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清当然是对的，但抗清的目的不是让老百姓不做奴隶，过太平日子吗？要是为了抗清把老百姓都弄死了，那岂不成了“走清军的路，让清军无路可走”。对汉奸既要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让后来者打算卖国的时候掂量掂量，又不能株连过广，本末倒置，这个尺度是很难拿捏的。
当年顺军收复辽东之后，对于汉军旗和汉军三王一公麾下的军官，基本上是斩尽诛绝，清朝需要这些人来“以汉制汉”，李自成难道还缺想当官的汉人吗？对于满洲、蒙古军官，李自成倒没那么痛恨，只要没有血债就不杀了，反而大力宣扬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时对于叶赫、哈达等部如何背信弃义。
此外，更强调八旗贵胄穷兵黩武，压榨普通旗丁。对于底层的旗人来说，统治阶级的权利他们没享受多少，统治阶级的义务可是样样不落，一个骑兵一个月才二两饷银，却需要自备马匹、草料、武器、铠甲。一套马具二十两银子，一张弓、二百支箭，又要二十两银子，铠甲被顺军打坏了，修理要十两银子，一口刀也要二两银子。赶上草料涨价，一匹马一天能吃二钱银子的料，挣的那点军饷都不够喂马的。可是为了保住这份钱粮，养家糊口，没钱也得硬着头皮上战场，有的八旗兵丁甚至为了筹措买装备的费用变卖房屋牲口。
克扣军饷、军官向士兵放高利贷这种明军老传统，也被清军继承了，再加上要服徭役，很多基层旗人的生活其实苦不堪言。本来旗人还能靠战场抢劫补贴家用，可顺军又不像明军那样菜，每次清军试图入塞抢掠，都会遭到阻击，又打仗死人，又抢不到多少东西，就算抢到战利品了，普通士兵一人一马，当官的带着十几匹马，还有包衣随行，底层旗人怎么抢得过他们，分配包衣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底层旗人的份。
如果清军入关成功了，旗人还能分到一部分土地作为基本保障。然而在这个世界，李自成提前一天，在四月廿一这天便攻下了山海关，砍下了吴三桂的脑袋，多尔衮却迟到了一天，四月廿二才抵达山海关外的欢喜岭，就这一天的时间差，让历史的走向彻底改变了。多尔衮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态试图攻击山海关，顺军出关迎战，发现打不过清军，然而收编了吴三桂的部队之后，顺军在人数上已经有了优势，凭借山海关的城防竭力死守，终究是没让清军攻进来。
清军入关这事，一次进不来，以后就永远也进不来了。随着李锦扫平江南，天下统一于顺，顺军消化吸收了明朝降军，而且钱粮充足，而清军没能入关圈地，导致旗人生计日益恶化，底层旗人整日种地、养马、服徭役、打仗，死了残了的不计其数，却得不到相应的报酬，甚至混到了要卖儿卖女的程度，最后出现了旗人比汉人更恨大清的神奇景象。对于汉人来说，清朝一直是敌人，虐待他们倒还可以理解，可对于旗人来说，他们为大清流血拼命还被虐待，这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后来在追击残清的战争中，这些投降顺朝的底层旗人因为和包衣奴隶一起瓜分了八旗贵胄的部分土地，斗志格外高涨，比那些已经打算回老家结婚的闯军老兵还要卖力得多。后来他们一直在黑龙江屯垦戍边，直到今日。
随着时间的推移，顺朝也成了镇压农民起义的一方，但李自成的子孙也不会吃饱了撑的特意强调“汉人的奸民”，因此在顺朝，“汉奸”这个词始终以吴三桂、洪承畴、范文程等人为标杆，与“卖国”紧密挂钩。
直到鸦片贸易屡禁不止，禁烟官员开始将从事鸦片贸易的中国人称为汉奸。
谁帮英国人贩毒谁就是汉奸，这个道理是肯定没错的。但是具体到人，比如说某条船的船只夹带鸦片，船上的水手能有几个坚定地和他做斗争，谁官府举报他？
首先，船主对水手有很强的人身控制，很难跑得掉。其次，举报之后自己的饭碗砸了，家里老婆孩子父母老家吃什么？最后，官老爷有没有从里面分成还不一定呢，去衙门举报，说不定正撞进虎口。
但大顺的法律可不管你是不是被迫的，逮住之后最轻也是发配。而帮着英军和顺军作战，理论上来说是比贩卖鸦片更严重的罪行。
明末的官府以严刑峻法虐害百姓，民不堪其毒，天下反乱四起，顺朝吸取了明朝的教训，尽量不打人通通发配。东北、西域、台湾、北海道、湄公河口，只要是罪犯就往这些地方送。虽然成本提高了很多，但是既稳定了内地，也稳定了边疆。
这些“罪犯”也包括很多像当年的李自成一样欠了高利贷还不起的老百姓。虽然发配的囚犯死亡率非常高，可是毕竟还有活的希望，在老百姓还没造反的时候采用这个政策，的确对于减少潜在造反者有帮助。对于已经造反的就没用了，秦二世要是给刘邦下一道圣旨，说造反的事既往不咎，你接着去骊山修皇陵吧，你猜刘邦能不能去？
如果当年知县大人和艾老爷能判李自成去伊犁做苦役还债，干得好的话，说不定十年后在当地还能分一块地，世上可能也就不会有李闯王了。可知县大人和艾老爷非要把李自成弄死，于是就有了大顺朝。
李西平和民夫聊天时听他们说起过，过去官府抓住夹带鸦片的，船主杀头，船上的其他人全部发配到台湾去砍树、挖金子。虽然理论上说做十年苦役就可以恢复自由，在台湾安家，但实际上三五年工夫就大部分都病死累死了，十年后真的能分到土地的，十个里有一个就烧高香了。李西平估计，这些民夫要是被抓住，最起码也是这个下场。现在又是非常时期，官府不见得有那个闲心送人去台湾，说不定某个老爷大笔一挥，这些人就全砍了。
李西平挨个嘱咐众民夫，光棍汉最好带着工钱去外地谋生，有家小走不了的，回去之后把钱藏好，就说不在家的这段时间被官军抓到大虎山修炮台了，炮台的哨总姓姜。
李西平觉得非常别扭，自己带着这些人给英国人干活，还教他们怎么逃避官府制裁，这肯定是不对的。可他要是去官府自首，把这些民夫都抓回来杀头，好像更不对。
如果两边都是错，那到底什么才是对的？
此时在广州以西九十里的三水县县衙中，有一个人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人不到三十岁年级，身着便服，从外表上完全看不出是什么路数，与他对坐品茶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此人名叫李天悦，是顺仁宗的第五皇子，爵封汀国公。顺仁宗共有五子，长子早亡，次子就是德明帝，三子四子此时也已去世，李天悦是德明帝唯一在世的兄弟，他是顺仁宗晚年所生的庶子，比德明帝小了三十二岁。
自打广东战事开始，德明帝便知道这场战争规模绝不会小。他和他的幕僚们对于外界事务并非一无所知，至少比李西平那个世界的道光帝懂得多，欧洲发生的所有大事他基本上都知道。但是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他们得出的结论总是和正确方向有那么一些差距。
比如说，德明帝认为欧洲国家中威胁最大的是法国，因为法国的人口在欧洲仅次于俄国，集权程度高，而且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各国宫廷都学法语。他父亲顺仁宗是拿破仑的同龄人，就曾经担忧拿破仑一统欧洲，做欧罗巴的秦始皇。
至于英国，德明帝倒也知道“其国甚强”，也知道英国在印度扩张，从荷兰手中夺取马六甲。但他认为，上一任英国国王威廉四世和上阵打过仗，做过海军少将，还敢搞变法，倒是一号人物，然而连个太子都生不出来，最后让他侄女维多利亚这么个小姑娘即位。维多利亚的母亲是个德国人，是比利时国王的姐姐，又安排维多利亚嫁给自己的侄子，这英国岂能不乱？于是德明帝认定，现在禁烟是最好的时机。
虽然这个结论被打脸了，但是开战之后，德明帝还是做出了一个相对正确的判断：英国人既然能从欧洲把船开到安南、广东来，那么他们如果被韩致常击败，很可能继续窜犯福建、浙江沿海。
这个结论也很离谱，不过加强福建、浙江的措施还是对的，既然是涉及四省的事务，就不能单靠各省的节度使和权将军了，需要朝廷委派一名总督。
在顺朝，只有漕运总督是常设职务，其他总督都是有事时任命，无事时撤销。根据惯例，未历戎机者不得为总督，于是德明帝任命甘肃权将军窦衍章为浙、闽、粤、安四省总督，负责对英战事。
从德明元年到德明十年，窦衍章都在西北前线，攻破浩罕城时有先登之功，爵封肃侯，是目前朝中最有威望的宿将。
李自成见多了明末的武将是如何被监军太监或者文官坑死的，所以顺朝没有监军之制，但总督的两个副手，负责后勤的转运使和负责军法的督战使照例是由文官和贵族担任的。转运使和督战使是总督的下属，当意见发生冲突的时候，总督可以直接用命令压制他们，不过也要小心他们向皇帝打小报告。
配合窦衍章的转运使是伊犁节度使何友华，与窦衍章是老熟人，而督战使则由汀国公李天悦担任。
转运使要负责后勤转运，是需要实际才干的，督战使则不需要，只是皇权的代言人，顺朝开国都二百年了，勋贵早就基本烂透，也就个别几个能干人事，宗室里能不能出一个能打的也全看运气，所以督战使这个工作派谁都一样，就看皇上看谁顺眼。
李天悦六岁时顺仁宗就去世了，是德明帝从小带大的，两人的感情如同父子一般。德明帝有四个儿子，也不用担心弟弟会威胁皇权，这种时候，还是用自家人放心些。
谁也没想到广州的战事会打得这样快，窦衍章和何友华从西北前线赶来，都还在半路上，不过李天悦倒是已经到了广东，但是他并没有摆出仪仗，而是直接带着少数从人来到了三水。
很多人对于李天悦来到离英军如此之近的地方非常担心，不过李天悦的判断并没有错，英军对于攻击三水没有任何兴趣。
广东内部的交通，靠的是西江、北江、东江三条河流的水运，三水是西江和北江的交汇处，如果英军想扩大在广东的战果，就必须拿下三水。
然而，英军并没有任何这样的举措，他们甚至没打算占领广州，收了赎城费之后就退到香港。英军中没有多少文职人员，连翻译都是在本地找的，很显然，他们没有长期占领的计划。
李天悦判断，英国人只是想以攻击广州为威胁来逼顺朝同意他们卖鸦片，然而魏元亮软硬不吃，他和韩致常都是一开始就急于和英军决战，几场战役打下来，就变成了广州无兵可守的局面，城内官绅被英军开炮一吓唬，直接就开城了。
打下广州，反而让英国人不知所措了，他们一直想和顺朝官府谈判，可是魏元亮根本不和他们谈，上来就打，打不赢就自杀，弄得英国人现在进退两难。如果皇帝和军师的判断没错，下一步他们可能会攻击福建、浙江沿海。
“毛利贤弟，我们这次来广东，怕是要徒劳无功了，就算集结了大军，水师不及英人，列阵野战也敌不过，如何渡海收复香港。”李天悦放下手中的茶杯，“我们是在广东再看一看，还是提前一步去福建？”
和李天悦同来的这个年轻人名叫毛利明元，和李天悦一样在家行五，是长州伯毛利齐元的弟弟。
当年朝鲜之役结束后，一部分朝鲜士大夫索性破罐子破摔，把日本自己搞了一套朝贡体系的事给捅出来了。
日本有个天皇，而且给自己弄了好几个“朝贡国”这码事，历代的中国皇帝不见得不知道，但是必须得不知道，因为一旦知道了，就非打不可。明朝万历年间，琉球被萨摩藩侵占，从此两面朝贡，这事中国的官员、商人未必不知道，可他们不能知道，因为这种对于天朝地位的公然挑衅一旦被公开了，天朝就必须得动用武力维护自己的权威，否则还算什么天子。然而1609年的明朝，怎么可能发动一场对日本的战争。
朝鲜士大夫公然戳穿了“天子的新衣”的时间，正好是台湾之役要开打的时候，随后顺军水师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面前损失惨重，李自成明白，这个时候要是对日本用兵，那就只能重蹈元朝的覆辙。
李自成是个能隐忍的人，当初被洪承畴、孙传庭打败，他隐身商洛山练兵两年，才有后来的席卷中原，这一次，他忍了十年。从在辽东、台湾砍树开始，逐步造舰，训练军官、水手，终于在永昌十九年，李自成认为顺军的水师已经可以支持对日本的攻伐了。
顺军水师是有先天不足的，最早的一批会操控欧式帆船的人，都台湾之役的荷兰俘虏，其实算不得什么顶尖人才，而且周边没有什么海军强国作为对手，也并没有对远洋海军的需求，很容易走入故步自封的境地。但由于漕粮海运的需求和开国皇帝个人的意见，建设水师的动议还是在朝廷通过了。至少在李自成这一代，顺军有一支东亚第一的水师。
在之七百年的历史中，辽、金、元、清四朝都是由不起眼的小部落起家，然后就对中原王朝造成了灭顶之灾。清朝以六万丁口，为祸北方三十余年，如果明知道日本有争夺正统之心，还放着有数十万武士，而且几十年前曾经侵略朝鲜的日本坐视不理，一旦日本先建了水师，直接杀到长江口截断漕运，谁来担这个责任？更可怕的是，日本有上千年的尊儒历史，明朝灭亡之后，还有一部分明朝遗民流亡日本，一旦将来大顺王朝不行了，日本以几万军队登陆，只消不强迫所有人剃月代头，科举一开，天下士绅还不赢粮景从吗？
虽然这种想法也是太高估德川幕府了，但料敌从宽总归是好的。李自成作为陕北人，小时候印象最深的记忆就是蒙古马匪突破长城烧杀抢掠的景象，有道是吃一堑长一智，后晋、北宋、南宋、明朝已经吃了四堑了，要是到顺朝这里还不能长一智，这脑子就别要了。李自成决定，趁着自己还活着，顺军开国的锐气还在，把周边可能的对手全都消灭，尤其是日本、安南这两个尊儒而且私自称帝的国家，他们与只知道抢劫的蒙古部落还有唯利是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不同，那些人要是想入主中原，一定会遭到天下士绅的反对，然而日本、安南和清朝一样，对中原的这一套太了解了，是能笼络士绅、争夺正统的，有这样的对手在侧，不免寝食难安。
顺朝经营十年的水师，和那些欧洲的海军强国的海军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但是日本的水师……就算存在吧。顺军掌握制海权，又离日本这样近，跨海投送兵力造成的损耗也较小，在九州会战胜利之后，基本上就胜局已定了。当时的幕府将军德川家纲沉湎酒色，大老酒井忠清也只是个修修补补的裱糊匠，指望他们翻盘是不可能的。但是，打败日本容易，想统治日本就难上加难了。
于是，顺朝决定采用最简单的办法，保留原有的幕府和大名的统治体系，仅仅对少数关键地点进行直辖，扶植一个能压制各藩又不够强大，需要朝廷支持的幕府，拿大名当土司对待。只要不追求改土归流，统治成本一下子就降低了。贵州的土司造反能围攻重庆，直接西南半壁震动，日本的土司造反顶多围攻大坂，对于顺朝来说是无所谓的。
德川家纲被封了个公爵，送到京城养老，更加沉湎酒色仙台藩藩主伊达纲宗受封为日本王。至于天皇，大家一致认为那是翻译错误，其实是神道教的天师，就和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是一样的。
顺朝对于各家大名的封地进行了重新划定，将日本的令制国全部改为县，各大名按照领地大小各自受封伯爵、子爵、男爵。大量亲藩大名和谱代大名的土地被瓜分，其中得利最多的就是当年被德川家康压制的西军大名。毛利家在战争中倒戈较早，受封长州伯，一跃成为日本国内仅次于伊达家的第二强力量，一旦伊达家不听话，伊达能取代德川，毛利自然也能取代伊达，毛利要是不干，后面还有上杉、前田排队等着。顺朝没能力改变日本的社会结构，更不可能和武士阶层全面开战，但是换个“幕府”还没问题，没本事和武士阶层争夺对日本的控制，也可以挑动武士斗武士。
各家伯爵、子爵、男爵的儿子们，都会送到京城读书，像毛利明元这种肯定没有继承爵位的希望的人，只能自谋出路。毛利明元给自己找的出路就是跟着李天悦到广东来这一趟，若能立有军功，便可以混上一官半职。
第九章 谁是汉奸
毛利明元说：“这福建，去亦可，不去亦可。英人诚不可敌，去也无用，英人蠢笨至极，不去也罢。”
李天悦说：“还请贤弟细说。”毛利明元说：“单以战局而论，此役与当年朝廷征伐德川氏极为相似，当年朝廷水师打得德川水师全无还手之力，列阵野战之时，五营精兵五千破德川一万旗本易如反掌。前有大军渡九州，后以水师袭扰沿海，连关东、奥羽都有王师战舰出没，德川氏怎能抵挡。”
李天悦点了点头，微笑道：“那么贤弟以为，德川氏是输在水战、陆战都不敌朝廷了？”毛利明元说：“非也非也。德川氏纵然能拒朝廷大军于九州，也必亡无疑。德川氏所患者非朝廷，乃外样大名也。朝廷伐之，尚可认罪称臣，外样大名取而代之，德川氏便要与当年的丰臣氏一般下场。故而朝廷征伐之议一定，德川氏便已然输了。败给了朝廷，自不必提，若是胜了朝廷，自家旗本也必损失惨重，外样大名失了制衡，必引朝廷为援而讨德川。故而九州一役败后，德川氏即刻归顺朝廷以全家门。”
但是当时德川家速度慢了，伊达家已经先降一步。就算能帮助德川幕府打赢天朝，于我伊达家有什么好处？我已经是仙台藩主，石高最高的大名之一，幕府难道还能把他们的直辖领拿出来加封我吗？若是归顺天朝，取代幕府，哪怕日本的土地让天朝割走一半，对于仙台藩主来说也是赚的，因为那些地本来就不是他的。得知天朝要维持幕藩体制，除了换掉德川家，别的基本不改，伊达、毛利等外样大名更是毫不犹豫地抛弃德川，忙着竞争日本王之位。
李天悦说：“可我记得，当时各家大名还是挺齐心的，九州之役时，都帮助德川氏对抗朝廷，连你们毛利家也不例外。”毛利明元说：“那是被天朝在朝鲜均田免粮吓到了。后来天朝许诺只要求废除秽多、非人的恶政，其他一切如故，不夺武士土地，于是诸藩主皆望风倒戈。就连有的亲藩大名，都辩称自己已另立门户，与德川氏无涉，我自姓松平，他自姓德川，有何干系。想来也是好笑得很。由此也可以看出，英夷真是愚不可及。”
李天悦问道：“此话怎讲？”毛利明元说：“在下试举一例：若是天下大乱，广东节度使要效赵佗之事，该当如何谋反？”
李天悦说：“当结好本地大族，许之以利，放府库钱粮饷军。”毛利明元说：“若是流民造反，攻下了广州，又该如何施政？”李天悦说：“杀官绅商贾，籍其家以养军，余者散于百姓。待四境稍定，当开科举，简拔寒门书生。”
毛利明元说：“若如前朝建虏入侵，又当如何？”李天悦说：“征募劣衿为爪牙，提拔投降兵将，招募汉人为兵。凡抗敌被杀之人，其田亩分与建州兵将为业。”
李天悦点了点头：“我明白了，如此说来，英人所作所为，确实没有半分久占中华疆土之意。不过，也不见得是英人蠢笨，或许是他们觉得中国尚强，不宜鲸吞，打的是蚕食的主意，眼下但求钱财之利，今日索六百万，明日索八百万，待其国日强，中国日疲，再大举入寇。”
毛利明元说：“国公这般想法，又胜在下一筹了。不管英人是蠢笨也好，还是待下次再来也好。眼下英人所求，无非是割占岛屿，勒索钱款，以及通商之利，与天朝而言，皆非大患。明人郭正域曰：‘自古乱亡之祸，不起于四夷，而起于小民。秦之强盛，兼并六国，卒之扰乱天下者，非六国也，乃陈胜、吴广一二小民也。’英人若是烧杀寇掠，至多不过与俺答、也先为同侪，可若是行怀柔之术，或笼络士绅，或笼络小民，那便是朝廷心腹大患了。”
李天悦点了点头，忽然提起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话题：“近日广州那边颇有人传说，此次失利，乃是由于汉奸助敌。”
毛利明元应道：“没错，这一手很聪明，可是聪明得过头了。”
广东按察使衙门中，李西平正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自从邝家村抗英事件之后，李西平就一直试图找机会从英军营地逃走，但是到处都有岗哨，而且他身处这个陌生的世界中，也实在不知道逃出去之后该如何生存。
可他没想到的是，当他给民夫发完工钱之后，自己也领到了一笔遣散费。
英国东印度公司并不是没有会说中国话的人，做生意哪能不和官府打交道，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仅不缺广东话的翻译，就算是会说官话的人，他们也有不少，但这些人都被魏元亮扣在广州了。广州开城之后，这些英国翻译都被放了出来，英军自然不再需要本地临时找来的翻译了。
英军给了李西平三十枚银币，以“表彰他突出的贡献”。李西平尴尬无比，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有心把这些银子扔了，可又舍不得这么大一笔钱。
英军给李西平银币是从广州的“赎城费”里出的，所以并不是银，而是椭圆形的，一两重，正反面都有花纹，上面还有铸造的时间地点，看来这才是顺朝的法定货币。当日在大虎山岛，李西平看到英军士兵从姜哨总他们身上搜出的银子，就是这种形制。一想到那些阵亡士兵身上的银币，少则三四枚，多则十几枚，自己这个翻译官一口气拿了三十枚，李西平心里更加不是滋味。
而且拿着这三十枚银币，李西平也没处去花，因为没法找零。顺朝的法定货币分为银币和铜币两种，最基本的单位是文，也就是一枚一钱重的孔方铜钱，另有一种二钱重的大铜币，也是外圆内方形制，当作十文钱来用。银币则是椭圆形的，外形和日本的金判差不多，估计是因为当初在日本铸造的缘故。小银币重一钱，成色是六银四铜，相当于一百文，大银币就是李西平拿的这种，重一两，成色是八银二铜，相当于一千文。竟然已经能靠官府背书来强行规定银币和铜币的价值，不得不说是个巨大的进步。
好在李西平不需要为这些钱纠结太久，他刚离开英军营地，就被他管辖下的民夫举报给了南海县衙门，巧的是，来抓他的正是当初抓他去大虎山炮台的那批衙役。打了他一顿，银子没收，随后李西平就被关进了班房。
李西平的待遇还可以，除了班房太脏太臭又不给饭吃之外没什么别的毛病。衙役们没时间审问他，他们忙着从四散而去的民夫身上搜刮英国人给的工钱，班房只留下一个老衙役看门。李西平也没敢动逃跑的念头，这可是县衙门，像他这种有污点的，敢越狱还不得当场击毙。在这个阴森恐怖的地方才待了两天之后，李西平已经饿得爬不起来了，但万幸的是，他见到了一个熟人。
范鼎荣被英国人释放了，英国人并不想和顺朝死战到底，杀他没用，扣着一个小小的典史也没什么意思。回到县衙门，范鼎荣检查了一下衙役们这几天的“战果”，便发现了李西平。
班房里关着的人，有的是给英国人干过活的民夫，有的是衙役看着不顺眼顺手抓回来的。范鼎荣当然不会责怪衙役，更不会把衙役抢走的钱还给他们，直接通通释放了事。唯独李西平，被安排吃了一碗饭，洗了澡，换上干净衣服，带到了按察使衙门。
之前范鼎荣是英军的俘虏，李西平能和他自由对话，现在范鼎荣是堂堂典史老爷，范鼎荣不来找李西平，李西平也不敢提自己认识范鼎荣。范鼎荣还能穿着官服到班房视察，而不是直接带着镣铐被扔进来，说明他被俘那事遮掩过去了，自己就别再连累他了。
李西平不知道按察使是多大的官，要是知道，就会明白范鼎荣为什么不来了。按察使是三品大员，全省最高司法长官，他的衙门岂是范鼎荣区区一个典史能来串门的。
倒不是因为李西平犯的罪惊动按察使了，而是因为广东按察使有一个交情不错的同年，是勋贵家的庶子，这位同年的侄女婿便是汀国公李天悦。
在忐忑不安中等了三天，李西平终于又见到了范鼎荣，范鼎荣今天也是被问话的，问他们话的人正是毛利明元。按理说毛利明元无官无职，不可能有权问范鼎荣的话，但是谁让他是跟着皇上的儿子混饭吃的，就算他要问广州府尹的话，府尹也得客客气气的。
李西平这三天等得头发都快白了，哪怕直接告诉他要杀头，都比这样等着人处置强。如今要问他的话，他反倒轻松了，对毛利明元作揖行礼，坐在范鼎荣下首。旁边还坐着一个文案师爷，已经研好了墨，掭好了笔。
“二位义士敌营归来，辛苦了。督战使想向二位了解一些情况，故命在下来与二位谈谈。二位辛劳奔忙，有些事可能未必记得清楚，在下也可帮着回忆回忆。”毛利明元面带微笑地说。
李西平听到“义士”两个字，心一下子放到盆腔里了，根本没注意毛利明元后面说的是什么。范鼎荣说：“李先生，你便从你到大虎山岛开始说吧。”
“那天我被官军抓了壮丁……”“是官军张榜招募民夫，你杀敌心切，应募前往。”毛利明元打断了他，脸上的微笑丝毫不减。
李西平也不傻，立刻明白了毛利明元想听什么。他整理了一下思路，在毛利明元的帮助下开始“回忆”起来。
“……姜哨总说：‘保家卫国，是我们军人的事，你们老百姓不必白白牺牲。你们要活着回去，将来投军报国，练好了枪法武艺，再来替我们报仇。’当时沙滩上哭成一片，大家都不肯走。一位姓黄的总爷用棍子赶着大家，才让民夫们都上了船……”李西平编着编着自己都信了，毕竟这些事里至少有一部分是真实的，的确有很多顺军士兵在这场战役中血战到底，以身殉国，美化一下他们，李西平觉得说得过去。尤其是说到那些他亲眼看到的景象：有顺军士兵抱着炸药包跳上敌舰；在战舰快沉没的时候，甲板上的士兵还在用火枪向包着铁皮的敌舰射击；大虎山岛上最后六名顺军士兵向一个连的英军冲锋……李西平也不禁热泪盈眶。
“既然其他民夫都走了，你为什么留在岛上？”“因为船不够了，我又不会游泳……”“不对不对，刚才不是说姜哨总破釜沉舟，把多余的船都烧了。”
美化姜哨总他们，李西平没什么心理压力，毕竟他们已经为国捐躯了，就算是说瞎话，也算没捧错人，可让李西平美化自己，他就有些张不开嘴了。但是在毛利明元的“循循善诱”下，他还是“回忆”起自己因为会说英语，要审问英军俘虏，所以坚决要求留下，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勉强说服姜哨总。后来用一根长矛捅死了两个印度兵，这才受伤被俘。
又“回忆”了董有为如何在毒死三十二个英国人之后，在李西平的帮助下虎口脱险；那三个被抓的投毒者就义前如何慷慨激昂地怒斥英国人。毛利明元终于提及了一个关键问题：“听范先生说，你知道英人的轮船是如何行驶的？”
李西平按照《十万个为什么》的内容解释了一下蒸汽机的原理。毛利明元没在乎这个，而是追问道：“这些你从何得知？”李西平当然不能说是在儿童读物上看的：“和那个大嘴巴下士闲聊时听他说起的。”
毛利明元摇了摇头：“不对，那天英人在船上宴请广州城派来的使者，要你去做翻译，你趁机冒死潜入船舱，侦得此事。”
故事最终结束在李西平杀死看守，带着范鼎荣逃出英军大营。李西平已经全然没有之前的轻松，让他心惊肉跳的，是毛利明元一个字一个字教他的“英人在船上宴请广州城派来的使者”时他翻译的内容。
毛利明元让李西平证明，防御使王宗、府尹叶才三为首的一批广州官员，与英军商议如何假打之后开城，告知英军哪些城门、哪些炮台的守军已被他们收买。英军许诺破城之后不动他们家产，让他们代收“赎城费”，还给他们一份回扣。
李西平不知道事情到底是不是毛利明元说的这样，但是他的确亲眼看到广州城门不战自开。他这个“义士”全靠督战使承认，督战使说他是义士，他就是义士，说他是汉奸，他就是汉奸，所以他除了按毛利明元的话说，也没有别的办法。
李西平努力说服了自己，这些人勾结英国的事情应该是确实无误的，否则怎么解释广州城门自己打开，既然对方罪有应得，那么自己做个假证也不要紧，毕竟这也是为了伸张正义。“想通”了这一节，他终于又吃得下饭，睡得着觉了。
王宗和叶才三当然是罪有应得，只不过，这份“汉奸”名单和“正义”两个字早出了五服了。
王宗和叶才三等人把责任推给“汉奸”这个主意是很高明的，只是他们忽略了一点，到底谁是汉奸这一点，并不是他们能够一手遮天说了算的。
广州城里的官员们想搞出一个虚拟的“汉奸”形象，好推卸责任，那么这个“汉奸”只能是广州老百姓，因为朝廷是没法直接管辖老百姓的。到时候杀几个李西平这样的“怙恶不悛之辈”，事情也就揭过了。可惜的是，这天下姓李，既不姓王，也不姓叶。
督战使掌管军法，他说谁是汉奸，谁就是汉奸，等到窦衍章、何友华带领的援军赶到，李天悦的话在这广州城里就是王法，哪怕他说韩致常是汉奸，大家也得先上韩致常的灵堂啐口唾沫，再找皇帝告状。
李天悦其实完全可以选择顺着广州官员们的说法，这是最简单最方便的处理方式，大家皆大欢喜。至于像李西平这样的人，就算掉了脑袋，在李天悦眼里也和死了一条狗、一只猫没什么区别。
可是李天悦思前想后，觉得还是不能这样干，如果定下了“百姓皆汉奸”这样的基调，有些问题就解释不了了。
顺朝并没有像李西平那个世界的大清那样一直习惯老百姓是敌人，乾清宫里挂的那块匾上的四个字，还是李自成亲自拟定的“敬天爱民”。那么怎么敬天呢？《尚书》说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以爱民就是敬天。
当年顺朝夺取天下，面临着合法性的问题。原本李自成的计划是直接把崇祯定性为桀纣之君，孟子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又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
不过，后来考虑到统战需要，李自成还是把崇祯定性为“君非甚暗”，只是被一干奸臣蒙蔽了，否则的话，打进京城之后还要给崇祯治罪，这样一来，就不方便招降明朝遗臣了。这倒是和崇祯给自己的评价不谋而合。
所以，顺朝提出了一个不那么你死我活的说法：“自古帝王兴废，兆于民心。”也就是说，即便皇帝不是昏君，但是一个王朝逼得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也是应该允许老百姓造反改朝换代的。把反明的矛头对准了藩王、勋戚、太监、高官，而崇祯的罪名是能力不够，不能制止这帮人祸害老百姓，所以应该退位让贤，换李自成上。
这套理论虽然粗糙，但是能够自洽，反正李自成在战场上打赢了，怎么说怎么有理，再加上一批真的信这套理论或者想升官发财的大儒的润色，这套理论就用了将近两百年。
然而，当顺朝不再代表农民起义者，而是成了官府，这套理论就有问题了，如果顺朝的老百姓也起义了，是不是证明大顺皇帝就不是圣天子，也应该换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