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平时，一定会有人站出来斥责李西平散布悲观情绪。但是现在，站在崖州城头，用望远镜已经可以看见英军舰队了，没人再质疑李西平的专业判断。
英军的战舰就不提了，从英军运兵船的规模来看，这支英军分遣队的陆战力量应该在一千人到两千人之间。很显然，他们不是从舟山或者香港来的，而是从印度新开来的援军。
这支英军居然打算直接在崖州登陆，简直是嚣张至极，可李西平也不得不承认，人家有资格嚣张，如果他带着矿工去滩头阻击英军，只能是让兄弟们送死。
李西平现在只能希望他前天收到的那封信是真的：“我们沿着宁远河往东北走，退到保亭县的通什巡检司，那里是深山黎区，英国人不敢追过来。现在是冬天，进山的路好走，也不会感染瘟病。”
倒是没人质疑为什么要去通什巡检司，因为那是从崖州进入黎区的路上的第一座城池。虽然保亭县和乐东县的县城离得也不远，但那里都有县衙门，崖州州衙的上官们去这些下属的地盘上避难太尴尬，许乃邦是肯定不会去的。
李西平说：“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与会的本地缙绅无不愁眉苦脸：“那我们怎么办？”
英军都已经在视线范围内了，显然不可能把全城百姓都撤走，就算有足够的时间，没有崖州附近农村的供给，也没有那么多粮食可以养活这些人。因此，肯定只有官吏才能撤走。
李西平说：“这批英军是新来的，没有经过战斗，军纪相对好控制，只要缴纳‘赎城费’，他们多半都不会进城。广州战役时，香山县就是这么干的。”
当初香山县“赎城”的事情，知道的人不少。朝廷当然是不能允许官府给英国人缴“赎城费”这种行为的，事后进行了严厉的处分香山县令削职为民。
这种处置看起来是严厉，其实却是纵容。县令大人又不是不打工就得饿死的穷光蛋，他不做这个县令了，回家也是当土财主，子孙后代照样参加科举，人脉关系又都没丢，其实损失并不大。反正不是什么大官，革了也就革了。至于县里的其他官员，根本没被问责，朝廷的意思很明显：你们推一个人出来背锅，让朝廷的面子过得去就好。
这种事也只能这么敷衍，平息了舆论便算。官军都败得如此之惨，难道还能要求县令带着几百民兵乡勇和英国人大战三百回合吗？如果打，摆明了就是送死。既然不能打，除了花钱还能怎么办？
而现在崖州的这个撤离计划更方便甩锅。整个州城的官吏都撤了，由本地缙绅出面给英国人缴纳赎城费，朝廷总不能因为老百姓被土匪绑票之后交赎金就惩罚老百姓吧。
许乃邦几乎是立刻就同意撤退了，并且以极快的速度给出了详细的撤退方案。所有官吏、军队全部撤往通什，不带家属，除了矿山卫队随同撤退之外，其他的民兵、乡勇全部解散，矿工撤回矿山。
家属中有许多老幼妇孺，带着他们很可能走不掉，而且如果官吏们全家都走了，留在州城的人会觉得被抛弃了，士兵则会感到不公平，凭什么当官的可以带家眷，不让我们带家眷。为了让走的人和留下人都相信李西平说的是对的，州城是安全的，官吏的家属必须留下来。
吏基本上都是本地人，家眷有的在城中，有的在附近的乡村。按照顺朝的制度，官员上任是否携带家属是随意的，大约半数的官员带了家眷，许乃邦的妻子和儿子也在城中，许乃邦带头把他们留下，别人也没法再提反对意见。
不支持这次撤离计划的大有人在，要走的人因为和家人分离而愁眉苦脸，留下的人则感觉自己被抛弃了。但是许乃邦、李长宁、李西平三人都同意了，谁也不敢公开反对。
顺朝的官场当然也是唯上级是从的，而最高的上级就是皇帝。许乃邦是五品官，李长宁是宗室，他们都有权直接给皇帝上书。至于李西平，除了他自己，所有人都觉得他能从一介平民被提拔成九品官，肯定是有某个达官贵人做后台，现在他又“打了胜仗”，没人敢不拿他当回事。无形中，这三个人就形成了一个小的决策圈，别人谁反对也没有用。非和他们三个对着干，人家的关系是能通到京里的，到时候指不定怎么给你穿小鞋。
这次撤退说得好听些是“转移到山区坚持抵抗”，其实就是既打不赢，又不能让官府背缴纳赎城费的锅，所以干脆把官府的人全撤走，让老百姓投降。李西平心里很不舒服，但他还是带头提议撤退，他不怕大家不爱国，反而怕自己带来的这些矿工太有爱国热情了，白白送命。
矿工们并不知道什么叫爱国，他们只是本能地觉得，英军是来我们家里杀人放火的外人，应该打他们。其实知道这个也就够了，其他的那么多理论，最起码在现在的崖州都是扯淡。
但现在真不能打，现在是1842年，不是1942年。鸦片战争不是打输了就亡国灭种的生死之战，情况还不如1642年危急，不应该让这些未经训练的人白白送命。
虽然这和自己一直接受的主流价值观不一样，但李西平依然觉得自己这个提议是对的。国家遭遇外敌入侵，当然应该抵抗，可抵抗失败，难道是这些矿工的责任吗？藤桥一战，这些矿工所做的早已远远超过他们的责任了。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该有任何责任，他们这辈子从出生到死亡，都被当成牲口一样使唤，享受过什么权利？没有权利，又哪来的责任？
这个国家最有权有势的人没有管理好国家，却要这个国家最受苦受难的人去流血牺牲，凭什么？除非是像抗战那样不这么打就得亡国，否则李西平不认为这么做有任何意义，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如果朝廷把这些矿工召去当兵，给他们发装备、发军饷，组织他们训练，派他们上战场理所当然，而现在，不行。
为了稳定人心，许乃邦表示，这笔赎城费不能光由缙绅和百姓出，撤走的官吏都要出钱，他自己带头拿出了五百两银子。这笔钱对于一个官员来说不算很多，但是也足够在京城买一处不错的宅院了。李西平也把自己没花完的俸禄全都拿了出来，在崖州这地方他实在找不出什么可以消费的方式，每个月二十两的俸禄花得很少。
弃城的命令一下，顿时满城大人哭孩子嚷，乱作一团。李西平匆匆赶回了修道院，把自己手下的“四大长老”召集了过来，通知了要撤退的事，马德佑和张万全赶紧去收拾东西了，但常有道、常有荣兄妹却不打算走。
不管李西平怎么劝，这两个老头老太太翻来覆去就是“修院不能没人管”，李西平也实在拗不过他们。按照李西平的估计，城里也不至于有太大危险，就且由得他们去了，如果两个修道院长都跑了，修道院的日常管理确实会出问题，说不定得有人饿肚子，这俩老头老太太只是芝麻大的小吏，和平民百姓也没什么区别，以后朝廷追查赎城费问题也查不到他们这个级别，留下就留下吧。
刚刚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李西平又被喊去处理矿工和矿山卫队打架的事件。藤桥之战后，叶文焕带着大队矿工返回田独，邓通带着八百人跟着李西平到崖州协防，从进城那天开始，矿工和矿山卫队就冲突不断。
矿山卫队的队长曹帛不用说肯定是血债累累，但是矿工更恨矿山卫队的士兵。矿山卫队的士兵主要有两种来源，第一种是托关系进来欺压矿工、当兵拿饷的，这种人没什么战斗力，所以曹帛这次出来打仗没带他们，他们大部分都在矿工暴动中被杀死了。而曹帛带出来打仗的这些真正能打的矿山卫兵，大部分都曾经是矿工。
做卫兵是矿工脱离苦海的一大捷径，矿工想做卫兵，有三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就是出卖兄弟，在矿工组织怠工、罢工甚至暴动时去告密，就能做卫兵。
第二个办法，是勤劳肯干。勤劳肯干在矿山可不是什么褒义词，往往被视为“狗腿子”的同义词。
比如说，一队有一百个矿工，分为十个小队，哪个小队今天完成工作量最多，且超过一定数额，就有奖励，而其他队完成的数额如果不到十个小队平均数的八成，或者不到最低工作量，就会受罚。如果某个小队长期受奖，小队长就能被提拔去做卫兵。
矿工也想出了对抗的策略。比如说邓通那个队，邓通把矿工组织起来，大家谁也不多干，十个小队每天都是刚刚完成最低工作限量。谁也不领奖，谁也不受罚。
监工们自然也有办法应对，他们把青壮年矿工和老弱病残分开编队，人为在矿工中制造分裂，不是每个人都有邓通这样无师自通的组织能力，总会有人忍不住诱惑去拿奖励。他们干得多了，平均工作量提高，自然有人受罚，矿工便会互相埋怨，难以形成合力。
第三个办法，就是拍官吏的马屁。叶文焕就是用这种办法混进了矿山卫队，掌握了足够的情报，才得以领导暴动。
用这三种办法“精挑细选”出来的矿山卫兵，和矿工之间水火不容，相比于一直欺压他们的官吏和监工，矿工更恨这些“叛徒”。矿山卫兵自知矿工恨自己，所以镇压矿工也比一般的监工更卖力。
如果是平时，不要说李西平，就连许乃邦都会直接把曹帛法办了，解散矿山卫队。可现在面临英军的威胁，矿山卫队是除矿工外州衙唯一可以依仗的军事力量了，所以李西平也只能和稀泥。
李西平劝了好半天，一直在煽风点火的邓通才让矿工们不要打了。邓通对李西平倒没什么恶感：“李大人，我看你也别跟着他们去什么通什了，不如和我们一起回田独，自由自在。这里是个官就比你官大，有什么意思。”
李西平说：“多谢了，只是我去通什还有些要紧事办。李学正、孙医官和你们一起去田独。”
李西平找来了李长宁和孙乐安，让他们带着矿工赶快出发。此时，准备撤往通什的人也集合得差不多了，毕竟都是官府中人，逃命的组织力还是有的。许乃邦不许他们大包小裹地携带东西，又不带家眷，行李都很简单。
通什巡检司总不能不管他们的饭，这些弃城而逃的官吏在通什吃粗粮、穿破衣，将来对朝廷也好交代。否则的话，到了通什还大吃大喝、穿金戴银，这是生怕别人找不到理由弹劾自己啊。
李西平没有家眷可带，但是他把锤子叫上了，这孩子比较机灵，平时有事跑个腿什么的用得着。其他官员一般也带着一两个侍从，这很正常，有的官员年纪较大，没有人帮忙确实不方便赶路，骑马的有马夫，坐车的有车夫。
来到崖州城外，李西平回头一望，见守城门的民壮脸上的神色既不是恐惧，也不是愤怒或悲哀，而是一片茫然。李西平也做过老百姓，能理解这种心情。外国军队就要打过来了，可是全城的官员和军队却全跑了，留下老百姓面对侵略者，自己这事做得实在混蛋。
但就算李西平不提议，许乃邦也一定会弃城的，有了“藤桥大捷”打底，许乃邦下令弃城，顶多就是“功过相抵”，他是绝不可能在州城和英国人拼命的。
李西平长叹一声，自己这穿越者当的，真他妈窝囊！
五天后。
崖州的城门外，三个连的英军列好了阵势，翻译趾高气昂地喊道：“我们走失了三名士兵，要进城搜查！”
崖州城内的缙绅都慌了手脚。按照李西平的吩咐，他们在英军登陆时没有做任何干扰，随后就派出使者和英军联络，主动送上赎城费，英军也如李西平所料，同意不占领崖州，在城外建立军营。这几天附近的百姓向英国人出售鱼虾蔬菜，也没出什么事，怎么突然就“走失士兵”了？
此时城中主事的缙绅之首名叫胡源，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家财并不富裕，功名也只是个秀才，没做过官，但是颇有文名，放在整个琼州府也是数得上号的诗人，再加上年纪最大，城里的缙绅公推他做首脑。
胡源站在城头，用他最大的声音说道：“这些天崖州只开一门，其余城门紧闭，除了菜农、樵夫、粪夫，其他人一概不得出入，城门口盘查极严，英国兵相貌殊异，怎能混入城内，贵军已经答应不入城，请不要食言啊。”
翻译喊道：“少废话！现在打开城门，我们进城搜查一遍便罢，若是不开门，便要放炮了！”
城内缙绅商议了将近一个时辰，直到城外的英军开始放枪，他们才决定打开城门。想不开门也没辙，城里一个兵也没有，唯一一个“会打仗”的官员也不在。其实李西平就算在这儿，也顶多能告诉他们英国兵放炮的时候躲在哪比较安全。
二百四十名英军五人一队，在崖州城内挨家挨户搜查，顿时满城鸡飞狗跳。若说英军是找借口开战，却又不像，战争都打了两年了，还要什么借口。他们要进城，也没人拦得住，何必要找理由。
“银子，钱，拿来！”进城搜查的英军居然能磕磕绊绊地说几个闽南话的词。印度是这个世界上少数没有华人的欧洲殖民地之一，因为印度也有充足的人口，而且印度人的文化传统在造反方面和华人比起来显然是有差距的。但是这队英军之前一直驻扎在马来亚，那里的华人已经快要比马来人还多了，这些英国士兵对于抢华人的东西一事颇有经验。
三亚的闽南人很多，常有道也会说闽南话，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善哉，这里是教堂清修之地，老朽这就拿银子来，请各位军爷不要搅扰。”
就在这时，这五个英军士兵也意识到，这里是一座教堂，眼睛里都露出了兴奋的光芒，这里面有两个英国人、三个印度人，但不同的信仰并没有妨碍他们对金钱的一致渴望。一个士兵一把将常有道推倒在地，五个人一起冲进了修正司衙门。
在三百年前亨利八世的年代，英国人就开始没收教会财产，但即便如此，教会拥有的财富对于这些底层士兵来说还是非常诱人的。这些士兵在马来亚见过华人的教堂，这些海外的教堂自然不归修正司衙门管辖，而是当地华人首脑控制底层华人的工具，有许多华人“捐献”的财富，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座教堂里一定也有很多银子。
在圣母殿里，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财物，随后又冲向后院，看到一扇门，也不管里面是什么，便用枪托砸起门来。
“这里是修女院，你们不能进去！”常有荣冲出来阻止，立刻被一枪托砸晕过去。英军士兵几下便砸开了这扇破门，冲了进来。
“砰”的一声，一个英国兵的帽子被打飞出去，吓得他们急忙退了出来。被后坐力震得险些栽倒的卫氏把手里的鸟枪一扔，以快得惊人的速度拿起了另一支，哆哆嗦嗦地对准了门口。她的身后的院子里挤满了一大群修女。
五个英军士兵就这么被一个少妇和一支鸟枪吓住了，他们早就知道崖州的顺朝军队全都撤走了，他们搜捕的三个逃兵也都没携带武器，闯进修道院抢劫能有什么危险？所以他们五个的枪里都没上子弹。
“滚出去！”卫氏厉声叫道，差点把她自己吓趴下。五个英国兵看了看这些老老少少的修女身上打满补丁的衣服，心想这里恐怕也未必有很多钱，上级只让他们搜查，又没让他们抢劫，事情闹大了也不好，匆匆退了出去。
英国兵一走，卫氏立刻软瘫在地上，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众修女急忙去抢救被打晕的常有道和常有荣。
修女们身后的门打开了，三个印度人走了出来，其中一个结结巴巴地用闽南语说：“谢谢，谢谢，谢谢……”
“上帝教导我们，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别人。”刚被救醒的常有荣缓缓说道，“这里是我们敬拜上帝，将他的慈爱带到人间的地方，任何来这里求助的人都该得到帮助。”
第三十六章 阿洪
高哈蒂，阿洪王国都城。
英军已经占领了这座古城，国王岩光辛格自尽。
南宋宁宗嘉定八年，生活在云南西部的傣族人口越来越多，原本的土地容纳不下这么多的族人。
他们的北方是青藏高原，东方是大理国，南方则是缅甸蒲甘王朝，显然都不适合扩张。因此，九千傣族人选择向西进发。
经过了长达十三年的迁徙，他们最终定居在了南亚次大陆的东北角，雅鲁藏布江的下游地带，与这里操汉藏语系、南亚语系语言的原住民融合，迅速扩大族群。又过了二十三年，建立了阿洪王国。
元仁宗皇庆元年，以云南瑞丽为中心的麓川政权脱离元朝，两年后西征阿洪，迫其称臣。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明军平定云南，麓川政权向其臣服，但五年后，双方兵戎相见。阿洪趁机逐步开始摆脱麓川的统治，并开始信奉印度教，语言也渐渐转变为印欧语系的阿萨姆语。
明英宗三征麓川之后，阿洪王国彻底获得了独立，后来麓川更是为缅甸所并。但是从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开始，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又入侵阿洪。
顺太祖永昌十九年，莫卧儿的孟加拉副王米尔朱姆拉赫攻入阿洪，破其都城。阿洪王室一路东逃，来到云南，向顺朝求救。
永昌十九年就是西元1662年，在李西平那个世界，这是明朝灭亡那一年，阿洪王国当然不会到云南来求救，难道指望吴三桂帮助他们吗？然而在这个世界，雄踞西南的张献忠在1658年去世，他的儿子和四个义子归降顺朝。李自成为了防止变乱，没有骤削其权，将张献忠的儿子封为秦王，召入京城，任命孙可望为贵州权将军，李定国为云南权将军，刘文秀为四川权将军，艾能奇为西康权将军，四人皆封侯爵。
1661年，缅甸国王莽达为其弟莽白所弑，莽达之子奔入云南，请求天朝主持公道。李自成当时正忙着筹备伐日之役，没工夫理会西南边陲的这等“小事”，只给了李定国一笔经费，让李定国想办法解决。作为天朝，对藩属国的尊卑秩序也是要维护的。
顺朝此时尚没有在云南改土归流的能力，所以李自成也根本不在乎李定国会不会在云南割据，只要他不公然造反就行了。就算张献忠的四个干儿子一起造反，李自成也根本想象不到全世界最大的帝国被西南一隅的力量撼动的景象。像大清这样前后两次被人从云南起兵打崩半壁江山的奇迹还是很难复制的。
既然云南的事都管不了，缅甸的事李自成就更不管了。就算李定国占据缅甸称王，李自成也不怕，此时的缅甸在顺朝中枢的官员眼里就是一片蛮荒之地而已。
李定国刚刚诛杀莽白，助莽达之子复位，就接到了阿洪王国的求救。此事不比莽白篡位，可以先请示京城再做判断，现在莫卧儿军队正在阿洪烧杀抢掠呢，等请示京城，阿洪人的坟头草都三尺高了。
李定国决定直接出兵，李自成给他的权限本就包括在朝贡国遭到外敌入侵时出兵救援。顺军穿越胡康河谷，如神兵天降一般出现在莫卧儿军队面前，一战破敌，将他们赶回了孟加拉。
1671年，阿洪与莫卧儿又发生了一次边境冲突，莫卧儿人终于认识到，征服这片潮湿炎热的地区是得不偿失的。顺朝此时又要准备安南之役，也不想为了阿洪浪费时间，1672年，在顺朝的监督下，阿洪王国与莫卧儿签订了划界条约。
顺朝也趁机和莫卧儿确定了双方的势力范围，东边莫卧儿不得越过阿洪边界，北边只要是说藏语的地方，莫卧儿就不得插手。至于西边，想来顺朝和莫卧儿都没有占领阿富汗的本领，就不必提了。
按照顺朝的朝贡国管理模式，阿洪王国作为朝贡国，是没资格和其他国家外交的，唯一可以签的条约就是划界条约，而且必须由顺朝监督谈判过程，盖上大顺皇帝的玉玺才能生效。因为真的要管束朝贡国，那些乱七八糟的名义上的朝贡国都得取消，朝鲜、日本、琉球、安南、浩罕五国内附，实际上顺朝的朝贡国只剩下高棉、老挝、暹罗、缅甸、阿洪、布哈拉、希瓦七国而已。
后来，李定国又作为蕲国公谷英的副手参与了安南之役。李定国军纪严明，又善于赈济、屯垦，云南、安南及南方的五个朝贡国之人咸感其德。李定国去世后被追赠为滇国公，各地皆立“滇公祠”，近二百年来香火不绝。之后李定国之子李溥兴、李嗣兴、李润兴相继担任云南权将军，每换一任权将军，朝廷便将权力收回一些，到李润兴去世之后，云南已彻底与内地省份无二。
1757年，英军在普拉西会战中大破孟加拉军队，这件事立刻被阿洪、缅甸两国，以及痛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其他欧洲国家的领事报告给了顺朝。
在澳门生活多年的欧洲领事清楚对大顺应该说什么：英国侵略孟加拉，孟加拉副王西拉吉道莱雇佣法国炮手，拼死抵抗。在战斗最激烈的关头，早已暗中投靠英国的孟加拉大将米尔贾法尔临阵倒戈，其他许多将领也纷纷叛变或观望不前，导致孟加拉军队惨败。
除了英国领事，所有领事都认为，英国对孟加拉的侵略是一场极为无耻的阴谋，是英国人狼子野心的最好证明，英国人就是东虏，贾法尔就是吴三桂。希望大顺最好能和英国断绝一切往来，对英国宣战才好呢。
然而缅甸、阿洪两国的报告截然不同，他们说，过去孟加拉人时常欺压他们，这一次本来是英国、法国征战，不关孟加拉的事，但是孟加拉与法国人勾结，才导致了战争。莫卧儿王朝都没说啥，我们就不要管了。他们还特意强调，英国人打败了孟加拉之后，对他们非常友善，绝无犯境之举。
此时英国还真不敢招惹顺朝的朝贡国，顺朝的水师战舰虽然老旧些，但是和英国人也没什么代差，而且这里是亚洲，英国在这里没有主力战舰，真要是把顺朝惹急了，出兵帮助法国人，荷兰东印度公司早就恨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死，必定开放马六甲、科伦坡为顺朝水师补给，顺朝水师远的地方去不了，但贴着海岸线在法国人的带路下去郑和去过的地方转转还不是问题，一旦顺朝水师到了印度洋，英国人必将丧失制海权，到时候也就不是法国的敌手了。
五年前，缅甸的东吁王朝被孟族起义灭亡了，但缅族将领雍籍牙又打败了孟族人，建立了贡榜王朝。雍籍牙野心勃勃，北打腊戍，南屠孟族，东攻暹罗，西侵阿洪。
顺朝对这些朝贡国的管束很少，连奴隶制都默许，只要你别在给大顺上书时瑟你们国家有奴隶就行。真正的管束其实就两条：第一，不许私下与其他国家接触；第二，不许互相攻击。
雍籍牙把这两条全犯了，不仅攻击暹罗和阿洪，还为了进口武器而把恒枝岛割让给了英国人。英国占领孟加拉时，雍籍牙还在隐瞒恒枝岛的事，并把他和暹罗、阿洪之间的战事解释为“无知边民之间的冲突”，当然不希望顺朝对孟加拉的事有什么反应。
而且此时法国东印度公司还在孟族人的帮助下占据了沙廉，顺朝如果知道了沙廉的事，肯定要赶走法国人，但是会如何对待孟族人就很难说了，如果他们觉得雍籍牙不够听话，说不定会换一个孟族人做国王，孟族人在缅甸境内是少数族群，为了稳固统治，自然会更听大顺的话。
法国人和英国人倒是互相举报，都说对方侵占了缅甸领土，不过对于顺朝来说，这只是个脸面问题，无关利益，顺朝在印度洋沿岸没有任何势力。再加上顺朝在西北与俄国冲突，在云南还要搞改土归流，所以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就做出了“查无实据”的结论，对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控告都置之不理。
不过顺朝也警告雍籍牙，再敢对暹罗和阿洪动手，六师移之，腊戍的问题也要和平解决。
缅甸北部的归属问题一直是一笔烂账，当初平定莽白之乱时，李自成指示，在顺朝兵力投送能力薄弱，难以插手的怒江中游、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设置了腊戍、密支那两个土司，腊戍土司是傣族人，密支那土司是景颇族人。这两个土司名义上归属缅甸，占了缅甸国土的四成。这招相当损，没有真正按照民族来划分疆界，两个土司境内都有不少缅族人，缅王直辖区内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搅在一起，互相牵制。
虽然顺朝承认腊戍问题是缅甸内政，但朝贡国没有真正的内政，腊戍背靠云南，顺朝不许缅甸消灭腊戍土司，雍籍牙也没辙。至于缅甸南部的孟族问题，雍籍牙对待孟族人可比对待傣族人残暴多了，但顺朝没能力出兵到那么远的地方，也就装作不知道了。
阿洪王国此时国内教派冲突严重，国王及其亲信为了防止国内的贵族卖国，决定自己先卖国，抢先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勾结起来。虽然缅甸的威胁在顺朝的警告下消除了，可内部的事还得他们自己解决，因此他们也不希望顺朝对孟加拉的事知道得太多。
1760年，贾法尔想赶走英国人，于是英国人扶持了贾法尔的女婿卡里姆；1763年，卡里姆也想赶走英国人，英国人又把贾法尔搬了出来。1765年贾法尔死后，英国与莫卧儿王朝签订了《阿拉哈巴德条约》，莫卧儿王朝把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的包税权出卖给了英国人。
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包税权分割出售，包税人们疯狂压榨孟加拉的农民。英国人不仅不搞任何水利建设，还强迫农民种植各种经济作物，乃至生产鸦片，最终导致了1770年的大饥荒。英国每年从孟加拉榨取的税收高达234万英镑，却只发放区区9000英镑的赈灾款，而且为了保障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利益，禁止粮食跨区运输。和大明一样，有人饿死了，饿死的人的税款就从活人身上收，进而导致更多的人被饿死。
最终，上千万孟加拉人被饿死。这一地区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经济全面崩溃。在18世纪上半叶，全世界最富庶的地方就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恒河三角洲，然而，昔日可以与顺朝的江南相提并论，被称为“印度谷仓”的孟加拉如今农田荒芜，蒿草遍野，白骨满地，野狗纵横。
在那之后，孟加拉隔三差五就来一次大饥荒。孟加拉人虽然没有华人那么强的造反传统，也还没怂到饿死不抗英的地步，农民起义接连不断，遍地都是“土匪”。尤其是1783年那次农民起义，声势尤其浩大。
然而，孟加拉的起义军却只要求英国人减税和改善货币政策，在英国人假意答应之后，他们竟然放下武器回家了。
随后，英国的包税人四下出动，对孟加拉农民严刑拷打。很快就爆发了第二次起义，英国人要求起义军首领不带武器前去谈判。
上次谈判上当，是因为起义军不了解英国人，第二回还用假谈判的办法，真以为孟加拉人都是傻子吗？英国人布下埋伏，想杀死起义军首领，结果被起义军反杀了。起义军占领英国人的官署，直接要建立新的政权。然而，虽然这回的起义有组织、有纲领，却还是没有敌过英国人的武力优势，最终还是被镇压了，大批孟加拉难民逃入阿洪。
而在缅甸那边，雍籍牙最终还是按捺不住自己的野心，在1766年入侵暹罗，于次年攻破暹罗都城阿瑜陀耶，将城市屠焚一空，带着无数金银财宝和三万俘虏返回缅甸。
雍籍牙认为，自打李定国走后，顺朝已经百年未对西南用兵，只是专心对付云贵土司而已，缅甸有气候和地形作为屏障，顺朝开国一百多年，已经变得软弱了，不见得会真的为了暹罗而攻打缅甸。雍籍牙要是只是侵占些边境城镇，掳掠些人口财物，可能顺朝就真的按“查无实据”处理了，然而缅甸公然戕杀暹罗国王，毁暹罗宗庙社稷，并且屠杀掳掠大量人口，尤其是阿瑜陀耶作为商业重镇，居住着数万华人，在这场战争中要么被杀，要么被掳，要么逃亡，这要是还能装聋作哑，皇帝得多不要脸？
顺初经历了东虏之乱，对这种事非常敏感，今天缅甸能攻暹罗，每天就能侵云南。顺军兵分两路一路由云南攻入缅甸，另一路从安南走海路，支援暹罗的华人将领郑信的复国运动。顺军攻破缅甸首都贡榜，缅甸真的换了一个孟族国王，定都仰光。英国人和法国人都被从缅甸赶走了，仰光王朝又趁机把夹在缅甸和孟加拉之间的阿拉干王朝并入了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