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鹿儿岛湾的英军解了对马之围，带着对马的驻军退回济州，本来可以就这样结束这次军事行动，然而济州顺军将一名被俘英军军官大卸八块扔在英军营地外的行为激怒了英军的指挥官，这个被杀的军官恰好是他的一个世交的儿子，而这个英军指挥官恰好也是英军中众多靠买官和裙带关系上位的饭桶之一。
三个连的英军进入济州岛深处追杀顺军，他们在陌生的山地与自己的弹药脱节了，不得不在狭窄的山路上排成一条细细的弯曲红线，与山道两旁的顺军和乡勇对射，最后陷入肉搏混战。最终，三个连的人只回来半个连，带队的中校也送了命。
至此，东路英军彻底失败，他们在几次战斗中虽然给顺军造成了差不多十倍的伤亡，可是想要实现的战略目标一个也没完成，还遭遇了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失利。
东路英军的失败来源于他们的轻敌，北路英军面对的顺军比东路要强大得多，但是北路军知道山东是顺朝的核心地带，顺朝被敌人打到山东，就和英国被人打到坎特伯雷差不多。所以，他们十分小心谨慎，既不强攻顺军重兵驻守的要塞，也没有随便分兵，更不敢深入内陆。
东路英军则不然，他们认为，自己要攻打的地方是顺朝的“殖民地”，只要打败顺朝在这里为数不多的驻军，消灭其官府，顺朝的统治就应该土崩瓦解才对。
然而实际上，顺朝在济州岛的统治要比在内地很多地方稳固得多。济州岛原本是朝鲜流放犯人之地，许多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和因为各种原因“犯罪”的平民百姓都被贬为奴隶送到这里，顺朝来了之后，他们由奴为人，分了土地牲畜，不要说和朝鲜人有一样的相貌和文字的顺朝人，就算是潘多拉星球的纳美人来了，只要解放奴隶，济州的朝鲜人也会跟他们走。
此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同时掌握朝鲜语和英语，在济州的朝鲜人看来，英国人是一群相貌殊异、完全无法交流的奴隶主，而且是一路杀人放火过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朝鲜百姓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和已经在岛上居住并与朝鲜人世代通婚将近二百年的汉人一起把这些侵入自己家乡的外来者赶出去，谁能想到“反抗顺朝殖民统治”这么离谱的事情。
但英军并没有蠢到家，吃亏上当也就这一回，他们很快便调整了战术，北路军不再打威海、旅顺这样的重镇的主意，但是要攻击几座渤海湾内的城市，做出攻击天津、威胁京城的态势。而东路军放弃对济州岛的攻击，重新占据对马，继续保持对日本的压力，寻找潜在合作者。
与此同时，南路英军也在按部就班地进展。
南路军的任务是攻击福建、台湾、广东、安南沿海任何他们认为值得攻击的目标，以期让更多的中国贵族受到损失，倾向于议和，同时也接应印度来的援军。因为南方的顺军水师已经被一扫而空，尤其是广东，在韩致常战死后，已经没有了成建制的军队可用，英国在广东洋面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广东也新建了数量不少的军队，但这些军队根本不能出战，只能据守省城和各个府城而已，靠人数优势让英军不能轻易攻击。
既然击败顺朝军队、攻破城市、威胁京师、进攻日本这些办法都不能让顺朝坐到谈判桌上，英军决定再采用另一种办法：如果占据一块中国本部的土地，扶植一个与顺朝对立的政权，是否可以增加谈判的筹码？
英军选择的“实验场地”是海南。这里的面积足够大，人口足够多，作为岛屿，英军可以利用海军优势比较容易地防守，而且不像台湾那样有大量顺朝驻军。
就在崖州的官员还在担心藤桥巡检司的时候，琼州府城已经被英军攻破了，现在琼州府的各州县都成了断线的珠子。让英军苦恼的是，他们不知道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伪政权，之前在印度的经验在这里是不适用的。海南防御使、琼州府尹等本地的主要官员非死即逃，被俘的那几个也都不肯合作。至少到现在为止，英国人还没有露出一点能打进京城做皇帝的迹象，这些官的家乡都不在琼州，怎么可能和英国人合作。
这些都不是李西平要担心的，现在他只需要管藤桥的问题。
州牧的师爷拿上了一张地图，其实不应该叫“一张”，这张陈年老图都已经酥了，不得不粘在一张木板上才能拿来。
藤桥巡检司是崖州东部的统治中心，主管官员是一个九品的巡检和一个未入流的副巡检，和县衙门一样设有三班六房，只是编制要小得多。顺朝的巡检司的职能与明朝相比大大扩充了，把巡检司作为州县控制基层的触手。
理论上来说，一个巡检司的防御力量只有壮班的民壮，这些人平时负责站岗放哨，维护治安，也接受军事训练，属于民兵性质，不完全脱产。民壮的编制二百年前是五十人，现在大概实际上还能有二十人。不过藤桥临近海棠湾，是海盗经常出没的地方，故而这里还是顺军的军营，理论上应该有一个掌旅带着二百兵驻守这里，现在据说实际上还有一百多人，至于一百多多少，谁也不知道，那个掌旅本人估计都未必清楚。
李西平看了看地图，藤桥巡检司是有城的，而且看起来颇像荷兰人在台南修的热兰遮堡的缩小版，以二百年前的水平来说，防御力相当不错了，二百个士兵加上五十个民兵，足够维护治安，任何海盗也不敢打这里的主意。
不过现在嘛……
同知说：“藤桥有警，州里是一定要派兵支援的，一般来说，是判官负责带兵，无判官的州由同知负责，但是……”
不用他说，李西平就明白。看了看同知，看了看判官，这二位一个五十七岁，一个五十九岁，看面相和李西平那个世界七十岁的人差不多。指望他们带兵打仗，只怕光是从州城到藤桥的这一百五十多里路程就能让他们一命呜呼。
州牧说：“阖州官员，眼下只有李修正一人是武官，出兵之事，还要偏劳李修正了。”
李西平愣了半天才想起来，自己好像确实是武官，自己这个官是因为军功得来的。看这个意思，想推辞也不成，李西平说：“下官责无旁贷，只是不知敌军有多少人，州中又能出兵多少？”
据从陵水县逃到藤桥的人说，攻击陵水的英军有一艘三桅大船，一艘双桅快船，一艘小火轮，一艘运兵大船，另有小船舢舨若干。至于具体有多少人，不太清楚，反正几百肯定是有的。
听到这里，李西平的心先凉了半截，从船的数量来看，英军连水手带陆战队，少则八百，多则一千，这还打个六啊！
李西平勉强维持镇定：“那州里能出多少兵？”判官说：“这件事嘛，就得先商议了。”
李西平心里纳闷，他到崖州也有些日子了，除了守城的民壮，何尝见过这里有什么兵。不过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崖州的兵还真不少。
理论上来说，崖州也该有一个掌旅带二百兵驻守，现在实际上有多少谁也不知道。上次保卫广州，抽调广东各地的兵马，崖州也去了三十人，连掌旅在内，一个都没回来。现在负责管事的是一个队长，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是不能置身事外的，会带三十个兵参战。
除了驻军，还有一些州里各衙门下属的兵丁，李西平看了一遍，合着除了他之外，几乎每个官手下都有兵。
由判官管辖的民壮，理论上应该有一百人，实际人数不提也罢，临时再拉一些倒霉蛋，能凑三十人。壮班的班头长期不在岗，由驻军的一个什长来指挥。
税课局的税丁建制还比较完整，毕竟他们就是管钱的，可以出动二十人。
守仓库的库丁，能调出十个人；河泊所收渔税的税丁，能调三十人；批验所的盐场卫兵，能调十人；递运所的运兵，二十人。来得最多的是铁冶所辖下的矿山卫兵，有一百人。
居然还有骑兵，一共二十个人、十匹马，都是附近驿站的驿卒。大顺朝的驿站，果然是别具一格。再加上临时花钱招募了一些“义勇”，一共凑了四百多人。“义勇”的指挥官居然是曾思。
李西平算是知道为什么大顺朝的税收效率比清朝高那么多，办的事却没成倍增长，原来钱都花在这些人身上了。据判官说，这么多准军事人员，也不是都吃财政饭，有的是从州里的其他事项拿钱，有的干脆是自费。
估计二百年前这些民兵还是有战斗力的，当时有大批农民军老兵和投降明军无处安置，给他们每人分几亩地，当个民兵，既解决了他们的生计，又强化了顺朝控制基层的力量。如果不是有强大的武力保障，顺初的那些改革措施也执行不下去。至于现在，李西平很怀疑里面有没有听见炮声能不吓趴下的。
进一步抽调附近村寨的乡勇之后，李西平的“军队”扩大到八百人，加上藤桥驻军，差不多和英军在人数上一比一了。
李西平心想，我要是能打赢这仗，那我就是古往今来第一军事天才。
第二十四章 矿山卫队
这八百人还不全是李西平能指挥的兵力，其中一百人要分给递运使负责陆路的物资运输，一百人要分给河泊使负责水路的物资运输。李西平愈发觉得前途暗淡，英国人要是真的打藤桥，河泊使不如运点蚯蚓过去，反正去了也是要喂鱼的。
河泊使吕渭滨显然也看出这个问题了：“英人船坚炮利，下官属下之船只水手，恐怕无力与之抗衡。眼下时局艰难，是否可以联络八臂哪吒？”
州牧、同知、判官都面露难色，吕渭滨可以说给他们出了一个大难题。
李西平在崖州这么久了，也听说过这位“八臂哪吒”的大名，此人真名叫李三，原本是崖州的一个世兵子弟，后来去海口水师营当兵。
不知为什么，李三让水师开除了，回乡之后便捕鱼为生。才当了半年渔民，碰上河泊所收渔税，他杀了一个税丁，逃亡在外。
大顺用河泊所的税丁收渔税，比当年大明把河泊所裁撤之后靠渔霸包税的办法当然强得多，但河泊所的税丁也不是来学雷锋的，或者把老百姓打了，或者被老百姓打了，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偶尔被打死一个，也没人当回事。
但是一年之后，李三居然开着一艘水师战船回来了，将河泊所洗劫一空，又杀了几户过去与自己有仇的人家，随后扬帆而去，去做海盗了。后来才从府城传来消息，说李三在海口水师营伙同一群士兵，杀了与他有仇的几个军官，夺了一艘战船。李三自号“八臂哪吒”，“哪吒”是说他杀税丁、破河泊所，如同哪吒闹海，“八臂”是指他是操帆高手，一个人能当四个人用。
这件事当时震动很大，一大批人因此丢官罢职。此后，李三并不在崖州活动，李西平一开始不知道原因，现在也清楚了，崖州有三亚港，没有海盗的生存空间。像李三这种大海盗，打劫只是副业，走私才是主业。
李三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北部湾，广东水师围剿他，他就躲到安南，安南水师围剿他，他就返回广东，实在不行，还能去东南亚躲躲。李三的走私生意怎么做，崖州的官自然是不知道的，其实他走私的最重要的商品是军马。
顺朝在琼州西部设有马场，海南岛本地的马十分矮小，没比驴强多少。不过岛屿西侧因为山脉阻挡季风，气候比较干燥，可以养一些其他马种。当年顺朝征安南时，就以琼西为供马基地之一。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养马场虽然规模有所缩减，但一直没有荒废。
要是都指望朝廷，连人带马都得饿死，这些养马场最大的客户其实是走私贩子，把军马倒卖出来，有的作为耕马，有的干脆卖到东南亚作为战马。
虽然不知道李三是干什么的，但是崖州的官都知道，李三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而且绝对比他们这些做官的更懂洋人。问题在于，和一个海盗合作，会不会有麻烦？
如果说同意和海盗合作，将来一旦有人翻起旧账，可不大说得清。但如果不同意呢？就算让英国人把海南岛占了，也不能和海贼合作？这不是南明弘光皇帝的理论吗。
州牧不愧是大领导，立刻给出了解决方案：“李某此人虽然落草为寇，却也不曾听闻他戕害良民，还是有忠义之心的。只不过海贼往来海上，行踪不定，要找到他，怕是不容易。那么明日便派人去寻找李三的下落吧，若是赶不上此战，那也无法了。”
海盗哪有一辈子漂在海上的，肯定在岸上有歇脚、销赃、修船的地方，崖州是李三的老家，李三在这里怎么可能没有联络人，别人不知道，分管这一摊的吕渭滨对此可是一清二楚。他甚至知道，自己手下的税丁头目里就有八臂哪吒的同党，至少也是收过海贼的贿赂的，也就是说，税丁给吕渭滨的孝敬，吕渭滨给州牧的孝敬，州牧给府尹的孝敬，里面其实都有李三的钱。官匪一家亲，一点都不假，若是和官府没有关系，他这个海盗也做不长久。
州牧的意思很明确，大敌当前，还拿八臂哪吒当贼说不通，但要是真的和他联手，又很麻烦，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们派人找他了，但大海茫茫，实在太难找，我们没找到。吕渭滨也不再多说什么，反正该说的他已经说了，听不听是上司的事情。
军队的准备工作不劳李西平发愁，判官就都办了。判官拿着一本看起来比他爷爷岁数还大的小册子，照本宣科地组织民兵，倒也似模似样，各种物资的筹措也还算顺利。崖州的人地矛盾目前不算严重，民生尚可，只要不是长期作战，这种规模的军队还供得起。
三天之后，“军队”集结完毕，主要是为了等矿山卫兵赶来。在这三天里，四面八方赶来的乡勇比预想中为多，给递运使和河泊使分出运输队之后，李西平依然有八百人。
在这三天里，州牧和判官让李西平先熟悉一下部队。军队和各衙门的下属民兵很多都是世代从业，互相沾亲带故，通用的方言是军话，来崖州这段时间，李西平学军话颇有进展，已经能磕磕绊绊地沟通了。乡勇大多是长工、佃户或者大户人家的远支族人，很多说的都是闽粤各地的各种方言，不过率领乡勇的多半都是有些身份的大族子弟，用官话、军话可以保证基本交流。
崖州难得打一次仗，财政也算宽裕，故而这三天给当兵的吃的还不错，有米有鱼，州牧特意让库大使拨了五百两银子，又向城中官绅募捐，凑了五百两，用于给士兵发赏。反正如果藤桥守不住，甚至连崖州都丢了，他这个州牧轻则丢官，重则丢命，至于州里的财政会不会亏空，让下任州牧发愁去吧。
李西平本以为派捐会有很大的难度，但没想到城内官绅商贾交钱却很痛快。其实哪怕是在烂到明末那个德性的时候，让官绅几十、几百地捐，也不算太困难，真正难的是靠税收持续地吸取他们的财富或者那种杀猪式的大额捐款，这两者都得靠刀架在脖子上才能实现。
既然士兵吃饱了，李西平也就组织他们进行一些训练。李西平也不知道能训啥，那就按军训来吧，稍息立正齐步走，向右看齐向前看。通过三天的训练，李西平得出的结论就是：人和人的差距，有时比人和狗的差距都大。
各衙门的民兵平时有摆开仪仗迎接官老爷之类的工作，再加上他们对军话最熟悉，所以对这些动作的接受度还算可以。乡勇有一些是和土匪打过仗的，组织乡勇的地主下力气很大，所以组织度不错，有些则明显是凑数的，左右都不分。曾思统带的城关义勇纪律最差，而且三天两头开小差。李西平怕人说自己挟私报复曾思，也不好多说什么。反正在他看来这仗和送死也差不多，难道还指望自己用三天时间把这一群无业游民训练成精兵吗？
顺朝也有对武器的禁令，因为统治更深入基层，因此执行得也严格得多。不禁鸟铳、朴刀、杆棒、梭镖等物，但是禁甲胄、禁火炮，凡是口径大于一寸的火器就算炮。因此，乡勇没有火炮，不过鸟铳倒是很多。顺朝不禁养马，但是海南岛上的土财主即便养马也是作为耕马，乡绅子弟中会骑马的有不少，但仅仅是以马作为交通工具，和骑兵是两码事。那二十个驿卒的马术固然好得多，但是他们也顶多能作为侦察兵，而且看见英军侦察兵就必须得逃跑，否则就是送人头。
倒是最后赶到的矿山卫兵，让李西平眼前一亮。李西平原本认为，他们应该和其他衙门的民兵差不多，然而事实正好相反，这支部队不仅没有缺员，而且反而比计划中多出三十人，什长及以上军官都有盔甲，士兵有统一的号衣，带着统一的斗笠，队列整齐，军容很严整，没有面带菜色的士兵。就外观来说，这支部队要强于当初大虎山岛上姜哨总的队伍，更比崖州的卫戍部队要强。
矿山卫队的装备也和一般民兵大不相同，一半使用长矛，上油保养得很好，另一半则是火枪兵，大部分使用鸟铳，还有十支带支架的重型火绳枪，这是顺朝官军的制式武器，有浓郁的三十年战争的风格。
顺军使用的重型火绳枪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西班牙式、瑞典式、土耳其式。西班牙式的穆什克特火绳枪通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殖民地军队在明末传入中国；瑞典虽然和顺朝接触很晚，但是英国人、荷兰人、俄国人都经常使用瑞典的苏尔式火绳枪；土耳其式的火铳则是从中亚和东南亚两个方向流入中国。16世纪葡萄牙式的轻型火绳枪在顺军主力野战部队中已经很少了，但是在卫戍部队中依然大量装备。燧发枪的使用不多，仅用于水师、卫兵、侦察兵、工兵等有特殊需要的部队。
矿山卫队甚至带来了两门炮，这是两门青铜炮，重二百多斤，用马拉着，看样子很像古斯塔夫时代的瑞典军队使用的3磅团炮。这也是顺朝官军才有的装备，顺朝虽说并不禁止各衙门的民兵装备火炮，但是火炮对于民兵来说并不实用，顺朝的卫戍部队分布很广，一个县的标配起码是一个掌旅带二百人，一般的问题靠军队都能解决，民兵作为治安力量没必要用炮。
这两门炮加上拉炮的四匹马，成本是很高的。顺朝是一个用铜铸币的国家，就算是这样的小炮，一门炮光是材料就相当于几万枚铜钱。看这两门炮的样子，明显是一直得到精心保养的，绝不是从哪里挖出来的古董。
李西平搞不明白，为什么矿山卫队会有这么好的训练和这么好的装备。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李西平但凡沉下心来，冷静地想一想，就能够分析出来。
矿山卫队多出来的三十人，是一支非常奇怪的部队。你说它精锐吧，部队成员全都破衣烂衫，不用火枪，近战武器也只有短刀和斧头，而且显然没有经历太多训练，其他矿山卫队的士兵都拿他们当苦力用。可要说他们是干杂活的辅兵，又不太像。因为他们装备了手榴弹和炸药包。
明末农民战争期间，大量矿工加入了农民军，他们承担土工作业、爆破等工作，对于顺朝的建立贡献很大。在台湾之役中，顺军强攻荷兰要塞，以致损失惨重，之后在研究攻堡战术时，开始重视手榴弹的应用。欧洲军队会把掷弹兵作为大型战役中的精锐力量，但顺军和谁去打大型战役呢？因此，手榴弹就成了工兵的装备。为了防止引爆身上的炸药包和手榴弹，工兵也成为了顺军中最早使用燧发枪的部队，甚至比李自成的卫队都早。
但这些人显然不是工兵，据带队的铁冶所的班头说，这些人是矿上的“罪人”，反正矿上有的是火药，铁冶使派他们来操作炸药包、手榴弹，必要时还可以作为敢死队，只要不临阵脱逃，回去之后就可以免罪。
李西平可不记得铁冶所曾经把什么“罪人”送到州衙来审判，哪怕按照大顺律中最“简易”的流程，审判偷鸡摸狗这样的小罪，也得书办写好了文书，让判官签字盖章，最起码判官也得见犯人一面。铁冶所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八品衙门，而且正的铁冶使去年病故了，新铁冶使还没上任，目前主持工作的铁冶副使才九品而已，和李西平平级。屁大个官，就这样无视司法程序，一口气搞出三十个“罪人”？无论定罪还是脱罪都莫名其妙，随便一句话，就定一个人有罪无罪甚至是生是死，这也未免太无法无天了。
但转念一想，和大顺官府讲大顺律才是搞笑。铁冶所设在矿山里，铁冶使和铁冶副使是方圆几十里最大的官，手里又有矿山卫队这样一支堪比军队的力量。在如此绝对的权力面前，大顺律算哪块小窝头。
铁冶使和铁冶副使能做这个官，靠的是皇上恩典、上司提携，和他们管辖下的矿工半文钱关系都没有，既然如此，矿工又凭什么和他们讲大顺律呢？
这样一想，矿山卫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规模和这么好的状态也就很清楚了，因为矿工还有最后一种让铁冶使和他们讲大顺律的办法，就是当年李自成用过的办法。李自成当初欠了超过法定利率的高利贷，按法律挨了打之后，又接受超出法律的刑罚，被枷号示众，这时可没人和他讲大明律。结果把典史老爷一杀，扯旗造反，大明的官开始和他讲造反犯法。
还有李自成的老朋友闯塌天刘国能。他造反之前，明朝官府对他的态度是：一介穷酸也敢妄议国事，你当大明是你家啊？而造反之后，明朝官府对他的态度是：没有国哪有家，你也是大明的一分子，要报效国家啊。李自成从来就不信这些屁话，于是他成了大顺皇帝，而刘国能真的信了，然后他死了。
所以，矿山卫队的存在并不是为了保护矿山的安全，而是为了防止矿工和铁冶使讲大顺律。正是因为要面对矿工这个全员青壮、有组织纪律性，还会用火药的强大群体，时刻保持镇压他们的能力，才催生了战斗力比崖州的卫戍部队还强的矿山卫队。
如果来的是当初和这些重火绳枪、青铜炮同时代的克伦威尔时期的英军，李西平觉得，凭着本土优势、军民保家卫国的热情和这支还算像样的军队，自己就算不懂军事，还是有把握当个民族英雄的。现在嘛，倒是也有希望当民族英雄，不过不是郑成功那种民族英雄，而是关天培那种民族英雄。
崖州城内其他的官谁也不跟着一起去，理由是怕“干扰指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也有道理，这帮外行就算去了，也就是让英国人一枪打死，给以后的爱国主义教育增加点素材。李西平还能争取当关天培，他们不当叶名琛就不错了。李西平虽然也不会打仗，好歹还比他们见多识广一些。
卫戍部队的队长是九品官，与李西平同级。按顺朝的规定，武官尊于文官，应该让这个队长做全军指挥官，可李西平因军功得官，所以虽然任文职，却仍然算武官。而军功得官者尊于积功得官者，所以还是李西平官最大。
李西平的军官团一共五个人。担任他副手的是卫戍部队的队长孔义正，还负责指挥卫戍部队和除了矿山卫队之外所有的各衙门民兵。
矿山卫队的班头叫曹帛，虽然只是个胥吏，但是这个目露凶光的家伙身上的杀气可比沉湎酒色的孔义正看上去强得多了。
曾思负责指挥城关义勇，他的人战斗力最差，基本上就是拿他们当民夫用。
乡勇们公推了两个人出来，一个叫陈三恪，一个叫赖美玉。
陈三恪是个在乡举人，曾经做过两任小官，现在守孝在家。顺朝对守孝并无定制，不是一定非得守孝三年，在顺朝的开国元勋们看来，这都是有钱人家的矫情，没听说哪个农民爹妈死了之后三年不种地，那是憋着全家陪爹妈一起走。大顺李家当皇帝有很多合法性，用不着像爱新觉罗家那样死咬着一个“孝”不放。
不过依然有很多人遵守这个传统，一般来说，文官居家守孝期是从父母去世那天算起的十个月，象征母亲十月怀胎，偶尔也有按老规矩守二十七个月的，朝廷并不禁止，反正二十七个月之后你再回来，这官可不给你留着，指不定把你分配到哪里去。武官通常是告假回家料理了丧事就回来，顺朝最早那批武将的爹妈早就让大明官府和老天爷合伙送走了，好些人哭都没来得及哭就拎着根树枝造反去了，没这个传统。
陈三恪家是本地大族，他虽非本家嫡支，却也离得不远，而且是这一辈中唯一一个举人，琼州的科举并不发达，有个举人就很不容易了。此次出兵，陈家的乡勇人数最多，而且来了很多他们家的子弟作为骨干。
赖美玉这个名字听起来像个女人，实则是个又黑又瘦的糙爷们。在这个时代，“美玉”其实是个挺正常的男性名字。顺朝把这个人定性为“乡绅”，如果按清朝的标准，他可能就是土匪了。
顺朝把县以下的行政区划分成了巡检司、乡、里三级，赖美玉是崖州下属的一个乡的乡长。他本来只是个从大陆上逃荒到崖州的长工，在一处甘蔗园做工，后来与雇主发生冲突，把雇主家的管家打断了两根肋骨。本来按照顺朝窃钩者流、窃国者流的法律，是要流放台湾的，但是雇主觉得这惩罚太轻了，在崖州砍甘蔗和去台湾砍甘蔗有什么区别？于是雇主特意使了钱，让衙门拖着不判，把赖美玉关在号房里，让衙役们给他吃馊饭，喝污水，也不收拾他牢房的卫生，想就这么关死他。
没想到赖美玉身体素质特硬，就是不死。再说衙役也不都是王八蛋，有人偷摸给他送干粮清水，有人悄悄把发霉的稻草换掉。有的小狱卒本身也是穷人，一年得有半年吃番薯乃至番薯叶子，还从牙缝里省下几斤糙米给赖美玉。收了雇主贿赂的衙役觉得犯不上为了这点钱特意杀人，给自己惹事，所以也没用什么额外的手段。就这么耗了一年，固然把赖美玉折腾得瘦骨嶙峋，可就是没弄死他。
本来要是再关几个月，赖美玉估计也就完了，但是就在这时，他的雇主有一天晚上“喝多了甘蔗酒，掉进水沟淹死了”。很快，当初被打断肋骨的那个管家到衙门递解状，说赖美玉的家眷已经花钱赔偿，他决定不追究了。
虽然谁都知道赖美玉根本没有家人，但是既然原告递了解状，还把好处给足了，衙门也懒得搭理。于是，赖美玉无罪释放。
雇主“淹死”之后，其家业迅速败落。他生前欠了不少债，过去因为他给琼州同知做过长随，所以一直维持着“很好的信誉”。可他死的时候，正好赶上德明帝刚刚即位，新皇帝上任三把火，要严查贪官污吏，顺便也严查几个过去得罪过他的人，已经高升广东统会使（相当于明朝的布政使）的那位原琼州同知，去台湾砍甘蔗了。于是，雇主家顿时被债主踏破门槛，不得不出售产业还债。
这时，赖美玉代表甘蔗园的所有雇工向州衙请愿，要求由他们所有雇工一同出钱买下甘蔗园，合股经营。
于公，雇主要出卖产业的时候，雇员有权优先购买，这在顺朝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于私，该给衙门的好处这些甘蔗工也给了。衙门自然毫不留难，当即立契，让雇主的遗孀把甘蔗园卖给这些工人。
劳作半辈子的土地变成了自己的产业，赖美玉成为了一代打工仔的传奇。至于雇主为什么突然“酗酒”，管家为什么突然“通情达理”，买甘蔗园和行贿的钱是怎么来的……拿到了甘蔗园的工人们不会在乎，收了银子的官老爷和衙役不会在乎，听故事的人更不在乎。至于那几个在乎的人，统会使大人都去砍甘蔗了，他们算个屁。要不是大顺朝废了贱籍，他们都是官卖的命，能平安滚回老家吃番薯就烧高香吧。
这二十年来，赖美玉的势力越来越大，他和他的兄弟们的产业从一个甘蔗园扩展到了一堆甘蔗园，他也逐步变成了“体面人”，做了里长、乡长。
出征的时候终于到了，归李西平指挥的八百多人集结在州城东门外的一片空地上。李西平扫了一眼，还是很满意的，没有人打架，没有人骂街，没有人随地大小便。虽然交头接耳，行伍不整，不过李西平对这种状态早有心理准备，当初姜哨总手下的兵有不少都这熊样呢，还指望这些乡勇有多好的纪律。
但是……
陈三恪和赖美玉你们俩当着八百人的面拔出刀来指着对方的脑袋，是想干什么？
第二十五章 出征之前
陈三恪、赖美玉二人用方言吵得不可开交，似乎用的还不是同一种方言。作为地头蛇的曾思上前劝解，越劝越乱。
李西平咳嗽了一声：“二位，今日出征，行的是，军令。”
李西平本来想说军法的，但又觉得太重，临时换了个词。虽然这八百人里真正的兵只有三十人，可毕竟还算是大顺官军在出征，理论上说李西平是有权力把除孔义正外的任何人拖出去军法从事的。当然，这种事只存在于理论上。
陈三恪收刀入鞘，忙拱手道：“是学生无状了。”赖美玉把刀往地上一插：“李修正，今早分发酒肉，我的人领的连陈家的一半都没有。此事还请您给个说法。一般为国出力，为何我的人就低人一等？”
李西平心里先把负责后勤的判官的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你丫连《水浒传》都没看过是吧？“却将御赐的官酒，每瓶克减只有半瓶，肉一斤，克减六两”这种事也敢干？可判官比他高两级呢，他总不能真把判官叫来对质。李西平问孔义正：“分管今早发赏的是谁？”
孔义正要是说“是判官”，那就真是不开眼了。好在他做了这么多年官，这点眼力还是有的，而且他也知道，判官什么都不亲自管，只是分派手下人做。孔义正说：“是兵房的书办，陈报本。”
李西平一面吩咐人去找陈报本，一面在营地里转了一圈，赖美玉带来的乡勇分到的酒肉的确是少了，虽然没有他说的那么夸张，但也只有定额的六七成，还有吃的米的成色也差。一圈转下来，发现孔义正、曾思、曹帛三人的队伍领的酒肉也是不足数的，只有陈三恪的乡勇足额领到了酒肉粮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