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文庄颇为期待地看着李西平，似乎希望李西平这个专门负责洋人事务的官能对这种“神药”的配方说出个所以然来。李西平自打高中文理分科之后就再没接触过化学了，也只能遗憾地表示，自己只知道这种粉末是用有剧毒的氯气和什么东西混合做的，至于氯气是怎么做出来的，他也不知道，只知道要用到盐酸。
不过丘文庄依然很高兴，虽然李西平压根什么都没说明白，但是李西平磕磕绊绊地解释了半天盐酸是什么之后，他发现这似乎与他知道的某种用于金属除锈的东西很像，因为提炼的过程要用盐，所以叫作“海盐精”。
之前有人猜测，这东西既然能除锈，说不定也能清洗伤口，尝试用盐水稀释之后用于医疗，结果发现对皮肤有腐蚀性，还不如单纯用盐水，便不了了之。就算只知道这样一点线索，也比原来强了一些，只要多加试验，做出这种漂白剂的希望便大了一分。
就像李西平不是修士一样，丘文庄也并非道士，明朝往往会任命本地的和尚、道士担任僧正、道正，而顺朝都是从外面调官来。但既然能担任道正，他对于道藏还是有些了解的，而且还搞道家炼丹术。他说他家里原来是专做肥皂的，所以他对炼丹术也有兴趣，因此才学了道藏，后来考中了道正。
李西平大吃一惊，化学依然算炼丹术很正常，在他意料之中，但是肥皂这个穿越神器（虽然他并不会做）已经被古人抢先了？为什么从来没见过？
丘文庄解释说，肥皂销路比较窄，只有富裕人家才用，整个琼州也只有府城有一家商铺售卖，不过从崖州运出的椰子油倒是有不少被用于做肥皂了。
李西平心想，以后还是得多逛街，要不然连古人都得拿我当土鳖。
李西平不禁想起了他在广州见过的另一条广告：“英吉利种痘法，比旧法安全十倍，不采苗一百文，采苗五十文。”牛痘难以保存，因此需要从之前接种牛痘的孩子身上采苗给其他人接种，老百姓对此有顾虑，担心会“伤元气”，所以商家就在价格上做出差异。这也使得牛痘接种只能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进行。
有牛痘不稀奇，在李西平那个世界，牛痘1805年就传入中国了。以这个年代老百姓的思维，担心“伤元气”也很正常。真正让李西平惊讶的是，在他的记忆中，中国的读书人对牛痘的抵制可不止“伤元气”这么简单。
大清朝的很多读书人，认为鼓吹这种刺破皮肤的蛮夷种痘方式，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是“以夷变夏”，由此引发的论战层出不穷。
然而在这个世界，哪怕英军攻破过广州之后，搞“英吉利种痘法”的医生们也依旧正常营业。甚至有顾客因此认为，英人如此船坚炮利，足见手段高明，其医术也必有道理，反而更觉得牛痘好了。
李西平就此事询问过一次范鼎荣，范鼎荣很奇怪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元与宋有崖山之恨，也不见龙凤皇帝把蒙古马都宰了啊。”
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爱新觉罗家害怕以夷变夏，是因为他们就是以夷变夏的。要是再来个以夷变夏的，夏能不能变不一定，旧的夷肯定是要被变掉的。李家却没有这种恐惧，在他们的世界观里，哪一家的夷人能比爱新觉罗还厉害？天主教这种能用来搞农民起义的洋教都被我摁死了，我有什么可怕的？
《新唐书》记载：“贞观二十一年，（摩揭陀）始遣使自通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诸蔗，柞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
李世民派人去印度学习制糖技术的时候，害怕去学习的人被印度人拉拢过去做“唐奸”吗？害怕印度工匠“传播邪说”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只有自己都质疑自己的合法性，时刻担心臣民揭竿而起的皇帝，才会有这种焦虑。
就在这时，二进院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两个杂役抬着一副滴着血的担架出来了，上面躺着一个用草席盖着的人，草席上也渗出血来。孙乐安也走了出来，穿着一件屠夫用的围兜，上面满是鲜血。李西平被吓了一大跳，在院子里等待看病的病人却都见怪不怪，似乎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丘文庄吩咐道：“送到道正司去吧，明天我安排下葬。”
孙乐安向李西平见礼，解释道：“一个乞丐，得了盘肠痈，刚才试了一下，没救活。”李西平估计应该是急性阑尾炎之类的病：“是做手术切掉化脓的部位吗？”孙乐安说：“是，不过我行医四十多年，一次也没救活过。李修正请稍等，容我换身衣服。”
发展到“盘肠痈”的阶段，那就是已经穿孔的化脓性阑尾炎，在这个年代，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基本上都是不治之症。既然病人是个无亲无故的乞丐，孙乐安也就想怎么治就怎么治了，即便治不好，别人也都觉得理所应当，毕竟这人抬进来的时候已经基本上是个死人了。
孙乐安的这种“治疗”唯一的效果也就是让病人死得痛快点，少受些痛苦。但是，如果没有近代前夜这一次次失败的尝试，现代医学永远不会到来。
孙乐安换好了衣服，把李西平请入书房，书房很窄小，其中一面墙上挂满了人体解剖图，书桌上杂乱无章地堆着许多图画，上面画的也都是肠子、胃之类的东西。孙乐安急忙致歉，放下帘子把那面墙遮了起来，手忙脚乱地收拾桌上的图画。李西平连忙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也是打过仗（参观过打仗）的人，不在乎这个。”
孙乐安说：“确实武将对这些东西更容易接受一些，不过还是收起来为好，否则一会儿容易吓到学正。”
李西平很是好奇：“孙医官经常有解剖的机会吗？”孙乐安说：“通常是没有的，只有罪大恶极的死囚才允许死后解剖作为惩罚。崖州这地方几十年也没有一回。不过我过去在江西新建县做医官，参与过几次。此外就是无主的路倒尸，有时要诊断死因，也可以解剖，不过尸体经常是腐烂或者被野狗、乌鸦吃过了。再有就是像今天这样的病人，只能在病灶施刀，不能开胸、开颅。”
新建县是南昌府的附郭县，江西的省会所在，孙乐安从南昌调到崖州，虽然是从未入流的县医官升任九品的州医官，其实和发配也没什么区别。至于原因是什么，李西平也不好多问。难得有人听孙乐安说这种把人开膛破肚的话题还不被吓跑，就连他的徒弟也不是人人愿意学这门技术，既然李西平肯听，孙乐安就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李西平其实也听不太懂，只是随声附和，但是孙乐安显摆他的藏书的时候，李西平眼睛一亮。
德国医学家库姆斯所著的《解体新书》的中文版本，其实已经是快七十年前的著作，不怎么新了。在李西平那个世界，这是日本“兰学”的开山之作。
《欧罗巴本草》，李西平没听说过这书，不过看名字也知道是讲什么的。
《西洋内科》《牛痘术诠要》《西法治疟》，都是看名字就知道内容的。
《通仙散医案》，李西平原本没注意这本书，孙乐安特意介绍说，这是一位日本名医的著作，专门讲麻醉剂和外科手术的。这个医生没有孙乐安这种给得病的乞丐开膛的权力，只能全家上阵拿自己做实验，结果他母亲因此而死，妻子双目失明，但最终成功改良麻沸散，研发出了通仙散。孙乐安刚才给乞丐做全身麻醉用的就是这种药。
当然，书架上还是传统医书居多，还有一本孙乐安自己的著作《肛肠图鉴》。有一本《防疫八法》，书中认为瘟疫是由极细小的毒虫导致的，由杀虫入手研究防疫，是孙乐安师祖的师祖的著作，据说被法国商人带去欧洲，翻译之后活人无数，有法国大儒名“沃禄特”者，称其为“东方奇书”。李西平想不起来哪个法国人叫这个名字，不知道是不是孙乐安胡吹的，既然孙乐安这么说，他就这么听着。
孙乐安还展示了一个形状像喇叭一样的听诊器，是他师父留给他的，也是法国传入的，他已经用了十几年了。
李西平的情绪有些激动：“这二百年来，大顺与欧洲的医术，一直互通吗？”孙乐安说：“那是当然，始皇帝焚书也没把医书烧了啊。”
顺朝接触西方的模式，与明朝的依靠传教士与奉教士绅、清朝的皇帝个人爱好、日本的兰学都不同。
与康熙皇帝不同，李自成对几何、代数这些东西毫无兴趣，他的爱好反而是“骑射为本”。倒是张献忠，对于数学和天文学兴趣浓厚。
但是，顺朝的统治者们在与清朝、荷兰的战争中，明确感知到了许多技术上的落后。最直接带来压力的，就是火器、要塞、军舰、地图这四样东西，此外还有历法等其他方面。
与清朝不同，顺朝初年的统治者们在坐江山之前长期接触各种民间会道门，对于天主教问题敏感得多，很早就搞出了拜上帝教，打击天主教。因此，顺朝开国后没多久，就无法依赖传教士与欧洲交流，而是多与各国王室、商人打交道。
顺朝的一口通商制度是绝对的权力本位制度，比的不是谁的经营手段更高明、谁的技术更先进，而是谁更能钻营，谁更能讨主管官员甚至大顺皇帝的欢心。既然顺朝的皇帝没有时刻防着洋人和汉人勾结的心态，不排斥洋人的各种“奇巧淫技”，甚至认为西洋学问颇为重要，洋人拿这些东西贿赂皇帝也就不稀奇了。
其中当然很难有什么核心科技，有些说是技术，其实叫魔术还差不多。图书的翻译工作也困难重重，会外语的人多为商贾，读书人很少。在限制天主教之后，懂拉丁语的人更是寥寥无几。理论性较强的书籍即便引入了，因为难以直接指导工匠、转化为实际利益，也往往被束之高阁。
可即便如此，二百年日积月累下来，与李西平那个世界的大清也有很大差别了。
顺朝并没有像李西平那个世界的日本那样，专门把西洋学问归为一类，日本习惯了做学生，学中华也是学，学荷兰也是学。而顺朝的读书人依然有天朝的傲慢，医学、数学、天文学、音乐、美术这些东西在他们看来逼格较高，能够在士大夫中传播，而具体的技术依然被视为工匠之术，甚至把化学当成炼丹。至于欧洲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从大顺皇帝到乡下的普通童生，对此基本上都是不屑一顾。
顺朝废除匠籍制度之后，工匠的地位有所提高。当然也没高到哪去，正统的官僚还是歧视他们。就算有刘宗敏这个从铁匠奋斗成权将军的先例，但他靠的也是军功，而不是因为他打铁打得好。即便如此，对于工匠来说也是巨大的飞跃了。管理工矿的铁冶使、织造使、批验使之类的官员需要学习相关知识，少数有突出贡献的工匠会被提拔为吏员，还有极个别人能挤进官僚队伍的末尾。
如果工匠的技术能带来足够的经济收益，甚至可以加入皇商行列，虽然没有身份地位，实利却比做小官多得多。和清朝相比，顺朝的皇商在放高利贷上要克制许多，在人参、貂皮、东珠等关外货物上也没有形成足够的垄断，所以他们经营的行业也更五花八门，相对更重视技术带来的利润，但也就是多重视那么一点罢了。
总体来看，顺朝看待欧洲，就和唐朝看待印度差不多：文化昌明之强邦，颇有可取之处，但是和中华上国比起来，终究还是蛮夷，只不过有数技之长罢了。
至于对待欧洲的思想文化的态度，可以参考唐武宗是如何对待佛教的。
一门学问能否被推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习它的人能不能用它升官发财。在大顺，搞这些欧洲学问的人顶多做个小官，发个小财，所以当然不可能形成主流。
像开普勒的学问，就比较受欢迎，学成之后用来画一幅边疆某地的地图，皇上定然喜欢。给大炮除锈、给伤兵配洗伤口的药这样的学问，只要能接到军工订单，肯定能赚钱，自然也有人研习。至于《第一哲学沉思集》《单子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样的书，除非是又有钱又有闲还喜欢西学的人，否则看书名就劝退了。
严格来说，顺朝只是从欧洲学习了一些技术而已，其中还有很多并没有推广。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学习，因为此时还是工业革命的前期，顺朝的手工业技术依然有不少是世界领先且不能替代的。显然不会有人因为宋朝引进了占城稻就觉得大宋不行了，不向占城学习就要亡国了。
真正关键的并不是学到了什么，而是这种延续明末徐光启、孙元化等人的思路，认可“师夷长技”的传统，以及众多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才储备。就算他们在顺朝只是很小众的非主流人群，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下，经过二百年的积累，其数量也足以做些大事了。
同样是在鸦片战争的时候还用火绳枪。李西平那个世界的大清是试用几次燧发枪之后觉得不好用，便只把它当成打猎用的东西了。而这个世界的大顺，是经过反复论证、苦思冥想之后，终于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洋人的陆师也爱用这东西，这才决定不将它作为步兵的制式装备。
结果就是，顺朝留下了各种型号燧发枪的详细图纸，少数依然装备燧发枪的部队，一些会制造燧发枪的工匠，还有个别一直研究燧发枪，冀望万一成功了能发财的人，以及枪炮落后了就学洋人的习惯。而大清除了几支猎枪，什么也没留下。
李西平甚至有点要热泪盈眶，如果顺朝的读书人净是孙乐安这种水平，这个国家非常有希望啊。
他还是有些高估大顺了，孙乐安曾在南昌得名师指点，本人天赋既高，用功又勤，全国像他这样的大夫充其量也就几十人，一般的州县医官不见得比民间郎中高明多少。
医学差不多可以说是东西方交流阻力最小的学科，因为涉及军队的防疫和伤兵救治，以及预防瘟疫这种关涉国计民生的问题，朝廷对此比较重视，也不是什么机密，其他国家对医学没有刻意的技术封锁。再加上医生在中国地位较高，儒生将其视为仅次于做官的第二受尊重的职业，所以顺朝医学的发展是远胜其他领域的。如果顺朝军事科技的发展速度和医学的发展速度一样，大顺海军这会儿都该打到加尔各答了。
李西平在这里感慨的时候，在襄京新成立的藜光书坊，有一批新机器到了。
“藜光”一名取自刘向燃藜读经的典故，是刘姓之人常用的堂号。藜光书坊实际控股的老板是皇帝，明面上还得打着刘彭的旗号。
“这些机器可是宝贝啊，本来早就该运送北上，没想到因为战事被困在广州，幸好英国兵不识货，见仓库里没有金银财宝，就没进去抢。蒸汽动力的滚筒纸平板印刷机，一个时辰能印两千张，比旧机器快五六倍。只是不知道改成印汉字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别的麻烦。这些个德意志人自己国家里诸侯混战，打来打去的，印书的本领倒是很大。我们新建的造纸作坊也用了新办法，改变配方，多用木头，用法国的机器造纸，虽然质量会下降，但是成本……”刘彭见纪博闻听得一头雾水，只好简略地说道：“就是能印更多的书，书更便宜，我们挣的钱反而更多。”
刘彭关注的是最后一点，能挣更多的钱最重要，而纪博闻却被印刷更多、更便宜的书这一点震撼了，如果能让图书更多、更便宜，岂不是能让更多像他这样的寒门子弟读书进学？如此一来，连科举这样的国家根本制度都要有所改变，这可真是利在千秋的宝物了。
作为皇商，刘彭可以轻易调动许多普通商人无法接触的资源，也有很多事情不用顾忌。比如说他这个书坊一开张，襄京恐怕有许多人要失业，但是以刘彭的势力，根本不担心出版、造纸、印刷这种战斗力比较弱的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反击。讲律法，谁讲得过皇帝？耍无赖，谁耍得过皇帝？要动粗，那皇帝更是除了英国人谁也不怕。只要不是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一起造反，皇商的势力仅仅要压制某个城市的某个行业还是很简单的。
德明帝的父亲顺仁宗在位时，就出过类似的事，广东的一处由皇商经营的冶铁作坊因为大量使用水力机械而和农田争水，地方官谁也不敢处理，最后闹到皇帝这里，最终顺仁宗采用和稀泥策略，给出了“戎事为重”的批复，不许冶铁作坊再扩大规模，种粮户也不许再闹。
其实这个作坊根本不生产任何武器，生产的都是铁锅、农具之类的民用铁器，小半个东南亚的铁锅都是他们供应的，其中的利润皇上也得分一块。皇上只管每年看一次账，看的还是总数，哪管下面的作坊具体生产什么，所以这件事就这么凑合下来了。
皇商有足够的背景来突破阻力，也有足够多的钱财承担试错的后果，所以有一些刘彭这样的皇商比普通商人更愿意采取新技术。不过这样的人还是少数，毕竟皇商最重要的财富来源是皇帝的权力，技术是次要的。也正因为刘彭特殊，他才会被德明帝挑中带到襄京，不管多腐朽的阶层，只要人数够多，也总能挑出几个有本事的。
“最赚钱的肯定还是科举时文，这方面就劳烦纪先生多费心了。至于其他的书，我决定先印这本。”刘彭拿出了一本手抄本，“毛利明元、范鼎荣、李西平所著的《英营历险记》，文采不错又写得通俗，还紧扣时事，肯定大卖！”
第二十七章 威廉霍尔上尉的中国战记
上一章讲到，跟随主力部队攻克琼山之后，我们营单独南下，攻击了海南岛东南部的小城市陵水，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停下休整。
在陵水的休整是漫长而无趣的，这座热带岛屿即便到了冬季依然蚊虫肆虐，很多人感染了疟疾。中国人认为疟疾是通过一些吸血的昆虫传播的，这倒是符合我们的常识，在干燥卫生、蚊子很少的地方，的确疟疾没有那么严重，但我不确定这二者之间是否真的有因果关系。
和这里的人交流很麻烦，我不得不带着两个翻译，一个把英语翻译成广州话，另一个姓潘的本地人再把广州话翻译成本地的方言。潘看起来十分狡猾，这让我想起了一些不好的回忆，我一直怀疑他有没有篡改我的话。好在从广州带来的翻译也能略微听懂一点本地的方言，潘应该不敢篡改得太厉害。
我们希望能从本地的医院找到药品，但是医院的院长说，奎宁是十分昂贵的药物，不会在这种小城市出售。
中国人的医院选址很好，建在一处干燥的高地上，还有一口水质很好的井。但是这里十分狭小，显然在这种小城市平时没有多少病人。这里的药物十分缺乏，不仅缺乏新型药物，连草药也很短缺，反而有许多茶叶、烟草和槟榔。
对于没钱买药的病人，医生会免费给他们一种药丸，许多中国人表示服用后的确有疗效。这种药丸其实是用捣碎的枣子加上面粉和糖制作的，中国医生认为给病人吃枣药丸可以增强他们抵抗疾病的能力。但我认为对于这些吃不饱饭的穷人，大米可能也有类似的疗效。
医院里的很多东西稀奇古怪，我的士兵不认识它们，就没有去拿，但是拿走了全部的烟草、茶叶和糖。我不可能用全部的时间去监督几十个人渣的行为，只要他们不惹出太大的麻烦，就只能听之任之。
狭小的医院不可能容纳如此之多的生病士兵，我们不得不另外搭建野战医院。按照中国人的经验，建在地势高、没有沼泽的地方，远离蚊子。即便这些嗡嗡嗡的家伙不是疟疾的传染源，它们也够恼人的。伊万斯少校坚持要把野战医院建在海边，处于军舰的保护之下，这让选址工作更加艰难。
我们被告知不准进攻三亚，那座走私港不受顺朝皇家管辖，又牵涉很多国家的利益，我们是为了贸易而来，攻击那里没有意义。我们的军事行动的目的是让顺朝皇帝坐到谈判桌上，然而很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只想立功或者抢劫。
在陵水和三亚之间，有一座名叫藤桥的小镇。与陵水这种被城墙包围的城市不同，那里起初是一座堡垒，后来在周围慢慢形成了不大的市镇。那里并没有太大的价值，当地农民种植水稻、椰子、甘蔗，饲养牛、猪和山羊，我们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而且中国人的城堡并不建在海边，而是建在两条河流的交汇处，离河流入海口大约两英里，这会给我们的进攻带来一定的难度。
我们当然能够攻下这里，但是这并不会带来什么好处。既然连广州和澳门的失守都不能逼迫顺朝皇帝谈判，那就应该攻打天津和他们的京城才对，我们在边远的热带地区攻陷一座只有不足两百名士兵守卫的小城镇有什么意义？
但是伊万斯少校执意要这么做，他认为这是一个挽回他名誉的机会。听了中国医生关于医院选址的意见之后，很多人认为军队中之所以会爆发疟疾，是因为在进攻陵水之前，伊万斯少校选错了宿营地点，那里靠近一处用污水把周围环境破坏得很厉害的制糖厂，空气中弥漫着臭味。这让伊万斯少校十分恼火，所以他认为一场新的胜利能冲淡这些事。可我不这么看，据说藤桥附近有更多蚊子。
我们对于藤桥的了解主要来自潘的情报，他是一个狡猾的商人，总有办法让我为这些无法证实真伪的情报付出银币。伊万斯少校责备我花掉了太多的钱，但是他也没有别的获取情报的办法。
根据潘的描述，军官一致认为，藤桥要塞应该类似尼德兰独立战争时期的样式，不难进攻，可是我们的人手不足。
我们这个营的战时编制是一千人，然而只有七百人从印度登船，经过几次战斗，从舟山出发时，不算伤病员就只有六百人了。本来我们应该得到一艘更大的运输船，可我们只有响尾蛇号，于是将两个连留在了舟山，在攻打陵水的战斗中只死了两个人，却被疟疾击倒了八十七个人。再加上还要分一些人守卫野战医院，防止陵水的中国人攻击我们，能用于攻击藤桥的陆战队只剩下三百七十人。
支援我们的炮兵本应该有一个连，携带五门加农炮和一门榴弹炮，但是在舟山上船时，我只看到三门加农炮和一门榴弹炮，还有一门加农炮在装船时掉进水里了。再加上许多炮手在陵水病倒，最终我们只能带着一门加农炮和一门榴弹炮去进攻藤桥。很难想象一次军事行动如何做到像现在这样每一个环节都出问题。
鳄鱼号巡航舰定员一百八十人，现在只剩下一百人；阿勒琴号轻巡船定员九十人，现在只剩下五十人；马达加斯加号汽船定员六十人，现在只剩下四十人。响尾蛇号运兵船是商船临时改造的，上面的水手不会参加战斗。
如果对手不是还在使用16世纪的葡萄牙火绳枪而且毫无训练可言的民兵，这种作战简直就是灾难。物资的运输可以使用本地的民夫，这极大地减轻了我们的压力。
从陵水到藤桥的路上有四座驿站，大约每隔四英里半一座，驿站的官员在逃走前带走了牲畜，烧掉了文件和他们积存的木柴，但没有填平水井，或许是希望在我们走后他们还能回来继续使用。这里并不缺水，因此填平水井意义也不大。道路条件一般，但是在冬季少雨的季节也能让军队很方便地通行。
驿站还能承担类似邮局的业务，据说顺朝的第一位皇帝就曾经是一名邮递员。因此我们看到，这些驿站的工作人员都有干净卫生的房子，据说工资也很高。有人说这是那位皇帝关心自己的同行，但潘认为皇帝是担心其他邮递员模仿他。邮递员是一种可以同时接触官员和平民的职业，又因为骑马递送文件而懂得马术，在中国北方，很多邮递员像蒙古牧人那样擅长骑马，因此被视为不稳定因素，如果他们的待遇过低，就有可能在发生叛乱时成为反政府武装的骨干力量。
当走到最后一座驿站时，前出侦察的轻步兵报告说，在藤桥发现了大量的敌军。在陵水时，潘说藤桥的驻军绝不可能超过两百人，但我们的侦察兵看到的绝不止两千人。
伊万斯少校派出了更多的侦察兵，但是传回的消息更加奇怪，藤桥的中国人似乎分为多个阵营，还在互相攻击，从西边还有援军赶来。他们毫无疑问绝大部分是民兵，都穿着平民的服装，只有少数人有蓝色的制服。
有一支军队（姑且称其为军队）原本在进攻藤桥，但是遭到了另一支从西边来的队伍的攻击，现在正在败退。他们的后方也有敌人在攻击他们，但也有很多人在旁观。
伊万斯少校认为应当小心谨慎一些，天啊，他终于想起来这码事了。我们停留在驿站，这里的环境很卫生，又靠近大海，可以得到舰炮的支援，士兵们很高兴。我们和中国人的作战虽然每次都会胜利，但也每次都会死一些人，在这个地形复杂的地方突然出现数千中国民兵，这让很多人联想到谢泼德那个蠢货在济州岛遭遇的事情，大家都赞成先旁观中国人的内讧。
那支进攻藤桥的军队被击退了，躲进了山里。我们的附近出现了中国人的探子，不知道是属于哪一方的，哨兵开枪把他们赶走了。为我们运送物资的中国民夫成了重点监视的对象，谁也不希望再发生一次像广州那样的投毒事件。
两天后，有一个中国人求见伊万斯少校，他自称是那支进攻藤桥的军队的使者。伊万斯少校询问他们的身份，他说他们是森林中的罗宾汉他的原话当然不是这样，但我是这样理解的。他们说，他们正在反抗顺朝政府的统治，希望与我们联合。
大部分军官认为这个办法可行，我们的上级希望能通过支持一支反政府武装来威胁顺朝皇帝进行谈判，但至今还没有成果，这些人虽然很弱小，但可以作为一个开始。
很快我们就见到了这些新的盟友。这支部队有三百多人，他们的衣服很破烂，精神状态也不好，三分之一的人用木棍作为武器，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使用火枪。他们解释说，他们原本很强大，是进攻藤桥的失败让他们沦落到这步境地，但我们并不关心他们的理由，只想知道现在他们能提供什么。
更糟糕的是，这样一支小小的队伍竟然还分为两部分，两个首领的力量几乎不相上下，其中一个本来相对较弱，但是由于另一个在攻击藤桥时损失惨重，现在他们两个实力相当。这些所谓的“盟友”很熟悉附近的地形，是很出色的向导，但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他们还能做什么。他们不像那些民夫那样懂得服从，连做苦力都不合格，还经常盗窃。
从这两个首领和他们抓住的几个顺军士兵口中，我们基本了解了藤桥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两个首领其实就是本地的匪徒，原本实力强的那个姓梁，另一个姓杜。他们在得知我们占领陵水的消息之后，准备趁机抢劫。这时他们又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在藤桥的西边，有一个矿场发生了暴动。这样一来，藤桥就没有可能得到任何支援了，于是他们决定攻下藤桥。
藤桥镇的居民带着财物撤退到了要塞中，虽然只是一座很老旧的要塞，但是也足以抵御这些土匪。匪徒们无法强攻，只能选择围困。
在包围藤桥期间，梁和杜发生了争执，原因是梁抓住了一些没有来得及躲进要塞的人，用很残暴的手段拷问他们，并强奸其中的妇女，杜很反感这种行为，认为他们应该只抢劫财物而不杀人。同时，他们又都希望另一方先对藤桥发起攻击，以保存自己的实力。
就在他们争执的时候，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那些暴动的矿工竟然开始攻击他们。矿工也分为两派，其中一派与杜相识，他们只是旁观这场战斗，而另一派则对梁和杜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杜因为得到他的朋友的提前通知，及时带着自己的部下逃走了，而梁则损失惨重，这导致现在他们两个实力相近了。
在撤退的路上，匪徒们还遭到了一支黎族军队的攻击。黎族是一个居住在海南岛上的山地民族，他们的首领接受顺朝授予的官职。在我们攻占海南岛的计划中，有利用黎族和顺朝对抗的想法，但是实际调查后发现，黎族与汉族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有很多逃到山中的汉族人变成黎族人，也有很多居住在平原的黎族人变成汉族人，我们接触到的黎族人都会说汉语，也和汉族人通婚。
我们尝试接触的第一个黎族村子拒绝任何沟通，看见我们就开枪。后来我们才知道，有士兵在山下抢劫的时候杀死了几个人，我们本以为他们是汉族人，但其实他们是黎族人，就算不是，至少也是和黎族通婚的汉族。这些人与村子里的人是亲戚，于是村民就视我们为死敌。
然后我们又接触了一位管辖很多村子的大酋长，他拥有顺朝官员的身份，这个老家伙收了我们很多礼物，却不肯给出任何承诺。潘告诉我们，这个酋长又贪婪又残暴，如果不是因为他拥有顺朝封给他的头衔，很可能早就被他的属民杀死了，所以他不敢背叛顺朝。
黎族村民们很痛恨一些用高价商品和高利贷盘剥他们的汉族商人，但是这些商人靠行贿和酋长团结在一起，所以村民并不恨所有的汉族人。严格来说，他们恨所有拿走他们辛辛苦苦培育的粮食和牲畜的人，不管是黎族的还是汉族的。汉族的官员并不直接管辖这里，也不对这些村子征税，只有在酋长特别残暴，激起村民反抗的时候，顺朝官员才会来调停。这种狡猾的政策很有效果，导致村民对汉族官员并不怎么敌视。
最终，我们放弃了和黎族的接触，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有疟疾，既弱小又分散，并不适合作为我们的盟友。
令人不敢相信的是，指挥这些矿工的竟然是顺朝的一位皇室成员，他的名字叫长宁，是皇帝的侄子，也是一名儒教的教士，作为著名学者在本地享有很高的声望。而他的副手更令我惊奇，就是那位在广州策划了投毒事件的翻译李西平。俘虏告诉我们，他因为那件事情从平民被提拔为官员，现在是崖州顺军的最高指挥官。
因为李西平和顺朝皇帝有同样的姓氏，有人猜测他其实也是一位皇族，但我对此保留意见。李在中国是很普通的姓氏，李西平虽然是一个博学的人，但从他身上我看不到任何受过贵族教育的迹象。
遗憾的是，我们对于顺朝的皇族知之甚少，顺朝皇帝的家乡在遥远的内陆，自从耶稣会被赶出长安，那里就再也没有外国人能踏足，广东几乎没有顺朝的皇族活动，前往承德觐见顺朝皇帝的使者也不允许和其他皇族接触，所以我们对于这位突然出现的皇族可以说一无所知。
在得知矿工暴动的消息之后，李长宁、李西平和一位医生带着礼物和药品来到矿场。他们成功说服了矿工，在打败我们之前，矿场及矿场旁边的冶铁工场由矿工和铁匠们自治，矿工会与顺朝政府结盟，共同对抗我们。
顺朝对待反叛者的态度十分奇特：如果你杀死了一个税吏，你多半会被判处死刑。如果你率领你村子里的村民杀死很多名税吏，你则可能会被流放；但如果你率领成千上万的农民杀死了许多官员，甚至打败了一些军队，你反而能够成为官员。有一部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小说，讲的就是有一群反叛者先后五次打败皇帝的军队，皇帝不得不请他们去做官，派他们打败了鞑靼人，逼迫鞑靼人的可汗投降。
我问潘，如果反叛者杀死了皇帝会怎样？潘说，现在的皇帝之所以是皇帝，就是因为他的祖先杀死了明朝的皇帝。
这真是可怕的传统，我很疑惑，这难道不是鼓励叛乱吗？潘告诉我，绝大部分人在杀死税吏的阶段就被砍头或者流放了，如果有一万人参加叛乱，可能最多只有一个人能成为官员，而一万个这样的官员中，也不见得会有一个能成为皇帝。所以只要税吏不抢走农民家里最后一口食物，一般来说农民还是像羊羔一样老实温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