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杨光裕还是欢迎外孙子来探亲的，杨家的荣华富贵靠的就是外戚身份，等到德明天子龙驭宾天，李盛乐就是杨家唯一的靠山，岂能不搞好关系。
对于李盛乐的现状，杨家也是很满意的。当饭桶好啊，饭桶不招灾不惹祸，不被新皇帝记恨，这样杨家就可以和那些“普通”的靠贵族做后台的皇商一样，继续专心和自家养殖场里的畜生打交道，不会被卷进政治旋涡，朝廷里的那帮人，可比畜生难对付多了。
见三个舅舅都来了，李盛乐急忙下马问安，李盛慧也是一样。尽管杨家三兄弟是李盛乐的舅舅，不是李盛慧的舅舅，可那也是长辈，长辈和他们打招呼，他们是绝不可以坐在马上不下来的。否则不要说德明帝，就是白宪看见了也必须教训他们。
杨家三兄弟自然也不敢真的在皇子面前充大辈，虽然顺朝没有奴仆，但他们实际上的身份就是皇家的奴仆，就算是自己的亲外甥，那也是主子。双方客气一番，大家一起上马前往潘家庙。
听说程明道是军学的学长，杨家三兄弟对他也是一番恭维客气。程明道毕竟涉世不深，他因为家境不好，没少被同学嘲笑，刚到京城的时候，到一个川籍京官门前投帖，还被门房勒索鄙视一番，见皇子的舅舅们竟然这样尊重自己，心里对杨家和五皇子的好感度一下子拉满了。
其实杨家三兄弟只是例行公事对他客气而已，那些缺少管教的贵胄子弟或者狗仗人势的恶奴，会做出羞辱穷人这种不理智的事来，而杨家三兄弟是跟着父亲一起经历过创业期的，虽无奇才，却也都不是废物，当然不会干这种无聊的事情。
京师军学的学生，要么有个好爹，要么会考试，像程明道这种连枪都买不起却还进了京师军学的，将来肯定能考个一官半职，哪怕只是微末小官，去哪个县里当典史、巡检，指不定哪天就需要他给杨家签个批文什么的，闲着没事得罪他干嘛，说几句客气话又不会闪了舌头。
看着程明道一副要报知遇之恩的样子，三兄弟中的老大杨崇本心想，这孩子平时怕是没少受白眼。他不禁想起当初自己跟着父亲跑业务的时候，那时他姐姐已经做了妃子了，可那些高级贵族还是瞧不起杨家父子，把他们当仆人一样使唤。
其实这些人的祖先身份又能高到哪里去？有补锅匠之类的小手艺人，有端茶倒水的伙计，有矿工，有刷马桶、倒夜壶的小厮，有盗马贼，可还不是都成了侯爵、伯爵。想当年永昌皇爷做了皇帝之后，接见京郊百姓，看见年纪大的还尊一声“老先生”，甭管是真客气还是收买人心，起码人家还知道收买人心。
再看看现在这帮勋贵，和当年明朝的勋贵又有多少区别？要说一个干正事的都没有，那有点冤枉，毕竟这么大的基数呢，总归能随机产生几个正常人，至于剩下的那些人，还不如咱这个饭桶外甥呢，起码饭桶不膈应人。
潘家庙就在南苑边上，转眼即到，杨光裕亲自迎了出来。如果只有李盛乐，按礼法他是不该出迎的，不过对于李盛慧和程明道，他可以不按长辈对晚辈的礼数，以客礼相待。
杨光裕的年纪还没有他女婿大，不到六十岁，精神矍铄。庄上已经准备好了宴席，摆的是私宴，只分宾主，不仅两个皇子，程明道和四个御前侍卫也都受邀同席。
今天宴席所用的材料，和皇宫里用的是一样的，而且还比皇宫用的新鲜，更没有皇宫里吃饭那么多烦琐的规矩。
顺朝开国之初，就听说过朱元璋制定“四菜一汤”规矩的传言，不过没人真信，这事的可信度和“珍珠翡翠白玉汤”差不多。翻翻《南京光禄寺志》，就知道朱元璋吃的是啥。
早膳十二道：羊肉炒、煎烂拖齑鹅、猪肉炒黄菜、素插清汁、蒸猪蹄肚、两熟煎鲜鱼、炉肉、子面、撺鸡软脱汤、香米饭、豆汤、泡茶。
午膳二十四道：胡椒醋鲜虾、烧鹅、焚羊头蹄、鹅肉巴子、咸豉芥末羊肚盘、蒜醋白血汤、五味蒸鸡、元汁羊骨头、糊辣醋腰子、蒸鲜鱼、五味蒸面、羊肉水晶角儿、丝鹅粉汤、三鲜汤、豆棋子面、椒末羊肉、香米饭、蒜酪、豆汤、泡茶。
一个皇帝如果理智，就不会出台执行不下去的命令。皇帝一顿饭吃二十四道菜也不算很多，真要是要求四菜一汤，那肯定根本执行不了，就算皇帝意志力惊人，自己能坚持，后辈儿孙也会拿他的话当放屁。别说后辈儿孙了，李自成自己都不能忍，都当了皇帝了，还不能想吃什么吃什么？
这世上的确存在能一直节制自己欲望的人，比如说田见秀，当了公爵还能布衣简食，后来信佛，更是一生持斋。按理说他信的是藏传佛教，是可以吃肉的，但田见秀说那是因为藏地素食不足才设的方便法门，他现在贵为公爵，想吃什么都吃得到，所以还是吃素。
但李自成显然不是这类人，条件艰苦的时候，他可以和士兵一起吃草根啃树皮，当了天下第一反贼也依然与无名小卒一样吃大锅饭。可现在他的兄弟们都已经改行做地主了，李自成当然也是按皇帝的标准吃东西。
既不能太少，也不能太铺张浪费，所以顺初的御膳标准定为早中晚三膳，每膳十二道菜。李自成并不懂吃，也好糊弄，反正崇祯皇帝的厨子做的不管是啥菜都比过去吃的头盔煮橡子好吃。
到了后来，十二道菜的标准满足不了后辈皇帝的需求了，老祖宗定的规矩又不好改动，就变成了御膳房准备几十道菜，但皇帝只挑其中十二道吃，其实还是和明朝、清朝的皇帝一样。这又不是《中华一番》的世界，哪个皇帝能有一口气尝两百道菜的好胃口，真正动筷的其实最多也就十几道。
皇宫里吃饭，虽然并没有传说中“皇上不许添饭”“一道菜最多吃三口”这样的规矩，但麻烦也不小，一举一动都有礼数，不能恣意妄为，皇上多吃点饭菜没什么，但肯定不能手里抓着羊骨头，啃得满嘴流油，连郝摇旗当了将军之后都不这么吃饭了。
其实在杨家这么吃饭也是不合规矩的，但杨家再富也是个海户，别看老百姓见了他们杨老爷长杨老爷短，但他们家对于顺朝的贵族们来说本质上还是个农家乐，所以就算有什么失礼的地方，也无所谓。
李盛慧、程明道和四个御前侍卫当然还保持着斯文，李盛乐可撒了欢了，中午饭吃得虽多，却一点也没妨碍晚饭，甩开腮帮子，撩开后槽牙，吃了个沟满壕平。饭后又拉着李盛慧和程明道去看动物。杨光裕本来想和李盛乐说一下关于他姐姐五皇女李繁恩即将订婚的事，十二岁的人也不小了，有些事该让他知道，可看这个样子，还是算了，要他参与正事，还是过几年再说吧。
孩子们围着笼子看孔雀的时候，他们的老师也没闲着。入夜之后，白宪换上了一副文生公子的打扮，把假发仔细打理一遍，带着四个随从来到了右安门内的一处地方孔雀坊。
这里可就不是看孔雀的了，白宪刚到门口，就有鸨母前来招呼。
孔雀坊的鸨母不是影视剧里常出现的那种奇形怪状的形象，而是一个二十四五的少妇，装束虽艳，却能恰到好处地体现她的风韵。想也知道，真放一个饬得跟岔毛鹦鹉一样的老太太当大堂经理，哪个客人口味那么重敢往里闯？
白宪是个侯爵，身份显赫，家财万贯，按理说没有来这种秦楼楚馆的需要，无论是想听曲看戏，还是要找女人，在自己家里都能解决。但是在家里娱乐，毕竟没有这种声色之地的味道。
俗话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白宪这个身份，去偷肯定是不行，但装扮成寻常读书人狎妓赏舞，兴致来了写几首诗词，还是很好的消遣。其实他化装不化装都无所谓，京城哪有不认识他的，白侯爷虎老雄心在，全京城的高档行院哪个不知哪个不晓。
按说他这种大贵族逛窑子属于严重违纪，但这年头，只要你别打着侯爵的仪仗进妓院，也没人管你。皇帝知道此事，但从不查究，反正也不指望这帮人去打仗治国，和妓女鬼混总比抢男霸女强。
安全问题不用担心，孔雀坊真正的幕后老板，就是皇上的老丈人之一，京城首屈一指的娱乐业大亨，四皇子李盛慧的外祖父丑北海。在这里站岗的护院，都是从京营退下来的士兵。
孔雀坊选的地址也是绝了，南北两边各有一座衙门：南边是京师守备营的外城总巡司，巡逻的兵丁一直进进出出；北边是宛平县衙下属的外城巡捕司，是负责整个京城外城西半边治安的地方。妓院的背后是座粮库，同样有京师守备营的兵丁把守。三处暴力机关、军事重地之间，居然夹了一座妓院，就差把“不好惹”三个字写在匾上挂在门口了。
就算真有什么危险，白宪这四个随从也不是吃干饭的，其中两个是比较伶俐精细的跟班，另外两个则是武艺高强的保镖，身上都带了武器。高手在民间的毕竟还是少数，高手给权贵当打手才是常态。
白宪和鸨母说笑几句，十分放松地进了孔雀坊，踏上了上楼的楼梯。楼上也有人下来，见白宪他们上楼，便侧身让道。
就在双方交错的一瞬间，那个人猛一抬手，一支手枪顶住白宪的头，扣动了扳机。
第六十二章 放下你的鞭子
潘如在、锤子和吴老二去罗粒巡检司打探消息了，李西平闲来无事，在离梧州馆驿不远的一家戏院看了场戏。
戏院的票价对于李西平来说很便宜，但也不是码头上卖苦力的工人们消费得起的。来看戏的人身份最高的就是李西平这样的下级官员，最低的也是私塾教师、粮行文职雇员之类的人。
李西平这回算是开了眼界了，头一次看见有用小提琴和吉他伴奏的粤剧。
仔细一想，似乎也没什么毛病，既然从奚人那里学来的胡琴、从波斯人那里学来的竖箜篌都是中国传统乐器，凭啥从欧洲人那里学来的小提琴和吉他就不算传统乐器？就和孙乐安认为听诊器是中医传统设备一样，对于艺人们来说，从他们生下来开始就见他们的爷爷在用这些乐器，当然是传统乐器。
散了戏，李西平和陈思舜、魏伯焘、魏仲恺出了戏院，走出没多远，就听见有人一声大喊：“放下你的鞭子！”
有那么一瞬间，李西平以为自己又穿越了，从1842年去了1942年，但定睛一看，这里还是大顺。在街角的一处巷口，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张开双臂，拦在两个人中间。躺着的那个人衣服还算整洁，但补丁摞补丁；站着的那个人手里拿着鞭子，衣服没有补丁，但也是粗布旧衣，一时看不出是什么身份；少年是三个人中穿得最破的，一副码头力工的模样。
拿鞭子那人说：“三月时借了我的谷，说定六月收了夏粮即还，如今已经七月了，我打他怎地？”
少年说：“欠你的谷便要打人吗？须知此地是有王法的地方！三个月的光景，一石谷便要加五斗利，没你这般欺负人的。”
梧州附近的主流方言是粤语勾漏片，不过梧州府城因为是交通枢纽，迁居此地的广东人很多，说的是粤语广府片。李西平对粤语只能听个大概，不过也能感觉到，这少年的粤语说得口音有点奇怪，至于是什么口音，他就分不出来了。
果然，接下来的对话证明了这一点，拿鞭子那人说：“你们广东没人借谷吗？自来借谷都是这般。欠债便要还，天经地义！”李西平估摸着，这少年应该是个客家人。
躺着那人这会儿才挣扎起来：“三哥，看在一个……”拿鞭子那人说：“别说是一个阿公，就是一个娘胎里爬出来，也要明算账。我也不是什么大户，做这一点小生意养家糊口，不能总施舍吧。”敢情这俩人还是堂兄弟。
“闹什么！”一个刚从戏院出来的衙役喝道，“我管你们谁欠谁的，敢大街上打架，便捉去蹲班房。”说着便跑上前来。这种略有一点钱的平民百姓，正是最好的勒索对象，今天街上撞见有人打架，怎么也得让他把今天的戏票报销了。拿鞭子那人知道厉害，一溜烟地跑了，衙役看剩下这两个不像有钱的样子，悻悻地走了。
“亚达，今天多谢你了。”欠债那人对少年感激地说道。少年说：“黎五叔你放心，这十五斗谷，我帮你还！”
这下李西平的兴趣也被勾起来了，欠债、打人这种事，实在是太常见了，李西平来到这个世界这么长时间，早就看腻了，只要不打出人命，他已经没有见义勇为的兴趣。但是，今天的情况显然不太一样。
刚才对话中的“谷”指的是大米。这个黎老五穿得这么寒酸，借大米肯定不是为了吃的，而是因为大米也算一种一般等价物，一般放贷都以米作为计量单位。他既然是三月借粮，应该是为了度春荒，借了大米换玉米、番薯等杂粮裹腹，等到夏收之后米价下跌，他再以50%的利息还米。
按照《大顺律》，三个月的借贷利息最多只能有本金的9%，然而，“借谷”这种模式巧妙地钻了法律的空子，大米虽然在实际的民间交易中有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可是从律法上来说，它不是货币，而是商品，并不在这个最高利息限制的管辖范围之内。
因为三月米价高，六月米价低，所以这些实际上的利息，可以解释为借谷者对谷价下跌的补偿，虽然就算跌了，也跌不到三月买一石米的价格到六月能买一石五斗的程度，但既然法律没有禁止，官府就不会查究。
事实上，官府也无法禁止。一来是因为基层控制力不够，货币借贷的利息都没管明白呢：二来是因为穷人度春荒时向富人借谷也是迫不得已，如果官府对于借谷的高利息加以打击，放贷者可不会老老实实降低利息借谷，而是会用手中的粮食做其他更有利润的投机，同时官府又提供不了足够的低息贷款或者救济金、救济粮，那就不是保障穷人利益了，而是会导致穷人无谷可借，是要饿死人的。
黎老五借了黎老三一石米，现在要还一石五斗，虽说不算太多，却也不是个小数目。看这个叫亚达的孩子的装束，显然是在码头上混饭吃的纯无产阶级，连一丁点自己的土地都没有，估计他们家族谱上都人没见过整石的米，居然敢打包票说能还上这么多米，着实稀奇。
陈思舜说：“现在英军退了，梧州的贸易应该很快就能恢复，估计这些码头工人能找到工作，一石五斗米，大家一起帮帮忙，应该还是能还上的吧。”李西平说：“这儿可不是南非，这里粮食贵，人力贱。这些年两广的人口越来越多，耕地却不能凭空增加，澳门又是白银流入的窗口，广东的银子不像内地那么值钱，米价一直在涨。离开广州时我听范县令说了一嘴，广州的米价最近这些年就没有低于一两三钱一石的时候，因为英军刚撤，粮食运输还没有完全恢复，粤北又有了战事，广州米价虽然比围城时的高价回落了不少，可还是一两六钱一石。梧州的米价我没打听，但以广州为参照，也绝不会低于一两银子一石，一石五斗米怕是要二两银子。而码头工人的工资，在广州也没有超过每天一百文的，三五十文是常态，就算不吃不喝不休，也得两个月才能挣下二两银子。就这点钱，要供一家老小吃喝，还能剩什么。这些个成天搬运大米的人，很可能从小到大都没吃过大米。”
陈思舜说：“那我就想不出他有什么办法了，若是老潘在，他应该知道。”李西平说：“想知道也简单，直接问问不就行了。”
李西平走上前去：“小兄弟尊姓大名？哪里人士？”虽然他没穿官服，但从着装也能一眼看出不是穷人，那少年不知为何一个老爷要和自己说话，愣了一下，答道：“鄙姓石，名达开，广东和平人氏。”
这下轮到李西平愣住了，而且是傻愣了半天。
李西平一直以为，这个世界的历史在二百年前就有了根本性变化，所以原来那个世界近代史上的人物已经不可能出现了。虽说英国女王、法国国王，还有参加鸦片战争的英军将领似乎没变，但李西平觉得那是因为他们都是外国人，没受中国历史变化的影响。可现在，眼前居然有一个年龄和籍贯都对得上的石达开，这就让李西平不由得又有些怀疑人生了。
不过遇到石达开这件事也并不比穿越到顺朝本身更离谱，所以李西平还是很快恢复了正常，邀请石达开和黎老五去路边的茶馆聊聊。
黎老五颇有些战战兢兢，石达开倒是十分大方坦然，反正身无分文，没什么可怕的。
李西平首先想起一个问题：在他印象中，石达开好像没有这么穷啊，而且他应该在贵县而不是梧州。
在李西平那个世界，石达开出生于贵县的一个富农家庭，父亲石昌辉是祖籍广东和平的客家人。因石昌辉早死，石家有些落魄，后来石达开养牛贩牛、贩鸡鸭、贩炭，积累了一些钱财，结交矿工，所以后来金田起义的时候，他才能带着四千多人参加。
而在这个世界，石达开是跟着父亲从广东逃荒过来的，走到半路，父亲病死在梧州，石达开便独自一人在码头上讨生活。
在李西平那个世界，广西在明朝末年先是军阀混战，然后又被清军孔有德部屠掠，“人民死亡殆尽，遍地荒芜”，很多地方处于人少地多的状态。李定国兵败新会之后，广东百姓为躲避清军，跟随李定国退入广西者有数十万。后来广西再度沦陷，又打了一场三藩之乱，“民被掳，田复蒿莱”。
所以，康熙、雍正年间，大量广东百姓迁入广西，梧州的广府方言和广西客家人的分布，都与此有关。
然而在这个世界，这些都没有发生。顺军南下之际，广西的明军将领不是望风而降，就是弃官潜逃。所以广西没有经过激烈的战争就恢复了和平，没有遭到大规模的人口损失，因为均田免粮和废除丁税，小农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人口在顺初增长很快。
西南地区没有经过战乱，改土归流的进度自然更快。哪怕仅考虑利益，顺朝也没法对少数民族太残暴，因为贵州有孙可望，云南有李定国，他们的军队中，少数民族士兵能达到半数。顺朝这边如果给的待遇太差，人家转头就投奔大西了。
清朝对于广西民族问题的态度，《清实录》里乾隆皇帝的话说得很清楚：“壮人情性愚蛮，易于摇惑，若汉奸从中耸骗，往往酿成事端。”《广西通志》云：“岭表接壤荆楚，溪峒聚落，悉为南蛮，其种非一，曰，曰，曰獠，曰狼，曰，曰，曰，曰，皆性习犷野，罔知礼教。”
孙可望、李定国的策略是，大大方方承认咱带的就是南蛮兵，不管是他们麾下的少数民族兵，还是西营老兵和云贵本地的汉人士兵，只要在黔军、滇军序列，统一都叫“蛮兵”。在李西平那个世界，因为西军军纪严明，加上大清的衬托，“蛮”这个字在湖南、广西一带硬是变成了褒义词。
顺朝借鉴了西营的做法，并结合了在内地搞均田免粮的经验。不管是汉人的乡绅、族老，还是少数民族的土司、头人，统治模式都没什么区别，只要切断了他们和下层的联系，他们就翻不起什么大浪。
顺朝当然是不可能真的去发动少数民族群众，所以对于广西各族的高层，是以收买拉拢为主，封土知县为男爵，土知州为子爵，土知府为伯爵，尽量使其长期滞留于省城甚至京城。为此甚至专门派了前明恭顺侯吴希斌的叔父吴惟华，前往桂林负责设立一系列声色场所，一应需求都按明朝贵族的享受来操办。
明朝时，“土人”不许参加科举，到了清朝才逐步改变政策。顺朝则是一开始就没有这种限制，对于土司的子弟，还在科举上给予方便。土司只能一个人当，没有继承权的土司子弟一旦在外为官，往往不再回故乡，即便回去，也很容易和当地社会脱节。继承土司的儿子少了兄弟争位的麻烦，却也没了亲族辅佐。
事实证明，只要是科举求官的人，当了官之后德行都是一样的，而且反正不会在本省当官，比如说一个贵州的苗族土司子弟，考上进士之后到福建做官，对于福建百姓来说，这个人和外省汉人有区别吗？反正都是语言不通，只能拿官话交流，贪赃枉法的程度也差球不多。
有条件的地方，直接改土归流，以高官厚禄、金银财宝、良田美宅换取土司的权力。毕竟世袭制下，会稳定地产生只知声色犬马的废物，就算某个土司有雄心，他们的子孙也早晚会把祖业卖了。没有条件的地方，就派遣流官作为佐贰，逐步渗透。
顺朝的广西治理继承了明朝的经验，卫所制虽然后期战斗力烂了，但是用于戍边屯田还是十分好用的，征调土兵卫戍的办法也很合用。但是明朝在广西的治理也有弊端，对于底层百姓的经济问题干预太少，弄出民变就一屠了之，顺朝如果不在这方面有所改善，很可能变成开门揖孙可望。
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土地，一个是食盐。山民住在山里不是因为他们热爱大山，是因为平地上实在住不得。大明官军对汉人老百姓还动辄借人头报功呢，何况壮人、瑶人。就算是所谓的“圣人”王守仁，镇压广西变乱时，他的“教化”也不好使，还是成千上万地杀。
这个问题在明朝的生产力条件下是无解的，土地的产就这么多，养活不了足够的人口，那谁是“剩余人口”，谁肯乖乖饿死呢？在民族成分单一的地方，引发的就是普通的农民起义，在多民族混居之处，自然容易引发民族冲突。
那么大顺为什么可以不屠呢？当然不是因为大顺官军比大明官军道德高尚。在李西平那个世界，李自成一死，顺军的军纪立刻出现严重的分化，李来亨、刘体纯他们，照样维持着老八队的作风，而王进才、牛万才等人则迅速变成了到处烧杀抢掠的匪徒。这种靠建立军队的强势领袖来维持的军纪，是靠不住的。
之所以顺朝在广西的统治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冲突，主要原因还是时代不同了，根本没必要屠。
很多政策对政权的组织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以明朝初年的生产力水平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算后来生产力水平提升了，因为组织能力下降，所以到明朝中后期也解决不了。
当历史走到17世纪中期，中原王朝再度有了开国之初的强大组织能力，当然可以以三百年的生产力进步采取更好的政策。美洲作物的引入和农业技术的提高，让广西能供养的人口增加了，很多原本严峻的问题也就缓和了。
既然农民靠地瓜当饭、地瓜秧子当菜也能活下来，那就有了更大的可压榨空间，可以为老爷创造更多利润，为什么要屠呢？
在顺军占领广西的过程中，将一大批溪峒丁壮以征调土兵的名义调出屯戍，虽然用的是世兵制，其实还是换了皮的卫所制。这种制度的同化能力是相当强的，明朝初年，各种投降的、被俘的蒙古人被安置在华北种地的有几十万，到明末的时候，不看家谱鬼知道哪个是蒙古人，清朝直接拿他们都当汉人看待。
传统封建王朝管理能力的一大特点就是管得好农民，管不好其他职业，既然山区的农业发展了，官府的触手就可以伸进去了。这就让对食盐销售的干预成为可能。
缺盐是明代广西暴动频发的一个关键因素，山民动辄抢劫江上船只，劫掠食盐。顺朝开国时对于明朝的盐商和把持盐业的藩王、勋贵、宦官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算，重新制定盐业规则，让广西的食盐供给有了很大改善。广东沿海可以制盐的地方很多，借助西江水系的航运输入广西，其实也不算很费力，若不是沿途有那么多吃盐票的人，广西的食盐供应本不该那么困难。比如说当年那位以“深情”著称的弘治皇帝，他倒是的确很爱他老婆，爱到把国家的盐引像不要钱一样撒给他的小舅子。
顺朝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广西各地设置墟市，以保证粮、布、盐、铁这四种最重要的物资的供应。这些墟市除了有贸易作用，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办教育。
别小看儒家的教育，尽管在近代遭遇工业文明冲击的时候，儒家成了战五渣，但那是输在它是古典时代的思想，又让清朝把真儒给灭了，没有及时与时俱进。如果在封建制度、小农经济的框架内竞争，除了影响力比较大的几个主流大宗教，还真没有谁能和儒家比。让科举考出来的儒生搞工业革命是难为他们，但和土司酋长一争高下还是不会输的。
总体来说，顺朝的民族政策，就是没有政策。只要是官府的编户齐民，就统称为“民人”，在官府的户籍登记上，除了贵族和世兵，其他人在政治身份上没有区别，顶多就是在入学或者招兵的时候会统计“通官话否”，以此来确定是否要进行官话的学习，不学官话，就不能科举做官。同理，只要是在土司治下的，就是土人，管你是日本土司还是蒙古土司都一样。至于各个族群民间的俗称是什么，朝廷既不承认，也不干涉。
即便是这会儿已经1842年了，离民族主义的时代也还早着呢。顺朝存在民族问题，也有朴素的民族观念，但是这远不足以让顺朝形成泾渭分明的民族划分。清朝由于爱新觉罗家的特殊利益不得不如此，顺朝却没有这个必要。
在这样的环境下，顺朝根本没必要靠迁移内地汉族移民来保持控制力。清朝在西南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手段当然只会比明朝更凶残，对许多地方原本的居民杀得杀赶得赶，弄出来许多“新辟夷疆”，又不可能变那么多满洲人来，只得迁移汉人来垦殖。在云南，还搞“汉强则助汉杀回，回强则助回杀汉”的手段来维护统治。因为清朝的屠杀已经把内地的所有民族都得罪了，即便国家稳定之后，八旗特权的民族属性也决定了清朝统治集团在民族问题上与其臣民的对立，所以必须在臣民之中制造更多的民族矛盾，才能避免矛头一致对准自己，而顺朝如果干这事，那就纯属吃饱了撑的了。
明朝迁民屯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汉族人口就保证不了控制力，现在大顺讲文的有玉米番薯，讲武的有鸟枪大炮。再用明朝的老办法那就是蠢材了。只要以世兵屯驻，招募本地人垦荒，就足够保持官府的控制力了。
不管哪个民族的老百姓，造反都是需要组织的。假如粮食、食盐短缺，或者赋税劳役沉重到了让老百姓忍无可忍，没人牵头组织也要造反，那就算是汉人也一样得反啊。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土司作乱反叛顺朝只不过是小军阀和大军阀争地盘的事，根本动员不起老百姓。老百姓的确容易被煽动，可也别拿老百姓当傻子，真要是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过，谁能被几句话就鼓动得去造反。
在初期土地尚有富余的几十年中，顺朝借助组织能力的提高和农业的进步，靠一部分中原移民加上吸纳本地人口就完成了在广西屯田垦荒的布局。等到后来人地矛盾紧张，百姓生活水平下降的时候，民户之中已经是汉、壮、瑶、苗、侗各族混杂融合，大的土司势力也被拆得四分五裂，农民起义、抗粮暴动的事情不少，却已经没法以民族为号召掀起大规模的战争了。
当然，土司之间的争斗乃至和顺朝官府的争斗也是会有的，还是得打，大顺官军当然也是走一路抢一路。但是和乾隆皇帝那种杀人盈野、毁禁苗文的暴行比起来，顺军还是有资格说自己是文明人的。
由于这些原因，广东移民大量迁入广西的事情在这个世界并没有发生，于是石达开的祖先一直待在广东老家，直到他父亲那一辈才终于破产，逃荒到了广西。
李西平当然没有这么多心理活动，他关心的是，石达开如何弄这一石半米。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发问，吴老二便张皇失措地跑了进来：“可算找到大人了，您快来吧，潘师爷惹了大事了。”
第六十三章 大铁炮
“混账东西！”董有为狠狠地给了面前捆着的士兵一个大耳光，“把他关起来！饿他三天！把大伙都叫来，我要说说这事。”
“是！”他的亲兵立刻执行了命令，这个亲兵也是老熟人，就是当年和他一起在大虎山炮台和英军营地干活的陈大。
广州战役结束之后，董有为因为潜入英营投毒的功劳，被招入军中，授什长之职。《英营历险记》一火，他也成了众人瞩目的人物。
而且董有为原本就是有真本事的，他是走私船主的儿子，受过基础教育，父亲死后混迹江湖，在渔、商、匪、兵四个行业之间来回转换，既有知识，又有武艺，还有见识，这样的人学习了军队中的正规军事知识后，当然会成为一名按顺朝卫戍部队标准非常优秀的军官。
很快，他就升了队长，这次围剿粤北民军，他也参战了，指挥一支七八十人的队伍。
英军撤离之后，陈大又失业了，回家吃了几天闲饭之后，他得知了官府招兵的消息，于是决定参军。虽然才十三岁，但是穷人家的孩子十三岁已经可以当劳动力用了，他两次出去给军队民夫，两次都带着钱回来，已经算得上村里“见多识广”的人物，现在打算当兵，父母也没有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