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这个时候，潘如在却不合时宜地闯了进来：
“陈思舜丢了！”
第一章 洪水滔天
德明四十一年冬，安徽亳州。
今年的雪格外地大，以至于在雪中跋涉的两个人看起来像马上就要被埋掉一样。风卷起一片白浪，扑在他们脸上，差点将他们打倒在地。
好在目的地总算是到了，位于村子东头的一座农家院，看外观应该是个中等粮户的住处。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披着蓑衣，站在门前招呼他们两个：“王大叔、王二叔！你们可算来了，就差你们二位了。这大雪天的，大伯还以为你们到不了了。”
这二人是兄弟俩，哥哥叫王有道，弟弟叫王有财，都是河南太康县人，赶了二百里路来到这里。王有道说：“雪大，早出门几日也就是了，大哥能叫上我们，我们岂能不来。”
此地名叫小曹庄，庄中之人几乎都姓曹。这家的主人，也就是这个少年的伯父，名叫曹威远，是曹氏的族长。
曹威远家背后有一座大屋，是村中议事之所，此时已经有十六个人在其中坐定。曹威远正在给大家说报纸。顺朝的报业起步时间不长，亳州这样的小地方是没有的，但是曹威远每次有机会去大城市，都会买报纸。
“报上说，苏州又新开了一家大纺纱厂，东家是盐商郑德好。我过去贩私盐的时候，认识这个人，他是陕西人，世居扬州，后台是盐池伯董家。”曹威远有点不屑，“哼，盐池伯，也来开纱厂了。”
若是十年前，拿得到纱厂批文的个个都是背景深厚的豪商，其后台若非得宠的顶流皇商，就是商洛山出来的元从侯伯，再不济也得有个当尚书的亲戚。而盐池伯家族的祖先董学礼是李自成的老对头贺人龙的部下，没杀头就便宜了。最近这几代，盐池伯家族没出什么人物，在顺朝勋贵中只是混吃等死的边缘人，可如今，他们也能在纺纱业吃一口了。
王有道和王有财进得屋来，与众人寒暄一番，待二人落座，曹威远说：“既然人来齐了，咱们就说正事。何家哥仨杀人了。”
对于杀人这事，大伙并不意外，能坐在这里的就不是什么安善良民，大家只是奇怪，何家兄弟杀了什么人，让大哥如此重视？
何氏三兄弟中的老大何勇站起身来：“这是今年秋收时的事，我们哥仨访得一起冤情，说起来真叫人气炸肺腑。蒙城县永泰酒行的东家任守勤，谋占其雇工孙友寿的妻子，被我兄弟查实，由老三夜入其家，一刀杀了。”
坐在第三位的荆笃庆同样做酿酒生意，和任守勤打过交道：“任守勤是皇商，蒙城县做酿酒生意的皇商以他为最大，平素里名声甚好，做生意也不坑人。只是没想到这家伙外表忠厚，内藏奸诈。”王有道打岔道：“怎么酿酒也有皇商了？”曹威远说：“这年头，哪行没有皇商捞钱。好了，还是听何老大讲事情的原委吧。”
事情要从今年夏末秋初时说起。
这天，永泰酒行力工的新任把头孙友寿正在带着工人们搬运新到的高粱。孙友寿是个很勤恳的人，虽然已经是把头了，但并没有叉着腰站在一旁吆喝指挥，而是依然和之前做普通力工时一样，跟着工友们一起又搬又扛。大热的天，所有人都是光着膀子，挥汗如雨，有的人脚下就不由得慢了，别人跑三趟的工夫，他们只跑两趟，孙友寿却是别人跑三趟的工夫能跑四趟。
高粱都入了库，工人们纷纷坐到树荫下休息，掌柜的带着四个工人，抬着两大桶酸梅汤出来了：“来喝点解暑的，刚在井里拔过！”
工人们围上来喝汤，一个工人问道：“掌柜的，我看见厨房的游师傅今天去肉铺了，晚上有好吃的吗？”掌柜的说：“当然有，东家说了，今天大伙都辛苦了，晚上吃犒劳，吃白面馒头，还有炖肉。要说咱们东家，对咱们可真没得说，不光工钱给得多，嘴上也从来没省过。现如今年景不好，别家都在裁工，就我们东家这里有一碗安乐茶饭，大伙可要努力啊。”
工人们轰然称是，掌柜的招呼孙友寿：“小孙，东家叫你。”
孙友寿应了一声，小跑着跟着掌柜的进了屋，东家任守勤见孙友寿进来，站起身来：“来啦。坐下说话。”
“不敢当，您坐，您坐。”孙友寿急忙谦逊，退让半晌，才屁股搭着椅子边坐下，双手扶在自己膝盖上，手指颇为紧张地动来动去。任守勤说：“也没什么事，就问问你，当了把头这半个月，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还有什么困难没有？”
孙友寿连忙说：“没什么困难，就是怕我没本事，办不好东家交代的事情。”任守勤笑道：“怕什么，不会就学呗，谁生下来就是老把式啊。我听掌柜的说了，你原来就是所有力工里最实诚卖力的，当了把头之后也依然如此，不简单啊。这年头，人心不古，像你这样踏实努力的好人可不多了。”孙友寿说：“东家升我当了把头，工钱涨了五成，我哪能不尽心啊，这都是应该的。我在家也总跟家里人说，东家对咱们好，处处不曾亏待，这样心善的东家哪里去找，自然要卖力干活才是。”
任守勤说：“说起你家里，我听说你岳母最近又犯病了，你还去当铺典当，这事怎么不和我说一声？你我虽然是东家西家，但私下里也算朋友，有难处找我便是，回头让掌柜的再给你发一个月工钱，不算预支，算为你这些天干活勤劳奖的。”
孙友寿激动地站起身来：“这怎么好意思，我现在的工钱已经够高了，哪能……”任守勤上前拍拍他的肩膀：“坐，坐，坐。这有什么的，朋友之间帮一把算得了什么。这钱你也不白挣，有个活让你干。”孙友寿顿时安心，一拍胸脯：“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任守勤说：“有一批酒要送到太和县去，原来管跑外的老张最近老婆生孩子，你替他个班，去趟太和县。”孙友寿忙不迭地点头：“您就放心吧，我一定把这趟差事给您办好！”
任守勤又闲聊了几句，把孙友寿打发走了，擦了擦手，问掌柜的：“这孙友寿好像也识几个字啊，怎么穷成这样了？”掌柜的说：“他爷爷是贩猪鬃的，还有点钱，他小时候上过两年学。后来他爹管家，那是个大烟鬼，他家就败了，欠了一屁股债，现在还没还完呢。他岳父是他爷爷的徒弟，那年出门做生意，过淮河的时候吃了板刀面，家也败了，两家就这么凑合了。”
回到家里，孙友寿急忙招呼妻子收拾行装，准备出差。把刚领的钱交给妻子，有的用来给岳母买药，有的用来还债，逗了逗儿子，又衷心赞叹了一番任东家真是大善人，第二天便启程赶往太和县。
然后，孙友寿的妻子便等来了他的棺材，掌柜的告诉她，你丈夫在半路途中被横刀寨的土匪打劫，拼死保护货物，被土匪杀害。
任守勤亲自上面哭一番，给的抚恤也很多，但是孙友寿那个死鬼父亲欠下的债实在太多，再加上不久后孙友寿的岳母去世，办完丧事，这些抚恤金也就用完了，孙友寿的寡妻幼子很快陷入困窘之中。
接下来顺理成章，掌柜的做媒，介绍孙友寿的妻子给任守勤做了妾。孙友寿夫妻都没什么宗族亲戚，也根本没有财产，所以没有引起任何纠纷。任守勤也不缺儿子，让孙友寿的儿子继续姓孙，就养在任家，反正就多给口饭的事。以顺朝的风气，像孙友寿这样的贫寒人家，从来不讲究什么寡妇守节，孤儿寡母没法生活，改嫁天经地义，人们说起这事，还说任老爷为孙友寿保存香火，真是心善。
但是有人不满意，那就是横刀寨的三个寨主：何勇、何信、何严。仨人听说了这事，把全寨喽叫来挨个过了一遍，确定根本没人杀孙友寿。那天是何严带队下山剪径，路遇孙友寿带着运酒的车队从蒙城前往太和，何严搜查了一下车队，收了他们的买路钱，就放他们过去了。永泰酒行的那支车队总共有五十多人，手上也有武器，要伏击他们得出动上百人才行，不可能有喽瞒过三位寨主私自下手。这他妈是有人让横刀寨背锅啊！
何家三兄弟都是蒙城土生土长的孩子，父亲做过驿卒，母亲是太和县人。父母早亡之后，他们仨就吃蒙城到太和的这条驿道。一开始是小偷小摸，后来发展成拦路抢劫，最后收罗一批“社会闲散人员”，建立了横刀寨。
要说何家哥仨当强盗还不杀人，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三个做贼出身，很清楚不怕也不能惹事的道理，在抢劫过程中也秉持“绝不先开第一枪”的原则，尽量用威慑解决。
父亲的老同事们在驿站工作，与何氏兄弟相熟，所以商旅过路的时间、人数、装备情况，他们不用特意踩盘子就一清二楚，事后分这些叔叔大爷点汤喝就行。
为了避免事情闹大引来官府围剿，也为了“可持续发展”，被抢的人只要不反抗，何家兄弟就不会把他们的抢个精光，而是根据货物的价值抽取买路钱。否则的话，如果过路商人都被杀得一个不剩，结果要么是以后谁也不敢从这里走，要么是引来官兵，都会导致大家没饭吃。
何家兄弟居然还给横刀寨刻了个公章，每收一份买路钱，就开一张收据，盖上章，凭此收据，在横刀寨势力范围内，各种城狐社鼠小匪毛贼不得再阻拦这些交了买路钱的商队。
最后甚至发展到，凭此收据，可以免交进入蒙城、太和两县县城的进门税。两县的衙役只管给横刀寨提供情报，防止有人逃避买路钱，就可以按月分账。
结果就是，商人们竟然更愿意走有土匪的这条路，因为别的路上的衙役和官兵经常重复收费，而且比土匪更贪，更不讲道理。横刀寨的人比官兵更能打也更勤快，不允许别的匪盗来自己的地盘抢生意，在横刀寨的地盘上，如果给横刀寨交了钱，又被别人打劫了，是可以去横刀寨告状的，何家兄弟会愤怒地带人去干死那些抢生意的同行，甚至能把抢回来的货物扣除出兵费用和伤亡抚恤之后剩下的还给商人。而别处的官兵收了商人的钱，顶多换他们最近几天不找麻烦而已。
其实，何家兄弟也的确有资格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这条道路本来就是那些与何家兄弟一起分赃的驿卒在维护的，路是他们修的，树也是他们种地。何家兄弟的父亲就是在修路工地上得了感冒，转为肺炎去世的。现在何家兄弟实际上起到了维持这条路的治安的作用，老百姓已经不怎么拿他们当土匪了，反倒觉得有他们在太平了不少，给他们交钱比给官府、乡绅交各种“治安费”“防匪费”“团练费”划算多了。横刀寨的人平时主要工作是种地，在路上只派小股部队巡逻，甚至堂而皇之地设了个收费站，只有十个人看守。商人从收费站经过，一般都会主动交买路钱，如果觉得买路钱定得太高，还敢登门来讨价还价，已经很久没发生过暴力冲突了。
后来，何氏兄弟与曹威远结识，曹威远对他们大为钦佩，入了绿林道的人很多，可是大部分人都是觉得自己有今天没明天，做事既没远见也没底线，能够像何家兄弟这样不贪且有长远打算的实在是少见。双方很快就成了朋友，拜为结义兄弟。
何严记得很清楚，那天他带了二十人去巡路，在收费站歇脚喝茶，孙友寿带着车队到了收费站，尽管人数比土匪多，酒行的人还是老老实实停下接受检查。何严首先检查了一下他们有没有夹带鸦片，没错，土匪还兼职缉毒。顺朝对于贩卖鸦片虽然屡禁不止，但是在法律层面还是要严格稽查的，如果何家兄弟抓住了毒贩，可以卖给和他们勾结的衙役换赏钱。那些专设的负责缉鸦片的衙役领着官府的工资，却根本不干活，只从何家兄弟这样的人手里“收购”毒贩交差领赏。
然后，何严又检查了一下他们的送货单，看有没有瞒报数量。给太和县那边的送货单肯定是假的，不用看，因为要逃避酒税。但是，商队必然还有一份真的送货单，土匪给自己打工，可不像收酒税的官员那样吃了回扣就糊弄了事，酒行的人给横刀寨的人看真的送货单，按照这个标准交买路钱。
横刀寨的人很喜欢永泰酒行的酒，所以酒行的买路钱是“实物税”，多拉了一些酒，都已经包装好了，土匪直接搬走就行。孙友寿是第一次跑这条路线，但是酒行的其他伙计与何严相识，一应事项也都有常例，双方没有发生任何冲突。孙友寿是胆小怕事的人，对何严的态度自然很恭谨，土匪还客气地招呼这些“衣食父母”喝了几碗茶，然后就让他们过去了。
可如今人在寨中坐，锅从天上来，何家兄弟愤怒了。我们兄弟连偷带抢半辈子，在这淮北一带的绿林道也是响当当的字号，现在有人给我们交了钱，又在我们的地盘上被杀，这锅还扣到了我们头上，真是无法无天了！查！一查到底！
何家兄弟是本地地头蛇，消息灵通，查案子比官府还快。不久事情就弄清楚了，杀害孙友寿的真凶是与他同行的酒行车夫把头，至于动机，任守勤谋孙友寿的老婆倒在次要，关键是这批酒，再加上之前去向不明的好几批酒，都一概入了“为盗所劫”的账，然后流入了太和县的私酒市场，再沿着颍水、淮水顺流而下，流入颍州、寿州、凤阳、泗州的市场，直到洪泽湖畔的淮安。
淮安在大运河被废后地位大减，失去了沟通南北的中枢的身份，但是淮安到杭州的这段运河依然保持通航，作为大运河与淮河交汇的T字路口，这里依然是个比较重要的内河港口，集中了不少商旅，淮河流域农产品和江南手工业品的贸易，苏北一带食盐的转运，乃至人口贸易，都要从这里过。当然，也就集中了大量的走私商。淮河流域的私酒供应江南，都从这里走，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产业链。
漕运改海以后，失去了大运河的掣肘，顺朝在丰盛年间倾举国之力投入苏北治水，将黄淮两河分离，硬生生给洪泽湖挖出了多个入海口，放淮河水入海，让洪泽湖水位从危险线上降了下来，遇到发大水时还可以作为泄洪区。这一工程也大大改善了苏北地区的灌溉条件，让农业增产不少。
但是，黄河是地上悬河这一点依旧没有改变，三天两头闹水灾也就在所难免。去年一年，淮河流域有的地方旱有的地方涝，粮食减产，于是朝廷一面赈灾，一面下令提高酒税，节约粮食。
然而，就算酒税提高了，卖酒也比卖粮食赚钱。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江南一带城市人口增加，而且生丝出口不断扩大，大量土地“改稻为桑”，上海等地的粮食仰赖外埠进口，既有来自两湖、江西的，也有来自台湾甚至东南亚的。在这种局面下，酿酒卖往江南是非常有利可图的生意。
朝廷加酒税，酒贩子便加倍努力逃税。像何家兄弟的结拜兄长荆笃庆这样的小酒贩子，就得一面到处贿赂打点，一面和官府斗智斗勇。而永泰酒行这样的皇商不需要，直接在合法的货物中夹带私货，或者说其实就是在拉私酒的时候带点合法的酒当幌子，反正这私酒官酒喝起来都一个味，弄几张假文书，就全都化私为公了。等到账实在抹不平了，就送掉孙友寿的一条命，借横刀寨的名头帮他们平账。
接下来事情就简单了，杀呗，何严亲自出马，假装入室盗窃被主人撞见，一刀砍死任守勤，何信则把参与此事的掌柜与车夫把头悄悄抓走，套上麻袋扔进河里。他们没有选择公开真相，毕竟这事于妇人名节有碍。
何勇把这些事说完，但大家还是不理解，这算个什么大事。杀几个人而已，还做成强盗杀人的无头案了，对于在座诸位来说很稀罕吗？其他十五个人还有个良民身份，就何家兄弟是正经的职业土匪，何至于作了这么个小案大哥就把兄弟们全叫来。
荆笃庆接着解释道：“任守勤死后，他的私酒生意就败露了，皇商的高层开始调查此事，这查着查着嘛……就查到我头上了。”
坐在第二位的关世泽是这个团队的智囊，和其他兄弟身份不同，他居然是个举人。而且父亲是秀才，祖父是进士，正经是士绅中的一员，家中有数百亩土地，社会地位比当年的牛金星还要略高一些。
不过，关世泽在士绅中算个边缘人，他祖父考上进士之后还没来得及当官就去世了，之后分家，父亲和叔伯争家产，打得天昏地暗。关世泽中举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是他好酒好色，家中有一妻五妾，还成天出去眠花宿柳，在本地士林中名声不佳，再加上没有门路，一直未得授官。关世泽要是花钱活动，也能有官做，但那也只能是去边远之地做个微末小官，他不爱去，索性在家当土财主。
本地的读书人不待见关世泽，关世泽跟贩夫走卒又实在没啥可聊的，一来二去，他就和曹威远、荆笃庆这样半黑半白但有文化的人结交为友，最后甚至融进了他们的朋友圈，成天试图让何氏兄弟、王氏兄弟这样的粗人多读点书。当然，兄弟们干点不那么合法的事情，关世泽也会帮着出个主意、打个掩护。
关世泽说：“现在半个亳州的私酒，都在小曹庄的地窖里藏着呢，再这样下去，早晚要查到大哥这里。到那时，半个小曹庄的人都得上黑龙江边刨冻土去。”
曹威远说：“你们也知道，老曹我过去是贩私盐的，后来海边晒盐的都变成大工厂，小盐户不是当了盐工，就是破产闯关东、闯美洲。我在大盐厂没有门路，也就不做这生意了。但种地是真不养活人，我也就干点倒买倒卖的生意，贩点私烟私酒，倒腾点军火。”
曹威远要是生在美国，ATF简直就是专门为他设的，虽然干的是犯法的事，但在曹威远和他这些结义兄弟的价值观里，曹威远是绝对的好人。一不卖大烟，二不卖人口，不就是逃个税吗，这年头上到王公贵族，下到斗升小民，哪个不逃税啊，逃税是老百姓生存的必要方式。那些皇商的产业，逃税还比普通商人更厉害，也就是说，皇上带头逃税。
曹威远说：“最近朝廷也缺钱，查得越来越严了，这生意也没法做了。要我说，咱们就反了吧。”
一般人的思维，是没法从从查私酒一下跳跃到造反的，但是在座诸位都欣然接受了曹威远的说法，王有道一拍椅子扶手：“反！早他妈该反了！”
平心而论，在座的十八人都并不属于被大顺官府压迫得活不下去的那批人，就算不违法犯罪，他们也不会没有活路。但是，让他们做只有一口草料吃的牛马，他们也是不干的。刘邦就算平安抵达骊山，难道就能老老实实地永远修皇陵吗？
想当年李自成的创业团队都是什么人？驿卒、马夫、羊倌、农民、铁匠、补锅匠、佣人……而今日“小曹庄聚义”的这些人，大部分不是赤贫，甚至有的还挺有钱。
最核心的曹、关、荆这三位，一个走私的，一个举人，一个酿私酒的。排在第五的蒯辅国家里有造纸和印刷的作坊，最近在江南地区新的造纸厂和印刷厂的冲击下刚刚倒闭。排在第七的翟承续是附近一个村子的族长的儿子，本人土地虽然不多，但是管理宗族公田，绝对不愁吃喝。排在第十八的易瑞芝干脆就是个盐商家的阔少，因为喜欢习武才和这些人混在一起。
这十八兄弟中也有底层劳动者出身的，但也没穷到饭都吃不上的地步。王家兄弟在太康县有一点自己的土地，兄弟俩加在一起不到三十亩，因为在带头抗粮的时候能打能扛而成了知名人物。排在第十二的耿怀远是个裁缝，兼职磨豆腐，他也喜欢练武，而且不怎么缺蛋白质，练得不错，所以成了曹威远的朋友。老十一陈怀忠、老十三陈怀岳是堂兄弟，也是耿怀远的师兄弟，都是镖师。排在第十七的满树石干脆就是曹威远手下的打手。
排在第四的古国宝是个木匠，是从学徒一步步熬成师傅的，他混进这个圈子是因为他和排在第九的铁匠欧饶共同做一项生意：私造手榴弹。这个年代的手榴弹倒是不需要配木头把，但是古国宝在学木匠之前还在鞭炮作坊当过学徒，后来又学得军队的配方，会配火药，会做引信。他们做出手榴弹，就交给曹威远卖给何家兄弟这样的地方武装，淮北一带民间械斗动不动就甩出几颗手榴弹来，就有他们的“功劳”。
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标准的犯罪团伙，但造反本来就是最大的犯罪，两件事是相通的。
自打粤北民变平息以来，顺朝还没有发生过攻破州县的大规模农民起义，随着各地卫戍部队换装新枪，还有铁路、轮船等投入使用，朝廷镇压农民起义的效率越来越高。但是曹威远等人信心十足，因为坐在这里的老十五敖采他本身就是亳州驻军的掌旅，都尉一直泡病假，敖采就是本地最高军事长官，他都参加造反了，岂有不成功之理。
这十八兄弟都不是社会的最底层，但并不代表他们就不受压迫，正相反，因为压迫更直接地来自上层，他们对官府的憎恨更加直接。
曹威远当然恨官府，我贩私盐算什么犯罪？盐户穷得衣不蔽体，内地百姓却时常淡食，钱都被那些垄断的大盐商赚去了，为了维持高盐价，有的盐商甚至有盐也不卖，宁可倒进淮河。我帮着盐户多卖些盐，盐户改善了生活，内地老百姓也能吃到更便宜的盐，何罪之有？
如果以“国家需要税收来维持”“国家属于全体人民”这两个条件为前提，曹威远严重的偷税漏税行为肯定是不道德的。可是这年头谁相信大顺朝是属于老姓的？所以，一边走私一边行侠仗义、疏财济困的曹威远是民间道德公认的好人。
关世泽厌憎亳州士林群体，老子喜欢逛窑子关你们屁事，你们一个个睡佃户的老婆，跟儿媳妇扒灰，当我不知道？你们这么胡来就没事，我他妈花钱解决倒成了道德败坏？让你们成天举报我是劣绅，真“劣绅”当效牛金星，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敖采还年轻，当上军官不久，泡病号的都尉把所有的活都交给他，自己只管吃空饷。州里的那个王八蛋同知没别的事干，除了弹劾就是弹劾。敖采在军官中算得上比较清廉的，除各种定例外不会额外捞钱，同知就举报他私德败坏，跟同袍的寡妇通奸有染。这事敖采倒是确实干过，但是敖采认为，她又没有老公，我老婆对我去她那儿睡都没意见，你多哪门子的事？
同知盯着敖采举报的原因倒也简单，因为敖采通过同知变卖军队的陈粮时，给了他1%的暗扣，同知非要3%。敖采不服，太祖皇帝活着的时候，定例就是1%，你凭什么多要？你拿那么多，我的兄弟们分的不就少了。同知也不服，附近几个州县的规矩最近这些年都改了，你凭啥不改？加上俩人都不是好脾气，就这么杠上了。
要光是这样，敖采倒也不至于造反。但他没靠山，很难再升职，曹威远的生意他虽然没参与，却也从来没缉拿过。他和曹威远常来常往，一旦曹威远出事，他多半会受牵连，索性就反了吧。
曹威远他们这伙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老实巴交的农民忍无可忍被逼反，而是社会的中层，平时憋着一口窝囊气，也有很多自私自利的行为。不是坏人，却也绝不是什么完美受害者，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污点。决定造反也不是为了天下苍生，而是或者为了逃罪，或者为了出气，或者想施展抱负，或者只是出于义气。
他们中的大部分并没有被逼到走投无路，但是他们看到，大顺朝走投无路的人太多了，所以造反估计能成，那就反吧。当然，他们也没打算用让官府先开第一枪来确立自己造反的合理性，而是蓄谋已久，主动出击，开局就把官军往死里打。
很快，香案被抬了出来，十八人焚香盟誓，誓词很简单，并没有控诉官府，只是约定同心举事，同生共死。随后，关世泽写下誓书，十八人依次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曹威远、关世泽、荆笃庆、古国宝、蒯辅国、何勇、翟承续、王有道、欧饶、何信、陈怀忠、耿怀远、陈怀岳、何严、敖采、王有财、满树石、易瑞芝
这十八人居然都认字，就足以看出这次举事的规格了，他们也不怕签字署名会泄露消息，因为曹威远明天就打算动手。十八人中有好几位像王有道、王有财这样远道而来，刚刚知道消息，但是过去一起喝酒口嗨的时候念叨“不如造反”已经很多次了，早就做好了心理建设，毫不犹豫地准备动手杀人。
其实不光是他们，淮北地区早就有很多人意识到迟早有人要造反。这里早就是一堆干柴了，只差一个火星。
学过中国近代史的都知道，鸦片战争后，外来商品的倾销逐步导致家庭手工业崩溃，小农经济解体。但是在大顺，情况就不同了，淮北的家庭手工业面对的可不仅仅是远涉重洋而来的外国商品，还有近在眼前的上海、苏州、江宁等地的工厂，两下夹攻，威力加倍。
德明帝在改革过程中，尽可能地减缓对洋务企业对家庭手工业的冲击，但是办理洋务的大小官吏的欲望，岂是政策遏制得了的，只要德明帝还需要办洋务，开了这个口子，就迟早要溃堤。德明帝压了二十年，还通过向阿拉斯加移民不断疏解压力，但此时终究要按不住了。
若是美国那种有上千亩地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崩了也就崩了，大不了多卖几车苞米呗。但是在淮北，家庭手工业的意义可不仅仅是提供服装等生活必需品而已，而是农民生存的重要方式。
在淮北的很多地方，人均只有两三亩地，一旦遇到水旱灾害，吃饭都不够。而农民的收入大部分都不能用来吃饭，佃户要把大部分收入交给地主，自耕农除了正常的十一税，还要应付各种地方上的苛捐杂税，最起码也得把一半的劳动成果吐出来，再用剩下的部分勉强养家糊口。一旦哪一年这脆弱的平衡被打破，就要借债，而一旦借了债，很可能就一辈子还不清了。如果没有以纺织业为主的家庭手工业作为补充，本就脆弱的小农生计会变得经不起任何一点微小的打击。
淮北的吏治问题，德明帝解决不了。因为不在边防重地，军队朽烂的速度也比别处快。由于严重的水旱灾害和贫富矛盾，淮北地区像关世泽这样的小地主已经所剩不多，有的因为灾年穷人吃大户而破产，有的因为经营不善、负债、遇匪、被诈骗、吃喝嫖赌抽等其他种种原因而卖房卖地，能生存下来的豪绅，要么是宦门之后，朝中有靠山，要么心狠手辣，能打能杀。至于富裕的自耕农，大多是因为宗族力量的庇护生存下来，而且主要是靠放高利贷崛起的狠人，只有少数是曹威远这样宗族+做生意的生存方式。
在这里，不抱团、不狠，就没法生存。有的地方佃户农奴化，有的地方宗族势力强大，有的地方穷人像何家兄弟那样啸聚山林。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还有地主为了供应江南的需求，开始种植棉花、花生、烟草、芝麻等经济作物，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不足和佃农失业。阿拉斯加经过多年移民，也没有那么大的人口需求了。再遇上水旱灾害，这地方不爆农民起义就见鬼了。
曹威远的计划很简单，他这些年搞走私，藏亡匿死，手下有不少好汉，再加上小曹庄的曹氏族人，他和荆笃庆、满树石亲自带着他们，去攻打亳州城。其实也不用攻城，敖采带着驻军倒戈，直接接收城池就行了。
王家兄弟返回太康县，带着当地正在抗议加派“修河费”，已经和官府多次流血冲突的农民发动起义，然后亳州和太康的部队东西对进，攻下夹在中间的鹿邑和柘城。何家兄弟和易瑞芝带着横刀寨的人马攻破蒙城，然后沿涡水进兵，攻占怀远县和凤阳府城，夺取淮河上的火轮船。
至于其他兄弟，关世泽、古国宝、欧饶等人负责后勤，蒯辅国、翟承续等人在在亳州境内攻取那些和曹威远不对付的豪绅坞堡。等到亳州境内肃清，就攻打附近州县。
这个计划看起来一点都不周密，实际上也确实是漏洞百出，因为它建立在一个判断的基础上：义旗一举，各地必然群起响应，干就完了！
成家庄，位于河南鹿邑县与安徽亳州的交界处，这里是一片两省争议的土地。明朝成化年间，亳州的一些地头蛇想把自己名下的土地投献给藩王，以便避税，但是南直隶没有藩王，于是他们跨省投献给了河南的周王。
等到顺朝建立，清查田亩，这些土地因为不在南直隶缴税，账目都在河南这边，就被划给了河南。亳州人不干了，虽然税收是按田亩征收的，但是很多乱七八糟的附加费是一州之内有定额，少了这几万亩耕地，亳州人交的钱就多了。
后来，朝廷重新判定，把这块地划给了亳州，然而亳州却趁机多占了鹿邑的十几万亩土地，经常征调这些土地的居民干活。鹿邑人也不干，接着打官司。两省的统会使、节度使后来也介入了，闹得不可开交。
这二十万多亩的争议地带到底归属哪边，早就是一笔糊涂账。在明朝，这些藩王的私购地、投献地几乎都不交税。明末的开封之战中，因为水淹开封，导致周王府的资料全部灭失，根本无从查起。最后直到和端年间，顺世宗亲自过问，从京城派人来明确划界，将5.73万亩的耕地划给了亳州，17.06万亩的耕地划给了鹿邑，这件事才算结束。
然而，实际上争端并未结束。两省胥吏早就习惯了在这片土地上混吃混喝，经常过境勒索百姓。基层吏治本来就这样，当官的治理过几次，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就这么凑合到了今天。
成家庄这种正好位于争议地带中心的村子，同时交两个省的苛捐杂税，福份不浅。自打一次黄河决口，把大片土地变成盐碱地，成家庄的犯罪率边直线飙升，因此有一个绰号：“大剑庄”。顺朝给犯人砍头的标准刑具，就是一把巨大的青铜剑，而成家庄最近一百年中被砍头的人有二十三个。最近的一次，是父子叔侄十七人一起跑到江苏徐州跨省抢劫了一家金铺，杀死掌柜伙计十二人。动手杀人的六个人都被砍头，剩下十个流放到了千岛群岛。
成达才是成家庄成氏家族的一员，但他和族长的血缘关系已经疏远到了“你也配姓成？”的程度。他倒是不用受两省胥吏的盘剥，因为他是族长的佃户。
成达才种的这块地不是盐碱地，再加上老婆手巧，是远近闻名的织布高手，日子还算过得去。过去市场上只有机器纺的棉纱，成达才的老婆买了棉纱织成布，再换成更多棉纱，周而复始，全家人的衣服都从这里出，买油盐酱醋之类东西的钱也都是卖布换来的。
然而，随着顺着涡河来的机织布越来越多，成达才老婆的布也只能跟着降价，随着机织布质量的提升，有时甚至降价也卖不出去，因为织布厂所在的上海那边棉纱供应比淮北充足，所以淮北，棉布没比棉纱贵多少，织布这活没法干了。
种地这活同样不好干。现在成达才为族长种的不是一般的粮食，而是芝麻，由于涡河流域榨油业的发展，很多有财力都大户选择种芝麻。成达才每年要给族长交足够的芝麻作为地租，剩下的芝麻也只能卖给族长。他的一个堂哥就因为把芝麻卖给出价更高的外地商人，挨了一顿打，三个月后便死了。
成达才一家三口吃的粮食，除了在一些边角土地上种的地瓜，主粮都是用芝麻从族长手里换的。但今年芝麻歉收，他换来的粮食就很少，甭说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就连今年过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成达才就发挥了这个砍头之庄的传统，去族长成仁善开的米行买米的时候，趁着店员疏忽，狠狠地往自己的口袋里倒了十几斤米，撒腿就跑。
只不过，结果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他被店员追上一顿暴打，然后吊在这棵树上，被夹雪的劲风像铁锤一样一下下砸着。他的老婆和儿子跪在树下哭，却不敢把他解下来。
成达才也很自责，从小受到的教育告诉他，偷东西是不对的，是无耻下流的，他也理所当然地这样认为。但是随着意识被冻得逐渐模糊，他越来越自责：我怎么就被抓住了呢……
就在这时，他感觉自己的身子晃了一下，落在了雪堆里，有人使劲摩擦自己的身体：“四哥，四哥，还活着吗？”
成达才有点清醒了，认出眼前的人是自己的堂弟：“咋了，大伯饶了我了？”堂弟啐了口唾沫：“狗屁大伯。你爹才是我亲大伯，成仁善那个老不死是什么鬼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