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先生点了点头：“明白了，要和解，必须拿出诚意才行。”
新奥尔良有美国最大的奴隶市场，这座城市的日常景观，就是被买来的奴隶乃至被绑架的自由黑人，被奴隶贩子精心打扮起来，男女分开，禁锢在沿街开设的“奴圈”中。新奥尔良有很多银行专门为奴隶贸易提供贷款，有很多律师专门围绕奴隶贸易工作，有大量的政府公证员专门为奴隶贸易起草文件，还有专门给奴隶检查身体的医生，专门给奴隶做饭的厨师……差不多半座城市都围绕着奴隶贸易运转。
1811年，新奥尔良有数百奴隶拿着冷兵器发动了起义，先杀死了奴隶主安德里少校和他的两个儿子。然后不断进军，逐一攻破种植园，人数迅速增长，直到被美军和民团镇压。
1828年和1831年，亚伯拉罕林肯两次作为商队雇员前往新奥尔良出差。在密西西比河上，他乘坐的船只和用锁链拴着奴隶的船只同行。在新奥尔良，每天晚上，经过一天辛苦劳作后的奴隶短暂地和家人团聚，拼命用歌舞和酒精麻痹自己。因为他们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永远离开自己的家人，很多奴隶主只愿意购买年轻力壮的奴隶，当奴隶央求新主人把自己的父母妻儿也买走，回答他们的只有皮鞭。就是在这里，林肯萌生了废奴主义的想法。
1841年，纽约州从事木匠和小提琴手工作的自由黑人所罗门诺萨普，为了养活妻子和三个孩子急需用钱，被奴隶贩子假借介绍工作绑架到新奥尔良卖掉。他被转卖三次，遭受各种虐待，花了12年时间才终于重获自由。1853年，诺萨普出版了《为奴十二年》一书，讲述自己的遭遇，引起巨大轰动。
1857年，奴隶贩子绑架了15岁的白人女孩艾丽克希娜莫里森，把她的脸涂黑，头发烫卷，当成黑奴卖掉。她这种“浅肤色女奴”的价格比一般的奴隶高得多，美国内战爆发前，一个普通黑奴能卖1000美元，而艾丽克希娜这样的女奴根据颜值可以卖2000到5000美元。为了证明自己是白人，艾丽克希娜花了5年时间，一次次在法庭上被一群人围观审视她的肤色、眼睛、头发。在这5年中，她染上了肺结核，还生下一个孩子。直到新奥尔良被北军或者这个时空的海地军队占领，解放奴隶，她才摆脱了这一切。
在李西平那个时空，这里还会成为3K党的发源地之一。1866年，前南军将领谢里夫率领3K党徒在新奥尔良袭击一个支持废奴运动的集会，杀害48人，打伤160余人。而接替林肯的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对旧奴隶主势力一味姑息，使得这些种族主义恐怖组织愈发猖獗，不仅袭击黑人，还杀害在地下铁道运动中参与解救黑奴的白人。直到前北军将领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当上美国总统，在1871年颁布《3K党和执行法案》，对3K党重拳出击，抓捕了几百名3K党骨干，这才让他们销声匿迹了几十年，直到一战期间复活。
对于曾是美国黑人的卢贝来说，新奥尔良的白人极端分子的敌意是肉眼可见的。虽然在海地军队的炮口面前，这帮怂包没人敢站出来，但等到海地军队撤走，在这个旧的经济基础被彻底颠覆的新奥尔良，这些倾家荡产的失意者会干什么事情，用屁股都能想出来。
不过海地还得当人类文明灯塔，就算信伏都教，靠占卜预言来定罪恐怕也是不成的。所以，卢贝需要一个新奥尔良本地人的解决方案，他需要一份投名状。
卢贝叹了口气：“明白就好，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赶快去做就是。刚才午睡时，我做了个梦。梦见太子港遍地是断壁残垣，暴徒们在街上抢劫难民。有人冲进学校，绑架老师，抢走桌椅和午餐。难民像僵尸一样在街头游荡，孩子们从腐烂的果蔬中和苍蝇争夺勉强能吃的部分。”
“但是在这片废墟中，依然有学生在帐篷和简易木房中，在枪声的陪伴下上课。”
史先生说：“您这就是说笑了，海地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稳定的共和政府，民选总统有权威又无法专制，军队不干预政治，这是美洲的大部分国家都艳羡的。就算遇到地震、海啸之类的自然灾害，以海地政府和海地军队的能力，当然会迅速恢复秩序。”
卢贝笑了笑，在外人看来，海地这个与法、英、西、美四大国连番开战还存活至今的弹丸小国，简直就是神话。而卢贝这种见过海地底层的贫困，清楚海地政权内部问题的人，知道这个神话有多脆弱。
卢贝说：“当年海地国父卢维图尔先生在山中打游击时，不论多忙，多疲劳，条件多艰苦，都要在作战间隙抽出时间给游击队中的小战士上课。当时游击队中流行黄热病，革命前途渺茫，国父告诉大家，不管处境多么绝望，只要文明的火种还能传递下去，海地早晚有赢得自由的那一天。”
“哪怕我梦中的景象真的发生，哪怕建国二百年后，我们还是解决不了人民的温饱，那我们将再战二百年。就像那些废墟中的学校一样，永远会有人为了未来而战。”
“回去等消息吧，一周之后，那些学校会重开，我可不想看到将来一个遍地文盲的美国向海地输出难民。这场战争后，美国的很多城市会变成废墟，但是孩子们会让美国会从废墟中重生的。”
汝宁府，驿城巡检司。
梵唱阵阵中，一场葬礼正在进行。战争期间，华存裕强制要求火葬，因而佛家的参与十分重要。
今天的死者有十一个人，老的小的都有，九个是“病亡”的，一个是被马车撞死的，还有一个被捅了四刀，在小巷里被发现。
从个人道德水平来讲，曹威远和华存裕在19世纪的军人当中都是一等一的正人君子，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指挥的战争就能“文明”了。哪怕是在那些从未被攻陷过的城市中，死亡率都在显著提升。
就拿最基本的粮食供应来说，汝宁府辖境各城的粮食主要来自附近的农村，曹威远和华存裕都不烧村子，并不代表农民就能安心产粮卖粮。附近治安环境因为战争严重恶化，农业生产和商业流通都受到严重影响。伴随着战事，附近总是随机刷新出各种大大小小的匪帮，官军和曹军中那些不太受控制的军队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客串一下匪帮。华存裕和曹威远虽说不喜欢匪帮，可毕竟忙着互相算计，谁也没有太多时间清剿匪帮，管不了那些远离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地方。再加上官军和曹军的主力就算不滥杀百姓，也会征调劳役和牲畜，就算不明抢，也会强制采购，不许不卖，这都是妨碍生产的。
更何况，之所以曹威远能组织得起农民起义，不就是因为中原地区的民生困苦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了吗。汝宁一带的老百姓本来就已经被盘剥得没有一点油水可榨，一点微小的波动都可能导致他们的崩溃，何况一场战争。只不过，那些发生在偏僻乡下的崩溃暂时还进入不了大顺官府和官军的视野。
自打上次被华存裕击退，曹军在东线的淮安、徐州等地与官军数度恶战，而在西线，虽然没闲着，却一次大战役都没有发动过，只是保持着小规模的交锋，不让华存裕安生。华存裕的计划本来就是先整顿河南的卫戍部队，自然也不会主动发起大战。
在这种低烈度战争模式下，直接死于枪炮的人并不算多，然而，各种物价都在涨，尤其是粮价在涨，同样是会死人的。
在大顺朝当穷人，本来就不是个安全的活动，战争期间，很多人没了收入来源，即便城里有粮，也不见得能吃到他们嘴里。
华存裕当然尽量保证城内的粮食供应，但他的粮食也不是无限的，对于不为他服役的人，他只保证这些人每天都能喝得到粥，让他们不暴动而已。
所以，当一场流感袭来，很多虚弱的人就此倒了下去。人们越来越贫穷，越来越饥饿，显然，贫穷和饥饿会成为任何家庭灾难的源头，也会成为罪恶的源头。和同样在战争中的新奥尔良一样，有人无声地死，有人痛苦地活。
在战争中，无人计较此事。
第十六章 戏
“方管队！赵总爷来催衣服了！”
“方管队！今天送来的粮食沙子掺得都能和水泥了！”
“方管队！张姐和阿玉拉肚子了！”
“方管队！小八叫人给打了！”
“方管队！……”
自打做了洗衣队的管队，翠红就没有一刻闲下来的时候。最大的难题就是没人可用，除了小白，其他人要么啥也不懂，要么漠不关心，要么等着她出笑话。
这个时候，在华存裕手下做事的优势就显现出来，凡事皆有严格规定，照做就是，没给部下太多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顺军自打进了京城，历来是这种治军思路。反正人多炮多，只要凡事按规定来，不捅大篓子，就优势在我。
东边又传来几声枪响，翠红早就习惯了，这是华存裕又在枪毙人。战时军管状态下，很多事就不是流放这么简单了。小偷小摸尚可服苦役，抢劫被逮住都是直接正法。官军中时不时有士兵逃亡，抓住之后也都是一概枪决，先崩后问。
“告诉你们多少次了，不要制造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华存裕冷冰冰地说道。
但是紧接着，逼格就被他自己打破了：“因为我他妈也解决不了！”
被训斥的军官小心翼翼地说：“汝宁的存粮其实还是充裕的，铁路恢复之前不会断粮。”华存裕说：“杂粮充裕和大米、面粉、罐头充裕是一回事吗？和曹威远这样的对手交战，却临战削减士兵待遇，这成什么话！”
军官立正道：“我立刻修复铁路！”华存裕摇了摇头：“你修了曹军又来拆，这么长的铁路，怎么守得过来。”
最近这段时间，曹军不断破袭汝宁附近的各处交通要点，而华存裕的部下这次发挥出了大顺官军的正常水平，几乎没有能坚守据点的，大多迅速落败。
华存裕并不感到意外，军队就是要强力军官不断督促才能保持战斗力的，长期承担卫戍任务，战斗力肯定会下降。重新整编之后再训练训练，自然也就恢复了。
汝宁的存粮也足够，但是大部分是粗粮，细粮、肉类的供应受交通影响很大，武器弹药也是一样。河南省内的官府刚刚进行大规模的权力交接，后勤保障本来就做得不好，如今更是难办。
徐州和淮安都没有被曹军攻破，顺军在买枪买炮这方面还是舍得下本钱的，再加上火轮船助阵，就算不能反击，守住有河道依托的阵地总归是可以的。而河南境内，曹军面对的却是从黄河到大别山数百里长的铁道线，显然这里才是破局的地方。
顺军在铁道线上有铁甲车为火车护驾、阻止农民军西进，车上有机枪大炮，昼夜巡逻，但是这种东西对农民军的阻断作用可比江河上的火轮船差得远。就在前几天，汝宁南北两侧的铁路几乎同时出事。南侧是大段车轨被扒掉，导致火车翻倒；北侧则是直接被埋设了炸弹，铁甲车被炸了个肚皮朝天。无论卫戍部队的碉堡还是轨道铁甲车，对付普通马匪和农民暴动尚可，而曹军已经是真正的军队，不能指望这些东西对曹军发挥多大作用。
华存裕开始构思一个计划。
今天车站来了一个唱梆子的戏班，城里暂时不用为下顿饭发愁的人都跑去看了。在苦闷的战争期间，有唱戏的实在是一件大喜事。
华存裕的部下把戏班仔细搜查了三遍，确认没有细作，在戏台周围，全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看守，以防出事。即便如此，观众也依然兴致勃勃。华存裕也希望城里有些娱乐，缓解一下长期持续的紧张氛围。
翠红忙得脚打后脑勺，肯定是不会来看戏的，但她调配了一下工作量，给一部分手下放了假。洗衣队和这座战争中的城市的其他地方一样，也是个沉闷的地方，得让人放松一下。
小白和七八个洗衣队中的妇女结伴来了车站，她们来得有点晚，戏台附近已经人山人海。车站的一座建筑是坚固的砖瓦房，她们便搬梯子爬上了房顶。房顶有全副武装的两个士兵抽着烟在站岗，也没阻拦，调笑了几句就专心看戏了。华存裕疏导得不错，这些当兵的大多在最近几天内都嫖过，在赏钱和军纪的双重作用下就不至于对民间女人干太出格的事。
即便是清朝，农村妇女看戏时也是可以抛头露面的，周寿颐诗曰：“秋成报赛戏场开，搭起芦棚当彩台。阿母偏多心上事，牛车接得女儿来。”顺朝就更没有那么多顾忌了。不过妇女还是结伴而行，自己聚堆，一般不会往男人堆里挤，特意往女人堆里挤的男人也会被视作流氓。只是不像长沙演武会那样有明确的男女看台的区别，而是几十人一堆随便站。这也不光是思想保守的缘故，这年头的女人如果孤身出门，很容易直接被麻袋套头不知道卖到哪里去。
演出进行得非常顺利，唯一的意外插曲就是有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混在人群中偷荷包，在逃跑时被警戒的士兵直接开枪打死。即便是和平年代，这种事也是司空见惯，根本没人在乎，只让台上的演员停了一小会儿而已，尸体拖走之后，就一切照常进行了。
换成军纪差的部队，对普通老百姓都可能一言不合就开枪，再随便扣一个罪名。华存裕的部下随手射杀人赃俱获的小偷，那简直再正常不过，什么法不法的，问就是军法。
戏班班主怕不小心犯了什么忌讳，所以今天安排的剧目不是神仙妖怪就是家长里短。现在台上正在演的是《白蛇传》中的一折：武松、济公戏法海。虽然听着十分离谱，但是仔细想想好像还有那么点道理，毕竟按照三人各自故事的设定，武松、济公、法海确实都生活在南宋绍兴年间的杭州。各地的地方戏为了自己的票房，经常会有各种奇葩改编，《三堂会审伽利略》《加勒比海盗》《神雕侠侣》《柯公案》这种剧目其实才是自然生长的地方戏的常态。大部分临时创编的剧目就是逗观众一乐，少数改编被观众长期普遍地接受了，就能保留下来。
李西平在调兵山甚至看过莲花落版的《哈姆雷特》，当然，改编得莎士比亚复活也认不出来。用的是《王子复仇记》这个名字，变成了一个主要讲神魔鬼怪的故事，主要剧情集中在老国王鬼魂显灵，吸收了很多东北跳大神的艺术风格，十分粗糙，让习惯了后世赵本山作品的李西平实在是不适应。不过闲着无聊的时候，李西平还是会去看，毕竟这种廉价娱乐并不多，要是不看这种雏形版二人转，调兵山就只有摔跤比赛可看了，京班大戏得铁岭这种大城市才有。养马、赛车、修花园这些爱好倒是高雅，可实在太费钱了。
戏台上，独臂的武松正揪着法海，济公把一块狗肉在他嘴边晃来晃去，唬得法海惊叫连连。这个版本的《白蛇传》走的是纯武打加搞笑路线，改编的水平不太高，在后世肯定得被有关部门封杀的低俗段子层出不穷。不过也不能指望这个年代的大头兵和火车站附近的底层平民喜欢什么高山流水，戏班子这么唱是因为根据他们的经验观众喜欢这个。
与此同时，在汝宁东边的项城县，也在搭台唱戏。
“呔！你个不忠之人！”
“老夫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何谓不忠！”
“想那皇帝，锄头也不会捏，哪来的禄给你，还不是百姓缴税纳粮，供你的吃喝。唐朝白乐天作诗道：‘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老大人，我来问问你，你的俸禄有多少，搜刮的民脂民膏又有多少，食民之禄，做害民之事，可曾有过半点羞愧也么！”
“咄！老夫为官清正，急公好义，惠州城外，曾捐私田百顷为义学，岂是你这小贼可知！”
“呼哈哈哈哈！既然为官清正，那何来私田百顷。你急公好义，急的是孛儿只斤家的公，好的是孛儿只斤家的义。义学之中的读书人，俱是尔等大户人家的远房子弟，与百姓何干；学成出来，俱是同你一般喝百姓的膏血，做那鞑子的走狗。教人卖国害民的学，义个鸟甚，烧了也罢呀。”
“哇呀呀呀呀呀！小贼！看剑！待老夫与你大战三百回合！”
这边的改编更离谱，已经有穿越剧了。这出戏叫作《王电辉梦游记》，思路类似于“黄粱一梦”，讲的是顺朝开国功臣的广宁伯王兴少年时杀人逃亡，在一株古树下睡觉，梦中回到元朝末年，见到了后来成为明朝东莞伯的何真。
何真是元朝的官员，在元末乱世中镇压了广东的农民军，又击退了从江西来攻的陈友谅的部下，割据广东，后来投降朱元璋，受封伯爵。
在明朝，肯定是没人敢拿何真当反面人物的，朱元璋曾经大力夸奖这个人：“朕惟古之豪杰，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窦融、李之属，拥兵据险，角立群雄间，非真主不屈。此汉、唐名臣，于今未见。”
但是按顺朝的价值观，你何真也配和窦融、李比？
镇压农民起义这事，大顺朝廷自己也在做，所以就不怎么提了。窦融背新莽投玄汉，背玄汉投东汉，相当于三国里张辽、徐晃他们投降曹操，这不算什么。他在河西明烽燧之惊，防羌人扰乱，击匈奴侵扰，“安定、北地、上郡流民避凶饥者，归之不绝”，对国家是有功的。所以，顺朝对窦融的定性是，放在明末，他相当于左光先、官抚民、白邦政、郭升、陈永福这样和农民军对立，但是没有屠杀过老百姓，后来抗清立功的人。
李就更不用说了，他起初加入的是瓦岗军，在李密、李渊、窦建德之间来回投降，按顺朝的价值观同样不算大事。镇压农民起义的事略过不提，着重强调的是他征突厥、薛延陀、高句丽的大功。
而何真呢？效力的是元朝，打的是广东农民军邵宗愚等人，以及陈友谅。邵宗愚当然也不是白莲花，和明末的拓养坤、王光恩、张一川他们一样，杀人放火的事没少干；陈友谅因为弑杀徐寿辉，更是顺朝批判的对象。但是何真同样也不是好人，在大家都是坏蛋的情况下，邵宗愚和陈友谅是抗元复国的坏蛋、挺直腰杆的堂堂恶汉，而何真是给元朝当走狗的坏蛋，那当然是何真更坏一层。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这种话五代时期就有了，在顺朝说当然不犯忌讳。不过对于“俸禄不是来自皇帝”这种事的强调程度如此之高，确实是顺朝特色。在幕后最大力推动这种宣传的，反而是姜、董学礼、高第、白广恩这些最无廉耻的人，因为他们吃过崇祯皇帝发的俸禄，所以他们比别人更迫切地需要证明这俸禄来自老百姓，崇祯对他们没有恩情。道理的确是正确的，但是这么正确的事从这帮人口中说出来也显得很奇怪。
到了打戏的时候，坐在台下看戏的何勇、何信、何严三兄弟带头叫起好来，顿时采声雷动。
与何氏兄弟同坐的是本地的农民军首领黄尽臣。黄尽臣是项城县郑郭范营人，是个小地主，但是五服之内都没有考中举人的人，这家业眼看就要守不住了。
他们这种耕读传家却没读出个名堂的小地主，想保全家业是很困难的。朝廷的正规赋税，他们肯定一文钱不少都得交；地方上的苛捐杂税，他们的面子不够大，不至于被逼死却也不能不交，顶多比寻常百姓少交一点而已。
官府收税的时候，他们是民，而到了穷人吃大户的时候，他们又变成官了。他们这种比普通农民更富裕又没有武力的小地主，肯定比那些无恶不作但是有土围子和护院的大老爷更容易被吃。
黄尽臣读过书也练过武，成绩都一般，在本村人缘很好，本村的穷人都觉得他是好人，但是如果外村的饥民涌来，他肯定是要被吃的。
曹军耿怀远部占领项城县城之后，项城县境内大乱，黄尽臣意识到危险来了。想到自己过去也没少受大户的气，与其坐在家里等着饥民或者乱兵匪徒宰割，还不如反他娘的。于是黄尽臣就鼓动同村的邻居们杀了本村唯一一个大户全家，把他过去放高利贷的债券一把火烧了，田地家产一分，很快邻近的几个村子归附，黄尽臣顿时成了拥兵上千的一方豪强。
耿怀远和之后赶到的蒯辅国只能稳住县城的局势，项城县的乡下还是一片混乱，于是曹威远把更有经验的何氏兄弟换了过来。何氏兄弟立刻判定应该寻找本地合作者来维持农村秩序，于是他们选中了黄尽臣，吸纳他成了和自己平起平坐的大头领。黄尽臣靠着自己的人脉四处奔走，安抚了几个同样趁乱起事的人，果然让项城的局势稳定了下来。
“老黄，你在汝宁的那个细作靠谱吗？”散戏之后，曹军在项城的四个最高首领又聚在了一起。
黄尽臣摇了摇头：“当然不靠谱，他只是民团中的一个小头目而已。”
黄尽臣在汝宁的眼线是一个他过去的朋友，此人原本是做线香的。在李西平的世界，这个古老的行业和外来商品的冲击没多大关系，欧美国家肯定想不到争夺这个中国特色浓厚小行业，在这个时代漂洋过海卖线香也不会有什么利润。等到中国真正开始工业化了，这种求神拜佛的道具则变得不受重视，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有大的技术改进。
然而，由于顺朝的洋务运动搞得更深入，即便是深处内陆的河南汝宁，制香匠人也会面临铁路线的本国同行的竞争。原本那些在手工作坊中起辅助作用的机械得到了改造，化学知识的应用又改进了配方，这样一来，在铁路和水路沿线地区，很快就只有做奢侈高端香的大师才能幸存，普通的大路货市场迅速被新的机制线香占满了。
制香本来就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行业，比当年在襄京被皇商当软柿子捏的造纸、印刷行业还要差得多，从业人员不多，他们的失业没有引发任何波澜。而对于他们自己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天塌地陷的大事。所以，某个破产的手工匠人在混成民团小头目后打算造个反，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这位被工业化车轮碾了一下的制香师傅也确实只是个小头目的水平，不能指望他和华存裕斗，能提供些情报就是极限了。
何家哥仨中最有头脑的何严沉思了一下，说道：“小头目就够了，不用他做什么大事，只要在城里帮一个小忙，我就有办法拿下汝宁城。”
第十七章 地铁
随着阵阵鞭炮声，一件李西平这个穿越者都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
全中国，也是全世界的第一条地铁，抢在伦敦地铁前面几个月，在大顺的京城通车了。
从技术上来说，此时的简陋地铁并不难修，不需要打洞，而是把地铁沿线整个挖开，挖出宽十米、深六米的大沟，再铺上铁路，砌上券顶，修出通风口。一个能正常修铁路的国家，只要肯花钱，就能办成。
这个地铁计划是德明帝活着的时候就开始的，实际决策者是当时监国的全高帝李盛智。在好大喜功这方面，他和他父亲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修这条地铁，根本没考虑什么交通需求，就是单纯觉得这是个奇观，既然英国人打算建，那我就得有。
伦敦是座工业城市，有巨大的通勤需求，而顺朝的京城主要是政治中心，工业区在城墙外面，西边靠近煤矿的地方，这会儿修地铁，其实没啥大用。不过皇上可不在乎这个，抢个世界第一比什么都重要。
京城也确实有一些交通问题需要改善。随着人口的增长，早就有大量人口居住在城墙外面，顺朝不搞民族隔离，内外城之间的往来更多，原本的里九外七皇城四这二十座城门，有点不够用了，连皇宫中人都觉得进出不够方便。
这条新修的地铁长6.8公里，比伦敦的第一条地铁要长2公里，车站也多了一个，有八个站点，意外地和李西平那个世界的地铁一号线重合了，实际上就是在长安街地下修的，从建国门到复兴门。
在这个时空，这八个地铁站从东到西依次叫作：观星门、东单、十王府、承天门东、承天门西、时雍坊、西单、刑部门。时雍坊这个车站在李西平的世界不存在，大约位于李西平那个世界新华街、府右街和长安街交汇处的位置。因为李盛智修这条地铁是当奇观修的，所以必须左右对称。
观星门和刑部门，相当于李西平那个世界的建国门和复兴门，修建地铁的同时，顺便开辟了这两座城门，让长安街东西延伸出去，以方便交通。顺朝再次发挥了取名困难的特质，直接以两座城门附近的观象台和刑部衙门给城门命名。
这次京城改建，开辟的城门可不仅是这两座，而是足足28座。外城的7座城门，变成了15座；内城则是南侧7门，东侧4门、西侧6门、北侧7门，由9门变成了24门；皇城原本是东西南北各有一座城门，南侧新开1门，东侧新开1门，西侧新开2门，北侧新开1门，总计有9座城门。这样一来，京城的城门总数变为48座。新开城门不建门楼，都是在城墙上打洞设门。凡是前面有护城河的城门，都架上可以通行马车的桥梁。
之所以要开这么多门，也是没办法，因为京城的人实在太多了。
顺朝的京城有多少人，谁也不知道。反正大家公认肯定过百万了，说起来都是“京师百万之民”，但具体数目是多少，没人能说清。
明朝和清朝都有一个政策，就是把京城的人口往外搬迁，不过，顺朝做得很不成功。
明朝永乐、宣德年间，内迁了许多边塞卫所来补充靖难之役后变得空虚的京畿。本来正常来说，到了正统年间，人口恢复，就应该恢复边疆屯戍，实际上宣德后期，明军已经又开始在大同以北筑堡了。但好在有朱祁镇大帝，在土木堡一下子帮明朝大大缓解了冗兵问题，所以这个计划就取消了。到了弘治年间，京城的卫所人员繁衍得实在太多，但是这个时候，想让兵大爷们回开平、营州这样的地方戍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明朝只能在京城附近安置他们，顶多送到昌平、真保一带，再远的话非哗变不可。
在朱元璋的时代，以他对军队的控制能力，把军队送去边塞垦荒没问题，明朝中期的皇帝则没办法这么做。这也是人之常情，一个人自幼在北京长大，突然命令他去内蒙古从头再来，搁谁谁能乐意啊。没有马上皇帝的威望，这种命令根本没法执行。
清朝的情况也是一样，乾隆年间，当年驱赶内城汉人抢来的房子承载力已经到了极限，京城城内实在住不下了。但总不能把外城的汉人也赶走，那样的话京城的经济就崩溃了。清朝一直想送旗人回东北屯田，可古往今来有多少首都人愿意主动去开垦北大荒？最终，回到东北的还是少数，清朝采取折中方案，把十几万旗人搬迁到了北京郊外各地，设立了西山健锐营、蓝靛厂火器营之类的地方。至于入关后才加入的新汉军旗人，干脆踢出八旗。
对军人尚且如此，对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明朝一直有让外来人口返乡的政策，隆庆年间，清理永定门、德胜门、西直门、朝阳门四座城门的关厢，把没有户口的人赶到京城百里之外，拆除私建的房子。在京经商的外地商户，每户不能超过五个人。
清朝初年，因为圈地产生了大量流民，清廷在北京严查户籍，禁止这些流民涌入北京求生，如果是八旗庄园中的逃奴，那更是厉行抓捕，连不举报的人都要株连。一直到雍正年间，依然有“就食京师流民，清查口数，资送回籍”的政策，“闲散游荡，立宜摈逐。惟候补、候造之人，读书之人，贸易生理之人，方可听其在北京居住”。
直到咸丰年间，流民实在太多，驱不胜驱，而且四海无闲田，这些人回了老家没有生计也得造反，还不如留在城市内，有可能有一份工作，能缓解人口压力，所以清廷的政策才放宽了。
就连致仕的官员，清朝都尽量让他们不要在京城养老，要回乡去。各部院的书吏离职之后更不必客气，立刻赶走，“若潜匿京城或私自来京均要问罪”。
而这个时空的顺朝，首先在军队问题上就卡住了。李自成统治下的人口比朱元璋、朱棣那个时代多太多了，顺军又不能像清军那样大屠大圈，这就导致李自成可以分配的土地比朱元璋、朱棣、多尔衮都要少得多。在李自成执政的头十年里，明朝的皇庄，宗室、勋戚、宦官的庄园，改朝换代过程中失势官绅的田产，因为战乱灾荒导致的抛荒土地，就全部分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