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守得克萨斯的墨西哥和阿拉斯加军队将抢劫这些粮贩子作为一种生意，既然他们是“援助奴隶制政权的反动分子”，那么对他们就不必客气了，一旦抓住，直接连同南军派来接头的人一起刨个坑活埋，全部灭口，连货物带货款，全部被两国军官瓜分。只要别吃独食，给麾下的士兵和得克萨斯地方执法部门喝点汤，再给大长官孝敬一下，就没人会追究这些事情。
所以，林肯从拉科塔和切罗基买粮，也是担心这两国的粮食如果一直卖不出去，很可能在利润的推动下流向南方。现在北方买了粮食，至少就不会出现酋长主导的大规模向南方走私粮食的行为。
还有一点好处是，拉科塔和切罗基两国都接受美元以外的其他付款方式。各种工农业设备、工业产品、图书画册，乃至技术人员，都是拉科塔和切罗基急需的，可以折价成粮食支付给他们，能够消化美国北方那些无力和欧洲商品竞争，此时又无法卖到南方的工业品。这些阿拉斯加也都可以提供，但是数量和质量都不如美国，翻越落基山而来，交通也没有从美国过来便利。阿拉斯加金多银多，物价还比美国更高。因此，美国在商品折价过程中还可以占便宜，只要开价比阿拉斯加低就行。
约翰说：“关于他的《宅地法》，林肯就没什么要说的？”金丽泽说：“林肯提出了一个‘最终解决’方案，内战结束后，将美国境内的所有原住民部族全部遣送切罗基与拉科塔。他反复强调这个方案会是人道的，原住民会通过铁路迁徙，沿途有充足的粮食、衣物、清水、燃料和药品供应，也有旅馆驿站可以住宿。但是嘛，从过去相信美国政府的原住民的下场来看，答案很明显。”
约翰说：“难道切罗基和拉科塔会答应这样的条件？”一旁的切罗基军官也很尴尬，切罗基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就是来自被美国强迫西迁的“血泪之路”事件，现在切罗基人居然要和美国政府一起再策划一次原住民西迁？
金丽泽说：“美国政府视原住民为麻烦，想要他们的土地，切罗基和拉科塔又急需人口，那还能怎么样呢？切罗基和拉科塔的政府会尽量争取向西迁部族提供更多的补给品，让更多的人活着抵达，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切罗基这边已经连安置方案都准备好了，这些迁来的部族的酋长会发一片农场，给议会名额。普通族人像华工一样分散到各个农场，在农场普遍分一小块份地种基本口粮，其他收入靠在农场劳动赚取……”
“等一下，这不是英国对爱尔兰人的办法吗？我们美洲也有自己的爱尔兰人了？”约翰愤愤地说道。
金丽泽说：“唯一的区别就是，北美这边工期满了之后，农场劳工真的可以再分到一块土地，足够他们靠小麦、玉米吃饱，不会像爱尔兰人那样依靠土豆。耕地多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约翰说：“算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总算有一个对原住民既不屠杀也不奴役的解决方案，打工就打工吧。只是二十年前一心为原住民求解放的那些切罗基人，再也回不了了。”
金丽泽无奈地说：“还能指望什么呢，连海地都早已是资本家的海地了。那些‘自愿’在种植园里工作的工人，除了不能直接被打死，其他方面也仅仅是比殖民时代略强一点罢了，他们的饮食还不如美国的奴隶。他们当然可以自由辞职，可是辞职之后拿什么来养活一家老小呢？金钱构成的无形锁链依然锁着他们。”
“咳，这年头，能略强一点就不错了。”这就是他们几个人讨论之后的最终结论。
河南汝宁。
官军多关中人，与贼乡里，临阵相劳苦，抛生口，弃辎重，即纵之去，谓之“打活仗”。
这是明末卢象围剿农民军时遇到的情况，现在，华存裕感觉彼时彼刻正如此时此刻。
之前，华存裕认为曾国藩迅速丢了开封实在是太废物了，现在看来，他觉得自己有点错怪曾国藩了，河南的官军根本就带不动。
曹军杀入河南之后，到处横冲直撞，而河南的官军根本就不想迎敌。双方家乡离得不远，方言相近，有的过去有生意往来，有的过去干脆就是同事，遇见了就朝天放枪，官军甚至帮着曹军化霜，那些曹军抢劫大户得来的不方便出售的东西全被官军廉价收购去了。
在最“和谐”的地方，官军与农民军相遇之后，居然坐下唠家常。这边说伙食费被长官克扣了大半，大部分时候只能吃高粱米和咸菜，出发前给的安家费还不够买烟的。犒军时发了猪肉罐头，沈阳产的好吃，里面有大块肉，可是都被长官和他们的亲信乃至家眷吃了，发给小兵的那些罐头都是便宜货，净是各种下水和碎肉，还有人吃坏肚子。那边说天天行军啃干粮，在凤阳抢来的官军饼干硬得像砖头，而且没有踏实觉睡。
聊完之后，农民军交出几面旗帜，以及几个做工精美，能证明原属于大头目的头盔，让官军拿去报功。官军美滋滋地挥挥手放他们走路，别在自己的防区惹麻烦就行。双方还互相交换一些腊货、烟卷。农民军中有人没鞋甚至没裤子穿，官军就把自己被服仓库里的裤子、鞋子卖给他们。
华存裕从湖北的卫戍部队中抽调了两千多人，驰援汝宁，一战就击溃了三四千曹军，不过华存裕自己很清楚，这种程度的打击还不足以让曹军伤筋动骨，曹威远更是肯定没死，他们马上会有下一步的行动。
尽管朝廷把豫南地区划入了他的管辖，可是划归他麾下的豫兵将领就没有一个肯认真执行他命令的，华存裕也无可奈何，只能要求湖北方面继续派兵支援。然而，湖北权将军觉得支援河南只是友情赞助，打赢了没多大功劳，风头都是华存裕的，打输了却会削弱湖北的防御力量，一直磨磨蹭蹭。
今天华存裕的心情好了一些，因为他代理河南权将军的命令下来了，原来的权将军已经被解职，现在全河南的军队都由他指挥。
李盛智对于河南官员的处理和他们预想中不太一样，河南节度使与河南权将军被直接拿问进京，其他官员也来了个大换血。目前，大批京城的官员正在卫兵的保护下沿着平汉铁路南下，准备接管河南省衙。
李盛智的处置还算克制，除了节度使和权将军这两个直接责任人，其他人全都是一撸到底回家当老百姓，而且好歹每个衙门还留了几个人。尽管现在已经进入了战乱年代，河南地方官还没胆量和朝廷叫板，面对大批京官带着枪炮来夺权，没人敢不交，回家当地主有啥不好，何必较真呢。
“掌旅班济远，罚俸三个月，禁闭十天，降职为哨总；掌旅高笃昌，革除军籍；哨总左洲思，罚俸一年，降为队长；掌旅麦彰武，降为部总；掌旅寿慧禄，留衔去职；部总佘岩冠，直接送军法队……”华存裕念着一长串的名单，他上任之后办的第一件事和皇帝一样，是调整了一大批军官，把那些只管捞钱，一年到头枪都不见得摸过几回的家伙都换下去。
之所以换掉的官员中掌旅最多，是因为六品的掌旅是华存裕有权直接处置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五品的都尉乃至级别更高的官员都是要皇帝亲自任免的。不过不要紧，汝宁到郑州的电报线还没被农民军切断，朝廷很快就会有回复了。
新任的河南节度使让华存裕还比较满意，虽然是个言官，但过去做过南阳府尹，参与过当地的剿匪工作，华存裕对他略有了解，知道这至少不是个会胡来的人。不过有消息说，皇上打算设置一个豫淮总督，统一部署围剿曹贼的事宜，这就让华存裕有点嘀咕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二十年没有大战，何况鸦片战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表现突出，现在朝廷有人担得起这样的责任吗？
此时华存裕没有驻扎在汝宁府城，而是驻扎在京汉铁路落成之后才从确山县划归汝宁府的附郭县汝阳县的驿城巡检司。因为京汉铁路从这里穿过，在这里驻军更加方便。
顺朝京汉铁路的布局与李西平那个世界略有差别，更多地考虑政治因素。比如说，在修建真定府城到井陉的铁路支线时，虽然觉得为了把铁路修到府城就在滹沱河上架桥有点过于浪催的，但是也不可能让车站离府城太远。最终，车站选择了建在滹沱河南岸与真定府城隔河相对的地方，使得真定城发展为了一座跨河城市。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石家庄只能是个小镇了。
同理，京汉铁路跨越卫河的地点选在了卫辉府城而非新乡，使得卫辉保持了盐运枢纽的地位。
开封官绅试图争取过让铁路走开封，但是以这个年代的技术，在开封修黄河大桥根本就办不到，而且开封面临的洪水威胁太大，所以京汉铁路还是走了郑州。这个世界也不会有漯河市了，因为漯河湾对岸的郾城县城是顺朝世兵势力集中的地方，火车站直接修在了县城门口。
汝宁府的官绅当然也是尽量争取铁路从汝宁府城过，但是汝宁府的位置有点太靠东了，如果铁路从汝宁过，绕路太多。真定、郾城车站位置之争是一县之内的事情，卫辉和新乡的争夺也只涉及两个县，然而如果要铁路走汝宁府城，附郭县汝阳县和北边的上蔡县得利，而西边的西平、遂平、确山三县就没有铁路了。
上蔡、汝阳两县在汝水沿岸，建设铁路架桥难度变大，又和水路交通线重复，因为沿河灌溉条件好，所以村庄更密集，征地难度更大。所以，最终西平、遂平、确山三县斗赢了。
既然汝宁府城不争火车站了，就得给点补偿，于是驿城巡检司就从确山县划给了汝阳县，这里差不多是汝宁府城的正西方，可以走水路和驿道前往汝宁府城，让府城也沾铁路的光。
攻打汝宁失败之后，曹威远的兵力退缩了回去。不过华存裕清楚，曹威远和他过去对付过的乡民造反、土匪草寇根本不是一码事，比当年粤北的韦一井还要强得多，他做事一定有通盘计划和失败预案，一次并不算致命的失败能迟滞他个把月也就不错了。然而，在这宝贵的窗口期，华存裕手中没兵，什么也做不了。
这些河南的卫戍部队积弊已深，换人指挥也只是盼着他们不那么坑而已，只能各守城池，不添乱就不错了。要集结起足以野战击破曹威远的军队，华存裕决定从汝宁府的乡勇入手。
和大顺别的地方一样，汝宁的匪患和民间械斗都很严重，尤其是汝宁南部信阳一带靠近大别山的地方更是如此。华存裕决定挑选乡绅家的年轻子弟带着他们的嫡系家丁从军，由本地农民中选老实可靠、只知道当兵吃粮的人组成军队。这个计划李盛智已经批准了。
汝宁的乡绅早就不是当年的汝南世家了，甚至连祖上是明朝士大夫的都极为罕见。明末天下大乱，河南尤甚，缙绅、流民纷纷立寨自保。结果就是，缙绅建立的土寨，经过崇祯年间十余年的弱肉强食，基本被刘洪起这样的绿林出身的土寨豪强杀干净了。而刘洪起又变成了豫东南最大的地主，投靠左良玉当起了还乡团，最终被闯军所灭。
这段历史证明了两个道理：第一，这个年代早就不比汉末魏晋之时，没有了朝廷，这些缙绅自己组织的乡勇民团根本撑不起局面，干不过绿林好汉。第二，绿林好汉杀了旧地主，坐在他们的椅子上，自然会被椅子同化。既然买地收租是最赚钱的行业，那胜利者终将成为地主。
现在大顺汝宁府的乡绅，要么是当年闯军的后代，要么是投闯的穷秀才或者本地土豪的后代，要么是后来宦游至此的官员的后代。在这个明军和农民军反复拉锯的地方，旧缙绅幸存下来的极少。
这些人中，稍微有一点脑子的，都知道二百年前自己祖先发家的历史。崇祯年间天下大乱，我们祖宗揭竿而起，杀了坞堡里原来的举人老爷，占堡为王。闯军来了之后，祖宗占队正确，坚定不移地跟着闯王，没有跟着左良玉、刘洪起当还乡团，然后大顺朝赢了，于是我家洗白上岸，变成了大顺开国功臣，堂堂的乡绅老爷。如今，又有人造反了，倘若曹威远打来，难道我们这里的穷汉就不会学我的祖宗吗？
但若是结寨自保，他们也清楚，自己的本事打本地老百姓还成，可是面对有专业炮兵的曹威远，打他们的破寨子和开罐头没什么两样。
在这个河南省衙逃跑的当口，他们一开始是盼着曾国藩能当张睢阳，结果转眼间开封城破，曾国藩阵亡。整个河南的缙绅尽皆丧胆，很多人怀疑，这曹威远怕不是又一个闯王，倘若连官军都不能抵敌，我们还打个什么劲，不如赶紧投降保命吧。
华存裕的胜利让河南缙绅对官府恢复了一点信心，毕竟投降曹威远只能落个投降不杀，破财免灾，还是华存裕更能保障他们的利益。很快就有人往汝宁馈送钱粮，支持华存裕。
华存裕清楚，这点信心撑不了多久，一旦曹威远再度大举杀来，乡绅又会变成墙头草。所以，他决定成立河南卫军汝宁镇，把这些乡绅组织起来。
汝宁镇的果毅将军、威武将军、都尉全是从湖北部队里经朝廷批准晋升而来，而六品及以下军官李盛智授权华存裕自行任命。华存裕安排了一部分自己的部下，同时宣布招募本地乡绅家的年轻子弟，必须是家中有功名的人家，起码父兄或本人得是个秀才，只要带着人马前来投效，所部兵马经华存裕本人考核之后，便可量其战力授予官职。
华存裕很快就组织起一支一万多人的队伍，其中半数是河南乡绅带来的民团，半数是新招募的本地农夫，还有少数经华存裕甄别后觉得可以留用的原卫戍部队中的年轻士兵。本来乡绅们带来的人就有近万，但是华存裕认为其中半数都不合格，把他们裁汰之后混编进原来的卫戍部队，负责守城、施工和后勤工作。汝宁附近有很多年轻力壮的农夫生活困窘，都是上好的兵源，华存裕若是不招他们，只怕曹威远就要招他们了。
汝宁镇制将军的人选就不能再从华存裕的部下里出了，否则真成华家军了。而且华存裕麾下的军官都是武举出身，甚至有因为在当年剿灭韦一井时立功而从士兵升上来的，而参加汝宁镇的乡绅既有武举出身的，也有文举出身的，让原有军官管理他们不太方便，最好还是选一个文举出身，对于打仗又不是外行，不会拖华存裕后腿的人。
然而，顺朝武将的官阶太高，卫戍部队的制将军也是个二品的官职。顺朝肯定不允许文举出身的文官去野战部队任职，但是如果是有军事经验的文官，也允许转岗到卫戍部队做武将。可是二品文官在中枢是六政府侍郎的级别，在地方是节度使、统会使的级别，如果有军事经验，打仗不是外行，那多半仕途也不会太差，有几个肯转岗做个制将军啊。就算代理制将军，也得是个三品的官，那也是按察使这样的一方大员了。
所以，汝宁制将军的人选就很有限了。汝宁府尹安金心，因为调度钱粮、民夫，发动乡绅，协助华存裕击退曹威远有功，由四品晋升三品，挂河南统会副使衔，仍署汝宁府事，代理汝宁镇制将军。毕竟华存裕就在汝宁，汝宁镇制将军是不需要负责军事指挥的，主要工作还是联络乡绅、协调后勤，让汝宁府尹做这事正好。
安金心实在是不想干，当初碰上粤北民变，就把他折腾得够呛，这回的曹威远比起韦一井又更上一层楼，当初得知曹威远要来打汝宁时，安金心已经吓得麻爪了。好在他和华存裕有缘，汝宁又有铁路，华存裕迅速从汉口过来支援，安金心这才没跑路，而且又一次给华存裕帮办后勤，表现还不错，居然因祸得福升了官。
安金心还是有真本事的，从中进士到现在二十来年，能做到三四品的大官，当然不会是个废物。淮北民变爆发之后，他立刻拿出府库存银，又说服了一些本地富户投资，在粮食涨价前从汉口低价购入了大量陈粮。这些黄曲霉素有点超标的陈年粮食，官府出钱的部分被安金心或者分发给乡勇民壮，或者熬成粥施舍给穷人，私人出钱的部分在官府安排下薄利卖出以稳定粮价，有效稳定了汝宁附近的治安。反正只要不是品相太差的粮食，稍有陈化，吃得不太多的话是吃不死的。大顺朝的老百姓连吃饱问题都没解决，还不到计较吃陈粮会不会食物中毒的阶段。至于新收的好粮食，当然是给华存裕的兵吃。
借着华存裕的兵势，安金心把府县各衙因为欠债被抓的人都放了出去，还宣布，汝宁府境内的土地租佃关系三年之内不得改变，还要减租减息。汝宁缙绅也不傻，知道这种办法能减少农民暴动，但是谁也不肯牺牲自己来为整个地主阶级做贡献，但是现在太守仗着军队撑腰，让全府的地主一起吃亏，他们也没法聚集起来去阻挠。
一来安金心这些政策确实是维护缙绅根本利益的举动，只要一视同仁，不少脑子没进水的缙绅为了在农民军面前能活命还是支持的。二来现在投奔华存裕当兵有可能直接给个六品官，中进士才给七品官啊，就算是只管一百多兵的掌旅，那也是六品官，将来不打仗了，是有可能转文职的，这买卖划算。现在看来，跟着华存裕是能打胜仗的，只要捞到官做，将来说不定立点功劳，打败曹威远之后去哪做个县太爷，这点减租减息的损失不就都补回来了。大伙一忙着谋官，就没人顾得上和安金心顶牛了。大家都知道他是和华存裕一起围剿过韦一井的故交，只要他不强制均田，只要钱不要命，犯不上在这个时候和他对抗。
华存裕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这些新募之兵编练成军。华存裕招兵的要求就是全员农夫，留用的卫戍部队人员都是之前种地，刚当兵没多久的，吸纳进来的民团也是平时种地，偶尔参与械斗的农夫。有华存裕统带多年的两千老兵作为骨干，这个一万两千人的镇台很快就能成军，只要一年之内汝宁府不丢，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不会比江宁守备营差。利用这一年，华存裕还打算在郑州、许州编练两个镇台，彻底整编河南卫戍部队。到了那时，郑州和许州的驻军有能力依托铁路确保农民军不突破防线，而汝宁驻军已经形成战斗力，就可以作为拳头打出去。
李盛智吸取了当年崇祯“六月平贼”的教训，对于华存裕“一年成军”，啥事等一年之后再说的计划是赞同的。淮北民变已经闹成这么大的规模，想短时间内镇压下去是不可能的，现在李盛智的要求就是江苏驻军确保淮安不丢，山东驻军确保徐州不丢，河南驻军保证京汉铁路通车，别的事情可以以后再说。
山东部队依靠京城中枢和天津盐务拨款，江苏部队依靠上海关税，华存裕的任务最重，得到的支援也最多，朝廷已批准河南本省财政三年内不上缴中枢，全部用于本省军费和战后重建。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铁路、轮船、电报、钞关等收入全部作为协饷解运河南，朝廷和广州海关也拨了一笔款。如果不够，后续还有，现在大顺朝在钱的方面还是宽裕的。
全靠外省协饷拨款，效率不够高，河南本省刮地皮的程度势必要提高，不过这个就不归华存裕管了。新的河南节度使和驿递总督还没上任，就发电报来增加了盐税，在省内各处交通要道增设税关，提高税率。田赋十税一是祖宗之法，暂时还不敢乱加，而且要先看看河南绅民“迎贼”的情况再说。贸然按田亩加派的话，说不定会像前明末年那样搞出一堆反贼来。
地方府州县经费解运省里的比例增加了，至于地方官府怎么搞钱，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最终结果当然还是刮老百姓，不过刮得比较分散、隐蔽，由各州县熟悉基层的官吏来操作，激起民变的可能性低一些。
向乡绅劝捐那是肯定要有的，但是不能卖官这个规矩不能废。明规则不能用，当然还有潜规则，乡绅捐钱越多，在胥吏人选上的发言权乃至对省内科举考试的干预程度就越高，最终还是能让乡绅把他们喜欢的人塞进官场。只不过要多花点钱，多走几道看起来“合法”的手续，不能太肆无忌惮罢了。
钱粮的问题暂时不愁，眼下最让华存裕和安金心郁闷的是，为啥六镇新军全都不动啊？只靠河南地方官府和驻军来抵挡曹威远的主力，压力能不大吗。
李盛智也有他的苦衷。京城、襄京、沈阳驻军都查出了贪腐窝案，李盛智要换掉很多人，尤其是让京城的新军第一镇摆脱勋贵的控制，把他自己的亲信塞进去，现在这三镇都不能出兵。
西京的新军第二镇有自己的麻烦要对付，随着淮北民变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陕西的民变也有了激化的趋势，开始有人攻打县城。在澄城县，有人cos起了明末农民军的首义者白水王二，把脸涂黑了，带着几百人攻打县城抢粮，虽没有破城，却把关厢给烧了。陕西各地去年年成不太好，械斗频繁，啸聚山林者很多。一旦农民军越过京汉铁路，突入关中，有成燎原之势的可能。新军第二镇眼下正分散开来，据守各处要地，镇压陕西各地小规模的流民草寇。
顺朝的陕西官府不用担心汉回矛盾的问题，可是他们有更大的问题要担心。回民没被门宦势力煽动起来，可他们依然很穷很饿啊，所以还是会和汉人邻居一起去械斗、吃大户、当流民、占山为王。回人和汉人不互杀，矛头就都对准官府了，更难对付了。
光是陕南的白莲教，就分去了新军第二镇三分之一的兵力，西京、天保府、天保县等要地得重点防守，这就又拖住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剩下的新军分成十几股，配合戍部队镇压关中地区的小规模民变，哪里还有精力支援河南。
新军遭到了任何形式的攻击都会立刻开火还击，如果闹出了人命官司，新军也会按“抓捕杀人犯”的模式使用足以致死的暴力，这是所有人都默认的规则。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也怕死，在械斗、吃大户的过程中，只要听到新军朝天放枪，放空炮威吓，大伙就会一哄而散。但是不久前在西京府泾阳县，有人破了这个规矩，泾阳县有上千人聚众吃大户，吃到了一个新军掌旅他爹头上，把他家的家财抢了个一干二净，结果这一个旅的新军在大户家里只有几个人被打伤的情况下，直接排枪齐鸣，甚至开了炮，打死上百人。
陕西官府不会处罚这个掌旅，他爹让人打瘸一条腿，他判断他爹有生命危险，下令开枪，按大顺官场规矩，顶多批评他莽撞，没法给他处分。如果这种行为要处分，军队必然不满。而且陕西吃大户的情况愈演愈烈，很多官绅也都觉得这个掌旅干得好。
下令开枪的掌旅是回民，而辅助他的军官和执行的士兵基本都是汉民，被打死的人也是有汉有回，所以没人把问题往民族矛盾的方向上引。对于国家，这当然是好事，可对于陕西官府就不见得了，大量的怒火直接指向了新军。
老百姓没饭吃就抢劫，这是自然规律，他们要是错了，那当年的李自成就也错了。掌旅的爹都让人打了，他愤怒开枪，按此时的伦理道德也不能算错。那谁错了？干脆，别管什么对错了，各凭本事互杀吧。
既然现在规矩改了，不打死人也要挨炮轰，干嘛不打死人？于是吃大户的行为不仅没有在新军的威吓下减少，反而从单纯的抢粮食向更多烧杀淫掠的方向发展。陕西本地官军倒还不至于对没造反的百姓大加屠戮，但是征军粮、征牲口等事项也闹得鸡犬不宁，有些人被逼得投河觅井。
此时陕西的粮食产量根本就养不活这么多人口，这事大家都心知肚明，甚至很多底层穷人也明白。人均三亩地的时候能活，人均一亩地的时候就得饿死人，这么简单的道理有什么不懂的。起初，吃大户在官府的威吓下还算有秩序，可随着冲突升级，参与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土匪也下山了，官府镇压不过来了，饥民的暴力程度自然提升。
总不能指望抢粮的饥民全都温柔善良，造反了也讲道理。在没有曹威远这样的强势领导者明确指出未来出路和进行统一管理的情况下，很多饥民造反时抱着有今没明的想法，玩命释放兽性，人员良莠不齐，混入大量匪徒，烧杀之事很多。也不止是杀官绅，不乏直接将过去冲突过的村子屠灭的。反倒是陕南地区的白莲教，已经有能力在一些村落征粮了，许多参与其中的人是各村镇的地头蛇，也不怎么信教，杀人放火是为了受招安，所以比较注意约束队伍，不怎么烧杀，至少不祸害自己和盟友的家乡。
然而从官府的角度来说，他们反而喜欢现在关中地区暴动的无序状态。只要有新军在，这些无序的暴动要么掠饱自散，要么首领招安求富贵，要么被官军剿灭。所以如果哪里暴动的饥民有推举领袖、整顿纪律的迹象，一定要迅速重拳出击剿灭。同时严守秦豫边境，绝不能让曹军这种有纪律的高水平农民军进陕西。至于河南同僚的死活，随他们去吧。
呼和浩特的新军第四镇面临的麻烦要小得多，河套地区人均耕地比陕西多一些，去年也没遭灾。虽说经常有农牧冲突、小股穷汉投奔马匪的事，也不难对付。河套地区有很多蒙古人也在种地，农牧冲突就是单纯的利益纷争，时不时械斗一次而已，太平得很。
可既然京城和沈阳的新军都要整顿，呼和浩特的新军就不能动了，得留着作为制衡。而且呼和浩特的兵本来也不愿去南方，新军纪律严格，打仗只能挣加班费，没法靠劫掠发财，只有大官才能靠倒卖军需获利。现在皇帝正在严查倒卖军需，新军第四镇就算南下作战也不敢明目张胆往枪口上撞，不能发财还打什么仗？
于是最近第四镇连连出动，清剿河套地区的马匪，把马匪的数量夸张十倍。马匪有的只为求生，有的劫富济贫，有的无恶不作，但不管是哪一种，总归都是本地官绅所不喜欢的，而新军训练严格，军饷充足，至少不会在自家驻地门口抢劫，多杀些羊款待他们，让他们酒足饭饱就能打发。于是整个呼和浩特省的官绅上下一心，报告本地马匪猖獗，新军忙着剿灭他们。新军挣到了朝廷的加班费，还不用千里迢迢南下。
现在，就只剩下山东登州的新军第三镇闲着没事干了。这支军队的血脉来自当年德明帝亲自抓过的左营，李盛智监国后也直接干预过第三镇事务，许多军官是他同学，可以说是六镇新军中李盛智最信得过的。山东靠海，灾年可以从辽宁、台湾、日本输入粮食平抑粮价，今年也并没有发生很严重的民变，小有动荡，卫戍部队都能应付。
在查新军贪腐案之前，李盛智便借故从第三镇调了一批军官和老兵进京“培训”，一旦生变，这几百人足以保护他逃亡天津。撸掉京、襄、沈三镇新军的权将军后，李盛智把第三镇的主力移到了济南，如果京城出问题，就支援京城，如果南方战事紧急，就南下。因为现在徐州还守得住，所以支援徐州的新军还不到两千人。还有一部分第三镇的部队留在登州，等着一旦第一镇或者第六镇有异动就乘船前往天津或者营口。新军第三镇不集中使用，而且还有大批军官在京城没回来，自然无法在北线取得什么突破性战果。
以顺朝制度的完善程度，新军哗变的可能性其实是非常低的，可是新军相比旧军战斗力太强。第五镇和第六镇不用太担心，他们如果在地方造反，会引来全国围剿，基本不可能成功。而驻扎在京城郊外的第一镇确实有能力迅速攻入中枢换个皇帝，李盛智总不能为了区区国家大事就拿自己的安全去赌吧，所以第三镇这个军官团短时间内还回不去。
而且，谁也不敢保证农民军不做大规模的战略机动，一旦曹军找到机会突入山东腹地，山东卫戍部队中能打的都支援徐州了，在济南必须有一支预备队。同理，驻守襄京的新军第五镇尽管没多大问题，基本不可能哗变，也要作为湖北和豫西地区的总预备队。
北线和西线的顺军都动弹不得，能发动进攻的也就只有罗盛茂的江宁守备营了，不能指望他们单独全歼曹威远部。李盛智就算再急躁，也只能接受华存裕这个练兵一年的计划。反正淮北农民军不可能打进京师，也不可能打进江南，等一年不算什么。李盛智整顿新军肯定用不了一年，只要整顿后的新军大举南下，曹威远还不是手到擒来。
一列来自郑州的火车停在了汝宁火车站，翠红和小白茫然地下了车。
她们没想到逃离开封这么容易，王有道、王有财根本不禁止任何人离开开封。在他们看来，要走的人不欢迎曹军的统治，那他们留在城内不就是潜在的叛徒吗？都赶走最好，还减少粮食消耗。
王氏兄弟一开始就没指望在官军反攻的时候守住开封，所以随时做好撤离准备。可是现在郑州的河南省衙正一片混乱，很多从开封逃过去的中下级官吏绅商，乃至有一点钱的普通市民，连住处都找不到，挤在破庙里。省衙的高层官员大部分被撤职，新官员还没到，鸡飞狗跳之中根本不知道该由谁管事。郑州城现在是奸商和毛贼的天堂，在新节度使上任整顿秩序之前，官军不可能反击，曹军也就依然暂时占据着开封。
翠红和小白在破城的混乱中轻易地逃出了天祥院，来到火车站。神奇的是，铁路系统仍在运转，开封站的驿丞投降了曹军，却依然和中牟站、郑州站正常对接，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中牟和郑州的驿丞并没有接到驿递总督衙门切断铁路的命令，也就照常接待从开封开来的列车。
上任驿递总督本来就年纪大，和李盛智关系也不亲，在德明帝临终时就主动致仕回云南老家了，新总督得跟着新节度使一起到任，估计只顾着忙在铁路上增加税卡的国家大事，也没想到切断铁路防止农民军冲过来这种“小事”，没有拍电报来指示。总督衙门留守官吏的逻辑很简单，既然总督或者河南省衙没有通知我们切断铁路，我们就不可能擅自作出这么大的决策。只要不是曹军坐着火车冲过来，铁路就照常营业。
好在中牟站的县令和驿丞还算机灵，郑州那边的上级吩咐他们火车站照常营业，他们就关闭中牟站，在中牟县城东边设立一个临时站点，所有火车都要在这个临时站接受检查再放行。如果有火车强行冲关，必然脱轨。此外还准备了电报、探马、信鸽和烽燧四种通信手段，确保一旦出事能把消息传到郑州。否则的话，曹军真有可能坐着火车一路冲到郑州。
那么，中牟站是如何检查的呢？他们只要求乘客不能携带武器，要出示开封府县衙门发给的户籍证明。逃难的人很多是没有户籍证明的，有的是逃难路上弄丢了，有的本来就是黑户。中牟县衙门没有什么兵力，卫戍部队和民壮都逃散得差不多了，怕乘客暴动，根本不敢抓人，只让没有户籍证明的人下车，绕开中牟县城步行逃难。
至于火车上会不会藏着冒用开封市民户籍证明的曹军细作，或者被赶下车的人里会不会混着细作，徒步前往郑州，那就无所谓了。反正以常理推测，郑州城里本来就肯定会有曹军的细作，再多几个也无所谓。只要他们不是明目张胆、成群结队地坐火车去的，关我们中牟县什么事呢。
开封、中牟、郑州这三个车站，都把接待逃难的乘客当成了一场暴利的生意，火车票卖得比金子还贵，中牟站的工作人员检查证件时更是趁机勒索。翠红和小白都是老鸨子私下买来的，当然没有证件，不过这么两个手无寸铁的年轻女人，也没人觉得她们会是细作，中牟站的工作人员收了钱就让她们继续坐车前往郑州了。
到了郑州之后，连小白都看出这里不能待。随着避难者涌入郑州的还有大量小偷、拐子手、劫道的、打闷棍的……郑州治安极度动荡，两个女人待在这里不会有好事。火车上是受驿递系统工作人员控制的封闭空间，车上又坐了很多缙绅和他们的家丁，还有起码的秩序。给车上的驿卒交够了保护费后，不会发生比偷钱包和猥亵更严重的事情。但是在挤满了外来人口的混乱城市中，她们随时有可能“失踪”。
于是，两人又坐上了南下汉口的火车。翠红多想了一层，在郑州州衙花了一大笔钱，给她们两个伪造了郑州市民的身份证明。而那些没想到这件事的人，在高价买了火车票之后，几乎没人能扛过新郑、长葛、许州、临颍、郾城、西平、遂平七个车站各检查一遍证件。要应付这七家“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的半土匪，开销可比在郑州办证大得多，大多数人半路就被扔下去当乞丐了。
在逃难路上，没权没势的人上了火车就算上了贼船，吃饭喝水都得高价从驿卒手里买，如果钱花完了，到站就会被扔出去。好在火车主要是为逃难的缙绅老爷服务的，驿卒也都是靠正当职业养家糊口的人，还有点秩序，只要钱不要命。
翠红和小白起初唯恐半路被扔下，一路极力节省不敢吃喝。但是过了西平站后，翠红估计以她们两个身上的钱根本不可能坚持到汉口，与其在确山、信阳这种小城被扔下，还不如就在汝宁下车。驿卒只是强买强卖，也不是真土匪，对于乘客半途要下车还是不阻拦的，于是翠红和小白在汝宁站带着最后一点钱下车了。
曹威远和华存裕都不是会去屠掠百姓的人，还会约束纪律，他们的主力部队所到之处，大宗采购都会给钱，只是会出现士兵下馆子不给钱、借东西不还、殴打平民、摸女人屁股、骑马不看路把摊子撞翻还骂你不长眼等等老百姓忍一忍能挺过去的普通滋扰。但是在刚刚过去的汝宁之战中，先是官军打了败仗，然后农民军打了败仗，双方都产生了许多溃兵，溃兵脱离了纪律约束，可就肆无忌惮了。
李自成当年打败仗后都约束不住自家溃兵，曹威远和那些普通的官军将领当然也不能。翠红和小白坐车南下的路上，看见不少被溃兵烧掉的房子。此外还有本地的绿林人物，其中有的只是求活，抢几个饼吃罢了，不敢或不愿做别的事，也有的趁机烧杀淫掠。
最严重的一次，火车在遂平站遇到一些骑马的溃兵，不知是官军还是农民军，混合了不少本地匪徒，凑起几十号人，打算劫火车。好在驿卒收钱不是白收的，他们朝乘客要钱虽狠，却也不许别人打劫这些衣食父母，你们把乘客杀光了，我们还怎么宰客？
驿卒们从座位底下掏出枪来一顿乱射，溃兵们既然没有纪律，战斗力自然不强，很快就被赶走了。只有一个驿卒受伤，被流弹打掉了一只耳朵，同事们抬着他从车头走到车尾，又索要了一遍抚恤金。看到刚才匪徒向火车冲来的凶神恶煞模样，这钱乘客们倒是掏得心服口服。
至于几天后驿卒们发现没有匪徒威胁，乘客掏钱不积极，于是自己找亲戚朋友扮演匪徒，那就是后话了。
现在到了汝宁站，总算是可以放心了。河南权将军的旗号飘扬在车站上方，没有溃兵土匪敢来这里找死。华存裕最近手头兵力越来越多，还不断围剿附近流窜的匪徒，以此磨合部队。
华存裕的军队是此时河南唯一一支面对曹军打了胜仗的兵马，十分骄横，从军官到士兵都趾高气昂，老百姓跟他们说话有一句不对，马鞭或者大耳光就抽下来了。只要不干杀人放火、强暴妇女、入室抢劫、宰杀耕牛之类的事情，华存裕就不管。但好在如果出了这种严重违法乱纪的事情，华存裕一定会管。这兵荒马乱的，只要性命无碍，老百姓也就忍了。
华存裕在汝宁车站给所有刚到此地的人设了个下马威，在站台边上绑着一排人，足有近百个，都是在之前的战斗中抓住的曹军士兵。而在铁路另一边的树林边缘，则吊着几十具尸体，群鸦环绕。
华存裕深知做事留一线的道理。对于脱离队伍的乱兵溃匪，不管是官兵还是农民军，他认为这些人毫无价值，跑回家的就不管了，还敢出来抢劫的抓住就吊死在树林里；但是对于这些在战斗过程中被俘的曹军士兵，他决定不能弄死，白天绑在火车站示众，向过路的士绅百姓炫耀自己的战功，晚上还押回监狱里，让他们吃饭睡觉。这段时间俘虏病死了几个，但是大部分都活着。
华存裕从来不觉得自己和农民军有什么血海深仇，他手下还有几个人是当年粤北农民军的叛将。对于往日无怨近日无仇的曹威远，没必要把事情做绝，战场之上杀人不可容情，战场以外做事要多留余地。说不定哪天曹威远招安了，俩人还要同殿称臣呢。
汝宁之战中官军也不是全无损失，华存裕有十几个手下失踪了，其中还有一个是他的亲信，说不定是被曹威远捉去了。他天天在火车站展览俘虏，消息肯定会传到曹威远那里，如果曹威远手上有俘虏，很可能会考虑交换。
即便他那些部下都在混战中被打死了，曹威远手上肯定还有被俘的官绅和河南、淮北卫戍部队的人，把他们换回来也能增加华存裕的声望。朝廷之前都能和英国交换俘虏，也不会禁止与曹威远换俘。假如被俘之后没指望得救，岂不是鼓励官军被包围了就直接降贼吗。曹威远又不是洋鬼子，顺朝官兵投降他可不会有负疚感。
小白揪着翠红的袖子，躲在她身后。站台上被绑的曹军俘虏一个个披头散发，表情狰狞，有的还在骂街，看管他们的官军士兵闲着无聊，和他们对骂，看起来着实吓人。站台另一边就甭提了，林子里吊着几十具脸被乌鸦啄烂了的尸体，简直就是酆都城。
不过翠红倒放下心来，这些个在和平年代看起来极为恐怖的景象，意味着此地有正常的官府在运转，官府甚至有心思甄别哪些人该判死刑，哪些人该捆绑示众。在站台维持秩序的官军十分凶恶，挥舞皮鞭抽打任何他们看不顺眼的人，但是身上的衣服鞋帽穿得整整齐齐，更没有人像郑州火车站的官兵那样拔刀对峙、朝天放枪。就连那帮俘虏，骂起人来这般响亮，也不像是没饭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