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不能有错，老百姓活不下去造反也没错，那谁错了？只能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错了，一旦发生民变，当地的官绅就得替皇权背锅。
同时，也不能让农民起义领袖把李家皇上给换掉。这个问题其实也简单，只要早发现早镇压，皇帝富有四海，还收买不了几个头领吗？当初明末大起义的时候，很多和李自成平起平坐甚至是李自成领导的大人物，还不是一张黄纸封个官就投降了。就连烧了凤阳皇陵的扫地王张一川，都能给大明朝尽忠。
当初李自成刚刚造反，只有一千多人的时候，要是崇祯皇帝下道圣旨招安他，他也就投降了。但是当时发生了四件事，让李自成打定主意这辈子不招安。
其一，投降的农民军士兵领到的遣散费只够活一个月，一个月的时间，种什么粮食能长出来？
其二，各地乡绅无视官府发放的免死牌，报复回乡的农民军。
其三，洪承畴、贺人龙背信弃义袭杀投降的农民军。
其四，洪承畴劝降李自成的上级张存孟时，要求张存孟献投名状，将双翅虎、紫金龙这两个盟友出卖给洪承畴，以示忠诚。
经此四事，李自成彻底看明白了，什么狗屁朝廷，朝廷的信誉还不如上厕所用的厕筹。
中国历朝历代的所有皇帝，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比李自成更懂农民起义，刘邦倒是有和李自成一样的起点和终点，怎奈秦朝太不禁打，所以刘邦并没有经历李自成这么多的失败，也没有像李自成这样花十几年的时间来组织老百姓造反。
所以，李自成的这些经验用来镇压农民起义，也是历朝历代效率最高的。崇祯曾经下令严禁《水浒传》，李自成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看来，《水浒传》这本书中的内容真是忠到极点了，就算是宋徽宗那么个昏君临朝，梁山好汉竟然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忠诚的人吗？
作为一个资深反贼，李自成深知老百姓不造反是不可能的，堵不如疏，得按照宿太尉的思路，教他们合理地造反。老百姓其实很好糊弄，每当爆发民变，朝廷只要扔几只替罪羊，稍微答应一下农民的要求，再威逼利诱，挑拨离间，对民变首领除掉一些，收买一些，只要事事和大明反着来，十场民变，用这种办法起码能摆平九场，虽然成本比较高，但是从一个王朝的角度来说也是值得的。
不过，总归还是有人能挺过这三板斧，要是这一套手段使下来还没把起义军瓦解，大顺的朝廷也就和大明朝廷没多大差别了，就算自己祖宗是农民军，镇压农民军的时候也照杀不误。要说比大明强，那也就是抓住活的不会砍头报功，而是发配边疆做苦役。
这种办法也有巨大的隐患，百姓造反，拿官员乡绅当替罪羊，收买老百姓的钱也得从士绅交的税里出，天下官绅岂能不怒。好在开国之初有胜利之威，谁也不敢造次，等到朝廷的威慑力没那么强了，也和士绅穿一条裤子了，和暴动农民谈判时的价码越开越低。
即便如此，有些政治正确也是不能动的。所以说，大顺不能像大清那样破罐子破摔，直接默认老百姓就是自己的敌人。别说老百姓不是汉奸，就算真是汉奸，也不能这么说，哪怕老百姓被欺压得家破人亡，杀官造反，都得硬着头皮说百姓是热爱朝廷的，一切都是误会。
广州官员的汇报中，说到处都有本地百姓给英国人带路，为英国人修工事，搬物资，甚至在英国人攻城的时候帮着运大炮，抬梯子。别人看了不打紧，李天悦一眼就看出问题了，这他妈怎么这么像二百年前太祖皇帝讨伐左贼良玉时的场景？
想当年李自成攻打襄阳，襄阳的明军守将左良玉不敢抵挡，临走前为了提振士气，也给闯军制造阻碍，明军在襄阳周边大屠大掠，杀光抢光烧光。结果襄阳的老百姓暴动了，烧了左良玉的船，李自成大军打来时，襄阳百姓“抵死为贼抬架铳炮，协拥大队过滩”，连左良玉的部下周凤梧都不肯再和左良玉同流合污，归降了李自成。经此一役，大明朝本就所剩不多的民心彻底丧尽。从此，李自成结束了十一年的流动作战，在襄阳建立根据地，设官屯田，由此一统天下。襄阳之战中的民心向背，也是历代顺朝皇帝引以为傲的合法性来源：闯军是被老百姓抬进襄阳城的。
现在，你们这帮孙子说广州百姓“抵死为夷抬架铳炮，协拥大队过江”，你们想干什么？是说当今天子是为渊驱鱼的桀纣，把老百姓都赶到英国人那里去了吗？拿左良玉来影射皇上，这在大顺的严重程度仅次于把皇帝比作洪承畴。
就算现在大顺朝也不招老百姓待见了，你也别说出来啊。更何况，大顺朝还没差到连英国人都不如吧？
其实王宗和叶才三真不是故意的，他们是真不知道。他们俩都是文举出身的，历史功课只从《史记》学到《资治通鉴》为止，大顺开国史是武举的科目，他们文举的教材里没这段。
何况，李天悦还是有最起码的底线的。要说广州百姓人人奋勇，都豁出命去和英军同归于尽，他也知道那是瞎掰，但邝家村乡勇尸横遍野，十几个村庄家家戴孝，他是亲眼所见。王宗这帮人躲在魏元亮和韩致常后面当缩头乌龟，现在倒说老百姓是汉奸，实在太不要脸了，老子堂堂公爵，都没这么不要脸。
老百姓不能是汉奸，但为了把丢失广州的锅甩出去，必须得有汉奸，那谁是汉奸？
李天悦并不知道是谁打开了广州城门，但他估计左右也跑不了这几位，谁喊老百姓是汉奸喊得最响，谁的嫌疑就最大，再把平时和按察使关系不好，同时名声还差的人带上几个，就差不多了。
广州官场，就要有一场大地震了，不过李天悦不在乎，他是公爵，皇帝的亲弟弟，他又不在广东官场混，家产都在北方，有什么可怕的。多捞些功劳，回京封王，这才是正经事。
第十章 修正司
“属下恭迎李修正。”在修正司衙门门前迎接李西平的四个人一起作揖行礼。李西平还礼道：“诸位客气了，快里面就座吧。”
眼前这四个人，加起来肯定超过二百岁了，三个老头，一个老太太，这就是李西平接下来日子里的下属。
两个俗家的老头，都是衙门里的胥吏，高的那个叫马德佑，矮的那个叫张万全。剩下一男一女两个出家人，是一对兄妹，哥哥叫常有道，妹妹叫常有荣，是本地的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的院长。
那两个胥吏倒是看着很正常，但是这两位修道院长……他们穿的衣服似乎是汉服和什么欧洲服装的混合体，怎么看怎么像cosplay的，要不是胸前挂着十字架，还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再看这座衙门，这不就是座土地庙吗？但是房顶上插着一个十字架形状的避雷针，表示这里是一座教堂。
这一切，还要从广州的“汉奸”案说起。
广州案的效率之快，远超李西平的想象，在大虎山岛的时候，姜哨总要几根木料都左一道手续又一道手续，这整起人来，倒是干脆利落。何友华一到广州，立刻和李天悦联名上奏朝廷，廷议很快就有了结果，八百里加急送了过来。
这起案子的处理并不是很严重，一干涉案人员有的被申斥，有的被罚俸，有的被降职，有的被革职，王宗、叶才三这两个主犯被流放，而且没往远处流放，只流放到广西西部的山区。
德明帝不想为了这件事要几条人命，广州失守是必然的，王宗和叶才三就算死战到底，能守得住吗？德明帝只给他们定性为“怯懦”。前朝崇祯皇帝碰上什么事都杀大臣背锅，最后煤山上吊，麾下将领都没有一个肯来救他。对这种行为要惩戒，但惩戒了也就算了，别把人往死路上逼。接下来还有大仗要打，得让舟山、宁波的守军毫无心理包袱地放心迎战（送死）。
广州一案，李天悦办得很合皇帝心意。俗话说得好：“过年死头驴，不好也得好。”丧事也得喜办。广州已经丢了，大顺朝廷的宣传重点放在了广州军民如何英勇抗战上。
韩致常本来只是个伯爵，直接追赠公爵，魏元亮是文官，连爵位都没有，也同样追赠公爵。广州战役中所有牺牲人员，能封赠就封赠，能抚恤就抚恤，凡是有家眷、有后人的，全都尽量优待。一应立功、负伤人员，也全都赏赐、提拔。要是办这事都舍不得花钱，那就没人肯替大顺卖命了。
卢象殉国后八十日方殓，三年没有抚恤，从此无人勤王；孙传庭战死被说成临阵脱逃，从此天下人争先恐后弃崇祯而去。这都是前车之鉴，那棵老歪脖子树，还在煤山上盯着紫禁城呢。
范鼎荣在敌军围城之际留在城外组织乡勇，虽然打输了，但是也杀伤了一些英军，最关键的是，朝廷可以以此证明，老百姓是热爱大顺、反对洋夷的。虽然范鼎荣被俘了，可是他没有投敌，还“逃脱”了，所以根本不算污点。直接连升三级，顶替了在广州案中被罢官的南海县令。
立功的平民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的平头百姓，或者做乡勇，或者做民夫，都给钱赏赐。反正是皇帝的面子，不嫌人多，报上去的立功人员越多，越显得广州老百姓对大顺忠诚，经办官员还可以借机捞些油水。连当初在大虎山岛抢船逃跑的那些民夫都算立功人员，这也还罢了，好些根本和战斗毫无关系的人，因为在衙门里有关系，都临时编出各种“功劳”，一并报上去了。
另一种是乡绅，他们或者是参与了组织乡勇，或者是滥竽充数，这些人不仅要赏钱，还要赏给功名，最高给到同举人功名。顺朝的科举大大简化了，就四个级别，通过县试是童生，通过府试是秀才，通过省试是举人，通过会试是进士。顺朝借鉴明朝教训，再加上开国顺利，能压制士绅，有功名的也没有税收上的优待，但是功名越高就越容易在士绅圈子里混，朝廷正税照交不误，地方上的临时摊派却可以靠潜规则回避，压力比普通老百姓小多了。
还有一部分平民，因为表现特别突出，直接授官。比如说有一个秀才在邝家村抗英的战斗中被打残了一条腿，直接授同举人出身，补了个县令的缺。
总体上来说，这事还是挺让李西平高兴的。他作为和姜哨总“并肩作战”过的战友，跟着范鼎荣挨家挨户抚恤大虎山岛的阵亡士兵，府学派下人来，登记这些殉国将士的子弟，发给凭证，可以去广州府学免费读书。姜哨总的儿子已经是武童生了，直接拔一级，赏武秀才功名。
范鼎荣也不是什么清官，平时灰色收入不少，但是他没敢动这笔抚恤。一来是有汀国公盯着呢，自己刚刚被树立为抗英典型，要是转头就犯案，这么不给皇上面子，下场绝对比王宗和叶才三更惨。二来他毕竟还是有良心的，邝家村一战乡勇尸横遍野的景象让他至今仍不时做噩梦，要是贪抚恤金，恐怕这辈子都要梦魇缠身了。
虽然整个广州案就是一笔糊涂账，一大堆人冒功领赏，但毕竟真正为国捐躯的那些人得到了他们应得的报偿。只要别去想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福建、浙江还会有无数姜哨总这样的人会死，多少两银子也换不回孩子他爹等问题，李西平的心情还算不错。
他还见到了董有为，董有为因为“袭杀英军有功”，得了不少赏钱，还被招到军中当了个什长。广州的军队要重建，只是不知重建之后是什么成色。
至于李西平，他是李天悦大捧特捧的“抗英英雄”，由一个毫无功名，连户口都没有的流民，直接提拔为九品朝廷命官，担任崖州修正。
理论上来说，顺朝的官员都要通过科举，有进士或举人功名，才能授官。但是顺朝开国之初和士绅对立太严重，根本没有那么多读书人，所以很多文官都是由农民军的将领转职担任的。后来便形成了定制，皇帝有权因军功赏人功名，甚至直接赏官，不过赏功名最高只能赏到举人，赏官最高只能赏到七品。
李西平不太懂这里面的门道，他主要靠评书和民间故事了解古代皇帝，在他看来，皇帝口含天宪，赏个一字并肩王都不奇怪。他搞不懂的是，“修正”是个什么官？专搞修正主义的？
范鼎荣知道李西平不懂做官的事情，带着他拜访了广州府的修纪，这位大人和李西平属于同一系统。
明朝的时候，在府、州、县三级设立了僧纲、僧正、僧会，道纪、道正、道会，管辖和尚和道士。顺朝又添了一个系统：修纪、修正、修会，管理的是基督徒，因为基督教的出家人叫修士、修女，所以起了这样的名字。
顺朝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就发现了天主教的威力，有句话说得好，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天主教跟儒生、和尚、道士怎么辩论，顺朝懒得管，可是顺朝发现，天主教竟然在抢他们的生意。
天主教之所以厉害，不在于教义，而在于他们竟然走底层路线，搞收容鳏寡孤独的各种善堂，搞基层互助，宣扬信教的都是兄弟姐妹，如此一来，教会就成为了官府和乡绅宗族之外的“第三势力”。
顺朝的首脑们一琢磨，这可不行，这不是大号的白莲教吗？而且这“白莲教”还有一群强大的外国教友，有这么个教派在，大顺的统治肯定稳不了。当初闯军起义的时候，也和白莲教徒合作过，但是那会儿就已经尿不到一个壶里了，因为一般的奴仆互助组织、矿工互助组织，闯军用经济口号就能收编他们，而这些教团以教为纽带，不好收编。现在做了官府，更是敌视这些民间教团。
但要是直接禁教，又恐酿成民变。于是，大顺出了三个招。
第一，收回澳门，一口通商，切断了传教士进入国内的路线。
第二，通知全国的外国传教士：“恭喜你们，高升了，都到北京的宣武门教堂来。”
第三，在全国所有有天主教徒的府、州、县设立修纪、修正、修会，自己办修道院，自己办善堂。走天主教的路，让天主教无路可走。
一群理论上来说信奉天主教的儒生，对于天主教的各种教义、仪轨进行了一通魔改。
当时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正在闹礼仪之争，主张迁就中国人习俗的耶稣会和主张严格仪轨的多明我会相持不下，而奉教儒生又在耶稣会主张的基础上进一步“中国化”。
天主教信奉的“上帝”，等同于儒家所说的“昊天上帝”。
教徒参拜皇帝，是普通礼节，与宗教无涉。周公、孔孟等先贤都是圣人，用不着罗马教廷去封，中国信徒可以自由敬拜他们。
参加丧葬仪式，供奉祖先牌位，为各种祭典捐献财物，都是民间风俗，与宗教无涉。就连披麻戴孝、撒纸钱、供奉香烛等，也都属于民俗。
放高利贷是为了帮助穷人渡过难关，不违反教义。允许纳妾。
更重要的是，中华教区不接受罗马派来的任何人员的领导，所有外来传教士都以交流学者的身份待在宣武门教堂，无令不得离开。
经过了这一通改革，奉教儒生可以正常到孔庙参加活动，考取功名。而中国的天主教实际上也变成了和天主教完全不同的新教派。因为把“天主”改成了“上帝”，所以这个教派叫作拜上帝教。
李西平大无语，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当然，这也不是说改就改的，拜上帝教彻底打倒天主教，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中间有无数的血雨腥风。不管怎么说，现在争斗早已结束了，正宗的罗马天主教被彻底赶了出去，全国的基督徒都是拜上帝教的信徒。
于是就有了现在李西平看到的这一幕。他走进自己的衙门，只见正中一座大殿，名为“圣母殿”，供奉着一尊泥塑的圣母像，殿上香烟缭绕，几个老太太正在参拜。而且，这尊圣母像怎么看都像用土地奶奶改的。
以李西平浅薄的知识，也知道这肯定和真正的基督教仪轨十八杆子也打不着，估计比洪秀全还异端。不过，皇帝就喜欢这样的宗教，和许多世纪以前就被打趴下的佛教、道教一样，不会成为皇权的威胁。也只有这样的宗教，才能得到官方拨款。
李西平刚刚接到委任文书的时候，不仅不知道“修正”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崖州在哪，只是听着觉得耳熟，一看地图才知道，好家伙，在海南岛的最南端。
也对，人家大官们又不是没有亲戚朋友，好地方能轮得着他吗？
这倒也不是故意整他，到哪当个九品官，和李西平原来的身份比起来都是天壤之别。这个道理李西平倒也明白，从一个连户口都没有的黑户变成朝廷命官了，还要什么自行车，欢天喜地去上任才是正理。
到了崖州，李西平先去州衙拜会了州牧、同知、判官、学正、吏目、教谕、僧正、道正、回正、医官、阴阳、巡检、驿丞、税课使、库大使、河泊使、递运使、铁冶使、批验使等上司和同僚，然后便来了自己的修正司衙门。
在州衙时，州牧已经告诉他了，崖州是个穷地方，修正司衙门更没有什么油水，是以自从上任修正告老还乡，崖州已经两年没有修正了。到了衙门一看，李西平就知道为什么了，这地方修得还不如他那个世界的公厕，圣母殿上都滴滴答答漏雨。
崖州本来就是个小去处，教徒的数量更少，修正司并没有多少业务。最主要的下属部门就是一男一女两个修院，两个胥吏中，马德佑是负责人事的，张万全是负责钱粮的。
“太祖皇帝诏令天下建立修院，为的是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是以修院最要紧的差使便是善堂。”常有道介绍了一下修院的基本业务，男女两个修院共管辖十个善堂，用天干排序，甲乙两个善堂收容男女孤寡老人，丙丁两个善堂收容需要照顾的男女幼儿，戊己两个善堂收容年龄较大的男女少年，庚辛两个善堂收容男女残疾人，壬癸两个善堂是临时的，在出现灾害、瘟疫、兵乱的时候临时收容难民。
理论上看起来是挺完善的，但是实际上已经只剩下甲乙丙丁四个善堂，其他的都关门了。李西平问道：“这些善堂大概各有多少人？”常有道说：“这个可不好说了，有的人住在善堂里，不入善堂的籍册，有的人在籍册上有名，实际上却没这个人。”
李西平皱了皱眉头：“那取籍册来让我看看。”常有道说：“按惯例，籍册账目都由师爷掌管。”李西平问道：“师爷？什么师爷？衙门的花名册里没这个人啊。”常有道说：“我们这小地方的修院，都是靠本地乡贤帮衬的，他们花了银子，自然要看到花在什么地方，因此照例每个修院都有一个师爷，负责监督账目，因为是捐资的施主一同委任的，并非官吏，所以不在花名册上。”
李西平有些生气：“这么说，我这个主管的官，想看看自己衙门的账目，还得求着一个师爷？”张万全忙道：“那倒不必，过些日子，师爷自然会把籍册账目呈献上来。”李西平的表情这才舒缓，但张万全接着又说：“不过看了也没什么用，这账目让师爷管了几十年了，上面照例是一文钱没有的。”
李西平说：“这总不能是太祖皇帝定的规矩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难道天下的修院都是这样？我在广州的时候，怎么没听人说起？”
其他三个人都望向年纪最大的常有道。常有道说：“回修正的话，据说最初，善堂的籍册账目是由院长管着的，大的修院会专委一位兄弟做副院长管理此事。卑职小时候也是善堂的孤儿，那个时候，师爷还只是监督账目，后来不知怎么，闹了一次台风，这账目就归师爷管了。别处不知，但最近几十年，整个琼州府都是如此。”
马德佑说：“修正从广州来，那里是省城，澳门又是通洋码头，朝廷瞩目的所在，广州的许多皇商，都在修院布施，随便一个施主，说不定便是公爵的妹夫、侯爵的表弟……”
马德佑话没说完，李西平已经明白了，广州的修院有皇商布施，财大气粗，所以不受本地士绅的挟制，省城是可以上达天听的地方，所以一般人不敢弄鬼，而琼州……“天高皇帝远”这五个字简直就是为这里专设的。
李西平叹了口气：“也罢。那请教四位，在这里做官，还有什么和广州不一样的地方？”马德佑想了想，估计这位年轻的长官新提拔上来，是真的不懂：“这做官，第一要务便是上官满意，我们修正司要出政绩不容易，因此最要紧的便是不出事端。如今崖州修院钱粮寡薄，靠我们四个老家伙，是撑不住的，所以非要各路施主襄助不可。能在这崖州修院布施的，自然也只有本地的缙绅……”
李西平基本上明白了，别看皇帝姓李，这崖州可不见得姓李。魏元亮那套拿着尚方宝剑砍人的办法，在这里不管用。何况他这个修正虽然是皇帝亲自委任的，实际上可没有皇帝撑腰。
在这里，当官的是跪着要饭的。
第十一章 军师
“今天皇上送大军出征，那叫一个壮观！那可真是兵似兵山，将似将海，明盔亮甲，旌旗蔽空……”
一干闲人在茶馆中议论着今天早上德明帝郊送京营兵马出征的景象，说得逸兴遄飞，然而角落中，却有一个人心中暗暗摇头。
德明帝送出的大军不过是三千人而已，毕竟德明帝年轻的时候顺军还曾经远征中亚，要是连营都凑不出三千能打仗的，差不多也该亡国了。
可是三千人中，还有不少是京中勋贵子弟，甚至还有几个宗室。这些膏粱子弟，能打仗？
大顺没有土木堡，可大顺也没有开国二百年还能打的勋贵，那玩意只存在于梦里。就算是当年镇守一方的沐家，到沐天波这一代，也只剩下忠诚和武功高强两个优点了，打仗根本指望不上。至于明朝南北两京的勋贵子弟，在清军南下时肯怒斥投降派的就已经是百里挑一了。
坐在角落中的这位深深地怀疑，舟山之战，皇帝到底想不想赢？
带着这样的疑问，这个人会了账，向军师府走去。
军师府原本的主人陈演是崇祯朝倒数第二位内阁首辅，为人平庸刻薄，又贪赃受贿。本来崇祯十七年二月，崇祯终于明白他就是个废物，把他臭骂一顿，逐出大殿。然而他因为贪赃太多，收拾家产收拾了一个月，还没有离京，终于等到了顺军进京，抄家，杀头。
之后，这座宅子被李自成赐给了开国大军师宋献策，后来宋献策年迈，辞官返回河南永城老家。陈演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置了这座府邸，最后又因财送命，宋献策给自己算了一卦，认为钱财是祸水，把宅子卖了换钱大不吉。新的军师陈永华本是外官，进京之后无处可住，宋献策干脆把这座宅子让给了他。从此便形成了定制，军师府不是军师私产，谁做军师谁就住在这里。
“老爷！四公子回来了！”刚才茶馆中摇头这位，正是军师冯兆阳的第四子冯远生。来到父亲的书房，只见冯兆阳正手捧一卷书，读得起劲。
父子见礼完毕，冯远生问道：“不知父亲今日读的是什么书？”冯兆阳说：“本朝平定闽粤之时，明朝降官中有一人名叫陈谦，曾任明朝广东总兵，他任职广东时，有六艘英国商船来到虎门请求通商，行事甚是野蛮无礼，陈谦收了他们的贿赂，却不办事，于是英国人劫掠一番，被陈谦赶走了。最后英国人赔礼道歉，陈谦也同意卖货给他们，双方各让一步，皆大欢喜。”
冯远生说：“连陈谦都敌不过，英国人也可称无能了。”在明朝西北边防军出身的顺军看来，广东、福建的明朝军队根本不能算军队，就是一帮看家护院的。
冯兆阳说：“也不尽然，不要说二百年前，就是现在，本朝能派得出六条船去英国做海贼吗？永昌皇爷雄才伟略，五六万丁之女真便险些倾覆明朝社稷，焉知日后哪路夷人不为我大顺之患？是时荷兰为祸东南，俄罗斯与残清勾结，是以永昌皇爷下诏，命人查访西洋列国史事时政，风土人情。便有了我今日读的这部书《欧罗巴列国志》。”
“永昌皇爷对这部书很不满意，书中倒是搜罗了有不少海外奇闻、传教之事，于列国史事说得也算清楚，可是永昌皇爷想知道，外国的君王怎么收税，田主怎么收租，百姓吃什么粮食，士卒军饷几何，怎么征发徭役，怎么考选官吏，这些事情，这本书上全都没有，传教士也不懂这些。”当时顺朝最主要的对外接触渠道就是传教士，而李自成想知道的这些问题都超出他们的业务范围了。
“所以，永昌皇爷专门委员在澳门搜罗西洋各国情报，至今已近二百年，可国朝对英国依旧所知甚少。英人之军制、税收如何，政局如何，百姓生计如何，皆一无所知。”
言外之意是，这二百年收集的情报，也就收集个寂寞，屁用没有。
“不提这个了，广州局势如何？”冯兆阳问道。冯远生说：“英兵一走，贸易如常，英人并未拦截法兰西、美利坚等国商船。要说变化，那便是鸦片贩子招摇过市，饶是汀国公坐镇，也禁制不得。”
冯兆阳笑道：“李天悦虽非纨绔，却也不过是个太平公爵，让他去宣扬广州军民如何奋勇抗敌，倒还容易，让他管洋务商贸，十个他也不济事。”冯远生说：“南方并无大碍，倒是这京中，圣上竟派遣如此之多的勋贵子弟出征，看来这是发了狠了。父亲身为军师，未受牵连？”
冯兆阳说：“这件事上，皇上还是分得清楚的，似那前明崇祯皇帝，今日杀督抚，明日斩总兵，到头来又如何？就算最后要你父亲我扛些责任，不做这个军师便是，我偌大年纪，还怕这个？自本朝开创至今，只闻有临阵脱逃杀头的，有通敌谋反杀头的，何尝有打了败仗便要杀头的。何况这仗还不见得败，只要朝廷手上还有银子，有什么可怕的。”
虽然南方打了败仗，连广州都丢了，但顺朝朝中文武大臣依然信心很足。顺朝立国还不足二百年，放在明朝，也就相当于嘉靖末年，再加上吸取了明朝的各种教训，土地兼并速度还得比明朝慢一些。明朝嘉靖年间闹“南倭北虏”的时候要是有人说大明要完，肯定被认为是妖言惑众，就算英国人比王直和俺答加在一起还要厉害得多，但大顺也比大明厉害得多，根本没有谁认为大顺会扛不住。
山海关大战的结果改变了很多事情。在李西平那个世界的历史上，山海关之战后，华北士绅大多叛顺投清，南方的士绅也有不少请清军来帮忙镇压奴仆、佃农的起义。在那样的局面下，无论是清朝一统天下，还是农民军反杀，都必须得采取笼络士绅的政策。
然而，这个世界的山海关守住了。没有清军的武力撑腰，士绅对抗不了顺军的武力。大顺朝在刚刚从“流寇”转型成国家政权的时候就赢得了胜利，还没来得及和士绅同流合污就天下无敌了。李自成理所当然地认为，追赃助饷、均田免粮是最正确的道路，并向全国推行。因此，明末农民战争成了中国历史上赢得最彻底的一次农民起义，不需要任何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