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的内容更加“喜闻乐见”。
英国人拖欠印度兵的军饷，用棍子殴打讨薪的士兵。
英国军官用印度兵的军饷去放高利贷，赚了大钱，而印度兵因为毛毯受潮发霉又没有钱买新的，感染了肺炎。
英国军官逼迫印度兵赌博，把他们的积蓄都赢走了。
英国军官引诱印度兵吸鸦片，然后把鸦片卖出天价，发出的军饷在印度兵手里转了一圈，又回到英国军官手里。
金丽泽说：“这些画其实是襄京印刷厂的产品，顺军在战斗中缴获了我们发给印度兵的宣传品，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就开始仿制。他们审问了一些被俘的印度兵，再说顺军里面这种花样也不少，所以画英国人用各种办法克扣军饷是惟妙惟肖。现在第一批样品已经发下来了，皇帝特批经费，要广东、广西、安南的印刷厂加班加点仿制，反正各地的大印刷厂基本上都是皇家产业。我们通过海盗从安南拿到了一些。就算过去了二百年，李自成的子孙依然记得宣传的力量。”
李西平颇为惊讶：“我还以为只是要激发印度兵的厌战情绪。皇帝这么重视，难道想招降印度兵？”
金丽泽说：“这有什么不可能呢？不要说印度兵，就连英国兵，也已经有开始为皇帝效力的了。那些在国内有家人的英国兵往往宁肯花钱赎身也要回家，而还有很多英军士兵原本就是伦敦街头的无业游民甚至地痞流氓，一旦被俘，只要见到银子，就会立刻变换效忠对象，甚至有人拿着银子去策反自己的同伴。皇帝开出的价码非常高，让人除自己的至亲之外没有什么不能出卖的，有的人甚至可以为此出卖至亲，如果是熟悉操典的军官愿意投诚，皇帝更是开出天价，不过目前似乎还没有效果，毕竟军官都是在英国有家有业的。”
岑兰洲说：“有不少我们的军官都对此不满，说这可真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一个印度小兵投过来都能拿这么高的军饷。可谁让我们打了败仗呢，下次英国人再来的时候要是打赢了，自然就不会再给外国人这么高的待遇了。”
不知为什么，李西平对于岑兰洲和金丽泽是一伙的没有感到任何奇怪。他只是感慨，在他那个世界的鸦片战争中，朝廷可没有这样的意识，清军也俘虏过英军，但大部分都是直接砍了。
然而，抓住外国军人当雇佣兵这种事，在二百年前其实被视为非常正常的事情。朝鲜曾经抓住过一些荷兰海盗，赦免之后留下当炮手，训练本国士兵；明军在万历朝鲜战争中俘虏了不少日本士兵，把这些人编入军队，还学习其鸟铳战术。朝鲜军队中也有日本降兵，萨尔浒之战后，被俘的三百日本士兵还试图刺杀努尔哈赤，逃回朝鲜，失败之后全部战死。就连准噶尔部，也用从俄国那边俘虏的瑞典炮手和波兰骑兵来训练自己的军队。
而大清在过了初期锐意进取的时期之后，反而比汉人王朝更加强调“华夷之辨”，排斥一切外来事务，甚至有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说这话的虽然不是满洲人，但其观点也是得到了当时主政的鳌拜的支持的。一个真正维护华夏文明的政权会有足够的自信，把吸收的外来文化、技术成果都变成自己的，而清朝知道自己的假的，知道自己是文明毁灭者，所以越是假的，就越得装得像真的，越是往顽固的方向发展。
再看德明帝这边，敌人很能打，我就抓敌人的俘虏当雇佣兵，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金日都能当汉武帝的托孤重臣，我给几个降兵多发点钱算什么。
清朝要是敢用这些宣传画来宣传，绿营兵看了之后作何感想呢？而顺军军官虽然也变着花样克扣士兵工资，好歹欺压士兵的原因是他们的级别低，而不是因为他们是汉人。而且顺朝的财政比清朝强，虽然有克扣，但还没到士兵无法生活的地步。
李西平说：“所以，你们费了这么大力气把崖州官府挪到通什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金丽泽说：“如你所见，我们有很多同伴，但是我们的同伴没有一个能接触到皇帝。等岑兰洲升到五品官似乎需要很多年。”
岑兰洲笑道：“我能通过武举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李西平点了点头：“明白，你们需要许乃邦。可你们有什么可和皇帝说的？再说许乃邦也不是牵线木偶，总不能你们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李西平完全不相信给皇帝上书会有什么用处，许乃邦的一封密折，难道还能比公车上书更厉害？
金丽泽说：“按照密折奏事的规则，如果同僚对国事有何见解，也可代为上奏，言不堪用亦无罪。”李西平说：“无罪倒是无罪，但是也会惹皇帝不开心。如果惹了皇帝不开心，那就一辈子在五品打转吧。”
金丽泽说：“我相信，这封密折上写的一定是皇帝想听的。皇帝正在准备练新军，但并不是建一所军校就有新军了，他要考虑修建配套的兵工厂，而且这笔钱也不能一直由户政府或者内帑出。皇帝不敢大规模裁撤旧军队，又要养一支开销更大的新军，他就需要更多的钱。”
李西平点了点头：“这个我懂，搞洋务不光要自强，还得求富，得兴办轮船、铁路、电报、邮政、采矿、制药。”金丽泽问道：“电报是什么？”
李西平赶紧把话题岔开：“你们打算让许乃邦上书说这些？”岑兰洲说：“还有更关键的，学校，没有足够的人，机器只是一堆废铁。不仅要有陆军学堂、水师学堂，还要有机械学堂之类的各种工商业的学堂，要培养翻译人才，要派人出国留学。”
金丽泽说：“大顺朝廷现在对这些东西缺乏准确的认识，而我们这里搜集了详细的数据，以及其他国家发展工业和教育的经验。这封密折递交上去之后，会起到非常大的帮助。”
李西平不怀疑这封密折会有作用，数据资料有巨大的力量，既然大清朝都能搞洋务运动，办同文馆，大顺朝当然也能搞，这些资料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但是，这对金丽泽他们有什么意义呢？
李西平提出了自己的疑问，金丽泽说：“我们的同志在大顺都是边缘人，只有兴办工商业，兴办新式学校，才能让我们的同志有机会接触大顺的高层。”
李西平估计金丽泽没说实话，毕竟他也不是这个组织的自己人，金丽泽不说实话也是理所应当的。给皇帝写一封信，皇帝就同意你提出的政策了，然后你的同党就受到重用，这种剧情只该出现在《东周列国志》之类的小说里，而不是史书上。这么大一个组织，总不至于水平还不如我李西平吧。
然而这一次，李西平想多了，这个组织真的就是这个水平。现在是1842年，大家都在黑灯瞎火中乱摸出路，能指望他们的水平高到哪去？即便是更异想天开的办法，在李西平那个世界的历史上也不是没出现过。
金丽泽和李西平继续研究这封密折该怎么写，岑兰洲则来到了另一间小屋。
在小屋里等待他的，是那三名印度逃兵之一特里帕蒂。
岑兰洲和特里帕蒂握了手，但他们不是互相握住对方的手掌，而是互相握住对方的手腕。随即两人用英语交谈起来。
特里帕蒂说：“我还是反对你们的计划，这太冒险了。”
岑兰洲说：“革命总会有代价，如果不冒险，就什么也得不到。”
特里帕蒂说：“你该庆幸你不是那个代价。”
岑兰洲说：“既然已经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你就应该相信组织。”
特里帕蒂说：“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我不相信任何组织。我可以相信你，相信金丽泽，相信你们每一个人，但当你们集合在一起时，我不相信。人可以有道德，而团体没有。”
正在五指山下的小镇里琢磨着如何劝皇帝搞洋务运动的这些人怎么也没想到，皇帝可比他们激进多了。
“由汉口出发，北上郑州，将河南一切为二，向北经过直南豫北的产煤区，抵达京师。由京师向东，又是产煤区，沿辽西走廊抵达沈阳，北上经过吉林长春，终点为哈尔滨。”侍中卜中兴慷慨激昂地说道，仿佛铁路已经修成了一样。他是辅佐军师的侍中之一，现在被调到襄京担任皇帝的秘书。
在场的几个人看着这条画在全国地图上的漫长线路，都有些惊得说不出话来。铁路在英国出现，也还不到二十年，而德明皇帝竟然想修一条从汉口到哈尔滨的超级铁路。
“侍中大人，根据之前的价格核算，把买机车、总务费、征地等等费用都算进去，平均每修建一丈铁路，就要花费一百两白银，陛下的这个计划中的铁路长达五千里……”七千五百万两银子的预算，谁敢做？
说话的人名叫花良臣，是一个美国华商的儿子，十五年前，他作为工程师助理参与了美国第一条铁路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的修建。此后，与兄长争夺家产失败的花良臣一直在和铁路打交道，但因为他是华人，他只能做工程师助理，这还是因为他爹给他留下了不少钱的关系，要不然根本没人正眼看他。
鸦片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美国，花良臣大喜，倒不是因为祖国被侵略而开心，而是他认为，自己终于有用武之地了。
对于铁路的各种作用，花良臣烂熟于心。鸦片战争中，英军以强大的海军纵横顺朝沿海，想打哪里就打哪里，顺军靠着两条腿和船帆赛跑，被溜得团团转，最后只得干脆放弃机动作战，变成了各自困守孤城。
想当年，李自成、罗汝才在河南大战三边总督傅宗龙，就是靠着超强的机动性，溜垮了明军；后来攻打日本，也是因为水师强大，可以袭击日本的任何一处海岸，导致日军不得不处处防守，等于处处不守。而这一次，顺军变成机动性差的一方了。
花良臣认为，大顺朝廷这次被打得这样惨，一定会设法寻求破解的办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直捣马来亚，把英国人打回印度去，但这显然不太可能。那么，大顺朝廷该做什么就很明显了加快内陆运输速度，或者挖运河，或者修路。
过去顺朝最信任的还是运河，陆路交通有多不靠谱，李自成这个常年在路上跑的人比谁都清楚。虽然顺朝改走海路，不再依靠大运河沟通南北，但是在不能走海陆的地方，顺朝又开凿了新的运河。
新的运河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江苏、湖北等地开凿的以防洪和灌溉为主要目的的运河，另一种则是沟通地域的战略运河，主要有六条。
第一条就是北伐黑龙江期间开凿的松辽运河。最初，顺朝按明朝旧例，以吉林造船厂作为北进基地。但是，吉林与辽宁只有陆路可通，严重制约了顺军的兵力投送能力。空有庞大的人力资源，但是在和北清政权的战争中却总是没有人数优势。
因此，李自成决定开凿一条长约百里的运河，从东辽河畔的怀德县，也就是李西平那个世界的公主岭，挖到吉林长春，连接松花江的支流伊通河。
这个计划很多人反对，连李自成的左膀右臂田见秀和刘宗敏都不支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成本太高了。经过明末战乱，辽东严重缺乏人口，人力成本太高。
为了寻找合适的水上交通线，顺朝派出探险队，绕过朝鲜半岛，找到了黑龙江口，甚至在明朝奴儿干城的旧址附近修建了庙街城。北清为了和俄国贸易，经常派人沿黑龙江进入鄂霍次克海，猎杀各种水生哺乳动物，驻扎在这里的顺军一面抢劫北清和俄国的毛皮贩子，一面自己也打猎，在如此荒凉的地方驻军不仅不赔钱，而且还挣钱。
但是，黑龙江实在是太远了，不足以让大军通行，顺朝最终还是选择了运河。
李自成无论如何也要强制挖掘松辽运河，最大的原因来自恐惧。当初被洪承畴、孙传庭赶进商洛山里啃树皮，他并不害怕，因为他知道自己一定能东山再起。但是在和清朝的多年战争中，他感到了恐惧。因为当时的他已经不是绿林好汉了，是全天下的皇帝，他害怕失去的东西太多了。
面前的敌人并不是只会骑马射箭的蛮族，而是一个拥有比大顺更完善的统治体系的劲敌，而且他们的统治模式在大明士绅心中肯定远胜于大顺的追赃助饷和均田免粮，再加上强大的军事实力，如果不能将之在辽东一隅就歼灭，一旦将其放入关内，占据大片农耕区，将后患无穷。
同时，刚刚来到黑龙江流域的俄国哥萨克也让李自成感到了威胁。这些人也留着辫子，既精通骑术，又是自耕农，其他民族的人把头发一剃就可以加入进去，怎么看都是八旗的翻版。而且他们有比清军更先进的武器，还有东正教作为凝聚核心。
当北清皇帝，皇太极之子、福临之兄硕塞改宗东正教的消息传来，李自成宣布，此事绝不能容忍，哪怕像汉武帝那样打到天下户口减半，也得把北清彻底铲平。
其实也没那么夸张，一个17世纪的封建帝国，又处在刚刚改朝换代的上升期，要是打个黑龙江就户口减半，那也菜得太过分了。但是，这场战争也的确给辽东百姓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辽东百姓多为自耕农，人均土地占有量还高，本来是生存能力比较强的群体，但是北伐带来的繁重徭役还是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辽东不缺土地，缺的是人口。许多青壮年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死在了运河工地上，若不是这条运河只有百里，而且工地上一直能吃饱饭，恐怕就该有人造反了。
就算是李自成，也终究是个皇帝。让他关心老百姓的死活，没问题，让他关心每个老百姓的死活，不可能。按照顺朝的理论，江山稳固，不让天下有人造反，不让外族打进来，是对老百姓最大的善。但同时，这也是对皇家最大的善。所以在“行善”过程中会死多少老百姓，只是数字问题，只要不超过把百姓逼反的底线就好。皇帝爱民，爱的是抽象的民，不是具体的民。
顺朝在1651年就彻底收复了辽东，经过了自高淮乱辽以来大半个世纪的动乱，为了讨个好彩头，新设置的节度使名为辽宁节度使。1652年拿下吉林，1653年打到了宁古塔，但是，直到1689年，顺朝才彻底消灭北清。三十多年的战争固然葬送了无数人的性命，却也让辽宁的农业变得有利可图，粮食和棉布有军队这个最稳定的客户。
顺朝严格限制辽宁的地主雇佣朝鲜人，因此有大量的长工被从山东半岛跨海送了过来。顺朝在山东罢漕运，又裁撤明朝的卫所，裁撤掉的漕丁和卫所兵不可能人人都给顺朝世兵的待遇，其中很多人被送到辽宁来做廉价劳动力。当北清灭亡，辽宁也有了数百万汉人，不复地多人少的局面。随着气候转暖和一些新作物的推广，以及毛皮贸易的发展和一系列金矿被发现，黑龙江流域的粮食商品化成为可能，那些驻守在黑龙江流域的军事地主们，也开始从辽宁雇佣长工进行耕作。
其他五条运河都是围绕江西的。顺朝在北方最牢固的基本盘是大批经过了农民起义之后分到了土地的自耕农，在南方也差不多。因此，农民起义烈度最大，重分土地最彻底的湘南、赣南、闽西地区就成为了顺朝在南方统治最稳固的地方。但是，南方多山的地形决定了这些地区的力量难以向周围辐射。
于是，就有了环绕江西的运河计划：粤赣运河、闽赣运河、浙赣运河、湘赣运河和湘粤运河。
秦始皇修灵渠，秦军方得据岭南，内河交通是决定一个封建王朝统治能力的重要因素。但是在边防压力没有那么大的南方修运河，显然不可能像松辽运河那样由皇帝拼命砸钱，这五条运河的修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首先修的是粤赣运河，广东是顺朝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江西与广东的经贸往来非常频繁，瓷器南下、食盐北上，都要翻越南岭，十分不便。顺太宗年间，开始修建粤赣运河，将广东的南雄府保昌县和江西的南安府大庾县连接起来。之后几十年间，经过太宗、世宗、高宗三朝，又陆续修建了四条运河：连接福建邵武府光泽县和江西建昌府新城县的闽赣运河，连接浙江衢州府常山县和江西广信府玉山县的浙赣运河，连接江西袁州府的萍乡县和宜春县的湘赣运河，连接湖南衡州府蓝山县和广东广州府连州的湘粤运河。再加上早就存在的灵渠，珠江水系、闽江水系、钱塘江水系与湘江水系都和赣江水系连接起来，而湘江也同时连接珠江的两大支流西江和北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水陆交通网。
说实话，这么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挖运河，多少有点胡来。明朝专注于维护京杭大运河，没有大规模地挖新运河，李西平那个世界的清朝也是一样，甚至没有在他们的“龙兴之地”挖松辽运河，并不是因为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就傻，还是有现实的考量的。
不仅挖运河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每年的养护、清淤也都要大量用人用钱。再说运河也不是一挖开就直接有水的，水资源的调配也是大问题，京杭大运河就有严重的和农业灌溉争水的问题。
南方的水土流失没有北方严重，没有黄河的影响，河道淤积不至于像大运河一样难以对付。但是，这五条运河也并没有发挥出太大的作用，河道都不算宽，难以通行大船。
可对于大顺朝廷来说，这些运河还是有意义的，首先对于商品流通肯定是有好处，总归比陆路方便，这样就有利于平抑运河附近粮食和食盐的价格。下南洋原本是广东人和福建人的专利，有了这些运河，江西人和湖南人终于也可以当“猪仔”了。
最关键的是，一旦发生农民起义，顺军可以迅速跨省调动几百精锐的野战部队，这就足以一次击溃上万暴动农民了。顺朝建立的过程中，湘南、赣南的奴仆、佃户、矿工组成的起义军出力甚多，因为他们到处“开了城门迎闯王”，所以顺军对于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占领都兵不血刃。正因为如此，顺朝最了解他们的力量，最怕的就是这些人。
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的防务以海防为主，而江西和湖南的权将军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防范农民起义。他们甚至不驻扎在省城，而是驻扎在赣州和衡州，麾下各有一支外省的自耕农世兵组成的精锐部队，就是为了高效镇压农民起义，杀戮并贩卖起义农民时绝不手软。
顺朝开国至今，还有两年就满二百年了，虽然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自打李自成还活着的时候开始就没断过，聚众上万也很平常，却竟然连一次攻下县城的战绩都没有。大顺军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农民军，这可绝非虚言，不仅自己造反的时候厉害，镇压其他农民军的时候也厉害。
至于到底还有多少像麻城县的土豪们那样没有明着造反，但是早就不服朝廷管辖的人存在，那就不得而知了。毕竟只要不上报农民暴动，就等于农民没暴动。
有之前修运河的基础在，花良臣认为，顺朝一定能看到铁路的价值。自己在美国郁郁不得志，可一旦回国，那就是龙入大海了。
花良臣的家族在美国华人中处于顶层，他的祖先在美国还没独立的时候就被卖到了北美，恢复自由之后，开始做些没本钱的买卖，参加过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通过倒卖物资和走私生意赚了大钱。洗白之后世代经商，美国的山东会馆俨然是他家的世袭产业。花良臣从小就是基督徒，在美国读过大学，但是对美国的了解越深，他就越感觉到自己是外来者，再加上在家里也不受哥哥待见，他决定还是自己出去闯荡。
如果是大清朝，海外华人回国基本上就是参加革命了，但此时的大顺还依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尽管大英帝国已经远远强于大顺帝国了，但是不真正打一场的话，又有几个人能看准这件事呢。欧美国家中，也就英国起步较早，美国开始工业革命是花良臣小时候的事情，法国更晚，也就十几年而已。在花良臣看来，大顺也没落后到哪去，对于新事物也并不排斥，应该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花良臣是个敢冒险的人，他知道，投奔大顺越早，将来的地位越高。于是他不等战争结束，就搭乘商船前往澳门。英国被顺朝禁运了，需要美国船只帮他们运送货物，所以美国和顺朝的往来畅通无阻。此时德明帝正是病急乱投医，很快花良臣就得到了觐见皇帝的机会，并献上了自己多年来偷偷攒下的技术资料。
德明帝是知道火车这个东西的，早在英国人还没有铺设第一条铁轨的时候，前来祝贺他登基的英国使团就献上了蒸汽机车的模型。但过去他从来没有修建铁路的念头，这种新鲜事物，还是先让外国人试试吧。
现如今，英国人已经试了快二十年了，即便没有鸦片战争，德明帝也有试行铁路的打算。但是他对铁路的了解始终一知半解，只是知道英国人用它运煤，可现在大顺的煤矿开采能力就照英国差一大截，光提高运输能力也没什么用。再加上国家年年都有花钱的地方，所以德明帝始终没下这个决心。
鸦片战争开打之后，顺朝又搜集了一大堆关于英国的情报，有准确的，也有胡编的，德明帝对于欧洲人搞出来的这些新东西又多了些了解。花良臣到底能不能行，德明帝不确定，但是至少他带来的这些资料必然经过长期积累，不是短时间内能伪造出来的。资料上的字迹都是花良臣一个人的，就算是他抄袭别人，他一个人连写带画图，没有一年的工夫也写不出这么多东西。德明帝决定就用他了，先修一条保障襄京煤炭供应的小铁路，如果有成效，就执行这个五千里的超级铁路计划。
花良臣被任命为工政府都水清吏司桥道科科员，九品官衔，薪水比他在美国当工程师助理还低。不过皇帝也知道这工资有点少，用内帑给了额外赏赐，这样算下来，待遇比他在美国时略高一点。而且作为一个华人，他明白大顺的政治运行模式，他现在不是高薪聘请来的外国顾问，而是被正式接纳为这个国家统治阶级的一员，这条超级铁路如果修得成，因为有利国防，是算军功的，那就意味着他能得到世袭爵位，跻身贵族行列。
卜中兴说：“七千五百万两，于我大顺还不算什么。皇上已有旨意，先给你拨款一百三十万两，用于修建南漳到襄京的运煤铁路。如成功，则每年拨款五百万两，以十五年为期，修成这条大铁路。”顺朝虽然没有那么多礼数，但花良臣等人还是站起身来，毕恭毕敬地向行宫方向作揖谢恩。
顺朝这个“世界第一大帝国”不光是地盘大人口多而已，而且真的很富裕。和英国比起来，顺朝的税收肯定是比较腐败低效的，现在不要说人均，连总数都已经远远落后于英国了。但毕竟家底厚，依然没失去和英国较量较量的资格。
顺朝最鼎盛时，一年的财政盈余可以高达两千万两，否则哪来那么多钱可以随便一拍脑门就挖河。一次边疆战争，就能花去几千万两银子，可顺朝没有一次花不起。德明帝在位这二十多年，财政的问题越来越多，而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顺朝一年的财政盈余依然有一千万之多。
皇帝攒钱不是为了躺在银子堆里打滚，而是为了花。理论上来说，这么高的财政盈余，大顺的国库里应该至少攒了二十亿两银子才对，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这些财政盈余主要有三个用途：战争期间的额外军费、应对突发自然灾害、修建水利工程。自然灾害也算不上突发，中国这么大，每年总得有地方闹点灾，水利工程也是永远都修不完的，光黄河就是个无底洞。再加上顺朝在边疆打了这么多仗，其实也攒不下多少钱。
顺朝收的税比李西平那个世界的清朝多得多，但是需要养活的官吏和军官也多得多，里外里似乎没太大差别。但是，朝廷对基层的控制力变强了，识字人口变多了，这些的价值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顺朝户政府、工政府、验马寺等部门掌管的国库里存银接近一亿两。这只是统计数字，并不是真的有一亿两白银放在一个大仓库里。
首先，有一些是以粮食的形式存在的，虽然现在收税以货币税为主，但朝廷还是需要直接掌握一批粮食。这部分大概压了一千万两银子。
其次，有大量的银子只是以汇票形式存在，其实体则放在被皇商经营的钱庄，用来进行各种投资。比如说放贷，对老百姓放贷容易变成苛政，但是对那些与官府乃至皇室有深厚关系的大商人放贷，就不同了，皇帝要借钱给你，你不缺钱也得借。一开始这种情况还比较少，而现在朝廷的节余银子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一以汇票的形式存在了。户政府很清楚，这些汇票在短时间内根本取不出来。皇商经营的产业可不仅仅是放贷，不过大家很有默契地谁也不提。
最后，账目怎么可能全对得上，被大小官吏贪污导致的缺口也得有几百万。
所以，这一亿两银子，能直接拿出来的其实只有一半而已，要随时用于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故而大顺朝上上下下各个需要钱的单位并不能都保证经费充足，所以才会出现鸦片战争开始前广东顺军训练不足的情况，因为之前朝廷一直认为西北才是关键，东南不会有什么战事，给广东的军费补贴很有限。而定额军费随着官僚队伍的逐渐腐化，能够落实的越来越少，不拿军费补贴，就保证不了训练了。
皇帝的内帑存银，也有一千万左右，但同样有大量的款项用于放贷和其他投资，短时间内无法动用。
此外，皇帝还知道谁有钱，最容易薅羊毛的就是皇商，这些人是皇权的寄生虫，皇帝要薅他们的毛，他们还得笑着说薅得爽。自鸦片战争爆发以来，皇商的“报效”已经超过四百万了。但皇帝知道，这些人还有更大的潜力，只是为了搂钱，还得用他们，暂时不能杀鸡取卵。
由此也可以看出，指望大顺自己发展出资本主义来，那是扯淡，皇帝手指缝里漏下的那点权力才是赚钱的最大法门，不管多大的商人，都是给真正的封建贵族跑腿的走狗，哪来什么资产阶级。
至于勋贵和官员，皇帝知道他们有钱，但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动他们。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不算地方上临时的调拨和加派，光是中枢朝廷就已经花了将近三千万两银子。皇帝的内帑花了大约五百万，主要用于抚恤、犒赏，以及资助阵亡将士子弟读书。由于英军在沿海的劫掠破坏及一些城市缴纳“赎城费”，估计财政收入的总损失超过两千万，内帑的收入也会因为广东战事大打折扣。
里里外外算起来，大顺为了这场战争已经赔了差不多六千万两银子了，开销比另一个时空的大清朝多得多，这些银子固然让更多的英国人送命，却也意味着顺朝需要抚恤的人数比清朝更多。虽然现在顺军已经用“非必要不出战”来省钱了，但是战争如果再进行下去，再打两年，朝廷的现金就要见底了。
然而，这依然没有打准噶尔花的钱多，顺朝离打不下去还早着呢。朝廷没钱，地方财政还可以调拨，皇商还有继续“报效”的空间，还有加派这个办法没用。
关于明末历史，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谣言，就是“万历皇帝用内帑补贴军饷”，甚至还有“魏忠贤充实内帑供应军需”这样的神论。然而，天启五年五月，皇帝的圣旨明确指出：“谕户兵等部衙门：朕览户部等衙门请发内帑银两，朕岂不重念封疆，吝惜不发。但思军国诸费，向有经制，祖宗朝大兵大役，率皆外廷调度。即在皇祖时，讨平宁镇、征播、驱倭，一切兵饷不闻请帑。且帑金积贮有限，内廷诸费不赀，原非额供可应外急。”反倒是夹在他们中间的泰昌皇帝，在位就一个月，拨了一百万两内帑供应军需。
就拿播州之役来说，当时万历皇帝派出的土匪正在全国各地抢劫矿税，但播州之役的开销可和矿税一点关系都没有，除了户部、太仆寺和南京户部、工部出的钱，就是南方各省自筹的，来源包括罚赃银、造价银、木价银等，还有最要紧的加派地亩银和加派运夫工食银。而这些招数大顺还大多没用呢，为了调配方便，也让地方财政出钱了，不过仅限于战区，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河南这些没有开战的省份还没有支援沿海。
在李西平那个世界，清朝从来没有进行过全国性的土地清丈，比如说江苏松江府的上海县，自打被清军占领，就一直按当年张居正丈田的数目，直到乾隆四十八年换发田单的时候，才小规模地清丈了一下，此时张居正都死了二百年了。咸丰五年的时候，也是小规模局部丈田，全县统一丈田要等到民国三年了，上海县测绘事务所测出的耕地面积比清朝的数据多40%。
而顺朝却是换一个皇帝丈一次田，到德明帝这里是第六次了。虽然弄得“怨声载道”，但是对国家财政确实有好处。顺朝有比任何一个朝代都庞大的官僚机构，尤其是武举系统出身的人可以直接充任胥吏，保证了这种制度的有效性。
打了两年的仗，德明帝对于英国人的实力也心中有数了。虽然这场战争大顺基本上已经败了，但英国人短时间内无法损害顺朝对核心的农耕区的统治。最起码在他死之前，顺朝的财政还不至于出大问题，几千万两银子还砸得起。
德明帝对于自己接下来搞钱的能力很有信心，在他看来，顺朝的税收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诸葛阳宁在麻城小有成效之后，就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强化统治力度，在不逼反农民的前提下提高财政压榨效率，土地税在清除一些赚差价的中间商之后还能收得更多，针对国内商品流通的征税也有很大增加的空间。何况这七千五百万两也不用都让户政府和内帑出，铁路不同于别的东西，是可以盈利的，所以可以采取强制措施逼迫勋贵和官员入股，虽然打了败仗，但是皇帝还是有这个权威的，入了股的勋贵和官员也就不得不像现在勋贵维护海贸一样支持修铁路。
铁路是进步的，但是也不妨碍它被最反动的贵族垄断。只是铁路如果私营的话会有很多问题，只能官营。好在顺朝在世兵、胥吏、皇商三个人群中沉淀了一大批懂得基本的商业运行规律的人，虽然不可能避免贪污腐败，但是经过学习之后还是管得明白的。
与花良臣所想的不同，德明帝此时想的可不是“救亡图存”，而是千秋万载。这条铁路显然不是为了东南沿海的防御而修建的，而是为了把中原地带不断滋生的人口送到关东去做长工，同时保证这两个地方的稳固。而且在德明帝看来，这是和建设新军同等重要的事，英国人再来几次，大顺也亡不了，但如果河南的人均土地越来越少，大顺真的可能会亡。
李自成可以在河南遍地饥民时一呼百应，席卷天下，换成别人当然也能。以心胸气魄而论，李自成是他那个时代的一流豪杰，但是他打仗不如罗汝才，带兵不如袁时中，种田不如孙可望，理政不如皇太极，文教不如牛金星，宣传不如宋献策，勇武不如张献忠，谋略不如洪承畴。“闯王来时不纳粮”可以引导河南百姓推翻大明，“锁天鹞来时不纳粮”“刘总哨来时不纳粮”乃至“郝摇旗来时不纳粮”也同样可以。随便哪个有中上水平的将军，都能够办这件事。能凝聚人心，建立大顺这样的政权的只有少数人，但领导百万饥民反抗旧王朝这事真没那么难。
德明帝不怕英国人，但他真的对中原的百万饥民怕得要死，而对付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消灭恐惧的根源。因此，最好别让他们变成饥民，让他们暂时做稳了奴隶。万一真的爆出百万饥民，襄京的军队可以乘船到武昌，坐火车北上，京营兵马可以坐火车南下，夹攻中原。德明帝从知道铁路这个东西开始，就在考虑这东西能如何预防农民起义和镇压农民起义，其次是它产生的经济效益能给多少失地农民带来就业岗位，皇家从中获得的收益可以修建多少水利工程，赈济多少灾民，养活多少可以镇压灾民的军队，最后才是英国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