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仗着自己是开国皇帝，尚能把人送到辽东、河套，到了顺太宗丰盛年间，就彻底没辙了。要说京城没地方安置，把人安排到昌平、通州种地，这个还容易让人接受；安置到抚顺、铁岭去，那就只有亲手创建了顺军的李自成才有这样的面子了。而到了顺太宗年间，铁岭都没有无主地了，得往松花江流域安置，这帮在京城长大的五营子弟肯去才见鬼呢。
清朝以八旗为国本，顺朝同样以五营为国本，唯一的差别就是五营不需要按民族划分，但经济基础是一样的。五营子弟不肯去东北开荒，皇帝也不能硬逼着他们去，否则是要动摇国本的。
正因为顺朝的五营不能拿民族来划分，顺朝做起事来比清朝“束手束脚”得多。清朝可以在北京附近划一块地，勒令土著滚蛋来安置八旗兵，而顺朝不可能这么干，因为五营世兵和京郊的小地主、自耕农们属于同一阶层，是穿一条裤子的。在李自成刚进京城，尚未出兵讨伐吴三桂的时候，已经有许多京城居民嫁女儿给顺军军官，以求在新朝的地位。
尤其是顺朝中期以后，华北各地的乡绅、胥吏这些真正控住基层的人，就算身上没有世兵的血脉，也多半与世兵沾亲带故。北方小地主是顺朝最铁杆的基本盘，想动他们的利益太难了。哪怕是修京汉铁路这种国策级的项目，征地时面对铁路沿线的地主、农民联合起来索要高价，大顺朝廷也只能妥协，因为他们没办法自己镇压自己，能剪自己的手指甲，不能直接剁手指头。少数几个乡绅闹事，杀了就行；一群乡绅闹事，甚至还有农民支持，皇帝也得认怂。
在没有民族隔离的顺朝，世兵繁衍速度远非清朝的八旗可比。京城的人口越来越多，又没有土地可以安置，该用什么办法？
答案是没有办法，顺朝顶多能把这些人送到附近的县城安置，但是县城没有那么多就业岗位，老幼妇孺安置在那里，青壮还是会来京城打工。
对于普通的进京讨生活的流民，顺朝做得甚至比清朝更绝，直接发配。并不是因为清朝仁慈，而是因为清朝没地方安置流民，而顺朝不需要封禁东北、封禁内蒙、封禁西域、封禁台湾。所以大顺皇商中的人贩子会直接半拐骗半抓捕地把京城的流民弄去黑龙江挖矿伐木，装船送到台湾进种植园，卖到阿拉斯加乃至美国、巴西也是常事。
顺朝有专门的理论解释这件事：土地的产出是有限的，所以能供养的人口也是有限的。太多的人口留在内地，必然有人饿死，送到边疆、海外，还能多活几个。
乍一听似乎颇有道理，但只要稍微想一想为什么乡绅、世兵子弟可以留在家乡，农夫、渔民家的孩子就得闯关东下南洋，就会发现这还是涂脂抹粉。
对待世兵子弟，不能直接抓他们去当劳工，那就只有少数日子过得极穷的人愿意去松花江边种大豆高粱。他们去吉林、黑龙江也不能进木场、矿山，朝廷必须花钱安置他们做自耕农。而更多的人只要能凑合活着，就宁愿待在京城。不光是世兵子弟，那些在附近各县有宗族撑腰的进城务工穷人，也不能想抓就抓。
京城的工作岗位是有限的，而无业人口是无限的。大顺朝廷既然不能把这些政治上不是随便欺负的草民的人当牲口卖掉，又不敢让他们没饭吃，为了不动摇国本，就只好没活硬整，想方设法地增加招工，修道路，挖运河，仗着税收比清朝高，把大把的银子花进去，唯一的好处就是把京城周围的交通弄得四通八达。直隶地区驿站之类的单位还有洋务企业全都严重超编，各个衙门里的衙役起码一半是吃空饷的。
对于致仕的官员，顺朝不像明清那样让他们回家，更担心他们回到老家之后把持地方，也希望他们留在京城，把钱花在京城，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而对于官员来说，留在京城就意味着离权力更近，除了实在是囊中羞涩居京城大不易的，也乐意在京城待着。不仅是致仕官员，那些没能授官的举人也大量来到京城跑官。
在这种环境下，京城的城墙内很快就容纳不下这么多人口了。在明朝的时候，外城南部人口不多，左安门内、右安门内还有菜地呢，而在顺朝，不仅城内的土地基本都盖满了建筑，京城外侧的十三座城门外的关厢也都形成了城区。京城东侧，人口的增长带来了更多的粮食需求，通惠河河道拓宽了，外地粮食走水路从天津运到通州，再从通惠河运到京城，东直门、朝阳门、东便门、广渠门外侧各设了一个运粮码头，让粮船卸货。洋务运动开始以来，各种新式企业都设立在了城外西边靠近煤矿的地方，京哈铁路、京汉铁路和正在规划中的京张铁路三条铁路的交汇处在西南的丰台，这就使得京城西侧、南侧的各门也有了很大的人流量。北侧的德胜门、安定门外虽然没什么商业活动，却正因为人少，是过去顺朝给世兵盖的住房集中的地方，住在关厢的人也很多。
清朝尚且能把旗人送到离城墙十几里的火器营这样的地方，而顺朝由于初年均田均得太彻底，远郊区净是有主的地，所以人口大量集中在关厢，数以十万计，交通需求大大提高，原有的城门早就不够用了。
对于开城门这一举措，京城市民都是欢迎的，这样一来交通方便了不少。至于城防？笑话，天下难道有什么敌人能打到大顺的京城来？
至于施工过程中接连出的那几次事故，就更没人提了，死了几个从平谷来的民工而已。甭说这会儿了，21世纪还有好些北京人压根不知道有平谷这地方。
想想21世纪的工地上有多少离谱的神操作，就不难理解1862年的京师地铁工地上，这些除皇帝外不用对任何人负责的皇商能干出什么事了。
今天第一班车出发之前，那一大帮道士、和尚、尼姑、喇嘛念经，是祈福吗？镇魂还差不多。
观星门车站的办公室里，一张汇票递到了薛山丰面前：“薛把头，承蒙您关照，今天这通车仪式顺顺当当。”
薛山丰收起汇票：“我哪敢关照您，大老爷肯赏我们一口饭吃，我们就感恩戴德了。”
书案后面的那位皇商说：“您夹枪带棒也不必冲我来，我也是为东家打工的。之前和您争，也是没办法，我也是忠于职守，再怎么说，一条人命八十两也太贵了。”
“八十两怎么了？花八十两买你的命，你肯卖吗？我要八十你砍到四十，要是一开始就要四十，你非砍到二十不可。”薛山丰倒也没生气，就是心平气和地阴阳怪气。
皇商说：“您是昌平人，后来做顺义帮的二当家，何苦为平谷人出头呢，他们之前还和你们抢过生意。”薛山丰不屑地说：“一个坑里刨土的兄弟，还按县分帮，简直可笑。今天来顺便也要通知你。我们所有地铁工人成立了一个商行，房子我都租好了，就在城外街对面。”薛山丰指了指李西平那个世界建国门外外交公寓的位置。
皇商看了看薛山丰递过来的文书，不禁有些变色，居然连河间帮也加入这个商行了。薛山丰的一个兄长早年间在争工作时被河间人打死了，此事同行都知道。虽然当年动手的河间人争到了工作下场也是累死在工地上，但是薛山丰能下决心与河间帮和解，这个气度也远胜普通的把头了。
更要命的是，薛山丰只是地铁商行的二掌柜，商行的大掌柜正是这次地铁工程的总工程师，其他几个参与设计的工程师也都被拉进商行了。
这位总工程师是当初随着公主李繁寿去欧洲的人之一，去法国学习铁路工程。此时法国的铁路也就起步十几年而已，赶超并不困难。这位工程师回国后，参与了京哈铁路等项目，后来又接下了地铁这个任务。
这样一来，从工程师到底层力工，所有有地铁修建经验的熟练工全都在地铁商行，修第二条地铁的时候，要价可就不一样了。只要他们索要的价格不超过另请没经验的其他人带来的成本提高和工期延误，皇商这边就只能答应。
想拿权势压他们也不行。当年的留欧学生如今有在军中任职的，有做皇商的，有在驿递总督衙门之类的洋务部门供职的，还有人有工部的正式官职。这位总工程师的身份是驿递总督的幕僚，又有这么多同学帮衬，可不是能随便欺压的草民。
薛山丰在京城的地下世界也大有号召力，这次他为遇难的工人讨要抚恤，威胁皇商们说，如果给不出满意的数字，地铁工人就要把通车仪式搅和了，让皇帝想要的这个“世界第一条地铁”的名头变成在国内外宾客面前现大眼。观礼的宾客里既有国内的官吏绅民，也有外国使节和报社记者，如果皇帝在他们面前丢人了，为了面子总不能把铁路工人通通枪毙，顶多杀几个领头的，但是经办的皇商嘛……
皇商们终究没敢和薛山丰赌命，讨价还价之后答应给每个遇难工人抚恤四十两银子，残疾的三十两，重伤的二十两，轻伤的十两。这个数字薛山丰依然很不满意，才四十两银子，能让死难兄弟家里的妻儿老小活几年？但是眼下就这么个环境，皇商毕竟有权有势，能争取到这个结果已经很不错了。
皇商们还有很多手段没使用，甚至连最基本的暗杀工人首领和收买工贼捣乱都没做，无非是被皇帝的工期催逼得紧顾不上罢了。等到修第二条地铁的时候，可就不会这么容易了。
薛山丰倒也不在乎，叼着烟卷走出了办公室，为了赚点工钱斗得你死我活对他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像现在这样抱团和皇商斗法，总比穷汉们为了争一个在火车站扛大包的机会自相残杀强多了。
第十八章 全高新政
全高元年的冬天到了。
李西平抖了抖身上的雪，他穿着棉大衣，戴着狗皮帽子，一副东北土财主的打扮，完全看不出是个中层官员。
诸葛阳宁急着把李西平找来，说是要和他谈在京城建立食品厂的事情。按理说，这种生意和封宁谈就可以了，李西平好歹是个官，就算上班时一直摸鱼，直接旷工也不合适。但诸葛阳宁非要李西平来不可，他也只能给自己批了个病假，赶来了京师。
李西平意识到，丰台火车站的气氛不太对劲，巡逻和站岗的士兵似乎有点多。李西平没有多想，因为光看到这一个表象，想也是白想，诸葛阳宁的智力远在他之上，了解的情报更是不知多到哪里去，见了诸葛阳宁直接问就是了，犯不上浪费时间去猜。
李西平的排场比普通官员小得多，在这个人力极度便宜的时代，许多小官乃至土财主出门都是前呼后拥。而李西平本来就不爱张扬，这次诸葛阳宁突然叫他来显然是有事，他更不会张扬，只带了老于、小海、小乐三个随从。上了诸葛阳宁家里管家安排的马车，他们一行四人便被拉到了诸葛阳宁的府邸。
没有任何接待的礼数，李西平被直接带到了诸葛阳宁的书房，李西平见到他的第一反应是：诸葛阳宁老了。
这是废话，李西平都已经是四十多奔五十的人了，诸葛阳宁年纪比他更大，能不老吗。但是时隔数年再见面，李西平感觉诸葛阳宁比自己预期的老得多。
诸葛阳宁也不和李西平多废话，就好像两人都还是住在麻城县衙的宿舍里，昨天才一起吃完饭一样，递上一份文件：“这是京南食品厂的材料，你看看吧。”
李西平毫不客气地自己找椅子坐下，把材料读了一遍：“面粉和榨油的项目没什么大问题，面和油是生活必需品，在京城不会愁销路，附近小作坊的处理方式再改进一下就行，这个我在沈阳做过。但是罐头和香肠的部分问题太大了。”
李西平从衣袋里掏出自己准备的一份材料放在书案上：“就先说猪的价格，东北和华北能是一码事吗。这是沈阳、京城两地一些和食品厂相关的物价对比。还有就是销路的问题，我也不看好。”
“军队的需求已经饱和了，就算现在是战争期间，朝廷不大规模扩军，食品消费就多不了，沈阳、哈尔滨、武昌等地的食品厂足够供应。前线官军能卖罐头给曹军，我们京城城外的罐头厂总不能直接卖吧，靠那帮倒卖军需的能有啥利润。”
“京城要是个工商业发达的城市，有一批能消费又工作忙的市民，那各种方便食品的消费肯定多。可问题是，京城的繁荣靠的是政治中心的地位，大部分老百姓还是穷苦的。真正有消费能力的达官显贵，干嘛放着鲜肉不吃吃罐头呢。我在沈阳的罐头厂，之前往京城销货就卖得不多，就算这个工厂建在京城城外，运输成本低了，可关内粮食少，养猪和其他禽畜都比辽宁少，这原料成本又高了。既然沈阳食品厂的货争到的市场份额不多，那京南食品厂又多什么呢。一下子就把产业规模弄得这么大，投资和雇员数量都太多了，很难盈利。”
诸葛阳宁草草看了一下李西平准备的材料：“既然你也这么说，那就没错了。如果我说，这是任务，非做不可呢？”
李西平说：“那就先做面粉厂，京城已经有了两家皇商的面粉厂，但是都偏向于精粉，我们做面向市民市场的粗粉，不和他们抢。面粉长途运输和仓储很麻烦，外地面粉进京比较贵，至少在京城市场上，京郊的面粉厂的产品是有竞争力的。不过天子脚下磨面粉的估计也不是善茬，这事还得和同业们商量一下。我在沈阳的食品厂也拉了几个中等磨坊主入股，那些都不在衙门登记，自家院子里就干了的小作坊就实在顾不上了。先把面粉厂作出一点成绩，就可以和上面交差了，剩下的一点点来嘛，面粉厂整好了，再慢慢筹备榨油厂。榨油牵涉的利益就多了，这是封家的老本行，我最熟悉，急不得，原料供应、销路、和同业的关系，这些都得一步步铺好。别的就暂且不提，京城以后肯定也会消费海量的罐头和香肠的，不过那还早着呢。”
李西平当然知道诸葛阳宁的“上面”是谁，但是他毫不在意地认为这位是可以随便糊弄的。在大顺基层，糊弄皇帝是大小官吏最普通不过的日常。比如顺朝的人口统计，理论上可以精确到个位数，但实际上里长报到县里的数字可能就是随口瞎编的。
诸葛阳宁又递上一份文件：“你再看看这个。”这也是一份工业建设方案，不过比李西平刚才看的食品厂方案粗略得多，是一大堆工业项目的简介。
诸葛阳宁说：“你是老资格的洋务派了，你觉得这些个工程怎么样？”李西平说：“只看简介的话，大致还行，有些小毛病，不算严重。只要经办之人不胡来，稳扎稳打，二三十年可有小成。皇上选了哪些？我看八号这个毛呢厂就很好，我在沈阳经常和毛呢厂的人打交道，这个项目要是上马了，我可以投点钱。”
“全是。”
李西平怀疑自己听错了：“啥？”诸葛阳宁说：“你看到的名录就是皇上选中的，这156个全都是。现在各地的洋务学校都在扩招，五年后要出初步成果。”
“他脑袋被驴踢了？”李西平怒道，毫不在意自己骂的可能是全世界个人权力最重的人，“156个，还五年出成果，他以为他是斯大林还是米高扬？化肥厂和兵工厂我就不说什么了，煤矿，唉，大不了挖出来当柴烧，纺织厂弄那么多干什么！纺织业弄死的人数岂是煤矿能比！”
“造他妈的海军，五年攒出来的海军有个屁用！打英法打不过，对付别的小国，大顺这点海外利益，用得着这么多军舰？海军干烧钱不盈利，得砸进去多少？现在国内那么多急事，新式陆军才编了六个镇，上哪弄钱建海军！”
“就这个电报的建设方式，要是不赔本我是孙子。现在除了官府和军队，有几个人用得起电报？现在咱们的通信市场没发展到有大量商用民用需求的地步，这么急着大建电报必赔无疑。还有武昌到成都的铁路，这是人想出来的主意吗？我说二三十年有小成，那是指二三十年能把路线勘探做完。”
见李西平不那么激动了，诸葛阳宁缓缓问道：“那你觉得，皇上的脑袋是被哪头驴踢了？”
李西平哼了一声：“为了找理由买醋，所有包了顿饺子。”若是二十年前碰上这种事，李西平可能单纯认为皇帝发疯了，不过现在的他已经是老油条了，自然一点就通。
诸葛阳宁说：“既然皇上吃饺子想蘸醋，那酱油又该如何呢？”
李西平点了点头：“不干了也好，咱们这个岁数，得清闲处且清闲，回家养老比什么都踏实。”诸葛阳宁说：“也确实没法干了，这只是个开头而已。这首辅的差事谁爱接谁接，反正我是接不住了。”
李西平说：“接下来还打算折腾什么？缫丝还是火柴？”诸葛阳宁说：“你别老窝在那工厂，弄得想象力都退步了。等几天吧，等几天就都知道了。”
这一等就是将近一个月，在诸葛阳宁为代表的一批德明末期重臣以年迈、患病等理由低调退休之后，后世外国中学生学世界史时都不得不提的全高新政，终于出炉了。
并没有某一道专门的政令作为新政的总纲领，不过李西平靠着对自己原来的时空的历史的了解，很快就从纷乱下发的众多上谕中找到了重点。
经济上，首先当然是兴实业，那一大堆洋务企业的项目被抛了出来。这么多工程，没有配套的人力资源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各个洋务领域都要兴办自己的专科学堂。
工业的基础是农业。全高帝下令设置了专门的农学院，负责引进外国农业技术和自行研发。为农业技术研发设置了专项资金和奖金，还要组织农业技术推广队，先选几个县作为试点，试行蚕桑、种植等方面的新技术。
商业上，主动增开天津、营口、淡水、台南、登州、潮州、琼州、仁川、釜山、海防、岘港、温州、廉州、镇江（辽宁镇江，即丹东）、海参崴十五个通商口岸，全面改革原有税关体系，在一些行业废除垄断。
军事上，要扩建军校，增设一些工兵、骑兵、炮兵、海兵等专门科目的军校。裁撤空虚无用的卫戍部队，再新编六镇新军。裁撤自己就是走私贩子的地方水师，对原有的少数新式水师进行大扩编，建立新海军。与之配套的自然还有兵工厂和造船厂的大规模扩建，还有购买外国舰船。
政治上，裁撤知政使司（明朝通政使司）等冗余衙门，清理冗官。肃清贪腐，整顿吏治。对于已有的洋务企业中的腐败也要治理。
有人下去，就有人上来。全高帝从军师府选了两个侍中为南台香殿行走，专司洋务事宜，并给他们配属了大量幕僚。侍中品级就不高，五品而已，他们的幕僚当然就更低了，净是六七品的官员，但是，没有任何人敢轻视他们。全高帝日常处理国政的办公室还是在紫禁城的武英殿，而私人办公室则设在西苑太液池中南台岛上的香殿，就算是和县令平级的七品芝麻官，人家的办公室设在皇上办公室的门口，你不服？
教育上，全国所有官办学校增加新学课程，从三年后开始，文科举也要全面加考数学、历史、时政内容。武科举变动不大，早在鸦片战争刚结束时就增加了新学内容，这次只是增加了向非世兵子弟开放的名额。此外，还有派遣留学生、扩大译书规模等举措。对于各地的宗族义学之类的民办学校，也要引导它们变成新式学堂。
乍一看，哪条都没啥问题，都是正常的近代化改革措施，但是合在一起，就让李西平不寒而栗了。
但凡改革，必然是利好一部分人，损害一部分人，那么，这个全高新政损害的是哪些人呢？
被裁撤的冗官冗兵、腐败分子，肯定是受损的，不过这也没问题，国家财政不能一直养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废物，更不该纵容腐败。
那些只会读四书五经，学不进去新知识的旧式读书人，也会利益受损，但这也没办法，这都19世纪下半叶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就要来了，顺朝必须有大量懂新学的官员，总不能拿之乎者也对抗电力和内燃机。
可是，就算这些都是注定被历史淘汰的人，也不能皇帝亲自出手把他们一股脑全淘汰了啊。
最可怕的是，这次新政涉及世兵了。
能成为光吃饭不干活的冗兵的人，怎么可能不是世兵子弟呢。顺朝陈腐的卫戍部队，正是这些人吃白食的地方。把这些地方裁撤了当然是利国利民的，可是利的并不是作为皇帝统治国家的支柱的“民”啊。
皇帝回报给世兵子弟的是军校和其他各种学校的扩招，理论上来说这的确是正路。然而世兵内部也是不同的。学校扩招，利的是那些家境贫寒的底层世兵，他们只能靠做题搏个出路。而世兵中真正说得上话的那些人，他们随便运动运动，就能在卫戍部队给自家子侄谋个轻松的肥缺，谁稀罕考试读书，学成出来充其量也就是个管着二三十个兵的基层军官，打起仗来还得去一线。对于那些大头兵家的孩子，这属于阶级飞升，只要有官做，拼命算什么，别人想拼还没这个机会呢。可是对于那些家里有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的人来说，那简直就是苦役了。
一项底层支持、高层反对的政策，从道理上来说好像是没错，可是一旦出了事，没有高层的支持，拿什么来组织底层？你李盛智是创立了宗教，还是搞出了列宁式政党？
就像李西平那个世界的肃顺。他严查科举舞弊，给了统治阶级下层更公平的机会；他查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户部宝钞案；他在外交上和东北的底层旗人站在一起，抵制《瑷珲条约》；他主张提拔汉官，构建满汉联合的政权，还要在八旗内办学堂，让底层旗人读书，以此来挽救满洲人。
这些政策看起来都对，可肃顺是什么下场呢？肃顺法场杀头的那一天，百官皆欢，京城的众多旗人拍手称快，纷纷以土石掷打肃顺，砸得他血肉模糊。肃顺至死骂口不绝，刽子手用铁棍猛砸他的膝盖，才让他跪下受刑。
清朝的权贵是很擅长以史为鉴的，在他们看来，当年朱元璋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就是在卫所中办学，让卫所子弟读书。勋贵既然是世袭的，那就难免腐朽，而卫所在基层，那些在一线工作的人的子弟读了书，就必然会出一些不腐朽的，那这些不腐朽的人怎么可能不与腐朽的人争权呢？结果就是到了明朝末年，勋贵的权力已经被局限于京营，一线部队的指挥官主要是各地卫所的军官子弟出身。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清朝的权贵们宁可把八旗子弟当猪养，也不投资八旗官学，八旗官学始终维持在不大的规模，学生也主要是权贵子弟。到了咸丰年间，这些八旗贵胄的子弟连武举都不爱考，外面汉人毕生奋斗求而不得的名额，在八旗内部居然招不满。“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武乡试应试人数减少，不敷挑取。改于十人内取中一名，如有零数在五人上，亦取中一名”。
至于满洲人的共同利益？狗屁！只要我的家族长保富贵，其他满洲人是死是活关我鸟事。连把东北满族出卖给俄国的决心都没有的人，不配做一个爱新觉罗。想当年吴三桂、朱由崧“联虏平寇”的时候，何尝想过汉人的共同利益，那又凭啥指望清朝的皇帝和权贵更高尚呢？
而肃顺作为一个爱新觉罗，居然真的在乎那些在死黑龙江畔的旗人的命，居然真的想让八旗底层读书，给他们更公平的科举环境，不让权贵们凭喜好把自家奴才塞进官场，那他不死谁死。
顺朝是幸运的，一开始就没有搞封闭的小圈子的条件。当年李自成的队伍数年之间从千余人飞速扩充到几十万，这种情况下搞小圈子是死路一条，必须尽可能多地团结底层军事贵族。但是二百余年积累下来，顺朝的世兵内部也早就有了上下之分，现在的军学教育只是给底层留一条出路，让他们不造反罢了，论做官的难度，那些寒窗苦读的人十倍百倍于那些有个好老子的。
现在，皇帝居然要改动这个局面，这篓子可就捅大了。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扩编六镇新军的决定，把新军的数目直接翻一倍，能选进新军军官的世兵子弟就成了既得利益者，再加上新军的强大武力，或可稳住世兵阶层。
李西平一个通判当然犯不上为皇上担忧，不过他得为自己担忧一下。
李西平从来不相信皇帝会真的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搞什么改革。如果说到了濒临亡国灭种的处境，再不救国皇位就坐不住了，那么皇帝是有可能努力救国的。而现在的顺朝根本就没有外部威胁，任何外国军队敢攻入顺朝本土，都不可能是六镇新军的对手，农民起义也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既然大顺皇帝自保绰绰有余，那他改革就绝不可能是为了什么伟大理想，必然是为了利益。
到了皇帝这个位置，追求钱已经没有意义了，唯一能让他们追求的就是权力。
这就要提到一个问题，大顺朝真有那么父慈子孝吗？
顺朝这二百多年来的皇位继承稳定得惊人，足以让古往今来所有王朝艳羡。迄今为止六次皇位交接，全都是嫡长子被立为太子，皇帝在太子加冠的同时就让太子监国，皇位传承平稳至极，没有任何波澜。但这并不是大顺的制度多么优越，只是运气而已。
李自成放心让儿子监国，是因为这个时空开挂一般的他个人权力之盛已经可以竞争中国历代帝王第一人了，他可以随便玩，没关系。开国勋贵经过了“洪承畴严选”，不可能威胁皇权，所以李自成既能像朱元璋一样扶持儿子，又不必像朱元璋那样清洗老兄弟。
而顺太宗让顺世宗监国，可就没那么放心大胆了，他一直小心翼翼监视着儿子，不让儿子形成自己的党羽，以免威胁自己的权力。他派顺世宗去反贪，干的净是抓人杀人的活，把各地的利益集团得罪个遍。顺太宗死后，顺世宗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父亲留下的势力进行大洗牌，流放路上人满为患。
也正因为顺太宗一直限制顺世宗的班底，甚至不怎么让顺世宗和同学接触，顺世宗继位后，没有那么多正经的嫡系官员可以提拔，就更偏向于信重那些在他做太子时投机幸进之辈。这些人难以担任正规官职，就导致了宫廷女官和皇商的权力膨胀，以及颇为严重的酷吏政治问题。按顺朝极度倾向于流放的法律，很难名正言顺地给人定死罪，顺世宗居然采用政治暗杀的手段。
顺世宗的权力欲也并不比他的父亲弱，所以他儿子顺高宗的所谓监国根本有名无实，只能算是观摩了一下政务，完全没有培养起自己的班底。万幸的是，顺高宗刚加冠没多久，顺世宗就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大约是撑不了几年了，因此他也就不必担心将来儿子等不及了夺自己的权力。
为了避免儿子有样学样，在自己死后也对自己的党羽来个大清洗，顺世宗给顺高宗安排了一个可靠的亲信班底，基本都是顺高宗的同学。这些同学要么是世袭贵族出身，要么是文武科举考出来的，现在辅佐太子，前程都非常稳，也就不必像顺世宗当年的党羽那样总想着搞事上位，干掉老皇帝的亲信。顺世宗对于自己这些爪牙固然没什么感情，可如果自己死后，自己一手提拔的这些人纷纷抄家杀头，将来自己在后人眼中的评价只怕高不到哪去。
顺高宗的一生可谓真正的一帆风顺。他生下来就是顺太宗的嫡长孙，注定将来要做皇帝的。顺太宗虽然对儿子百般提防，但是对这个孙子是真的像平常人家的祖父一样疼爱。因为顺太宗非常肯定，以孙子的年纪，永远不可能威胁自己。等孙子人到中年想要夺权，那会儿自己已经快一百岁了，以自己的身体条件不可能活得到那个时候。所以他们可以只做祖孙，不掺杂权力的衡量。
顺高宗那个权力欲极重的爹又是主打一个只顾自己，对鸡娃没兴趣。因此，顺高宗从小生活在一个很宽松的环境中，和同学交情甚笃，精通各种琴棋书画和体育活动。后世的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着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的画作《出猎图》，画上还是太子的顺高宗坐在火堆旁抱着吉他弹唱，身边蹲着一条细犬，观赏着两个光着膀子的肌肉猛男摔跤。这就是顺高宗青年时期的日常。
顺高宗刚一成年父亲就开始得病，班底不用自己去拉拢，父亲都在同学队伍中安排好了，监国五年之后父亲去世，他就顺顺当当地接过了皇位，解决了被父亲打得只剩一丝血的准噶尔，顺顺当当地巩固了权力。就算是大顺皇帝，这也未免顺得过分了。
顺高宗身上颇多纨绔习气，干过不少荒唐事，不过对于这个处于顺朝鼎盛期的皇帝来说，这不算什么。只要不搞大型工程，不妄动刀兵，普通的吃喝玩乐、行围采猎、举办赛会能花几个钱。至于好色，那更是帝王的传统美德，不好色怎么生儿子，不生儿子皇位谁继承。
皇帝喜欢美食不算什么，有他的胃限制他；皇帝喜欢美酒不算什么，有他的肝限制他；皇帝喜欢美女不算什么，有他的肾限制他。像顺高宗这样喜欢收藏书画、文物、图书，在西苑盖亭台楼阁，在南苑养狮子、大象、长颈鹿，哪怕在承德避暑山庄建寺庙，在全国各地建巨型图书馆，这种普通奇观以顺朝家大业大的财力还是承担得起的。就怕皇帝想开疆拓土、扬威四方，那才是无底洞呢。
正是由于这种性格，顺高宗的权力欲虽然也重，却不至于为了权力太过操心，只要不出大问题，他就懒得用心琢磨。等到他的太子顺仁宗监国的时候，顺高宗已经年近七旬，自然也不需要担心儿子将来等不及夺权，就很正常地为儿子配置了班底。
而且顺仁宗的性格在顺朝皇帝中是最特殊的，往好了说，叫“温和”，说得不客气些，就是个大号的废物点心。
但顺仁宗肯定以任何标准算都不会被列入昏君行列。他在位期间，内阁和军师署的地位空前加强，因为顺仁宗几乎把任何问题都按照文武两途扔给这两个部门，让他们拟出方案，自己签字盖章。
前代的四个顺朝皇帝当然也都是这么做的，否则什么事都自己制订方案，非累死不可，但是他们至少都会写一些批示。而顺仁宗没有批示，直接打勾或者打叉，而且几乎只有打勾，没有打叉。
按照顺朝的官制，内阁和军师署中的成员至少也有个举人功名，肯定是聪明人，而且都必须在基层有说得过去的履历，才有可能到这个位置，所以不客气地说，他们哪个人都比顺仁宗水平高。
内阁和军师署中的每个人，背后都有自己的派系，所以他们集体讨论通过的方案肯定不可能是那种得罪天下缙绅的，一般都是比较保守稳妥的方案。涉及军务的问题，顺仁宗会再问一下京营勋贵们，只要他们不强烈反对就行。因为承平日久，京营勋贵有不少没上过战场，所以顺仁宗不让他们直接拟订方案，只保留了他们的否决权。
自古以来，皇帝是废物点心的情况太多了，可皇帝居然清楚自己是个废物点心，这就太难得了。没有强力人物主持，自然是不可能搞什么大型改革，顺仁宗时期，对于前代留下的积弊只有些小修小补，从无大规模的纠正，但至少让越过了巅峰期的顺朝踩着刹车缓缓溜坡，以正常速度缓慢腐朽，没出什么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