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致常上任之后整饬军务，发现广东驻军之中竟然也有不少人吸食甚至贩卖鸦片。他一面在军中大力查禁，一面上奏朝廷，要求进一步加强禁烟。
可问题是，大顺朝在查禁走私这方面先天不足。
明朝时，皇帝带头弄了一堆皇庄，宗室、勋贵、太监们也占有大量土地，放高利贷盘剥小农。上梁不正下梁歪，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最终有了明末农民战争，皇室、勋贵、太监这三个群体基本上全灭。
在顺朝创建之后的最初几年，李自成本人当然可以保持节俭，也能约束和他一起打天下的老兄弟们不要购置田产。托洪承畴和孙传庭的福，崇祯十一年时，李自成的十万大军被打得只剩下不到一千人，所有意志不够坚定的人都跑了，最后留下来的那些人陪李自成躲在山里吃草根啃树皮，都是铁了心要跟着李自成造反到底的。是以李自成的核心武将团队中一个投机分子都没有，李自成又拥有绝对权威，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在统一战争进行期间，顺朝的开国功臣们依旧保持着罕见的廉洁。哪怕攻进京城之后，顺朝高级将领们的享受也仅限于大吃大喝、纳妾，没有追求房产土地、金银财宝。可是随着长城以内基本上被统一，天下大势已定，功臣就不能不赏了。就算是农民起义者，做了勋贵之后也一定会设法弄些家业传于子孙，这是不可能阻止的。
大家都是农民起义者出身，亲手消灭了明朝的勋贵，自然知道身为勋贵，拼命挖国家墙脚，最后同归于尽的做法有多愚蠢。但天底下的地主不计其数，这墙脚你不挖有的是别人去挖，到时候同归于尽也少不了你的份，那不挖白不挖。
既然如此，做皇上的就得想出一个既能让勋贵有钱财传家，又不至于引领土地兼并的“风尚”的办法。
顺朝的爵位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分为军功爵、恩爵、宗室爵三种。军功爵是顺朝开国元勋和投降的明军高级将领的爵位，恩爵是归降的土司、酋长的爵位，宗室爵是李姓族人的爵位。军功爵和恩爵世袭罔替，宗室爵降等袭爵。
明朝的宗室制度有多不合理不用多说，最终结果就是到了明末，宗室成为最拉仇恨的群体之一，李自成都记不清自己宰过多少王爷。
所以李自成给顺朝宗室定的俸禄很低，而且降爵降得飞快。皇帝的嫡长子为太子，其余嫡子封王，庶子封公，王的嫡长子为公爵，其余嫡子为侯爵，庶子为伯爵。由此推下去，李自成的曾孙中就已经有人是平民了。
平民宗室按家中人口每年从官府领米和盐，每口人配给米二百四十斤米、盐三斤，勉强保证饿不死。宗室可以在官学中免费读书五年，剩下的就一概不管了，当官、从军、种田、做工、经商都随便。作为宗室，他们的亲戚是皇帝，没人比他们后台更硬，官府不会欺压他们。在这个教育还是奢侈品的时代，他们可以免费读书，如果这样还穷，那就是活该了。
恩爵对于皇帝来说都是外人，不用考虑，给点俸禄别饿死就行了，但军功爵的勋贵们就不能像宗室一样对待了。要么是跟着李自成一起打天下的老兄弟，要么是带资进组的。如果他们的待遇低了，将来傻子才给姓李的卖命。
又不能让他们去兼并土地挖大顺的墙脚，待遇又不能低了。于是李自成在打下广东之后，想到了一个主意，将对外贸易全部垄断，作为维系皇权的财源。
对于一个传统农耕帝国来说，对外贸易只是锦上添花，而非必需。顺朝开国之初的一切政策的导向就是维护小农经济，而对外贸易对于小农经济的意义就是从中抽税去补贴内地的赈灾和水利建设。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那么通商口岸就应该越少越好，因为贸易越是集中，征税过程中的损耗就越低。除了俄国在北边的厄尔口城贸易之外，其他欧洲国家都要到澳门来买货。与欧洲商人对接的是一家叫作“洋货行”的商行，由参股的商人们共同经营，但实际上商人的股份只占了一成，其余九成中，皇家占了三成，户部占了两成，勋贵们占了四成。
靠着垄断整个帝国对外贸易的巨额利润，李自成和勋贵们达成约定，你们靠着洋货行的股份保证子孙衣食无忧，得了钱财，想去经营什么产业都行，唯独别去碰土地、高利贷这些敏感问题。在明朝被藩王、勋戚弄成敛财工具的盐业也干脆过了明路，同样由皇帝、勋贵、户部、商人四方合股经营。
理论上倒是很不错，没有了明朝勋贵兼并土地之弊，而且皇帝内帑和户部直接抽走对外贸易一半的利润，这可比明朝收的那点关税强得多了。
但是，理论和现实永远有差距。
首先，顺朝从来没搞过迁界禁海，而且对于老百姓出海打鱼是不禁的。渔民其实也是广义上的小农的一种，垄断贸易就是为了稳定小农经济，如果为此断了渔民的活路，那不是本末倒置了。但人家既然能出海打鱼，当然也就能出海走私。
其次，去朝鲜、日本、安南、琉球的贸易算内部贸易，并不在洋货行垄断的范畴内，既然跑海贸是合法的，那么制造大型海船当然也是合法的。大顺朝是标准的封建国家，做生意比的不是谁有本事，而是谁的后台硬，各种大宗商品的贸易基本上都有勋贵的股份。一帮有勋贵背景的商人开着大型海船在海上随便跑，朝廷还能管得着他们把货卖谁？
最后，顺朝有漫长的海岸线，而且沿岸全都是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要多少官吏军队才能监管得过来呢？
所以，顺朝的海疆漏得跟筛子一样。由于朝廷水师的存在，像明末郑芝龙那样的大规模海盗是没有生存空间的，但各种利用权力寻租的小规模走私从未停止过。与此同时，当那些打天下的开国功臣们逐渐老去，顺朝的勋二代、勋三代们通过各种代理人暗中买地、放债的事也多得很。
如果是平时，倒也无所谓，不过就是府库收入少一些而已。走私也是有成本的，贸易的大头还是在澳门。而现在，朝廷下令严查鸦片，却发现单是一个广东省便有不下数十处港口涉嫌走私，鸦片可能夹带在任何一艘渔船或者自称跑国内贸易的商船上，这怎么查？
韩致常带着广东水师到处追杀走私贩子和海盗，倒是也销毁了不少鸦片，砍了不少人头。可他渐渐发现，这完全是治标不治本。广东的官员、士绅，甚至他自己的部下，都有很多在搞走私。
直到在顺朝管控最严格的澳门都发现了鸦片仓库，德明帝终于忍不了了。琼州禁烟不成，你们说因为山野村夫不服王化；雷州禁烟不成，你们说因为海贼猖獗；现在都在澳门大张旗鼓地贩烟了，拿皇上当傻子吗？一纸调令，派魏元亮担任广东节度使，甭管后台是谁，只要和大烟沾边，最轻的充军伊犁。
澳门的地位虽然重要，但行政级别并不高，只是广东省下属的一个直隶州，州牧不过是个五品官，二品的节度使就足够收拾满城的人了。魏元亮仕途得意，四十多岁便做到了二品官，就任广东节度使之前，他一直主管河道，什么麻烦事都见识过。禁烟必然触及大量的既得利益者，但魏元亮并不担心，自己的后台是皇帝，怕得谁来？虽然近些年朝廷陈陈相因，暮气沉沉，但毕竟二十年前还曾远征西域，起码的权威是有的。要把天下的官全换一遍办不到，要弄死某个人、某些人，还是手拿把攥的。
魏元亮还算是个比较仁慈的官，对于一般的从犯，他能流放尽量流放，尽管如此，澳门一案还是有六十八颗人头落地，其中包括三个英国人。
每逢大案，肯定不只是几个商人的事，比起为非作歹来，大顺朝的达官显宦才是本领最高的。俗话说：老爷要作案，土匪靠边站，勋贵要作案，衙门帮着干。澳门销烟案中，一个伯爵、一个男爵丢了爵位，三品以上高官有六人涉案。
这些都还在可控范围之内。魏元亮上任不到一个月就遭遇了一次刺杀，但这更说明朝廷是有能力处理这起大案的，否则的话，这些人不会如此图穷匕见。兵权牢牢握在朝廷手里，谁也反不了天。都不用说五营的野战主力，就是韩致常的广东驻军，这些贪官劣绅难道能对付得了？
魏元亮把一切都想到了，可唯独没料到，英国竟然出兵了。
大约一百年前，顺高宗在位时，也出过一次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参与鸦片走私的事情。英国的商馆馆长二话不说，直接丢卒保车，亲自绑了那个人送到澳门州衙，斩首示众。可如今百年光阴过去，英国人早就不是一个世纪前“恭顺的商人”了。
英军的“通牒”已经送到了，提出了七条要求。
第一，惩办“凶手”，还被杀英商“公道”。
第二，赔偿禁烟造成的英人财产损失及英军军费。
第三，增开松江、宁波、福州、厦门、釜山、长崎、嘉定七处口岸，允许英国在口岸派驻领事，设立商馆。
第四，割让舟山、香港。
第五，废除洋货行制度，英国商人可以在口岸与任何中国人交易。
第六，释放所有被顺朝关押的英国人。
第七，关税由顺英双方议定。
任何一个稍微有点脑子的顺朝官员看了这份“通牒”都能明白，除了第六条能商量之外，其他六条谁敢答应就等着掉脑袋吧。而且他们答应也没有用，英国人想要签正式的条约，像当年和俄国划界那样，盖皇帝的玉玺。
英国人似乎也知道他们为难，表示这些条件只是初步提案，可以讨价还价。私下里又提出一个条款，只要广州城交六百万银圆的“赎城费”，英军就可以撤回香港。
有人建议，不妨先答应这个条件，只要英国人退走，具体过程还不是由得广东官场随便编，上报个“大捷”都行。
魏元亮的处置倒也简单，先赏了出这个“妙计”的人二十板子。随后派人到监狱里，把涉及鸦片一案的英国人都拉了出来。
经官府认定和鸦片案无关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都在澳门的商馆中禁足，被判有罪的十六个人有三个已经处死，其他十三人则关押在广州府衙的监狱中。魏元亮下令给这十三个人每人灌了半斤生鸦片，全都了账。
一方面，是魏元亮的确坚信鸦片之害将致亡国灭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禁绝之。另一方面，他也没有退路了。当初是他带头支持韩致常的禁烟请求，也是他主动请缨到广东来禁烟，现在事办砸了，顺军又是在他的指挥下打出了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耻辱败仗。谁都能主和，就他不能，他只能在主战这条路上走到底，绝不能有半点动摇。
坚持抗战到底，就算打输了，他也还是个忠臣义士，只是能力不逮，顶多被说成一个空有气节，却无真实本领的庸人；可一旦主和，不管结果如何，他都将背上千古骂名。别人主和，尚可以说是为了保全百姓，暂时隐忍，可战端因他魏元亮而开，英人要惩办的“凶手”就是他。倘若他带头议和，把别人推出去替罪，不仅会被视为贪生怕死之徒，遗臭万年，就连他之前禁烟的功绩都会被说成投机邀宠。到最后，如果大顺打赢了，主战派岂能不把主和派踏上一万只脚再用大炮轰；如果大顺打输了，皇上是不是更得借几颗人头平息舆论？
总之，魏元亮如果主战，打赢了就是救国救民的大英雄，打输了也是有勇无谋的忠臣；魏元亮如果主和，打赢了就是朝三暮四的小人，打输了就是通敌卖国的汉奸。
不过话说回来，从这个角度来评价魏元亮的主战，也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魏元亮从年轻时做县令那会儿，办事的风格就是“应杀尽杀”。
李自成在造反时就得出了一个经验教训：士绅也好，武将也好，勋贵也好，如果事事都迁就他们，国家肯定完蛋。于是就有了顺朝开国时的夹棍管一切。但是在被明清两朝两面夹击的过程中，李自成也意识到，要是皇帝和这些人彻底势不两立，国家也得完蛋。尽管采取了一系列堪称“严苛”的限制土地兼并的措施，但最终大顺朝还是得选择与士大夫共天下。
陕北老农、边镇变兵、中原灾民们九死一生夺下的江山，也没那么容易就拱手交出来，李自成留下了三颗“雷”。
第一颗雷，就是那些有永业田的世兵子弟和宗室一样，在官学免费读书五年，因为是军人，他们学的是武举那一套。顺朝重视火器和战船，武举中有炮术和航海术的内容，能学这些东西的人，数学自然不会差，不光可以用于火炮、航海，还可以用于清丈田亩、征收赋税。没有那么多武官让这些世兵子弟去做，那些考不中武举的士兵子弟便去做胥吏。
于是又有了第二颗雷，顺朝废除贱籍时，捎带着把胥吏也“解放”了，他们不再是“贱役”，有权参加科举。而且如果熬够了年资或者表现特别突出，可以担任典史这样的小官。
第三颗雷，就是对士绅的分化。不管什么群体里，都会有几个理想主义者，把“天下大同”的理想当真的士绅也是有的。每一代顺朝皇帝，都专门提拔一批以学海瑞为尚的“疯狗”。各地的士绅豪强，要是大体上老老实实的，偷偷摸摸搞什么小动作，也就不问了，真要是闹得太过分，那就别怪皇上放狗吃人了。
李自成本人其实也是半个理想主义者。他借着明末农民战争的狂飙，先是直接肉体消灭了一大批贪官污吏，接着取消士绅在税赋徭役方面的一切特权，废除丁税，统一征收十税一。在北方直接均田，重新分配在灾荒战乱中抛荒的土地，在南方则顺应佃农起义军的要求，推行永佃制。这些对于士绅来说都是标准的“暴政”。为了担心自己死后被反攻倒算，李自成特意留了这三颗雷。一旦士绅想推翻他制定的政策，有分了永业田的世兵这个最可靠的群体支持皇权，再加上胥吏和少数一部分有名望的清官的配合，便不用惧怕士绅挟制朝廷。
但李自成这个想法完全错了，士绅根本不和他的政策对抗。谁闲着没事拿脑袋试刀玩，既然打不过你们，那不如加入你们。
光阴流转，百年转瞬即过，这盛世果然如士绅们所愿，勋贵也好，世兵也好，胥吏也好，大家都是地主阶级大家庭的一分子，在一起愉快地玩耍。李自成的政策倒还是没人敢去推翻，但利用政策、歪曲政策、钻政策漏洞的招数早就被玩得炉火纯青。
纵然明末农民战争的胜利造就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稳固的小农经济，这都二百年了，得开多大的挂才能不烂？顶多就是不像二百年前的大明或者李西平那个世界的大清那样烂得彻底而已。就算真有挂可开，世界第一的小农经济在19世纪还有用吗？
李自成埋的这三颗雷，基本上没起多大作用，前两颗随着时间的推移都自己哑火了，但唯独第三颗雷还在。就算是整个官僚体系都已经千疮百孔了，理想主义者毕竟是死不绝的。虽然不少人只是卖直邀名，假装自己很勇，但总归得有几个真的，魏元亮就是德明帝麾下为数不多的几个“真疯狗”之一。他到哪一当官，当地豪绅必然哀鸿遍野。
魏元亮把英军的“通牒”撕个粉碎，念在“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份上，没杀英军的使者，一顿乱棍打出城去。广州百姓和许多年轻士子争相叫好，然而，也有不少人忧心忡忡，甚至有人公开谈论节度使但顾自己名声，不顾百姓死活。魏元亮也知道，自己正坐在火山口上，但他已经无路可走了。
像魏元亮这样的青天大老爷，大明朝也多得很，可照样没耽误崇祯煤山上吊。魏元亮这样一个刚烈有气节的人出现在此时的广州，不是因为大顺的制度多先进，只不过是碰巧有这么一个清官是皇帝嫡系罢了。
魏元亮只是一个人，广州却在一座城，而且是整个华南地区最富裕，集中了最多权贵的城市。虽然贸易口岸在澳门，但参与贸易的豪商却大多把家安在省城广州。他们腰缠万贯靠的可不是勤劳致富，而是依附权力，当然要住在离权力更近的地方。
“士大夫厌苦传庭所为，用法严，不乐其在秦。相与哗于朝曰：‘秦督玩寇矣。’又相与危语恫胁之曰：‘秦督不出关，收者至矣。’”
都说要从历史中学习经验教训，但是从现在的大顺来看，学习？学个屁！
潮州、韶州等地赶来的援军抢劫商铺。
援军表示本地兵吃的是新米，他们吃的是陈米。
米的事还没整明白，有人举报魏元亮的书童向他们索贿。
又有人举报，韶州来的援兵根本不是世兵，韶州的世兵早就不打仗了，都忙着做小买卖，一到出兵，就花几两银子雇人替他们来。
又有人举报这个举报的人，说他二姨夫卖过大烟，国难当头，此贼竟然污蔑大顺官兵，定是洋人的细作。
乡勇认为军饷发得比正兵少，拒绝登城守卫。
广东统会使、广州府尹表示，官府的钱早就花没了，自从韩致常修炮台超支，这亏空就没补上，现在全靠捐款撑着。
缙绅认为乡勇又没打仗，凭什么拿钱？再说了，自打和英国人开战，天天让我们捐钱，生意不做了，也没有进项，哪有钱可捐。
洋货行的人表示，皇上和户部的分红都已经支走了，剩下的银子都是勋贵的分红，谁不要命谁就来拿。
有人提议向全城老百姓征税，按照房屋来征，一间房征一钱银子。魏元亮说这不是大明重征皇帝用过的办法吗？皇上都不敢随便加税，我区区一个节度使就加税，脑袋不要了？
魏元亮询问广州的军官们，为什么非让乡勇守城？军官们倒是很诚实，吃空饷吃了一百多年，能打的人就那么多了，基本上都死在虎门，现在剩下的那些所谓的兵还不如乡勇呢。
李西平要是看到这一幕，就该明白卖官鬻爵、吃空饷的英军为什么能赢了，不是因为英军不烂，而是因为对面烂得更厉害。再加上武器战术和财政能力的差距，英军岂有不赢的道理。
李西平：“我就随便这么一想，你废这么大劲说这个干什么。”
此时的李西平，依然在老老实实做他的翻译官。魏元亮又杀了十三个英国人，毁书逐使，城内城外都知道，英军怕是要进攻广州了。英国人雇佣了更多的民夫，修建工事，调运物资。
英军的弹药源源不断地从香港送来。珠江口的生意有勋贵做后台，防务当然是重中之重。为了防备海盗，香港岛一百多年前就已经修建了炮台，但早就成了官员走私的地方。如今英军占领香港，倒是省事了，直接以香港为据点，继续和广东官场做走私生意。
忙碌了一天，李西平回到自己的住处，作为翻译官，他的待遇还不错，有单独的一座帐篷。刚走到帐篷门口，忽听背后有人喊他：“李叔！”
李西平一回头，见陈大兴奋地跑了过来：“太好了，你也没死！”
李西平对于在这里遇到熟人感到很尴尬，在他的认识里，自己正在干的事是非常不光彩的。但是陈大一点都没觉得，只有朋友重逢的喜悦。李西平不知说什么，陈大也没当回事，自顾自地说起自己的事：“上了岸之后，我先回了趟家，爹妈见我带回一百个钱来，高兴得很……”
一阵喧哗打断了陈大的话，他惊恐地左右来回张望。李西平也懵了，营地南侧乱成一团，不知出了什么事。
难道顺军来劫营了？李西平突然意识到，自己竟然盼着英军把顺军打退，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赶快把这个念头压了下去，心中默念：“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
可理性还是告诉他，要是顺军打赢了，清算起来，陈大这样的一般民夫可能没事，他这个翻译官那是非杀头不可，去法场的路上估计还得被臭鸡蛋、烂菜叶子砸一顿。这些天听民夫们说，节度使老爷是个大清官，但李西平觉得，越是大清官，应该越想砍翻译官的脑袋。
就在这时，一个印度兵提着步枪跑了过来，用他那口音奇怪的英语说：“李！上尉要你把所有中国人都集中起来！”
第六章 投毒
“出什么事了？”李西平紧张地问道。那个印度兵甩下一句口音浓重的“I don't know”，飞快地跑去集合了。
把中国人都集中起来，那就不光是民夫，还有卖菜给英军的小贩、修靴子的皮匠、卖柴火的樵夫、变戏法的艺人，乃至娼妓，所有在这个营地附近的中国人，全部都要集中。这是要做什么？李西平有些犹豫，如果是集中起来通通枪毙，他可就真成狗汉奸了。
许多英军士兵在营地内跑动，封锁了各个出入口。中国人的住所，包括李西平这个翻译官的帐篷在内，都是和英军隔开的，有木栅栏包围，想跑也没处跑。乱了这么半天，却一声枪响都没有，李西平冷静了一些。应该不是特别严重的事情。顺军来劫营肯定会放枪、扔炸弹的，只要不打仗，什么都好说。
李西平还是决定先服从上尉的命令，真要是英军想杀人，现在营地里这几百个中国人都手无寸铁，没有任何办法抵抗。他向工头传达了命令，又去市场那边，把各种零散人员都叫了过来。
总共四百多人集中在一片空地上，嗡嗡的议论声吵得李西平脑袋要炸了。大家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很是惊恐。所有人都不住地望向李西平，希望能从他这里得到一个答案，可李西平也什么都不知道，只能背过身去，假装没注意别人在看自己。
还不到一分钟，李西平便觉得后背难受至极。他快步走到一个英军下士面前：“下士，这是出了什么事了？”
没想到，这下士一点保密意识都没有，嘴巴大得出奇：“七号营地的好几百人上吐下泻，军医说是食物中毒，很可能有人投毒，少校说投毒者应该还没逃跑，让我们封锁营地，任何人不得进出。”
这个下士绘声绘色地说：“听说很多人都吐出了绿色的胆汁，临死之前在地方抱着肚子打滚，不住地哀嚎……”
“你看见了？”背后传来上尉的声音，下士顿时闭嘴了。上尉说：“只不过是三十二个人食物中毒而已，有严重的呕吐和腹泻，但是没有生命危险。不过我同意少校的观点，投毒者应该还在营地内。你要帮我们调查这件事。”
李西平又问了一些具体细节，心里大致有了数，开始瞎翻译了。
“营地里发生了投毒事件，一会儿要对每个人搜身检查。”（有什么不能被英国人看见的东西赶快藏好了。）
“我们这个营地有四个中国人居住区，犯人可能躲在任何一个里面。”（英国人也不知道到底在哪个区。）
“虽然没有人死亡，但这件事的性质还是很恶劣的，一定要查清楚。”（没死人，英国人不会穷追不舍的。）
又磨蹭了半天，李西平这才开始搜查，这时他发现，那天在大虎山岛救他的家大汉，竟然也和陈大一样，是今天才被雇来的民夫。
折腾到天都黑了，搜身一无所获，上尉也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手段了。又重点搜查了一下今天才来的新人，检查了他们的住处，依然什么也没有找到。这时，别的营区传来消息，说抓住了两个身上带着毒药的人，其中一个已经招供说，投毒事件是他做的。上尉也松了一口气，下令解散，但出入口依旧严格把守，不许任何人进出。
李西平估摸着，这事算是过去了。见英国人和印度人都出去了，这片营区只剩下中国人，李西平的情绪也放松下来。
“李先生，到您帐篷里说话方便吗？”那家大汉凑了上来。李西平忙道：“方便，您请。”大汉拱手行礼：“不敢当，不敢当。”李西平说：“您救我一命，有什么不敢当，快请进。”
进了帐篷，大汉又一拱手，作揖为礼：“今日先生也救了我一命。”
李西平已经有点明白了，但还是问道：“这是从何说起？”大汉说：“先生第一句话便说要搜身，随后又俄延时刻，我这才得以将身上的毒药偷偷撒在地上，混于沙土。若是上来便直接搜身，我怕是已然人头落地了。”
李西平还礼道：“您做的是英雄事，我这不过是举手之劳。不知您尊姓大名？”大汉说：“我叫董有为，顺德人氏。家父本是一船主，是以我幼年也曾读书，后来父亲死于风浪，家道便败落了，采珠捕鱼为业。前些日子，城里的大人要雇人潜入英夷营中投毒、纵火、刺杀，我便应募前来。今日夷兵中毒之事，便是我做的。”他称他父亲为“船主”而非“海商”，说明他父亲是个搞走私的，不过李西平刚来这个世界，也听不出这里面的差别来。
李西平说：“那别的营区抓到的那个人，怎么说是他做的？”董有为摇了摇头：“这便不知了，或许他自知横竖是活不成，便故意揽在自己身上，让英夷不再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