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仁宗也不是不恋权，但他不会像顺朝前三代皇帝那样费尽心机去消除潜在的威胁，只要明面上没有威胁就可以了。顺仁宗不仅能力有限，身体也很一般，肥胖且多病。虽然活了六十一岁，但是过了三十岁以后就扛不住任何高强度工作了，在武英殿上坐一个时辰就开始头晕目眩。
在这种情况下，当他的儿子德明帝（现在应该叫顺中宗）开始监国之后，顺仁宗也实在没心思再去限制儿子。以自己的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可能事无巨细全都管，必须和人分享权力，分给太子，尚可维持明面上的父慈子孝，让德明帝安心等他去世。等德明帝人到中年，被权力引诱得忍无可忍，顺仁宗也百病缠身，成天躺着，快寿终正寝了。如果非要另行提拔党羽限制太子，那就是逼太子起歹心了。
于是，就造就了执掌最高权力几乎一个甲子的德明帝。
顺仁宗也是有最基本的权力欲的，既然他自己掌不了大权，那就绝不允许臣子中有这样的人物。在他的刻意宽纵下，朝中异论相搅非常严重，文臣党争分成十几派都不止，许多腐朽老迈的家伙身居高位。以至于德明帝上台之后，为了做事还不得不清理掉不少人，加强一些臣子的权力。
德明帝权力欲之重不亚于太宗、世宗，可现在实在是无人可以与他相争。哪怕鸦片战争时期把弟弟李天悦放到前线当总督，他都不用担心。揽权是毫无必要的，他的权力已经强大到需要反过来不断授权给臣子，省得他们像仁宗年间那样屁事都干不成。
对于太子的培养，德明帝是按最高标准来的，毫不担心太子会威胁自己，因为太子太年轻，德明帝老来得子，不可能活到太子人到中年羽翼丰满。为此，德明帝还主动清退了一些比较强势的臣子，比如李西平亲身经历的赶走贝丰谷的事件。
可这依然改变不了一个问题：德明帝执政六十年，几乎所有人都天然属于他的派系。哪怕李西平这样的小角色，作为鸦片战争中被火线提拔起来的新秀，在各处改革试点工作，说他是“德明党”有毛病吗？
而德明帝留给太子的那些同学班底，年纪最大的也才三十岁，再怎么超擢，也难以占据所有要津。
德明帝晚年甚至特意留了一批中年官员压着不提拔，等全高帝李盛智上台后把他们提拔起来作为嫡系班底使用，可这依然不够。德明帝在武英殿坐了一个甲子，对于全国的绝大部分官吏来说，打他们记事起就知道皇帝是德明，感觉好像中国自打开天辟地以来只有这一个皇帝一样。以至于李盛智很少不愿意在武英殿办公，那里父亲的影子太重了。
“德明党”当然不可能把德明帝刨出来复活和李盛智争皇位，但他们在每一个细枝末节迟滞着皇帝对帝国的控制。既然能称为先帝旧臣，那显然是德明年间的既得利益者，自然数不希望有任何变化的。
就拿他李西平来说，他想变吗？他现在到了这个年纪，早就不盼着能有什么挽救大顺朝的改革，也只想按部就班地多建几个工厂罢了。他开工厂也要依托权力，改革了说不定就会损害他的利益。洋务派尚且如此，别的派就更不必说了。
可李盛智必须改革，这和大顺是不是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没有关系，而是他还没拿到全部的皇帝权力。一股在德明年间毫不起眼的力量成了他的阻碍。
淮北民变爆发都快一年了，六镇新军居然现在还没动，除了登州的第三镇有不到两千人支援徐州，其他新军还从未与曹军交手。
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皇上脑袋被驴踢了。第二，皇上另有所图。虽说历史上脑袋被驴踢过的皇帝也不在少数，但李盛智估计还不至于。
原因其实很简单，六镇新军的高级军官全都是德明帝一手提拔的，李盛智不能让他们得了军功，必须换上自己人。没有嫡系亲信打出来的军功，他就会很长时间无法解决朝中的牵制。虽然理论上来说，按部就班地一点点搞下去，总会完成权力交接，但是李盛智可忍不了自己做一二十年的“半皇帝”。
于是，他就借着“改革”的机会，大刀阔斧地换人。不过在李西平看来，这换人的手法实在太糙了。
第一步就让诸葛阳宁致仕回家，声势固然很惊人，其实毫无意义。诸葛阳宁当然是典型的“德明党”，可他既然是德明帝以火箭速度飞速提拔上来的，那自然就没什么自己的派系，他过去一直被德明帝当成“改革大将”来使用，人缘能好到哪去？和诸葛阳宁相善的，大多是梅文山、李西平这样的小角色，根本不在皇帝眼里。这帮“副市级”官员在老百姓看来是了不起的大老爷，在朝堂上算个六。要是淮北农民军打进京城，他们连被追赃助饷的资格都没有。
诸葛阳宁一走，相当于李盛智开局就吹了冲锋号，其他那些要被清退的“冗官”一定会想办法团结起来抗拒。皇帝的权力是无限的，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毫无理由地命令他“患病”，让他滚蛋。但这种无限的权力只在面对个人的时候起作用，你总不能对半个朝堂都这么干吧。
接替诸葛阳宁的人选很快就确定了孙磊，就是当年查湖南米案的那个“石猴”。当年他在湖南做了几年按察使，随后就被提拔成了刑政府侍郎，然而不是实职侍郎，仅仅挂个虚衔而已。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因为他是贝丰谷的远房外甥，属于贝丰谷一系，贝丰谷倒台了，皇帝却又找不到孙磊的什么错处，就把他明升暗降挂起来了。
但实际上，孙磊过去办了那么多案子，想找他的错处还不容易？能办大案的人大部分都比犯罪分子还狠还黑，怎么可能光靠一身正气。
孙磊被德明帝闲置了十余年，正是因为他年轻且有本事，德明帝当时估计自己活不了多久，就打算把这个人留给儿子，所以故意让他在自己手下不得志。只是当时德明帝没想到自己还能活这么久罢了。
不过即便是现在，孙磊也才刚五十岁，对于内阁首辅来说算得上年轻的了。理论上来说，孙磊这样的人应该先以侍郎衔分管刑政府下辖的某个部门，获得实职，再成为刑政府尚书，进入内阁，最后做内阁首辅，德明帝的本意也是以孙磊作为刑部尚书的人选。以诸葛阳宁当年升官之快，也没有从侍郎直接变首辅。可现在李盛智着急又缺人，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虚职的刑政府侍郎是二品官，内阁首辅是一品官，虽然实际上差了好几级，但皇帝就硬说这是只提了一级，别人也无话可说。
一上来就换了内阁首辅，接下来的大规模人事变动不可避免。按理说，就算李西平是“德明党”，变也变不到他区区一个六品官头上，而且他是洋务派，理论上来讲是主张变革的。但是，顺朝的洋务运动已经搞了二十年了，鸦片战争的时候，洋务派肯定是改革派，现在却不一定了，洋务派中不乏以德明时代后期为理想时代的人，只想顺着德明帝的老路盖工厂、修铁路的人，现在已经算是保守派了。
更何况既然和诸葛阳宁亲近的人不多，李西平这个名人就显得格外扎眼了。
不等诸葛阳宁离京，李西平便匆匆和这位老朋友告辞了，他不想走也不行，这一场改革下来，许多洋务派的人在东北的企业不论是皇商承办还是个人私产都有变动。他们一时走不开，很多事就要委托李西平去办了。李西平有心不管，毕竟这帮家伙里借着搞洋务中饱私囊的不在少数，可是自己头上已经牢牢贴了“洋务派”的标签，又怎能不给这些同派系的人办事呢，只要不是特别违背原则的事情，办了也就办了。李西平的底线也就是不把穷人害得家破人亡，别的就顾不得了。
一想到回辽宁之后得长期待在沈阳，和京城的洋务派不断电报联系，李西平就觉得肉疼，现在的电报价格可是一个字二十文啊！一封几十个字的电报就能花掉一两银子，顶一个普通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所以才几乎没有民用商用业务。
别人发报可以想办法走公账，可李西平的衙门在调兵山，根本没有电报，他从调兵山跑到沈阳来，和京城的朋友用电报谈私事，是不可能挂在府尹衙门的公账的，只能自己掏钱，这下可亏大了。
带着一堆麻烦咬牙切齿地坐上了火车，李西平现在只好奇一件事：到底是哪个不开眼的混蛋突然刺激了皇帝？
第十九章 穆希上校
走出剧场，威廉霍尔坐上了自家的马车，准备闭目养神一会儿，但他的儿子马丁霍尔显然意犹未尽。
“今天这出剧真是太精彩了，尤其是杰弗里从桅杆上荡下来那一幕……”
“好了，安静一点吧。”威廉无奈地说，十六岁的少年总是精力过剩。“不过是老套的王大人的故事罢了，何况王大人还没出场。”
今天的话剧，主角杰弗里是一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水手，他的对手是经典IP“王大人”麾下的十二位大干部之一，一个有一半华人血统的摩洛海盗。演员的水平不错，但剧情很老套。无非就是一番冒险之后水手变船长，打败海盗王，海盗王临走放下一句狠话，他还会回来的。威廉在开场前就基本想到整个流程了。海盗王不能死，否则没法搞续集。
威廉不耐烦地揉了揉鼻子，格拉斯哥的煤烟味真是令人讨厌，他开始今天的第十四次怀念自己在克莱德河上游乡下的庄园。他下定决心，等这些该死的数铜板的事情处理完，下周就立刻回家去。
但马丁不想让他安静：“父亲，你见过真正的中国海盗吧，他们是什么样的？”
威廉很困了，但还是耐心地简短回答了儿子的问题：“在海上的时候，没有海盗会主动招惹皇家海军，不过我的确遇到过一些中国人，他们有时也客串海盗。他们的所有衣服和装备加起来都没有海盗王的一枚戒指值钱，其中有最没廉耻的彻头彻尾的人渣，也有英雄。”
见威廉不肯再说下去，马丁急切地问道：“再多说些吧，你为什么很少提这些事呢？”威廉说：“没有荣誉的战斗有什么可说的。现在全世界都称那次战争为‘鸦片战争’。我们莽撞地激怒了一个庞大帝国，让原本专注于内部的官吏腐败和水利工程的顺王朝开始急切地学习各种先进技术。大英帝国既损失了名誉，又没获得多少实利，却被法国、美国和俄国白捡了便宜。我们不仅没有向中国出口更多工业品，反而出口了更多的棉花，而蒸汽船将世界连接起来之后，中国疯狂出口茶叶和蚕丝，吸收了更多白银。那条我们没能闯入的长江，就是一条源源不断喷吐各种物产又吸入货币的巨龙。”
“对了，我记得‘王大人’故事的原著里，好像只说这个海盗王是摩洛人，没提他的父母吧，他有中国血统是新加的设定？”威廉有点疑惑。马丁说：“没错，确实是最最近的一些新剧目中才有的。”
威廉从车上的置物匣中拿出几张格拉斯哥城内各个剧院的剧目单：“最近关于中国的剧怎么变多了，报纸上也越来越多地谈中国问题。前两天毛织工人还举行了抗议，要求限制有‘SY’标记的中国呢绒。”
马丁递过今天的报纸：“这上面也有。”
威廉扫了几眼，重重地“哼”了一声：“中国的大多数人都很贫穷，没钱消费，却有很多熟练工匠，所以他们制造的商品很廉价，这才是英国商品无法在中国打开销路，以及英国要买中国产品的根源。对中国呢绒加关税这没问题，但是，在遭到中国对等报复的时候不排除使用武力？呵呵，中国已经有了至少和克里米亚战争时的俄军差不多的新式陆军，万里迢迢跑到中国的土地上，和他们的数万新军打一次会战？只有对军事一窍不通的蠢货才会说这种疯话。”
“我看也就这个叫卡尔马克思的人说的还有些见地。大概是十年前吧，他说尽管有澳大利亚的发现，尽管人口大量地、史无前例地外流，但是，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的话，那么到一定的时候，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不列颠工业的增长，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结果57年时，危机就真的来了，美国铁路泡沫破裂，然后银行系统瘫痪。很快，美国就打起了内战。相比较而言，中国虽然也在大规模修建铁路，但是一切都在皇室的严密控制之下，尽管有严重的腐败问题，不过他们的官员本来就腐败到骨子里，所以也没什么大碍。和美国最大的区别是，中国的铁路建设刺激的是自己的冶金业和棉纺织业，不要外国投资。发展缓慢但是稳定。如果他们和美国人一样乱来，去年那种农民暴动十年前就该开始了。”
“我们英国有强大的制造业，可以向殖民地和其他国家转嫁压力。但是稍有起色之后，美国又打起了内战，让英国损失了市场。你看，自打美国内战爆发，格拉斯哥街上的无业游民也增加了。他们中有很多原本是勤劳的工人，可是没有那么多市场需求来促使企业雇佣他们。”
“全世界的未开发市场中，还有比中国更庞大的吗？直到现在，中国哪怕是工业落后了，也仍在用茶叶和生丝吸收全世界的白银。老皇帝死了，淮北又发生了暴动，于是一帮连淮北在哪都不知道的家伙又打起中国的主意了。”
“所以，你上次求我的事，没门。”
“为什么！”马丁顿时激动起来，“我已经长大了，我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威廉放下报纸：“我从来没指望你能老老实实读书，想出去闯荡也由得你。但是看世界的方法有很多种，你为什么非要选死得最快的那种？在眼下这个有白痴对中国起野心的时候，我决不能让我的儿子去军队里送死。”
威廉盯着儿子：“如果你参了军，而且被派到中国，那你一定会死。二十年前，缺少训练的中国人用火绳枪甚至火门枪和我们战斗时，我们就已经赢得非常艰难，何况现在他们的技术已经追上其他大国。中国人哪怕在马来亚都不会是大英帝国的对手，但是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他们就是无敌的，疯子才会招惹他们。”
面对父亲的强硬态度，马丁也无可奈何。威廉看着车窗外拖着疲惫身躯下班的工人：“就算我们打赢了对中国的战争，这些人也一样会住在粪坑一样的集体出租屋内，忍受着低廉的工资和高昂的食品价格，只能在土豆里加一点猪油，有的茶里甚至不放糖。要是我的茶里没有糖，我一定把管军需的人捅死。那些黑心奸商的利润增加也并不能改变这些人的生活。甚至很多退伍兵也要过这样的生活。”
“二百多年前的一个中国官员曾经说过，帝国最可怕的敌人并不是外国人，而是自己的人民。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在它的第一个皇帝死后，立刻就有几个农夫、小兵站出来推翻它。我在中国见识过穷人的暴怒，英国的穷人还没有愤怒起来，无非是他们还有土豆和猪油吃罢了。”
顿了顿，威廉说道：“放心吧，你会有别的机会的。”
威廉当然想不到，自己居然成功预见了1919年格拉斯哥的“红色克莱德赛德”，一战胜利了，英国的工人却越过越苦，最终在格拉斯哥汇聚成了风暴。为了对付大量退伍军人组成的工人纠察队，英国政府甚至打算出动十八个营的陆军和上百架飞机，但有七个营的陆军是爱尔兰人，不清楚他们的态度如何，毕竟爱尔兰的起义才被镇压不久，现在还是在革命边缘。
不过革命最终没有发生，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大量高层没有参与到工人之中，而是忙着争吵该成立什么样的党派，推举谁做领袖，怎样帮助俄国革命。当英国政府作出让步，这些人进一步闹分裂，搞派系，最终工党汇聚了最多的精英，大部分人走上了议会斗争的道路。
这件事无法以简单的对错来判断，毕竟英国并没有中国这种就算不组建农会，本来也得爆发农民起义的火药桶环境。既然有议会斗争的路可走，既然英国政府的自我革新能力还可以使大部分英国人日子过得下去，那自然革命热情高不起来。革命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还得是过日子。
威廉霍尔当然不是站在工人立场上说话，他支持的是“美丽的乡村”。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乡下的庄园，每年躺着就有几千英镑进账。威廉为人低调，不愿意担任公职，虽然也参与商业经营，但只做酿酒这种传统生意。
在霍尔家族的土地上，日常所见自然是“温情脉脉的农村生活”，因为地多人少，粮食吃不完，只能酿酒、喂猪，谁也不差这一口吃的，住房也不像城里那么挤，更不用与厕所、垃圾站为邻。那当然温情脉脉了。城市中的很多工人买不起丰富的食物，大部分食物都是简单的面包和黄油，而在城市中价格昂贵的蔬菜、麦酒，在霍尔家的庄园里都可以自产自吃，肉类也便宜，即便是最底层的小工也不缺一口羊杂碎。
所以，威廉全方位地鄙视城市生活，也就不奇怪了。在他看来，城里工人的生活还不如乡下的大牲口，暴发户们个个道德败坏。当然，鄙视完之后，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能真指望他除了批判资本家还能有什么别的动作。
不过，还是有人会做别的动作的。
“穆希，面包呢？”“没有面包啦，面包店老板再也不肯赊账了。”
伦敦汉普斯泰特，绰号“穆希上校”的埃德加尔马克思把赊回来的食物递给母亲燕妮马克思。他今年15岁，依然健康地活着。他们兄弟姐妹七人，除了最小的一个夭折，其他六个都还在世。
“把面包店的欠账还一些吧，家里不是还有20英镑吗。”埃德加尔说道。燕妮翻看着快要过期的培根：“用来交房租了，这边拖欠得更久。”在晴空万里的伦敦，租一间不潮湿的房子对于全家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刚需。如果像那些贫苦工人那样住在渗水甚至渗污水的地下室，没几年就百病缠身了。
“父亲的文章在中国真的有人看吗？”埃德加尔对这事相当疑惑。燕妮说：“大概是很少，中国买得起书报的人更关心贸易和农村问题。”
这年头，马克思的文章想在中国传播确实难度很大。第一是因为中国的环境与欧洲有着巨大差异，第二是因为马克思能得到的关于中国的资料终究来自转述。既不能指望马克思隔着万里之遥靠二手资料对中国的问题提出太精确的观点，也不能指望中国的读书人有多少去关心欧洲的事情。
不过，马克思还是写了一些和中国有关系的文章，主要是关于货币政策、国际贸易等问题。中国经济和西方的经济危机是密切关联的，要研究肯定绕不开。至于中国社会制度、传统农村、生产方式、社会变革等问题，马克思还在查资料，甚至尝试读中国的史书。正因为资料太多，他才觉得要调研的内容更多，迟迟不下笔。
这个时空的马克思，得到来自中国的资料容易了很多。毕竟恩格斯真的在中国农村实地考察过，还学会了汉语的三种口音，跟翻译学了粤语和官话，后来还学了麻城流行的江淮官话黄孝片。
中国此时能有马克思读者的地方，也只有上海了。每隔一段时间，马克思就会把这段时间自己写的文章随着英国商船送到上海，颐成中文后，其中一部分会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上海方面给马克思的稿费是固定的每月1两金子，不会按月发，而是隔一段时间就随着英国商船给马克思寄一张汇票。这种顺朝皇商大票号发行的汇票在中国那些商业繁荣的大城市可以直接当白银使用，所以在和中国贸易联系频繁的伦敦可以兑换英镑。
但实际上，这些文章发表得很少，只有涉及国际贸易的部分会有报纸愿意刊载。其他内容很少有人有兴趣看，只能以小册子的形式在洋务派的小圈子里传播。而上海报纸的稿酬每千字100文钱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再加上翻译的费用，每年给马克思付12两黄金，大约60英镑，肯定是赔的。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文章，一篇的稿费也才1英镑。
尤其是翻译的过程，得把稿件寄到沈阳去，再从沈阳寄回上海，既麻烦费时，又成本高昂。
这个工作当然是李西平贴钱在干，对于他来说，每月花一两金子，就能换来一大堆燕妮抄写的马克思著作手稿，还能做把马克思著作翻译成中文的第一人，简直太值了。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M]．李西平，译．上海：吉利斋书局上海分局，1849．”买到了这样一行字，对于李西平来说花多少钱都值了。李西平其实是有心多资助马克思一些的，但是平白无故给那么多钱太奇怪了，既然恩格斯一个月资助马克思5英镑，他也就依样画葫芦。每当中文版文集出版，李西平还会把样书和版税给马克思寄过去，哪怕文集根本卖不出去，几乎全都被李西平自己买下来然后捐出去。
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一些学者也会寄文章给中国的洋务派学者，李西平亲自翻译这些文章，然后自费集册出版，不过不太好卖。真正能仔细读的人很少，大部分人就算买回去也是放在书架上显摆自己见多识广，连欧洲学者的新书都读过，反倒是李西平免费捐给各地学校的占了大头。
洋务派很有钱，但是洋务派学者中有钱的就不多了，大部分人本来就是缙绅人家出身，才读得起书，当得起学者。如果只是普通中小地主人家，虽然自己书读得起，但是想办学授徒、著书立说，家财还是不够的。李西平作为典型的民族资本家代表，没少在出书、捐助学校的方面花钱。一来这是既有利国家又给自己挣名气的正事，二来多结交这些士大夫出身的肯定对生意有好处。
从整体规模来看，顺朝的洋务运动算得上轰轰烈烈，兴建的工厂、矿山、铁路，从事研究的学者和培养出来的基层技术人才，已经超过了很多小国，但是从比例上来说，还是太少了。学洋务的前途远不如考科举，如果不是户政府、工政府之类的相关部门的官员，以布衣之身当洋务派学者，是赚不到什么钱的，卖书、授课固然能维持生计，但是教出来的学生只能做小吏，做老师的收到的束自然也就是仅够维持生计而已。
这是没办法的，哪怕全高帝李盛智这次搞的如此轰轰烈烈的改革，也只敢调整一下学校的名额。没人敢在正式的考选士大夫的文科举中加入新学，谁碰谁死。
对于马克思来说，李西平这个笔友对他提供的最大帮助并非每月5英镑的“稿费”，而是李西平作为一个洋务派官员，认识上海的许多大人物，能轻易搜集到关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大量数据资料。李西平长期担任基层官员，直接对接那些在基层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小吏，了解中国的农庄、矿井、手工作坊，还不像传统官僚那样高高在上，有很多与农夫、矿工、小商贩、士兵甚至流氓、土匪直接接触的一手资料。再加上李西平写社会调查报告的方法基本照抄《寻乌调查》，他提供的资料，是马克思从其他渠道不可能获得的极宝贵的一线情报，而且还有和马克思本人的思维方式颇为接近的分析。
李西平这二十年来不仅在自己仕官的各地做社会调查，还把和自己相熟的同事的经历也都打听整理了出来，所以，他的资料丰富至极，从黑龙江到湄公河，从阿里山到阿尔泰山，都有所涉及。如此擅长社会调查，人脉广，基层履历丰富，还能拿英文写作的中国官员，世上仅有李西平一人，更何况他还比马克思更早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在对马克思需求的了解上直追恩格斯。
正因为李西平送来的资料太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亚细亚社会”的研究反而一拖再拖。在这个时代，谁都知道“东方学”是不包括对顺朝的研究的，顺朝有和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都不同的社会情况，而且其内部不同地区也千差万别。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顺朝了解得越多，就越难以得出结论。
李西平还提出了大量的奇特思路。在这个没人能想到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会走到何种地步的时代，李西平的论断非常惊人，然而理论体系又异常完整，任何人看了都确信这绝非妄语，一定是有缜密的逻辑在其中。
在顺朝，李西平只是个不起眼的六品官，但是在欧洲学界，李西平简直人人尽知。在中国问题上，没有比《李西平笔记》更权威的资料来源了。李西平写东西没啥逻辑，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文采也极其有限，但胜在全面，在别人写的泛泛而谈的书里，可很难找到《大柳树村村民吴老四德明三十九年收支》这种内容。
虽然多了李西平每年给的60英镑，但马克思的生活水平并未好转。一来是由于有三个孩子免于夭折，养孩子的成本多了一倍；二来是马克思虽说经济学研究得好，对于自己花钱却没什么概念，一辈子都习惯于花钱超支。来个朋友就热情大方地招待人家抽烟喝酒（以他的发型和发量倒是不需要烫头），自己穷得借钱，接济别人的时候倒大方。马克思刚和燕妮结婚的时候，燕妮的母亲给了他们一笔度蜜月的钱，有一回他们夫妇去看望几个朋友，见朋友们穷困，马克思直接打开钱箱让朋友需要多少随便拿。像他这样以吴用的速度挣钱，以宋江的速度花钱，不穷才怪。
在花了大价钱治疗妻子的天花，孩子们的肺炎、支气管炎、腹腔炎，以及他自己的胆病、肝病、风湿病、眼膜炎和痔疮之后，马克思已经连孩子的学费都很难支付了。
和恩格斯这个与家里关系不好的“伪富二代”不同，李西平是正经的富一代官僚资本家，让他资助革命有点困难，但资助几个学者养家糊口还是不成问题的。不过马克思和李西平毕竟只是笔友，李西平多年来长期赔钱出版他的文章，支付远超市场价的稿费和版税，已经很让马克思承情了，马克思也不好意思像跟铁哥们恩格斯那样直接找李西平借钱。
埃德加尔对于辍学倒不怎么在乎，在他看来，像姐姐们那样给父亲做助手能学到更多。
“丽莎表姐来信了，她有一份工作，想让你帮忙。她要从英国往印度给一些朋友送一份礼物，需要英国这边派人护送。”燕妮说道。
埃德加尔一下蹦了起来：“太好了！什么时候出发！”
第二十章 章西女王
“拉克希米！你的骑术退步了！”李繁景笑着勒住马。拉克希米摇了摇头：“在章西骑马的机会不多，马术都快荒废了。”
拉克希米在李春平那个世界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是“章西女王”，她是印度章西土邦邦君甘加达尔拉奥的遗孀。当然，顺朝肯定不承认“女王”这个叫法，只称她“章西夫人”。
拉克希米的丈夫年纪比他大很多，早已去世，他们唯一的孩子先于丈夫夭折，英国殖民当局以“无子国除”为由，强行将拉克希米的养子赶下了台，吞并了章西。
在李西平那个世界，拉克希米牺牲在了1857年的印度大起义当中，但是在这个世界，印度大起义还没有爆发。
并不是英国人不剥削印度了，而是因为一些意外，与李西平的世界不同，第十代达尔豪西伯爵詹姆斯安德鲁布朗拉姆齐这个家伙并不是1848年，而是他们的去年才到印度做总督。
在拉姆齐来之前，英国殖民当局只会剥夺像章西这种没有继承人的土邦的土地，而拉姆齐居然以“治理不善”为由吞并了奥德邦。这就意味着，以后英国人想剥夺谁的土地，就剥夺谁的土地。
拉姆齐推行了许多政策，自认为是“帮助印度人拥抱现代文明”，其中一些也不能说不对，比如废除人祭之类的，显然是善政。然而，他毫不在乎印度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把各种变革一股脑地推行下去，与顺朝的全高大帝可以说是一时瑜亮。
比如说禁止溺杀女婴，印度人为什么杀婴成风你心里没点哔数吗？要不是因为被英国殖民者剥削得穷困潦倒，根本养不起孩子，印度的父母就算再歧视女性也不愿意亲手杀自己的孩子啊。他拉姆齐爵爷现在来充好人，光下令不许杀婴，违者从重治罪，却不改善印度穷人的生活，继续压榨走他们本该用来养活孩子的劳动成果，典型的又当又立。
许多印度士兵当兵时和英国当局有协议，他们只在印度服役，不去海外打仗，拉姆齐却食言而肥，下令不愿去海外打仗的印度士兵都要开除，换听话的新兵替代他们。
拉姆齐的一些改革是关于种姓平等的，这固然没错，可大批刹帝利种姓出身的印度士兵的权利被削弱了，应尽的义务却一点没少。此外，还有英国传教士到处活动，肆意指摘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一切。
之前许多印度王公向英国人交出土地的时候，英国人答应每年给他们年金。拉姆齐到任后大幅裁减年金，连莫卧尔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的年金都被裁了，并被告知他死后他的后代不能再称皇帝，不能再居住于红堡。
就这样，印度的王公贵族，印度教僧侣和回教经师，土著军人，因为土邦撤废而失业的小吏，穷得被迫溺婴还被指责道德败坏的贫民，虔信宗教、固守传统的宗族长老和底层民众，全都被他得罪个遍。他拉姆齐大人一到，本来还算平静的英属印度顿时山雨欲来风满楼。与此同时，因为英国的剥削丝毫不减，走投无路的印度穷人的数量始终在稳定增加。
拉克希米也在这一批被削减年金的名单当中，作为土邦邦君的遗孀，她倒是不缺钱花，但是英国人这种视印度人如草芥的态度实在是让人咽不下这口气。
李繁景的丈夫汉文名叫作德利国，还是缅甸王世子的时候，就来到大顺京城读书，对于全高帝李盛智来说，是如同兄长一般的人。德利国回国继承王位之后，近来洋务运动搞得很有起色，缅甸甚至有了海军。因此，也就吸引了不少印度王公的注意。
如果印度的土邦邦君贸然和缅甸接触，难免引起英国的警觉，于是就推出了拉克希米这位理论上已经是平民百姓的女人，让她和缅甸王妃接触，故而拉克希米数年前就和李繁景相识，经常造访仰光。
但是在和李繁景接触的时间中，拉克希米几乎不谈政治。印度的事情是她在这里聊几句就能解决的吗？缅甸面对英国或许可以自保，但指望他们参与印度的事情？算了吧。
下了马之后，两人擦了擦汗，走向马球场旁看比赛的一家人。
“忠王殿下，祝贺您晋升亲王。”拉克希米行了个礼。李盛荣还了礼，向拉克希米介绍自己的家人，王妃关氏，侧妃薛氏，关氏所生的十岁的长女李安桂和六岁的长子李纪澄，薛氏所生的三岁的次子李纪莹。李盛荣还有别的侧妃，不过那些没生过孩子的对他来说就不重要了。
李繁景身为一国王妃，回京省亲需要劳师动众、长途跋涉，太不方便，于是李盛智就让她一母所生的弟弟李盛荣来看她了。
在全高二年的新年，李盛智给自己的三个哥哥全部晋封王爵。这其实不太合规矩，他们三个都没有去战场刷过军功，但皇上干的不合规矩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也不差这一件，反正宗室上战场刷功劳也不是真指望他们打仗，不刷也好，省得碍事。
李盛荣这种虚爵王爷出行的排场比德利国这种真正的一国之君小得多，甚至比李繁景这种真正的王妃小得多，所以由他来缅甸探亲确实更方便，他还带来了一些母亲包家那边的亲戚。奇怪的是，李盛荣探亲带着自己的家眷很正常，但连李纪莹这个三岁小孩都带出来就显得不正常了。
李繁景喊过自己的儿子德志端，让他带表妹表弟们去游览，李纪莹太小，薛氏带着他去休息了。李盛荣屏退左右，只剩下他和关氏、李繁景、拉克希米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