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组建一支一万人的新军，大概需要一百万两白银，但是之后如果想一直让他们保证旺盛的战斗力，每年也得投入近百万的白银来维护才行，而铁路修好之后是每年都可以赚钱的，而且有了铁路，新军的效率可以倍增。本来一万新军靠脚板走路，可能只能镇压半个省，可一旦乘着火车机动，整个铁道沿线都能迅速镇压。
花良臣也不敢把话说得太满：“下官虽敢当此任，然独木难支，还盼朝廷广聘各国人才。”卜中兴说：“这个自然，你若有相熟的能工巧匠，也可写信邀他们过来，不管他们在美国挣多少钱，大顺都能给得更高，若是有人比你高了，就再给你加赏。”
皇帝内帑给的，不是薪，而是赏。不过反正都是银子，拿在手里都是一样的。
花良臣对于卜中兴还算满意。皇帝只见了花良臣一面，说了几句话，就不再见他了。虽然花良臣注定名垂青史，可他现在只是个九品官，皇帝要是连这种级别的人都天天接见，也不用干别的了。花良臣的所有工作都和卜中兴对接。卜中兴是个很普通的官僚，对于铁路当然一窍不通，幸运的是，他本人对于这一点有比较清醒的认识。除了提防花良臣等人卷款逃跑，他不干涉别的事情，花良臣处理不了的事，才会找卜中兴出面。
比如说找皇帝要拨款，肯定得卜中兴出面。不过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和在基层遇到的阻力相比，皇帝那边根本毫无难度。
顺朝反对修铁路的人也不少，然而很多清朝官员反对修铁路的办法在顺朝没法用。比如说“祖宗之法”，顺朝基本上不提这个。本身李自成就不喜欢这一套，把乾清宫“敬天法祖”的匾额换成了“敬天爱民”，士大夫也不爱提这事，大顺朝的祖宗之法是均田免粮和追赃助饷，谁想再来一遍？
“天象示警”也用不了，董仲舒在大顺都快被开除儒籍了。顺朝皇陵在米脂，风水之说也没有用。
铁路有可能在敌人来攻时被敌人利用这一点，现在没人敢提，大顺不是首都已经被英法联军端过一次的大清，就算皇帝已经觉得京城不安全，跑路襄京了，大臣们也不好公开说京城守不住。
铁路会夺车夫、脚夫的生计这个理由虽然光明正大，可是不堪一驳，铁路会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容纳几个失业的车夫、脚夫不是问题。
至于铁路导致交通事故之类的理由，就更没用了，哪个皇帝和大臣真的在乎老百姓过铁路被撞死的问题？
唯一拿得出手的，也是最根本的理由，就是占用耕地了。
从襄京到南漳县的襄南铁路长仅八十余里，严格来说，占地不多，并不算太大的问题。然而，实际执行时问题非常大，不管地主还是农民，谁也不会愿意铁路从自家田地穿过，在补偿价格上更是争执不休。一旦涉及坟墓问题，则更加麻烦。
当年挖运河的时候，顺朝如日中天，要征地直接下令就行了。不服？信不信让你尝尝大顺的“祖宗之法”？可那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了，如今顺朝对基层的控制力大不如前，因为打了败仗，皇帝也不太敢随便用自己的威信了。
襄京府的问题更加复杂，这里的征地对象很多都不是普通小民，而是世兵，虽然从经济地位来说，只是贫寒的小农，但他们的地契上盖的可是“奉天倡义”的大印。我家祖上为大顺出生入死，太祖皇爷赏我家的田地，你算老几就要征走？
顺朝当然也没说世兵的地就不能征，但是征的手续非常麻烦。理论上来说，征世兵的地，是要拨别的地给他们补偿的，可现在大顺哪里还有空余土地？倒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征走人家汉江边上的一亩水浇田，补偿黑龙江边的三十亩沼泽地，搁谁身上谁不骂娘？
卜中兴提出了一个方案：以襄制襄。靠朝廷的力量来征地，肯定会有很多麻烦。不如换个思路，从襄阳县、南漳县的缙绅大族中募股，给予这些人更高的分红，让他们觉得有利可图，让这些人负责出面征地，等到闹得差不多了，铁路都铺上了，朝廷再出来做青天大老爷，多给补偿，再给一些被征地的人铁路的股票，基本上就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了。
德明帝反正是没有反对这个计划。用这样的办法对待作为国家根基的世兵，让他心中很是不安。倒不是良心受到谴责，而是因为担心这是国家不稳的先兆。针对这一问题，德明帝批示了三点。
第一，一开始征地价格就要定得高于市场价，而且要远远高于，因为顺朝的土地交易特点是不到万不得已不卖地，都万不得已了，价格怎么可能公平。
第二，征地款全由南漳县县衙发放，负责征地的人不能经手。南漳离襄京太近，县里的官顾及官帽和官帽下面的圆形物体，不能太胡来。也不能让襄阳县的县衙经手，那里离行宫近得过分了，就一条街的距离，如果出了事，皇帝就不能装不知道了。
第三，无论如何，千千万万不能出人命。只要没死人，就可以拿钱解决，朝廷手上的钱办大事不够，对几个钉子户打一顿再收买还是不成问题的。但如果死了人，就不见得是钱能解决的事了，按规矩起码得出一颗人头顶缸。这倒是次要，但为此损失朝廷的威信划不来。
照此时的情形看，如今的大顺，无论如何也称不上一个“晚”字，只不过是遭遇了小小挫折而已。国家财政尚好，内无大规模农民起义，外敌也只能侵扰沿海。朝廷正锐意改革，修铁路，建新军，国家富强指日可待。
但正是这个“蒸蒸日上”的景象，已经为日后的天翻地覆种下了根苗。那些个“顽固派”的意见不能全听，听了的话国家就完蛋了，但也不能全不听，不听的话朝廷就完蛋了。
别看德明帝又是练新军又是修铁路，还想办军校，可他的思维依旧停留在一百年前，所以他自信地认为，这些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李西平最近一直在试图和许乃邦聊一些关于兴办工商业和新学的事情，但是许乃邦一点也没往给皇帝写密折的方面联想，反而有些“关我屁事”的态度。他已经稳稳当当地升到五品官了，这次对英作战也不用他担什么责任，所以他不是思考之后决定不上密折，而是根本没有这个意识，他觉得现在的一切都很好，只要沿着原来的路走下去就没错了。国家大事，皇上做主，在他的思维中根本不存在建言献策这码事。
金丽泽和岑兰洲希望李西平尽快劝说许乃邦，但李西平总觉得这么硬劝很尴尬，一直继续自己“旁敲侧击”的路线。
不过很快，李西平就得到了一个最佳的拖延理由。
“矿工要打崖州城了！洋鬼子进了城，矿工要攻城！”
李西平首先惊讶的是，为什么来报信的竟然是吴老二？随后才为吴老二带来的消息感到震惊。
李西平希望这是曾思给自己设下的圈套，否则的话，这将是一场关系数千人生死的灾难。
不管怎么说，他得回崖州一趟了。
第四十一章 毛皮
“四公子您总算来了，抚台候您多时了。”一名幕僚将冯远生引入了建州节度使元南河的临时书房，这里原本是清原县令罗永寿的书房。顺朝把巡抚改名叫节度使，但是“抚台”的称呼留了下来。
书房中坐着四个人：建州节度使元南河、建州副节度使裘敦睦、清原县令罗永寿、新宾县令杜庆山。
按理说，节度使和县令的级别差得太远，很少出现坐在一起的情况，但是建州节度使情况比较特殊，只是个五品官，而且只管辖新宾和清原两个县。
当年顺朝收复辽东，在处置满洲人的问题上，许多人主张“犁庭扫穴，绝其种类”，其中喊得最响的就是玉田伯高第。这位爵爷在山海关之战中本来跟着吴三桂一起反叛，见清军迟迟不到，便斩了吴三桂的人头投降大顺，说自己是被胁迫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仗着自己陕西人的身份，也混了个伯爵，李自成当然清楚是怎么回事，也懒得和他计较。现在遇到这种“华夷之辨”的问题，他这种有前科的人当然要积极和清军划清界限。
对现在的李自成来说，报仇毫无意义，农民起义军的首领需要报仇，而皇帝需要每一个可以利用的人力资源。和北清的战争还在继续，如果把投降的人都杀了，接下来的仗就不好打了。如果不是出于这种考虑，李自成当初也不会连白广恩这种人渣都饶了。
最终，李自成还是决定贯彻战前定下的方针，降者皆不杀，但是他故意没有接受一部分人的投降。大部分汉人军官都被击毙了，毕竟大顺不缺想当官的汉人，收复辽东之后，这些人毫无利用价值。满蒙军官有明确血债者被流放青海，其余人仅是废为平民。
留在辽东的旗人被一分为三：汉军旗人拆散和汉人移民混合在一起，归辽宁节度使管辖；蒙军旗人则全部分配给及时倒戈投靠顺朝的喀喇沁、土默特王公，归卓索图节度使管辖；满军旗人则安置在新宾、清原两县，设立了两个土司。
设这两个土司的理论依据是，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等人固然罪大恶极，但觉昌安、塔克世却是明朝忠臣，被明军枉杀，不可绝其家祭祀。所以，李自成选择了两个投降的清朝宗室。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的长子杜度的长子杜尔祜之子敦达成为了新宾的土知县，清原的土知县则是觉昌安的长子，努尔哈赤的大伯礼敦的后人。
但李自成之所以这么做，其实只有两个原因。其一，如果不这么做，以后满洲人谁还敢投降呢？其二，这些满洲人是可以利用的人力资源，既能为后续的移民提供粮食，也能靠他们的存在激起来自山东、直隶、河南、江苏、朝鲜等地的移民的共同意识。
顺朝并没有像朱元璋那样强制满洲人改变姓名，甚至没有强迫满洲人去辫易服，但并不代表他们不想这么干。就像顺军占领京城之后，有军官带着人到明朝降官家里，十分礼貌客气，指着装银子的箱子和颜悦色地问：“这个可以送给我吗？”有人敢不给吗？
新宾和清原的满洲人身处不断涌来的汉人移民的汪洋大海中，顶着满洲姓名和一条金钱鼠尾，怎么在顺朝的官场上混呢？新宾土司家族因为杜度、杜尔祜二人的名字，改姓杜，清原土司家族因为是觉罗，所以改姓罗。经过了二百年的时间，这里的满洲人和汉人已经毫无区别，连满语都不会说了，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受土司管辖，不是军屯或民户。
冯远生不爱读书，至少不爱读科举要考的书，身上连个童生的功名都没有，反正他父亲有四个儿子呢，有一个不读书也无所谓。尽管从身份上来说他只是个平民，可他的父亲是军师，所以还是有资格和元南河、裘敦睦平起平坐。
而且，他此次要来处理的事情，可比国家大事重要多了。
“今年的红利太少了，上不悦。”冯远生这句话说得很平静，却让面前这四位掌握着无数平民百姓生杀大权的朝廷命官不寒而栗。
清原的位置十分重要，因为这里是沈阳和吉林之间的中转站，即便是松辽运河挖通之后，这里也很重要，因为在运河上收税的是朝廷的税官，这种位于交通要道上的税关一贯管辖极严。而清原通往吉林的英峨门隘口虽然也是朝廷的税官负责，但是在土司的地盘上，有很多操作空间。在新宾县还有一个叫新宾门的隘口，在李西平那个世界，这里叫“兴京门”，从这里沿着嘉珲河可以进入鸭绿江，也是个走私的好地方。
元南河说：“皮货生意已做了百年了，海兽越来越少，这也是没办法的……”说着说着，他自己都没底气了。
冯远生说：“如果再有该走海路的皮货从英峨门或者新宾门通过，你们该知道有什么后果。如今外夷入侵，国难当头，内帑已经为抚恤阵亡将士用去几百万，在这个关节，还有人敢侵吞皮货生意的利润，这是卖国！”
四位官员都默不作声，他们都知道冯远生是在吓唬他们，可是也不得不被冯远生吓唬。国家的税收，逃了也就逃了，大家都在逃，没什么大事。皮货生意却是皇帝私家的事，谁敢动，那就是死。
李西平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也看过世界地图，他只是惊讶于顺朝把日本、朝鲜和越南纳入了版图，却没有注意到，真正最离谱的变化是在地图上的空白之处。
事情还要从当初顺朝收复辽东说起，当时的顺朝，面临南北两线同时作战的问题。台湾爆发郭怀一起义，顺朝考虑到朝廷的面子和澳门贸易的利润问题，想也不想就直接和荷兰开战了。根据顺朝决策者们之前对荷兰人的了解，这些红毛洋人连郑芝龙都打不赢，还能强到哪去？
真打起来才知道，渡海攻城和在家门口准备好火攻船等着敌人打上门完全不是一码事，难度一下提高了十倍。
经过了持续一年多的惨烈战争，顺朝以极大的代价勉强赶走了荷兰人。对于荷兰来说，台湾是和中国贸易的窗口，非常重要，被赶出这里是极大的损失，可对于腹里尚有荒田的顺朝来说，只是得到了一个流放犯人的好地方。
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边境战争要不要再继续下去的争论。有人认为，清国已经被赶到了极北穷荒之地，不足为患，没必要再斥巨资和他们打到底了。至于造舰防荷，更是没有必要。国家久经战乱，百姓困苦，应该休养生息才是。而且西南还有张献忠未平，现在就对东北、东南大举用兵，不是舍本逐末吗。
刚刚开国不久的王朝，压服这样的言论是很容易的。清朝占据的“极北穷荒之地”，可是包括当年的黄龙府、五国城，徽钦二宗坐井观天之地，谁敢保证他们一定不能再崛起？直隶、山东、山西缙绅犹忆当初清军杀略之惨，对于北伐也比较支持。再说了，清国帝号未去，天下岂能有两个皇帝，只要不把脑袋一蒙当不知道，这就是最严重的政治问题。由于漕粮海运，造舰一事也只能通过。谁要是反对，那就由你出钱给大运河清淤好了。
道理是这样讲没错，可人终究不能靠道理活着。缙绅的态度李自成不大在意，经过明末农民战争的打击，缙绅得几十年才能回血。李自成真正需要在意的，是勋臣武将的看法。
如今天下已定，武将们当然希望能在边塞刷刷军功，给自己的家族多争取些利益，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再发生征台之役这样的惨烈大战。
“李自成管不住刘宗敏”这样的段子当然是瞎编的，但是，李自成对于麾下大将们再如臂使指，对大将的部下的约束能力也是有限的。
“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这样的事不会在顺朝这样的大一统王朝发生，但并不代表顺朝不是一个封建国家，军官既直属于皇帝，也被自己的上级管辖，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只接触上级，而上级的军功也需要属下的配合。将领的奖罚升黜当然出自皇帝，但如果中下层军官大多不配合，将军的日子也没法过。
对于田见秀、刘宗敏、刘芳亮、袁宗第这些嫡系大将来说，李自成当皇帝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胜利，他们的地位与李自成是绑定的。对于底层士兵来说，只要“小人喻于利”就行了，军饷给足还分田，怎么都成。
可是对于中下级军官来说，对于左光先、唐通、牛成虎、官抚民、白邦政、高第、姜、董学礼、郭升这些非嫡系但又必须用的降将来说，他们为什么要支持皇帝继续打仗，就需要一个理由了。
根据赵士锦、徐应芬等人的记载，顺军占领京城之初，和别的军队进城时一样，乱兵和地痞流氓到处抢劫。随后有人开始弹压，有抢劫绸缎庄的人被肢解之后扔在大街上示众，城内秩序很快恢复了。顺军强行收走了城内所有的马匹，但没有再抢别的东西。
徐应芬当时是明朝官员涂必泓的师爷，涂必泓跑到别处躲起来了，他替涂必泓看家。涂家先后来了两队顺军。第一队的带队军官说话和气，彬彬有礼，他十分和善地劝说徐应芬给他点银子，徐应芬照办了。第二队顺军则十分粗鲁，带队的军官是刘宗敏的亲信，这些人住进涂家之后，倒也没打人骂人，只是很快就把涂家剩下的银子都搜刮走了，拿这些银子买酒买肉，大吃大喝。
这就是顺军的军纪，对于不在追赃助饷名单上的官员，谋财不害命，但是对街上卖食品饮料的小贩，还是正常花钱买东西。不许强奸妇女，但是进了城就惦记娶老婆，肆无忌惮地嫖娼。经常有人违反军纪，但是事后会有惩罚。
做到这些的前提是别打败仗，一旦打了败仗，这支军队又会变成李自成整顿纪律之前的模样，到处抢劫。
听起来似乎是很差，但是在17世纪，这叫王者之师。
刘宗敏可以忙得脚打后脑勺还把追赃助饷得来的金银都上交，因为他是大顺三把手，国家有他一份，他必须与国同休，而其他的军官凭啥卖命？当初造反是为了死中求活，可活下来之后还是得要钱的。给小兵的钱还好说，保障了养家糊口的需求，要拼命时来点赏赐，他们就满意了，可军官就没那么好满足了。
就拿征台之役来说，死伤最惨重的就是基层军官，那些做大将的人，在十年前还需要带队冲锋，可现在不需要了，而那些管辖几十人、几百人的小军官得冒着荷兰人的炮火冲上热兰遮城，得身先士卒跳上敌舰。他们都已经是军官了，大多有老婆、有孩子、有田地，有钱，再让他们拼命，给的就不能是一般的价码了。
想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去东北关外的冰天雪地玩命，不能光拿“家国大义”去忽悠，要论耍嘴皮子，李自成耍得过科举精英出身的，一个个文章盖世的大明的官员吗？也不见大明的士兵不要军饷还不兵变吧。
给军官的待遇只靠军饷是不行的，再增加军饷，就得加税，而加税的后果对于曾经给大明包税包到倾家荡产的李自成来说是非常清楚的。黑龙江流域的土地也能吸引人，但是那里一片荒芜，人口稀少，只有那些刚刚从士兵提拔成低级军官，还很贫穷的人，才对这里感兴趣。想让军官们高高兴兴地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卖命，还需要更值钱的东西，某些他们回到家就能换成银子的东西。
比方说，往辽宁移民，就和漕运制度的改革息息相关，官府不再组织漕运，而是直接在天津拿钱买粮食，再加上一大群陕西人进京带来的饮食风尚的改变，辽宁的小麦大量销售到京城，种地变得有利可图，地主自然愿意雇长工，由此带来的移民增长比官府出钱移民快多了。辽宁的农业发展起来之后，大豆、高粱等物产又可以卖到江南，由此带来更大的人力需求，吸纳更多移民。
人参、皮货、珍珠、棉花、鹿茸、鹿肉、牛筋、木耳、蘑菇、瓜子、松子、蜂蜜、蛤蟆油、海参、榛子、鱼干、芝麻、薏米、甘草、丹参、柴胡、防风、远志、赤芍……这些都有海运到南方销售的经济价值，但并不都适合作为军官的动力。总不能让军官回家之后把个大号麻袋往炕上一扔：“看爸爸从满洲人那儿抢来的宝贝，正宗长白山野生大榛子！”冰天雪地里一待就是好几年，命都差点没了，就换来这个？有些东西作为锦上添花的福利还成，真要是前线战利品以坚果、药材为主，谁还肯卖命。
考察了清朝过去的贸易品之后，顺朝方面认为，人参、珍珠、毛皮这三样商品，重量轻，价值高，用来激励军官去东北打仗最合适。
但是，顺军的军官在作战期间，显然是没时间挖参、采珠、猎貂的，就算让他们去，他们也不会。这个时候，就要发挥皇商的作用了。顺军北伐期间的一大任务，就是保护皇商，皇商携带纺织品、铁器、茶叶等商品，与当地部落进行交换。换到的商品中一半归保护皇商的军队所有，等到轮休的时候，大家就拿着貂皮、人参、东珠回家补贴家用。
撤到黑龙江流域的北清政权自然不可能和顺朝打什么大会战，主要是小型战斗，顺朝的堡垒步步前推，逐步争取当地部落投靠顺朝，这种作战模式很适合随军商队开展贸易。毛皮、人参之类的货物在东北的深山老林里不怎么值钱，用棉布、茶叶、糖乃至剪刀、缝衣针都可以换到，即便分了一半给军队，皇商依然有利润。
野生的人参和淡水珍珠，都是很容易被消耗的资源，顺朝大量的人口涌入东北，也就导致人参和珍珠被开采的速度和李西平那个世界相比成倍增加，北清还没灭亡，人参和珍珠的贸易就出现颓势了。再加上随着战线的不断北移，许多人参和珍珠的产地已经变成了后方。
清朝为了保证皇室垄断人参贸易的利润，对于人工种植的人参是严加限制的，甚至到了皇帝亲自下场的地步，“兹钦圣训，大张告示，不准掺和交官，查出定予严咎，即民间买卖不犯，亦所必惩”。以大清的办事风格，对于敢抢从皇帝手上抢钱的人当然毫不留情，“往往官役带兵清沟，用火焚烧”。人参不是韭菜，人工种植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非常容易血本无归，一般人就不敢问津了。这样一来，人参的供给量少了，价格就上去了。
但是，清朝就算这样禁，也没禁得了人参种植业，因为随着闯关东的人越来越多，不一定哪个山沟里就藏着人参种植园，实在是管不过来了，清朝最终也只能放弃。
而顺朝一开始就大力往关外移民，当野参越来越少，顺朝就知道种人参是必由之路，禁是不可能的，只要市场有需求，就拦不住为了利润前赴后继的人。既然如此，堵不如疏。
一方面，顺朝也严格禁止私种人参，但不同于清朝直接把人工种植的人参打为假参，顺朝的理由是人参种植耗费地力，耽误种庄稼，这在一个农耕王朝是最光明正大的理由。
另一方面，大顺朝廷又称：“人参乃入药之物，活人性命，亦不可缺。”所以，采用审批种植制度，只有在官府拿到批文的人，才有权种人参。商人申请批文时缴纳的费用归地方财政，皇商可以半价。
这样一来，那些私种人参的人，只要给官府交钱，给地方官行贿，就可以化私为公。从浪费土地的奸商变成了栽种救命灵药的大善人，又省去了被官府查封种植园的风险。地方财政能得到卖批文的收入，地方官也能趁机受贿，原本垄断野山参采挖的皇商能从人参种植业中分一杯羹，皇帝自然就也能拿到分红。
因为市场上依然认为人工种植的人参药效远低于野生人参，所以野生人参的价格也不至于突然暴跌，挖参人这个行业会逐步萎缩，改行去伐木或者淘金，不至于一下子全部失业，引发暴动。这些真正要深入深山老林里冒着生命危险挖参的人，是最无足轻重的，只要不暴动，他们怎么死都没人放在心上。
珍珠的情况也差不多，随着野生珍珠越来越少，养殖珍珠越来越多。何况珍珠的产量本来就非常有限，顺朝也没拿它作为军官福利的关键。虽然黑龙江发现了金矿，但总不能让军队插手矿山。
这样一来，毛皮贸易就十分要紧了，貂、獭、猞狸、狲、狐狸乃至松鼠等动物的皮毛给他们招来了杀身之祸，却也成为了顺军北进的强大动力。而且以17世纪的技术，解决不了这些动物的养殖问题，猎取野生动物是此时获取毛皮的唯一办法。
不过，有一个难办的问题，此时的汉人士大夫并不是太喜欢毛皮。在他们看来，丝绸和棉布才是正常的衣物，直接剥下动物的皮穿在身上多少带点野蛮。宋朝以前，穿毛皮的人也不少，否则也不会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和“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了，也不会有“集腋成裘”这样的成语，但是毛皮只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奢侈品，并不是消费量很大的流行商品。尤其是到了南宋时期，打不赢女真人就在嘴上找便宜，在宣传上往往刻意将毛皮野蛮化。
汉人大规模穿毛皮的风俗始自元朝，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又排斥胡俗，毛皮难以公开流行。当然，朱元璋只排斥他不喜欢的胡俗，跪拜这种胡俗他就很喜欢。但即便如此，终明之世，毛皮贸易也没被禁掉，明末还出现了江南富商以皮草炫富的现象。
皮草真正大流行，是清朝的事情了，清朝皇室把这个消费习惯带到了中原。去过北京的朝鲜使者曾经讥讽清朝，说中原现在只有两种人穿文明人的衣服朝鲜人和伶人，其他人都变成了茹毛饮血的野人。
顺朝皇帝不能像清朝皇帝那样戴狐皮帽子、在龙袍上镶海獭皮，皇帝的服饰是有礼制规定的，顺朝以“驱逐鞑虏”为号召，越是这种无关紧要的东西，越不能随便改动。再者提倡节俭也是李自成带头的，他可以为了促进和蒙古的商业联系而带头吃口蘑，但是带头用貂皮还是不合适。
可如果有钱的阔佬们不买皮草，将士们九死一生从前线带回来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再说了，节俭这事，皇室节俭就够了，皇室开销过大，耗费的是国家的财产，像万历皇帝那样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后辈儿孙早晚是上吊的命。而且，皇帝其实也就管得住皇室，让勋贵、大臣、武将、商贾节俭有个蛋用，就算明面上禁止他们奢侈享受，他们私下里就能不敛财了吗？
皇帝带头穿毛皮不合适，但是皇帝赏赐有功的武将，怎么赏都不过分，而且武将都是“粗鄙之人”，他们的服装是否符合传统文化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战场厮杀的丘八，在大部分士大夫眼里和茹毛饮血的野人其实也差不多。所以，顺朝在封赏武将时大量赏赐名贵毛皮。
清朝还有“貉裘、狸、猁、狲非亲王大臣不能服，天马、狐裘、妆花缎非职官不能服，貂毛、貂领、素花缎非士子不能服”之类的关于毛皮的等级制度规定，但毛皮不是顺朝的皇家服饰，也不能作为官员礼服，所以想怎么穿就怎么穿，皇商带头，在富人之中掀起新一轮的毛皮炫富运动。
有皇帝撑腰的奸商们大肆炒作各种东北物产的价格，反正能买得起人参、裘皮、鹿茸、东珠的，肯定不是需要保护的小农，让他们把从农民那里搜刮来的钱消费掉总比让银子在地窖里发霉强。
这种事也少不了文人参与，元朝以前和毛皮有关的史料都被翻出来了。比如说，唐太宗曾经大量赏赐功臣“貘皮”，“貘”这种动物“出蜀”，而且“似熊而黑白驳”，是什么可想而知。好在这个时空的四川在1644年之后就没有战乱了，顺朝迅速灭了南明，导致四川的明朝遗老们没有对张献忠构成什么威胁，一帆风顺的张献忠没被刺激到，一直到死都表现出一个普通君主的正常水平，四川的人口在张献忠统治的十四年中恢复很快，秦岭附近的人类也本来就够多了，所以顺朝没有炒作熊猫皮，大熊猫逃过一劫。
赏赐日本大名时，顺朝也特地颁赐大量裘皮、珍珠、人参，助长他们本就严重的奢靡攀比风气。日本开始流行这些奢侈品，也带来了一些别的好处，比如说宁安节度使下辖的珲春县，因为地处图们江口，所以成为了向日本出口人参的集散地，此地设有内帑的税关，获利颇丰。东边的海参崴因为出产海豹等海洋哺乳动物的毛皮，也开始繁荣起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伯力、黑龙江口的庙街，都因毛皮贸易而兴盛。
在明朝的辽东边墙外，顺朝共设建州、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宁安、伯力、瑷珲七节度，除了建州，其他六个节度使的驻地几乎都是因为军事转运和毛皮贸易而兴盛的。
有人来关外做生意，就有人种地，卖食物给他们，几十年后，朝鲜半岛以东的东北沿海的很多地方已经可以向日本出口粮食。顺朝对雇佣朝鲜、日本长工的限制政策，也使得地主不得不从山东半岛雇佣了大量长工，形成了一大片胶辽官话区。
皇商赚钱了，皇帝就赚钱了；那些贩运货物的脚夫、车夫赚钱了，能缓解土地兼并带来的流动人口压力；在东北挖参、种参、采珠、养珠、猎貂的人赚钱了，能促进闯关东，增加东北人口；走私毛皮的边军赚钱了，能稳定军心；那些渔猎部落赚钱了，能让他们和顺朝一条心，促进其首领封建化，便于统治。不管这些钱落到谁的手里，对皇帝都是有好处的。
毛皮虽然是可再生资源，可野生动物下崽的速度显然跟不上这样的开采速度，顺朝因为不对毛皮加以等级限制，又刻意炒作，毛皮大流行比清朝更早，规模更大，关内没有经历清朝入关导致的战乱，消费能力更强，还开辟了日本市场，而且东北的人口也远比清朝为多，猎兽能力更强，这就导致东北的毛皮动物数量锐减。
毛皮的消费市场已经被培养起来了，并不会因为毛皮产量下降就消失，毛皮价格越来越高，堪比黄金，于是，更远处的动物开始遭殃了。
驻守庙街的顺军士兵发现，鄂霍次克海沿岸的海洋哺乳动物也能提供上好的毛皮，俄国人和清人也在猎取这些动物。附近的部落受了皇封，随便抢劫会招来麻烦，而对俄罗斯的探险队，顺军士兵们抢起来就肆无忌惮了。因为有海运的优势，顺军在这里的兵力远比俄军强大，武器弹药也更容易补充，于是抢劫俄国探险队就成了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
鄂霍次克海之所以叫鄂霍次克海，是因为1647年，俄国人在鄂霍茨克海沿岸建立了他们在太平洋的第一个据点鄂霍茨克。同理，顺朝称这片海域为“永宁海”，因为顺朝在这里的第一个据点庙街城建在明朝的永宁寺遗址旁边，永宁海与日本海合称“北海”。
鄂霍茨克的气候实在是太恶劣了，直到到处抢劫俄国探险队的顺军士兵在1685年发现这里，这里依然是一座不大的小据点。这鄂霍茨克的那几个俄国冒险者当然不是大顺官军的对手，原本按照顺军的想法，直接屠光所有的人，抢了毛皮就走，但是有一个被俘的哥萨克头子提出了建议：你们没必要杀掉我们。你们可以从朝鲜的釜山港把战舰开过来，而我们要获得俄国的支援需要跨越茫茫的西伯利亚荒原，我们怎么可能抵挡你们呢？在这个极北之地，最缺的就是人口，留着我们的性命，为你们捕杀海豹、海狗、海狮、海象，你们会赚更多的钱。
双方一拍即合，顺军军官进而搞出了更强的模式。反正这些哥萨克有很多原本也是此地的原住民，就算是欧洲人，现在穿着兽皮，脸上涂着防冻的油脂，其实也不太好分辨。于是顺朝边军直接给这些俄国人起了个名字，叫“北山女真鄂霍茨克部”，让他们干脆派几个本地原住民进京朝贡。这里的原住民是埃文人，与黑龙江流域的鄂温克人是亲戚，去朝贡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686年，“鄂霍茨克部”的使者来到了京城，但他们立刻就露馅了，因为俄国人信不过真正的原住民，派来朝贡的使者是已经改信东正教的，而这些乡下来的人显然对大顺的政治敏感度缺乏认识，不相信顺朝边军军官对他们的警告，脖子上还挂着十字架就在天津大摇大摆地登陆了。
顺朝自己有拜上帝教，并不禁止佩戴十字架，但是，如果你没有修会颁发的身份凭证就带着十字架出门，你就摊上大事了。外国使者带十字架也是允许的，但那是代表自己的君主去承德和皇帝做私人交流的欧洲使者的特权，顺朝不欢迎任何带十字架的黄种人入境，这些人都可能是潜在的传教士。欧洲传教士不可怕，因为他们的长相特殊，比较好抓，可如果缅甸人、暹罗人信了天主教然后混入广西、云南，就不好抓了。
这些“鄂霍茨克部”的使者住在官营驿站，这里的管理人员都是吃皇粮的，“法律意识”非常强，在使者们洗澡换衣服的时候发现了十字架，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案子不难审，很快就问明白了，北山女真，带十字架，还能是因为什么，没走官方程序，皇帝的私人雇员负责此事，直接叫了两个懂俄语的人来审，这几个使者立刻就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