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舜和潘如在都凑了过来，他俩是师爷，在东家看书的时候帮着参谋，那是他们的本职工作，虽然工资给得不多，但既然给了，活还得干。
这本册子前面的部分，讲的就是德明帝那个从汉口修到哈尔滨的超级铁路计划。介绍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要卖“铁路建设债券”。
这本宣传册并没有提总共要投资多少钱，只是说要先卖五百万的债券。即便只有全部投资的十五分之一，这样大规模的债券也是前所未有了。
债券的年息是6%，潘如在不由得皱了皱眉头：“这能卖得出去吗？”
从潘如在的反应来看，李西平觉得大顺朝还算挺有希望，潘如在这个做过商人的人一点都没怀疑顺朝的偿付能力，而是关心利率，看来大顺朝这信誉还成。要是前朝崇祯皇帝发债券，老百姓肯定会认为这就是明抢。
从宣传册的内容来看，顺朝修这道铁路肯定是不会赔钱的，除了铁路本身的利润，铁路修到哈尔滨，会让松花江流域的土地大幅升职。
原本送人到那里种地，只是安置流民，因为物流不便利，松花江流域的农民种出来的粮食只能食用、酿酒、喂猪，不能像辽河流域的粮食那样，作为商品粮运到内地去销售，所以只有吃不饱饭的穷苦农民才会喜欢那种地方。现在有了铁路，之前多年的开垦也改善了当地的农业条件，种地就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生意，朝廷靠出售国有土地、收农业税就能获得大笔收入。铁路一建成，移民速度会变快，成本则会降低，因为民间资本会为了种植商品粮从内地雇佣长工。
对于顺朝来说，这也意味着那些在鸦片战争中立功的人和战死士兵的子弟可以分到松花江流域的土地，继续增加自耕农世兵作为王朝的基本盘。要是没有铁路，在那里分地叫流放。
陈思舜刚刚回国，不太了解国内的行情：“6%的年息已经很不错了啊，虽然谈不上暴利，但是回报稳定，应该很好卖才对啊。”潘如在说：“那是你们南非，大顺的法定最高利率是年息36%，年息6%的债券你卖谁去。”
其实顺朝已经比李西平那个世界的清朝强得多了，山海关之战的胜利，让农民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沉重打击了资本投资土地的收益率。之后的税收改革废除人头税，增加土地税，永佃制虽然搞得不彻底，着佃交粮压根没搞成，总也有些成果，进一步削减了投资土地的收益。地租下降，带动了民间借贷利率的下降。
顺朝打开了日本的国门，得到了阿拉斯加的矿山，还有比清朝更繁荣一些的对欧贸易，手上掌握更多的金银，进行了铸币改革，在大额贸易中建立了汇票的信用。这使得顺朝的货币供给量比清朝大很多，贵金属稀有程度下降，这也降低了利率。
再加上比清朝高明一些的基层管控能力和大批土地无法被剥夺的世兵，顺朝的高利率问题已经比清朝轻得多，真的有很多人遵纪守法，按年息36%这个最高合法利率放贷。
可就算全国放贷的都突然忠君爱国起来，人人遵纪守法，36%的年利率也会让工商业根本募集不到资金，很少有哪个行业敢保证这么高的投资回报率。
李西平思索了一下，说道：“你不能这样算，放贷也好，兼并土地也好，都是要技术的。老潘你过去一直做生意，放贷技术对你来说像吃饭喝水一样，可你要让我去放贷，我就只能雇你这个师爷来办，你还得从中揩我的油。”
潘如在丝毫不以为异：“那是当然。”
李西平说：“兼并土地的技术，那就更麻烦了，和官吏绅民都要打交道，我看这个工作你也做不了吧。”潘如在点了点头：“确实，见别人做过，自己没试过。东家这个县丞既然是负责对付土寨的，那肯定有实权，要是想兼并土地，我也能办，不过估计没法做得漂亮，肯定有人去闹。”
李西平说：“对，麻城是上面紧盯着的地方，所以像我这样的小官，不能做得隐秘，那就只能不做。”
潘如在问道：“陈老弟，你们南非那边也有兼并土地的生意吗？”陈思舜说：“那边和国内比起来糙得很。起初欧罗巴人刚到好望角，周围是一片荒地，想怎么圈就怎么圈，土地稀烂贱，根本没人要。后来把无主地都占满了，布尔人被英国人排挤，到内陆去抢土人的地，都是直接拿枪说话，没什么手腕可用。”
李西平说：“大顺的读书人里，有很多人对钱的事还不如我明白吧。”潘如在说：“这是自然，读死书的书呆子多了去了。那些自家雇长工经营土地的人，大多都懂得如何放贷收地，这种人多为暴发户，牙缝里省钱，连自家儿女都当牲口用。除了少数偶然发财暴富的，都靠放贷起家。不过这些人没有读书人家的底蕴，当惯了粗人，也不知道教子女读书，要想考出个官来，除非生出个天才，否则最往少里说也得两三代人。而那些从大家族里分家出来的人，一个个都是诗书传家，大部分不懂经营，只能把地佃给人种。要是出个书呆子，没学过这些本事，连如何从佃户身上搜刮都不会。这样的家，两次分家之后就没多少田产了，读书若有出息，能得宗族资助，若是读书不成，那就破落了。不过这等人家，一般对孩子读书比较上心。”
李西平觉得自己留下潘如在实在是太正确了，他连连点头：“甚是，所以在乡里，陈三恪这样家大业大，有科名傍身，又做过官、有见识的人，是最难对付的，有钱有势有本领，剥削起穷人来得心应手。差一等的就是富农，他们以乡间的小额高利贷发家，因为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源，没有大地主那么大的能力。对百姓危害最小的，反而是那些小地主，这些人比富农有更多的政治资源，但是缺少大地主那样的剥削技术，所以对农民的盘剥仅限于地租，危害较轻。本朝开国时，永昌皇爷开科取士，主力就是这批人。这些人重视教育，又不擅长地里刮油，所以不做官就没有出路。牛金星、陈可新、邓岩忠等等，都是这样的人。”
李西平的言论，在此时的大顺是十分惊世骇俗的，他直接默认地租和放贷是对农民的掠夺，是国家的危害。要知道，当年的李自成，也只是说地租收得太高、放贷利息太高不合法，从来没有打根上否定地主食利的想法。
不是因为李西平比李自成胆子更大，是因为时代不同了。李自成那个年代必须地主阶级当家做主，谁否认这一点谁就死。可现在，顺朝的新式教育已经起步了，等到将来新学学生遍地都是的时候，自然不需要处处靠乡绅配合才能管理国家，新学学生组成的公务员队伍将会取代科举文官和胥吏，到那时，地主失去了他们的政治地位，他们收租、放贷就会从天经地义的权利变成万恶的剥削。
不过早期的新学建设肯定需要乡绅出资，新学学生也一定先是世兵，然后是乡绅子弟，最后才会到那种略有一点财产的平民子弟也能读书的程度，所以这个过程会非常漫长。
从经济上来说，外来商品的倾销和朝廷行办的洋务企业，都会打击传统手工业，当家庭手工业萎缩，自然经济解体，在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下进化到几乎完美无缺的乡绅，也将适应不了新时代，普遍劣化。诗书传家的小地主破产、心狠手辣的投机者暴富这等“礼崩乐坏”的现象将在全国各地到处发生。
德明帝绝对想不到，他的铁路修到哪里，哪里就会被彻底卷入世界市场，工业化的浪潮就会撼动哪里的旧秩序的根基。
但是德明帝活着的时候，这一切肯定不会发生，他这个年纪活不到改革改掉自己的根基的那天。所以历史上还是会把他记载成用坚船利炮中兴大顺的明君，谁也想不到大顺其实是让他的改革改没的。
等到人们普遍意识到这一点，也不会有人在乎大顺亡不亡了。坚船利炮能抗击外来侵略，工厂和学校能培养新的阶级，怎么看都是有利于国家，至于是否有利于李家，关咱老百姓什么事。
那么，那些作为工业化的“代价”，在自然经济瓦解的过程中家破人亡的人呢？那肯定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的，民族资本肯定念在同胞情谊不冲击本国小农。虽然很扯淡，但就是有人愿意这么相信。
潘如在说：“我明白了，对于像东家这样放贷不会、并地无胆的人来说，6%年息的债券也算得上好东西了。”他是一个纯正的唯利是图之人，对于李西平的道德观念毫不关心。
陈思舜自幼生活在南非，对于国内的价值观问题毫无理解，所以也不关心李西平这话如何大逆不道，只考虑债券问题：“这种不懂经营的小乡绅，很多吗？”李西平说：“比例不一定很高，但是大顺有五亿人，再小的比例，也会有多得惊人的人数。”
李西平说：“按照咱们中国人的习惯，不到万不得已不卖地，所以地价是低于正常价值的，再加上本朝严格限制土地兼并，又有世兵、永佃之制，不到灾年，可以兼并的土地并不多。而中国货从全世界各地吸来了金银，甚至开发了阿拉斯加的矿山，货币总量越来越多。就算明知道投资土地收益最大，也没有那么多的土地可供投资。这世界上还有很多未开发的可耕地，可是那些地方没办法收租，种植商品粮和经济作物卖不出去，所以并不能像国内的熟地那样吸引投资。因此，国内应该存在很多握着金银，却无处投资的人，只要他们相信这个债券真的能支付6%的年息，买债券总比让银子在地窖里发霉强。”
潘如在听得连连点头：“东家果然高明，这一层我倒是从未想过。”他这并不是拍马屁，而是真有此感，他毕竟是小商贩出身，就算再聪明，也只能在描述基层地主生存状态时说得十分精准，却不可能像李西平这样直接从全国的货币供给层面来看待问题。陈思舜的眼界比潘如在更宽，但对于国内的情况不太了解，还在低头琢磨李西平的话。
就在这时，舱房的门被敲响了。陈思舜打开门：“李掌柜？有事吗？”
这人就是在酒楼劝他们来坐船的人，是这条船的船长，也姓李，黑皮肤，矮个子，眯缝眼，举手投足一副老水手的模样。
船长说：“小人看这本册子，有些看不懂的地方，想请教李大人。”
李西平说：“快请进吧。”陈思舜将船长迎入舱中，心中却有些奇怪。之所以上面要求把这些小册子发给登船的乘客看，显然是因为这些乘客不是官吏就是商人，是有投资能力的。而这个船长很明显是水手出身，被真正的东家雇来管船的，他怎么可能有钱投资，看这小册子有什么用？
李西平也有同样的疑问，他招呼船长坐下：“怎么，李掌柜也有意买债券？”船长笑道：“老爷借钱给百姓，债主便是祖宗，百姓借钱给老爷，欠债的便是祖宗。小人这点棺材本，还是留着的好。”
李西平笑了笑：“掌柜倒是明白人。”船长说：“小人只是好奇，有些看不懂的地方，想向大人请教。船上的其他大人都是拿鼻孔看人，只有大人和善，所以小人冒昧求见。”
李西平说：“那掌柜想问什么？”说着把宣传册递了过去。船长接过宣传册，翻到后面：“这个纺纱厂的事情，小人不太明白。”
这本宣传册的后半部分，还介绍了七个较小的投资项目，五座工厂、两座矿山。五座工厂是冶铁厂、军工厂、造船厂、机械厂、纺纱厂，两座矿山是煤矿和铁矿。说皇帝大胆吧，他每个行业都先只做一个试点，说皇帝保守吧，他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全面开花。总共就这么几家企业，也不知道机械厂生产出来的机械卖给谁。不过估计几年之内机械厂也办不起来，倒不用担心这个。
船长说：“纺纱之盈利，颇不如织布，为何朝廷只办纺纱厂，却不办织布厂或者纺织厂？”
李西平说：“织布利润虽高，不能轻动。办了纺纱厂，农村妇女尚可买了棉纱去织布，若是工厂连织布都做了，本国的机织布不像洋布那样需要万里漂来，价格必然低廉，一旦建成纺织厂，附近的家织土布就都卖不出去了。一旦铁路修成，机织布顺着铁路出售，影响更大。小农耕地太少，仅供糊口，凡需银钱之处，多需织布来换，土布不得售，则小农破产，天下大乱。机织布早晚要取代家中手织的土布，却得在数十年中徐徐行之，不可操之过急。在广东，已经有了纺织分离的模式，英船销售印度棉纱，一年四万担，办纺纱厂，不仅不夺小农生计，还可抵制洋纱。”
船长颇为讶异，他并非想不明白这些事，可是以他这样的聪明才智，也是想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所以才拿来考较李西平。可是李西平却有问即答，好像这对他来说就是常识一样。
船长当然怎么也想不到，这对于李西平真的就是常识，把高中历史课的知识稍微扩展一下而已。
船长又问：“那依大人来看，能顺利徐徐行之吗？”李西平摇了摇头：“难。人的欲望永无止境，将来真要是有人买机器设厂织布，官府难道还能去拆了吗。想法设计得再天衣无缝，执行起来也必然是错漏百出。何况洋布的造价和运费都越来越低，土布早晚要败，所差的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尽量少死人。”
“多谢大人，小人告退了。”船长道了谢，退出了舱房。李西平觉得颇为奇怪，倒不是说一个船长就一定不能关心国家大事，可这个船长的关心还是有些显得不正常。
“大哥，不杀他吗？”一名船员问道。
李三说：“算了，让他走吧。第一，能住在普通舱的，肯定不是贪官。第二，他待下人和气，一百个官未必有一个能这样。第三，他头脑聪明，有学问，又不是书呆子。第四，他还招安过矿工，打过洋人。赖美玉的死疑点还很多，我们终究长年在海上，对岸上的事不够了解，不能仅凭一面之词就杀这样的人。”
船员说：“可这次要是放了他，以后怕是这辈子见不到他了。”李三说：“他又不是上天入地，地球就这么大，最远不过四万里外，他这样的人，好找。”
第五十七章 教育的力量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诗经》中的这首诗中描述的景象，在周代是可以实现的，面对盘剥他们的“硕鼠”，贫苦之人可以选择逃亡。就像《左传》中说的，郑国的“萑苻之泽”是“盗贼”的巢穴。在那个地广人稀的年代，这种类似水泊梁山的地形有很多，足以让逃人建立没有人盘剥他们的乐土。
但随着人口增长，这样的桃花源已经越来越少了。大量的穷苦农民无处可逃，只能默默忍受，在忍受不住的时候，就“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然而在地球的另一边，这样的乐土依然存在。
“战棍酋长，多谢你！再见！后会有期！”张德约、廖世彩、黄达朗、杜仁四人热情地与战棍道别。他们从赤熊的地盘离开之后，就进入了战棍的地盘。战棍很热情地款待了他们，并且向西护送了一段距离，和沿途的匪徒都打了招呼。
在东边的时候，他们听说战棍是一个非常凶残的人，他的战棍是用人骨做成的，手帕都是人的头皮，会烹食小孩。
不过见到之后，他们确信战棍也只是个特殊点的人类。他的战棍是野牛的肩胛骨，人头皮的确存在，但是穿成一串挂起来，并不会拿来当手帕用。战棍的食物也和赤熊一样，是麦饭和棒子面。
和那些镇压原住民的美军将领比起来，战棍和他们的残暴程度也就是半斤八两，谁也别笑话谁。
而且战棍是个很理智的人，既然在东边已经有了强敌，那么在西边就别再树敌了，他对于白人很凶残，但对于华人很友善。
赤熊的部族允许任何种族的流亡者加入，战棍则只允许华人加入，因为华人和原住民生下的混血儿看起来相貌和其他原住民差不多，而白人和黑人与原住民的相貌差别太明显。
一行四人在战棍的部族里见到了几个自己的同胞，但是他们都是流亡华人与原住民女子生下的第二代人，已经不怎么会说汉语了。在东海岸，因为白人的歧视，华人一直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可到了这里，苏族人没有时时刻刻提醒华人是外来者，华人反而被迅速同化。
战棍告诉他们，再往西走，会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路段，他和赤熊都是讲道理的人，但前面有一些匪徒，管你是什么种族，只要他们打得过，就会抢劫你。
都走到这里了，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四人在赏金的鼓舞下继续西行，四个带枪的成年男子，又没随身携带什么贵重财物，唯一值得一抢的就是他们的坐骑，被匪徒抢劫的可能性倒也不算太高。
这一路有惊无险，有两次有人想打他们的主意，但是被他们放枪吓走了。因为这条路上还没有大规模的商旅或移民，这些匪徒又打不过原住民部落，所以能搞到的给养很少，无法维持太多的人数，通常都是十几二十人的小规模团队，其中可能只有一两个是枪法精准的亡命之徒。为了抢四匹马就攻击四个持枪者，不是很划算。
而且，他们一行四人在战棍的部族与苏族人换了马，马屁股上有战棍部族的标记。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苏族人也开始给马匹烙印。为了四匹马去冒犯战棍，有点犯不上。
终于，他们一行四人来到了下一个部落。
这个部落里也有华人，而且没被同化，因为他们的数量太多了，已经分不清这个部落里谁是华人、谁是原住民。
看着眼前的景象，他们四人突然想起小时候学过的文章：“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如果不是村口站岗的民兵端在手中的锃亮的步枪，这里真的就和桃花源一样，是一处无人打扰的世外乐土。
因为骑着战棍部族的马，他们四人很快就得到了欢迎，被请入村中。
这个部族的酋长四十多岁年纪，名叫白鹰，从长相和名字都很难推断他到底是华人还是原住民。这个部族的居住地离大路比较近，所以经常会遇到外客到访，对于这四个远行者也并不如何好奇，只是按惯例款待他们一餐一宿。
1759年，阿拉斯加大起义失败后，一些起义军翻过落基山脉，逃入了大平原，这之后，又陆续有一些人从阿拉斯加公司的领地因为各种原因逃到了这边。这个部落的居民，就是这些逃人和原住民融合的后代。
当困扰中国人上千年人多地少的问题不复存在，这些在大平原上居住下来的逃人惊讶地发现，生活竟然可以如此美好，有广袤无垠的土地，随便他们去耕种，没有任何的压迫存在。
这里没有泛滥的黄河，虽然也有自然灾害，但是高得吓人的人均耕地数量和没有官吏绅商的剥削，让“小农经济的脆弱”成了扯淡。一些从事掠夺的部族也不像东亚的游牧民族那样强大，根本打不过这些带着先进武器的流亡起义者。在这里，他们既不需要官府，也不需要公司，只需要村社自治，就可以过安居乐业的生活。
然而，这样的生活是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这些人早已不再是大平原上唯一有枪的人。原住民、白人移民、土匪、阿拉斯加公司的间谍，都会打破他们平静的生活。而且他们也不会永远无欲无求，他们也会想要把自己生产的产品卖出去，换取一些外界的商品，至少得换枪。
时代的浪潮在滚滚前涌，哪里也不是真正的桃花源。
为了准备干粮、修马蹄、钉马掌，他们一行四人决定在这个村子休整一天。闲暇时间，张德约在村中信步闲逛。
“坎坎伐檀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村中的学堂里传出了琅琅之声，与张德约当年学诗经时不同，这里的学生学诗是唱出来的。这也很正常，若是不能歌唱，怎么叫诗歌呢。
这座学堂的建造显然花费了一番心思，除了供奉祖先的祠堂和村里人议事的地方，全村就数这座房子最好。张德约颇为好奇，这个村子的人读书，既不能考文武科举，也不能成为会馆的长老，为什么他们还能坚持办学？
等到课间休息的时候，小孩子们一拥而出，张德约走到教室门前，敲了敲门。屋中的教书先生三十多岁，蓄着胡须，扎着头发，是儒生模样，但身上穿的衣服却颇具原住民风格。
“张先生请进。”这位教书先生名叫邴尚，昨天晚上为四个客人接风的时候，他作为村中的长老也参加了。这个部族的权力架构很简单，长老只有三个人：酋长、战酋、先生。酋长是祭司，也是医生，还负责指导农时；战酋掌管民兵，也负责组织村中的劳动力集体从事一些重体力劳动；先生是学堂的老师，在祭祀时担任酋长的副手，也负责协调村中的矛盾。
张德约拱手见礼：“邴先生。”邴尚说：“张先生有何贵干？”他的口音与官话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但和张德约还能交流，可以听出是由中国北方的方言发展来的。
张德约说出了自己的疑惑。邴尚答道：“此地虽然荒僻，却也有用学问之处。祭祀外交、青年男女唱和酬答，不可无诗；射术、马术，亦是生存必需。”
这个学堂的课程只有两门：诗歌和骑射。骑射自不必说，大平原上的原住民和土匪现在都以骑马放枪而闻名，在这里，骑射是自保的技术，也是打猎时必需的生产技术。而诗歌在这个部族中的地位很特殊。
部族刚刚建立的时候，因为没有纸张，祖先的历史只能靠诗歌传承。在和其他部族交往的过程中，由于语言不通，很多时候只能靠表情、手势、图画等方式交流，于是就有人把这些办法结合起来，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歌舞。用手瞎比划可能会出错，但不管是哪个民族，也不会把《抬花轿》《喜拜堂》的曲调理解成宣战。
于是这个部族就慢慢发展成了在正式场合几乎不唱歌说不了话，昨天晚上四个客人已经领教过这一点了，其中三位都做过演员，这还难不倒他们。杜仁就差一些，他只会唱劳动号子。好在这不是周朝的贵族酬答，大家伙都是农夫、牧人、猎手，酋长还得带着儿子种地呢，劳动号子用在这种场合也没问题。
不过张德约还是有些疑问，虽说“一对对喜鹊呀绕天飞，好比是哥哥和妹妹”本质上来说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并没有多大区别，但是民歌自然发展的话，显然最终形成的应该是前者，而不是像这个部族一样，直接能背《诗经》。如此完整的文化传承，显然应该有一个媒介。
果然，邴尚说起了部族的历史，大约八十年前，他们刚刚迁到这里的时候，部族之中有一位很有学问的读书人，是部族的第一位先生。谁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只知道他姓巢。不仅教了大家诗经，还给楚辞汉赋、唐诗宋词都编成曲子，改成了民歌。
一个既懂诗词，又懂音乐的读书人，不可能是村中寒儒。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来到万里之外的阿拉斯加，又为什么会参加起义军，流亡到大平原来，连巢先生的后人都不知道，恐怕将是永远的不解之谜了。
如果美洲的文明自然演化，这位巢先生在将来的历史上说不定也是仓颉一样的人物，可惜，这个世界的变化太快了，八十年的光景，外面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
但是巢先生留下的教育依然有力量，无论是东海岸的华人，还是西海岸的华人，听到这些依然名叫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的人唱几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都会认定他们是同胞，虽然这三伙人谁也没见过如今已经被沿岸老百姓痛恨唾骂的黄河。
此时在地球的另一边，李西平也在感受教育的力量。
“吕珍大军兵围安丰，安丰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刘福通曰：‘二甲子前，杜于耕在此城力抗胡元，其功彪炳千古。我亦一英雄，不可后之。大丈夫宁死于战，毋死于饥。’遂开城门，率三百骑出。此三百骑，皆是当年纵横中原，收复汴梁之百战锐士，亦是颍州红巾军仅存之孑遗。吕珍不防，为刘福通连破三阵，马厩被焚，惊马奔逸，踏杀元兵不计其数。吕珍慌忙调集大军，以强弓硬弩射之。宋军左冲右突，终究敌众我寡，刘福通并三百壮士俱殁于阵，吕珍计点兵马，损折竟逾千数。方此时，吴藩兵马前锋已到……”
李西平旁听了一堂广州军学的历史课，收获颇多。
封建王朝也一样可以搞思想政治教育，比如眼前的大顺，不仅搞了，而且搞得很好。
当年晋朝搞“圣朝以孝治天下”，原因很简单，谈忠义，谈仁德，谈诚信，你们司马家和这些沾边吗？晋明帝司马绍听了自家发迹史都感叹，实在太他妈缺德了，我们大晋肯定不长久。
清朝的雍正皇帝搞出的“圣谕十六条”上来就强调“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也是同样的道理。大义都让他祖宗霍霍完了，只能拿这种家长里短的事情来说事。清朝虽然也有乾隆修《贰臣传》之类的拿忠义说事的举动，可终究名不正言不顺，做得遮遮掩掩，连自己祖宗的历史都要回避。
顺朝则不然，完全没有这些包袱，甚至不像朱元璋那样有招揽前朝遗臣的需求，打完山海关之战就天下无敌了，所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老子就是造反了，咋地？
顺朝合法性的两大根源是“解民倒悬”和“驱逐鞑虏”，随着大顺的老爷们吊打老百姓的事越来越多，前者提得越来越少，后者提得越来越多。
一个典型的影响，是关羽崇拜在这个世界远不如李西平那个世界兴旺。倒不是顺朝不崇拜关羽，而是因为和关羽争C位的人太多了。
在明朝以前，武庙的主神一直是姜子牙，但是到了朱元璋这里，觉得姜子牙本为商臣，却帮着周武王犯上作乱，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武庙主神呢？周武王竟然尊他为“尚父”，就更不成体统了，岂能有人为君王之父？
于是，随着朱元璋打击孟子，与“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理论紧密结合的姜子牙就也被从武庙主神的位置上赶下来了，干脆连武庙系统都取消了，民间开始默认遍地都是的关帝庙是武庙，关羽成了武庙主神。
顺朝建立之后，事事崇尚“复古”，重立武庙，把姜子牙又请了回来。按照顺朝的理论，君不正臣投诸侯，父不慈子奔他乡，此乃天经地义。制定顺朝礼法的就是投降顺朝的明朝旧官，他们当然不会说自己的行为是不忠，所以对天下的忠诚必须高于对君主的忠诚。
姜子牙在顺朝受崇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封地齐是东夷蒲姑国故地，其实算“深入敌后”，姜子牙是有为华夏拓土千里之功的。而且他没有像欧洲人那样屠杀原住民，而是“因其俗，简其礼”，软刀子杀人，既把齐地纳入了华夏文化圈，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当地人的文化传统，这正符合顺朝对于朝鲜和安南的态度。
还有两个影响关羽地位的人，一个是李靖，一个是岳飞。顺朝崇唐，再加上对蒙古的战事，这让对李靖的崇拜迅速崛起，李靖被视为沙门天，军中守护神，在民间则是托塔李天王。岳飞更不必说，在顺朝，没有比抗金更大的大义了。于是，关羽就从“千古一人”变成了“姜关李岳”四圣之一。
与此同时，文庙的格局也有变动，孟子和荀子受到尊奉，汉以降的后世之儒的地位大大降低，还把孔鲋提到了极高的地位，与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合称为“儒家七圣”。孔鲋作为孔子后代，在秦末大起义爆发之后，带着礼器投奔了陈胜，担任张楚的太师，在陈胜死后拒不降秦，坚持抵抗，最终死于章邯之手。顺朝作为一个统治者由农民起义者出身的王朝，对他们来说孔鲋这样的人当然是儒中楷模。
顺朝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上政治课，而是体现在语文和历史的教学中，尤其是历史，通过解释历史来传播政治思想，比单纯的灌输效果好不知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