来没想大操大办，但是他得知诸葛阳宁、单梓桂、刁藏春、栾西河四人都要来道贺，这下不大办也不行了，接待县令的排场总不能太简陋。
但麻城刚刚稳定下来，还有很多人盯着，太铺张浪费也不合适，李西平自己本来也不喜欢这样。所以李西平选了一个铺张但不浪费的办法：摆流水席。操办婚礼的钱主要花在大米白面、鸡鸭猪羊上，让附近的百姓都来吃饭。县令来的时候，就会有一大群老百姓喜笑颜开地欢迎，这样面子就好看了。花的钱全吃进老百姓肚里了，不需要担心这个年代的老百姓有剩菜剩饭，这样也没人能说是浪费。
诸葛阳宁也喜欢这样的安排，柳塘镇刚刚经过战火，这样一场婚礼可以象征接下来的和平稳定，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虽说不怎么合礼数，但是理论上来说，他和李西平都是武官，是有权利“倚粗卖粗”的，所以无所谓。
婚礼上乱哄哄的，百姓们见县里的官们都到了，纷纷上前行礼、道谢，讲讲感谢打倒凌思源的话。当初带兵攻入柳塘镇的夏未学那边也是焦点。魏伯焘的婚礼本来是没资格让这么多官员到场的，不过诸葛阳宁希望借机在柳塘镇露一下脸，宣扬一下喜庆祥和的氛围。而且李西平要调走了，临走前结个好总没坏处，一个能从民夫做到铁冶使的人未必是好人，但肯定是有能力的人。
李西平并不是很喜欢这种喧闹的环境，新人礼成之后就赶快尿遁了。
魏伯焘的房子也是李西平出钱盖的，并不大，和本地普通农家差不多，所以其实也没什么地方可躲。李西平转了几个圈，又转回来了。
“徒弟大喜的日子，怎么当师父的在这里转磨？”封宁笑道。
看封宁这样子就知道她也是怕热闹躲出来了。李西平说：“大伙太热情了，实在是应付不来。”
封宁说：“那正好，咱们说说罐头厂的事。”
封家就是做农产品加工的佃富农，碰上给军队做罐头这样的生意，哪能不赶紧搭上车。这些天陈思舜和潘如在都在武昌忙这件事，天桴记的破产清算进行得差不多了，罐头厂的项目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封宁也入了一部分股份。李西平本来就没多少朋友，除了封宁也没有能投资的，李西平购买刘木营土地的钱，也同样是封宁出的。
二人没话找话地聊了一阵生意的事，都觉得尴尬。还是封宁打开话头：“你要去嘉定了，陈先生和潘先生也跟着走，这边的田庄还有罐头厂的生意，你就不留人打理？”李西平说：“其实我对这些也不怎么懂，关于罐头厂，我知道的事情都已经说了，有刁县丞和厉吉管着，没问题的。”
封宁说：“你还真放心啊，不怕我们联合起来把你的钱给吞了？”李西平笑道：“我本来就一无所有，那也不算什么。”
又是尴尬地沉默了一阵，这回李西平先开口了：“封先生以后有什么打算，就这样边教书，边经商？”封宁说：“教书这么多年，我感觉教书是教不出什么大名堂了，倒是经商看起来还有些希望。”
“我们两个眼下都在忙着赚钱，不过，这世上几乎是人人忙着赚钱，可赚钱不过是手段，要用钱办的事，就不太一样了……”李西平欲言又止。
封宁说：“我看你也不像喜欢躺在银子堆上打滚的。梅文山爱钱，没钱的话他手下的捕快结个婚、生个病都承担不起；刁藏春爱钱，他们贵州学派那么多家境平常的弟子要读书习武，他们还弄了好几个村子，要搞‘复先王之政’的实验，没钱怎么能行呢。至于我，很简单：‘遥望山上松，隆冬不能凋。愿想游下憩，瞻彼万仞条。腾跃未能升，顿足俟王乔。时哉不我与，大运所飘。’”
李西平语文水平还行，不至于出了中学课本范围的诗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既是如此，办洋务企业，也算是最合适的路了。说实话，眼下这局面，留给女人的路不多。”
封宁说：“我没路这事，你对里面的原因比谁都清楚，不过你倒是比谁都觉得我有希望。”李西平突然觉得自己好像逮住了一个机会：“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李西平自打穿越以来没什么抄袭的机会，毕竟连“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这个时代都已经是历史文献，好不容易才有了个抄袭鲁迅的机会，当然，也不只是这个机会。封宁说：“那你呢？你做的事，看起来可不像是没路可走的，你应该是很清楚路在哪。”
李西平这回决定说实话：“我的确是知道路在哪，但是来早了，这路还没修好呢，所以我现在也就干点修路的工作。”封宁说：“修路这么好的项目，你就不拉个投资？”
李西平摇了摇头：“不是好项目，投资大，修路的技术难度还高。”封宁说：“商人修路，是为了收过路费，朝廷修路，那得考虑修路带来的民生变化、军队调动，不是光看钱的。”
封宁接着说：“我想要什么你很清楚。我碰巧是封家的女儿，就靠经营封家的产业来证明自己活这一世不输于人。我想雁过留声，留什么声倒无所谓。”
李西平思考这件事已经很久了，既然话都说到这里了，总不能等封宁先开口。
李西平上前两步，拱手道：“乞同途。”
封宁也上前两步：“本就同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