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1年，白令病故在探险途中，终年六十岁。不过既然航路打通，海图到手，他的死活对于顺高宗来说也不再重要，接下来只剩下赚钱了。
于是，一家名为“阿拉斯加公司”的企业凭空出现了，外界谁也不知道它的股东是谁。因为皇帝占了51%的股份，其他股东不是勋贵就是皇商。公司被授予乌第河北侧分水岭以北的亚洲太平洋沿岸及墨西哥西班牙统治区以北的美洲太平洋沿岸，还有二者之间所有岛屿的开发权。公司有权组织军队，也有权处理与原住民及其他国家殖民者的关系。
如果是在东南亚搞这样的武装公司，恐怕派去的人直接就自立为王了，因为东南亚产的是香料、蔗糖、咖啡、可可，最大的客户是欧洲人，然而在荒凉的北太平洋，除了金矿，就只有毛皮有商业价值，而顺朝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毛皮消费市场。
1756年，土尔扈特部的敦罗布喇什汗决定率部东归。多年来，俄国一直征调土尔扈特部的骑兵参加对欧洲国家和土耳其的战争，东正教的传播更是让掌权的喇嘛们痛恨俄国。七年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土尔扈特人不想再去欧洲当炮灰。
准噶尔人大批感染天花之后，空出了很多草场，出于宗教因素考虑，顺朝不希望用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来填补这片空白。对于管理蒙古人，顺朝还是得心应手的。而且土尔扈特人长期和欧洲人接触，对于天花的抵抗力和汉人差不多。所以，顺朝多次邀请土尔扈特部回家。
由于俄军要应对欧洲的大战，土尔扈特部的东归之路比李西平那个世界的情况要顺利得多，只经过了零星的小规模战斗，就成功地回到了顺朝境内。没想到，顺朝却不肯罢休，借着俄罗斯“欺凌土尔扈特”的理由，发动了第三次顺俄战争。
此时的俄国沙皇是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彼得罗芙娜。这位政变上台的女沙皇也不是蠢人，她领会了顺高宗的意思，如此大张旗鼓地打，那就是不想打。1757年，几次小规模的边境冲突之后，双方很快就签订了《伊犁条约》，顺朝确保了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土地，不再向俄国追索鄂木斯克、亚梅什湖等准噶尔曾经控制的地区，俄国承认浩罕、布哈拉、希瓦三汗国是顺朝的朝贡国，俄国不会再和他们有外交关系，至于俄国对哈萨克汗国的侵略，顺朝也会视而不见。
俄国此时要面临欧洲大战，主要精力都用来对付普鲁士，东方有顺朝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经过了与顺朝长达一个世纪的冲突，俄国终于认定，只要顺朝存在，向东方扩张就是成本高昂、不切实际的，应当满足于消化西伯利亚和哈萨克草原，把精力多用在对付土耳其以及欧洲争霸上。
开国一个世纪的顺朝也无力再开疆拓土了。西域的人口增长全靠官方移民和自然繁衍，十分缓慢，就算土尔扈特部回来了，顺朝还是没有足够的人口去和俄国争夺土地。现在全部的蒙古人都已经归于顺朝治下，西藏问题也解决了，大顺疆域外再没有一个喇嘛，是该把注意力转向国内的时候了，那些庞大的经费开支，应该用于赈济灾民，修建各种防洪、灌溉的水利工程，养护道路和运河，这才是一个封建王朝的根本。
随着一个个界桩敲下，顺朝与俄国再无领土纠纷，这也意味着顺朝的开拓时代结束了。白令的伙伴们之后又进行了几次对北美的探险，他们试图寻找穿过北冰洋前往欧洲的航道，但是失败了。随着这些人逐渐老去，顺朝的海外探险也就此停止。
皇帝和贵族们都认为，再进行探险已经没有必要了，如此广袤的阿拉斯加尚且经营不过来，何须再去探索。
阿拉斯加公司没必要像俄国人那样抢劫，抢劫是非常麻烦的事情。顺朝有发达的手工业，可以直接拿棉布、糖块、铁器、生活用品和原住民交换毛皮，比白捡还容易，原住民还觉得自己赚大了。
没多久，公司就嫌原住民捕捉动物的速度太慢了，他们的人口太少，而且还要分出人手去搜集食物，这么少的人口，还因为天花大量死亡。如此之低的生产效率，如何保障皇上的利润。
一开始，公司从东北送猎人过去，亚洲的汉人、朝鲜人、日本人、达斡尔人、鄂伦春人、鄂温克人、科尔沁蒙古人、布里亚特蒙古人、满洲人、赫哲人、阿伊努人、费雅喀人、雅库特人、科里亚克人、楚科奇人、埃文人、因纽特人乃至被俘的哥萨克，都被大量地送往美洲，有时甚至把整个部落都迁过去。这些人有专业技术，要为公司猎获野兽、捕捉鲸鱼，所以待遇还过得去。
而金矿的矿工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都是来自日本、朝鲜、直隶、山东、江苏的最穷苦的契约工，在这个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地方，承受着最深重的压迫。“阿拉斯加的每一粒砂金都带着血”。
人口的激增很快就带来了食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从日本运粮过来成本太高，公司便开始在阿拉斯加南部的加利福尼亚地区建立农场，种植粮食，养殖牲畜。然而，在山东、江苏十分“温顺”的佃户，甚至是能长年靠萝卜、米糠、野菜和红薯叶子果腹的日本农民，一旦送到加利福尼亚，就变得“野蛮”了。
为了在原住民和西班牙人的包围下保证殖民地的安全，公司得给这些农民配备武器。然而这些学会了放枪的农民，只要稍有不如意，立刻带着武器、耕牛、农具和种子进山，和那些西班牙逃兵一样，找原住民“投奔自由”去了。正如它的名字所说的，阿拉斯加是一片广袤的大陆，到哪不能种地，谁受公司的鸟气。在国内不老实给老爷干活就得饿死，到了这里怎么都能活。
要说起农民起义这事，大顺的农民可真是祖宗。就在顺高宗忙着和俄国人划界的同时，一个叫王三的猎人在阿拉斯加发起了暴动。王三原本是伯力节度使属下的一名边军逃兵，杀死军官逃亡，冒充赫哲人上了捕鲸船，到了北美之后，因为枪法准，当上了猎人的队长。
这些猎人们除了能吃口饱饭，可以说一无所有。公司的管理者认为，这样他们就应该知足了，国内有多少人饿死呢，你们还不感激公司的大恩大德？但显然猎人们不会这么想，我们拼死拼活给公司创造了利润，我们手里还有枪，公司却不想提高我们的待遇，天底下还有这样的道理吗？老子拿着枪，就得站着挣钱。
很快猎人们就和逃亡农民及一部分原住民合流了，起义震动整个阿拉斯加。
但要说镇压农民起义，由农民起义者出身的大顺也是祖宗。公司从矿工中招募士兵，许诺只要打完了仗，这些矿工就可以分地成为农民，不再像之前的农民那样做长工，而是每人分一百亩地，当自耕农。公司给他们提供种地需要的一切，除了要求他们服役打仗，他们不承担别的义务，不向他们收取任何贡赋。
起义军本来还想攻打金矿，解放这些穷兄弟，但穷兄弟穿上军服之后，立刻成了公司最凶悍的打手，谁也禁不住一百亩土地的诱惑。1759年，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王三失踪了。有人说他在混战中被打死了，有人说他去了加拿大，但也有人说，他就躲在附近的山里，不一定什么时候还会回来。
起义结束之后，公司内部竟然还在讨论要不要把之前答应矿工的承诺兑现。好在有脑子的人占大多数，本来猎人和农民就已经造反了，如果连这些当兵的都激怒了，这帮人串联矿工，再来个大起义，公司还开个屁！
这些矿工变成了自耕农和民兵，猎人的待遇也有所改善，他们被允许像原住民一样村社自治。至于矿工，从国内再运一批“耗材”来就是了。
自耕农民兵作为殖民地的武力支柱，镇压可能出现的矿工起义，公司靠压榨矿工获得金子，用它们和国内的手工业品换取自耕农生产的粮食和肉，再用这些食品换取猎人村社的毛皮，和鲸油以及多余的黄金一起运回国内，再从国内运火枪、铁器、棉布、生活用品和更多矿工过来。每逢战事，自耕农民兵就用手里的金子购买马匹、武器从军。
捕鲸船上的待遇依然很恶劣，因为那里是封闭环境，水手轻易跑不掉。暴动杀死船长也不是个好选择，北太平洋的贸易全都属于公司，公司的武装商船又很难打劫，当海盗没有前途。
这样，整个阿拉斯加殖民地行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利润反而比之前单纯残酷压榨时更多，甚至那些逃进山中的农民和原本就住在那里的原住民，也加入了这一体系，出售粮食换取手工业品。
原住民部落的酋长在粮食贸易丰厚利润的引诱下，开始迅速向封建地主转型。更多的金矿被发现了，由此又带来更多的人口，更大的粮食需求。
为了有效遏制逃亡现象，公司甚至刻意扶持了一些原住民酋长，就像东北的金矿利用土匪来控制矿工一样。在公司看来，这些一心想变成世袭领主的贪婪酋长可比穷棒子可爱多了。
对此事最为不满的当然就是西班牙人，他们一直没占领加利福尼亚，不代表他们认为加利福尼亚不是自己的地盘。而且各种中国商品从加利福尼亚大量流入墨西哥，严重影响了马尼拉大帆船的利润和墨西哥本地的丝织业等产业。
起初西班牙人想靠外交途径解决，可他们很快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一来是因为当年的屠杀华人事件，顺朝皇帝始终拒绝和西班牙王室有任何直接接触；二来是因为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阿拉斯加公司和顺朝有什么关系，虽然公司员工大部分都是华人，但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皇帝从公司获得的收入甚至不走内帑的账，而是属于一个比内帑更私密的小金库。内帑的钱还会经常用来补贴国库，而这个小金库的钱完全供皇室开销。
这笔钱最主要的用途，就是资助李长宁这样的贫穷的远支宗室读书习武，否则的话，他这样的穷人每天光忙着觅食就累得半死了，哪那么容易考得上举人。李家对明末宗室的下场记忆犹新，虽然不知道这么做能不能避免李家也有这样的下场，但多读书总是没错的。
1768年，当加利福尼亚也发现金矿的消息传来，西班牙人的愤怒终于按耐不住了，加利福尼亚战争爆发。由于大量的顺军退伍士兵在国内无地可赏，被扔到加利福尼亚做自耕农，西班牙人没有占到什么便宜。阿拉斯加公司的高层甚至有一路打到墨西哥城，占领整个新西班牙然后收税的想法，这可比什么生意都挣钱。但毕竟西班牙人在此扎根二百余年，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打到最后，双方都精疲力竭，签订了划界条约。阿拉斯加公司获得了上加利福尼亚，西班牙获得了下加利福尼亚。
1778年，大名鼎鼎的库克船长造访了阿拉斯加。阿拉斯加不欢迎任何有可能贩卖毛皮的欧洲人，公司员工们十分客气地请他立刻马上滚蛋，滚得越远越好。这虽然破坏了库克寻找西北航道的计划，但其实救了他一命。因为计划改变，库克船队没有返回夏威夷补给，而是直接横跨太平洋去了澳门。原本会在夏威夷死于和原住民的冲突的库克活着返回了英国。
1803年，拿破仑把路易斯安那卖给了美国，美国与阿拉斯加公司成了邻居。随着美国人步步西进，双方的冲突也越来越多。阿拉斯加公司打出了“美洲是黄种人的美洲”的旗号，越过落基山脉，向大平原上的原住民提供武器。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815年美英战争结束，美、英、阿三方划界谈判，决定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分水岭作为阿拉斯加公司的东部界限。在北冰洋流域，以马更些河西侧的分水岭为界。
如今，阿拉斯加公司已经开办近百年了，毛皮动物越来越少，金矿渐渐枯竭，公司的利润逐年下降。更致命的是，公司越来越不受皇家控制了。
公司中高层的家眷都在国内，这是百年来的老规矩，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住在阿拉斯加甚至出生在阿拉斯加的人跻身公司中层，这让事情变得有些难以掌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凭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地劳作打仗，我们创造的利润却要大笔地交给那些什么事也不做的股东？就凭他们是国内的达官显贵？凭什么顺朝已经如此落后，却还像一百年前那样限制我们，不允许我们制造武器和战舰，甚至连纺织业都要限制，逼迫我们购买江苏的产品？
最近这几年，阿拉斯加公司上交利润的减少，显然并不全是毛皮动物减少导致的。尤其是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有些苗头更加明显。冯远生此来正为了此事，他自然不是唯一执行此事的人，就在最近，几乎每一个和阿拉斯加公司有关的节度使，都见到了皇帝的使者。
第四十二章 陕西巷
“祖大寿，太无礼，逃归锦州无消息。请将兵马付臣弟，踏碎了城池，不留一个喘气的。”
“阿济格，莫心急，天下大业，不在一城和一地。祖大寿不降知忠义，只因读书明道理。尔等今后多努力，手不释卷常温习。”
此时正值下午，京城前门外琉璃厂以南的陕西巷热闹非凡。明朝初年营建北平城时，陕西商人在此地囤积木材，故而得名。自打大顺朝得了天下，凡是沾着“陕西”俩字的，仿佛都带着喜气，受人追捧。前文提过，李自成把清朝拨给掌管宫廷戏曲的升平署的那块地用于京师军学了，但是让皇帝不听戏了也不合适。李自成当然不会像多尔衮一样把内城的汉人都赶出去，所以顺朝能利用的空房子就没有清朝那么多，只有追赃助饷时抄来的那些，还得给跟着李自成打天下的新贵们分。陕西巷的秦商为了巴结这位做了皇帝的同乡，就在陕西巷北口献出了一块地，请皇上把掌管宫廷戏曲的部门安置在这里，而且他们愿意出钱盖房。这个部门也没个名字，于是老百姓习称为“北口衙门”。
秦商们这笔买卖做得非常值，且不提后来他们很多人成为了皇商，北口衙门是负责安排艺人给皇上唱戏的地方，它所在的地方当然是全京城乃至全中国的戏曲文化中心，甚至称为全世界最繁荣的戏曲艺术集中地也不为过，就单看秦商们在陕西巷里开设的茶馆、酒楼、澡堂、戏院、清吟小班等产业的利润，当初给大顺朝廷捐地、盖房花的那点钱真是九牛一毛。
倒是北边的琉璃厂，不像清朝的琉璃厂那样繁华，只是一条普通的商业街。原因还是李自成没学多尔衮把汉人都赶出内城，所以琉璃厂附近没有形成密集的汉族官员聚居区，京城的书市还是延续明代的格局，集中于棋盘街、城隍庙、灯市口三处。
秦兴戏院就在北口衙门对面，是陕西巷最大的戏院之一，戏院的东家是皇商。全国各地的名角，都以能在这里唱一出戏为荣，能登秦兴戏院的台，就离进宫给皇上唱戏不远了。
在李西平那个世界，乾隆年间，秦腔名家魏长生进京演出，大获成功，甚至到了“举国若狂”的地步，魏长生“名动京师，凡王公贵位，以至词垣粉署，无不倾掷缠头数千百，一时不得识交魏三者，无以为人”。
结果这么一来，京城原本那些唱昆山腔、弋阳腔的班社没生意了，大家坐在一起一合计，既然唱戏咱们唱不过魏长生，不如就举报他吧。
京城的大戏班，自然是有门路连通达官显宦的。很快，负责京城治安的步军统领衙门下令了：魏长生的戏净是男欢女爱，一点都不积极向上，太低俗了，要么改唱昆腔弋腔，要么把你锁到衙门来收拾一顿，撵回陕西去。然而这种办法只能顶一时，最终还是没有阻止秦腔和徽剧、汉调合流，吸收昆弋之长，诞生了后来的国粹京剧。观众爱看，官府禁也白禁。
而在大顺，你敢说秦腔低俗？那些个公爵、侯爵带头在家里唱秦腔，皇上喝多了还唱两句呢，陕西的就是高雅的！
当初一群开国功臣跟着李自成一起祭奠高迎祥，国舅爷高一功非找二百个关西大汉在祭典上表演安塞腰鼓，礼政府的官员说这太低俗了，高一功说老闯王就喜欢这个，他年轻的时候自己还跳过呢。
二百年下来，这审美也给扳过来了，本来安塞腰鼓是“狂呼乱舞，不成体统，形同蛮夷”，现在是“象兵戈武威，刚烈雄健，气势磅礴，有‘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之气概”。
秦腔进了京，也要适应京城的市场，因为南方没有经过战乱，经济迅速恢复，各路地方戏进京的时间也远早于清朝。由于顺朝不通过大运河漕运，徽戏没有了扬州盐商这个大客户，崛起的速度变慢了，但徽州毕竟也是商业发达的地方，徽班凭借着出色的艺术造诣，最终还是在京城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
最终，这些地方戏逐渐融合成了京戏，倒还是“湖广音，中州韵”的格局，顺朝起于陕西，兴于河南，稳于湖北，所以这三个地方的方言对京城影响最大。虽然开国武将多陕北人，但是以吏政府尚书宋企郊为代表的一大批陕西文官以关中人居多，他们的方言近于中原。在文化问题上，终究还是文官更有发言权。
今天秦兴戏院唱的这出戏是《大凌河》，词写得其实挺一般，主要是演员唱得好。在李西平那个世界当然是不会有这出戏的，之所以会有这出戏，其实是北口衙门刻意推动的结果。
顺朝在初步统一全国之后，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合法性构建。在很多人眼里，大顺依然是反贼。
如果是三百年后的人们评价这段历史，他们会觉得顺朝的合法性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无可争议的才对。朱由检治下的老百姓大批饿死，李自成治下的老百姓能凑合着吃糠咽菜，那李自成弄死朱由检不是天经地义吗？也就刘邦和朱元璋能和李自成相提并论。在抗击外敌方面，刘邦吃亏在白登之围后没多久就去世了，而李自成在山海关战役后几年就反杀了。至于朱元璋，他倒是做了农民起义和抗击外敌的事情，可他自己不敢承认。
但是在17世纪中叶的中国，有大批明朝士大夫认为朱元璋才是得国最正。因为他没有造大元的反，是被郭子兴胁迫的，“暴兵忽至，误入其中”，“自红巾妖寇倡乱之后，南北郡县多陷没，故大明从而取之”。
尽管这种理论离谱到许多明朝文人都觉得荒谬的地步，但它依然有很大的市场。
新王朝崛起，必然带来一大批旧权贵衰败，有的也不见得是权贵，只是被牵连的。比如说，顺朝的漕粮走海运了，因运河而兴的扬州就要衰落，不光扬州的大商人利益受损，扬州码头上扛大包的、浆洗缝穷的、开酒馆饭铺的、说书唱戏的这些人，利益也都跟着受损。
虽然如果李自成失败了，扬州就不是利益受损的问题了，而是谁也活不了，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是穿越者。对于生活在顺朝的人来说，李西平原来所在的那个满洲人入主中原的世界，就和希特勒核爆华盛顿的高堡奇人世界差不多。
当有人质疑你是反贼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典型的反例就是搞出了《大义觉迷录》的雍正，有人说你的坏话，不管是真是假，只要官府一辟谣，那就等于承认是真的，官府在民间是什么形象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李自成并没有太高估大顺官府的公信力，大顺的贪官污吏并没有特别多，但也绝不比任何朝代少。在合法性问题上，和人辩论是没有用的。大顺崛起的过程中，没少搞舆论战，军师宋献策是此道高手，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另找别的话题。
对内，玩命地捧岳飞、于谦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西湖三杰只剩下两杰了，张煌言出家做和尚去了。还有文天祥、陆秀夫等人，凡是在抗金、抗元等战争中有功的，都往死里捧，把“抗击外侮”提高到不能触碰的政治正确的程度。
谁是反贼、谁有天命，这个很难争辩，但谁打败了满洲人却是一目了然的。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被意外带火了，那就是皇太极。
按照很多人的想法，既然打败了清朝，就该把爱新觉罗家彻底批倒批臭才对，但李自成不这么想。虽然当时北清未灭，但是从李自成的角度来看，这只是时间问题，清朝已经彻底失败，永远不可能再兴了，至少永远不可能再有入主中原的希望。如果我把清朝描述成一群废物统治的国家，我打赢了清朝又有什么光彩？如果我贬低洪承畴，那怎么解释我曾经被洪承畴撵得到处跑？
所以，顺朝在宣传上一方面大力渲染清朝的凶残，另一方面极力强调清朝几代领导人的能力出众。顺朝甚至专门修了一本史书，叫《清史》肯定是不行的，顺朝只承认这是建州土司叛乱，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叫《建州纪》，详细叙述爱新觉罗家的源起，直到1689年北清灭亡。
其实这也只是把事实有偏向地说出来而已，清朝的凶残照实说就足够骇人听闻了，而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的能力也的确过人，否则怎么可能在李西平那个世界打败李自成。即便是这个世界，李自成的幸运值拉满，也差一点就栽了。
通过史书和一系列的戏曲、小说，清朝的主要人物们有了各自的人物形象。
努尔哈赤：年轻时力挫群雄，善待逃出边墙的辽东汉民，将一群乌合之众的小部落整合成了一支强军，可称当世一流的雄杰。然而称汗之后，日益倾向女真贵族，苛待汉人，攻下辽沈之后，终于丧心病狂，大肆屠杀，成为千古罪人。
皇太极：努尔哈赤将辽东化为一片焦，后金政权濒临崩溃。论起冲锋陷阵、临阵破敌，皇太极连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都不如，在宁锦之战中，他冲不破袁崇焕的防线，已经陷入了绝境。然而，皇太极另辟蹊径，东攻朝鲜，西击蒙古，对内改善汉人待遇，对外离间袁崇焕与毛文龙、崇祯与袁崇焕。力排众议，以神来之笔，千里奔袭京城，一举扭转了颓势。这之后，对内铲除政敌，屯田开矿，对外残酷掠夺，削弱明朝、蒙古和朝鲜充实自己。最终，将一个落后的汗国建成了制度完善，拥有十万大军，火炮犀利的强大政权，堪称这个时代除李自成外的最强者。
其实李自成私下认为，自己恐怕未必比得上皇太极，把自己放在皇太极的位置上，可能几个月就崩溃了。当然，让皇太极去陕西当流寇，他也未必能坚持几个月。可惜二人完美错过，皇太极死后第二年李自成才得以与清军交手，不过这也是幸运，多尔衮作为对手可比皇太极好对付多了。
多尔衮：才具不及皇太极，亦一时之雄，得知崇祯命吴三桂放弃宁远撤入关内，敏锐地察觉到天下有变，果断出击，在接到吴三桂联络后急行军，最后更是带领清军走出了一昼夜行军二百里的极限速度，然而终究棋差一招，晚到了一天，他赶到时吴三桂已被击败，饶是如此，依旧重创大顺军。尽管最后在大顺强大国力的碾压下兵败身死，但是始终以少敌多，也算得上了不起的枭雄。
正所谓摔了的是好盆，死了的是完人，这个世界的多尔衮没来得及施展他剃发令、逼反姜、逼死耿仲明等等神奇操作，所以得到的评价好了许多。反倒是活得长久的李自成多了不少黑点。
洪承畴：古往今来最可怕的汉奸，华夏文明最危险的死敌。恶贯满盈又才略无双，人品低劣，能力出众，眼光长远。坚定不移地和义军作对到底，在王师收复沈阳时顽抗到底，畏罪自杀。
范文程：如果不是被洪承畴抢了风头，他才应该是古往今来最可怕的汉奸。身为一个读书人，却通过做包衣在战场上杀戮同胞而跻身高位。是他第一个看到义军必将夺取天下，成为清朝最大的敌人，与洪承畴一起坚决要求多尔衮入关，险些倾覆大顺江山，结局是和洪承畴一起自杀。
豪格：勇武过人，也有战略头脑，是爱新觉罗贵胄中第一个提出要联络农民军的人。但政治头脑却很幼稚，与多尔衮争位失败后，在山海关之战被多尔衮坑害，为大顺军击毙。
济尔哈朗：心机深沉，老谋深算，父亲舒尔哈齐死后便韬光养晦，后来投靠皇太极，在兄长阿敏被斗倒之后执掌镶蓝旗。站队一直正确，在多尔衮摄政时故意退让，然而当多尔衮在鞍山被击毙后，他立刻出手屠戮阿济格、多铎二人全家及其亲信部属，将皇太极遗孀布木布泰及伪汗福临献给大顺，保全性命。
鳌拜：勇猛无双，对皇太极忠心耿耿，在大顺收复辽东后，保护皇太极庶子硕塞逃亡黑龙江，顽抗到底，最后在哈尔滨之战中杀死顺军将士十余人，被乱枪打死。
硕塞：皇太极诸子中最精通汉学者，书画俱佳，文武双全，在鳌拜死后独立支撑北清，游走于顺俄双方之间，虽不肯降顺，亦不肯附俄，最终在自己的寿数之内暂时保全了北清。
……
这些事有一部分是实情，有一部分也夸张了，但只要小说写得好，戏唱得好，读者和观众就不会在乎这个。
政治、经济的东西，老百姓看不明白，其实一般的读书人也看不明白，但可以把阿济格、豪格、鳌拜等人写得武功盖世，可以把八旗兵写得“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在被人打得跟孙子一样的时候，这么说是怂包，但是在已经把这些“满万不可敌”的对手杀了好几万之后这么说，那就是凡尔赛了。
和北清的战争一边打着，官修的《建州纪》和名义上是私修的《建州纪通俗演义》就在一边写一边出版了，各种改编的评书、戏剧也层出不穷，塑造了清朝比辽夏金元都强大得多的形象。现在宋献策有足够的钱来办这些事，要宣传曾经横扫华北的清军多强大，并不比宣传“闯王来了不纳粮”困难。
这出《大凌河》就是那个年代的产物，讲的是发生在崇祯四年的大凌河围城战。这个写满了“吃人”的故事原本很难让观众喜闻乐见，不过主要人物里，皇太极、祖大寿、何可纲这三个人立住了。
祖大寿是少数在顺朝收复辽东后活下来的汉军旗高层之一，固然是因为他长期和清军作战，两次被围困到弹尽粮绝人吃人才投降，怎么也算不上罪大恶极，但最重要的还是顺军在山海关一战收编了很多吴三桂的部下，有祖大寿在，可以稳定他们的人心。既然顺朝接纳了祖大寿的投降，那么祖大寿就必须得是正面人物。
当年大凌河城里的真相如何已经无人能够知晓了，反正按照顺朝的通行说法，何可纲与祖大寿二人商议，若是二人都死在大凌河，则无人守锦州，若是二人皆降，皇太极必不肯信，唯有一死一降，才能骗得过老谋深算的皇太极。最终何可纲赴死，祖大寿则诈降逃回锦州，继续和皇太极打了十一年的仗。
而皇太极虽然被祖大寿骗了，却对已经投降的祖大寿的子侄优待如故，直到十一年后，松锦大战结束，祖大寿在锦州城内又被皇太极围困到弹尽粮绝，他全家八十余口皆在城内，只得投降，而皇太极照旧按十一年前的许诺优待祖大寿。
真正的历史并不会这么简单，涉及很多更肮脏龌龊的东西，但是在戏曲里，只需要塑造皇太极是爱惜人才的枭雄、何可纲是舍身取义的忠臣、祖大寿是忍辱负重的凡人这三个形象，顺便再加上阿济格是无脑莽夫，毕竟故事里总得有反派，没有谁比阿济格更适合干这活。
后来打其他敌人的时候，顺朝也用这样的宣传方法。打日本之前唱了好几年的戏，以致京城老百姓对日本战国历史的熟悉几乎不亚于《三国演义》；大策凌敦多布奇袭拉萨得手之后，在京城的戏院、书馆里被捧成了“成吉思汗再世”；至于俄国的彼得大帝，那更是简直把秦皇汉武、唐宗明祖都盖过了。
今天演员也卖力，观众也热情，演出效果山崩地裂。顺朝的京城没有八旗子弟，但既然是权贵聚居之所，有钱有闲的人总是少不了的。这个年代观众追星的热情，可一点也不比后世差。
前台唱的都是忠孝节义，后台可就不见得了。
“眼下正在风口上，你那大烟馆还开着！”一个衣着华贵的老人低声训斥道。
坐在他身旁的那个中年人漫不在意地说：“有门路的烟馆家家都开着呢，咱家差什么。”
老人名叫丑北海，中年人名叫丑得玉，是一对父子。这个姓在李西平那个世界可能有些怪，在这个世界却再正常不过，这是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姓氏，人家姓丑，又不姓。
要是论起门路，他们家的确是此时大顺最有门路的商人之一，丑得玉的妹妹就是德明帝的妃子，四皇子李盛慧的母亲。
秦兴戏院的上一任主人在伊犁负责采铜铸币，营私舞弊，被抄家了，官府变卖其家产的时候，丑北海以白捡一般的价格将秦兴戏院买了下来，他也不太懂经营，只是聘了个专业的掌柜的，然后便坐地收钱，财源广进。
没有后台的人想在陕西巷开戏院，那是白日做梦。顺朝把明朝的五城兵马司、巡捕营、巡城御史等职务整合成了京师守备营，与作为野战部队的西京守备营、江南守备营不同，只是治安部队，执掌守备营的都是勋贵。你区区一个戏院，不庇托在某个豪门羽下，守备营的士兵就天天上门，今天稽查盗贼，明天检查防火，早晚让你干不下去。
丑北海说：“越是这样，越要小心！咱们家站得高，摔得就狠。就说你脚下的这家戏院吧，二百年来，已经五次易主了。前五个东家哪一个有好下场了？结果最好的那个，他孙子现在在通州码头扛活呢。”
之前一直有传言说，秦兴戏院不吉利，每一个主人最后都栽了。但架不住这家戏院太挣钱了，每次抄家之后一出售，还是有人买。其实不是戏院不吉利，而是皇商这个工作太危险。固然能挣大钱，可是一不小心，手脚过于不干净，就吞了皇上的钱，皇上岂能饶你。
丑得玉说：“你还看不出来吗，前几天唱的是《战贾庄》，那是卢象的戏，今天怎么改了祖大寿了？外人都知道，咱们秦兴戏院的戏是风向标，怎么你这个东家还看不明白。只可惜前些年生出个太子，否则咱们老四有帝王之望……”
“住口！这也是说得的？”丑北海立刻打断了儿子。丑得玉说：“这儿又没别人，出我的口，入你的耳，有什么说不得的。凡是皇亲国戚，哪个没想过这种事。”
许多人认为，只要明朝之后是个汉人王朝，就不会有文字狱了，那也是想得太多。写“崔杼弑其君”的史官被杀，难道就不是文字狱吗？这还是号称思想最自由的春秋时期呢。秦始皇焚书是因为他是满洲人吗？杨恽写个《报孙会宗书》，都被汉宣帝这个有名的“仁君”腰斩。
唐德宗年间的成辅端，写了首描述百姓苦难的诗：“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硕伍米，三间堂屋二千钱。”然后就被定了个“诽谤国政”的罪名杖杀。不过唐朝的文字狱确实是比较少的，杜甫、白居易这样的放在顺治年间估计就满门抄斩了。
就算以优待士大夫著称的宋朝，还不是有乌台诗案。北宋开国之初，就“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榜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到了宋高宗的时候，当了汉奸又怕人骂自己，“察事之卒，布满京城”。禁毁私史在宋代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反倒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文字狱很少，主要还是由于对基层管控能力稀烂，根本没有大兴文字狱的资格。至于朱元璋的文字狱，虽然没有很多野史所载那么离谱，但也绝非没有，高启写个《郡治上梁文》也能腰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