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固然会带来新的就业岗位，然而也会淘汰许多旧的就业岗位。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朝廷一声令下之后从一个皓首穷经研究考题的人变成工程师，很多人会在转型过程中被抛下，即便比例再低，乘以顺朝庞大的人口基数，也是个恐怖的大问题。
作为银川驿卒李自成的后代，李盛智当然知道裁员裁不好是要出大事的，可他现在时间紧迫。财政虽然依然宽裕，但是每一笔款子都被各级官府衙门的大量开支拖住了。而李盛智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建学校、建工厂、增编六镇新军、扩建海军等工作，不裁撤冗员的话经费根本不够。
至于李盛智为何如此之急，这个暂且按下不表。
给皇帝当近卫骑兵本来是好事，但当得知近卫骑兵真的要按照正规骑兵部队的标准进行严格训练，当年商洛山老兄弟的后人们一个个都不愿意来了。好在李盛智只要求每家来一个人，并不是要求非得派嫡长，所以继承爵位的那些人只有少数加入，来的大部分都是家族旁支。
佘崇亮是陕西府谷人，祖先是著名的“商洛山十八骑”之一，但并不是将领，只是刘宗敏的马夫而已，才干也比较平庸，在顺军人数翻了一千倍，扩军成百万大军的时候，也依然只是个马夫队长。顺朝开国后，商洛山老兄弟人人有爵，他们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得了个最低等的恩骑尉爵位。
其实他们家本来姓折，再加上这个籍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家应该和北宋的折家将沾点亲。然而，折家将的最后一代折可求最终降金了，名声也就变得和明朝的祖家将差不多。而且明末农民军中，有一个飞天龙折增修，不仅投降了孙传庭，而且还为孙传庭袭击闯军老营家眷，制造唐县大屠杀，所以闯军中的府谷折氏族人很多不太愿意顶着这个姓。正好评书、戏曲中经常把杨家将中杨老令公的夫人折太君讹为佘太君，他们就顺势也取谐音，说自己姓佘，是佘太君家的亲戚，和折可求、折增修这些人没关系。
即便是恩骑尉，也是月俸五十两的六品爵位，袭爵的嫡支安逸惯了，不肯来军营吃苦，把这个机会让给了佘崇亮这个旁支子弟。佘崇亮还有一个巨大优势，他在京师军学是比李盛智小一年的学弟，再加上能力出众，就被李盛智任命为了团长。
李盛智问道：“李盛渡什么反应？”佘崇亮答道：“没有反应，闭门不出。”李盛智冷笑一声：“这老家伙，最奸滑不过。他知道我现在无凭无据，不会动他的，所以不变应万变是最稳妥的，此时做得越多错得越多。”
佘崇亮说：“国子监那边是不是还得要稍微压一压，之前他们就有所不满，这个时候，恐怕有人挑唆。”
李盛智说：“不怕，给他们加了历史和数学的课程，裁汰冗官让他们的仕官出路少了，还清理了一批多年不能毕业的监生，国子监的人有些怨气是应该的。在国子监里混吃等死的那些人，有怨气没本事，不足为惧。有本事的年轻士子，将来或有希望考进士，或有希望考评优异直接授官，前途甚好。这种尚未做官且确信将来自己能做官的人，能掀起什么风浪来。把怨气发泄出来，也就没事了。”
“告诉京师守备营，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用管。监生们又不是来皇宫找我请愿，是去文庙找文宣王请愿，那请愿之后难道还会等夫子他老人家直接回复吗？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们自然就回国子监了。”李盛智又把一大杯啤酒灌下了肚，“再通知上海那边，可以动手了。”
佘崇亮小心翼翼地说：“陛下，臣只是个骑兵团长，总由我传达中旨，是否有些名不正言不顺。”李盛智摆了摆手：“无妨，上海那边皆是我私人，裕侯算自家长辈。又不是让你给朝臣传旨，不用这么战战兢兢。”
上海这边，水师总督穆昌义身边环绕着不少军官，都在紧张地等他示下。
“上海水师学堂还没开课，招上来的学生先被沙汰了一半，这也太狠了吧。”一个军官说道，“制台，您得拿个主意啊。”
穆昌义说：“我能有什么主意，你们做事太糙了。学堂给水师子弟留了那么多名额，你们还把对外招生的名额快给占没了。”
那军官说：“这不是因为水师扩建，这一拨入学之后毕业出来定然是军官，大家这才急了些。可惯例向来如此啊，谁能想到偏偏这次就出事了。”
穆昌义也懒得和这些不可雕之朽木多费口舌：“皇帝是看不见你们这些小蚂蚁的，事情处置了也就过去了，只管做好你们的事便是。此番我带着天津水师大举南下，难道就是为了吓唬松江府区区几个投机倒把贩棉花的土财主？”
要说上海的资本家能和朝廷斗什么法，那真是加戏太多了。上海棉花期货这点事，对于穆昌义这种高级权贵来说实在不算啥。他是世兵出身，勋贵的女婿，在军学中成绩优异，如今既是总督又有权将军衔，双料一品。对于这种级别的人来说，只要你还是个商人，那你就算个屁。哪怕是袁信昌这种大缙绅又怎么样？区区五代进士而已。各个勋贵家族在顺朝的地位相当于“半皇族”，大顺不倒他们就不倒，袁家从皇商挤进士绅行列，也不过就是个家奴罢了。
哪怕洋务运动大张旗鼓搞了二十多年，大顺王朝的基石也依然是地主和农民，这么一点工业化完全不足以扭转这种态势。官场是如此，军队也是如此。而这些分散的小地主、自耕农没有能力直接组织起来，必须得有皇权作为代言。顺朝的军队是和皇权高度绑定的，有钱无权的人不过是待宰的大肥猪罢了。
上海的棉业就算折腾出花来，穆昌义这里大炮一轰，陆战队上岸放手杀人就是。上海金融崩溃又能怎么样，把城市拆平了，土地分给农民种庄稼呗，大顺朝亡不了。“大不了倒退回去”其实是此时顺朝很多人的共识，只要不是傻子就能认识到轮船、火车、枪炮不能放弃，但对于资本主义，这个年代的资本主义实在是看不出一丝一毫的进步性，每一个毛孔都带着血，还不如农村的宗族呢，好歹宗族这么多年来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秩序，吃人也是有序地吃。
正因为这种不在乎乃至蔑视，所以穆昌义此番南行也根本不是为了什么棉花期货。上海就是一棵摇钱树而已，皇帝只想踹两脚爆点金币，别的根本懒得管。
穆昌义说道：“上海建水师学堂，是涉及日后海军军官人选的大事，政治之要，莫过于用人。在这种事情上做手脚，岂是捞几个钱可比的。科举、学校，国家用人大事，官由所出。若是在这种事上出了岔子，那是要动摇国本的。水师学堂的事情尚算不重的，你们回去把屁股都擦干净，事情还过得去。”
连水师学堂的事情都算小事，真正犯大事的人急成什么样子，也就可想而知。
江苏提学使樊会屏府上，今晚约请的三个客人陆续到齐了。一个是挂参政衔，实际上是驿递衙门在江苏负责人的曾三省，另一个是江宁守备营权将军兼江苏权将军沙炎臣。还有一个是从上海赶来的佟大元，官居户政府从事，实际上负责的是上海的外贸工作。
这四位的官都不算很大（当然，要看和谁比）。江宁守备营权将军固然是一品大员，但顺朝武官品级虚高，实际职权并不是很高，尤其是江宁总督罗盛茂上任之后，江宁守备营几乎成了他的亲军，若不是还管着江苏的卫戍部队，沙炎臣这个权将军快成光杆司令了。曾三省这个参政是三品，樊会屏这个提学使是四品，职权约等于明朝的提学御史或者清朝的学政，佟大元这个从事更是只有六品，都和李西平平级了。
对于穆昌义来说，这四位当然是小官而已，不过在江苏尤其是江南这个地界，这几位也是跺一跺脚城墙都颤的人物。
“这么说，是真不给我们留活路了？”谁也想不到，四人中真正的主心骨却是官职最小的佟大元，其他三人都心急如焚地等着他的消息。佟大元慢条斯理地说：“活路自然是有的，只不过走不通罢了。”
“此番全高新政，洋务产业要变革，卫军要变革，学堂要变革，既然要变革，自然会变人事，变权力。你们三位呢，既是倒霉，也是咎由自取，这回首当其冲。一时半会儿的话，锁链拿问倒是不至于，但是等上面缓出手来，寻你们的不是也是铁定的。”佟大元说得好像事不关己一样，让沙炎臣有些气恼：“我们的事情再大，难道大得过你？”佟大元微微一笑：“你们这么大的事，已经死路一条，我的事就算比你们大，难道还能死三次吗。”
既然搞改革，那总会有人利益受损，沙、曾、樊、佟四人就都是在全高帝的这次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人，但离谱的是，这四位按照大顺朝的标准还真的都是清官，根本没干过那些损公肥私的事情，按照同僚的观念来看，他们都是善人。
注意，是按同僚的观念，不是按老百姓或者皇帝的观念。
沙炎臣主要办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裁汰冗兵，他把自己麾下各卫戍部队中的老弱病残通通留下了，裁掉的全是精壮汉子。这件事他从德明帝在位末期就开始做了，理由是那些二十多岁的青年壮汉裁撤之后很容易重新安置，老弱病残裁了就没有饭碗了。而这些老弱病残也都是自己人，大家沾亲带故的，能看着他们失业吗？总不能像对待老百姓一样打包装船送美洲吧。
于是，他就拿着从老百姓手上搜刮来的国家财政卖了自己的人情，很好地维持了江苏卫戍部队的“稳定”，赢得了上下交口称赞。
然后曹威远崛起了，各处卫戍军被曹军一捅就破，事情渐渐兜不住了。这次全高新政推行，对冗兵的清查裁撤力度更大，之前虚构各种不存在的部门以安置冗余军官的事情也抖出来了。
沙炎臣还真不是贪官，自己没什么奢侈享受，有点灰色收入也都是在这个时代的合理范围内的。所有多争取的经费，除了打点所需，绝大部分全都用来改善全省驻军的福利待遇了，此外还包括捐助慈善事业和学校、在军人家属区附近修桥补路、修武成王庙等等，各种杂七杂八的开支，都是这么向朝廷骗来的。
但对于皇帝来说，这事就不那么好容忍了。你特么做好事拿自己的钱去做啊！虽然知道好些个开支走正规程序报上来自己也肯定不会批，比如给姜子牙修庙，在太平时节是正常的文化建设项目，现在又打仗又改革，处处用钱，朝廷肯定不会批，只能让下面的人自己筹集捐款，能修就修，不能修就算了，但是，朝廷不会批也不是你骗经费的理由啊！
更何况，在对抗曹军的过程中，江苏卫戍部队的表现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在睢宁县，几十个曹营的驴骡骑兵出现在县城外，于是全县官员和驻军总共几百人集体弃城而走。黄河北岸的邳州则更加离谱，几个本地的地痞无赖大摇大摆走进州衙，宣布他们已经当了曹军，让州牧把衙门让给他们。如果胆敢不让，有种的话就把他们砍了，等曹军大队人马来了，想想后果。结果，州牧和驻守邳州的都尉就这样一起逃了。
顺便一提，这几位赤手空拳占了县衙的泼皮因为打着曹营的旗号敛财，后来都被曹军大将荆笃庆砍头了。
第二件事，就是在军学扩招过程中，对于军官子弟的疯狂加塞视而不见，甚至对武举考试的舞弊都视而不见。沙炎臣自己不收礼，可他是“善人”，同僚收礼他从来不会阻碍。
作为江宁守备营权将军兼江苏权将军，沙炎臣是江苏武举乡试的主考官之一，从考场走出去的可是能直接授官的武举人。文举人在明朝可以由吏部考选授官，到了顺朝，这个权力不归吏政府，而是归从吏政府独立出来的文谕院（原文选司）。相应的，兵政府也取消了负责武官选拔的武选司，而是把武官选拔的职权直接划归内阁所在的天佑殿，天佑殿会有一些低级的秘书官员负责具体事务，首席大学士和负责兵政府的大学士征询京营意见后拟订名单，最终上报皇帝亲裁。
结果，全高帝登基之后考选江苏武举官员，发现里面居然有一个瘸子！随后，又发现很多人的成绩有猫腻。
倒不是歧视残疾人，顺朝也给腿脚不好的军学学生留了出路，只要数学特别优异，可以参加数算专科的考试，只不过这种考试出来的人不能做军官，也没有正式功名，只能做高级胥吏，再一点点往上熬，能不能出头就听天由命了。
而这位举子，是通过了江苏省的正规武举考试，拿到了举人身份。他瘸得不算厉害，可以走路，若不是全高帝突发奇想要接见这些授官的武举人，而且把接见地点放在景山山顶上，还真不会露馅。那么，乡试时他的十里负重跑科目是怎么过的呢？
两件事加起来，沙炎臣的官帽算是彻底戴不住了。
参政大人曾三省，在裁汰冗员的事情上和沙炎臣做得差不多，不过驿递系统员工要尽量妥善安置也算顺朝的传统了，江苏的冗员多一些，倒也还不算过分。
曾三省的问题最先出在津浦铁路上，在铁路征地消息放出的半年之前，忽然有人大量低价购买了需要被征用的土地，随后拿到了原高于当初买地价钱的巨额补偿。
当然，买地的不是曾三省，否则他现在已经人头落地了。曾三省的性质与沙炎臣差不多，他对于同僚的泄密行为视而不见，把这种利用权力获得情报牟利的行为当成了本部门的福利。
江苏省是洋务运动开始后，各种工业最集中的地方，然而，却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就是江苏的民间商人乃至普通缙绅，往往离开家乡在上海做生意。徐州、淮安这样的地方倒还可以理解，但就连江宁、苏州的人也都不在本地办厂，这就有些古怪了。
原因在于，江苏的洋务运动被彻底搞成了官僚资本的全面垄断。按理说，像李西平这种级别的人搞的产业就该算官僚资本了，然而现实是，李西平这样的小官在湖北、在东北都能开工厂，也能在实际上脱离江苏管辖的上海做些小生意，在江苏却插不进手去。
没错，在这个时空的1863年，江苏的营商环境不如东北。
无论是事关国家大局的铁路、矿山的投资，还是纺织业这种此时规模最大的行业，都只有根深蒂固的高级勋贵、高级皇商、高级文官才能分到江苏这杯羹，而且必须是早就在这个圈子里的旧贵，不能是暴发户。
比如诸葛阳宁，他就是暴发户。诸葛家族只有个男爵爵位，又是在顺军平定江南的时候才投诚的降将，没什么战功可言，给个爵位纯粹是看在当年诸葛晋明保一方百姓免遭兵火的份上，奖励一下投诚的典型，过去诸葛家族在勋贵群体中是比较边缘化的。
所以，哪怕诸葛阳宁突然崛起，成了内阁首辅，诸葛家也是被当作暴发户看待的。李西平这种被视为诸葛阳宁的代理人的角色，在诸葛家的老家江苏省，出了诸葛家聚居的丹阳地界就寸步难行。
什么才是老牌旧贵呢？比如以光侯、罗山伯、焉耆伯三个爵位为核心的刘氏家族，封爵始祖是刘体纯、刘体统兄弟。
当年李自成洮河大败，被洪承畴、孙传庭追杀得到处奔逃，许多追随多年的兄弟弃他而去，当时张献忠和罗汝才也在和明朝谈招安。然而，原本是张献忠的结拜兄弟，和李自成交情不深的刘体纯联合了党家的残部，带着一支被打散后重新聚起来的小部队，在明军的后方袭击驿站，杀戮了一些下级小官，以这种蚍蜉撼树一样的行动打出了自己“二只虎”的旗号，吸引明军分散兵力来追杀自己。最终转战了整个陕南地区，摆脱明军追击，来到商洛山和李自成会师。
就算这个时空的刘体纯没有后来在陕西、夔东抗清的事迹，刘体纯的人生也足够传奇。在李自最穷途末路的时候，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李自成真正的生死之交，谁降了他刘体纯也不会降。顺朝开国之后，刘体纯初封光山伯，后来晋为光侯，他弟弟刘体统也受封罗山伯，一门双爵。
再后来，第三代光侯的第三子在平定准噶尔的战争中最血腥、最关键的赤水之战中立功。勋贵子弟但凡不是废物朝廷就会重用，何况是这种真的上战场杀过人的，能在关键大战中作为一个出色的炮兵军官打出战功，是勋贵中极难得的人才。顺世宗封其为焉耆伯，自此刘家一门三爵。
哪怕之前光侯刘继常犯了大案，德明帝也不过让他缴纳巨额罚款，罢除总督职务而已，然后圈禁在家就了事了。德明帝本来打算罢了刘继常的爵位，转给刘继常的弟弟，可思来想去，连这么轻的处罚最终都放弃了。没过几年，当时的焉耆伯还当了一任重庆总督，代天子巡视西南，以示皇帝只是教训一下刘继常而已，刘氏家族依然是皇家的股肱。
能被这样的家族当成自己人的，几乎都是闯军老兄弟的后人。也有个别例外，比如盐池伯董氏家族，虽然是降将出身，但因为籍贯在宁夏，也算陕西旧人，能挤进这个圈子的末流。
高级皇商的历史，同样也能追溯到刘体纯前往商洛山的那个时代。李自成和别的农民军不同，他是很早就开始搞城市工作了，《明史流贼传》记载：“贼欲侦京师虚实，往往阴遣人辇重货，贾贩都市，又令充部院诸掾吏，探刺机密。”金庸小说《碧血剑》里华山派为李自成效力，黄真筹措军饷、袁承志潜伏京城，这些事看着离谱，但其实真的是照着史书编的。闯军的地下潜伏人员会一面刺探情报，一面把闯军吃大户得来的财宝变卖了补充军费，而这些人就是顺朝皇商的雏形。
在李西平那个世界，到了夔东十三家时期，李来亨手下也依然有人负责商业，由此获得了很多物资，这是闯军在夔东一隅之地能长期坚持的重要原因之一。南阳河之战，李来亨大破张长庚、董学礼指挥的湖广绿营之前，派部下假扮商人作为间谍，“来亨先使兵剃发杂负贩中入清营，尽得其虚实”。
所以，顺朝的皇商虽然看起来很像清朝的内务府，但那只是皇商中的低级跑腿人员的工作而已。皇商的高层还要做情报工作，而且是当年在另一条战线出生入死过的开国功臣，不能以家奴视之。
像袁信昌这种皇商转型缙绅，五代进士，只能说不算暴发户了。而真正历史最悠久的皇商，在江苏的代表是江宁奚氏，他家祖先奚喜是安徽桐城人，是的一个奴仆。崇祯七年桐城奴仆起义，奚喜虽然和许多参加起义的奴仆交好，但是因为觉得主人对自己不错，并没有参与。起义失败之后，有几个参与起义的奴仆逃走，有加入张献忠麾下的，有加入大别山革左五营的，奚喜由此和农民军搭上了线。后来奚喜一面替主子经营生意，一面还暗中替革左五营中的左金王贺锦打探情报、销售吃大户抢来的财物。
崇祯十五年的汝宁之战后，贺锦加入闯军，成了闯军中仅次于李自成、田见秀、刘宗敏的第四号人物，奚喜也就成了闯军麾下。李锦率领大顺军平定江南时，奚喜提供情报、组织奴仆起义响应、帮助顺军接管城市。因为贺锦战死在了青海，李自成对于左金王一系的人马十分厚待（没有首领，有功劳，又不是闯军嫡系，可以很好地平衡闯军老兄弟的力量），奚喜成了江南皇商之首，奚家也变成了顶级豪门。
类似刘家、奚家这样在江苏根基深厚的勋贵、皇商还有不少，江南是科举最繁荣的地方，历史悠久的顶级士大夫当然也不少。别看当年李锦下江南的时候，从北方南下的闯军老兄弟、本地潜伏商人和江南士大夫三方力量物理意义上打成一片（没错，闯军也有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的矛盾，而且只会更严重），但两百多年来同殿称臣，很多事情需要互相照拂，他们早就以另一种方式打成一片了。
像当年的初代焉耆伯这样的勋贵子弟，属于千里挑一的精锐，正常情况下，一个勋贵子弟若是能跟贾宝玉一样老老实实地当个纨绔的文学家，就算是谢天谢地了。但是，一个勋贵家族的势力既然形成，就算本身没什么人才，投效他们的人也会形成一个不小的群体，必然会想方设法攫取利益。就算明知道这会损害国家的利益，皇家也必须既限制又容忍这些，否则的话，你们李家世世代代做皇帝、做王爷，勋贵却不让有特权，以后谁还肯卖命呢。
这种情况其实在每个省都有，一个封建王朝官商勾结有啥可奇怪的，要是没有那才叫新鲜呢。但是正因为江苏地处长江出海口，凭借这样的地理优势成为洋务运动的第一重点地区，而江苏北部却有倒霉的黄河，是顺朝扶贫救灾第一重点地区，这里的矛盾就爆发了。
顺朝的洋务运动本来是对很多产业有限制的，比如纺织业的发展，如果不加以足够的引导，必然会对家庭手工业造成巨大的冲击，导致家织土布这一很多小农的重要谋生手段难以为继。
然而，江苏的地方官府在乎过朝廷的这些限制吗？私下里让多少权贵的白手套搞了多少超标的纺织产业？
再比如，顺朝对于各地粮食种植面积是有要求的，然而自洋务运动开始以来，江苏这边的官府执行过吗？有多少土豪在权贵撑腰下，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强迫农民改种棉花、油料作物，或者扩大丝和茶这些传统出口商品的生产规模？
违规扩大种植烟草规模、违规扩大酿酒规模这种小事也就不提了，咋还有私自种大烟的呢？
那么，江苏各种工业项和工业原料种植规划的最高负责人是谁呢？是曾参政，他在这个岗位都干了五年了，没有上报过任何问题。
平心而论，这事不能全怪曾三省。本地权贵的势力盘根错节，他们有无数的门生故吏，又一直“热心公益”，资助过无数的读书人。就拿沙炎臣出钱修武成王庙这事来说。为了提供庙宇养护的资金来源，庙宇是有庙产的，有的是田地，有的是商铺，这些庙宇经常会有附属的私塾，经费也是从庙产里面出的，那么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读书人，怎么会不向着沙炎臣说话呢？
但是作为在驿递衙门工作的官员，曾三省的身份是中枢的特派员，结果你来了之后立刻顺滑地全盘接受本地官场的所有潜规则，连一丁点改变的尝试都没做过，就成了本地官场交口称颂的“善人”，皇帝要收拾你你也不冤吧。
更要命的是，德明帝晚年，已经监国的李盛智开始试图调查这些问题的时候，曾三省是带头抗拒调查的，使用各种手段遮掩。他不是为了贪钱，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人脉，防止自己晋升二品的时候被一些人使绊子。至于忽悠皇帝的后果，他倒觉得没那么严重，无论是德明帝还是更早的顺仁宗，谁也没想过真的搞什么彻底的改革，时不时敲打一下，让大家别太过分也就是了。只要自己没有跟着一起分赃落袋，就不会在被追责的名单上，难道皇帝还不许大臣明哲保身吗？那这官就没法干了！
可现在，全高帝李盛智就是不许你明哲保身。江苏是洋务运动中最关键的省份，而且洋务运动带来的种种冲击，和淮北爆发农民起义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很多事情在别的省份能忍，放在江苏就不能忍，何况江苏因为洋务运动的巨额利润催生了更大的腐败，别的省份的权贵哪个也没像把手伸到江苏的这些大佬一样吃独食啊。这些人有的是江苏本地豪门，有的是京城的权贵，在江苏有势力，抱团垄断到了诸葛阳宁一个内阁首辅都抢不到汤喝的程度，许多皇商的业务在江苏也难以开展。不把江苏的问题搞定，全高新政根本无从开展。这个时候你吃着朝廷的俸禄，却想两面讨好，帮助这些人糊弄皇帝明哲保身，凭什么？
学政樊会屏管的是教育问题，他犯的事就比较细碎了。
全高新政中，要设立翻译、医学、农业、商业、铁路、电报、工程、采矿、船政等各种学堂，在洋务企业最集中的江苏，这些学堂的部署自然也最多。在李盛智的计划里，这些学堂不能全都是世兵子弟，也要有面向社会招生的学堂，因此，有些学堂是由学政来负责的。
然后江苏各地的教育部门就搞出了很多花活，比如有的农业学校的入学考试的考题是鱼鳞册。很显然，平民百姓的学习成绩再好也不可能学过这个，这就是为了保证胥吏子弟入学才弄出来的。
如果仅仅是这样倒也还罢了，哪个省或多或少都有这种事，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江苏特殊的区位优势导致的了。
因为这个世界的曾国藩人头都已经臭了，所以这个世界也没发生图书出版业中心从江南转移到湖南的事情，江南和京城依然是全国最大的两个图书出版中心。在这个时代，刻书的利润还是很大的，于是理所当然，这个行业有皇商垄断。
图书中销量最坚挺的，自然就是教材了。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版权保护了，但那时版权保护讲究的是民不举官不究，得作者自己提供证据，才能让官府抓人。在顺朝，图书版权制度正规化了，改为只要向官府报案，官府就会去查，不过实际执行的时候，肯定也只有士绅、富商的报案才会被认真查。查得最认真的有两种，第一种是天文历书，皇历可是皇权的象征之一，自然是不许民间私自印刷的，从唐朝开始就有针对私制历书的打击了。而另一种就是各种科举考试所需的教材和教辅，因为这关系到皇商的钱，也就关系到皇上的钱。
严格来说，科举的正式教材就是十几部传统儒经而已，这版权没啥可保护的，但科举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活动，只靠看经书能卷得过吗？武科举要考数学，那更不是光靠看书就能学明白的。所以，各种科举的教辅、习题层出不穷。
任何人都可以编一本教辅书然后印出来卖，但皇商掌握的资源与众不同，皇家书商们的编辑团队可都是已经退休的之前出题的考官，这些个考官都是真正的官，甚至会包括前任礼政府尚书这种内阁成员，民间编的教辅的权威性怎么能和他们编的比。皇商出版的教辅在市场上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对盗版的查禁又严格，其中的利润极大。
于是这次学校改制，就在教辅出版这方面出事了。全高新政在教育方面的内容也包括将民间的书院、祠庙、义学等等教育机构改制为新式学堂，此外，文科举的课程也会加入数学、地理、时政等内容。既然学校要改革，教学内容要变化，那么教材、教辅当然也得变化。接着，很多学生都见过的事情就来了，学校强迫学生买高价教辅。
这件事也不是江苏独有的，其他各省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吧，如果叠加在一起呢？
如果在要改制的学堂最多，出版业也最集中，朝廷为改革投资还最多的江苏，学堂名额被官绅、胥吏子弟占据最多，高价教辅问题爆出来最多，改制进度最慢，学生情绪疏导做得最差，学生抗议最多，还查出科场舞弊，再加上学政带头欺瞒朝廷，又当如何？
考取秀才功名的府试容易被地方大族操纵，这在顺朝已经算常识了，而皇帝亲自主考的会试则是几乎不可能作弊，想靠歪门邪道弄个进士功名是天方夜谭。而在两者之间的省级乡试能否做到公平，这就要看各省官府的水平了。
而江苏摊上了一位“大善人”学政，情况有多糟可想而知，在德明时期十分严格的考试纪律迅速松弛，府试、县试的舞弊现象也变本加厉。许多地方的科举是受到一些大书院的影响的，而这些大书院背后的出资人要么是有力缙绅，要么是京中权贵。这次学制改革中，书院要改学校，涉及了很多地方科举领域的权力重组。学政是从明朝的提学御史演化而来的，本来也是朝廷来监督教育工作的特派员，学政拒绝得罪任何人，那就和直接撂挑子没什么区别了。
樊会屏也不是贪官，甚至连灰色收入都拿得很少，之所以这么干，起初只有一个原因他要报恩。他当年科举的座师，是江阴县的吴氏家族出身，这个家族的祖上是个名不见经传的穷秀才，在李西平那个世界死于江阴抗清之役，而在这个世界，吴秀才顺利在顺朝考到了进士出身，吴氏家族之后也出了不少人才，在大量明朝达官显宦迁居陕西留下的空间里，发展成了江阴首屈一指的大族。樊会屏年轻时是个来自苏北的穷秀才，游学江宁期间就因为一篇文章写得出色而受过吴氏的赏识资助，后来科举时，又恰好有个吴氏旁支出身的座师。
所以，当他发现副主考收了吴氏的钱，对一个文章写得还算凑合，但是冒籍异地考试的吴氏嫡支子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樊会屏选择了不要钱，但闭一只眼再闭一只眼。可是当一个谎言出炉，之后就需要越来越多的谎言来掩饰，渐渐的，越陷越深的樊会屏已经变成单纯为了自己不被牵连进去而拼命地掩盖一件又一件的事情。
沙炎臣、曾三省、樊会屏三人都是级别不低官员，朝中自然少不了人撑腰。然而在全高新政中，沙炎臣所属的绵国公一派最先倒了，与曾三省合作密切的刘氏、奚氏等大族忽然对他的消息全都已读不回，樊会屏那位座师也“奉旨得病”退休回家了。
正当李盛智一件件追查这些事情，准备把沙炎臣、曾三省、樊会屏这“三大善人”当成典型来抓时，第四位“大善人”佟大元出现了。而这一位“善”的程度，前三位加在一起都望尘莫及。
第三十章 伊犁义勇队
伊犁省，勒布什城城外。
十四岁的少年阿拉坦正躺在草地上发呆，什么也不做，就是望着蓝天白云发呆，实在是太舒服了。
阿拉坦加入商队从伊犁城来到勒布什，本来是要见自己在勒布什驻军中当兵的父亲的，不过父亲执行巡逻任务去了，一走就得十天半月，他在勒布什没有别的熟人，也只能发呆了。
“打起来了！快来呀！”“阿拉坦！来帮忙呀！”几个伙伴的呼喊声传来，牧民家庭出来的十几岁的少年，碰上这种事哪有退缩的道理，阿拉坦抄起一根又长又直的棍子便跑了过去。
只见一群商队的伙计正在和许多本地的青年混战。商队里基本都是蒙古人，而勒布什本地人基本都是哈萨克人，很好区分，阿拉坦也顾不上管是因为什么打起来的，挥起棍子，看见不认识的人就打。
阿拉坦对于打群架这件事可不是新手，出手又准又狠，很快就借着大家打作一团的混乱敲倒了两个本地青年。作为一个娘早死、爹在外地上班的孩子，阿拉坦混迹街头的时间不短，“法律意识”很强，知道在勒布什这样的城市旁边打架要有分寸，虽然一出手就把人打得满地乱滚，但是对方伤得并不重。
对面的人也不是好欺负的，阿拉坦很快被人一脚踹在肚子上，他年纪小力量弱，一下就飞了出去。这时，号声响起，一队卫兵冲了过来：“不许打架！”“不许撒野！”“家伙都放下！”斗殴的双方顿时作鸟兽散，没来得及跑掉的当然也不敢和卫兵放对，被卫兵们摁住一顿揍。没错，卫兵执法的方式和商队、本地牧民这些人解决问题的方式一样，都是打，谁给他们找麻烦，他们就揍谁。
当然，揍完了还得弄点钱花，卫兵把两边的人都随便抓了几个，又放走了几个，让商队管事和本地牧民的家属拿钱来赎人。虽然看起来和绑票差不多，但这些卫兵已经算素质很高了，至少只绑犯了案子的人。毕竟这里是边境，上面管得严，至于别处那些没底线的官差，没案子的话他们就自己作几个案子出来。
阿拉坦当然没事，他被踹飞倒一个草垛旁边，看见官差来了，就装作被打晕了，靠在草垛上休息。直到一个卫兵上前推了他两下：“你不是巴尔思的儿子吗？正找你呢？”
片刻工夫，阿拉坦双眼血红地从城里走了出来。只见一个穿箭衣的汉人青年正在招呼一群人，阿拉坦跑上前去：“左大哥，是去追袭击斥候队的匪徒的吗？借我匹马，他们杀了我爸爸！”
带队的青年左孝威之前在阿拉坦来找父亲的时候见过他一面，指了指旁边一匹马：“你骑我的备马。”
刚才打群架然后被驱散的那些人又陆续凑过来看热闹了，有商队的伙计问道：“阿拉坦，出什么事了，你怎么和当兵的混在一起了！”阿拉坦吼道：“俄国鬼子又来了！我爸爸战死了！我们去杀光他们！”
围观的众人哄然大哗，不论是本地的哈萨克牧民还是来贸易的蒙古商队，都不缺马匹武器，大家纷纷跑回自己的住处，骑着马挎着枪冲了出来，早忘了刚才是因为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打架。
这支蒙古商队里的伙计有不少是阿拉坦这样的街头混混出身，来勒布什做生意时也难免有点偷鸡摸狗、好勇斗狠的作风，和本地牧民不大对付，但也只是不对付到用拳头和木棍互相揍几下而已。而在恨俄国人这件事上，双方非常一致，通通把枪拿出来了，看见俄国兵先崩后问。
勒布什的驻军大部分是陕甘世兵的后代，也有一些是被“雇”到伊犁的长工和发配伊犁的犯人的后代，此外，也有少量来自定居农耕的蒙古人和哈萨克人。顺朝招兵的时候还是天然地觉得农民最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