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非拿这些王朝和清朝比，那确实应该承认，清朝的文字狱是空前的，居封建王朝之最。不过，这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
李自成也不是什么好脾气，当初还没做皇帝的时候，俘虏了明朝的保定总督杨文岳，可能杨文岳骂得有点难听，李自成下令把他拉出去炮决。后来又觉得不太合适，又挺客气地把杨文岳葬了。顺朝建立之后，投降的文官触李自成之怒挨打也不新鲜。
起初按照牛金星制定的制度，顺朝有很严格的避讳制度，不仅要避李自成的讳，还要避李自成父亲、祖父等人的讳。开国公爵之一的谷英原本叫谷可成，改名就有避李自成之讳的因素。但是很快李自成就觉得不合适，“自”和“成”这两个字实在是太常用了，这么避讳什么时候是个头，这大顺朝要真有八百年江山，好几十个皇帝，天下没字可用了。
尤其是后来听说张献忠也在搞避讳，甚至连古碑上的“献”“忠”字样都要凿去，李自成顿时觉得这事太没逼格了。他干脆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李自晟”，只要不把“自晟”两个字连用就行，别的就都不用避讳了，连那些原本叫“自成”的人都不用改名。
“自成”在明末其实是个挺常用的名字，比如说左良玉的部下里，就有一个于自成。李是大姓，天底下叫“李自成”的人着实不少。不过虽然法律上不禁止，还是没人吃饱了撑的继续顶着“自成”的名字，都改名了，连谷英的名字都没改回来。
随着统治手段的逐渐成熟，在对待惹恼自己的文官的问题上，李自成也渐渐觉得，原来的办法不合适。我打他一顿，又不能真打死他，他挨顿打之后得个好名声，也不算亏，我除了当时出气了之外，什么也没得着，这可不划算。过去做绿林好汉，讲究的是痛快，现在做皇帝，就该讲究利弊了。
于是，就有了顺朝“窃钩者流，窃国者流”的奇葩规矩。皇上看你不顺眼，既不打你，也不骂你，更不杀你，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北方人去宁古塔，南方人去台湾，旅游个三千年五千年的，偶尔赶上皇帝心情好，也会往贵州、云南、琼州、西宁之类的好一些的地方流放。在边疆地区，每一个可利用的人力资源都是宝贵的，要真是让皇上恨得咬牙切齿的，那就让你上台北挖金子去。反正皇上是不会杀你的，让蚊子和蚂蟥代劳，你就算正常死亡。
清朝的文字狱大兴，主要是针对四个问题，但这四个问题在顺朝都不存在。
第一，涉及建州女真历史的部分。顺朝当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建州女真这点事还得大肆宣扬呢。
第二，凡是可能有怀念前明之意的。比如说书里有南明的年号这一点，问题尤其严重。而在这个世界，压根就不存在南明的年号，朱由崧只当了几个月的皇帝，虽然定了“弘光”这个年号，可是还没来得及改元就被李锦给端了。顺朝和明朝年号重叠的时间只有1644年一年，既是崇祯十七年，也是永昌元年，这就是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了。
第三，宣扬华夷之辩的。对华夷之辩宣扬得最厉害的就是大顺朝廷。
第四，议论夺嫡之争的。顺朝是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没那么多破事。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破事，比如说甘肃巡抚西林觉罗鄂昌，写了首《塞上吟》，里面管蒙古人叫“胡儿”，赐死，文字狱面前倒是满汉平等了。蒙古人不许擅自学习汉语汉字，后来这个规矩扩大到外国人。
大顺没有这些问题，但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说，“虏”可以提了，那么“贼”呢？
就以黄宗羲为例，他在《留书》中抨击旧史家尊蒙元而否定韩宋的行为：“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尚未不失中国之人也。徐寿辉改元治平，韩林儿改元龙凤，吾以为《春秋》之义将必与之。”
按黄宗羲的说法，徐寿辉和韩林儿是盗贼，但是盗贼反抗外来侵略做皇帝也是正义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李西平那个世界的清朝的文字狱也没个准谱，因为就在同一本书、同一章、同一段，黄宗羲还说：“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何异于直接指着大清的鼻子破口大骂。然而大清这政治环境一会儿松一会儿紧，这么直球的反清言论居然没事。文字狱这玩意的松紧程度，取决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各种意外情况，乃至皇帝的心情，根本没有统一标准。
顺朝的政治不像清朝那样混乱，所以文字狱的谱还是相对比较准的，虽然没有具体的规定，但是在实践操作中，黄宗羲的言论基本上是分界线，可以说造反的是流贼，但不能说流贼不该造反。
这事没法规定，一旦规定了什么不能说，那等于明白告诉别人你害怕什么。所以实际执行的时候，分界线也不一定靠谱，也同样得看当时的政治环境乃至皇帝的心情。乡下穷童生成天指天骂地，也不见得有谁管他，顶多某老爷看他不顺眼，抽他一个大嘴巴。要是京城要员让政敌抓住把柄，一句话说错有可能就得从顺天府尹变成瑷珲典史。
按照顺朝文字狱的习惯，对于探讨顺朝是不是反叛、议论朝政、私修史书这种事，一般不太在意，有些人本来没啥影响力，发几句牢骚，转眼就过去了，你非把他抓到京城来杀头，这下好了，这位死人天下扬名。
至于毁禁书籍，顺朝也没这个兴趣。一方面是顺朝的忌讳没有那么多，另一方面，顺朝的高层认为，那些个怀念前明的书根本就卖不出去，有几个闲着没事买这种书看的。一般人买书，要么就买科举考试用得着的教辅材料，要么就买自己专业领域的书籍，要么就买小说话本来消遣，至于文人笔记，都是小圈子自嗨的，根本不足为虑。
顺朝的文字狱远轻于清朝，也轻于明朝，固然有顺朝更开明的因素，但其实也没开明到哪去，最重要的是顺朝更高明，在总结明朝经验的基础上，没有像清朝那样只看到用文字狱来消除皇权的潜在威胁，而是通过之前长期的基层宣传经验，总结出了一套靠文字狱来增强皇权的办法。
从一开始，顺朝在言论方面就完全不考虑高官豪绅，这个级别的人很难被实际利益以外的其他东西煽动，谁公开反对朝廷决策，直接抓人流放就完事了。言论管制真正要对付的，是中下层的读书人，乃至稍微认一点字的普通百姓。
科举的教辅书最好控制，考试考什么还是大顺的礼政府说了算的。至于一般的史书、笔记，顺朝直接放弃了，监管这玩意要花很大的成本，还不见得有什么效果。
是看过《三国志》的人多，还是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多呢？答案显而易见，所以顺朝的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小说领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铁冠图案”和“蓬蒿子案”。
但是，顺朝的文字狱程度较轻，仅罪作者和出版商，贩卖、购买之人无罪。作者流放青海，出版商勒令倒闭。这就已经足够了，没人会冒着这种危险逞口舌之快。
顺朝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如果有人想靠写书宣传来推翻大顺，那这人肯定是个傻子，让他随便写，能煽动几个人？这年头识字的能有几个特别傻的，谁能跟着这种人混。至于不识字的人，倒是相对容易煽动，可是靠写书煽动他们也没用啊，还不如白莲教好使呢。
清朝没有这个自信，他们觉得遍地都是潜在反贼，因此他们的文字狱是严防死守。而顺朝自认为得国之正更胜汉高明祖，信心十足，防守是为了进攻。
顺朝在文化政策上最聪明的一点，莫过于把文化进攻的事情交给皇商而非礼政府之类的部门来办。官府出的书，有人看才见鬼呢。大顺朝廷给负责出版的皇商提的要求是：你们的书里得有朝廷需要的内容，但朝廷不会给你们经费，你们自己想办法。
皇商们当然只能答应，他们就是皇帝的狗，皇帝剥削他们天经地义。这就意味着，他们的书必须能卖出去才行。
所以，这些书得聘请最一流的写手，做最一流的宣传，得炒作，得有改编的戏曲和评书。这些用商业手段来做，比官府的行政命令高效不知多少倍。
前文提到的改编版的《水浒传》，就是这个工程的成果，还有一大批以刘邦、耿京、刘福通、徐寿辉等人为主角的小说。单以《隋唐演义》来说，其文学造诣就吊打褚人获不知多少倍。不过也不是所有农民起义者都有这个待遇，张角、方腊就还是反派，在宗教问题上顺朝卡得很严，连红巾军都被抹去了宗教属性。
顺太宗年间，开国诸将都不在人世了，描写顺朝开国历史的小说就出版了。描写明朝开国历史的小说叫《英烈传》，描写顺朝开国历史的小说却叫《求活录》。
《求活录》没有什么“金意降世”“红光笼罩”的桥段，当然，也写了李自成得到花马高庆遗下的花马剑，“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之类的东西，但对于李自成请一帮狐朋狗友喝酒把钱花光了，当驿卒时各种倒霉，被开除回家当里长后又欠了高利贷还不起，被人抓到县衙扒下裤子一顿胖揍，接着枷号示众这些事，以及他造反之后被洪承畴、孙传庭、马科、左光先、孙守法这些人打败了一次又一次，躲在深山老林抓田鼠吃的事，还有在山海关被清军打得闭门不出的事，都写进去了。
这正是顺太宗高明的地方。顺太宗李深亮这个人，只能说是个平庸之人，打仗的本领一般，治国的本领也一般，但难得的是，他竟然不蠢。
李自成年轻时的那些事，在他还是闯王的时候，就已经宣扬得天下皆知了，非要硬把他说得各种伟光正，那老百姓就拿你的书当放屁了。还不如在不妨碍李自成形象的情况下适当写写皇帝的倒霉事，反而能让这本书变得喜闻乐见，更有利于塑造顺朝的正面形象。
相应的，还有一本描写刘福通、彭莹玉、徐寿辉、毛贵等人事迹的《明宋演义》，在人物形象、战斗场面等方面，《明宋演义》都胜《英烈传》一筹，也没有那么浓的仿抄其他作品的痕迹。
市场效果决定了一切，《水浒传》《求活录》《明宋演义》《隋唐演义》这些书的销量碾压《英烈传》，由它们改编的戏曲、评书乃至皮影戏等作品也广受欢迎。更繁荣的经济和更宽松的文化政策，带来了文化市场的大发展，在这个民众普遍没有接受教育的时代，谁在这个市场上称王称霸，谁就能掌握老百姓的舆论。
但对于大顺朝廷来说，这只是个如同消遣一般的小把戏而已，他们还没蠢到靠这个保卫大顺江山万万年。这是什么年代？老百姓的舆论算啥？缙绅的舆论在皇权面前都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只要老百姓能吃得上饭，就算他们天天怒骂皇上是乌龟王八蛋，也损不了大顺的统治分毫，反之，如果他们饿了，非常饿，饿到没有希望了，李自成得国再正，和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皇帝真正担心的，是有谁会造反，威胁他的统治。威胁最大的当然是李自成的同行们，其次就是手握兵权、财权的那些人了。
监管农民起义肯定不现实，但是对文臣武将、勋贵皇商的监视还是免不了的。
李自成活着的时候不搞这一套，因为没必要，打江山的这代帝王遇事报自己名字就行了，不用那么麻烦。正相反，李自成极力批判明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来彰显新政权的不同。
但是到了太宗年间，就开始存在能威胁皇帝的人了。其实在李自成的晚年，皇商黑皇上的钱就已经不是新鲜事。李自成作为开国皇帝是不可替代的，而顺太宗虽然是无可争议的嫡长子，毕竟也有两个兄弟，并非不可替代。
顺太宗并不是什么锐意进取的帝王，否则的话，李自成也未必会急着把他觉得有威胁的邻居挨个打一遍，打得顺朝都快没什么正经朝贡国了。
顺太宗办事一贯是得过且过，准噶尔打过来了，他就点起几万大军迎战，哪怕是大策凌敦多布奇袭拉萨，他也能派几千人把他打回去。但只要敌人不来，他也就满足于在边境上修碉堡，偶尔给戍边将士赏点茶叶、红糖、烟草、棉手闷子、狗皮帽子，对于李自成那种“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的思路没有兴趣。
顺太宗从不主动发动战争，平时就是挖挖沟渠，修修河堤，哪有灾就免免税，救济一下。但就是在他的任内，西藏和喀尔喀蒙古被顺朝控制了，没办法，大势如此，就算坐在皇位上那个人只有中人之姿，在外界刺激之下一戳一蹦，只要不是徽钦高英这样的“圣君”，只要皇帝的脑袋没被驴踢过，就能在被文武科举保证了下限的朝廷的推动下为了起码的边疆安全办这些事，换成顺太宗这种不算蠢的人，则能做得更好。
显然，让这样一个皇帝搞出什么严密强大的特务机构不现实，但好在他也不会把这种无节制的权力交给某个家奴去作死。到顺太宗去世的时候，有四个机构初见雏形。
李自成废除了太监制度，东厂和西厂自然是不能再存在了，明朝的锦衣卫高层在顺朝占领京师时被大批处决，只有一小部分被顺朝接纳了，在补入一些李自成的亲军之后，这些人被改编成了龙衣卫，负责皇帝仪仗，完全被边缘化了。
李自成的其余亲军分化成了两个机构，一个是御前侍卫，后来变成了贵族子弟在皇帝身边接受训练的地方；另一个是孩儿军，当年万里转战之时，孩儿军由收容的孤儿和闯军兄弟的遗孤组成，顺朝建立之后，这一传统延续了下来，如同当年汉武帝“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教以五兵，称羽林孤儿”，不同的是，顺朝孩儿军规模更大，还包括了各地善堂收容的失怙小男孩，毕竟和平年代也没那么多战死沙场的人。
顺朝并不认为孤儿更可靠，正相反，他们认为没有正常家庭生活的人流散在外面很危险，还不如让他们当兵。孤儿没有家族利益需要考虑，可他们照样会有家庭和子孙，照样会被金钱收买。还不如父母双全的人，至少多两个人质，毕竟能像吴三桂那样大利灭爹的还是少数。
孩儿军多达两万之众，还一直保持大约一万的未成年候补兵，一年可以花费四五百万两银子。更可怕的是，这支军队的成员还从小读书识字。
襄阳建政之时，闯军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大营，后来又单独分出了西京守备营。平定南方时，收编的南方义军编为江南守备营，张献忠的儿子们归降之后，大西军改编为川、黔、滇、康四营。再后来征西域，又从西京守备营中分出了伊犁守备营，形成了顺朝野战主力十二营的格局。
中营又称京营，驻扎京师，有四万人，以直隶的世兵为基础。
左营驻扎登州，有两万人，以山东、苏北、淮北的世兵为基础，是威慑朝鲜和日本的主要力量，也负责一旦有紧急情况，登船驰援江南。鸦片战争中，这支部队在威海亮了一次相，还算及格，至少靠人数优势和主场优势让英国人不敢打威海。
右营驻扎呼和浩特，有两万人，以山西、河套的世兵为基础，是对漠南、漠北蒙古作战的中坚力量。
前营驻扎襄京，有两万人，以河南、湖北的世兵为基础，主要用于镇压农民起义和西南土司，也从上游威慑江南。所以这支部队是五大营中腐化得最快的，德明帝前往襄京时甚至压根没考虑他们。
后营驻扎在沈阳，有两万人，以东北的世兵为基础，同时承担防范俄国、蒙古、朝鲜、日本的任务，能力最为全面，再加上人均土地多，现在仍是前后左右四营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西京守备营驻扎在长安，有两万人，以陕西、甘肃的世兵为基础，因为承担着西北老家的防务，又同时对付蒙古、西域、青藏三个方向，得到的资源倾斜最多，战斗力在十二营中仅次于中营。
江南守备营驻扎在江宁，有一万人，以湘赣地区的世兵为基础。设立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北伐辽东期间有南方明朝余党叛乱，但是这种事并没有发生。征台之役中打前锋的就是他们，后来也被抽调参与和日本、安南的作战。但自打安南之役结束，他们就再也没打过什么正经战斗了，除了镇压农民起义，就是偶尔被抽调去打西南土司，被视为十二营中最弱的存在。
川营、黔营、滇营各有一万人，以所在省份的世兵为主，主要负责镇压土司，其中滇营因为李定国的战绩，名头尤其响亮。
康营也是一万人，同样以四川的世兵为主，驻扎西康，既镇压当地土司，也是出兵青藏高原的主要力量。
伊犁守备营一万人，以平定西域后迁过去的陕甘世兵为基础。
这十二营的二十万大军，就是顺朝的武力支柱。再加上分布在各地的大约八十万包括水师在内的卫戍部队，以及孩儿军，这一百多万军队的日常费用加上作战时的额外开销，平均每年要花掉五六千万两银子，顺朝财政收入的一半都是军费。
但是顺朝的军事建设方向明显是歪的。比如说，水师算卫戍部队，归各省的权将军管辖。而且在军事问题上过于强调“治本”，在安置退伍军人、保证世兵的自耕农地位上花了大价钱，反倒忽略了武器革新和军事训练。
这也是顺朝的现实情况决定的，自从收复辽东，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他们遇到的最强敌人只是俄国而已，而俄国在东方最多集中几千二流卫戍部队。所以从顺朝的角度来说，武器和训练很重要吗？并不重要。顺朝最大的威胁是农民起义，对付农民起义，需要军事改革吗？并不需要。与其花那个“冤枉钱”，不如把钱用来将更多退伍士兵安置到伊犁河谷种地，一旦有人叛乱，这些皇权最可靠的基本盘拿着棍子都能镇压。
这就是为什么阿拉斯加公司的私军都在用燧发枪，大顺官军却在用火绳枪，因为阿拉斯加公司的敌人在外面，大顺官军的敌人在里面，与加强武力相比，更重要的是减少敌人。结果鸦片战争开打，这支主要用于对内镇压的军队遭遇了已经工业革命的外敌，自然一败涂地。
李自成还是“流寇”的时候，孩儿军作为敢打敢拼的骨干，是攻城拔寨的急先锋。可做了皇帝之后，李自成已经不需要靠当士兵们的干爹来让士兵拼命了，可以用大把的银子、官职、土地去收买人。
所以孩儿军也不再是打仗时的突击队了，而是逐渐成为了官场平衡的力量。孩儿军出身的军人更容易获得土地成为世兵，往往被调到其他部队，也经常在退伍之后被安排到外地充任小吏。皇帝要办些不方便调动别的军队的事的时候，比如说直接逮捕某个人，一般也会让孩儿军出面。
到了顺太宗年间，情况就不太一样了。他不像李自成，和孩儿军没有那么深的感情，而且他觉得孩儿军抓人有些不符合流程，难免招惹物议，于是取消了这个职能。
然而，顺太宗是个没多大主见的人，习惯听取身边人的意见。结果就是，御前侍卫、孩儿军、龙衣卫这三个部门对皇帝的影响力实际上变大了。此外，还得加上那些皇帝的私人雇员。
顺世宗即位之后，逐渐形成了御前侍卫监察宗室，孩儿军监察勋贵和军队，龙衣卫监察百官的格局，还有一个由皇上的私人雇员组成的没有名字的部门，主要监察皇室产业。明朝的三个特务机构，经过了李自成的大撤废，现在反而变成了四个。
但是，这四个部门都只有调查的权力，逮捕、讯问、审判的权力属于三法司，主要由刑政府负责，大理寺复核死刑，都察院进行监督。
这个思路倒是和崇祯不谋而合。所谓“崇祯废东厂”，纯粹是胡说八道，崇祯期间东厂照样权势熏天，提督东厂的王德化甚至敢搞内阁首辅薛国观，东厂番子侦探边镇也是常有的事情。但是崇祯收回了东厂执行的权力，只许他们调查，抓人审问是锦衣卫的事。
顺太宗和顺世宗更进一步，把执法权归于刑政府，但并不是削弱皇权，而是皇权更自信了。三法司里没有一个官员敢不按皇帝的意思审判，能被上述四个部门送到刑政府的就是有罪。
丑北海和丑得玉这样的皇商，理论上来说是最怕这些特务机构的，他们关系着皇帝的钱袋，被查得最严。可即便如此，丑得玉还敢在京城天子脚下开大烟馆，这些“情报机关”的成色也就可想而知了。
顺世宗年间和顺高宗前期，是四大特务机构的鼎盛期，查出了不少贪污腐败，也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正如尚书内阁军师的演变，不断制造新的秘书部门来夺旧秘书部门的权一样，特务机构也是相同的道理。旧的特务机构用了几十年便腐化了，就得再用新的顶上。
顺高宗发现，这些特务机构查不出什么真正的谋反案，因为根本没有正常的官员权贵会吃饱了撑的在这样的皇朝鼎盛时期谋反。而在真正重要的边疆问题上，这四个机构屁都不顶。因此，龙衣卫、御前侍卫、孩儿军的侦查职能都被弱化了，而皇商之中除了监督皇商本身的机构，还增加了一个跟随皇商侦察边境情报的机构。
顺高宗之后的顺仁宗是个低配版的顺太宗，诸事得过且过，对特务机构不重视。德明帝即位之后，又用自己在京师军学的同学，搞出了第六个机构，监督前面五个机构，还是不起名字。这是大顺的传统，没有名字，就可以假装这个机构不存在。
这特务套特务的办法，不能说没有作用，但作用着实不大。德明帝的性格固然很锐意进取，却谈不上精明强干。他也和之前的五代皇帝一样整顿吏治，但是三板斧抡过之后，也就那么回事了。根基深厚的皇商几乎无人不贪，监督皇商的特务也几乎无人不贪。
丑北海说：“虽说近来几十年，对我们皇商管得松了，可还是不时有人栽倒。待在这个位置，凡事皆要小心，我们的全副身家没有一样是靠本事挣来的，别人能施舍给我们，就能收回去。你的大烟馆今天就得关张，明天我要是听说它还没关门，就打折你的腿。”
丑得玉无奈，丑北海是他爹，虽然平素丑北海没什么威严，以至于丑得玉都敢顶嘴的了，但丑北海一旦下令，他还是只能遵行。否则的话，老头有一万种办法把继承家产的人变成他弟弟。
丑北海说：“东北那边出事了，阿拉斯加公司怕是有大乱子，这个当口，皇商都得夹着尾巴做人。过两天，你得去趟浙江。”
丑得玉说：“那儿又闹洋鬼子又闹瘟疫，我去作甚！”丑北海说：“不长进的东西，去阜成门外看看，你就知道了。”
此时的阜成门外，正在进行一场处决。
提起在京城杀头，一般人肯定想到菜市口，但那是清朝才有的规矩。明朝时，京城处决人的地方是西四牌楼。顺朝建立之后，当时负责处决的刘宗敏觉得在城里杀人很妨碍周边居民的生活，运送尸体也不方便，就把刑场挪到了阜成门外，第一批在此被处决的就是二百多名明朝的勋贵和厂卫高官。
这次处决一共杀了十七人，即便在京城的刑场，也很难见到如此多，级别如此高的官员，级别最低的也是县令，打头的四个人更是令人惊诧浙江节度使、浙江权将军、浙江统会使、浙江按察使。浙江的四个最高军政长官，竟然被一锅端了。
但这场表演的主角并不是被杀头的人，而是观众。
宣武门教堂的传教士，还有那些本来应该去承德觐见德明皇帝的外国使者，都被叫来参观这场处决了。
从最重要的那位观众和他朋友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这场表演确实有效果。
“浙江这个行省的面积比葡萄牙略大，人口密集，经济繁荣。不过当我得知那里的官员竟然可以贪污二百万两白银的时候，我还是有些震惊。在一个民众如此贫穷的国家，官员却能轻而易举地瓜分掉如此巨额的财富，或许这正是民众贫穷的原因之一。”
“和英国人的战争把之前的腐败暴露了出来。浙江的官员显然没有预料到他们的辖区会爆发和外国的战争，如果是伊犁或者瑷珲这样的边境地区的节度使和权将军，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的。”
“节度使和权将军的地位和欧洲人熟悉的魏元亮、韩致常相当，然而顺朝皇帝杀死他们就如同沙皇杀死杀死几个农奴。直属于皇帝的中央军只驻扎在江宁，并且被英国人牵制得动弹不得，浙江的军队几乎都是节度使和权将军的部下，但这并不妨碍京城的司法部门派出几名办事人员就把他们从自己的军营中抓到京城斩首。”
“顺朝的皇帝是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独裁君主，他在遥远的南方遥控这一切，轻易地处决了十七个人，流放数百人。但就这些人的罪行来说，这位皇帝对于死刑还是比较审慎的。京城的民众非常愤怒，他们勤劳而贫穷，而这些人懒惰而富有，所以他们乐于看到任何身居高位的人被砍头。他们大批地涌出京城，围观行刑现场，并高声辱骂这些犯罪的官员。”
“京城是顺朝少数允许外国人随意参观的地方之一，这座巨大的城市因为集中了数量众多的权贵而繁荣，远远胜过莫斯科和彼得堡，然而这里依然有大量的穷人。生活在这里的穷人可能并不算特别悲惨，皇帝不希望自己脚下到处是衣不蔽体的乞丐和冻饿而死的尸体，所以这座城市管理者会经常施舍食物给穷人，还会在冬季施舍棉衣，甚至为穷人提供免费的医疗，至少给予安慰剂。但最关键的是，贵族的大量消费和如此庞大的帝国的中枢机构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但是在那些我们这样的外国人不允许涉足的地方，是否还会有这种世界一流的救济制度呢？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在京城经常可以听到农民暴动的消息，顺朝将此视为羞耻的事情，从不在京城公开审理暴动的农民。按照官方的说法，这些事件都是‘令人遗憾的误会’，是部分邪恶的官吏扭曲了皇帝的意志，只要皇帝惩罚了贪官，这个国家就又是人人安居乐业的美好国度。不管这种说辞是否属实，至少都证明确实有一部分农民被逼到了不暴动就无法生存的地步。”
“这次表演是成功的。之前英国人试图直接和留守京城的官员接触，但是他们的信使连威海城都没进去就被赶走了。这场处刑表演会彻底打消英国人的这种愚蠢想法。他们根本不懂中国，只知道靠自己的想象力来揣测。这倒不全是他们的责任，因为他们根本到不了澳门、天津、承德和京城之外的任何地方，自然也就无法真正了解这个在文化习俗上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帝国。而我们俄国人，在这方面还能多一些优势。”
“在浙江这样一个正在与外国军队激战的前线省份，皇帝依然可以轻易逮捕管辖上千万人口和几万军队的高级官员，这是徒有其表的莫卧儿大汗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这里不是印度，英国人只能与皇帝谈判。”
“这场战争再进行下去，只能是浪费时间和生命，顺朝和英国都无法再取得更有利的结果。”
“这个曾经三次击败俄罗斯的古老帝国依然强大，在东亚没有敌手的环境导致了他们军事水平的落后，然而对于一个尚能保持强大动员能力，有充足的财力和基础人才储备的国家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问题。这个国家最大的敌人依然在其内部。”
“京城的生活有些枯燥，这里的气候并不宜人，虽然相比我们的家乡来说，这里的纬度很低，可是并不温暖。我还不能很好地掌握中国人的语言和文字，所以对于他们的艺术了解不多，这令我的生活十分乏味。我开始尝试每天都去听他们的戏剧，但是我只能试图去理解音乐中传达的讯息。据一位曾经多次出使中国的朋友所说，顺朝对于戏剧有很严格的监管，至少在京城是这样的，所以从一些大剧院的演出剧目中可以看出一些讯息，根据剧目所代表的历史故事，可以看到政府想让民众产生的情绪，这是一种很高明的手段，可惜现在我还无法读懂。”
“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我看到了很多似曾相识的事情。和我们的祖国一样，这个国家的危机已经到来了，但这个危机绝不是区区英国人能带来的。最近我们的大使频频得到召见，不仅见到了一些高级官员，还见到了监国的皇后，这并不是什么好兆头，但我还不能看清这意味着什么。”
“希望您在乡下的生活愉快，那里的环境明显比莫斯科更有利于人的身体。娜达丽娅总是说，孩子们在那里可以成长得更自由。而现在我愈发感到，自由是多么奢侈。无论如何，请您保重身体。神圣同盟既不神圣，也不是同盟。如今的世界已经是黎明前夜，需要点灯的人。这段最后的黑暗在历史长河中可能是弹指一瞬，对于我们这些凡人来说，也可能是漫长的一生。但是既然灯火已经点亮，我们也将从中获得真正的不朽。”
“敬爱您的，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亚诺夫斯基。”
第四十三章 代价
李西平的双手扶着桌案，身子直哆嗦：“谁让你们打州城的？我之前是如何交代的？”
邓通说：“责任全在我一人，要杀要剐我都认。”
“剐了你有什么用！”李西平吼道。金丽泽说道：“好了，事已如此，发怒也无用，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
李西平喘了两口气，平复了一下情绪：“死伤情况怎么样？”孙乐安说：“阵亡四百三十七人，还有一百四十九人重伤，不确定能不能救，轻伤就不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