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顺 第116节

目前攻打开封的王氏兄弟使用的火炮主要是十年前的仿俄式产品,和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军用的差不多。他们也不缺炮手,毕竟按河南卫戍部队的裁军思路,年轻的炮手被裁撤之后,可以去矿山做爆破手,可以去给小娃娃当数学老师,能把炮术学好的,必然是脱产学习了很久的数学,通常家里也不会太穷,所以能者先裁。这些人此时也确实没穷到需要造反的地步,但如果农民军加钱呢?那他们也并不介意换份工打。

河南的卫戍部队被这帮和正规军毫无区别的炮手和大炮轰上一阵,会是什么结果?河南权将军对自己的部下还是很有自信的。所以,他并不赞同坚守开封的方案。开封离淮北太近,太不安全了。在漫长的和平下,开封城墙已经二百年没有大修过,许多城砖都让老百姓捡回家盖房、垒猪圈了,开封城的防御可谓千疮百孔。

再说了,卫戍部队这些弱兵的集结速度如何,河南权将军心里最清楚,以淮北农民军的速度,恐怕不等南阳、洛阳、彰德等地的援军赶到,贼兵就要兵临城下了。

要光是如此,开封城里的还有可能鼓起勇气守一守。因为有京汉铁路存在,新军第一镇从京城郊外出发,可以迅速乘火车抵达郑州,郑州到开封的铁路支线也已经修到中牟了,新军会来得比河南本省部队更快。王有道、王有财这帮造反没多久的新人,若无四五万战兵,是不可能歼灭一个一万两千人的新军镇台的。而王氏兄弟现在部队的主力是杞县饥民,肯定没这个实力,如果他们敢在开封城下和第一镇野战,必然被迅速击溃。

可是他们得知,朝廷居然没派第一镇来支援他们,而是派了江宁守备营,心里顿时凉了半截。江宁守备营本来战斗力就不如新军,他们沿着运河北上,必然是首先解救被曹威远本人亲率的主力包围的淮安,然后收复凤阳,扫荡淮北贼巢,最后才是开封,谁知道他们要打到猴年马月。

只有曾国藩依然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开封民气可用,省城有大量年轻的缙绅子弟,而且很多是武举出身,再加上他们的家仆亲信,是一支可用的力量,可以由他们统御重金招募的开封市民,组建民团。开封毕竟是省城,比较富庶,城内彻底活不下去的人是极少数,只要及时舍粥赈济,未必有人愿意开门迎降,再加上卫戍部队以正规战术撑着,坚守到援军到来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节度使和权将军,以及统会使、按察使等高层全都压根不听曾国藩的。他们果断跑路,带着所有省级衙署撤到了郑州,河南权将军的大部分直属部队当然也撤走了。如果郑州也守不住,他们就会坐着火车北上京城、南下汉口。德明帝到了晚年,为了缓和改革带来的矛盾,对官员的处罚越来越轻,所以河南省衙的官员们觉得,大不了丢官罢职呗,回家依然是富家翁,拼什么命啊。

顺朝的规矩再松,官员丢了自己的防区肯定也是有罪的。但是,郑州也是河南地界,而且是河南交通最便捷的地方,我们河南省衙坐镇郑州指挥全省防务,也不能算丢了河南吧?也有很多人劝曾国藩,这个理由不错,他们省衙跑到郑州去,咱们府衙就跑到中牟县,反正那里也是开封府地界。

曾国藩当然是拒绝。府县两衙很多人家就在开封,根本跑不了,省级衙署也有不少下级官吏在大官逃跑的时候被扔下了,这些人大多支持曾国藩的决定。就在曾国藩热火朝天地组织民团的时候,几个从陈留县逃来的缙绅又让开封守军泄气了。

这些人不是自己逃出来的,而是被王有道、王有财放出来的,他们说,王氏兄弟在陈留县整军七日,正法了十几个带头奸淫掳掠的人,还火并了几个不听话的杞县本地头领。虽然跑了很多人,但是主力部队战斗力更强了。现在曹军对待官吏绅商,只要投降就可以不杀,只不过大户人家可能得花几百两银子消灾。他们这些人不愿意留在陈留,王氏兄弟就放他们来开封投奔亲戚。

得知开封士绅口中“贼军”已经变成了“曹军”,曾国藩赶紧把这几个陈留的士绅软禁了起来,可他们的话已经传出去了。

现在的开封人,绝大多数祖上在明朝都不住在开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深刻地记得,二百多年前李自成三打开封,守军奋起抵抗的结果是城内饿到人吃人。

李自成最先想到以水代兵的办法,想引黄河水泡塌开封城墙,弄开一个缺口,闯军就能进去了,只要水量别太大,也不会太难收拾。结果闯军弄得水量太小,反而给开封搞了道护城河。秋雨季节马上要到,李自成不敢再乱动黄河,但明军一看,这办法好啊,我们也来水攻闯贼!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顿乱挖,然后正赶上下大暴雨,咔嚓一下就弄成了大溃堤,洪水只冲毁部分闯军营寨,大部分反而涌向开封城。城里的亲王、巡抚、巡按、总兵、参将们早就提前准备了船只,逃命去也,只留下开封老百姓喂鱼。

如果说新军第一镇很快就会来增援,那么开封士绅是愿意守一下城的,可如果援兵不来,难道要像明末那样苦战一两年吗?还不如干脆花钱消灾呢。实在不行,咱们和王有道、王有财商量商量,开封城里给他们凑几十万粮饷,让他们绕路而行吧。债有主,冤有头,出门左转是郑州,省里的大员都在那儿呢,各位好汉有账请找他们算。

也不是所有官军都这么废,比如说徐州那边,据说战况就极为激烈,曹威远亲自坐镇进攻淮安,也没能得手。所以曾国藩认为河南的局面纯粹是省衙高层的废物导致的,完全没有考虑山东和江苏的卫戍部队可以通过大运河快速增援徐淮两城,淮安还能得到上海的火轮船队的支援,两城附近也没爆发杞县这样大规模农民起义等等问题。

曾国藩压制了反对意见,极力组织防务,不过人心既散,想收拾起来谈何容易。连开封同知都选择了弃官潜逃,城内的普通居民更是没有决一死战的兴致。义军入城,不管再怎么义,最起码也是肯定要抢点东西的,如果王氏兄弟没像传说中那样约束好军纪,那么还会死人,可就算是这样,总比围城一年饿死的人少吧。在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上,大部分老百姓还是精明的。

还有的人已经惦记着曹军入城时他们要趁火打劫去抢谁,然后如何赶在军法队弹压之前逃跑。有人惦记着收购曹军抢到的赃物,有人琢磨曹军嫖院会不会赖账,甚至有人想着曹军会不会开科举。

最关心曹军嫖院会不会赖账的,当然就是青楼的老鸨子了。开封城内最大的青楼天祥院里,老鸨子正在给全体员工训话。

开封的妓院分为两种,高级的称为“马班子”,集中在第四巷,以唱为主,有的当红的姑娘出门甚至有跟班鸣锣开道,出场费就三两银子,点一首曲子加二两。倒也不是完全不开展别的业务,但要是想解锁隐藏业务,那消费水平一般人可不敢想。

至于以过夜为主的,则集中在会馆胡同有的主要针对行商、宦游群体,有的则面向工薪阶层乃至进城务工人员。

天祥院当然是马班子,不过也得做好必要准备。老鸨子其实也不老,四十来岁年纪,收拾得干净齐整,风韵犹存,年轻时也是这个行业内的先进工作者,后来年纪大了业务能力下降,转了管理岗。此时她把手下从头牌到杂工所有人都召集起来,准备破城后的事宜。

“这破城以后啊,当兵的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趁火打劫的地痞流氓。这些个兵既然打得赢官军,总会有点规矩,他们连在陈留抓住的财主都放了,想来也不会急着难为我们。倒是那些个城狐社鼠和官军的溃兵,不可不防。所以我请了杨二爷来坐镇。翠香、芙蓉,你们两个这些天就专管伺候杨二爷。”

所谓“杨二爷”,其实是开封城里泼皮无赖的一个头目。不过他已经做到了黑道大佬的份上,打砸抢烧这种低端工作他是不干的,收了保护费之后真能稍微“保护”一下商户,不许别的流氓来自己的地盘唣。他的主营业务是走私烟草,所以认识曹威远。曹威远瞧不上这个人,觉得他既无能又卑下,在开封城里当街头霸王已经是他的人生巅峰了,不要他入伙。

杨老二当然也没有入伙造反的胆子,不过既然有这层关系,他也很确定自己可以继续在开封城里当流氓。他这种大流氓已经是城市治安体系的一部分了,衙役抓个贼什么的都得让他这种人提供线索。义军也不过就是个不太烂的官府而已,和当年的李自成其实也没有太多本质区别,要统治开封,就不能把杨老二这样的人都铲了。老鸨子明白这其中的关窍,便请了杨老二来当门神,屏退趁火打劫的小流氓。

“对良家妇女嘛,曹军还是要约束一下丘八,不会太胡来,对咱们可就不一定了。到时候,谁他妈都别在那儿拿乔作态,不管来的是将军还是大头兵,都给我当祖宗伺候着,一个难看的脸色也不许有。否则脑袋掉了别怪老娘没提醒你们。军爷愿意赏钱就接着,不赏的话一个字也不准提,更不得争多论少。若是索要助饷,自有我来应付……”

一阵突如其来的炮声打断了老鸨子的演讲,也打断了曾国藩的演讲,但是曾国藩没有像老鸨子一样直接让大伙散了,而是在谁也听不清他浓重的陕西口音的情况下坚持说完了。话音刚落,又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

开封城西侧的城墙被炸出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侥幸未死的人都在哭爹喊娘,连滚带爬地逃离缺口。

第一次爆炸的效果这么好,估计是不会有第二次爆炸了,但是马上就会有比爆炸更可怕的东西到来。

很快,曹军的突击队出现在了缺口处。与寻常人印象中使用大刀长矛的农民起义者不同,他们手上是上了刺刀的击发滑膛枪,在近战中以手榴弹的突然攒射打开缺口。顺朝的洋务运动确实搞得很好,连卫戍部队都花了大价钱购置新枪,然而装备升上来了,军队的素质却没升上来,很多军队甚至压根没教使用新枪械的战术,连战斗队形都还停留在火绳枪时代。

由于淮北农民起义是由一群尚未饿到濒死的人突然引爆的,作为前奏的饥民暴动只发生了少数几起,所以各地顺军卫戍部队很少有人预做提防。在起义爆发后,这些人大量逃散甚至投降。逃兵有的持械潜逃,成了土匪或者加入豪强大户守卫坞堡的民团,而更多的人只想赶快逃离战争,对这些他们并不怎么会使的枪只嫌太沉,把枪一扔就回家当老百姓去了,曹军因此收缴了大量的枪支弹药。

现在曹军的后方并不安定,有的县城还坚守不下,也有许多缙绅大户聚族自保。不过曹威远一开始就没打算在淮北割据,这个四战之地根本不是能安稳建立地盘的地方,很快就会面对顺朝新军的围剿。曹威远吸取了当年韦一井的教训,不强攻坚城,而是不断将自己的兵力跳到外线。攻占的城池并不以重兵守卫,只留下足以抵御本地缙绅坞堡兵力反攻的少量守军,以降官维持秩序。如果有官军反攻淮北,能伏击则伏击,不能伏击则撤退。

然而官军暂时并不敢反攻淮北,因此在曹军向外线出击后,淮北地区居然出现了诡异的平静,曹军的守军人少,不能主动去攻打那些不和他们合作的村寨,而乡绅们没有官兵接应,也很难组织起兵力主动出击,大家各守据点,都不准备拼个你死我活,甚至还会交换一些商品。以至于淮北卫戍部队的逃兵大部分根本意识不到手里有枪的重要性,觉得只要回家就安全了,带着枪逃命反而累赘。

淮北地区东边是大海,死路一条;南边没多远就是长江,有火轮船队巡江,渡江很难;往北突入山东的话,会迎头撞上北方的新军主力。所以,曹威远打淮安、徐州都是佯攻,打得下来就真打,打不下来的话劫掠附近乡绅后很快就会撤,他一开始的计划就是西进河南。

只不过,曹威远并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攻下开封,他选择的目标是汝宁,计划尝试攻取汝宁府城,然后在西平、遂平、确山一带破坏京汉铁路。先完成自己军队的整编,再依托大别山区、豫西山区的有利地形和百姓穷困思变的民情尝试对抗新军。虽然这么选择有可能导致西京的第二镇、襄京的第五镇加入围攻,但只要义军打得好,他们早晚会上阵的,在中原大地纵横驰骋,终归回旋余地大些。如果执着于进攻江南富庶之地,就有可能被官军依靠水师优势困死。

本来王氏兄弟的任务仅仅是拖住河南权将军的兵力,不让他们增援汝宁。没想到官老爷们这样胆小,直接逃了,王氏兄弟要是不攻一下开封就说不过去了。

曹军刚刚突入城墙缺口,就撞上了曾国藩部署的反突击队。曾国藩知道开封年久失修的城墙靠不住,所以没把所有人都派到城墙上挨炮轰,他紧急动员城内人力物力,在城内修筑了第二道防线,把预备队部署在这里,一旦城墙被突破,就集结精锐进行反突击,夺回缺口。

方案倒是没错,问题是曾国藩的精锐不够精锐。这些部队绝对可靠,带队的都是城内“好人家”的子弟,大多自幼习武,但是他们对于真正的战争知之甚少,连使用的武器都以手枪和配剑为主。这些人如果经过系统训练,是有可能成为能打仗的军官的,然而带着仓促组织的民团,去迎战淮北频繁的民间械斗的幸存者们,就力不从心了。

倒戈的亳州卫戍部队士兵教给农民军的战术很简单,手榴弹扔一波,然后刺刀冲锋。顺朝卫戍部队平时镇压普通的农民暴动,只靠炮击加步枪齐射就可以了,能撑到这一步的对手少之又少,所以也不用什么高端的战术。

大约一刻钟后,开封民团被击退,很多人仅仅看到同伴被挑开肚子就丧失了斗志,随后在逃跑过程中被从背后捅死。农民军在作战过程中可没有手下留情的习惯,除非是像明末陕西官兵和陕西反王之间老乡互通、互相放水那样的“表演战”,否则不管你是撒腿逃跑还是躺下装死,都先捅一刀再说。

如果是骆秉章、胡林翼、江忠源这种乡下绅士,他们见惯了农村械斗,经常与土匪打仗,不仅自己有一定的指挥能力,还有一批能打能杀的嫡系亲信。在开封附近各县,也有不少这样的乡绅存在。然而,因为淮北农民起义爆发得太突然,曾国藩又仅仅是个府尹,在省里大员逃跑前并无太大权力,根本没时间动员他们。只靠省城这些大户人家的子弟,对抗如狼似虎的曹军骨干,结果可想而知。

第四巷西边不到半里地,就是有名的大相国寺,香客们礼佛之后就可以无缝衔接秦楼楚馆,距离仅相当于李西平那个世界有的号称“无缝换乘”的地铁站换乘距离的四分之一。

刚入天祥院没多久的翠红从自己的窗户望向大相国寺的殿顶,据说那是当年开封大水后唯一露出水面的建筑。外面是隆隆的炮声,翠红心里倒不怎么紧张,老鸨子说得没错,既然贼兵连陈留的乡绅都饶了,那他们进了天祥院,顶多也就是嫖院不给钱罢了,外加凶暴野蛮一些,还能怎么样,难道还能比老鸨子那个妖怪更凶暴野蛮?小命总归是能保住的。破城之际谁也不敢保证一定没有乱兵杀人,但曹兵算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乱兵杀人的情况不会很多,事后也会有处罚,看谁运气不好撞上吧。

翠红入天祥院的过程没什么特别的,早逝的父母、滥赌的叔叔,老俗套了。她见过太多被拐来、被卖来的姑娘竭力反抗,结果当然只能是挨打,要么打服,要么打死。而她则不同,她一进入天祥院就立刻接受了自己的身份。呼天抢地不是反抗,是寻死。

突然,街上乱了起来,一大群人轰隆隆地走过,看到第四巷的各大青楼门口的打手,他们停下调笑一番,没有进来,而是奔着府衙方向去了。

队伍中有人举着一根竹竿,竿上绑着一颗人头,翠红心里打了个突,也没怎么在意,官府经常在闹市杀人,看多了也就不害怕了。她认出那颗头是府衙的九爷,那是府尹的弟弟兼幕僚,在开封城里很有名。九爷性格张扬,挥金如土,至于他挥的金是哪来的,反正不是从他哥哥每月七十两银子的俸禄里出的。

破城嘛,就是这样,节度使和权将军一跑,城里人就根本不信城能守得住了,那还守什么。

“小白,我听说入城的大王好多都是杞县人,你说里面会有你认识的吗?”翠红回头问道。小白赶紧害怕地摇了摇头:“可不敢有啊,我爹要是知道我做这个,非打死我不可。”翠红说:“你要是不做这个,也早晚让他打死。”

小白的花名叫“白芳”,今年十五,比翠红小一岁,她娘家在杞县,夫家在陈留县。她丈夫被粮行运麦子的马车刮了一下,回家就吐血,三天后死了。你说是粮行的车撞死的,你有证据吗?小白就自己料理了丈夫的丧事,家里这点东西被债主分一分,被丈夫的兄弟分一分,就不剩什么了。然后她就“失踪”了,接着就到天祥院来了。

翠红手托着腮,看着九爷的人头消失在巷口:“小白,你本名叫什么?”“白大妞。”“算了,还是叫你小白吧。”“翠红姐,那你本名是?”“我姓方,叫方引来。还他妈不如翠红呢。”

翠红继续没话找话:“我家里都是王八蛋,就不指望了,你哥哥对你不是挺好的吗,在家的时候不让你爹打你,知道你男人没了,上回过年的时候还从杞县到陈留一路找到开封来了。他还挺有本事的,要是当了大王,不就能带你出去了。”小白颤抖着说:“我哥死了,今年谷雨时杞县第一次设路卡就把他打死了。一个杞县来的客人跟我说的,说县里有人聚众去陈留要饭,被打死了,领头的就叫白大狗。”

翠红猛地扭过身来:“就是中秋的时候,你哭了一天,挨完客人打又挨老妖婆打的那回?你怎地不和我说?怎么问你你都不说!”小白又哭了起来:“说了也没用,已经死了。”

“好了,既然已经死了,那就别哭了。”翠红像抱女儿一样抱着小白的肩膀,“你听姐的,姐给你当哥。”

没多久,曾国藩的人头就和他弟弟并排挂了出来。顺朝开国217年来,第一次省城被攻陷,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在德明四十一年的最后一天发生了。

第五章 樊迟问稼

新年过后,抢购了化肥厂的股票,李西平又得出趟门,去一趟大城市铁岭。

这倒不是开玩笑,铁岭确实是离调兵山最近的城市。调兵山的煤在此汇入京哈铁路主线,沈阳与法库门北侧的蒙古地区的大宗运输也会走这里。

“听说了吗,官军在汝宁府大破贼兵。据说在一个山沟里找到了贼首曹威远骑的白龙驹,曹威远多半已经摔死了。”“你听报纸胡咧吧,曹威远从造反到现在被击毙三回了。”

火车站上售卖着沈阳出版的报纸,人们讨论着河南的战事。曹威远摔死估计是扯淡,但曹军在汝宁兵败是真的,湖北汉口的制将军华存裕率领湖北的卫戍部队支援河南,在汝宁重挫了曹军,破坏京汉铁路的计划怕是不成了。

顺朝的卫戍部队虽然烂了,但也不至于烂到连和农民军的一战之力都没有,发挥得差的时候,会出现放弃开封这样的低级错误,但发挥得好的时候,还是可以和当年的洪承畴、孙传庭围剿李自成时的表现相提并论的。

官僚体系的腐朽严重降低了顺军的下限,但是洋务运动又拉高了他们的上限,所以,现在顺军打出什么战绩都不稀奇。

李西平接到了儿女们的电报,由于河南战事,京汉铁路郑州到汉口段停运,他们打算在京城逗留一段时间,如果河南战事短时间内不能结束,就先去太原,再绕道陕西回湖广。李西平回电说,一定不要着急,大不了在京城多住些日子,虽然京城物价高,但反正他们是直接住在诸葛阳宁家里打秋风,住个一年半载也无所谓。

突然从报纸上得知“开封府尹曾国藩战死”,李西平还挺惊讶的,不过看到他当年从荀哨总口中听说过的华存裕又战胜了农民军,李西平确定历史大走向和自己预测的并无太大区别。在他那个世界死的是乌兰泰、江忠源,在这个世界当然就有可能死的是曾国藩。

淮北农民起义再大也闹不到东北来,李西平也不觉得现在的顺朝有可能被农民军推翻,六镇新军中任何一镇都有单挑淮北农民军全员的能力。就拿李西平见得最多的新军第六镇来说,他们前不久甚至装备了两门英制阿姆斯特朗后装线膛炮,不知道他们是从什么渠道弄来的。

德明帝在马来亚和伦敦都派遣了皇家特使,这帮人毫无疑问全是间谍,而英国的官员也并不比顺朝官员有节操,只要钱给够了,没有他们不敢卖的。既然毛利家能从归德的驻军手上买到十年前的俄式火炮,英国的贪官污吏自然也就敢把兵工厂里的新装备直接装到船上。

李西平来铁岭不是为了公事,而是为了自家的生意。公事有什么可操心的,赚钱才是天大的事。李西平确信自己走的路线在这个时代是进步的,政治上的事他搞不明白,但是提升罐头制作技术这种事肯定是利国利民还利己的。

“我跟你说,甜玉米这事没前途,这种子贵,还得浸种催芽,你不能拿咱这儿当美国啊。要说吉林、黑龙江,还能跟人家比比,咱们辽宁,粮食也没多到喂牛喂猪都喂不完的份上。就拿我这铁岭来说,也算产粮大县了,你看看这街上,今天又拉出去三个路倒。国朝在铁岭屯垦二百多了,早就不是只要有力气就随便开荒的时候了。四乡长工的名额都满了,能用五个人干完的活,人家田主为啥要用七个人呢。”

“远处不敢说,就辽宁地界,老百姓主要还是为了吃饱,虽说大部分人吃得上饱饭,但蔬菜水果依然只是点缀,舍不得为此多花钱的。没怎么吃过苞米面饼子的有钱人下馆子点菜,能吃个松仁玉米,可他们能吃多少?要说拿甜玉米做罐头,这东西也没什么优势啊,论扛饿,论咸香,你那都是粉面子的猪肉罐头也比它强,它就占个甜。现在军队直接用红糖块,方方正正那么一块,煮茶的时候可以砸碎了放进茶里,饿了可以干嚼,不比你这甜玉米强多了。要我说,还不如甜菜制糖那个想法好,虽说现在甜菜糖成本还是太高,干不过台湾的红糖,但再改进改进,说不定就成了。”

“你那个甜口的酱鸭罐头,我看倒是可以,上次送给新军的炮兵试吃,他们不是也觉得不错吗。鸭肉便宜,你还做成酱油味的甜口,好入口。还放了米酒和生姜是吧?我看它是可以的,我认识辽河套那边养鸭子的,你在沈阳的食品厂要是开始生产鸭肉罐头,我可以帮你联系。”

铁岭县令赵秀中是黑龙江人,他是文举出身,但是在尼布楚土生土长。以他的学问,在江南考个秀才都费劲,好在举人是在省内考,所以他才能考得上。十八岁中举,做了二十来年基层小官,熬到了县令。他倒是很对得起他这个名字,一张马脸坑坑洼洼,的确是“秀中”,外在美一点都没有。

李西平和赵秀中合作得挺不错,调兵山在铁岭境内,李西平和封宁的食品厂采购小麦、猪肉,都少不了赵秀中帮忙。他这个通判虽然是六品,但毕竟是府衙的官,负责的是煤矿,和铁岭县内种粮、养殖的大户打交道,还得是本地县令说话好使。

李西平倒是希望自家的工厂能起到些扶贫作用,帮着铁岭农民把农产品卖出去,但是小自耕农生产的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数量还少,从他们手上逐个收购又很费事,所以最终还是变成了主要和大户打交道。更何况,如果有钱不让大户赚,那他们多半也不会给小户这个机会,还不如让大户吃肉,小户还能落口汤喝。

李西平这个鸭肉罐头的做法其实是抄袭了日本的“大和煮”,看来在吃这方面,日本人的经验确实比美国人的更适合中国胃。

李西平说:“今年你舍粥、舍棉衣,我家夫人可都捐钱了,街上路倒要是多了,可说不过去吧。”赵秀中说:“得了吧你,检查我工作啊?关东这天气,天天吃粥的人靠一件薄棉衣顶着?现在这天气没人敢露宿街头,至不济也有个破庙安身,大伙挤一挤,睡一觉就被冻死的事还是不至于,可架不住病啊。一场雪,一场寒,一场感冒,穷汉就成片地死。咱关东不是没粮食,可粮食给谁吃那是由钱来定的。喂给猪,是为了把猪卖给你换钱;喂给穷人,是为了让穷人不造反。那有粮的人当然选给穷人每天两碗粥,剩下的都喂猪。你那食品厂成天把下脚料送给附近穷人,难道是真有善心?还不就是结个善缘,怕人把你那工厂给砸了。”

李西平被赵秀中抢白了一番,倒也不着恼,要说他有没有收买人心的想法,那是肯定有的。老百姓是宽容的,就算你的工厂真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你拿几口袋食物去贿赂,绝大部分人也就认了。非要坚持斗争的人当然也有,可是组织不起大多数人,又能斗出什么呢。

顺朝大部分老百姓是需要忍饥挨饿的,在有的地方,这确实是因为先天条件不行,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左右,以这个时代的农业技术,确实是怎么折腾也不可能保证人人吃饱。但是在铁岭,还有人日餐两碗粥,这就必然是分配有问题了。

李西平自己就是问题的一部分,不过他一点都不惭愧,他不做罐头,难道财主就能宁肯喂穷人也不喂猪了?起码李西平赚的钱还能用在正地方。这些年来,李西平做投资坚持一个原则:如果不能在史书上留下“促进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的评价,那这个生意就不做。现在是19世纪,想踢开官僚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搞工业化是白日做梦,既然如此,那不如自己当官僚资本家。起码李西平还知道自己挣的钱有一部分是靠权力得来的不义之财,起码他会拿这些钱去研发罐头密封技术,哪怕研发的是饼干和奶糖(别的实在不会),也总好过那些拿去奢侈挥霍,拿去买地收租、放高利贷的。

李西平最近一直在给化肥厂做宣传,有他之前成功经商的经历做背书,即使是夏未学、简有文这种对化肥一窍不通的人,也敢买化肥厂的股票。这些年来,只要是涉及农业技术,李西平都竭力鼓与呼。

大顺不是大清,历史发展的方向在哪李西平不敢预测,何况大清朝1861年的历史方向预测出来又有什么用。但李西平起码知道修化肥厂、建农技学校是正确路线,政治的事他不敢掺和,只有加强农民种地能力这事是他确信肯定没错而且有能力帮忙的。

《论语》里有这样一段: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这段文字是可以解释为孔子鄙视劳动的,作为一个崇尚“原教旨主义”的儒学的政权,顺朝当然不能否定孔子,然而,作为一个农民起义出身,建立政权后主要代表底层小地主利益的政权,顺朝又极为推崇农耕。顺朝所说的“耕读传家”中的“耕”可不是坐等收地租,而是真的把那些既不脱离农业生产,又有能力读书的小地主作为政权的基本盘。所以,孔子这番话就有另一番解释了。

首先,这里的“小人”肯定不是指人格卑鄙的人,而是指学见浅狭的人。这句话要和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合在一起解释。

樊迟拜孔子为师时,已经在季氏门下任职。樊迟小时候很穷,本来就种过田,已经不是一个外行了,现在他是一个管理者,还成天鼓捣具体的技术细节,就好比一个将军不能不知道如何布置营地中的茅坑,可如果将军不去管指挥作战,却成天钻研如何把茅坑挖得又大又圆,那就不对了,是见识短浅的表现。

孔子说自己“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但是也并不以此为耻,反而觉得这样很好,觉得这是自己比其他贵族强的地方。他作为一个贵族当然还是认为平民百姓的工作是“鄙事”,但是从来不否认一个贵族在年轻时应该多了解点“鄙事”,只不过认为当成为管理者之后,就不应该天天琢磨技术细节了,应该多研究礼、义、信这些管理技能。就像李自成当了皇帝之后,不能忘了他过去当里长时掌握的基层经验,但也不能再天天去琢磨双泉里那几个村子的事务吧。

樊迟是孔门七十二弟子之一,天下排得上号的贤人,又已经出仕,孔子认为他应该做管理岗,所以才认为他研究种地是学见浅狭的表现。而我们这些农技学校的学生都是考科举考不上的凡人,自然应该学习“鄙事”,这说明我们有自知之明,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所以不是“小人”。

其实,在顺朝这个饥饿的国度,当官的只要不是白痴,就不会反对农学这种历来由士大夫光明正大地研究的学问。士大夫大多数是土地主,地租以粮食为主,这种研究农技、生产肥料的项目如果成功,对他们当然也是有好处的。

之所以需要绕这么大一个弯子论证学农技的不是“小人”,其实是为了最关键的问题:农技学校毕业的学生,算什么编制?给什么待遇?看似争的是路线,其实还是钱和权这点事。经过一番激烈争执,最终朝廷决定农技学校毕业的学生安排岗位后,按底层胥吏的标准给生活待遇,可以升迁进入官吏队伍,但是比一般胥吏更难。

这也就是顺朝的官场卷得太厉害,有大批科举考不上的穷童生和世兵子弟吃饭都难,否则的话,这么差的待遇招得到学生才怪呢。

作为一个有数千年成熟文明的国家,这点确实很麻烦,什么事都要到故纸堆里去找依据。毕竟大顺朝还没输到被曾经册封过的朝贡国吊打的程度,这点起码的“文化自信”还是有的。不过,顺朝的儒学论战(抬杠)早已顺利通过了关键的一步。

顺朝初年讨论土地制度的时候,有一个论点最终占据了上风:先秦的先贤们赞同“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模式,可那时地广人稀,而现在大顺朝上哪找那么多田?这并不是先贤们错了,而是环境变了。先贤们可从来没说过他们的话全都是万世不易的真理。

忠孝仁义礼智信,这些肯定是万古不易的真理,不能否认。但是,翻开《论语》,孔子对不同的人问同样的问题解答都不一样,所以,这些具体的解释是可以因时、因事而变的。

比如说,孔子教育孔鲤:“上完厕所要拿厕筹刮一刮。”这肯定是对的,可是孔子没让你永永远远用厕筹啊,孔子这句话的核心精神当然是教育儿子要讲卫生,而不是崇拜厕筹,孔子要是见过纸,当然会告诉儿子用纸擦。

同理,周公制礼的时候,没见过铁犁牛耕,没见过曲辕犁,所以我们学习周礼的时候,应该领会精神,重点是耕者有其田,而不是真要把土地划成井字格。

顺朝开国那会儿,不这么解释不行,既然把程朱之儒一顿批,搞复古,那就不得不面对先秦之儒理论中众多到了秦汉时代就已经和社会不适配的内容。若不仗着开国时拳头硬,及时打上“因时而变”这个补丁,很多事就没法解释了。

从厕筹“因时而变”成擦屁股纸,这是很好预测的,但是鸦片战争之后,这种争论变成了“如果孔子见过火车他会怎么说?”“如果孟子见过电报他会怎么说?”“如果武王伐纣的时候有贾特林机枪,周公会怎么说?”

诚实地说,这种问题不会有答案,谁也不能把周公刨出来救活了问问他对贾特林机枪的感想。但是既然已经把“因时而变”当成了政治正确,那很多事都好办了,你无法指责别人是异端。在这个一切都日新月异的时代,除了不能反对忠孝、不能反对仁政这些个根本性问题,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要是孔子看见过巴伐利亚白香肠……”“要是孔子看见过布列塔尼可丽饼……”“要是孔子看见过新奥尔良秋葵汤……”也不管孔子那么大岁数了吃不吃得下这么多东西。

李西平十分喜欢这种“群魔乱舞”的风气,谁也不是异端,啥言论都是对儒学的不同理解(考试的时候别往卷纸上写就行)。就算以李西平这么低下的理论水平,也敢说:“孟子要是见到过磷酸钙,肯定说这是通往仁政的台阶!”

事实也相去不远。孟子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所以李自成卖大粪当肥料是建设王道乐土,德明帝修化肥厂当然也是建设王道乐土,这都是圣人说的,不信你把圣人从棺材里拖出来问问。

赵秀中虽然是学圣人之言出身的,可他比李西平更不关心这些,要不是为了当官,谁愿意背经书啊,现在官已经当上了,还学它干什么!他已经在认真考虑酱鸭罐头里该放什么配菜了,李西平提出放牛蒡,立刻被赵秀中斥为异端。

“东家,京城的报纸到了,您看看这条,正好李通判也在,可以一起参详。”赵秀中的师爷把全高元年京城的第一份报纸送了过来。

赵秀中有点奇怪,自己正和客人说话,怎么师爷还会进来打断。他看了一眼师爷特意折到最前面的那页报纸,顿时喉咙里“咯咯”两声,呆在那里。

“怎么了,嗓子眼长母鸡了?”李西平接过报纸看了一眼,“嗨,这算什么,不就是第六镇的权将军被革职拿问了嘛。看来买鸭子的事情得缓一缓了。”

第六章 李繁容

皇帝走了,京城的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别误会,说的不是德明帝,而是新的全高帝李盛智。

皇帝去世属于国丧,当禁止宴乐婚嫁,顺朝历来以此为一大弊政,动辄百日甚至一年丧期,严重干扰民生。但是,在皇权至上的环境下,又不可能不搞这一出。

李自成当年的规定是,各种皇家祭日,不涉民间,皇帝、太后、皇后去世的国丧,一律改为从接到通知开始七天。不要求人人穿孝,只要求这七天里别穿着大红的衣服上街瑟就行,反正普通老百姓平常也不会这么干。也不禁绝娱乐,只是以逗人开心为主的滑稽戏之类的在这七天内不让表演,正常的丝竹管弦还是可以用的,说书唱戏也不禁止,别整太喜庆的就行,皇上都死了,你还在这儿唱《龙凤呈祥》,确实不合适。禁婚嫁,也禁鞭炮,不过反正就七天,影响不大。这七天如果有民间的出殡或者祭祖活动,不受影响。如有重要节日,节日活动延后,七天后照常举行。

但是吧,咱也都清楚,规定是规定,执行是执行,那能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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