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堂课讲的是韩宋政权的失败，史料比李西平那个世界丰富了许多，可能是这个世界保存了很多被清朝毁掉的史料，也可能是宋献策或者别的什么人替古人写的，这个李西平就不深究了。从这堂课中，李西平能听出三个重点。
第一，对历史人物的定性。
毫无疑问，刘福通肯定是被定性成了和李自成一样，既反抗暴政又反抗异族压迫的大英雄。顺朝官方没有采信刘福通死于瓜步覆舟的说法，而是采信《明实录》的说法，认为刘福通死于安丰之战。李西平觉得，这有可能是认为让刘福通这样的英雄人物作为俘虏而死太窝囊，所以给了他一个壮烈的死法。因为这段描写有点过于细致了，实在很像后人编的。
朱元璋肯定不会像李西平那个世界很多人吹捧的那样是“拯救华夏文明的救世主”，他在顺朝的地位只是抗元英雄之一。承认洪武北伐的功绩，但是在政治身份上，从将朱元璋的军队称为“吴藩”就可以看出，顺朝认为朱元璋是弑君篡位。安丰之战时，朱元璋是大宋吴国公，后来是大宋吴王，然后杀掉韩林儿，变成大明皇帝，和晋朝司马家的行为是一样的。只不过朱元璋能力更强，有很大的贡献，没有像司马家那样开局就把国家拱手送给胡人，所以只是在称呼上捎带着，并不直接骂朱元璋。
张士诚被贬得很低。安丰之战时张士诚已经投降了元朝，还没有自称吴王，所以直接说张士诚的军队是“元兵”。
第二，史观问题。
就算是农民起义者建立的王朝，也是个王朝，肯定不会有阶级史观、革命史观、人民史观，如果有的话，那皇帝真是够浪催的。李西平起初认为顺朝的官方史观应该算是民族史观，但很快发现不对，顺朝的官方史观应该算是“文明史观”。
顺朝的官方史观对于“异族”的看法相当包容，顺朝崛起于西北，开国元勋中有大量的蒙古人、色目人，而张献忠的军队中，很多部队甚至半数成员都来自西南的少数民族。当把朝鲜、安南、日本、琉球四国纳入这个体系之后，情况更加复杂。
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更加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军事科技的进步让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有了更大的优势，王朝边界的拓展势在必行。当统治范围不再局限于两京十三布政使司，顺朝的统治者也势必不可能采用汉本位的观念。难不成只有满洲统治者才能与时俱进，汉人统治者就全是刻舟求剑的白痴？事实上，即便在李西平那个世界，只控制西南半壁的孙可望、李定国也早就放弃这种观念了。
顺朝的官方历史观，实际上是“华本位”，以文化概念的“华”，凌驾于血缘概念的“汉”之上。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在美国都被称为华人，就是从这个观念延伸出来的，整个东亚地区的文化圈，过了帕米尔高原，就是华。
前文提过，顺朝的史官机构的直接源流是明末农民战争中闯军的宣传部门，这些人不仅仅是记录历史的高手，也是社会调查、篡改历史甚至编造历史的高手。
在顺朝，随着一批金文和甲骨文陆续被发现，汉字的演变源流慢慢清晰，所以在顺朝重修前代历史的时候，就有了一些“往根上刨”的举措。起初，重修历史只是因为不满明朝修的《元史》尊奉元朝，而称红巾军为“贼”，但是这个工程开始之后，牵扯的事情越来越多，配合当时边疆战事的宣传问题，最后竟然弄成了一个从神话时代开始重构历史的过程。
在这个体系中，中华文明的最初祖先是燧人氏，他是发明房屋的有巢氏的后代，发明了火，让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状态。整个东亚、北亚、东南亚、中亚，凡是长得和华人类似的民族，都是燧人氏的后代，随着顺朝中期的殖民活动，“燧皇子孙”的概念迅速拓展到了波利尼西亚人乃至美洲原住民中。因为这种理论传播起来实在是太容易了，燧人氏是抽象的“火祖”，没有具体形态，他可以是任何人。对于全世界的大部分民族来说，“我们的祖先是发明了钻木取火的人”根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燧人氏的子孙以渔猎为生，随着子嗣繁衍，他们追逐猎物，遍布各地。其中有一支，名为伏羲氏，伏羲制网捕鱼，让他的部族在为食物奔波之余有能力进行思考，变革婚俗，制定了最早的制度规范，甚至简单的初级文字，因此他的部族发展最为迅速。伏羲有五子，名为夏、夷、戎、蛮、狄。
长子夏的名字就是一个人的形象，其上半部分与“首”字同源，代表人发达的头脑，下半部分则代表人的身体，说明他是伏羲氏的嫡长子，协助父亲制定了最初的道德和礼乐。因为顺朝医学的发展，人们通过经验传承逐渐意识到，头部受到创伤的人有可能失去神志但依然活着，心脏受到创伤的人则会直接死亡，所以现在顺朝人认为人的生命来自心，而智慧来自脑。
次子夷的名字则是一个持弓之人的形象，他是最初发明了弓箭的人。长大之后，他率领一部分族人追逐鸟兽，迁居黄河下游。
三子戎的名字是一个持戈举盾之人的形象，他发明了戈矛、盾牌，剥下兽皮制作甲胄，带着一部分族人迁居黄河上游。
四子蛮的名字最初只有上半部分，下面的虫字旁是小篆才加上的，正确的写法是“”，他带着族人迁居南方，培育了如同丝线搅成一团的棉花。
五子狄是高明的猎手，在北方捕获了很多动物并驯化他们，连狼这样的猛兽都能驯化为犬，所以他的名字是一个带着狗的人的形象。
夏的后人中有一人名为神农氏，发明农耕，于是夏部崛起，成为燧皇后裔中最为强盛的一部，号为炎帝。后来神农氏衰微，轩辕黄帝造舟车，连通天下各族，迅速强盛，败炎帝于阪泉，炎帝心悦诚服，自此炎黄一体。
东夷之中，蚩尤创冶炼青铜之法，故而强盛，炎黄与蚩尤大战于涿鹿。蚩尤刚烈，不降而死，然炎黄亦不诛蚩尤之族，封为诸侯（李西平：你不如直接说蚩尤是罗汝才）。于是，炎黄一体拓展为夏夷一体。
农耕、舟车、冶炼三术合一之后，这一部族同盟天下无敌，中原各部尽皆臣服。推思史事，仍以神农氏教民种植之功劳为第一，于是取粟麦之花的形态，将这个首次统一中原的部落联盟的名字定为“”，因为夏部为嫡长子，制定礼乐，为诸部之首，故有“华夏”之称。
至东周之时，夷化于齐，戎化于秦，蛮化于楚，狄化于晋。五霸强，七雄出，秦皇一统，汉高续业，遂有如今之天下。
之后的边疆各族，东之日本、朝鲜、琉球，西之羌、藏、彝、缅，南之苗、瑶、壮、傣、京、高棉，北之女真、蒙古、突厥，皆是夷戎蛮狄后人中的远迁者融合其他燧皇后裔之别种。
在李西平听来，这着实有些离谱，很多部分肯定不是历史记载，多半是近世之人脑补的。可要是让他反驳，他还真反驳不了。这样的说法在顺朝流传了近二百年，几代人都接受这样的教育，就真的成为历史了。
按照这套理论，像前秦的苻坚这样的少数民族君主，也是正统的皇帝，就和涿鹿大战之后的蚩尤族人一样，只要有德，就可以做天子。但元朝和清朝就不行，因为他们“恃暴无德”，“拒不学习嫡亲兄长的先进文化”，还搞大屠杀。
由此推导，诸夏之君如果残暴，没做好兄长，就也是贼，于是秦皇汉武、刘秀曹操等人也都是贼了。
但是“贼”弄得太多了也不行，总不能咱们国家的历史就是一窝贼打来打去。
所以，顺朝用于军学历史教育的官修史书，干脆不分什么正统篡逆。把“征”和“犯”都改成“攻”，把“诛”和“弑”都改成杀。除了盯住那些没有污点记载的人大力褒扬，剩下的人全都既不褒也不贬，用中性词描述。如果你干的事用中性词描述起来都像是在骂你，那你就活该了。
李西平不由得感叹，这大顺毕竟还是草莽出身，底蕴不足，理论水平是真不行。
不是因为这套理论不好，而是因为这套理论好得过头了。
当时顺朝整出这套理论，主要是为了解决民族来源各异的世兵为什么都是中国人的问题，最终搞出了这种大家都是同一个祖先，后来分成各族，“夏”和“汉”指民族，“华”指文化联合体的模式。
从本质上来说，这套理论还是认为历史是由少数的圣人推动的，这个绝不能改，改了就不是封建王朝了，除非再退一步，改成是由神仙推动的。但是中国传统的对圣人的认定方式，原本就独具一格。有巢、燧人、伏羲、神农、轩辕，甚至蚩尤，都是因为发明了对人类有巨大贡献的东西，才被尊为圣人，后人甚至用他们发明的东西来称呼他们。
按照这个思路，“力学氏”牛顿、“蒸汽氏”瓦特算不算圣人呢？
岳飞抗金爱国，死而成圣，那如果将来西洋人打过来，有人像岳飞一样抗英抗俄，那他是不是也得是圣人？如果他是圣人，大顺皇帝又不是圣人，那该怎么办？
圣人、天子这种儒家天下体系中的概念，本来应该弄得越虚无缥缈才越容易维护统治。可顺朝当年以造反起家，得罪那些有话语权的世家大族太狠，急于树立合法性，就把理论基础弄得很粗糙，把“天命”这东西弄成绩效考核了。
神农氏教民种五谷，故有天命，后来神农氏无德，轩辕黄帝作舟车利万民，所以黄帝有德、有天命。由此推导，崇祯皇帝治下猪食都没得吃，永昌皇帝治下起码还吃得上猪食，所以大顺有德、有天命，这是没问题的。
那么假如现在天降五百髡发短衣之人，在海南岛上建工厂、练新军，让治下老百姓能吃得上饱饭，是不是天命就转移到他们身上了？大顺皇帝是不是应该倒戈卸甲，以礼来降？
要是按照大清朝的忠君观，就算你把戴森球造出来，你丫也是反贼，可大顺当年为了论证李自成不是贼，把这个理论给否了。
二百年前，大顺不怕绩效考核，反正山海关之战打赢了，就算国家有问题，只要比清朝强就行了。
一百年前，大顺也不怕绩效考核，虽然在一部分领域已经落后，但农业水平依然领先，手工业也能力压印度以外的全世界。在军事上，无人能在东亚这片地盘上挑战顺朝。
而现在，鸦片战争打输了，顺朝该知道怕了。可是怕也没用了，这套观念已经在几代人中传承，怎么可能说改就改，何况还是往倒退了改。
等到新式学堂普及，发生更多的思想碰撞，这种天命观很容易就会被解释成“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谁就有天命”。到那时，一爆革命，李家的血统继承就会被彻底否定，连个立宪君主也当不了，直接滚蛋。
对于大顺、对于李家来说，如此之糙的理论构建实在是顾头不顾腚的短视行为。可对于生活在“华夏”这个概念下的人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件幸事，在民族主义广泛传播之前，一个超越民族的概念已经成型。
相对于李西平那个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的国族构建，顺朝有着天然的优势。各民族之间最近的一次大屠杀还是皇太极干的，顺朝没有像清朝那样刻意强调各民族的不平等，“以X制X”的政策让底层反抗的矛头都对准了本民族的贪官污吏。
相近的相貌、统一的文字，再加上长期处在一个政权的统治之下，让构建统一的历史叙事容易了许多。在大部分老百姓还没什么文化的时候，就作为一个整体遭到外来侵略，把民族感情给激发出来了。当知识阶层接受民族主义观念时，也会自发地将之用于东亚人与欧洲人的对立。
和价值观念、政治制度、阶级属性这些“高端”的概念相比，反而是“因为我们长得像，所以我们是同一个祖宗”这种简单粗糙的认同更难以被打破，一旦深入人心，就不会因为政治道路的失败而被颠覆。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等到将来建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候，只要中枢别太烂，虽然有可能丢掉朝贡国，但是已经内属的地区多半是分离不出去的。
第三，就是学堂的教师所用的语言。
李西平的文言文水平并不高，但是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他和人交流并没什么障碍。起初他没有深想，最近才渐渐意识到，不是那些当官的知道他文化水平低，所以不和他文绉绉地说话，而是所有武举出身的官员互相之间都这样说话，就算文官对武官说话，所用的语言最多也就是《三国演义》那种水平，稍微读过几年书的人就听得懂。这本来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顺朝武官在官场上的比例远高于历朝历代，就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
文言文当然有其重要意义，一个民族若是不能保存古代的语言文字，那么其历史文化传承将是不完整的。就像埃及，从未经过大规模的种族灭绝，现在的埃及人就是当年修金字塔的那些人的后裔，可不管是埃及阿拉伯人还是科普特人，在经历了希腊、罗马、阿拉伯、土耳其的四次征服之后，又有谁真正继承了当年古埃及的文明呢？想要在文学、艺术等领域保持优势，更是离不开对文言的学习。
但是在一个国家走向近代化的时候，就会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需要大批量产读书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民族语言中没有成熟的白话文，将会带来非常大的麻烦。
许多被殖民的国家，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当他们兴办教育的时候，推广基础教育，必须得使用本民族的白话文，否则效率太低，可高等教育却只能使用宗主国的语言，本民族的文言文仅可用于历史、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研究。
在那些本来就没有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国家，这种问题尤为严重，即便是在赢得了民族独立之后，也往往很难建立国语认同，新的国语只是最强势的民族所用的语言，就像印度的印地语、菲律宾的他加禄语那样，依然无法在高等教育中取代英语的地位，造成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割裂。产业发展对教育的需求越高，语言的弊端就会越明显。
如果语言割裂的情况更严重，那么早在被殖民之前就有可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孟加拉地区，贵族说乌尔都语的文言，平民说孟加拉语的白话，所以英国占领孟加拉的时候，孟加拉的贵族和平民几乎不可能形成合力，互相连语言都不通，还谈什么团结。
而顺朝把这个问题轻而易举地绕过了，已经形成了在军事、数学、测绘等许多领域使用白话文的传统。虽然没有李西平那个世界的白话文那么通俗易懂，但也是和戏文、小说差不多的水平，是平民百姓读书识字之后就能迅速掌握的。而文言文也没有消亡，依然被传统科举文官使用。
形成如此好的局面的原因十分简单，甚至有点搞笑李自成看不懂文言文。
在李西平那个世界的清朝皇帝中，皇太极在努尔哈赤诸子里是唯一一个爱读汉人书籍的异类，在努尔哈赤死的时候，后金诸贝勒只有皇太极一个人识汉字、懂文言。之后清朝历代皇帝都接受宫廷教育，对汉语文言也就不会有什么障碍。
而李自成是草莽出身，从小到大都没有什么正经读书的机会，直到牛金星加入闯军，李自成才开始向牛金星系统地学习文化。但是当时李自成已经快四十岁了，工作又忙，学文化的效率实在是不高。
结果就是，李自成对字基本都认识，但别人一和他掉书袋，他还是听不懂。所以李自成的文化水平其实和努尔哈赤差不多，也就是自己能看《三国演义》的水平。他读经书、史书，都需要牛金星翻译成白话讲给他听。
但作为开国皇帝，李自成又和朱元璋一样，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不可能把事情全委托给内阁。皇帝文化水平不行，还非得批阅奏章、处理公文，那怎么办？只能大家一起迁就他，降低自己的文化水平，除了在册封、祭祀之类的正式场合用的文章，公文的用词不准超过《三国演义》的难度。为了保险起见，大家都再降一档，照着《水浒传》的水平去写。
而且顺朝的重臣中，像李自成这样的着实不少。像刘宗敏这样，干脆放弃认字，全靠师爷解读文书，倒也好办了，可田见秀、李过、刘芳亮等人都是文化水平不高，年纪大了，学习能力也不行，但非要自己看书。甚至有很多文官，本来是乡下穷秀才，写不了什么锦绣文章，因为从龙较早才身居高位，要是下属们成天在他们面前引经据典，那就是找不自在了。于是顺朝公文的白话比例普遍提高。
要光是这样，这种现象也就能持续一两代的时间。可是顺朝搞了军学系统。初代军学学生净是在农民军中长到十几岁才读书的半大小子，字识得都不多，所以军学教育用的全是白话文。而军学学生毕业之后，高者位极人臣，低者充任胥吏，对官场的影响远大于清朝的八旗子弟，于是“进一步拉低了大顺官场的平均文化水平”。导致顺朝的公文出现了两个体系，文举出身的用文言，武举出身的用白话。文官要和武官对接时，则迁就武官的语言、书写习惯。
至于官府的布告，反而偏重文言，因为反正有很多百姓不识字，不管写的是文言还是白话他们都看不懂，都需要吏员讲解，所以为了显得正式，反而用文言。
所以，就有了李西平现在看到的情况，即便是贵为公爵的李天悦，给下属的命令也净是“务要十分齐整”“你们尽依毛利先生行事”“你且拣十条未曾伤损的洋枪过来”这样老妪能解的措辞。
有现成的、被所有读书人掌握的、成熟的白话文书面语体系，就意味着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运动这一关根本不用过了，在发展工业、普及教育、培养量产型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的时候，不会发生语言阻碍，可以搞白话文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同时这也降低了日本、朝鲜等地的底层知识分子学习汉语的难度，增强了其向心力。欧洲的学术著作，可以直接翻译为汉语白话的书面语言，省去了大量的麻烦。
“李县丞，对这广州军学评价如何？”李西平从教室里出来，迎面碰上一大群人走过来，其中有一个人对他打招呼。李西平有点茫然，你是谁啊？和我很熟吗？刚才上课的历史老师低声说：“快行礼，这是汀国公。”
李西平慌忙作揖行礼，就算是现代社会培养出来的人，对于皇帝的弟弟是什么角色也是清楚的，他可以随和，你打蛇随棍上就是傻了。这事二百年后也不会变。
李天悦说：“李县丞放心，襄京军学的学生，与我们广州的学生水平相仿，到了麻城，不会让您失望的。”
李西平一愣，心说这家伙做总督果然不是全仗着姓李，还是有几分真本事的。李西平来听广州军学的课，就是因为对顺朝的教育水平不放心。崖州军学的管理十分糟糕，经费紧缺，教师严重缺编，只盯着几个成绩好的学生，对那些进学无望的普通学生根本就是放羊式管理。李西平到麻城任职，手下吏员都是襄京军学的学生，而且应该是成绩相对一般，考不上武举的人，所以他打算先看看广州军学学生的水平，做个参考。这个想法他没对任何人说过，李天悦却一眼看出来了。
不过这也不算稀奇，在皇宫的环境长到这么大，只要不是个傻子，再用点心，总能锻炼出些观人识人的本事。
李西平不知道该怎么和一个公爵说话，只是唯唯否否，随口夸赞广州军学几句。李天悦显然也不在乎他回答什么：“既然遇到了，李县丞就和我们一起来吧，今天我来祭拜战死在抗英之役的同学。”
于是李西平就混进了李天悦身后的队伍里。其他随行的官员和教师都不由得对他高看一眼，听国公爷的口气，这位李县丞应该是他旧识，可不能得罪。虽然李西平身上的官服只有八朵云纹，比很多人级别都低，却也无人有轻视之意，有两个七品官还客气地让他先行，李西平连忙辞让。那些八品官就不肯受李西平的让了，一定要李西平走在八品官的第一个。这个队伍看似杂乱，其实是严格按照官职高低排序的，一点也错乱不得。
其实李天悦就是随口和李西平客气客气。能靠军功得官的基层官员，就算是谎报战功，起码也得有去战场上蹭功劳的胆子，不会是废物，所以李天悦遇到这种人都会聊上两句，刷个好感，也费不了几点唾沫星子，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在七品官队伍里，李西平见到了一个熟人南海县令范鼎荣。范鼎荣见了他也是十分开心，但只是微笑着拱手为礼，总督在前面呢，他们也不好在队伍里聊天。
很快就到了目的地，军学的后面的一座闲置建筑里，供奉着几十个牌位。广州军学的教授说：“此次抗英之役，我广州军学的同学共战死四十二人，广州光复之后，一直供奉牌位在此。”
当初韩致常整编军队，准备对英作战，发现各地卫戍部队的基层军官素质实在不行，所以从广州军学抽调了一批学生临时从军。以李西平今天旁听的感受来看，这些学生的素质并不差，有的离真正的近代知识分子也只差临门一脚，这样的人从小接受军事教育，至少做那种带领一二十人的小军官不会有问题。可是他们学习的军事知识实在是太陈旧了，并不适合现在的战争。
结果显而易见，高素质的勇敢军官，战术水平却低，伤亡率比那些狗屁不懂的废物高得。
李天悦恭恭敬敬地上前鞠躬敬香，其他官员也依次上前致哀。忽然，一个广州军学的训导说：“这次抗英，咱们的同学都是按操典打仗的，可这操典全不对啊，上司告诉他们的英军火炮射程、火枪射速、阵型队列，全都是错的，这不是让学生去送死吗。咱中国人再多，也不能这么死啊。四十二个人啊，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一二十岁就没了，学校怎么和人家爹妈交代……”
就连李天悦这种在皇宫里锻炼过脸皮的人，都觉得这个场面尴尬。若是他问心无愧，倒也还罢了，可他和他哥哥的确抱的都是“死多少人无所谓，能杀伤英国人就好”的想法。范鼎荣、李西平这样的人就算死了也只能算伤亡数字，何况几个军学的学生。
军学教授斥责道：“沙场捐躯，乃是军人本分。抗英之役本就是敌强我弱，你抱怨这些有用吗。”李西平这才看见那位训导的脸，看不出多大年纪，反正是已经很老了，须发皆白，站在未入流官之中：“我泱泱大国，自太祖定鼎以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何得被二岛英夷逼到敌强我弱的地步？”
在另一时空听惯了“英伦三岛”的说法，突然听到“二岛英夷”这个词，李西平一时还觉得有些别扭，但仔细一想，显然二岛才是对的啊，不知道大清朝那边“三岛”的说法到底是怎么来的。
李天悦倒不在乎这个训导给自己下不来台，这么大年纪了还是未入流官，就是个普通的教书匠而已，和他计较什么。死了这么多学生，当老师的若没有牢骚，那反而不对了，有牢骚当面讲出来，总归比背后骂娘要好。他前段时间整顿广州军学的纪律，对这位训导的为人也有所了解，本就是好激动的人，素来口无遮拦，啥话都敢说，否则也不会这么大年纪还做这种小官，再加上和学生感情深笃，此次阵亡的学生中还有他故友的孩子，就随口把实话说出来了，倒不是故意要给李天悦难堪。
现在回想起来，在他爷爷顺高宗在世的时候，英国就吞并了孟加拉，当时就应该加强对英国的情报搜集才对，但顺高宗、顺仁宗、德明帝三代皇帝，皆认为缅甸西北的野人山就是兵力投送的极限，连阿洪朝贡都是因为李定国偶然决定导致的意外，何况孟加拉乎。又坚信英国从欧洲万里来此，绝无战胜中国之可能。孟加拉与别处不同，印度是全世界最不需要华工的地方，廉价劳动力人家有的是，所以情报搜集也很困难，就放弃了。
顺仁宗后期，德明帝初期，英国从荷兰手中夺取马来亚，当时荷兰是有意向顺朝求援的，但顺朝觉得何必干涉他们狗咬狗，只要谁也别公开屠杀华人，别让皇帝下不来台，顺朝就不会出手。而且当时顺朝忙于浩罕之役，也确实顾不上南边。
顾不上归顾不上，那也该搜集情报，加强了解才对。孟加拉没有华人，马来亚的华人可遍地都是，然而当时适逢德明帝新皇帝上任三把火，用自己的同学重整陈旧的特务系统，英国占领马来亚这事根本就没人管，就这么凑合下去了。
要是在风帆战舰时代，顺朝皇帝们这么想倒也不能算错，英国人在海外再横，到了广东洋面上，也得老实憋着当孙子。结果这一次英国人把蒸汽战舰开来了，从皇帝到士兵，所有人都傻眼了。
要非说这事就怪顺朝皇帝昏庸腐朽，多少有点冤枉。情报工作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的，还要调集许多优秀的人力资源，哪个皇帝会平白无故下大力气去做防范英国入侵这种违背常识的事情。
可要说皇帝们没有责任，那也不尽然，英国人在顺朝周边的活动越来越嚣张，中亚、印度、东南亚三个方向都有英国人出没，高宗、仁宗、德明三代皇帝难道真的一点都不知道？迷信过去的常识，随便就认定英国人不可能有威胁，这显然与顺朝皇室在边疆战争中接连获胜之后的骄傲自大是有关系的。
但李天悦是甚等样人，你质疑他，就是给他政治表演的机会。他说道：“虞训导说的没错，打了败仗，朝廷岂能没有责任，这不是一句‘敌强我弱’能说得通的，我中华上邦，就不该有敌强我弱的时候。”
虞训导没想到李天悦这么干脆利落就认错了，后面一肚子话都憋了回去。李天悦说：“昔齐威王有言，群臣吏民，能面刺其过者，受上赏，上书谏之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其耳者，受下赏。虞训导有想即言，不腹谤，诤臣也。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英法两国征战多年，法人必有御英之术，朝廷欲选法国军官四人，至广州军学为教师，诸位意下如何。”
这件事李天悦已经在小圈子里透过风，很多人反对，他们很清楚，鸦片战争的结果已经证明了，法国军官教的军事技术，肯定比他们要高明，到那时他们还怎么混？广州军学的教授才是个七品官，李天悦自然不用怕他们反对，可这帮人要是不肯配合工作，也挺难办。李天悦毕竟是公爵不是土匪，办事得讲究个名正言顺，单靠官大去收拾人也不成。
前段时间，李天悦对于广州军学的纪律进行了整顿，裁汰了一些不合格的教师、职工和学生，重新制定了校规。若是搞学术的学校，在校规上像李天悦这样斤斤计较，多半是三流学校，但广州军学可是军校，当然得向军纪看齐。在整顿之前，学生有外宿的，有家里送来酒席，在学校里大吃大喝的，教师还有挂着名但从来不来上课的，着实是不成话。
李天悦已经是公爵了，鸦片战争打得不好，想再进一步封王，那得有政绩才行，他指着广州军学出成绩呢。教出几个优秀的学生，既是他的政治资本，也是将来给他的儿子们铺路。调四个法国教官来，是他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岂能被这帮撮鸟搅和了。
今天虞训导搅局，李天悦就顺便把这件事放出来了，大庭广众之下，我看你们还怎么反对。今天拿话憋住了你们，等法国教官来了，你们再敢闹事，那就名正言顺地整你们。
虞训导第一个说：“他若真有本事，我这训导让给他做！”
众人纷纷腹谤，你是无所谓啊，反正你是个屁大点的官，还快致仕了。可话逼到这个份上了，谁还能说学习法国军事知识是不对的呢？只能随声附和，称赞虞训导高风亮节。李天悦点了点头：“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待法国军官团抵达，其中四人将不去襄京，直接留在广州。”
李天悦给这四十二个阵亡学生的家属每人准备了一份奠仪，让军学教授分送到各家，这场祭奠活动就算圆满结束了。李西平也看出来了，除了虞训导这个几十年升不了官的异类，包括他自己在内，根本没人是来祭拜死者的，都是来消费死者的。
虞训导的话让李西平颇有感触，打着保家卫国的旗号让人去送死的事，无论是在原来的世界和还是现在的世界都不稀奇。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敌人的邪恶也不能掩盖自己人的无能。
众人散去，范鼎荣刚想和李西平叙话，李天悦却向李西平走了过来。李西平连忙行礼，李天悦说：“我有一件事，想请李县丞帮忙。”
第五十八章 威廉霍尔上尉的中国战记（三）
在琼山集结之后，一部分人直接撤回马来亚，而我则率领一个连负责押送俘虏前往香港。这些被俘的中国官员和士兵，将会用来交换我们的被俘人员。
换俘工作在一艘军舰上进行，顺朝的总督亲自出面，他还带来了一部分战争赔款。
中国的官员外出时会有十分复杂的仪仗队，但今天这位同时也是皇帝的弟弟和公爵的总督却没有使用任何仪仗，只是穿着蓝色的军服，带着一批官员和军人来交接。
让我们不安的是，海峡对岸黑压压地站满了几千中国人，既有附近的居民，也有专程从广州、澳门等地赶来的。虽然下着蒙蒙细雨，但是总督没有撑伞，所以所有人都没有撑伞。
最让我吃惊的是，本来以为在崖州就永远诀别的李西平，居然是总督的翻译。
李西平看见了我，但仿佛没看见一样，我也没有与他打招呼，这是外交场合，今天的主角不是我们。
双方各自移交了俘虏，我惊喜地发现，兰开夏的威廉也在其中。
他对我说，他被中国人俘虏之后，带到了台湾岛关押。起初中国官员们对他很好，他有单独的房间和不错的饮食，中国官员希望他能投降，表示可以送他一些台湾的特产，比如说台北出产的金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