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不仅大顺更懂法国，法国也更懂大顺，法国人认为，和大顺签什么条约，除了让皇帝难堪之外，不会有别的效果。皇帝可以签订条约，也可以随时撕毁，法国对这个遥远的国度没有像对欧洲国家那么多的反制手段，如果大顺皇帝不遵守条约，法国要么选择忍耐，要么派军舰来开战。忍耐，法国颜面何存，开战，难道真能攻入京城，把大顺皇帝抓起来吗？
所以，还不如让双方君主以私人身份各自派出私人雇员达成一些经济方面的密约，能让法国获得实利，也不用卷入错综复杂的大顺政治之中。
大顺和法国签订条约，是需要让大部分大臣同意的，大臣不同意当然也能签，但那就得以牺牲皇帝的威望为代价，这对法国没什么好处。那些大臣，尤其是在内陆地区以地租为主要收入的大臣，和顺法贸易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只需要考虑天朝的面子。和这些人比起来，当然是能从关税中获取收益的皇帝更好打交道。
德明帝当了这么多年皇帝，早就修炼成精了，当然知道“兼听则明”和“议定关税”其实是一码事，不过这无所谓，现在才1841年，让他想象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什么样子也太为难他了。在他看来，只要新军练成了，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登陆灭了大顺的本事，到时候答应什么不答应什么，还不就是自己一句话的事。
区区一个雷作让当然不会和大顺皇帝达成什么协议，得等法王特使带着第一批教官、武器抵达再说。打发走了雷作让，德明帝又召见了诸葛阳宁和罗盛茂。
要说哪位皇帝在大顺历代皇帝和太子的对话中的出场率最高，那绝不是李自成，而是朱由检。
李自成以均田免粮取天下，但均田免粮可不是他发明的，明朝的官员中能想到这种封建王朝的正常政策的，不说成百上千，最起码几十个还是有的。那为什么大明朝廷折腾那么长时间，结果越折腾越完蛋呢？
道理其实很简单，崇祯四年三月，太仆寺卿郑宗周上书称，山西二十二万两银子的加派在基层的实收额度超过百万。在山西这种有大量驻军的京畿膀臂，就这基层治理能力，均田？均个茄子！
在这个世界，由于李自成没有在山海关失败，而且轻易地秒了南明朝廷，西南地区的樊一蘅、王应熊等明朝残党根本号召不起力量，张献忠当时也没有和李自成翻脸，还打着“大顺秦王”的旗号，四川各地望风而降，所以也就没有发生张献忠日益狂暴，镇压士绅叛乱时无差别滥杀，祸及一般百姓的事情。由于顺朝忙于对付清朝和朝鲜，之后又有东南的台湾之役，张献忠在西南割据了很长时间，不仅占据四川、贵州，还在云南发生土司叛乱时出兵弹压，逼降明朝黔国公沐天波。
张献忠派出自己的四个儿子镇守地方，以孙可望镇川东及贵州，李定国镇云南，刘文秀镇川西、川南，艾能奇镇川北。在这期间，秦藩做了很多改革措施，对顺朝很有借鉴意义。
就以孙可望在贵州的改革为例，他在占领贵州之初，采用的是农民军的通行做法，追赃助饷。但是如果长期采用这种做法，是没法建立稳定的政权的。
李自成在讨伐吴三桂之前下令停止了追赃助饷，孙可望也差不多，无论是对官绅乃至土司的追赃助饷，还是对平民的强制粮食征购，都很快停止了。改为以没收的明朝卫所土地为基础设立营庄，更进一步将地主的土地也纳入其中，设置管庄直接管理农民，把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切断了。土地的收入官府收五成，从中给地主分一成，剩下五成是佃农的，自耕农的土地则按四公六民交税。这税率比大明朝高了一百二十倍，结果佃农和自耕农的实际收入反而提高了，官府的收入也提高了。那么到底谁受害了呢？当然是地主、胥吏、包税人和捞取灰色收入的官员这些赚差价的中间商了。
对于一个封建王朝来说，这简直是最完美的理想状态。那么，这么好的办法为什么后来没有向全国推广，甚至没有在四川推广呢？
孙可望的政策在贵州能成功，是有其特殊原因的。贵州是土司势力极大的地方，甚至还有大片的“生苗地”，连土司都没有。明朝是以卫所逐步控制贵州的。在这里，民籍地主的实力很弱小，后来更是经过了奢安之乱的沉重打击。
贵州缙绅的代表人物，就是当年曾经招安张献忠的熊文灿，被崇祯杀了背锅。南明时期，贵阳人马士英把持朝政，提拔了一批自己的同乡，如杨文骢、何腾蛟、越其杰、田仰等。南明一灭，这些人基本上都流放琼州。在孙可望面前，贵州的缙绅是一副“弱小可怜又无助”的状态。
而相对于弱小的缙绅力量而言，孙可望的力量是空前强大的，手头有大量的西营老兵，又收编川东、黔北一带的流民，直接掌握大量人口。他甚至可以在一个县安插一千军队及其家属屯垦，再安置一批流民，任何地方势力均无法与之相抗，行政管理人员也非常充足，可以直接管辖农民，不用中间商赚差价。
即便有这么大的优势，真正实行了营庄制的也只有贵阳、遵义一带而已，云南、川南也效仿了这一制度，但终究没有在整个秦藩推广，更没有被顺朝学习、向全国推广。究其原因，贵州、云南这些地方缙绅力量的薄弱和农民军的强大终究只是个别现象，别的地方缙绅力量强大得多，人口也更多，没有这么多荒地、卫所土地、沐王府庄田。
在很多地方，一个十万人口的大县，顺朝也只能派一个县令、一个掌旅带几百兵去接收，兵还多为新兵。连着佃交粮都搞不了，何况营庄，光是清理缙绅非法霸占官田、民田的问题，就已经乱象丛生了。
即便如此，顺朝的县级基层管理团队也比崇祯皇帝的队伍好得多。一个新建立的政权，也不用搞什么翻天覆地的改革，只要正常发挥，必然比一个运转了两百多年的旧政权要高效，何况顺军还基本上不用给任何地方豪强面子。所以，朱由检不能清丈田亩、均平赋税，但是李自成可以。
现在，大顺立国也快二百年了，清理贪官清理了几轮，越清越多，整顿吏治整顿了几次，越整越烂。
现在，大顺朝的内忧外患都远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类比前明，也就是嘉靖年间的水平。然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嘉靖的孙子可就是万历了，万历朝的改革一旦失败，那就直奔着亡国去了。
德明帝已经六十岁了，而太子才两岁，他是不敢奢望自己能活到太子成年那一天的，甚至不能确定太子明年会不会夭折，更不敢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儿子将来能搞一场远迈张居正的改革上。很多事情，他现在就得做。
大顺朝现在还远没到在体制内进行改革改不动的程度，但德明帝认为那种小修小补无非是隔靴搔痒，与其在那上面耗费精力和财力，还不如直接搞新东西。
最彻底的办法，当然是重上商洛山，二次造反，把达官贵人捞出来挨个放血，再来一次均田免粮，但这事就算李自成复活也干不出来。何况现在中原还没有流民遍野，大顺官军也吃得上饭，在此时搞农民起义，必然被镇压。
当皇帝最重要的无非是三样：钱、粮、人。钱和粮自不必说，这个“人”，一般不是指普通的农民和士兵，而是指能和皇帝结为利益同盟，替皇帝管理的人。
那么应该用什么人呢？用地主，结果就是明末那样；用勋贵，世袭贵族烂得比谁都快：用武将，最后难免出几个左良玉这样的人；用家奴，那还不如皇帝亲自带兵去抢劫。
德明帝认为，这四种人都得用，但都要有节制地用。
能作为未来皇权助力的人，必须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要有知识，而且能学习实用技能。那种你问他百姓没饭吃怎么办，他回答教育百姓如何挨饿的，只能把大顺朝搞死。
第二，要对皇权有足够的依赖。所以缙绅、胥吏是靠不住的，很多地方的缙绅家族、胥吏家族，居然从唐朝一直发达到顺朝，皇帝从李变朱又从朱变李，他们还是铁打的老爷，都和土司差不多了，这种人能指望他们对皇帝有什么真忠心。
第三，要能够被皇权约束。当到了王朝末期，天下即将倾覆的时候，理智的皇帝应该选择联合农民起义者，利用他们的反抗性来抗击侵略，先保命要紧。当然，也没有几个理智的皇帝。而在王朝中期，还有改革的指望的时候，越是像德明帝这样头脑清楚的，就越是要镇压农民起义，农民造反一为求活，二为富贵，不是为了给皇帝当狗。如果连想给皇帝当狗的人都被逼造反了，那么这朝廷也没救了。
目前大顺的情况仍一片大好，不仅允许人当狗，而且还能赏骨头。
所以，现在德明帝的计划就是：广开山门收狗。
重上商洛山是不行的，但重返襄阳还是可以的，这里的军学学生，正是接下来改革最好的人力资源。这些人既然在军学读书，知识和学习能力自然是没问题的，就算军学现在已经弊病丛生，选拔出来的人终究不至于是傻子，中人之姿还是有的。想当年延安、榆林两地的一群逃兵、驿卒就足以干翻大明朝，以现在德明帝对改革的预期，襄京、南阳两地军学的学生就已经足够了。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小地主和富裕自耕农子弟出身，没有皇权提供的稳定环境，他们没本事和那些“X半城”的豪绅平起平坐，这样的人一贯是封建王朝最稳定的盟友，只要能调动他们的力量，王朝就亡不了。此外，还有一少部分是家境普通之人的子弟，因成绩优异在军学读书。
军学里也不是没有高官豪绅子弟。德明帝对此并不在乎，在用人上考虑出身问题是有道理的，但只会看出身的蠢材死得更快，他只管制定更适合某个出身的选拔标准，至于有没有别的出身的人也被选进来，那是无所谓的事。任何人在做事的时候想的首先都是自己的利益、自家的利益，虽然这些利益经常会不自觉地向其出身的人群的利益靠拢，但这两者毕竟不是一码事。
德明帝并不会去挨个接见学生，“礼贤下士”是皇帝施恩的手段，用多了就不值钱了。见见诸葛阳宁就可以了，至于普通学生，他并不需要拿这种手段去团结，放出皇上要考试选官的风声去，他们自然就来了。
诸葛阳宁和罗盛茂汇报了一下这段时间考选学生的情况，二百个学生已经考选完毕了，只是他们不清楚，这次考试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朝廷的武举、文举、恩官都有定例，虽然皇帝要是不讲道理也没人能管，但是不到万不得已，最好还是别不讲道理，一口气选拔二百人，总得有个理由。
德明帝说：“子丰，你在宁波一战中有功，依恩官例，授你七品部总之职，你可愿意？”
顺朝的武官制度经过了多次调整，最终结果如下。和李西平那个世界的清朝或者现代军制肯定是不能一一对应的，但可以有个大致的参照。
权将军为一品，相当于清朝的提督，总管一省军务；
制将军为二品，相当于清朝的总兵或者副将，可以理解为师长；
果毅将军为三品，相当于清朝的参将或者游击，可以理解为团长；
威武将军为四品，相当于清朝的都司，可以理解为营长；
都尉为五品，相当于清朝的守备，可以理解为副营长；
掌旅为六品，相当于清朝的千总，可以理解为连长；
部总为七品，相当于清朝的把总，可以理解为副连长；
哨总为八品，相当于清朝的外委千总，可以理解为排长；
队长为九品，相当于清朝的外委把总，可以理解为副排长；
什长为未入流，可以理解为班长。
顺朝的这套武官制度把武人的地位提得很高，连什长这种高级一点的大头兵都成官了。同时也让养军的开销大大增加了，这也是为什么顺朝的财政收入远超李西平那个世界的清朝，做的事情却并没有多太多的原因之一。
罗盛茂急忙谢恩，虽然和他爹的世袭公爵之位相比，一个七品芝麻官实在不算什么，但是军功得官历来是出人头地的捷径，恩官有定例，最高只能授七品，但既然已经简在帝心，将来自然能平步青云。诸葛阳宁考了个探花，现在也就是个七品官，他罗盛茂去战场转了一圈，给自己胳膊上划个小口，就当上七品官了，已经是血赚。
德明帝说：“我给你准备了五个哨总、十个队长、二十个什长，都是在广州、泉州、宁波抗英有功之人，把按武职考选出来的这一百人交给你，你就先把他们当士兵来训练，朕身为皇帝，招兵之权是有的。”至于再往后这些“士兵”是否能够晋升，那就是军队内部的事了，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提拔。
“至于淮明，黄州府麻城县现缺一县令，你能胜任否？”“淮明”是诸葛阳宁的字。
诸葛阳宁也急忙谢恩，虽然其实没什么恩可谢。他现在已经是七品了，调任县令还是七品。当一县之长，要处理的事物可比在这里教书多得多了，虽然理论上来说灰色收入也会变多，但显然很皇帝不是派他去捞灰色收入的。更何况，他要去的县还是麻城县。
麻城县在这个年代，就已经是历史悠久的“革命老区”。元朝末年，这里是红巾军的发源地之一，大名鼎鼎的邹普胜就是麻城人。明朝末年，麻城县又成为了奴仆起义的中心，当地奴仆起义军将在南直隶吃了败仗的张献忠迎入湖广，在奴仆起义军的带领下，张献忠攻克武昌，横扫湖南、江西。
顺朝统一天下之后，一些奴仆起义领袖也加入了大顺开国功臣的行列，但这并不代表麻城就此太平了。顺朝建立后，麻城虽然没有再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是抗粮乃至殴杀税吏之类的事件，在这二百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六次，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就发生在去年，典史和十几个胥吏被暴动的农民打死，有一户曾任礼政府侍郎的缙绅被灭门，鹅笼镇的房屋被烧毁数百间，连军队都出动了，前后死了上百人，有数百人被流放，上一任麻城县令就是因此被罢官了。
麻城位于大别山南麓，扼守交通要道，但这样重要的位置并没有带来发达的商贸，而是带来了过境的达官贵人和军队的无穷滋扰。本地多山，人多地少，又有水路连接长江，很容易受到外来经济因素的冲击，民众穷困，匪患严重，缙绅和农民的矛盾非常尖锐。当麻城的县令，历来被认为是一个苦差事。
“这一百个按文职考选的学生，都交给你，到麻城充任胥吏，先给你两个月，不要求做出什么政绩，只要你交上一封奏疏，讲一讲麻城县的事情，你觉得什么事情是一个县令有必要知道的，便写进去。用这两个月，一边写这封奏疏，一边让这一百学生成为合格的胥吏。”
诸葛阳宁知道，这是皇上在考较自己的本事，如果这事办砸了，这辈子也就是个七品官的命了，但如果办好了，将来前途不可限量。不到三十岁就考中探花的人，怎么可能没有野心，自然是欣然领命。
朱靖城今天放了一天假，回家收拾行囊，准备去麻城上任，他被委任为麻城工房的一个书办。
军学的学生如果考不上武举，又没有什么产业可以经营，第二选择就是去当个书办，又不用上阵打仗，朱靖城的父母对此还是挺满意的。不过现在，他们还有别的事要忙。
“太好了，赶快把你那间房收拾出来，有个安徽来的客人要租房子，正好把你那间房租给他。”朱靖城的母亲喜滋滋地把朱靖城不带去麻城的东西都堆到了仓库里。
随着皇帝的到来，因为各种原因涌入襄京的人也越来越多，租房变成了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
朱靖城无奈地说：“那我回来的时候住哪？”母亲说：“好好上你的班，总回来干什么。”
好吧，果然是亲妈。
第二十二章 风行草偃
“船到襄京了，各位客官，准备下船吧。”船老大的破锣嗓子响了起来。一名乘客探头看了看：“你把船停在江心，让我们怎么下去啊？”
船老大说：“船家不打过河钱，各位把船钱付了，自然就靠岸了。来来来，每人足银三两。”
乘客们顿时喧哗起来。“上船时说好五钱银子，怎么改三两了？”“你当你这是秦淮名妓的花船啊！”
船老大也不理会他们，走到第一个乘客面前，伸出手来：“三两！”那乘客怒道：“这他妈也太黑了……”三个船夫上前来，一个抢过他的包袱，两个将他抬了起来，扑通一声扔进了汉江。乘客在江中拼命扑腾，大呼救命。
“操，欺负谁没看过《水浒传》啊！这人和你们是一伙的，等我们交了银子，他找僻静地方游上岸了。”有乘客喊道。船老大不慌不忙，从怀里掏出一支燧发手枪来，“砰”的一枪，那个被扔进江里的乘客顿时沉了下去，江面上漂起大片血污。
这下子全船都安静了，船老大挨个要钱，没一个敢不给的。有几个人实在是没有三两银子，船夫搜检了一番，也就算了，身上的银子都拿走，铜钱则还给他们。
钱收齐了，船老大下令拢船靠岸。忽然，一个年轻书生问道：“船家，如今这襄京是天子脚下，何况官军的驻地就在西边，从这里都能望见，你难道不怕？”
船老大笑道：“皇帝若是来坐船，我当然是怕的。至于官军，哈哈哈哈哈……”
书生也没多问，和其他人一起下船了。过了一会儿，那个被“一枪崩了”的“乘客”果然游回船上了，身上还沾着鸡血。
有一个船夫问道：“队长，这一船人都在咱们手心里了，怎么就抢这么一点？”
船老大拍了他脑袋一下：“你个蠢才，要是都抢干净了，一个个呼天喊地、投河跳江的，我们不麻烦吗？要是汉江上的船客动不动就被抢得分文不剩，谁还敢坐小船？都去坐那些有大门槛背景、有镖师保护的大船去了，我们还有生意吗？万一里面哪个人有些门路，是哪个大户的管家、哪个老爷的师爷，那更是招惹麻烦了。现在咱们这么干，也就是卖高价船票，让老六表演个小节目和大家开玩笑，就算出了事，也闹不大。再说了，你一个月军饷才多少？不可太贪心，我们又不是那没吃没喝的人，没必要急吼吼顾头不顾腚地弄钱，那样早晚会出事。尤其不可闹出人命来，死了人，说不定就有人追查，章大缸的脑袋在城门上挂了三天，你们都忘了？那穷酸说的也有三分道理，最近皇上来了襄京，行事还是小心些好。小命要是没了，弄再多钱，也让你老婆拿去给野汉子了。”
这伙“黑船户”，其实就是本地汉江巡防标的水师官兵，船老大名叫周大福，是个队长。每隔一段时间，他就约上这几个亲近的兄弟，驾船到下游去载客，载到襄京附近就要高价。他做这个“生意”已经几年了，因为做事小心，始终没有露馅。
倒不是周大福“盗亦有道”，而是大顺还没烂透，尤其是襄京这样的龙兴重地，真要是肆无忌惮地胡闹，还是有人追查的。官兵的收入也比较稳定，至少能养家糊口，所以也的确犯不上为了银子把脑袋搭上。
虽说和前明砍老百姓首级冒功的匪军比起来还是强不少，但是这军纪也够差劲的了。周大福给大伙分好了银子：“这个月就歇了吧，先看看风头，下个月我再联系大家。明年我儿子就考军学了，我也得多花点时间管他的窗课。这小子的功课……！我还是攒点银子吧。”
刚才问周大福话的那个书生上了岸之后，捂着包袱谢绝了一大批各种揽客的人。俗话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这个书生刚才已经见识过船家有多黑了，不想再试试车夫和店家的本领。在一个茶摊买了碗茶，问明了路径，向襄京城里走去。
此时在朱靖城家里，他家的新租客正在借酒浇愁。
此人名叫纪博闻，三十来岁年纪，本是安庆的一个文秀才。妻子早亡，一个人带着幼子过活。不久前家遭回禄，好在家徒四壁，除了房子没了，倒是没有别的损失。纪博闻琢磨，就县学给的那点膏火银子，也就够他们爷俩一天两顿苞米面不饿死罢了。就算自己在学堂教书补贴家用，得多长时间才能攒下重新盖房的钱？
理论上来说，童生每月有一两银子的廪膳银，秀才有二两，但理论要是都能执行，大顺朝早就扫平全世界了。安庆按理说不是穷地方，但是不知为什么，就总是“财政不足”，纪博闻从来没有足数领到过银子。
本来凑合盖个能住的房子也不算很贵，实在没钱，街坊邻居帮忙都能给你搭一个。但偏偏纪博闻被烧掉的那几间房子是他家的祖宅，一个颇为齐整的小院，让他在这个“遗址”上搭个茅草屋住着，他实在磨不开这个面子。
纪博闻想起自己有个学长在襄京做官，或许可以来谋个差使，于是便把儿子寄放在岳父岳母家，自己到襄京来谋职了。
到了襄京码头，正好碰上这位学长的管家往船上抬棺材，学长已经得感冒死了。
管家说，要不纪先生和我们一起回去？纪博闻十分尴尬，实在不甘心白来一趟，又听说皇帝到了襄京，心想怎么也得试试，于是便留在襄京求职。
工作要是那么好找，他至于在安庆家都找不到工作吗？纪博闻到城里的安徽会馆投帖，会馆的人待他倒是很客气，但是也告诉他，最近襄京没什么位置有缺，招胥吏的倒是很多，像他这样的读书人如果愿意转行做胥吏，很受欢迎。至于说当师爷幕僚，做官的聘用幕僚，要么聘用自己的同乡，要么聘用本地人，要么聘任朋友转托介绍的，没有平白无故聘用一个外乡人的道理。襄京城里倒也还有几个安徽籍的官，可要么是淮北人，要么是徽州人，而且身边也都不缺师爷。
虽然经过二百年的移风易俗，现在已经没人把胥吏当“贱役”了，但是对于传统读书人来说，胥吏依然在鄙视链的低端，都是武举不成的人才去做胥吏。正常的学文举的读书人，哪怕考中了童生，都不会去做胥吏。
顺朝的规矩依然是考中了举人才可以直接授官，不过具体考试过程做了修改。没有通过县试的读书人不再称为“童生”，也没再起专门的名字，就是普通老百姓。通过县试的称童生，就可以领膏火银了，通过府试的称秀才，有在官办学校教书的资格，时间长了，也有可能被提拔为训导，就成了官了。院试取消了，乡试改称省试，会试、殿试不变。
一般来说，只要考中了童生，基本的生存问题就解决了，正常的读书人走到这一步之后，都会尽量努力去考取更高的功名。中途转行去做胥吏的，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但是做胥吏收入更高，尤其是最近几十年，选这条路的人越来越多。
因此，秀才如果不教书，就只有当幕僚这条出路被视为正途了，然而大顺朝已经挤压了太多的秀才，如果不懂钱粮刑名之术，单靠文章写得好，想找个当幕僚的工作也难得很。
纪博闻没处做师爷，又不肯当胥吏，也只有窝在出租屋里喝酒，感慨命途多舛了。
朱靖城的父亲朱简炳在外面喊道：“纪先生，你侄子来找你了？”纪博闻一愣，他只有一个哥哥，哥哥的儿子才十二岁，怎么可能到襄京来，难道是哪个族侄？
进门的正是那个和船老大对话的年轻书生，纪博闻愣了半晌，这才一拍大腿，哭道：“啊呀！晓兰！你如何来了！”
要是李西平在这里，非乐出声来不可，不过在这个世界，德明帝的爷爷并没有一个叫纪晓岚的弄臣，所以这个名字也就没有梗了。
纪晓兰并不是纪博闻的侄子，而是他的侄女，纪博闻的兄长在宁波做官，一家四口都住在宁波，今天侄女突然女扮男装，孤身一人找到了襄京来，不问可知是出了大事了。
果然，纪晓兰摘下头顶方巾，露出了白色的孝带：“宁波霍乱流行，父母和弟弟均已亡故，侄女将他们的骨灰送回祖坟，得知叔父来了襄京，便找来此间了。”
火葬在明代其实很流行，原因很简单：省钱。穷老百姓的尸首不被野狗吃了就不错了，还管什么火葬土葬。大部分人是用不起墓地的，还不如火化之后将骨灰撒入江河，落个干净。因此虽然明朝从朱元璋时代开始就认为火葬是胡俗陋习，厉行禁止，但禁到明朝灭亡也没禁得了。
顺朝建立之后，认为这种根本执行不下去的禁令就是损害朝廷的威信，也认为管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是吃饱了撑的。如果强制土葬，就会有大量的尸体被浅埋在乱坟岗。虽然顺朝的统治者不知道什么是细菌，但是从明末修罗地狱中生存下来的人，对于腐烂的尸体容易传播瘟疫这个问题还是有经验性的认识的。因此顺朝的规矩是老百姓爱怎么出殡都随便，官府不加过问，也不设置义冢之类的机构，对无主尸一律火化。如果遇到瘟疫，那就是一概强制火化。
再加上后来为了和天主教唱对台戏，顺朝对佛教有所扶持，天主教提倡土葬，佛教则提倡火葬。经过二百年的移风易俗，火葬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此次宁波府闹瘟疫，由当地僧纲司出面将瘟疫期间死亡者遗体全部火化，骨灰交还家属，没有遇到多大的阻力。
纪博闻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孤身一人，是怎么找到这里的？”纪晓兰说：“走大路，住驿站，坐大船，倒也没遇上什么危险，只是将父亲遗下的钱财花得罄尽了。”
前面提过，大顺朝的驿站建设天下第一。长江上的船行也都是有官面背景的大商号在经营，只要秉持“走大路，住驿站，坐大船”的原则，安全性倒还不用担心，但缺点就是贵，死贵死贵的，“服务人员”还经常索要高价乃至偷鸡摸狗。
纪博闻他们家自从祖父经商失败，就很贫穷了，他们兄弟能读书进学，靠的是一个堂叔资助，纪博闻的兄长一直没做什么大官，也没攒下什么钱。纪晓兰又不会管钱，在给家人办丧事、变卖宁波的财产、遣散佣工的过程中各种被坑，再加上这一路上各种必要不必要的开销，再碰上几个骗子，走到扬武州的时候，身上已经只剩不到五两银子了，否则也不会贪便宜坐周大福的船，结果又被讹了三两。
说起这段时间的种种事情，叔侄俩又哭了一场。纪博闻叹了口气：“如今你叔父我身上的银钱还没有你的多。”纪博闻这些日子已经把钱花得差不多了，要是再找不到工作，那就只能去安徽会馆吃救济。会馆的人倒是一定会给他饭吃，给他住的地方，哪怕心里瞧不起也得对他客气，但是会馆的同乡们一定会送他几两银子做路费，劝他回乡，不答应是不识好歹，答应了又不甘心，纪博闻可受不了这个。
眼下纠结此事也是无用，得先安排侄女住下。纪博闻这里就这么一间小房，没法住两口人，他咬了咬牙，决定让侄女住这儿，自己住到安徽会馆去。
纪博闻带着纪晓兰见了一下朱靖城的母亲茅氏，嘱咐了一番，便收拾自己的东西去会馆了。纪晓兰和茅氏自然不知道纪博闻为了做这个决定下了多大的决心，纪博闻走在街上，一步慢似一步，可是这襄京城也没多大，他终究是走到了安徽会馆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