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的子孙只要脑袋没被驴踢过，就知道山西老百姓可能没饭吃的前景有多可怕，最近二十年来，每任山西节度使上任的时候，德明帝对他们说的话都差不多，要么在山西铲罂粟，要么去台湾砍甘蔗。
以大顺朝的官吏队伍，想禁绝一项如此暴利的生意谈何容易。德明帝也不能真的因为禁烟不力就把官员给流放了，但是多年下来，大家也都知道山西的官不好当，禁烟没成绩，想晋升就别指望了，可禁烟这事，谁敢保证自己能出成绩？尤其是省城太原，责任最重，所以才把梅文山这种年纪大了，根本不指望晋升的官派了过来。
在李西平的世界，清朝在山西禁烟最终禁出了交文惨案。山西巡抚宝一面纵容手下官员对鸦片收税，一面对清廷吹牛说自己把鸦片禁了，甚至在1909年向清廷讨赏：“晋省禁种土药，一律肃清，请将查禁出力人员，择尤保奖，以资鼓励。”
结果宝调走之后，1910年，清廷派人来山西视察，新巡抚丁宝铨慌了。丁宝铨已经在山西任职五年，以山西布政使的身份接任山西巡抚，宝吹牛皮的时候他跟着沾光，上任之后也没揭发宝，一旦查出来宝滥报功绩，他也肯定没好。
于是丁宝铨赶紧让种烟最多又靠着大路的交城县、文水县把鸦片铲了，好糊弄钦差。然而，以文水知县刘彤光、交城县知县刘星明为代表的地方官员之前根本没搞过禁烟宣传，还借此征税。去年宝为同蒲铁路筹款的时候，“股息原定四厘，兹增为周年八厘，以盐斤加价、烟户抽捐、土膏业捐、差徭提款、斗捐加抽五项，为每年保息之用”。交城、文水百姓被官府劝诱着种了烟，还交了税，现在官府政策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把眼看就要成熟的烟苗毁掉，大家一年全都白干，粮食颗粒无收，烟也卖不成，全家老小吃什么？
但凡是有一点良心的官府，禁烟固然是国家大计，但是总得安排被官府政策耍了的农民立刻补种粮食吧，还得再救济农民一点口粮，让他们撑到下次收获吧。花的这点钱绝不会超过之前官府从农民身上榨取的鸦片捐的数额。
但是，大清朝的官府能有良心吗？山西巡抚衙门只发出了毁烟的命令，其他配套措施一概没有。他们收鸦片捐的时候，鸦片合法，农民交了捐税之后种上鸦片，鸦片却不合法了，而且巡抚衙门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责任。
所以，尽管巡抚衙门派下来的绅士能说会道，“洋烟不禁，中国必危”的道理也没有错，但是什么道理也辩不过老百姓的一句话：“我辈生路已绝，何暇管他朝廷之事！”
消息传到丁宝铨那里，处理方式也在意料之中，他完全没理会刘彤光、刘星明等欺上瞒下的官员，而是直接调兵，开枪镇压。打死四十余人，打伤六十余人，并将被俘的六人斩首。而且，有些中枪的人压根不是种烟农户，就是围观看热闹的。
事发之后，《晋阳公报》的记者张树帜、蒋虎臣二人立刻前往交城、文水采访，将事情报道了出来。丁宝铨大怒，命令报社经理刘锦训把报道改了，必须说交文事件是出兵剿匪。并且许诺，只要刘锦训配合，可以保举他出任知府。
刘锦训不肯昧着良心干这事，又不敢公开对抗丁宝铨，索性辞职跑路了。丁宝铨便抓了写文章的两个记者，有个山西省咨议局的议员张士秀也参与报道，也被丁宝铨判了两年，他觉得这事算压下去了。
但是，上海的《申报》、汉口的《中西日报》等报纸纷纷报道此事，事情越闹越大。丁宝铨的能量不足以让他去上海、汉口抓人，于是他又去抓《晋阳公报》的总编王用宾，王用宾逃到石家庄，继续写文章声讨丁宝铨。
丁宝铨最终被免职，经此一事，清朝在山西的最后一点信用也荡然无存。农民被朝令夕改的官府折腾得怒气冲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乃至许多乡绅也对清朝暴力镇压他们的舆论而愤愤不平。为丁宝铨镇压烟农的新军将领夏学津因此被查办，于是阎锡山的上位少了个障碍。
没多久，辛亥革命爆发了，以庆亲王奕为首的清朝权贵把存在大清银行和山西票号的银子拼命往外国银行转移，导致京城、山西恐慌蔓延，都发生挤兑风潮，许多晋商破产，山西一片大乱。人家姓爱新觉罗的都跳船了，新上任的巡抚陆钟琦却还试图挽救清朝，想把新军的枪送去河南。但是他的举动毫无作用，很快，太原新军响应革命，阎锡山亲自带队冲进了巡抚衙门。
陆钟琦质问阎锡山：“我刚来一月，有何坏处，尔等竟出此举？”他倒是才来了不到三十天，可大清已经在山西祸害将近三百年了。阎锡山也懒得和他辩论，就问他降不降，陆钟琦的儿子陆光熙是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急忙说：“你们不要开枪，我们可以商量。”但陆钟琦说：“不要，你们照我打罢。”
阎锡山表示，像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听过，新军和巡抚卫队立刻在巡抚衙门内火并起来。陆钟琦父子及陆钟琦的妻子、长孙都在混战中被打死，三个儿媳妇带着其他孩子钻墙洞逃走。至于丁宝铨，八年后也在上海被人暗杀。
然而，之后阎锡山厉行禁烟的时候，也用暴力镇压过烟农。到后来，阎锡山发现禁止种烟无法解决鸦片泛滥问题，依然有大量外省鸦片流入，导致严重的白银外流，阎锡山索性自己做起了烟土生意。而且理由居然和当年的宝一样，“为同蒲铁路筹集资金”。
阎锡山打着“戒烟药饼”的旗号，公然贩卖鸦片，由各县县长和“禁烟委员”负责分销，命令绥远的驻军种植鸦片。1932年，太原《民报》揭露此事，被阎锡山查封。到抗战时期，许多人讥笑阎锡山，说他的“守土抗战”守的是烟土。
由于民国时期能赚钱的生意实在太少，红白黑黄四道的人都免不了沾这个生意。有的政权能大体禁止自己的统治区内部吸大烟，可是对于许多地方以种鸦片为支柱产业的问题，谁也高尚不起来。
德明帝的道德并不比民国时期的统治者更高尚，但他有许多民国时期没有的优势。顺朝在鸦片远未泛滥成灾的时候就开始了严禁，早在鸦片战争之前，种烟和贩烟就已经是要流放的罪名了。
虽说在顺朝要流放也不稀奇，这判罚力度不也是和偷鸡摸狗的小罪差不多吗，但是这样的规定还是提高了鸦片贸易的成本，入场的门槛高了许多，把大部分普通农民剔除在了鸦片贸易之外。寻常的农户若想要违规种鸦片，连衙门中胥吏的勒索都承受不了。能种鸦片的要么是本地有门路的大户，要么是无法无天的山大王。
一旦事情不涉及小农，大顺朝廷的胆气一下就壮了。尽管大户和山大王也都很难对付，可毕竟不是顺朝惹不起的对手。鸦片战争后，种烟贩烟的量刑升级到了砍头，抽鸦片的也得流放，并未导致农民不满，因为过去他们也没有能力去运营私种鸦片这样的大生意。
抽大烟和最底层农民的关系也不大，每年收了粮食后，交完地租和皇粮国税，再还了债，剩下的都不够全家人吃的，还得再去借债，倒是想抽大烟，买得起吗？
穷苦工人之中吸鸦片的很多，尤其是在矿山这种劳动强度大的地方，鸦片更是泛滥。不过顺朝并不怕，那些惨到要靠鸦片来止疼的矿工，他们现在的生活可能还不如流放。这些身体垮了的人活不了几年，还怕他们造反吗。只有那些不沾鸦片的健壮工人才是大顺朝的威胁，不惹他们就行了。
顺朝皇帝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是，此时顺朝真的是“富有四海”，没有生存压力。清朝不对鸦片收税就镇压不动太平天国，民国时期各方势力混战，也是全都资金紧缺。而顺朝即便是面对眼下淮北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情况，也并不差这笔钱。
不仅是国库储蓄和加派潜力足够，此时甚至有外国银行找到大顺朝廷，主动问大顺要不要贷款。
早在永昌年间，顺朝就有在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发行国债的想法。顺朝的对外情报搜集放在现代固然是个笑话，但是比起大清还是强得多了，比较关注外国的民生问题，直接导致李自成造反的贷款利率问题自然是顺朝关注的重点问题。
然后大顺朝廷就被欧洲的低利率震惊了。金银和土地稀缺程度的不同，导致欧洲的高利贷放在顺朝算做慈善。于是就有人提出，既然欧洲人可以带着金银来中华做生意，那么大顺朝去阿姆斯特丹卖国债，这事也行得通啊。
但是，大顺朝是一个绝对的以小农经济为本的国家，对于借钱这事是天然抵触的。倒是不用担心荷兰债主给奥兰治亲王递张片子，把大顺皇帝抓去阿姆斯特丹枷号示众，只是觉得夹缠不清，太过麻烦。而且户政府不能和非朝贡国打交道，要投放国债就只能皇商出面办这事，借来的钱走内帑的账。
顺朝内帑丰沛，本来并不需要借钱，需要发国债的情况都是由于战争、灾荒、大型工程等因素，而这些事都是要户政府出钱的。由皇商从外国借钱，钱入了内帑，再拨给户政府使用，再由户政府用未来的税收还款，这套流程牵涉的部门太多了，大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何况借债还得给利息，而顺朝可以直接勒逼勋贵、皇商把金银存进皇家金库，这不比借债方便多了。只要不出现大规模挤兑，这些依附皇权的“储户”的存款，皇帝都可以拿去花。鸦片战争时搞出六万块金砖的亏空，后来也慢慢补上了。德明帝搞出来的“洋务储备债”，也算是从达官显宦手里借钱的一种国债。
只有当这些手段都不够用了，从外国银行借款也满足不了需求的时候，顺朝才会考虑大规模加派乃至鸦片捐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但是在眼下，全高元年，西元1862年这个时间点，没有任何人会觉得大顺朝能走到这一步。
梅文山自打调到太原做外委同知开始，主要任务就是缉毒。然而，成效非常有限。
查外省输入的鸦片，那些背着筐运山货、夹带几两烟土的山民抓不胜抓，官府哪有那么多人力漫山遍野抓他们去。
至于那些有后台的从东南沿海回来的大商帮，那自然有能耐让官府查不到他们头上。
查本省自种的鸦片，那些地方上的豪族大户，官府派去的人能玩得过他们吗？
绿林道和流民出身的山大王，如果能长期种植鸦片，那也必然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和附近的缙绅、胥吏有联系，让华存裕、夏未学这样的正规军围剿他们都不见得抓得到，梅文山怎么抓？
所以，梅文山这些年部署了无数次清扫行动，都是把底层炮灰抓了不少，毒源一点没碰。起码在太原这样的大城市，城里明面上确实是找不到鸦片，官府的面子还是过得去的。剩下的就只有想尽办法到处宣传鸦片危害了。
如今换了皇帝，梅文山身上的压力也变大了。节度使衙门领了朝廷的任务，又一层层给下面的各衙门摊牌下来。给梅文山的任务是：两年时间，要捣毁太原府境内至少十处鸦片种植窝点。
十处鸦片种植窝点倒是好说，梅文山现在掌握位置的就有七八处，但是怎么捣毁？太原府是个超级大府，下辖五州二十县，辖区东到太行山，西到黄河，北到内长城，南到胡甲山，管这么大的范围，梅文山手下那点人够干什么的？实际上，一个太原府衙根本管不了这么大的范围，在保德、宁武、代州、忻州、平定五地各设了一个外委同知，管辖邻近地区事务，太原府名为一个府，其实约等于六个府。
既然上级交办任务了，有困难也得上，梅文山索性决定来把大的。
梅文山已经是五品官了，于是他密折直奏皇帝，要求组建一支独立的队伍。自行招募人员，配发步枪，处理以种植鸦片为主的各种恶性犯罪。因为太原府衙肯定没有多余的经费给他们，梅文山提出经费可以自筹。
梅文山自己都知道这种办法是饮鸩止渴，后患无穷，必将滋生无数的弊端，只是任务实在完不成，不得不如此。然而，折子很快得到回复，准了。
所以，李西平家的三个孩子路过平定州时，就又遇见了一个老熟人。
“这儿聚了这么多人是在干什么？”李伟好奇地催着骡子上前，裴以时扣住他的辔头：“走你的路，看什么热闹。”
李西平要是在这里，非乐出声来不可，这里是梅文山新设的两个部门在招工，一个叫警备队，一个叫侦缉队。
这两支队伍都由梅文山直辖，警备队是穿制服的，配制式长枪，是专门负责抓捕毒贩、捣毁鸦片的武装力量，侦缉队是便装，负责侦探消息。太原府西边吕梁山一带的事，梅文山根本不指望去管，靠着这两支队伍，起码把平定州这种靠着大路的地区的鸦片田都毁干净了。
去年平定州的收成还算好，虽说眼下开了春，正是秋粮吃得差不多，夏粮又还早着的难熬时候，但是本地的农民依然是“一把粮，三把糠，野菜熬粥度时光”，寻常农家还吃得上萝卜缨子、白菜帮子，剁吧剁吧和点棒子面，流民乞丐的数量不算很多，眼下还讨得到每日一碗稀粥。比起去年就已经到处有人聚众抢粮的淮北，真乃太平盛景。
所以，梅文山招人的待遇也不能太低。侦缉队由他发展的线人组成，不公开招募，警备队招人的标准是包吃包穿包住，月饷一两。
在这个白银越来越不值钱的时代，顺朝依然靠着二百年积累下来的稳定性，维持着一两银子就是一千文钱的比例。在铸币的分量和成色上，此时顺朝一两的银币肯定离真正的一两足银差得远，银币的价值其实已经有一部分是靠朝廷的信用在支撑，只不过这东西毕竟是贵金属，维持起来容易一些。一两的月饷和不少市民做工的收入差不多，但是吃的会好一些，所以还是能招到人的。
梅文山和这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认为市民没战斗力，他把招兵处设在了城外的驿站旁边，主要招募对象是城北矿区的煤矿工人。
警备队招募来之后，基本按照顺军卫戍部队的模式来训练，梅文山自己当然是没这个本事的，于是，他借调来一个人。
“明五叔。”裴以时上前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李伟和封奕也赶紧跟上行礼。裴以时本来是不想看招兵这种热闹的，大顺朝的卫戍部队招兵和招匪有什么区别，躲得越远越好。但是既然看见熟人长辈，就不能不上来打招呼了。
明五看见他们三个，愣了一下，然后极为热情地迎了上来：“哎呀呀！你们怎么跑到山西来了，你们爹娘还在沈阳？”
明五撇下手头的公务，拉着裴以时的手跟他们兄妹叙了半天旧，跟吴老二都寒暄一番。弄得裴以时有点不好意思：“没耽误您公事吧。”明五笑道：“招个兵而已，能有啥公事，老张老李应付就行了。对了，老张！老李！你们看谁来了！”
那两个穿着八品武官服色的哨总长得凶神恶煞，而且性子比较冷淡，向裴以时挥了挥手就接着忙自己的事了。明五笑道：“还记得他们俩吗？”李伟和封奕是全无印象，但裴以时回忆了一下，想起了这俩长相很有特色的人：“记起来了，是张三叔和李四叔。”明五说：“是啊，就是当年葭泊夜战救下赵登和黄耀的那二位。他俩现在是我手下的哨总，这回我从直隶借调到山西，把他们也带来了。”
明五眼下和李西平、简有文平级，是顺军卫戍部队的一个掌旅，他的驻地本来在沧州，梅文山这里要练警备队，就把他给借调过来了，带了十来个亲信，协助梅文山练兵。之所以从直隶交个熟人来，也是因为对山西的驻军不信任，让他们去缉毒，谁知道他们和本地的毒贩有没有勾结。梅文山知道明五这个人肯定是可靠的，明五手下的人就算不可靠，勾结的也是直隶、山东的那些走私贩子，不会认识山西这边的犯罪分子。
简有文升到六品，靠的是按部就班不出岔子地完成任务，明五则没他这么好的运气，他的六品官是竭尽全力上蹿下跳才挣来的。在各种试验性新军整编为正式新军的时候，明五和张三、李四被分流到了卫戍部队，然后一直与各路绿林好汉打交道。杀过无恶不作的匪徒，也镇压过逼上梁山的饥民。前后三次负伤，才挣到这个六品官。
有意思的是，明五和张三、李四都没改名字。他们仨原来的名字都有案底，既然重新入户籍时的名字就是张三、李四、明五，那也就不必改了。
不管怎么说，今天的晚饭是有着落了。裴以时一行人在明五的盛情邀请之下就在驿站住下。到了晚上下班之后，明五在城内设宴款待他们兄妹三人。
平定州这里也在进行铁路建设的预备工作，选址与李西平那个世界有些不同。铁路与桃河的交叉点往东移动了，没有照顾平定州北部的矿区，而是把车站设在了平定州城北门外，显然也是政治因素战胜经济因素的结果，这样一来，这个时空也不会有阳泉市了。
作为山西与直隶之间的交通孔钥，平定州这里商贾云集，十分繁华，大量货物由这里穿过太行山送到井陉县上火车。
因为是私宴，明五的宴席也没那么多讲究，上了过油肉、八珍汤、糖醋丸子、鹌鹑茄子四道硬菜，又加了四样时蔬。
说起当年麻城的事，明五对于李西平依然相当感激：“要不是当初李长官带我们走正路，我如今还在做山大王，哪有眼下的体面。”虽说明五已经和李西平平级了，可他无论当面背后，提起李西平时都称呼为“李长官”，估计即便将来官比李西平大了也不会改。
而说起最近招兵的事，明五的牢骚可就多了。在他看来，山西的卫戍部队根本就不算人，不仅战斗力低，而且腐化透顶。山西禁烟之所以屡禁不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卫军自己就在卖鸦片。其实顺朝各地的卫戍部队大部分都是这个德行，华存裕部那样的卫军是凤毛麟角。
明五自己在直隶的时候，也把长芦盐场的盐偷运出去卖。只不过贩私盐是传统的绿林好汉行为，以这个年代的价值观来看算不得什么不道德的事，所以他还是有资格踩山西卫军一脚的。贩私盐损害的是国家税收，这年头的老百姓显然不认为国家税收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明五说，最近招兵时出的很多乱子，都是山西卫军的人从中作梗。大事他们不敢干，就净搞些小动作。
果不其然，裴以时三兄妹刚刚回驿站睡下，小动作就来了。
外面突然就闹了起来，喧哗之声把驿站中的人都吵醒了。李伟趴在窗户上向外看去：“招兵处那边打起来了！”
裴以时翻了个身：“打起来就打起来呗，兵油子闹事知道规矩，不敢冲击驿站，睡你的觉吧。”
“着起来了！着起来了！”李伟一点没理会哥哥的话，大呼小叫着。招兵处腾起了火光。因为招兵处离驿站不远，驿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倾巢出动，准备好了灭火的工具，但只是防范火势延烧过来而已，没人打算出去见义勇为。
这一次，裴以时猜得不太准，真有一群人奔着驿站冲了过来。
不过他们看起来不像是来闹事的，而是站在门前喊着：“老韩！老韩大哥！”“周叔在吗？”“老六老七！是我啊！”“二哥！快开门放我们进去！”
很显然，这些就是本地卫戍部队的人，和驿卒相熟。一个驿卒喊道：“放屁！你们惹事别牵连我们！驿丞说了，天亮之前这门谁也不许开！”
“秦二哥，别这么绝情啊，容我们避一避。”外面的人还在求恳，另一个驿卒喊道：“你们这帮废物，这么多人都打不赢，赶紧滚蛋逃命吧！”
不用驿卒多催促，这些卫军的兵油子很快就落荒而逃了，因为警备队的新兵们追了上来。这些人都没有武器，有的拿着木棍，有的拿着拖把扫帚，但卫军是懂法的，为了不把事情闹得太大，也是只带了木棍。本来卫军觉得，自己本乡本土，人又多，半夜偷袭，非把这帮外地佬打得满地找牙不可，可没想到对手战斗力这么强悍，反而是他们被打了个满地找牙。
最初得知设立警备队之事，本地卫戍部队是大喜的，都盼着能让自己子弟选入其中。一支缉毒的队伍，还经费自筹，会发生什么事谁都知道，缉毒队非变成贩毒队不可。他们到处铲除罂粟，导致鸦片烟价格飙升，那么他们在缉毒过程中缴获的鸦片会怎么处理呢？一定会老老实实上缴然后统统销毁吧？
然而梅文山早就知道这帮人是什么德行，压根就不招和本地卫戍部队有关系的人，招的全是矿工。
本地的矿主和梅文山的想法也差不多，他们不爱用本地人。因为本地人熟悉地形，很容易逃跑，只要脑子没和矿井一样进水，谁进了煤矿不想跑啊。所以平定的煤矿工人大多都来自直隶的真定府下属各州县，以藁城县的人为主。
本地卫军当然不乐意，于是就开始各种捣乱。明五是在军队和绿林都混过的老江湖，对于这种小打小闹当然是随手化解，于是卫军的人就想整个大的，趁着明五晚上喝了酒之后直接在城里睡下，跑来放火烧房子。
这显然是个十分错误的选择，虽说明五不在，可张三和李四更不是善茬，以卫军的战斗素质，他们的袭击没有任何突然性可言，张三和李四稍微挑唆了几句，这帮以同乡关系组织起来的矿工就着拖把扫帚把卫军一顿暴打。
这一晚驿站中的人都没睡成觉，警备队的新兵漫山遍野追打卫军，直到天光大亮，慢吞吞吃完早点的明五才赶来维持秩序。矿工灭火的技术也不差，所以只是烧了两间破房子，没什么别的损失。本地驻军的掌旅也来了，和明五对骂了半天。
无数次争吵和推搡之后，争端终于暂时结束了。因为更重量级的人来了。
“打得不错啊，没训练就这么能打。那正好，先执行个任务。”匆匆赶来的梅文山对警备队这帮打架打得灰头土脸的新兵非常满意。
“立刻给他们发枪，给他们明天一天时间学会开枪。”梅文山的作风和二十年前并无多大变化，“后天一早，我们出兵寿阳县。”
第十二章 执法
寿阳县的一个小村子中，一百多名警备队员正在吃饭。
警备队的饭可没有正规军那么好，小米混着高粱米煮的粥，加上玉米面饼子，唯一的菜就是用豆油加盐炒得咸的豆芽。梅文山在饭的问题上倒是不抠门，但是警备队的经费就这么多，梅文山也没辙。这些人连号衣都是卫戍部队淘汰下来的旧衣服，上面几乎全部打着补丁。
“嘿，你说咱们这次什么任务？”一名队员说道。另一个年纪大点的队员说：“管他呢，当兵吃粮，我们拿长枪的就是管打仗的，长官让打谁就打谁呗。咱们这些个外地穷汉又没个三亲六故，这地方谁也不是咱亲戚朋友，往死里打就是了。”说着把最后一块饼子塞进嘴里，“要是打完仗能吃得好点就好了，招了兵之后吃的饭倒是能饱，可是连个荤腥都没有。”
当过矿工的警备队员对于这种排队领食物、集体吃饭的模式非常适应，三下五除二就把饭菜吃得几乎不用刷餐具。再休息两刻钟，他们就要准备下午的行军。
“不好意思啊，我这儿实在是没人手，还得临时拉你帮忙。”梅文山说道。裴以时说：“伯父太客气了，这是小侄分内之事，只是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我帮得上什么忙。”
梅文山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找你借点钱。”裴以时说：“这倒没问题，只是我身上带的钱基本上都是汇票。”梅文山笑道：“就是要汇票啊，你给我现钱我敢收吗。”
裴以时此番南下，是要照顾湖北那边的生意，封宁拨给他的资金，他以汇票的形式带在身上。这些汇票是振海钱庄发出的一次性专用汇票，封宁在沈阳分号开出汇票，签上自己的名字，裴以时拿着汇票回到麻城老家，盖上封家的印章，才能到汉口分号去取钱。印章和签名缺一不可，而且仅限于在汉口使用。所以就算是裴以时自己，也不可能中途从京城或别的地方的分号把钱取出来。别人拿到这张汇票，就是废纸一张。
梅文山说：“禁烟的诸般事项中，铲罂粟是最简单的一步，罂粟它得种在地里，不能长腿跑了，只要我有人有枪，想铲就铲。可是要抓住幕后之人就难了。”
梅文山的计划很简单，就是让裴以时冒充从湖北来的买家钓出卖家。之所以必须让裴以时来，是因为梅文山手下这帮歪瓜裂枣的衙役哪个也不像某个大人物的师爷，而且根据梅文山掌握的情报，这个交易路线历来只使用振海票号的汇票，从汉口开出，然后在太原兑付。虽然裴以时的汇票上标明了是从沈阳开出，在汉口兑付，但并不是直接写着“沈阳”“汉口”的字样，而是以振海票号私家独有的暗记标注的，谅来这边寿阳县乡下的土豪也未必看得懂。
这年头在寿阳这种地方和毒贩接头并不危险，因为此时内地贩卖鸦片并不是一种由职业贩毒团伙来做到专业恶性犯罪，绝大部分都是靠着在官府的背景，真正打打杀杀的亡命徒反倒不多。毕竟罂粟田的目标太大，如果靠暴力而非保护伞来维持，谁的暴力比得过官军？东南沿海那些从国外输入鸦片的走私贩子才是最危险的，那种团伙要靠武力生存，其中亡命徒甚多，一言不合拔枪就打。
但是裴以时依然有些慌张，因为这帮卖家只收振海票号的汇票这件事太奇怪了。
在这个时代，可不是人人都随便走进一家银行开个户头。凡是在票号存钱的人，必然和票号有某种联系。这个湖北的买家来山西买鸦片，使用振海票号的汇票，有一种可能是他经营别的生意，在振海票号有存款，正好这家票号在汉口和太原都有分号，于是就用它的汇票了。但还有一种可能是，振海票号本身才是贸易的主导者。
即便仅仅是买家在振海票号有存款，也是件麻烦事，因为这种大宗存款不太可能是票号员工单纯靠跑业务从陌生人那里拉来的，多半是熟人介绍。既然李西平和封宁也一直使用振海票号的汇票，而且封家的根基在湖北，那也就是说，这个买家的朋友圈很可能与裴以时父母的朋友圈是重合的。
振海票号看名字就知道不是那种传统的晋商票号，而是洋务运动开始之后，由广东经营烟草出口生意的商户为了资金流转而集资组建的。短短二十年内，其业务范围不断扩展，主要集中在进出口贸易和洋务企业两个领域。
这个票号本身就拥有很多洋务企业的股票，集中在冶金、军械、铁路、轮船、化工这些领域。也有许多洋务企业的兴办依靠这家票号的贷款，主要是纺织、食品、肥皂、火柴、玻璃、化肥、制盐、造纸、陶瓷这些行业。而李西平和封宁的投资模式，就是一面购买各种洋务企业的股票，一面自行兴办一些生产日用品的轻工业，和振海票号高度重合。
不仅如此，封宁名下的很多企业，比如最近几年创办的沈阳食品厂和哈尔滨食品厂，都用了振海票号的贷款。封家再有钱也只是个经营手工工场的乡绅，仅凭自有资金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办起这么多新式工厂。
大顺朝不会有不靠政治权力就崛起的票号，李西平和封宁也不可能随随便便向不熟悉的票号借钱，否则辛辛苦苦办起来的企业一不留神可能就归人家了。当初在上海引荐李西平和振海票号接触的是他的老熟人毛利明元，再联想到振海票号由广东烟草商人集资创办的背景，它背后的政治权力来自哪里就显而易见了。
说李天悦是顺朝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可能不太准确，因为在顺朝若是连搞洋务都反对，只会被当成脑残。顺朝目前比较主要的两个派系，是清流派和功利派。
清朝的清流派可以搞洋务搞到张之洞和张謇的水平，顺朝的清流派当然也不会差。在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清流派不再专指那些言官。所谓“清流”是指他们一般都是科举正途出身，比较注重官声，强调政治道德和政治理想。这里所说的科举正途也包括武举，军学学生的语文教育同样学的是四书五经，在世界观方面，文进士和武进士并没有根本性分歧。
这些人互相间能有身份认同，关键是因为他们都经过了正规的科举选拔，认为自己是靠寒窗苦读，走光明正大的渠道上位的，是经过了最权威的认证的国之精华。他们的关系网，也是以传统的座师、同年等关系为基础的。
而功利派则多由基层小官小吏、幕僚，乃至李西平这种特事特办提拔起来的人出身，即便是科举出身的，一般也是举人而非进士。这些人多是在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中起家的，因为是特事特办的结果，所以和皇帝及勋贵的关系比清流派要密切得多。
其实，清流派的平均素质要比功利派高一大截。一个人若是能经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考上进士，那就说明三个问题：第一，此人是一流的聪明人，学习能力强。第二，这是个能刻苦努力的人，而且努力程度多半非常人可及。第三，这人对政治风向把握比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