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朝不许勋贵拥有田产，但是这个规定只存在于理论上。勋贵不许拥有田产，勋贵的小舅子难道还不允许吗？小舅子的岳父难道不允许吗？岳父的干儿子难道不允许吗？就连勋贵的次子、庶子，也不算勋贵，他们拥有田产都是合法的。
所以，就算李自成活着的时候，这个规定都没有落实，只要不闹出人命，只是财产上的问题，李自成就不会惩治勋贵。二百年来，没几个人会去管勋贵兼并土地的事情。
按理说，黄陂县已经十室九空，又是自家先人做过官，有势力的地方，最方便兼并土地。但是，喻家人还没傻到这个份上。你家封的是黄陂男，然后在黄陂拥有大量土地，你们想干嘛？真想到黄陂去做春秋时那样的诸侯，学周文王方七十里而王天下？
再说，喻蓝在黄陂是颇有名声的好官，喻家去黄陂把祖宗名声败坏了，他们不怕丢人，大顺可丢不起这个人，真要是事情闹大，皇帝就非管不可了。
因此，喻家实际控制的土地主要分布在两片：第一片以老家石首县为中心，主要是洪湖以西的监利、沔阳、华容、安乡等地；另一片在黄陂附近，大别山周边地带，这里有许多喻蓝的同科朋友做官，包括湖北的黄安、麻城、罗田、蕲水等地，河南的光山、罗山、信阳、商城等地，安徽的英山、霍山、六安、霍丘等地。
就冲他们家特意跑到革命老区当土豪劣绅的远见，这个男爵能当到今天已经很走运了。
喻湛然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像他们家这样的军功勋贵，不是祖宗为大顺立过战功，就是祖宗为大顺掉过脑袋，是李家嫡系中的嫡系，谁敢动他们？谁敢动？麻城县令诸葛阳宁区区一个七品芝麻官，借他三百六十七个胆子，他也不敢。但是能做到七品官的，肯定不傻，至少肯定懂得官场的基本规则，他既然有了这个胆子，只能说明他比喻家更嫡系。
联想到诸葛阳宁是从襄京军学调任麻城，又突然管起了二百年没人管过的勋贵兼并土地问题，喻湛然哆嗦得更厉害了：“快！快！把夫人和小姐送到舅老爷家去！安排她们去乡下。”人到了这个份上，男爵和木匠倒也没什么区别了，喻湛然的反应和寇善友出奇地一致。
诸葛阳宁在麻城其实也没干什么，无非就是当初李自成想搞却没搞成的着佃交粮。
当初一听到手下人提出这个建议，李自成就觉得着佃交粮这个主意实在高明，下令先选几个府试行，结果试来试去，最后也没成功。在那些重新分配土地，由大量顺军退伍老兵耕种的地方，着佃交粮搞得不错，但是在那些土地关系复杂的地方，终究是搞不成。封建王朝的基层控制能力，是无法精确地管理每一个佃农的，连最基本的干部数量都保证不了。
李自成是开国皇帝，胆子还是比较大的，上来就是在几个府试验，德明帝就保守得多了，只在一个县试验。
诸葛阳宁开局就有一百襄京军学的高分学生做班底，清查全县暂且还力有不逮，但已经可以一个村一个村地逐步清理土地关系了。高分的学生也可能低能，但肯定不傻，最多就是实践能力差而已，逼着干几天活也就学会了。一百人呢，总归得有一些实践能力强的，就算是实践能力真的不行的人，也有用处，蹲在衙门里算账、写文书的工作也是要有人干的。
敢查男爵的田，诸葛阳宁当然是有德明皇帝托底的，从皇帝的视角来看，七品县令固然是芝麻官，可一个男爵也没比他高到哪去，既然要改革，那就改彻底了，小小的麻城县，不管出多大的乱子，都镇压得了。
所以诸葛阳宁干脆上来就拿喻家开刀，自己领着皇命来清查土地问题，就是来得罪人的，只要不得罪皇帝，得罪举人也是得罪，得罪男爵也是得罪，其实都差不多，在大象面前，兔子和蚂蚁也没什么区别。他带来的这些学生没什么经验，让他们立刻去调查分散的小地主土地，肯定会出一堆乱子，喻家的土地比较集中，反而相对好查，只要抓到他的管家，抢到他们真实的底账，就能查清楚。这种人之所以不好查，是因为没人敢查，一旦有人不怕他们，这种靠权力来兼并土地的贵族，比那些使用各种钻法律漏洞的隐蔽手段的小地主好对付多了。
德明帝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突然对军事贵族下手，看起来是个匪夷所思的操作，但仔细想来，其实也并不稀奇，军事贵族如果还能打仗，德明帝怎么会动他们。
顺朝对于勋贵的继承自明朝，又有所不同。京城、西京两地的驻军是勋贵的传统势力范围，勋贵的政治地位与皇权绑定，因为不许与除太子以外的其他宗室结亲，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一般也不会站队。何况掌握军权的不是一个勋贵，而是一群勋贵，一直在皇权的严密监控治下，这保证了权力中枢的安全稳定。
顺朝的勋贵没有经过朱元璋的屠戮，没有经过靖难之役，没有经过土木堡事变，再加上初期的确有一些“久经考验的农民领袖”，保质期还是相对比较长的，但再怎么说，他们也是和平年代的世袭贵族，一代两代不烂正常，三代四代不烂也有可能，五代六代还不烂？那就违背自然规律了。
勋贵可以烂，但京营和西京守备营不能烂，那么，就必须不断补充新人进来。办法有三种：第一种办法是窦衍章这种普通军官立功成为勋贵；第二种办法是勋贵家的次子、庶子获得军功，单立门户成为勋贵；第三种就是像喻家这样，原本属于开国功臣中的中层，后来立功跻身高层。
就拿窦衍章来说，现在他死了，他的堂侄窦保过继给他袭爵，窦保并没有那种从小生活在皇帝身边的经历，与其他的勋贵相比就差了一层，但是窦保的儿子长大之后，就会和普通的勋贵子弟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假如窦衍章本人活着，到了京城之后执掌京营，德明帝活着的时候倒无所谓，窦衍章的军功也是在德明帝坐镇兰州时取得的，德明帝管得了他，可要是德明帝嘎嘣一下没了，还在吃奶的太子登基，窦衍章这种军功大将控制首都兵权，就很麻烦了。
所以按照大顺官场的潜规则，京营的主帅全是由开国公侯家族的家主担任，这些人忠诚度没问题，但是本领多半有限，而那些靠军功升上来的人则担任副职。
皇帝有时也会派勋贵出镇地方，除了漕运总督，顺朝的其他总督都不是常设职务，遇事临时差遣，巡查地方，这种事经常会让勋贵做，其实是顶了明朝监军太监的差事。
因此，勋贵是必须得有的，但是否应该有这么多有待商榷。既然是世袭贵族，顺朝的勋贵自然也少不了横行不法的事情，这二百年来，被下狱、流放甚至杀头的勋贵也不少。按顺朝的政治规则，勋贵除非是杀人偿命，否则必定不会判处死刑，连流放都少用，一般的惩罚就是削爵为民，而且凡是已经得到世袭罔替承诺的爵位，就真的是无论发生什么都世袭罔替，哪怕这一代的袭爵者谋朝篡位，也要从其家族的旁支中另找一人袭爵。
把勋贵都解决了是不可能的，但解决某个勋贵还是小菜一碟，尤其是喻家这种自从初代封爵之后再没出过像样的武将的家族，子孙靠科举来保持富贵，皇上要他们何用，大顺缺能考科举的人吗？
在这个世界，顺朝不仅消灭了北京的明朝勋贵，连南京的也一起端了，在北京被顺朝处决的勋贵、厂卫、高官总计超过一千六百人，李锦占领南京时手段相对温和，杀人较少，但是一口气流放了两千多人，还不算跟随他们的家眷。要不是因为抄了这些人的家产，顺朝也没有底气搞三年免征，军队总不能喝西北风，要么征税，要么抄家，总得选一个。而这三年免征的期限，给了顺朝清丈土地、更定税制的时间，否则的话，顺朝的小农经济就做不到这么稳固。
有着前朝勋贵们被刘宗敏拿夹棍挨个问候一遍的教训，顺朝的勋贵起初是比较收敛的。钱还是要搞的，但大家都比较小心谨慎，尽量不惹出大事，别闲着没事给自己找不自在。
但是时间一长，总有人记性不好。如果你事情办得隐蔽，皇上毕竟是和你们一伙的，不会特意去查，但你要是手段太烂，逼死几条人命，苦主还进京喊冤，就别怪皇上不向着你了。
喻家的手段不算特别烂，却也露了马脚，上次麻城农民暴动，就有他家的佃户参与。本来这也不算什么，当贵族的谁还没压榨过几个佃户，可是时候喻湛然甚至没有抛出几个管事顶缸，使了点银子就想把这事混过去。皇帝如果不想查，那就不是事，地方官也不会闲着没事得罪男爵，但既然皇帝想查，那就是大事了。
就连其他同为勋贵的“阶级兄弟”也不会同情喻家，他们对于皇帝不会彻底打击勋贵这一群体是有充分的自信的，这无非是皇帝拿喻家开刀，警告所有勋贵：你们佃户的问题最近闹得有些不像话了，别给我找麻烦，真出了事要拿出够分量的人替罪，花更多的钱。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双方讨价还价，用皇权的庇护换勋贵的忠诚，只要皇帝不掀桌，勋贵就不担心，大不了多付出些代价罢了。
诸葛阳宁在到麻城上任前被告知，麻城已经没有农民暴动了。到了麻城之后他才知道，敢情农民没攻打县城就叫没有农民暴动。
麻城境内，占山为王的杆子不计其数，有的是积年惯匪，有的是暴动农民，也不太好区分，还有的势力控制的根本不是山寨，而是堂而皇之地占据几个甚至十几个农村，如同土皇帝一般。
顺朝由农民起义起家，非常重视农民起义的预防。因此，官场也演化出了新的传统：有民变也不上报。甚至有某个巡检被农民打死，整个县衙门一起花钱收买他的家属，硬是上报病故的事情。
明末农民军中的麻城人很多，所以当年麻城丈田时猫腻就多，能少丈则少丈，故而麻城的整体赋税并不高。即便是县衙门对于很多地方已经失去控制力了，剩下的大半个县也能正常完税，而且很多割据一方的势力并不是完全不交税，还是会把缴纳法定税额，买县衙门对他们视而不见，只是不交加派而已。顺朝虽然禁止加派，但禁止的效果也和明朝禁止高利贷差不多。大明律要是有用，李自成为啥不和艾举人打官司呢，大明律既然没用，那凭啥大顺律就有用呢。
历代麻城县令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对这种情况不闻不问，诸葛阳宁一看这种情况，当机立断：我也不管。
不是不想管，是真管不了，区区一百个军学学生的班底，想清理二百年的积弊，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想当年明末农民军造反时，多次想屯耕山林，但是每次一停下来种地，洪承畴就追杀过来了，除了做流寇也没有别的办法。而顺朝的策略是专注于瓦解大规模农民起义，小股农民起义则被地方官为了文过饰非而大量瞒报，在麻城这种山地、丘陵、平原交错的地方，竟然形成了大大小小多达九股割据势力。
面对如此局面，诸葛阳宁决定，还是先从县城周围官府控制能力比较强的地方开始吧，首先整顿那些不太严重的问题，让这些学生练练手。
正应了那句话：
“大老爷，我们都是安善良民！”
“废话！不是良民我们敢查吗？”
德明帝对诸葛阳宁这段时间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诸葛阳宁没干太多事，除了查喻家的违法占田问题，只管了对进城卖菜的农民违规征收“进门费”，城郊的小地主瞒报土地之类的不太大的事情，但如今的大顺，大部分官都是混吃等死，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做一两件实事就不易了。
诸葛阳宁写的那份介绍麻城县情的报告，远比他施政的水平要高，毕竟是探花的底子，对于皇帝想看什么揣摩得很准。
德明帝最感兴趣的，就是对麻城的九处“王化之外”的地方的介绍。
最大的一股，首领名叫凌思源，祖辈由一乡下土财主起家，作为山主已有三代。到了他这一代，公然占据集镇，皇粮国税一文不交，治下人口竟然接近两万。但如果县令上报他是反贼，就得把为什么之前历任县令一直隐瞒不报的事情都抖出来，结果大家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居然就这么一直糊弄下来了。
诸葛阳宁的报告中说，凌思源年轻时施政尚好，但年纪大了之后，愈发专横凶暴，他那里已经吸引不了老百姓去投奔了，反而有很多老百姓认为凌家的治下连官府都不如，至少官府是为了要钱，县太爷没有凌思源这么喜怒无常，不会整日因为小过刑杀下属。
第二大的势力的首领叫刘大头，本是石矿的矿工，多年前杀了矿主全家，矿山改为全体矿工合股承包，目前连矿工带家属控制了上万人。此人十分凶狠蛮横，附近其他势力有与之为敌者，便仗着矿工战斗力强前去攻打，多有滥杀之行。然而，他对内的统治却很稳固，御下宽仁，矿山由矿工共同经营，矿工皆得实利。而且刘大头对于官府十分恭顺，也偷税漏税，但在册的税赋一文不少，对县衙的官吏多有贿赂。
第三大势力的首领名叫赫赞臣，他其实应该算个乡绅，祖父中过举人，只是因为一次农民暴动之后，大批流民进山投奔赫家，才形成了土皇帝一样的势力。赫家治下有七八千人，统治模式一如其他地方，还是有绅士、宗族、地主、小农、佃户、长工，也照常缴纳皇粮国税。但是赫家隐瞒了大量的土地人口，而且拥有不弱的武装，甚至有铠甲和火炮。赫赞臣的统治十分温和，对于各种矛盾以调和为主，因为他是靠剿灭附近多股土匪才打下这块地盘，所以威望很高，在赫家的统治区，他的名字基本上能解决所有问题。
第四大势力的首领居然是个女人。此人名叫戚大姐，本是个开酒馆的寡妇，后来渐渐成了本地绿林道的窝主，上次麻城农民暴动，有上千人逃入山中与土匪合流，不知怎么的，戚大姐居然做了大寨主。陆续接纳一些流民之后，现在这伙人一共有两千来人，只是在山中坝子种植粮食果木，除出售山货外不与外人来往，皇粮国税也会敷衍一些。
其他五个势力就都比较小了，各有千把人。
第一个是当地的大族高氏，没有功名，就是人多。
第二个是一个叫明五的官军逃兵领导的山寨，有意思的是，明五没给自己起什么霸气的绰号，而是自称都尉，手下人的头衔都是掌旅、部总、哨总。
第三个的首领是个和尚，法名圆吉。据说在他治下所有人都必须拜佛，而且还强制每天上早课。皇上直接在大和尚的法号上画了个红圈，这个必须弄死。
第四个是个叫武魁的土匪，手下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在麻城的九大势力中行事最为凶残，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这样的人和农民起义也不沾边，县衙门是可以申请调官军来剿匪的，但是武魁一伙住在深山老林之中，而且只袭击小村庄，从不招惹乡绅，所以也被列入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范畴。
第五个势力，诸葛阳宁没打听到他们首领是谁，可能根本没有首领。这些人最初是为了抗拒渔税、芦税而聚在一起的，占据了一片湖沼地带，十几个一群，二三十个一伙儿，也没个领头的。这片地方虽然河湖密布，却水浅且地形复杂，不能走船，官府为了那点渔税和芦税犯不上大动干戈剿灭他们，就任他们自生自灭了。
虽然说皇权不下县很正常，可也不能太过分吧，整个麻城县才四十万人，让这九家土豪控制了五万。像明五、武魁这样的还可以说是普通土匪，凌思源、刘大头、赫赞臣之流都快发展成小号的军阀了，一声令下就能拉出上千人出战，这要是还不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话和放屁还有什么区别。这等人要是放在前明末年，不就是刘洪起、李际遇这等占山为王的乱世豪强吗。
能远征八千里去灭了浩罕，却管不了中原腹地大别山里的乡下土豪，这就是大顺。
一个麻城县如此，那么整个大顺呢？德明帝愈发感觉到，虽然臣子们还一口咬定现在是“太平盛世”，但李家王朝痼疾已深。就拿这次诸葛阳宁麻城上任来说，如果不是因为带了一百军学学生，还有一百个兵丁保护，很多事情只靠麻城的官吏根本没法去办。整个县的官场如同被浆糊粘住了一样，不是完全不能动，但每动一下，不仅缓慢至极，而且都会粘出一大堆的问题。
如果坐镇麻城的不是诸葛阳宁，而是太子，德明帝说不定会建议他从那些逃避渔税的渔民入手，加派得力官吏，逐步增强县衙对基层的控制力，甚至搞合纵连横的手段，最后靠卫戍部队、民兵和乡勇就翦除全县的豪强，这是极好的锻炼，反正主事之人只需坐镇县城，有官军的大部队兜底，什么危险也不会有。
但诸葛阳宁又不是皇帝的亲儿子，皇帝不需要培养他有治国平天下的本领，只需要他当一条能办事的狗，所以也就简单了，调兵给他，让他把凌思源和圆吉和尚除掉，至于其他势力，武魁不易剿灭，势力也不大，可以暂时搁置，其余六家都是可以招安的。皇上招安不了全天下的反贼，但招安一个县的反贼还是很轻松的。
一想到儿子，德明帝又是一阵郁闷。太子才刚刚三岁，他却已经年过六旬，要等到太子长大，他还得活多少年？而且他不光要等太子长大，还要等他正要推行的各种新政长大，否则有人亡政息的可能。
以年齿序，太子是皇七子，他的六个哥哥都是庶子。
德明帝原本最疼爱长子，认为自己的大儿子文武全才，思虑周全，性情又宽和刚毅，颇有太宗之风。若是生不出嫡子，就让长子继位，其实是个好事。这位大皇子如果还活着，今年应该三十五岁了，然而他在二十四岁那年英年早逝。之后二皇子、三皇子亦夭折。
四皇子李盛慧，今年十二岁，性情温和友善，读书用功，但是为人颇为懦弱，做事死板僵化，而且身体虚弱，常年缠绵病榻。德明帝虽然疼爱这个孩子，却从不认为他能担当大任。
五皇子李盛乐也是十二岁，性情粗疏，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所有人公认，他不是块有用的料。只要不让他读书，让他干什么都行，还多次试图溜出皇宫。
顺朝皇子的生活环境不像明朝那么压抑，每天要到皇宫旁边的京师军学读书。京师军学位于皇宫西南方向，东邻社稷坛，西邻太液池。在李西平那个世界，这里原本是清朝内务府的升平署，负责宫廷戏曲演出。以李自成的老革作风，肯定不能把这么好的地方用来唱戏，将此地作为京师军学的校舍。
在学校里，皇子多与同学接触，也有体育活动，精神状态比明朝的皇子强了许多。也一直有人担心，皇子们多与勋贵子弟接触，难免拉帮结派。但是这项制度还是延续了下来，就算拉帮结派，也总比养出明英宗这样的废物要强。
虽然每天都出宫上学，但李盛乐对这种两点一线的生活并不满意，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好玩。
谁都知道，李盛乐既是庶子，脑子又笨，还总闯祸，不受父亲喜欢，和皇位肯定是没关系的。所以李盛乐人缘极好，既然他不可能当皇帝，那么和他结交就是单纯地讨好皇族。
德明帝心中对这个儿子其实是喜欢的，这孩子不骄奢淫逸，待人也客气随和，没有架子，还有点仗义。除了好吃懒做、不爱学习、不参加体育活动、调皮捣蛋，也没什么别的毛病。以后封王肯定是没指望，但是一定能做个贤德的公爵，这年头对皇族的要求也不高，别出去杀人放火就是大好人。
对于德明帝来说，能做接班人的儿子要是一个都没有，会很头疼，但一个正好，两个就太多了。像老五这样的孩子挺好的，人既不是木料，也不是砖瓦，如果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什么要有用？
六皇子李盛荣今年十岁，无论是经书、数学还是骑射功夫，他都学得既认真又出色。虽然年纪小两岁，但表现得比他那两个平庸的哥哥出彩得多。可是他的性情太过招摇，德明帝因为他成绩好而时常夸奖，内心却并不像喜欢老四老五那样喜欢他。
德明帝“南征”期间，京城那边由皇后、内阁、京营勋贵三方共同主持国政。内阁是一个首辅加上六政府尚书，京营勋贵有一个主将、六个副将，任何政务都要在这两拨人中都赢得至少四个人支持，再加上皇后盖章，才能施行。
过年之前，李盛荣提出，父皇孤身在襄京，无人陪伴，他们兄弟要去襄京陪父皇过年，皇后与内阁、勋贵一商量，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十五个人一致通过了。四皇子又病了，太子年幼，就都别去了，五皇子和六皇子去襄京陪皇上过年。
内阁和勋贵们其实对皇上“南征”不归颇有微词，现在京师的很多权力都转移到襄京了，并不希望连皇子都去襄京。但是皇子要去看望皇上天经地义，有“孝”这个大帽子压着，谁也不能反对。
因为路上耽搁，两个皇子抵达时已经是正月初七，主要是李盛乐走到哪都想仔细看看。虽然理论上来说放假放到正月十五，但是皇上初七的时候已经上班好几天了。严格来说，过年期间皇帝的工作更忙，公务不能耽误，还有祭祀活动。德明帝也不在意他们来晚了，儿子能想着来看自己就比什么都强。
对于自己的儿子，德明帝是既怕他们没出息，又怕他们太出息。
过去没有太子时，德明帝皇位传给谁头疼。按继承顺序，四皇子李盛慧应该继位，但这孩子肯定是和他爷爷一样，文武百官说什么就是什么，只办内阁和勋贵意见一致的事，那就等于除了日常工作什么也不办。
而且以李盛慧的身体，未必能活多久，也未必生得出儿子。那皇位就会落到老五李盛乐身上，这小子倒是心宽体胖，看着是块长寿的料，但要是指望他带领国家如何如何，德明帝宁肯指望自己长命百岁。
六皇子李盛荣倒是聪明，可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而且聪明如果不用在正地方，那就又是一个崇祯皇帝。何况大顺的继承法非常强调长幼有序，作为庶出的老六，上面还有两个哥哥，皇位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李盛荣，只能指望他承担现在由李天悦承担的角色，只是不知这孩子将来能不能像李天悦一样安分守己。
有一段时间，德明帝甚至都把希望寄托在李盛慧能生个有本事的儿子上了。虽然明知道弟弟李天悦比自己这三个儿子都更适合做皇帝，但是他也绝不会考虑把皇位给弟弟。而且如果李天悦继位，对国家未必是好事，难免有人借着李天悦得位不正而搞事，最起码也会用这个和皇帝讨价还价。
现在有太子了，这三位兄长的存在也很麻烦。
往好了想，德明帝十年之后嘎嘣一下没了，太子没成年，仨哥哥都二十多了。若是太平年月还好，可是看大顺现在这样子，以后估计也太平不了。想当年明英宗让蒙古人俘虏，于谦坚持国乱需立长君，立了英宗的弟弟而非儿子。本来这种“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歪风邪气”在明英宗夺门之变后被压制了，但是李自成为了自己的合法性构建，又把这个理论重新树起来了，用来解释崇祯皇上荡秋千的合理性。因此，如果德明帝死的时候太子还没成年，国家又遭遇动荡，有可能会有大臣无视继承顺位，拥立已经成年的皇子，老六被拥立的可能性最大。
如果德明帝今年就死，那就更麻烦了，四个儿子都是小孩，如果英国人再帮个忙，攻打京城，有可能李天悦就会效明代宗故事，直接黄袍加身。
德明帝和李天悦的关系其实很好，李天悦比德明帝的大儿子还小六岁，是德明帝一手带大的，兄弟感情不比亲父子差多少。假如德明帝那个英明神武的大儿子还活着，德明帝和李天悦肯定是兄友弟恭，但现在涉及皇位继承，那就不同了。
德明帝也不能真把兄弟弄死，何况这个兄弟也是最后的备份，真要是自己的四个儿子都不成器，有这个已经被证明是正常人的弟弟存在，至少能保证大顺不至于亡了。你不是汀国公吗，那就给你个总督福建海防的差使，在我活着的时候最好就不要回京城了。
在危机时刻能拥立皇帝的，主要还是皇后、内阁、勋贵三方，总不能福建节度使和福建权将军俩人一商量就立个皇帝。大顺真要是混到节度使都能拥立皇帝的地步，那谁当皇上也无所谓了，基本上已经完蛋了。所以，李天悦只要人不在京城，就不会被拥立为皇帝，这样才能一直兄友弟恭。
至于李天悦在边防重地会不会勾结英国人，这个德明帝不担心。不是不担心弟弟的爱国情操，而是不担心弟弟的智商。顺朝立国的两大合法性来源是“解民倒悬”和“驱逐鞑虏”，一个大顺的皇族公爵去学张邦昌、刘豫，那就是彻底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除非英国人能强到一口鲸吞大顺，从湄公河杀到黑龙江，从太平洋杀到帕米尔高原，但如果英国人有这样的本事，都要亡国灭种了，皇位什么的也就无所谓了。
终于把诸葛阳宁这份老长老长的报告看完了，德明帝出了书房，信步来到花园。虽然他要求尽可能地简单随便一些，但身边还是站着二十个侍卫。顺朝没有太监，所以皇宫有前后之分，前宫是皇帝办公的地方，服务人员都是健全男性，能进后宫的男性就只有探望母亲的皇族了。德明帝此次南下襄京，并没有带妃子，所以行宫里清一色都是男人，没有内外之别。
行宫规模很小，穿过襄王府仅剩的一小片花园，就是襄京军学的操场。当年白旺设计这片建筑群的时候，完全不觉得花园有什么用，把花园弄得小小的，操场弄得大大的，没把花园都改成操场就很给皇帝面子了。
李盛乐、李盛荣兄弟都在这里和同龄的孩子一起玩耍，不过兄弟俩并没在一起玩，弟弟李盛荣玩的是蹴鞠，哥哥李盛乐玩的则是足球。
在这个时空，蹴鞠没有被解释为“足球的前身”，蹴鞠就是蹴鞠，足球就是足球，是两种不相干的体育运动，而且在此时的大顺，贵族们一致认为，蹴鞠“高雅”，足球“低俗”。此时顺朝的读书人不论是学文的还是学武的，乃至稍微识字的普通平民，都一致认为我中华文明就是天下第一，根本不屑于去论证足球这种“蛮夷游戏”和蹴鞠有什么关系。
明朝时，朱元璋严禁蹴鞠，认为蹴鞠是玩物丧志的表现。李自成则认为纯属扯淡，汉高祖刘邦就喜欢蹴鞠，汉朝还拿蹴鞠训练军队，怎么就没玩物丧志？你的儿孙倒是不玩蹴鞠了，玩书画，玩古琴，玩青铜器，耽误他们玩物丧志了吗？自家制度定得不行，少往蹴鞠上甩锅。其实朱元璋的禁令连自己的子孙也管不住，明宣宗就喜欢蹴鞠。
在顺朝，最“高雅”的运动是打猎和马球，都是与骑兵训练相关的，但显然这不是谁都能玩得起的。所以在普通的军学学生中，蹴鞠这种既锻炼体能又锻炼团队配合的运动是受到鼓励的。
足球是由英国水手传入澳门的，这个时代的足球，在英国本土都是标准的“低俗运动”。没有固定的规则，随便找个球状物就能踢，踢的时候还经常推推搡搡、骂骂咧咧，有时甚至连队都不分，直接混战，因此导致的打架斗殴也不少，许多人将足球形容为“无法无天的暴民集会”。1835年，英国出台《公路法》，城市地区禁止街头足球。
足球最初传入澳门时，当地的顺朝官府也是禁止的。一群外国人喝得半醉，大呼小叫着一拥而上去踢一个球，时不时还动手打一架，哪个官老爷能喜欢这种景象。
有一次，英国水手踢球，把隔壁丹麦商馆的窗户打破了。英国水手立刻骂街：“你们瞎啊！怎么盖的房子！”在英国一直有这样一个传说：足球运动的最初起源是丹麦入侵时期英军士兵踢砍下的丹麦人头颅的游戏。今天踢球踢到丹麦人头上，他们立刻来劲了。
丹麦水手当然也不是温良恭俭让的绅士，直接跳过骂街这步，拎着酒瓶子、板砖一拥而上。这是在人家丹麦商馆门口，英国水手人少，又没有趁手的家伙，岂能占到便宜，十几个人被对面三十多人一顿群殴，要不是因为顺朝不许外国人带枪上岸，商馆为了怕惹事，连水手身上的铁器都收走了，否则怎么也得打死几个人。
丹麦商馆馆长见自己的手下打了人了，二话不说，弄块白布，蘸点鸡血，往商馆的几个中国雇员头上一包，去澳门州衙门找州牧大人告状：“英国人打我们了！”丹麦人刚到，英国人也拿担架抬着伤员告状来了。
州牧才懒得管这种破事呢，五分钟就把案子断完了。英国人先挑衅，丹麦人先打人，既然都有人受伤，那就这么算了。各回各家，该修窗户的修窗户，该请大夫的请大夫，以后不许打架！不许踢球！
英国人倒是消停了，本地的一群半大孩子又开始踢球了，澳门、广州等地接连出台禁令，这儿也不让踢球，那儿也不让踢球，最后基本上只要是城里就不许踢球。可问题是足球确实好玩，城市贫民的孩子闲着没事干，除了当童工，不踢球还能干什么？人民群众喜欢，官府的禁令算个屁。
大顺律里又没有一条“踢足球罪”，不能逮住哪个小孩踢球就发配台湾。这事大英倒是干过，当年詹姆斯一世出门的时候，在街上踢球的小孩犯“冲撞圣驾”之罪，直接抓起来卖到北美当契约奴。顺朝这边说是禁止踢足球，处罚方式也就是衙役照着踢球的小孩屁股上踹两脚，让他们滚蛋。踢球的人固然根本不怕，衙役没有油水可捞，也不爱管，最后禁令形同虚设。
后来广州军学的教授觉得，与其让军学中的孩子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打架玩，还不如让他们踢足球。我倒是想让他们学射猎、马球，可我哪来那么大的场地、那么多的经费？足球多便宜，把这些小鬼的精力都消耗掉，他们就不惹事了。因此，足球成了顺朝军学的体育项目，但是依然被认为是中下层军人和平民的运动，贵族和缙绅子弟是不会玩这个的。
从两个皇子选的体育项目，就能明显看出两人的区别，五皇子始终对于等级尊卑缺乏足够的认识。但他不懂不代表别的孩子不懂，都是十来岁的人了，跟着朝廷命官读书，能连这个都不知道吗，谁也不敢真和他拼抢，大家玩得都不尽兴。而六皇子那边，蹴鞠经过上千年的演变，尤其是和足球“划清界限”之后，已经完全没有身体冲撞的动作了，就算对手是皇子，也可以正常游戏。
李盛乐本来就懒，玩了一会儿，觉得不尽兴，就退下来看别人踢了，这下那些踢足球的孩子又撒了欢了，因为有皇子在旁边看着，大家不敢说脏话，但是推拉冲撞不用顾忌了。这个时期足球的规则依然很混乱，基本上是一个学校一个样。
德明帝只是站在墙外看了一看，没有现身。顺朝皇帝的各种规矩比明朝少了很多，但如果他露面，还是得满操场的人都跪下磕头，太麻烦了。一回两回还有可能感觉很爽，这都当了二十多年皇帝了，对看人磕头早就没兴趣了。
不知道太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到这般年纪，最起码也得等太子十三四岁，德明帝才敢放心去死。家里有皇位要继承，固然是天大的好事，可是也得操天大的心。
第三十五章 弃城
“必须立刻弃城！”李西平一点没顾官场的尊卑秩序，斩钉截铁地说道。
这就是乱世的好处。虽然李西平其实也没干啥，但是他在藤桥的战斗中关于英国人的判断比较准确，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也在英军舰炮的射程之内和矿工们一起抱着头缩在壕沟里，而且没克扣矿工们的钱，于是，被矿工视为与官府谈判的希望的李西平一跃成为崖州的二号人物，拥有仅次于州牧许乃邦的次强发言权。
但凡当官的肯干一点人事，工人还是愿意相信官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