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平说：“打开。”他们所处的帐篷四周的布幔都被人卷了起来，赖美玉这才看到，自己身处矿工营地中央，帐篷四周都是席地而坐的矿工，前排离帐篷非常近，完全可以听见帐篷里的对话。矿工的纪律性着实不错，虽然恨不得对赖美玉食肉寝皮，却都遵守了命令，都坐在地上，谁也没有站起来。
赖美玉的身子倚靠在笼子上，长叹一声，直到走出笼子，人头落地，什么也没再说。
大家心情沉重，半晌谁也没说话。赖美玉就和这大顺朝一样，当年的屠龙英雄，如今已是獠牙怒张。一个王朝的堕落需要二百年，而一个人的堕落二十年就够了。
邓通向李西平一拱手：“李大人，你是做官的人，本不必这个浑水，我们皆承你的情。”
李西平说：“当官的也不能都是王八蛋。真相固然苦涩，可总得面对。若是招安之路不通，这两千兄弟，要么上山做山贼，要么下海当海盗，这可都是九死一生的路。”
邓通说：“那也没办法了，总比做矿工强。”李西平说：“我倒还有个办法，说不定能招安，但也是九死一生。”
对于这个朝廷，现在矿工们失望至极，但一旦说起招安，他们还是抱着希望。就算是许乃邦这样不要脸的人，最多也只敢挑唆矿工去攻击英军，连请英军围剿矿工都不敢，更不要说像洪承畴那样搞假招安、摔杯为号了。顺朝官军在镇压农民起义的时候，也是杀人毫不手软，可一旦谈了招安，就他们所知，还真没有说了不算的时候。
招安条件可能非常苛刻，可能会把他们送到北方的苦寒之地戍边，比发配也没好多少，但毕竟身份是兵。到目前为止，顺朝对于保证士兵吃上饭这一点还是做得没什么大问题的，顶多饿你几天罢了，不至于把你饿死了。
就算招安之后到黑龙江去当边军，毕竟还是比做海盗强的，因为那种生活是能看到未来的。黑龙江是顺朝少数还能产生新的世兵的地方之一，那里尚有未开垦的土地，虽然开垦难度极大，但如果你真能豁出命去把田开出来，那块地就是你的，你可以把它传给你的子孙后代。
就算没有土地，你的孩子也可以以士兵的孩子的身份出生，将来有更多给李家当牛做马吃草料的机会，而不是在矿井里当燃料。
海南岛这点地方，当山贼能有什么前途，而且他们杀了官，将来官府肯定会派兵来剿。做海盗，绝大部分人会死在海上，那种去东南亚占岛立国的故事，只属于少数能力顶尖又运气极佳的冒险家，大部分人都是炮灰。
所以，当李西平又说起招安，哪怕是对这狗日的朝廷无比厌憎的人，也抱着一线希望。
“古人云：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自古杀官造反，造反杀官，你们已经杀了铁冶副使，造反这第一步是走出去了，可官府还是不肯招安你们，这是为何？那想必是杀的官还不够大。就像《水浒传》里，朝廷不肯招安梁山，等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之后就肯了。既然杀了铁冶副使不够招安，那就杀个再大些的官好了。眼下你们最想杀的官是谁？”
答案显而易见，当即有人喊道：“杀州牧！”“杀许乃邦这王八蛋！”
李西平说：“没错。若是杀了州牧还不能招安，那就去府城琼山杀府尹、杀防御使，杀遍了海南还不能招安，那便横渡大海，去广州杀节度使。我就不信，杀了节度使，朝廷还不肯招安你们？”杀完节度使要是还不能招安，那就只能去襄京杀皇帝了，这话李西平还是不敢说。
两千多矿工从海南岛去省城杀节度使，这事听起来虽然离谱，其实也并非天方夜谭，明朝末年的时候就不缺敢带着几千人和巡抚开打的农民军。人被逼急了，除了数学题做不出来，别的什么都做得出来。
当然，别说杀节度使了，杀府尹这事都得往后搁，现在许乃邦还活着呢。邓通振臂一呼：“谁敢杀许乃邦？”
两千余人齐声应道：“我敢杀！”
“谁敢杀许乃邦？”
“我敢杀！”
“谁敢杀许乃邦？”
“我敢杀！”
如是三呼，连崖州城内的英国人都隐隐听见了这惊雷般的声音，以为矿工又要攻城，急忙加强戒备。
山呼海啸般的怒吼渐渐平息，邓通说：“我们立刻拔营起寨，回田独准备武器，把之前去陵水的兄弟们接回来。杜仲远死了，他的人大多逃散，也都得收编起来，重新整训之后，我们便去杀州牧！现在，我宣布一下新的编队……”
一直旁观的金丽泽低声说：“若是一般的矿工起义，走到这一步一定是一哄而散了，而你却还能让他们继续有士气。”李西平说：“那是因为还有邓通这个众望所归的头儿，所以不会为了内部争权斗起来，和我关系不大。”
金丽泽说：“那只是一方面，更要紧的是他们有希望。老百姓怕官，恨官，但他们也真的希望有官能站在他们这边，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李长宁和孙乐安也不是不懂这些，可他们都没这个胆量。你就不怕事后追究起来吗？”
李西平一副漫不在乎的样子：“我查过大顺律了，我干的这点事还够不上死罪，在百姓造反情有可原的时候，官员就算有‘出任伪职’这样的行为，也就是贬官或者发配。”不过李西平心里也清楚，在造反这么大的事上谈大顺律，不搞笑吗？
可有些事还是得做。真相就算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也总得有人说出来。如果李西平见到赖美玉之后直接跑回通什，对矿工的死活置之不理，就当这件事从来没发生过，他这个九品芝麻官倒是可以太太平平地当下去，因为“战功卓著”，还能高升。可那样的话，李西平没法对自己解释，难道自己被某种不知名的力量传送到这个世界来，就是为了当一个遍地都是的狗官？
“说不定一砍头就穿越回去了。”李西平在心里默默地安慰着自己。
天刚蒙蒙亮，余八没吃早饭就出门了，今天是给官府当差，吃自家的早饭就犯不上了。
余八的家位于武当山脚下，祖上是武当山的佃户。自从当年朱棣大规模营建武当山，赏赐武当山大量田产，他们家就是武当山的佃户。
武当山上有宏大的建筑群，众多的道士，每年需要大量的粮食、布匹、香、蜡、油等物，需要的开支是非常庞大的。这些钱粮一部分来自香客的香钱，一部分来自道士们经营的旅店客栈等产业，还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佃户了。
起初，武当山的五百多户佃户每户有五十亩土地，每户每年需要上供武当山七石米麦，这个负担是非常轻的，因为不归官府直接管辖，在武当山的庇护下还能享有很多优惠，的确是互利双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当山兼并的土地越来越多，在册的土地就超过四万八千亩，还有大量未登记在册的塘堰、果园、茶园、边地、坡地，此外还有面积很大的被官府封禁的“官山”。仅武当山所在的均州，就有三分之一的土地都归武当山所有。佃户的人口也在不断繁衍，过去是五口之家种五十亩地，现在这五十亩地得供养二三十人。
明末农民战争爆发之后，武当山附近也成为农民起义频繁的地方。起初道士们还对付得了，但很快传来晴天霹雳张献忠来了。
当时张献忠接受了明朝招安，驻军武当山以东的谷城，军队需要屯田，屯田就难免占别人的田。占田有两种选择：其一，逐个对付没有势力的小自耕农，夺取他们的土地，麻烦费事，但是敌人很弱小。其二，直接占领大地主的连片好田，方便快捷，就是被占田的人发言权太强，不好对付。
如果是本地的地头蛇兼并土地，当然会选择前者，而作为外来强龙的张献忠，自然是想也不想就选择了后者。所以湖广官府对于张献忠喊打喊杀之声不绝，认为张献忠招安了也是“贼性不改”。
武当山作为鄂北地区仅次于襄王的大地主，当然也“深受其害”，总算把张献忠熬走了，李自成又来了。
当时闯军开始实行新的土地政策，李自成不能把所有地主的田全分了，那样的话，除了牛金星这样的破产地主就没人肯跟他了，所以闯军还是得承认租佃关系。民间地主的土地，参与对抗闯军者没收，不对抗闯军的，保留合法购买的部分，继续维持租佃关系。对于武当山的土地，闯军决定参照永乐年间的数字，保留一部分，将多余的没收。永乐年间赏赐武当山的土地，账面上是27000多亩，李自成决定给他们加一点，变成2700.0亩，凑个整，算3000亩，剩下的都没收。
没收的土地上也是有佃户的，闯军总不能把佃户都赶走。于是，这些人就成了官佃户，每年把自己一半的收成上缴官府，不承担其他任何义务。
还有另一种官佃户，是闯军安置在抛荒土地上的流民。流民在分到土地之后，如果使用自己的耕牛和农具，那就是自耕农，如果使用闯军的耕牛和农具，那就是官佃户。
要是有耕牛和农具，谁当流民呢？所以没有亲戚当闯军的流民几乎都成了官佃户。
对于流民来说，当佃户总比做流民好，他们自然是乐意的，而对于闯军来说，“三年免征”是三年不交皇粮国税，可不是三年不给地主交租子，而官佃户本来就没有税，只有租。正因为如此，闯军才能既不违反“闯王来了不纳粮”的诺言，又给军队征到粮食。
在当时，做官佃户是大好事，各种苛捐杂税全免，就算上缴一半的收成，也比过去给地主当佃户过得好。但是由于每个王朝都逃脱不了的宿命，随着时间的推移，官佃户的生活越来越差。
余八现在就是官佃户，他只有十亩地，养活他和老婆、儿子三个人，日子还算过得下去。余八先后生了三个孩子，只有二儿子活了下来，眼下儿子已经十三岁了，身强体壮，夭折的可能性不高，余八这些年一直咬紧牙关，不生孩子了，家里就这十亩地，孩子多了真养不起。省下养孩子的钱攒起来，过些年给儿子娶亲，让他去生吧。
理论上来说，官佃户只需要上缴一半的收成，但现在再加上一些杂七杂八的谁也闹不清的名目，上缴的份额得有六七成了。有时官府还会给他们派差役，理论上来说是自愿雇工，实际操作中你敢不自愿试试？工钱也少得可怜，余八父亲那一辈，还能每天给十文钱，现在就全算在口粮里了，除了一天管两顿饭，剩下的什么都不给。
当初李西平在大虎山炮台被抓壮丁干活，还能领到工钱，那是因为地处前线，一点工钱都不给的话，万一民夫哗变就不好办了。在均州这样的内地，可就不会有这样的待遇了。
余八今天的工作是到驿站帮忙，每逢有大官过路，驿站就会征调附近的官佃户去打杂干活，活细碎但不重，只要别太耽误农时，老百姓还能忍受。好在中原腹地最不缺的就是人口，这二百年来官佃户繁衍得实在太多了，轮流征调，每个人服役也就几天。
驿站提供的早饭是苞米面的窝头，什么菜都没有，干噎窝头。对于这个时代的农民来说，这不算啥，很正常的事。
玉米从三条路线传入中国：第一条路线是被西班牙人带到菲律宾，从东南沿海传入。第二条路线是由美洲到欧洲，被葡萄牙人带到印度，由印度进入缅甸，北上云南，最后在湖南与东南沿海传入的玉米碰头。第三条路线是由欧洲经土耳其向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传播，最后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西北地区。
襄京附近的玉米，就是沿着汉水从陕西传来的；鄂西南的荆州一带，种的是从湘西引入的云南玉米，又叫“云南粟”；而武昌由于便利的水运条件，东南沿海的玉米沿着长江、赣江、湘江传到这里。玉米的三大主力周游世界之后，在湖北胜利会师。
在余八的记忆中，他几乎没怎么吃过米面，每天都是上顿苞米面，下顿地瓜粥。他上次吃细粮还是去年春天，州城有人结婚，每个去蹭饭的人都给一个白面馍，到底是哪个老爷结婚他早就忘了，可白面馍的味道始终记得。余八也种麦子，但是不敢吃，那都是将来给儿子娶媳妇的钱啊，吃窝头也饿不死，能省就省吧。余八是个自制力极强的人，连不生孩子都能忍得住，不吃白面就更容易忍了。
今天驿站接待的却不是什么大官。这一行人一共有一百来人，有二十来个读书人模样的人，每人至少带一个小厮，最多的带了七八个，还有一个小官带着一些胥吏随行。
这些读书人没有太老的，年轻的只有十七八岁，年纪最大的也不超过四十岁。一进了驿站，放下行李便开始高谈阔论，余八也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
“这一次圣上召集天下举子前往襄京，莫不是要号召天下动员，与英人决战？”一个人说道。他们这些人，全都是考中了举人但是没有授官的人。不久前，明朝旧疆范围内的直隶和十八省，再加上朝鲜、安南两国，都接到命令，各派二十名举子前往襄京，其余各节度使辖区路途遥远，估计也赶不上，就不必来了。
选派举子的要求是“年轻有为，人品端方”，所以入选的基本上都是大家族的年轻子弟，偶尔也有几个家境一般但文名较盛的。只是皇帝的旨意有些没头没脑，说是要这些人到襄京去“议论国事”，可是能中举人的谁心里不清楚，国事是他们能议论的吗？
大顺朝号称是广开言路。言者无罪，顶多发配。这些举人在家乡的时候当然也会聊聊国家大事，可又有谁敢直接去皇帝面前议论？他们就算授了官，最多也是七品，甚至有可能未入流，想给皇帝上书，起码也是五品，更不要说和皇帝面谈了。
可这一次，德明皇帝却要把这四百二十个未授官的举人都召到襄京，“听取民意”。听取民意倒是没错，在大顺朝以前，他们这种人才算是民，到了顺朝，“民”的范围扩大了，但是有资格拥有“民意”的还是这些人。普通老百姓就两条路走，要么忍着，要么造反。
顺朝的皇帝们一贯是以“无视民意”著称的，言官什么的都留着，随便你们去说，你们爱提什么意见就提什么意见，我既不打你更不杀你，只当你放屁。对于顺朝皇帝来说，“听取民意”只是为了显得皇帝很开明的摆设而已。很多时候，言官的折子递上去，皇上压根不看，翻开之后画个勾表示已阅，就直接存档了，比有的老师批暑假作业还快。
顺朝除了祭祀之类的重大场合，并没有电视剧里那种文武百官全站在太和殿上的大朝会。话说回来，顺朝压根就没有太和殿。“太和殿”是清朝起的名字，最初朱棣管它叫“奉天殿”，嘉靖皇帝改名叫“皇极殿”。李自成过去是“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自然喜欢“奉天殿”这个名字，于是又把它改回了最初的原名，连带着中极殿和建极殿也改回了华盖殿和谨身殿。
三大殿是举行各种仪式的地方，平时皇帝不会在这里办公，更不会把文武百官都召集来讨论什么事情，都是需要召见某个官员的时候才临时通知入宫。皇上懒得搭理的人，哪怕你官职再高，除了万寿节、元旦、冬至之类的日子，也根本见不着皇帝。在这种日子里，就算见了皇帝，难道还能在典礼上和皇上讨论政务吗？
而这一次，德明帝的意思却很明确，把这四百二十个举人叫来，开个大会，他要听一听民间的情况。入选的举子固然是心潮澎湃，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荣耀，但也有人觉察出不寻常来。顺朝一贯是文武并重，就算听取民意，也该一半是文举人，一半是武举人吧，然而此次征召的全都是文举人。
余八接待的这一批是甘肃的举子们，其中最远的来自甘州，已经走了三千里路程了。显然，德明帝这个命令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深思熟虑，给各省举子留了足够的时间。
一个年龄较大的举人说道：“区区洋夷，怎用得着举国动员，便是二十年前远征浩罕，预备与俄罗斯国大战一场，也没这么大的阵仗。”
众举子聊了一阵，所谈内容从一二百年后的视角来看基本都是扯淡，这也不赖他们，他们都是甘肃人，学的又是传统科举那一套，实在不适合用来评价鸦片战争。
顺朝开国之初不用八股取仕，改考策论，但那是战时紧急拔擢人才所用，到了和平年代，科举的目的就不再是选拔人才，而是维系统治。策论固然比八股更能体现人的水平，但科举的本来目的是网罗天下读书人入君王彀中，可不是为了比较他们谁优谁劣，只要别太蠢，下层官员其实谁来当都一样，反正真正干活的大部分都是胥吏。
对于底层读书人来说，四书五经和八股文这种僵化死板的东西，学起来成本比较低，除了那几部儒经就不用看别的书了，顶多再做做“历年科举真题”之类的东西。而要写好的策论，对治国理政提出见解，是得花很多钱的，第一是得读大量史书，第二是得参与地方政务，若不是大地主子弟，谁能做到？一个自耕农家庭的孩子，只要花时间，就能把圣人之言背得滚瓜烂熟，可要是问他如何治国，他的眼界比得过那些当官人家的儿子吗？如果给他机会，上县令身边实习三年，他也就不会输给缙绅子弟了，然而怎么可能有这种机会呢？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要么就得对中等人家的子弟普及教育，要么就得考些学起来成本更低的内容。顺朝要是有普及教育的财力，早打到莫斯科了，所以就只能选择后者。
当初主持科举改革的那帮人，比如说牛金星、巩，是有条件让自家的子弟接受足够的教育的，但闯军在建立政权之初的官员终究还是以穷秀才为主。顺朝立国之初的改革动了太多人的利益，李自成也不希望科举太偏向大地主的子弟。当顺朝的科举形成正式制度的时候，两种观点达成了平衡，策论取代八股这一点不变，但只有会试和殿试的策论才考国家大事，底层读书人考童生、秀才、举人时，虽然用策论的格式，但考试题目还是四书五经的内容。
从这些举人往上数十几辈，见过的最厉害的敌人也就是林丹汗、噶尔丹的水准，家里有个亲戚和俄国人打过仗就是天大的稀罕事了。闭塞的环境让他们的眼界实在没法开阔，根本不可能理解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天翻地覆。在他们的观念中，甘肃才是面对西北强敌的头号边防重镇，再大的外患大不过俄国大汗，东南沿海的敌人再嚣张，还能比前明的倭寇厉害吗？
当年跟随李自成定居在湖北的甘肃人不少，所以这些人说的话余八也能听懂，虽然听得懂，却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一个二十来岁的瘦高个，根据他从书上看来的只言片语，大谈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法矛盾问题，其实除了英国、法国、美国这三个国家说对了，其他的都是瞎编的，但还是赢得了同侪们的阵阵喝彩，大家纷纷称赞他博学多识。
不过，这伙人多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若是皇上想找人讨论如何打退英国人，肯定不会找他们。若是说为了打仗要加税，那也不能加甘肃的税吧。
离襄京越近，他们心中的疑惑就越多。
“老八，老爷们说什么呢？”一个驿卒问道。余八说：“没听清，好像是在俄国的大沙漠里和日本打仗的事。”得，全听串了。
余八倒也知道俄国和日本，在评书里都听过。知道俄国大汗姓罗，曾经微服私访红毛国，被地痞流氓拿石头砸，大汗抡酒瓶子和人干架。还有个军师叫戈洛文，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那俄国王庭的位置本来是一片水泡子，被他做法给排干了。
余八说：“你就甭打听了，反正和咱们没关系，湖北又不会打仗。”
是啊，既不临海又不临塞的湖北，怎么可能打仗呢。
第四十六章 襄京孝廉会
来自二十一个省份的四百二十名举人，已经汇聚在了襄京。襄京没有那么大的建筑召集这些人一起开会，所以开会地点选在了军学的演武场上。
与会的举人各坐在一个马扎上，德明皇帝则高坐于点将台上。二百年前，李自成就坐在这里。李自成踩过的包砖早已损坏，但下面的夯土还是当初的闯军士兵和襄阳百姓千捶万打垒起来的。
重修这座点将台用的并不是包砖，而是英国进口的波特兰水泥。这东西传入顺朝也就几年，刘彭的叔叔执掌宫廷营建，曾经试图仿制这种水泥，但没有成功。德明帝从不会在修园林之类他认为无用的事务上花钱，但如果是修建他认为有用的工程，为了保证排场也不惜成本。
天上下着蒙蒙细雨，然而并没有浇灭会场上仿佛要爆炸的气氛，德明帝刚刚宣布的消息让这些年轻举人炸锅了。
“万万不可议和啊！”“我朝自太祖皇爷开基立业，二百年来以抗虏保天下为己任，一旦屈服于夷狄，岂不将祖宗威德丧尽！”“学生虽一介书生，亦愿请缨迎敌，绝不辱国！”
“肃静！”四名镇殿将军一起喝道。演武场上安静了下来，毕竟都是举人，御前喧哗的性质有多严重还是懂的。
“孟子云：‘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夏桀昆吾，自满而极，亢意而不节，斩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讨之，如诛匹夫。诸公若以为我丧权辱国，尽可上台来，斩我首级。”德明帝这话可不是皇上该说的虽说这些话都是从儒家经典里择出来的，也是顺朝官府认可，当年用它们做过口号的，但要是做了皇帝之后还成天把它们挂在嘴边，那可就是缺心眼了。
德明帝当然不缺心眼，那他这是啥意思？
能考上举人的，当然都不傻，大部分人都立刻明白了。皇上都放这狠话了，其实就是耍无赖。要不，你就论证我是桀纣，你宰了我，要不，你就别哔哔了，反正肯定要议和了。
皇上跟你客气客气，你要是当真，那就是你不识相了。
但是什么都不说也不行，否则皇上干吗不找四百二十个哑巴呢。全反对议和，皇上下不来台，但要是大家一股脑地都支持议和，皇上更下不来台。
再看看台下两侧，开会之前已经有人介绍了，一边是敌国英吉利国的使者，一边是友邦法兰西国的使者，皇上是什么意思就很明显了，他们只要说举人该说的话就行了。而且大家都知道，这里面肯定混着演员。
果然，一名来自浙江的演员，啊不，是举人，站了起来：“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与黎民之性命相比，国家之荣辱亦需退让。”
立刻就有人站起来反对他，但也有人支持，争辩十分激烈。不过还算有秩序，要发言的人先起立，待引导官唱名，方可说话。
反正就是忠君爱国、仁义爱民那一套呗，皇上要是想听戏就叫伶人来了，既然叫这么多文举人来，当然就是想听忠孝节义这一套，那还不简单吗。大家敞开了说，各种引经据典论证和谈或不和谈的合理性。
此时英国的全权代表是亨利波廷格，李西平那个世界的中国人更熟悉“璞鼎查”这个名字。他正坐镇于舟山，派到襄京来谈判的是他的内弟腓特烈库克。
一开始，库克听说顺朝皇帝召集全国举人代表来开会，是相当震惊的。在他的理解中，“举人”就是中国的乡绅，而且还承担一部分儒教的神职人员的工作。当听说皇帝要这些人选派代表开会，库克的第一反应就是：难道要开顺朝的三级会议，加税继续和英国打仗？
顺朝的君主专制程度是此时的欧洲人难以理解的，哪怕是前明的崇祯皇帝，要加税又何尝需要开什么会。
当德明帝宣布和谈的决定，库克松了一口气，但是看到这些“议员”的争论，他又忧心起来。
库克当然不懂，在顺朝，“舆论压力”就是个摆设。在他看来，皇帝把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叫来开会，显然是因为他们的意见很重要。这么多乡绅的代表积极主战，皇帝怎么可能不安抚他们的情绪。
库克的翻译不是儒生，而是皇商，水平自然有限，不可能把这些举人引经据典的话都翻译出来。库克也不需要知道这些，他只想知道，对于和谈这件事，究竟谁支持、谁反对。
大体来看，主张和谈的人大多来自沿海地区，而内陆的陕西、甘肃、山西、河南、湖北、四川等省份的代表主战者居多。翻译虽然不懂儒经，但是对于这些代表的身份倒是很熟悉，一一为库克介绍。
“刚才大哭的那一位姓王，是河南一位非常有名的文学家，几乎全国的人都观看过由他撰写剧本的戏剧。现在发言的这位姓胡，是陕西的著名经师，祖先是前明末期的大经师胡太师巴巴的兄弟，他们家是从元朝延续至今的世家大族，目前这个家族还在世的人中有三个进士和十五个举人。”
库克十分震惊：“你们选拔官员的考试，不是要考儒教的教义吗？他既然是经师，为什么还能参加？”翻译虽然不是儒生，但他对于库克的震惊也十分费解：“孔孟之道乃是教人仁义礼智信，与人家敬神诠经有何关系？天下官员信神、信佛、信道、信巫者甚多，何须大惊小怪？”
皇帝的发言更让库克不安，皇帝居然谈到了革命，说杀死不称职的君主是合法的，中国也搞启蒙运动了？不对啊，就算搞也不能皇帝带头啊。
翻译说：“现在发言的这位是直隶的一位著名年轻学者，他出身于世兵家庭，本来是一名武举人，但是他的左手因为一场事故而残疾，所以他又考了文举人。现在他的意见占据了主流。汉朝、唐朝的君主，都曾经与敌人议和，但是后来，他们的敌人全都灭亡了。他认为应该先和英国谈判停战，等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之后，让伦敦像元朝的上都城一样，变成一片草原。”
库克不是吓大的，当然不会被这种言论吓住，下级军事贵族鼓吹战争的事他见得多了。而且他清楚，这场会议肯定有巨大的表演成分。
他哪里知道，何止是“有巨大的表演成分”，这场在后世家喻户晓的“襄京孝廉会”，打根上就是一场表演，而且根本不是演给他看的。
顺朝和英国的战争已经打了两年了，英国到底是什么水平，顺朝基本上也清楚了。这两年来，西北、西南的顺军一直是战备状态，准备应对英军的全面入侵，然而英国仅仅打了顺军鞭长莫及的阿洪，便就此罢休了，没有对缅甸发动攻击，没有趁机进军中亚，更没有试图爬上青藏高原。
现任布哈拉汗纳斯尔阿拉赫巴哈杜尔颇有才略，正在招兵买马，希瓦汗国的国势也不弱，双方围绕中亚名城梅尔夫的领土争端日益尖锐，而布哈拉还有染指浩罕之意。如果不是因为鸦片战争爆发，德明帝本来是想给布哈拉一点教训的。而英国现在对布哈拉和希瓦却毫无染指之意，更不要说浩罕了。就在几个月前，英国在阿富汗惨败，从喀布尔撤退的路上，英军尸横遍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