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这处心理安慰之后，戈临海提着酒瓶，哼着小曲向家的方向走去。
广东韶州，刚刚被攻破的城市，现在一片混乱。
谁也没想到，韶州这座府城竟然如此轻易地就被攻破了，本地的地方官对于饥民暴动也见得多了，可从没见过有饥民像这样厉害。
和明末农民战争一样，没有军队中的逃兵参与，农民起义很难迅速壮大。本来广东是没有条件产生大批逃兵的，可鸦片战争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鸦片战争爆发之初，韩致常征调广东各地的世兵子弟充实军队，然而，很多世兵早就不知道怎么打仗了，有种地的，有做小生意的，有专门读书做胥吏的，有当地痞流氓的。这些人为了逃避兵役，就花钱雇人替自己去。
这些收钱顶替的雇佣军到了广州之后，接受了韩致常的正规军事训练，又观摩了英军是怎么打仗的。广州沦陷之后，这些人既然是冒名顶替的，自然也不会有遣散费什么的，就一哄而散了，很多人还带着武器，就这样流散回了家乡。
他们能为了几两银子就去替人当兵，可见本来就是在家乡一无所有的人。顺朝的就业岗位增长速度显然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有大量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工作的人。当遇到现在这种粮食减产、商业萎缩的情况，这些无业者没有饭吃，还会打仗、有武器，岂有不造反的道理。
“韶州府尹呢？”“已经自杀了。”“家眷呢？”“就一个小妾和一个儿子在韶州，已经抓住了。”“带我看看。”
这次暴动的总首领韦一井和他的副手俞东走进了一间厢房，只见一个三十来岁的妇人抱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正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韦一井没有任何迟疑，拔出手枪，对着男孩的头开了一枪，顿时鲜血和脑浆四下飞溅。
俞东吃了一惊：“你打死他干什么？”韦一井收起枪：“不打死他，留着他将来报仇吗？”那妇人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抱着儿子的尸体号啕大哭起来。
韦一井说：“有什么可哭的，我三个儿子都饿死了，我老婆也没像你这么嚎。这女人年纪大了，我是没兴趣，哪个兄弟爱要就带去吧。咱们看看那个师爷去。”
韦俞二人又到了另一个房间，这里关着一个三十出头的文士，是韶州府尹的幕僚昌茂荫。
俞东问道：“昌先生考虑得怎么样了？”昌茂荫说：“要我从贼，那是绝不可能的。你们进城以来，倒行逆施，滥杀无辜，昌某绝不与你们同流合污。”
韦一井说：“这打着仗呢，杀几个人而已，你们怎么都唧唧歪歪的，官军不都这么打仗吗。”昌茂荫说：“世间至贵者，莫过人之性命，岂可恣意杀戮？”韦一井摇了摇头：“没觉得。我们村哪年不横死几口子，争几文钱就能动刀子。有个财主的小妾偷人，奸夫淫妇都给活埋了。小时候大旱，我爷爷奶奶和好几家的老头老太都为了省粮食上吊了。人命贵个屁。”
世界观不同，完全鸡同鸭讲。昌茂荫自幼生活在浙江衢州府城，父亲虽然不是富人，却也是个能养家糊口的普通教师，在这种官府管控能力较强的地方，好歹还讲究杀人偿命，抓不到真凶也得花钱买个替罪的。就算是真的吃不上饭的穷人，至少也能乞讨到一碗稀粥，最后是死于营养不良导致的并发症，不是直接饿死。
而在韦一井那个世界，两个村为了争一口水井，就能一口气打死上百人，他的名字就是为了纪念那场“胜利”。村子那点可怜的土地的出产，根本就不可能养活所有人，因为深处内陆，下南洋做苦力的机会都几乎没有。稍微遇到点自然灾害，就饿死一批老弱病残，对于他们来说，死个孩子就和猪仔没养活一样正常。
至于村里的乡绅、下乡收税的税吏，打死个人也不比宰头牛更严重。离村子不远就有土匪的山寨，村里哪个孩子没见过杀人砍头、没见过被大卸八块的尸体？生命是宝贵的？他们自小接受的教育或者说熏陶中，从来也没有这种“奢侈”的概念。
昌茂荫和韦一井说这些，就如同对食人族酋长说人肉是不能吃的，他们互相都觉得对方脑子有病。很多在昌茂荫那个世界十恶不赦的事情，在韦一井那个世界是十分正常的生活方式。有的村子甚至把打闷棍、套白狼当成正常营生，把杀死一个过路的外乡人并抢劫财物视为和种地、砍柴一样理所当然的事情，就像人类猎杀猩猩时一样坦然。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要他们理解人的生命是宝贵的，真的很难。
攻下韶州后，暴动者们和趁火打劫的地痞流氓在城内的繁华地带大肆劫掠，谁敢口迸半个不字，就顺手一刀杀了，强奸妇女的事情自然也少不了。但韦一井觉得自己的军纪很不错，绝大部分手下没有纵火的，而且都能遵照他的吩咐，不踏进那些穷汉力夫聚居的地方半步。为了执行这两条纪律，他还砍了三个人。再说了，官军清剿土匪的时候，不都这么对待匪属吗？韦一井自觉自己队伍的纪律比官军还要高明一些。
俞东的观念又和韦一井不同，他是城市游民出身，也是那些从广州前线逃回的溃兵之一。他在杀戮官绅、拷掠富户的时候也没有丝毫心理负担，但是觉得应该对老幼妇孺网开一面，也反对劫掠那些薄有家资的中层市民。不过他的意见并非主流，还是韦一井那派人多。
韦一井也懒得和昌茂荫多说：“既然不投降，就再关他几天吧。”转身出去了。
俞东也跟了出去。韦一井说：“这造反还是得有几个读书人的，咱们连个管账师爷都没有，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咱们有多少粮食。我不会和念书的打交道，老俞你就多上心吧。”韦一井通过戏曲、评书知道造反要成大事，都得有读书人当军师，但对于为啥要有读书人，并不清楚其中的缘由。
韦一井说：“弟兄们抢了两天，也差不多了。传下令去，今天晚上……那个晚上不让出门叫什么禁来着？反正就是这个禁令，今天晚上谁也不许出门，明天开始，杀人的剁头，抢东西的剁手，搞女人的剁鸟。如今我们打下了府城，也该有个名号。弟兄们有说让我做将军的，有说让我做皇帝的，还有说让我称个什么神仙转世的。”
俞东急忙说：“应该做将军啊。神仙转世什么的咱自己都不信。凡事都要一步步来，现在咱们才打下一个府城，还是做将军好，要做皇帝，起码也得打下省城才行。”
韦一井说：“我倒是无所谓，不过我当了皇帝，你就是丞相、大将军，兄弟们也能做个尚书侍郎什么的。我要是当将军，你就只能当副将了。”俞东哭笑不得：“造反之前我就是个大头兵，做副将有什么不好。我可做不来什么大将军，你当大将军就很好了。”
韦一井拍了拍俞东的肩膀：“这事咱们晚上再商量。我去看看城外的工事修得怎么样了，你去传令，让兄弟们回营房吧。”俞东说：“守韶州这事，是不是再商量一下？我们现在实力尚弱，官军四面八方来围剿，守城恐怕会很吃力。”韦一井笑道：“官军都废物得很。这事晚上再一起商量吧。”
韦一井带着几个护卫出城去了，俞东安排人传令，约束士兵回营。正事办完之后，回到府衙中自己的住处，却有些前途未卜的感觉。
俞东的水平也不是很高，但是他比韦一井多一些见识。作为一个农民起义者，韦一井其实已经很不错了。除了有点好色，已经抢了好几个乡绅家的小姐，他这个人按照绿林的标准没有什么缺点。很讲义气，也没有贪婪、懒惰之类的致命缺陷，打下府城之后有了享受的条件，却没奢侈铺张，衣食标准只提高到乡下土财主水平。也很勤劳，进城之后一直在忙工作。
如果没有韦一井的组织号召，俞东绝不可能发起如此声势浩大的暴动。若是让俞东做领袖，恐怕这支几个县的饥民、游民拼凑起来的农民军现在已经在为了争夺战利品火并了。
但韦一井也有很强的局限性，他就是个村民，造反之前去过的最繁华的地方就是县城，眼界见识比俞东还差好大一截，更赶不上当年贩马的高迎祥、做驿卒的李自成。韦一井甚至不知道真正的官军应该是什么样，以为韶州的驻军就是官军中的精锐了。这个人一点都不笨，如果假以时日，学习更多的知识，或许能成大事，可他现在的水平离做皇帝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俞东也不算高明，但好歹他对政治有一点浅显的认识，不像韦一井那样全然不懂。俞东认为，自古造反要成功，必须得朝中有昏君奸臣，地方上有贪官污吏，老百姓民不聊生。现在贪官污吏是有了，朝中有没有奸臣不清楚，不过听说皇上可是个好人。
虽然事实上德明帝离“好人”这个标准的差距不比韦一井和皇帝的差距小，但德明帝至少不是个昏君，没有干出那些作死的蠢事。就算是暴君，也是个伪装得很好，善于沽名钓誉的暴君。何况德明帝做的这些事按照皇帝这个缺德职业的标准来说还不至于称为暴，也就是自私自利罢了。所以，俞东这个判断尽管过程歪了，结论却是没错的。
而且俞东见过韩致常的主力部队是什么样，就算打不过洋人，难道还打不过老百姓吗？虽然韩致常的兵马被洋人打垮了，但朝廷总不会只有韩致常这一个能打的将军吧？
所以，俞东坚决反对韦一井称帝，一来是打个府城就当皇帝确实有点着急，二来是俞东一开始就抱了“实在不行就招安”的念头。他打从造反之初，就压根不相信韦一井和自己能改朝换代，若是湖南、江西那边全都到处爆农民起义，他们在广东造反，倒可以搏一搏，说不定有诸侯之份。现在别处都没反，就他们带头反，撑死也就是“震动半壁江山”，若是贸然称帝，将来投降都不好投降。
所以李西平猜得没错，这样的队伍不可能成事，连他们的领导人自己都不信。
但是，那些能成事的队伍，也都是从这样的乌合之众发展来的。当只有韶州这一支队伍的时候，大顺官军的确几个月就能镇压，可等到将来遍地烽烟，来不及镇压的时候，韦一井、俞东这样的人就会有学习的机会。一万个人里死上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最后活下来的那个人就叫李自成。
第六十章 梧州
江户，这座日本最大的城市，是因为聚集了大量的武士而形成的，再加上全日本的大名都会定期在此居住，以政治带动消费，让江户有了与普遍贫困的日本列岛不匹配的繁荣。
鸦片战争中，英国军舰一度靠近江户，引发了不小的恐慌，但是英军终究没敢进攻这座集结了十万武士的巨型城市。虽然英军根据在九州的经验，估计这些武士的战斗力多半比韩致常的部下还差一截，但是这个数量实在是太棘手了。
此时日本列岛的人口大约三千二百万，比不列颠群岛的人口还要多数百万，这还是日本农民长期有意识地少生孩子的结果。除非农业技术取得重大进步，否则实在是难以再养活更多人口了。
理论上来说，这里是顺朝的国土，但是顺朝在这里的存在感非常薄弱，顺朝派来的日本国相只负责一部分礼仪工作，并不干涉日常政务，除非是日本王要指定继承人、改易某个大名之类的事，他才会向天子报告，一般来说也没有不批准的。
驻扎在江户的顺军，只有区区三百人，而且大部分士兵都是日本人。
这里是大顺，但这里依然还是日本。与李西平那个世界最大的差别，大概也就是唐人町的规模大了不少，还有不少日本人采用了唐式服饰。学汉语对于武士的重要性提高了，但也就仅此而已。
德川幕府留下的这套幕藩体制固然有很多弊端，但是顺朝实在想不出有别的办法可以统治日本了。所以顺朝对日本的统治思路是一切照旧，能少干涉就少干涉。
现任日本王名叫伊达法治，这个看上去有点奇怪的名字，分别来自两个人，“治”字来自他的父亲伊达宗治，“法”字则是他元服时顺高宗李光法所赐。按照中国的传统，皇帝名字用的字，别人是不能随便用的，不过顺朝在短暂实行避讳制度之后，将其废除了，只要不和皇帝完全同名就行。日本既然有主君颁赐一字给臣子的传统，顺高宗也就入乡随俗。反正日本王按照是仅次于皇帝的尊贵之人，只给他一个人颁赐名字，礼法上倒也好解释。因为受顺朝的影响，日本的人名用字也出现了一些在李西平那个世界不常见的字。
此时的伊达法治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他七十三岁了，没有儿子。
伊达法治先后生育过五个孩子，但除了最小的女儿，都死在了他前面，而且没有留下孙子。不久前，伊达法治已经决定，过继自己的族侄，萨摩藩主伊达宗齐为嗣。
伊达法治并不是因为伊达宗家绝嗣了，才从分家过继嗣子，正相反，他的父亲子嗣繁多，他还有两个弟弟和一大群侄子、侄孙在世。
正因为有这帮人在，他才非要过继一个儿子不可。
伊达宗齐眼下不在日本，正在京城的国子监读书。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海路断绝，不久前才恢复，因此他还没有回到日本。
这个议事间里，除了伊达法治只有三个人：户曹鬼庭忠家、礼曹支仓信重、兵曹片仓廉纲。从他们三个人的姓氏就能看出来，都是伊达家的谱代大名。伊达氏受封日本王之后，对一些职务的名称做了调整，效仿朝鲜设立了与六部对应的六曹。
伊达法治的眼睛很混浊，已经看不清眼前三个人的容貌了，好在耳力还不错。他问道：“英人所提之事，眼下还只有你们三个知道，但时候一长，这个秘密终究是守不住的。究竟如何处置，数日之内就要有决断。”
支仓信重说：“臣以为，英人之言可信。当年日本所以臣服大顺，只因大顺有水师，大洋已成坦途，故我国与朝鲜、安南无异，只得降服。如今大顺水师已为英人所破，我国如得英人臂助，自建水师，练新军，又何必再畏惧大顺。”
三人中年纪最大的鬼庭忠家愁眉紧锁：“西洋船炮何其昂贵，如今我国金银俱缺，如何购买得起。我国锁国二百年，在大顺治下百七十年，所用铁炮、大筒，皆依战国旧式，战船更是与渔船无异，只能沿海缉私罢了，沿海防卫全靠大顺水师。如此下来，哪里还有能造新火器、新战船之工匠，一应火器，皆仰赖洋人鼻息，岂不是任凭他们开价。”户曹是管钱的，鬼庭忠家自然就想到了这方面。
日本曾经被欧洲人称为“金银岛”，丰富的金矿和银矿引来了无数人的觊觎，但无论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还是荷兰人、英国人，都不可能在亚欧大陆最东端集结起足以征服日本的军队。
然而，当顺朝补齐了水师的短板，日本就和支仓信重所说的那样，和朝鲜、安南没有多少区别了。顺军要打赢日本毫无难度，所虑的只是无法统治。
日本向顺朝称臣之后，就面临了十分严峻的问题顺朝的手工业，实在是太吓人了。
就算是李西平那个世界的大清朝，手工业也是无可争议的天下第一。顺朝不仅没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更多地保存了江南经济的元气，而且推行了永佃制，这导致了土地兼并受到遏制，地租收入有所下降，虽然总体来说还是少，但相对更多的资本流入工商业。所以，顺朝江南手工业的发达比清朝更胜一筹。
在日本闭关锁国，中国航海技术落后的时候，尚且有贸易壁垒横在中日之间，而现在，大海变通途。
顺朝在打败日本之后，似乎表现得非常有“上国气度”，既不要割地，也不要赔款，除了留下几个官员和一点微不足道的军队，并没有更多对日本的控制，顺朝的水师也的确在保护日本的海岸线，打击海盗，防御西洋人入侵。
然而，从此之后，顺朝的皇商疯狂地将大陆上的手工业产品输入日本，除了要上交给伊达家的正常关税，没有任何其他限制。17世纪的日本手工业，哪里是江南这种敢和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掰手腕的强势手工业可以比的，很快就被冲得七零八落。制瓷业就不用说了，不管是濑户烧、信乐烧、备前烧、荻烧、伊万里烧，统统被景德镇的瓷器从日用品打击成了“传统工艺品”，丝织业也是一样，结城、加贺绢、西阵织、博多织、萨摩，也都只能在传统礼服制作方面苟延残喘。就连毛笔、砚台、漆器、雨伞这些东西，“唐货”都占据了极大优势。
在手工业凋敝的同时，日本还面临着贵金属的大量外流，大顺一不偷，二不抢，三不敲诈勒索，就是用一船船的货物，把日本的金、银、铜都给套走了。随着金银矿渐渐枯竭，日本列岛出现了很严重的通货紧缩，经济的发展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虽然顺朝并没有制定什么特意打击日本的政策，可是以整个国家为先，让日本不能再出台以日本为先的政策，在事实上就会损害日本的利益。就算是在顺朝内地，也有类似的问题，中枢朝廷对于地方保护主义的限制，很多时候都会引起地方的强烈不满。
如今当年转型的阵痛早已过去，已经忍了一百七十年了，也不是不能接着忍。不过，因为这些情况，日本很难拿出足够的钱去扩军备战。
一百七十年来，日本的武备毫无寸进，军工的底子早已荡然无存，最熟练的工匠，也只会打造和当年织田信长用的别无二致的铁炮。现在突然要他们学习制造新式枪械，谈何容易。
伊达法治看向片仓廉纲。片仓廉纲也不能再藏着掖着了，他非常坚决地说：“此事万不可行，信英人之言，取祸之道也。”伊达法治略微颌首：“请详解。”
片仓廉纲说：“若是从英人之议，建水师，练新军，确可脱离大顺，可脱离大顺之后又当如何？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如鬼庭大人所言，我国军备仰赖英人，那英人对我国的控制，岂不比天朝更深？”
“英人所欲售卖者，鸦片、呢绒、棉布耳，届时英人若要鸦片入国，我国许是不许？许，任此毒物泛滥，有亡国灭种之虞；不许，英人撤去援助，待大顺水师重建，日本将有灭顶之灾。我等既知用西洋船炮，天朝与西洋往来二百年，焉能不知？英人兵少，难侵日本，可是若激怒大顺，以西洋兵舰运兵数万至九州，日本焉能抵挡？”
“我国缺银，与大顺交易，尚需以米易布，英人要米何用，是以其布必不得售。名为扶持日本，实为觊觎大顺，若再侵大顺，必以日本为马前卒。从之，则为他人火中取栗；不从，则为英人所弃，大顺必追算自立之事。从之若胜，大顺岂无一二姓李者肯卖国，入主中原日本无分；从之若败，则成大顺死敌，英人既败，日本如何抵挡大顺之报复。”
“当年建州爱新觉罗氏，轻取辽东，六入中原，纵横无敌，逼得前明加派三饷，义军怒火燎原，于是爱新觉罗氏身死族隳，子孙易姓，忘祖宗之语言。我等边陲之人，不惧中原之浑噩，当惧中原之惊醒。若是中原尚在醉梦之中，日本奋发图强，或有赶超之机，今英人辱天朝太甚，我日本士人，言及萨摩之事，未尝不义愤填膺。日本用西洋枪炮，大顺亦用之。日本无大顺之财力、大顺之物产、大顺之精兵、大顺之工匠、大顺之学堂、大顺之外交，却欲赖英人之助，超胜大顺，此等妄想，何异于梦中呓语。”
支仓信重说：“可若不把握此千载难逢之良机，待大顺强势，日本更无自立之望。”
片仓廉纲说：“日本欲强，当修德富民，待天时有变，争天子之位。秦皇嬴姓，东夷人也，周德不修，继之为天子；唐朝李氏，半夏半狄，数代与独孤、长孙诸氏婚，亦无损其天子之德。伊达氏纵不能成始皇之功，亦当效五霸之业，岂可自弃于中华，混同于蛮夷。”
“支仓家先祖常长公也曾出访欧美，见墨西哥之景象，五百万人口之大国阿兹特克，国中尽为西班牙人之混血，说西班牙语，用西班牙文，信切支丹教，阿兹特克之语言文字、宗庙社稷，俱荡然无存。天朝秩序之内，汉人做天子也好，朝鲜人、安南人做天子亦罢，日本仍为日本，依旧说日语、用日文，祭拜祖先神道。若是天朝沦亡，似印度一般，只怕百年之后，世上再无和人，江户改名新伦敦，日本列岛俱是说英语之白种切支丹，不过增一习俗感恩节时食寿司，感激我等把祖宗基业拱手让人。新英格兰土著刀耕火种，本就孱弱，败给力强之欧罗巴人，无甚羞愧之处。我日本乃海东盛国，千载文教，若是步其后尘，九泉之下岂有面目见列祖列宗。”
顺朝倒也没有刻意封禁日本人，不让他们接触西洋书籍，但是让这些传统的旧武士直接靠看书就学会科学技术，也不太可能，他们也就把欧洲的历史搞明白了。大顺修订的中文版欧洲历史，着重宣扬的当然是阿兹特克和印加的灭亡、十字军耶路撒冷屠城这些事。
因为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日本比顺朝更害怕基督教的传播。顺朝至少在理论上敢声称自己是人人平等的，一个穷光蛋想当一品大员，也可以啊，你去考科举呗，又没人拦着不让你去。至于你跟东村的李老爷借粮过冬，欠了一屁股债，连本《论语》都买不起，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反正我们的制度是“公平”的。在大顺，梁山好汉招安之后当节度使被认为是理当然的事情，伊达家敢封一揆的首领做大名吗？
鬼庭忠家眉头紧皱：“更可虑者，日本万万不能与大顺争斗啊。与英国争斗，尚有大顺来救，大名不敢妄动，若是与大顺争斗，必有大名投靠大顺，欲夺王位。”
片仓廉纲讲的那些大道理，没怎么打动伊达法治，但鬼庭忠家这话说到伊达法治心眼里去了。就凭英国人现在的技术，想挑唆大名反对伊达家，还差着几十年的学习呢，可大顺不同，这是他们的专长。伊达家的统治比当年的德川家更不稳固，亲藩大名和谱代大名的比例都比江户幕府要低，不知多少外样大名盼着伊达家赶快招惹大顺，他们好上位，其中以离大顺近的九州、西国诸藩尤甚。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个近侍的声音：“王上，有紧急军情。”
伊达法治倒是不慌不忙：“进来。”英军都退了，能有什么紧急军情，总不能大顺为了他私自接见英国使者这点破事，就连派人询问的过程都没有，直接发兵来来兴师问罪。
“禀报王上，松前福山藩传来消息，北海道有俄国大船出现，打沉大顺渔船一艘，库页节度使已整军备战，请求王上命东北诸藩做出兵准备。”
“北海道”这个名字本来应该是在明治时期才出现的，但是在这个世界，德川幕府还在的时候，顺朝为了征伐北清，在日本海方向派出了多支探险队，和阿伊努人有了接触，德川幕府为了增加自己对这一地区的“自古以来”依据，就画了地图，既然日本已经有东海道、西海道和南海道，那这里就叫北海道吧。但是这并没有什么用，顺朝推翻德川幕府之后，谁管你地图怎么画，除了北海道岛最南端的松前福山藩仍归日本管辖，北海道岛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划归了库页节度使，不过“北海道”这个名字就此保留了下来。
这下，伊达法治和三个重臣倒是都懵了。北海道有英国船、法国船不奇怪，俄国已经被赶出太平洋一百年了，他们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而且是在这个大顺公主马上要嫁给俄国王子的关键时刻？
广西，梧州。
把柯济阳和凤嬷嬷交给李天悦后，李西平一行人便离开了广州。北上江西的道路因为韶州的农民起义而被阻断了，他们便绕道广西，从广州乘船，沿西江一路上行，便来到了广西梧州。
这一路上，一行七人吃喝拉撒都在船上，甚是乏味，无事可表。到了梧州，终于要下船住宿了。
梧州是一处大码头，西江与桂江在此交汇，若是沿着西江上行，是通往南宁方向，而李西平他们要在这里换船，沿着桂江前往桂林，从桂林去湖南，大体上就是沿着李西平那个世界太平军北上的路线前进。
刚一下船，李西平就看见了一件奇事：码头旁边的一块空地上，齐刷刷跪着上百名乞丐。一见有人下船，众乞丐立刻捶胸顿足、号啕大哭，呼喊老爷太太之声震天彻地，却没有一个人上前索讨，仿佛有一条无形的线拦住了他们。
见李西平不解，码头负责接待的一名小吏说：“过去码头上乞丐众多，还有扒手混于其中，着实混乱，又不能不许他们乞讨，断了他们生计，府尹大人就定了规矩，所有乞丐只许在旁边的沙土地上乞讨，这铺了砖的地面谁也不许踏上半步，否则就要吃棍子。起初有乞丐不服来闹，把屎尿扔得到处都是。府尹大人直接定了他们一个冲击衙署之罪，当场打死了两个，之后就老实了。”
李西平看了看旁边站岗的卫兵手中一丈来长的大棍，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官府被乞丐挟制这种荒唐事，历朝历代都不稀罕，许多地方官害怕担“激起民变”的责任，不敢采用雷霆手段。这个梧州府尹显然是不怕的，在官场上门路够硬，不会有人借此整他，那么打死两个乞丐也就不算事了。可为了“净化市容”，直接把这些穷苦乞丐往死里打，这也未免太过酷烈。虽说乞丐之中有很多其实是地痞流氓、小偷强盗，可是能被派出来冲锋陷阵，往码头上泼屎尿的，能是真正的犯罪分子吗？不过是为了几块饼子就来当炮灰的可怜虫罢了。
李西平说：“你们这里的乞丐也归团头管吗？”宋代的时候，所有行业的行会首领都可以叫团头，但是到了明代，这个词渐渐专门用来称呼乞丐的首领。有的带着手下从事殡葬、打更、管理街闸、打扫卫生之类的正当行业；有的则完全以剥削乞丐为生，乞丐若是不给他们上贡，就得挨一顿毒打，不许乞讨；有的干脆就是黑恶势力，指使手下乞丐盗窃、斗殴、拐卖儿童。
顺朝为了遏制这种乱象，把团头改为各地周县衙门的经制吏，至于实际效果嘛……要是连这么深入基层的事都管得明白，那还叫封建王朝吗？果然，小吏回答说：“看街的、巡夜的这些人，都归团头管，乞丐自有丐头，团头不大说得上话。”
李西平又问：“这里的乞丐一直这样多吗？”小吏答道：“原本只有三四十，自打广东闹了洋毛子，就变成一两百了。梧州码头兴盛靠的是跑广东的粮船，这一打仗，船行都说没有生意，亏本经营，全在裁人，给的遣散费不够塞牙缝的，这些人没有谋生之法，只能当乞丐。一开始原来的乞丐不许他们乞讨，见了就打，后来官府干预，这些人又越来越多，也就不打了。”
陈思舜问道：“要不要施舍他们些？”李西平点了点头，潘如在从钱袋里抓出一把铜钱，用力一掷，抛进了乞丐堆里，众乞丐顿时哄抢起来。潘如在拍了拍吴老二的肩膀：“管管他们。”吴老二挥起李西平的马鞭，抽了抢得最猛、拼命推搡他人的两个青年乞丐几鞭：“抢什么抢！谁捡到就是谁的，再抢把你们抓去衙门打板子！”
李西平颇为不悦：“你就不能好好给他们？”潘如在说：“跪在前面、嚎得最惨的这些，都是年轻力壮的，老弱病残挤不到前面来，不这么扔，他们一文也捡不着。都要饭了，还要脸干什么，就别讲究什么不食嗟来之食了。”
那个小吏也说：“是啊，这位师爷这是有仁心的。有的人故意扔得刁钻，引诱这些乞丐去争夺，上个月有人故意扔了块银子在水里，乞丐们纷纷下水去捞，连踩带溺，死了四个人，伤了五六个。”其实和各种权贵的变态嗜好相比，花钱戏弄乞丐已经算是比较正常的了。
李西平叹了口气，打算赶快去驿站，好眼不见心不烦，可偏偏有人阻挠他，乞丐群中，有一个人高喊着：“李大人！李大人！救命！救命！”
李西平颇为纳闷。虽说他现在也有些知名度，可《英营历险记》又不是连环画，上面更不可能有他的照片，广西怎么会有人认识他？
李西平探头看去，见是个头发白多黑少、衣衫破烂的老乞丐在喊他，李西平想不起来在哪见过这个人，但还是对锤子说：“把他带过来。”
吴老二拿出马扎，让李西平坐到码头旁僻静之处的一棵树下，锤子把老乞丐带到李西平面前，老乞丐噗通一声就跪了下来，连连磕头：“李大人！求您救命！”
顺朝是不允许百姓随便向官员跪拜的，此举大违礼制，但乞丐并不在礼制的管辖范围内，正如潘如在所说的，要饭就不能要脸，乞丐见谁都是灰孙子，怎么磕头都无所谓。
李西平说：“这位老丈，你认识我？”老乞丐哀求道：“小人王宗，在广州时与大人有过一面之缘，恳请大人念在……恳请大人救命！”
很显然，他也不知道应该让李西平念在什么的份上，因为他和李西平压根没交情，不仅没交情，甚至可以说有仇。
李西平费了好大劲才想起来，这人不就是他来到这个世界后见到的第一个官员，原广州防御使王宗吗。这人本来长得就老，在广州当官的时候，才四十多岁年纪，就已经胡子花白了，现在当了乞丐，头发胡子更是没几根黑的，再加上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也难怪李西平不认识他。
而且李西平本来就只见过他两回，第一次是在大虎山炮台远远望见他一眼，第二次就是李西平“栽赃”他私通英国人，献广州城。
严格来说，李西平做的事也不算栽赃，因为全城的官员都知道广州献城的首谋的确就是王宗，只不过毛利明元当时没有证据能证实这一点罢了。更何况之后抄检他的住处，查出他克扣给英国人的赎城费，这可是证据确凿，所以王宗被发配广西，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还是得赖他自己，和李西平没多大关系。
显然，王宗现在也根本没心思恨李西平，他已经走投无路，好不容易见到一个熟人，就算是过去的敌人，他也得抓住这一线希望。
李西平说：“王先生不必如此，站起来说话吧。王大人不是去思恩府了吗？如何会在这里？还有那位广州府尹叶大人呢？”王宗爬起身来，低着头，弓着腰：“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小人和叶兄原本是要发配思恩府的，中途得朝廷恩赦，天恩浩荡，改配梧州府。”这倒是很正常，德明帝本来也没打算深究献城之事，所以对于这些人的处置很宽容，发配是一定要发配的，但也不必发配到很偏远的地方。广西现在早已不是当年的蛮荒之地，尤其是在梧州这样的交通枢纽，人口密集，经济繁荣，发配到这里已经不算什么惩罚了。其实王宗如果没有献城，单是侵吞赎城费，以贪污论处，可能就流放台湾了，现在成了“政治犯”，反而是因祸得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