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朝可从来没把阿富汗放在眼里过。当年平定准噶尔后，顺军一口气从陕西移民三万世兵子弟驻屯伊犁，三丁抽一，组建伊犁守备营。之后还在不断移民，每年起码送去几百人。伊犁守备营的一万兵马，因为一直有上战场的机会，又是经费重点照顾的对象，所以始终保持着战斗力，虽然相对于隔壁的俄军已经落后了，可是对付中亚的本土势力从无败绩。当然，前提是他们只在伊犁周边打仗，不会去喀布尔找死。
当时顺朝与阿富汗军队争夺巴达赫尚地区，进行了数次小规模交战，前后长达十年，最后阿富汗也没占到什么便宜，为了专心对付波斯人和锡克人，承认了巴达赫尚是顺朝的附庸。其实这和军队战斗力关系不大，巴达赫尚地区多山，当地人又不服阿富汗的统治，就算顺朝不出兵，派几个教官、援助些武器，也能大大提高阿富汗占领这里的成本，逼阿富汗撤军。
德明帝原本计划打了布哈拉之后便正式册封一个巴达赫尚可汗，以保证朝贡国的数量不变，堂堂天朝，朝贡国数量越来越少总归不好看。
德明帝也知道，换成他去入侵阿富汗，说不定打得还不如英国人，但可以肯定，现在英国在亚洲内陆地区的作战能力是很有限的。入侵喀布尔都能落个匹马无还的下场，如果真的敢对西藏、云南甚至伊犁下手，必定有来无回。英军到现在还连缅甸都没有进攻，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的兵力有限，在中国和阿富汗同时用兵，让他们很吃不消。
不过德明帝也不打算和英国人再打下去了，经过这段时间与法国、英国的谈判，他已经制订了一套海关改革计划。虽然和英法协定关税会有损失，但是借着战争的机会，可以对海关的那批蛀虫来一次清洗，往伊犁流放一批，根据幕僚和皇商们的测算，关税反而能增加。虽然和谈要赔款，但是和战争持续下去所要花费的军事开销和造成的经济损失相比，其实还是和谈更便宜。趁着英国人用俘虏和百姓做要挟，赶紧下台阶吧。
英国人也没占到太大的优势，德明帝估计他们会答应自己的条件。只要不割地、不传教、不贩烟，只在赔款和贸易上迁就英国人，自己的威望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如果宣传得好，还能立个爱民的人设。
至于法国人，德明帝并没指望他们。东方危机和莱茵河危机的事情，德明帝略有了解。法国先是在埃及试图扶植穆罕默德阿里，结果在英、俄、普、奥的联合施压下放弃了，然后又试图索取莱茵河以西的土地，结果不仅没成功，还激发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德明帝不知道阿里是谁，也不懂民族主义，但他能看出法国的软弱。从法国学技术没问题，指望法国制衡英国，那还是算了吧。
德明帝真正在意的，根本不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反正他们也不能打进紫禁城做皇帝，他担心的是国内的问题。
第一，练新军，旧军怎么办？留着养不起，裁了又得罪人，得罪的还是李家最得罪不起的那批人。我们世兵的祖宗和你李家的祖宗当年是一个锅里搅马勺的兄弟，一起打下的江山，说好了你家世代为君，我家世代为臣，现在你练了新军了，不要我们了。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这可不是专门针对明朝皇帝提的。
第二，开埠之后，商业重心转移，广州的出口份额大量转移到其他口岸，那么广州周边的贸易线上必定有大量的人失业，这批人该如何安置，安置不了的话该怎么杀，得做出个预案来。
第三，藩属国问题。朝鲜、琉球、安南已经与内地无异，不用担心，日本王却是有实权的，英军隔断海路之后，顺朝对日本将失去制约之力。既然英军在阿富汗输了，那么布哈拉、希瓦暂时不会出事，照旧防俄就行，而南方的暹罗、高棉、老挝、缅甸难免离心离德，尤其是已经被英军占领的阿洪，麻烦很严重。
这出好戏还在继续，大部分人被“说服”了，但依然有人慷慨激昂、潸然泪下，甚至有人拂袖而去。其实要是有个当场自尽的效果更好，不过顺朝不太流行这么干了。
明末顺初的颜元有一句名言：“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明末时，不少士大夫在国难当头之际除了死啥也不会，也没给国家干什么有用的事情，白吃这么多年粮食。不过，在李西平那个世界，人们一般不怎么批判这样的人，因为能这么干的已经算很好的了，最起码人家没当汉奸。
但是在这个世界，不当汉奸这事是个人就能办到，对士大夫的要求就更高了，是以按顺朝的主流舆论，打了败仗之后自尽的是英雄，啥也不干直接自尽的是懦夫。
要说在场众人都是演员，那也太绝对，还是有人真的是为和英国议和之事痛心疾首。四百多人里怎么也得有四个吧。
洪平山是云南元江人，自幼以天资聪颖著称，二十岁就中了举人，然后便在家闲了十年。顺朝的官职固然多，可是等着当官的人也多，举人想补个缺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多时候还需要贿赂疏通。洪平山之前轮到过授官的机会，可是当时他想考进士，就错过了，结果这个进士死活也考不中。
他千里迢迢赶到襄京来，本来是以为皇上要奋发图强，和英人决一死战。可来了才知道，奋发图强倒是真的，襄京这边练新军，建炮厂，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可是朝廷却要议和了。
若是像前明和清朝议和那样，摆明了是白日做梦，倒也好办，直接骂皇帝是头蠢驴就行了，然而现在的情况让他无从骂起。当年的皇太极想进关抢劫就进关抢劫，而且抢劫获得的大量人畜远胜于费九牛二虎之力卖人参的那点收入，那种情况下，议和就是扯淡。而现在英人确实快要打不动了，而且确实贸易比抢劫更赚钱。再加上英人以百姓性命相威胁，洪平山也认为，现在议和是最有利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觉得分外屈辱。
洪平山又一次站了起来，这一次，引导官喊了他的姓字。洪平山大声说道：“适才范先生说，汉有白登之围，唐有渭水之盟，只消最终雪耻，便不为辱。然白登之围后八十余年，方有封狼居胥。渭水之盟后仅四年，便降伏东突厥。今日之耻若要洗雪，需待多少年？”
在座的举人们当然没人能回答，但是有一个人回答了。
“八十年太久，四年太促，不如取其中，以二十年为期。若说二十年吞灭英国，那是妄言，然二十年后，若再有人敢犯大顺疆界，必教他匹马无回。”
洪平山一下子愣住了，竟然是皇帝亲自回答他的话。引导官喊了三遍，他才想起来坐下。
刚一坐下，他就听到了更让人震惊的消息。
“二百年来，大顺最强之敌乃俄罗斯。虽大战三次，勘定疆界，仍小有冲突。方今之势，不可前拒英，后拒俄。国朝将遣人勘定布哈拉、希瓦两国北部疆界，直至里海，自此之后，与俄国再无边界之争。”
这是很正常的事，起码在顺朝很正常，没人提出异议，但是接下来德明帝的话，可就惊世骇俗了。
“为保两国和睦，朕之四皇女，将嫁与俄汗次子康斯坦丁公爵，以结盟好。”
其实人家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是大公，顺朝是明白俄国的大公和公爵的区别的，和欧洲交流这么多年，就算科学理论和启蒙思想没学到多少，封建等级怎么可能学不明白。但是顺朝取消亲王和郡王的级别之后，比王低一等的爵位就只有公爵了。按照顺朝的礼法，汗王同级，不管俄国人关起门来自称皇帝还是沙皇，在顺朝这里就只有俄罗斯可汗，与朝鲜王、土尔扈特汗是一样的。可汗的儿子，当然最多只能是公爵。
就算有郡王这个爵位，也不能用在俄汗儿子身上，因为明朝的时候，朝鲜王等藩属国王就是郡王，朝鲜这样的比较特殊，可以用亲王礼。倘若让朝鲜王、琉球王、安南王、日本王和俄国可汗的儿子平级，那这些地方的儒生还不炸锅了。就算是琉球王，也得和俄国可汗平起平坐，这是天朝礼法。
让众举子惊讶的并不是天朝公主要嫁到俄罗斯去这件事，与宋明号称的“不和亲”不同，顺朝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把女儿嫁出去的机会。
宋朝和明朝哪里是不和亲，是没资格和亲，每一次和亲，都是干预别国的大好机会。要是送个女人就能让边塞蛮夷几年不劫掠，那皇帝们得一车一车地往塞外送女人。靠和亲来贿赂强敌，那是白日做梦，只有本来就强的国家才能和亲。和亲的本质是往别的势力内部打一颗钉子，缔结双方的联系。
就拿著名的昭君出塞来说，当时的背景是呼韩邪单于为郅支单于所逼，不得不投奔汉朝，后来郅支单于为汉军所杀。汉朝嫁个宫女给呼韩邪单于，要说屈辱，也是人家单于屈辱吧？元朝往高丽嫁公主，难道是怕了高丽吗？那是为了有插入高丽的楔子。
但顺朝也没像清朝那样往一堆蒙古小部落挨个嫁宗女，宗室女子的婚嫁，由其父兄自主，只有皇帝的姊妹女儿才会嫁入藩王家庭。
李自成只有一个女儿，嫁到了日本伊达家，随嫁人员多达三百余人。有公主的侍女，也有儒生、僧侣、医生等一干人众，他们中有成为日本王的近侍的，还有获得封地甚至成为大名的。这个和亲使团所加强的对日本的控制力度，可比打一场战争强得多了。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顺太宗的女儿就多得多了，有八位公主。朝鲜王、安南王、琉球王已经和汉朝时郡国并行的藩王差不多，皇帝不会浪费公主嫁给他们，宁肯把女儿嫁给日本的毛利、前田、上杉等大藩主，此外就是南方的暹罗、老挝、高棉、缅甸、阿洪五国的王室，乃至腊戍、密支那这样的强势藩镇。
顺太宗嫁了一个女儿给喀尔喀蒙古的贵族，之后的顺朝皇帝就再也不这样做了。不是看不起蒙古人，是因为没有用。不能实际控制，且有强有力的大势力的地方，才要通过联姻来加强联系，而漠南蒙古、喀尔喀蒙古都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了，大家都势力都很平均，和哪一部的首领联姻都没有太大价值。直到土尔扈特部东归，才安排敦罗布喇什汗的幼子渥巴锡娶了顺高宗的四女儿。
不过蒙古贵族还是有一定的联姻价值的，顺朝的勋贵时有和蒙古贵族联姻的，主要是由于皇商在蒙古的生意有勋贵的股份。
顺朝对于勋贵、宗室的婚姻没什么约束，皆由父兄自主。嫁女儿倒是好办，不管对方是贵族还是文官，看谁家好，备笔嫁妆嫁过去就完事了，但是儿子的婚姻就愁人了。
按照顺朝的继承法，儿子不分嫡庶长幼，继承权都一样，女儿的继承权是儿子的一半。然而勋贵如果曝光自己的全部家产来分家，那个个都是贪污犯。所以勋贵实际上的继承原则是袭爵者拿大头，其他子女都只分一小部分。勋贵和宗室对于不能袭爵的次子、庶子，更倾向于他们和外地的普通财主联姻，在岳父家乡置些田地，从此去当地主，不要卷入京里的这些事。
有一些勋贵因为不善理财，经济困难，甚至会娶富商家的女儿为正妻。虽然会被同行鄙视，但也没有规定禁止。
德明皇帝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姐姐的生母就是刘彭的姑奶奶，妹妹则和他一母所出。姐姐嫁到了日本金泽藩前田家，以便提醒伊达家，你后面还有一堆大名排队等着做日本王呢。妹妹则成为了暹罗王后。可惜两姐妹都不长寿，如今皆已去世多年。
德明帝的女儿和儿子一样，前三个都夭折了，四皇女是存活的女儿中年龄最大的，已经十七岁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次子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比她小一岁。
皇帝嫁女儿不稀奇，尽管这一次嫁得比以前都远，但是在一般人看来，公主嫁给暹罗国王和嫁给俄国王子也没多大差别。真正让人震撼的，是“以结盟好”四字。
过去嫁公主，可都是赐婚，那是皇帝对藩属的恩赐。可这次却是结盟。
如果嫁个公主就能保证和俄国的和平，那是天大的便宜。一场边境战争，少说也得砸几百万两银子，而在灾年救济一个灾民，让他挺过青黄不接的几个月，算上腐败成本，可能也只需要十两银子。与花钱造成的死亡相比，直接死于战争的那点人都不算啥了。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会反对嫁公主，虽说如果俄国真的觉得有利可图，非打不可，公主也肯定拦不住，但好歹也在俄国宫廷安插一个钉子，能刺探点情报。当年为伐日造势时，茶馆酒肆里的说书人没少讲日本历史故事，“袋中豆”的典故也算得上家喻户晓。
然而一旦用上这个“盟”字，那就意味着，俄国大汗和中华皇帝平起平坐了，意味着大顺沦落到了和北宋一样的档次。
顺朝的读书人过去压根就不觉得宋朝是个统一王朝，人家辽国公然称帝，你统一啥了？不过就是个大号的南朝罢了。
结果现在吃瓜吃到自家头上了，这心里落差让人怎么接受得了。皇帝之言一出，有人慷慨陈词，有人嚎啕大哭，有人以头抢地。
“学生以为，此次公主大婚，不同于以往。”一个破锣一般的声音说道，这位看来是比较懂说话的艺术，既不想提和亲结盟的事，也不愿意自欺欺人说是赐婚，脑子一转就想出了“公主大婚”这个中性说法。
“以往大婚，驸马或是东洋诸侯，或是南疆国主，往往恳请天朝派遣儒生、僧侣、医士、工匠、乐师，颁赐历法、经史、杂书、乐器、农具，以求教化。此次驸马乃是俄国王子。我中华之礼乐文教、经史典籍，自胜俄罗斯百倍，然巫医乐师百工之技，他山之石，颇有可取之处。当甄选聪颖少年，前往修习。英夷入寇，只因我天朝战船不如人，枪炮不如人，采矿冶铁之机器不如人。俄国乃欧罗巴极东之国，学习列国巧技，比中土更便，只消学得欧人矿冶枪炮之法，何愁外患不平，洋人诸般巧技用于民生，亦大有好处，有富国之效。前朝火铳不如人，种子岛时尧自葡人处习得鸟铳之技；炮术不如人，利、徐二贤译《几何原本》，传欧子之术。汉学育马于西域，唐学制糖于印度，宋学种稻于占城，明学历法于泰西，本朝太祖皇帝遣人研习西洋铳炮、战船、堡垒、地图之术，泽被至今……”
这人滔滔不绝地说着，后面也没什么新意，就是用各种前人例子证明学习外国的技术是合理的。李西平那个世界的中学生，都知道这种想法没什么高明的，不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吗，但是在德明皇帝看来，学四书五经能学成这样，可真是个难得的人才。而且就算是这么浅显的想法，也比另一时空的大清早了二十年，而且一开始就想到了民用技术。
德明帝事先看过与会举人名册，知道他叫崔哲宇，是朝鲜蔚山人氏，祖先是永昌年间从山东移居朝鲜的，之后世代皆与朝鲜人通婚，早已朝鲜化了。
德明帝说：“听闻崔先生在故乡时，曾率团练抗击英军？”崔哲宇说：“不敢掠功，蔚山团练，乃是学生叔父主事，城破之时，叔父与学生幼弟及二位堂弟一道殉难。学生手无缚鸡之力，只是撰写文书，劝捐募粮，于国于家皆未能出力，惭甚愧甚。”
德明帝站起身来，向东北一拱手：“令民团抗英人劲旅，朕之失也。”
皇上起立了，在场所有人都得站起来，库克不明所以，低声问翻译：“这是在做什么？”翻译说：“皇上说崔先生的家人阵亡是因为皇上失误了。”
库克嘟哝道：“好可怕的皇帝。”
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要避免遭到蔑视，所以君主应该在幕后制衡，确保君主永远是对的，错的永远是臣子。中国也有俗语，叫“自古君王不认错”。
但是，还存在另一种政治智慧。《左传》中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后世那些下罪己诏的皇帝，肯定也不是因为脑子缺弦。
这两种思路都对，关键要看用在什么地方。有的错可以认，有的错打死也不能认。坚持不认错是容易的，但如果适当承认一些不重要的错误，就能掩盖真正的大错，反而有利于君王的威信。
德明帝真正的大错是什么？他现在还没犯，但他马上就要犯了。
练新军、办工厂、修铁路、和亲俄罗斯，对不对？都对，一点错都没有，是任何一个被侵略的东方国家都该做出的正常反应。换成别的国家，还没有和俄罗斯和亲的资格呢。
但是如果只是要做这些，显然不需要今天这个会议。这场“襄京孝廉会”，只是一整套宣传工作中的一小部分。
德明帝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既不是鸦片战争，也不是洋务运动，而是他已经六十一岁了，太子却只有三岁。
顺朝过去也面临过这样的问题，李自成比太子大四十八岁。如果太子是高皇后的儿子，那就简单了，李自成死后直接太后垂帘、高一功作为勋贵之首执掌京营。别看外戚干政听着很危险，其实没事，顺朝开国勋贵势力庞大，文武科举体制也早已成型，若真有人行诸吕之事，袁宗第、党守素等人也必定会做周勃、陈平。
所以，高一功这个当舅舅的权力完全来自外甥是皇帝，只能当忠臣。不要说是高一功这个在另一时空连南明永历朝廷都去挽救的忠得离谱的人，就是让王莽、曹操、杨坚来顺朝做皇亲国戚，他们也得做忠臣。
然而，高皇后没孩子，太子母亲的娘家在顺朝开国勋贵中基本没什么影响力。太子又出生于大顺开国十年之后，不像汉惠帝那样是在战乱年代由丰沛老兄弟看着长大的，权力交接的问题很严重。
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从基层起家打天下的不光有刘邦，还有朱元璋。刘邦比刘盈大四十六岁，朱元璋也比朱允大四十九岁。朱标是龙凤元年生人，娶的是常遇春的女儿，在明朝开国勋贵中的地位和刘盈差不多。然而朱标死后，朱允没有这样的条件，于是李善长、蓝玉等人就都没命了。
朱元璋曾经批判刘邦：“高祖记丘嫂之怨，而封其子为羹颉侯。性复猜忌，而诛夷功臣之家。但觉其阴狠多疑，不见其豁达大度也。”然而人家刘邦只是铲除异姓王，相当于李自成杀罗汝才、贺一龙、袁时中，刘邦可没把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给剥皮实草、夷灭三族。
李自成在杀功臣这事上没少批判朱元璋，但如果功臣们真的威胁他儿子的皇位，该杀还得杀。不过，李自成有更好的办法。
刘宗敏与李自成“八拜结交”“为兄弟行”，当年一起“祀神盟誓为响马”，一贯被认为是闯军武将中最重要的人物。其实，这是因为他在京城负责追赃助饷，出场最多。刘宗敏是“领哨刘爷”，而田见秀是“田副爷”“田贰府”，这里的“副”和“贰”可不是为刘宗敏之副贰，而是为李自成之副贰。襄阳建政的时候，刘宗敏和田见秀都是权将军，刘宗敏是提督中吉营的帅标权将军，田见秀却是提营总督权将军，提督诸营事。
很明显，闯军的座次是李自成第一，田见秀第二，刘宗敏第三，只是明朝的文人大多不认识坐镇长安的田见秀，导致田见秀的名气比刘宗敏低了许多。
刘宗敏从来也不是李自成的威胁，他是冲锋陷阵的武将，最多做前敌总指挥。打仗的时候，刘宗敏足够机敏有谋，在农民起义的政治方向上也判断得很准。但要是玩封建权贵这一套，搞朝堂斗争，不要说牛金星、宋献策，六政府尚书随便哪一个都能搞死他。
而且，刘宗敏几乎是闯军嫡系大将中受伤最多的人，脱了衣服和周泰差不多。尤其是在山海关大战中，他受伤极重，能活着就是奇迹了。收复辽东、平定朝鲜之后，刘宗敏的身体状态已经扛不住了。
虽然刘宗敏最后活了六十三岁，不算短寿，但每逢天气暑热，便旧伤发作，重病卧床。李自成在直隶永平府抚宁县以东，离山海关不远之处，拨了一块滨海凉爽之地供刘宗敏养老，以嘉奖他在山海关大战中力挽狂澜的功劳。自此刘宗敏长居自家庄园之中，除节庆活动外再不入京。
田见秀虽然长于文治，骁勇其实也不亚于刘宗敏，闯军初期那样艰难的环境，不是猛将根本活不下来。田见秀在大顺开国之后，倒是身体倍棒吃嘛嘛香，可是这身体太好了，也是个麻烦。
顺朝开国之后，李自成在京城部署平清灭明，田见秀则长期坐镇西京长安，担任陕西总督，南拒西营，北防蒙古，权力实在太大，简直是二号的皇上。
于是田见秀养成了事事向高皇后请示的习惯。虽然高皇后有智术，能知兵，但是她并不愿意主动干预田见秀，以免增加矛盾。反正田见秀也不可能出台什么特别作死的政策，所以不管田见秀说啥，她都答：“泽国公所言甚佳。”尽管这种请示只是程序，但田见秀还是坚持每次都浪费时间来这么一回。
后来京城局势稳定了，高皇后去京城和李自成团聚，田见秀也主动提出：“我的职责是提督诸营事，现在远离中枢，成了只提督西京守备营。”李自成也就顺势把田见秀召到京城，与宋献策一起参谋全国军务。
原本田见秀节制陕西、延绥、甘肃、宁夏四节度使，执掌西京守备营，兼任陕西权将军。现在他调走了，他的权柄也被拆分。
由于蒙古人的威胁弱，陕西节度使与延绥节度使合并，宁夏节度使与甘肃节度使合并。陕西统会使司也拆分成了陕西、甘肃两个统会使司，使得统会使司和节度使的辖区统一。
田见秀所辖的军队一分为三，华侯马世耀出任陕西权将军，兰侯党守素出任甘肃权将军，西京守备营由达侯吴汝义执掌。
吴汝义长期担任田见秀的副手，由他执掌西京守备营这支一直由田见秀直辖的精锐野战军合情合理。吴汝义是闯军老兄弟，却不是老八队成员，他原本是不沾泥张存孟的四队长蝎子块拓养坤的部下，拓养坤投降明朝之后，他才加入闯军，负责后勤的时候比较多，没有太拿得出手的战功。资历虽然足够，但肯定不能指望他率领西北顺军去攻入四川干翻张献忠，更节制不了马世耀和党守素这两个与他资望相当的闯军元老。
如此一来，田见秀虽然进入中枢，位望更尊，但不再实际掌握任何军队。
田见秀还有一个绰号，叫“田佛爷”，最初是说他在闯军诸将中最为仁慈，他的部队军纪最好。追赃助饷的时候，刘宗敏把人往死里打，田见秀光打人，不打死人。
到了京城之后，田见秀越来越让他这个绰号名副其实，开始热衷于接触各种和尚，不管汉僧、和僧、蒙僧、藏僧，甚至来自云南乃至东南亚、锡兰的上座部佛教的和尚，他都来者不拒，整日讲经论道，待在庙里的时间比待在家里还多。
最后，他直接把爵位传给了儿子，自己到妙应寺，也就是白塔寺，去出家当喇嘛了。李自成表示不能亏待老兄弟，立刻出钱装修扩建白塔寺，封田见秀当活佛。
做了出家人的田见秀也没脱离政治，一直参与蒙古、西藏事务，但是与皇权之争是肯定没有关系了。中国深厚的世俗政治传统堵死了宗教势力参与皇位争夺的路，如果僧侣敢干政，肯定被皇帝和文武朝臣群起而攻之，必死无疑。于是田见秀下半生专注于在蒙古“大兴寺院，弘扬佛法”，寿九十一岁，无疾而终。
除了田见秀，身份最尴尬的就是李自成的侄子李锦了，他战功卓著，爵封亳王，理所当然成为顺朝宗室之首。而他与李自成同岁，如果李自成死在他前面，太子又年幼，执掌着后营两万精兵的李锦的处境就很微妙了，毕竟清朝那边刚刚有个多尔衮的前车之鉴。
也不知是谁的安排，李锦平定南明之后，就出任江淮总督，镇守江宁，不过江苏节度使没让他兼任，而是让原来的徐淮防御使武愫出任。与此同时，顺朝唯一一个出任节度使的武将真保节度使马重僖改任直隶权将军，节度使彻底成为文官的职务。
明朝庞大的南直隶肯定是要拆开的，顺朝原本的方案是南北拆开，所以才会有“徐淮节度使”这个职务，然而平定江南后，顺朝最终还是决定东西拆分，把南直隶拆分为江苏和安徽。
顺朝主要考虑的是黄河问题。如果南北拆分，黄河南直隶段将全部划入“徐淮省”，然而这个省怎么可能有钱治理黄河呢，难道全靠朝廷拨款吗？而选择东西拆分，黄河南直隶段将全部划入江苏省，富庶的江南地区支持的省内财政可以用于治河，比朝廷拨款效率高得多。
安徽一开始只有统会使，没有节度使，后来首任安徽节度使由陈之龙担任。他原本是宁夏节度使，宁夏和甘肃合并了，他就调到安徽来了。巧的是，另一时空的陈之龙投降了清朝，担任凤阳巡抚。
陈之龙的搭档宁夏制将军牛成虎也调来担任安徽权将军，牛成虎原本是一路和李自成平起平坐的农民军首领，绰号“一秤金”，后来投降了明朝，不过他没有什么出卖兄弟的行为，人品还不错。在李西平那个世界，他虽然投降清朝，却是被陈之龙率领的叛军包围胁迫才不得不降，在此之前还诛杀了叛徒董学礼的家属，降清之后没什么为虎作伥的行为，所以清朝也不看重他，只给了他一个骑都尉的世职。
江苏权将军由白邦政出任，白邦政本是陕西明军的下级军官，靠着镇压农民军的战功而官至总兵，点燃明末农民战争导火索的白水王二就死于其手，闯军也和白邦政打过。开封之战中，白邦政以三千兵奇袭闯军，致闯军折兵数千。
不过，白邦政是明军将领中比较有操守的，虽然平时的所作所为也是处处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反着来，但好歹在借东西不还、买东西不给钱的同时不会把苦主一刀宰了，他的部下公款嫖娼，但是不强奸妇女，尽管和农民军各为其主，但仅限于在战场上厮杀，没有虐杀俘虏的行为。再加上他坚持抗清，在李西平那个世界，于宣府的明军降将叛顺降清时被杀害，已经算得上明朝官军中的一流好汉了。
李锦负责镇守江南，部下却是这两个非嫡系的降将。白邦政和牛成虎这两支部队在剿灭明军残部和追赃助饷这两项工作上并不比闯军老部队差，不过他们也只能算是治安力量，和顺军的野战主力是没法比的。
李锦的嫡系部队后营则被调去参与收复辽东之战，之后常驻辽宁，由担任李锦副手的侯张能统领。后来组建江南守备营，守备营的权将军也没有让李锦担任，而是交给了江西的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刘文煌。既把刘文煌调离了他的江西老家，又让李锦这个江淮总督并不掌握江南的兵权，但理论上来说他又有兵权，到死都是后营权将军。
在对付明朝遗老的时候，推行追赃助饷和永佃制、减租减息的时候，李锦使用这些部队得心应手，但是如果他想做点别的什么，在远离嫡系部队的情况下，白邦政和牛成虎这两个标准的官僚，以及与闯军老兄弟没有任何瓜葛，要顾及整个南方义军派系的安稳的刘文煌，都肯定不会跟着他干。李锦名义上地位尊崇，是手握重兵、统辖两省的封疆大吏、一路诸侯，实则只能办事，不能掌权。
除非打起内战来，张能从辽宁进京“清君侧”，成功一战打崩京营，再把呼和浩特的袁宗第、登州的刘芳亮都消灭或拉拢为盟友，李锦才有篡位的可能。但与其担心这种离谱的事，还不如担心崇祯皇帝从煤山上如闪电般归来。
其实李锦也不是这样的人，在李西平那个世界，李自成死后，李锦本可以做大顺皇帝，可他先是让给了三叔李自敬，后来又选择了联明抗清，在广西也没有听从陈邦傅的主意去挟持永历朝廷。不过对待这位和自己并肩作战多年的侄子，别给他黄袍加身的机会，才是最温暖的亲情。帝王家这种肮脏龌龊的地方，只要保证谁也别杀谁，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李锦的身体素质不如田见秀和刘宗敏，五十六岁时病故于江宁，李自成大恸，举哀七日，京师满城缟素。李锦之子也是顺朝开国之后才出生的，年纪尚幼，袭爵为亳国公，世袭罔替至今。
刘芳亮、袁宗第、谷英三人并不负责地方事务，依旧担任左营、右营、前营的权将军，平素只管练兵，有战事时才出阵。刘芳亮坐镇登州，袁宗第坐镇呼和浩特，谷英的前营驻扎在襄京，但他本人却常驻京城，因为刘宗敏的身体不行，需要他协理京营，实际指挥前营的是谷英的副手睢侯田虎（田虎本人不太喜欢这个爵号）。
这三人虽然地位尊崇，毕竟也只是统率两万野战军的战将，政治影响力比田见秀、刘宗敏、李锦差很多，除非再来一次明末那样的天下大乱，否则他们不可能对皇权构成什么威胁。
刘芳亮在日本之役中为鸟铳所伤，此后一直在登州练兵，晚年身体状况不好，归京养老，门前少客，不问世事。谷英在征安南时因水土不服而染病，班师途中病故于南宁。
由于李自成活了七十八岁，把大部分老兄弟都熬死了，开国六公爵被他熬死四个，除了已经出家的田见秀，只有袁宗第活到了顺太宗继位，袁宗第的年纪是开国六公爵中最小的，米脂起兵的时候他才十五岁，比李自成小十一岁，勉强算是兄弟而非晚辈，李自成的义子张鼐只比他小三岁。袁宗第活赢了李自成，也没赢几年，顺太宗丰盛三年，袁宗第刚从征北清的战场上回来就去世了，享年七十岁。
最后的结论是：果然还是出家比较养生，愿意管国家大事，就召集一帮喇嘛讲讲经，不愿意管就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闭关修炼，顺便度假。所以最后没人活得过田见秀，连张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这些小辈都让田见秀给熬死了。
除了开国六公爵，顺朝开国勋贵中还有两人比较重要，一个是李自成的义子张鼐，一个是李自成的内弟高一功。
张鼐本名叫张双喜，拜李自成为义父之后改名李双喜，但是李自成在西安称帝之后，封他为义侯，令其恢复本姓，改名张鼐。其中的意思很明显，李自成觉得自己生得出亲儿子，也就不想把皇位传给这个义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