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战乱后的抛荒土地上，顺朝重新分配田地，制造了大量自耕农。与此同时，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见地主就杀，没有地主制造地主也要杀，顺朝依然承认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但是推行了永佃和着佃交粮两大制度。地主和佃户要签订契约，少则十年，多则百年，在契约期限内，地主不得夺佃。而原本向地主征收的赋税，改为向实际耕种土地的人征收。顺朝不需要摊丁入亩，因为打从一开始就没有丁税，直接按田亩征收十一税。看起来是比明朝的税率提高了三倍，但由于清除了大批上下其手的蠹虫，老百姓实际的负担反而降低了，佃农也解除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经过几次谁的面子也不用给的土地清丈，顺朝在册田亩高达十二亿亩，由此奠定了顺朝空前的财政收入的基础。
再加上时代的演进让工商业规模也远迈前代，顺朝家底极厚。虽说现在已经弊病丛生，然而依然处在那种一旦开战还有钱临时抱佛脚往军队里砸的状态。就算地方上缺钱，京营的军饷也是够用的。崇祯十六年的时候，崇祯皇帝尚能派出十万大军，德明皇帝难道还不如崇祯？所以在大顺官员心中，朝廷都没沦落到需要加派“英饷”的地步，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冯兆阳说：“老家那边，交代你的事情办得如何？”冯远生说：“宁波的商号都已经准备好了，一有战事，粮食是定能大卖的，当兵的领了饷，烟和酒也是一定要的。英船在福建海域，糖怕是送不过来，不过松江的仓里还有存货，其余各种杂货，还有那些勋贵子弟喜欢的小玩意，都可以就近调配。葛掌柜办事老道，您大可放心。只是我看，宁波的防务还不及广州，恐怕……”
没错，冯军师“敌必寇舟山”的判断根本不是因为高瞻远瞩，而是因为他家的买卖大部分都开在宁波。
冯家祖上本是渔民，在冯兆阳的曾祖那一辈因为跑日本贸易而发迹，那老爷子才是真的高瞻远瞩，知道这大顺，普通的商人就是肥羊，随便来个典史都能收拾你。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小儿子，也就是冯兆阳的爷爷培养成读书人。
读书人除非实在太穷，否则是不会和商人联姻的，但冯兆阳的爷爷中了秀才，因此名正言顺地娶了一位举人的女儿。冯兆阳的父亲也是秀才，又家资丰厚，所以也和士绅人家结亲。到了冯兆阳这一代，终于中了进士，冯家花了四代人的时间，总算挤入了士绅的行列，没人再说他太爷爷是卖水产的冯老臭了。
冯兆阳他们家三代都是专职的读书人，不事生产，他们的生活费，他们读书的开销，四处交际，投名师访高友的费用，除了分家时得到的那几十亩地的租子，就得靠那些从事“商贾贱业”的宗族兄弟们资助。那么冯兆阳做了官，有了权力之后，又怎能不借他们用用。只不过冯兆阳做事很有分寸，过界的钱从来不捞，所以几十年都没出事。
比如说这一次，冯兆阳就认为绝不会出问题。英国人如果打舟山，那就说明他说对了，他早就说过，敌必寇舟山。要是英国人不来，那焉知不是顺军提前防备，把英国人吓住了？冯家人赚的钱，是靠提前得到消息，准备好各种货物卖给集中过去的军队，这笔钱他们要是不赚，也一样会被别的商人赚走。
冯兆阳并不想听防务的事：“老家有什么话捎来吗？”冯远生说：“六叔让我问问，什么时候能回广州。”这个“六叔”是冯兆阳的堂弟，在广州做生意。
冯兆阳说：“让你去广州，你也得看出点东西吧。”冯远生说：“我看不忙，朝廷要是真准了英人所请，在北边开埠通商，广州定会大受影响。我们家在广州没什么势力，父亲的朋友也没什么信得过的人在广东任职，真要是那边不景气，不如撤回来，专心做宁波的生意。然英人提案中，多有丧权辱国之条款，这个，这个……”
冯远生一时不知如何措辞，冯兆阳点了点头：“你能想到这些，大有长进。一路舟车劳顿，你也辛苦了，去你母亲那里问个安，便去沐浴休息吧。”
冯远生犹豫了一下：“父亲，舟山战事，您就没什么想法吗？”冯兆阳说：“若是宁波也守不住，像广州那样交赎城费便是。我们家不要出头，可也别舍不得银子。别人出多少，我们就出多少，千万不可显眼了。”
这显然不是冯远生想要的答案，但他也知道自己问不出什么了。父亲马上就要告老还乡了，连罢官都不怕，还能关心什么？皇帝给子孙留下的是万里江山，大臣给子孙留下的是田产金银。过去父亲也曾精忠报国，那是因为精忠报国才有大官人做，现在官做到头了，还指望他忧国忧民？
忧国忧民的人，倒是真有，比如说李西平，现在就在挣着卖鸡蛋的钱，操着卖导弹的心。
作为一个穿越者，现在又做了官，要是不大展鸿图一番，也太对不起这个身份了。然而李西平在崖州城里里外外逛了一遍，最终还是只能承认，自己别说想干点好事了，就是想贪污都没这个本事。
修正司的事是无解的，钱财账目完全被几个“施主”控制，李西平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到底管着多少人。至于本职工作以外的事，那就更没辙了，他连本地方言都不会说，想下乡做个“社会调查”都得带着翻译，衙门里那四个老头老太太，哪个能跟着他跑去乡下？
这个年代热带海滨农村的卫生条件，也让李西平望而却步，只敢在城内和关厢转转。海南的疟疾可是大大有名，想来大顺也没有搞爱国卫生运动的本领，堂堂穿越者，要是被蚊子叮了一口就送了小命，未免不值。待在修正司衙门里，好歹还有免费的劳动力收拾卫生，这里地处高阜，比较干燥，有一批信教的老太太很是虔诚，天天都来打扫，住在这里，送命的危险还是比较小的。
连老百姓都不接触，就想“一展雄才”，那和白日做梦也没什么区别。所以这些天，李西平一直在学习本地的方言。
顺朝的开国元勋在造反的时候就注意到，有的县官还并不算很坏，可师爷却坏得流油，因为县官根本不懂本地的方言，就需要师爷做“翻译官”，师爷便趁机上下其手。
于是乎，李自成有了个想法他想推广普通话。
这个计划理所当然是失败了，具体过程不用多说。不过在崖州，情况又有些不同。
顺朝的开国勋贵以陕北人为主，中层则多来自陕西（含甘肃）、山西、河南三省，立国之初，在襄阳建立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府时，文官以河南人为主，湖北人次之，后来在西安开国，大批陕西文官后来居上。这些人的家乡话和原来明朝的官话融合，形成了顺朝的官话。
在崖州城内，通行的方言是军话，这是明代戍守在此的士兵的方言，也属于官话的一支，而且这里一直是犯罪官员的流放之地，顺朝建立后又有一批来自官话区的士兵来驻防，因此有说官话的基础。
顺朝开国之时，本地军户彭信古率领卫所士兵杀死了拿他们当农奴来压榨的军官，响应顺军，其中也有一部分人获得了世兵身份，这让本地的教育水平也有了提升，当年的起义士兵拿命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多争了几个读书的名额。
虽然全面推广官话着实离谱，但是在官方学堂里，还是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官话教育，崖州直到明末的时候人口还不多，军人及家属和流放者占了人口的大多数，而且这些人的生活条件比普通乡民要好，所以他们繁衍后代的速度也更快，后来从广东、福建等地移居此地的移民，还有下山定居的黎人，很多也都学会了军话。
因此，本地方言的学习并没有李西平想的那么艰难。修正司当初也承担了推广官话的责任，虽然在别处基本都失败了，但是在崖州还是有一定的成果的，和李西平那个世界的清朝相比，崖州有了更多的驻军、更多的流放者，方言中官话的成分更多了。
这些天，李西平一直在听常有道给信徒讲经。所谓“讲经”，就是拿着州里唯一一本《基督经》照本宣科地念，然后把文言文的经文翻译成白话。
这本经书也让李西平十分无语，很明显是“和谐绿坝”版的，删改了很多东西。比如说现在常有道正在讲的马加比起义部分，很明显是按清朝在辽东强制剃发的模式来解释希腊人和犹太人的矛盾，甚至把圣殿说成犹太人的宗庙。虽然表象上可能差不多，但内核肯定是驴唇不对马嘴，不过听经的老头老太太们倒是都听得津津有味。
常有道正说到，马犹大手持一柄七百二十斤重的大铁锤，冲入塞琉古军中，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一锤把塞琉古大将阿波罗的脑袋砸进了腔子里面。那阿波罗有一柄宝剑，名曰“杀马剑”，端的是锋锐无比，削铁如泥。马犹大拔出这口剑，更增神勇，是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
李西平想乐又不好意思乐，常院长这业务水平在说书先生里都算垫底的，更别说当神父了。
等到常有道打着板子开始唱的时候，李西平实在憋不住了，借口有事先走了。
这日子其实还不错。修院里的出家人就没有五十岁以下的，不是一辈子没结婚的老光棍，就是死了儿子的老寡妇。虽然经费总被人卡脖子，但“施主”们总归不敢真把这些老头老太太饿死，这些老人也不计较，有碗粥喝就觉得心满意足。年纪大了干不动活，还能有个地方出家，没被扔到山里饿死，这就是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了。
但是丙丁两个善堂的情况，就让李西平很心酸了。
这两个善堂是收容男女孤儿的。崖州的孤儿情况照内地要好很多，这里的开发进程很慢，到现在还是人口输入地，有广东、福建及海南岛北部的人不断迁入崖州。这些移民基本上都是一无所有的光棍汉，所以崖州的男女比例很不平衡。因为开发程度还不够，所以人均寿命也很短，夭折率高。别看善堂里全是老头老太太，他们都是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幸存者，同龄人大部分都已经死了。人口压力不大，又男多女少，所以崖州并不像很多地方那样有溺婴、弃婴的习惯。
缺少弃婴，善堂收容的孤儿就不会很多。一般来说，孤儿会由宗族亲戚照顾，没有亲戚收的，才会被善堂收容。
目前在善堂中在册的还有六个男孩，十个女孩，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四岁。男孩因为比较容易被人收去当养子，所以数量少一些。
一般来说，善堂还是主张让孩子被收养为好，能虐待养子的家庭毕竟还是少数，一般家庭的养父母就算待养子刻薄些，也比以“不让小孩出事”和“不让小孩惹事”为最高宗旨的国家机构强值万倍。甭管制度的设立者多么“高瞻远瞩”，有什么“宏伟理想”，执行到基层肯定普遍是这个德行，什么国家什么时代都一样。
这十六个孩子中有七个有不同程度的残疾，教育也根本谈不上。修道院里倒是也有慈祥的老太太照顾这些孩子的生活，加上孩子们本身也都挺勤快，能保证生活环境不肮脏，有饭吃，有衣穿，但别的什么也保证不了。老太太们自己的精神世界还空虚着呢，哪有本事教育孩子。
更让人头疼的是，善堂里还有许多“不在册”的孩子，有的是以前在善堂，长到十三四岁就出籍了，有的则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父母管教，在善堂混日子。这些小孩中，有不少很难管教，乞讨、盗窃的事都很多。
李西平来崖州的时间不长，善堂暂时还很消停，但从今天开始，消停的日子结束了。
第十二章 以理服人
李西平很早就注意到，顺朝的官员比他印象中的明清时期的官员多很多。
不仅官多了，吏的待遇也不同，就拿他这小小的修正司来说，两个吏员、两个院长都是吃财政饭的，其薪水足够在崖州成年养活五口之家。至于按什么标准养活，按李西平熟悉的恩格尔系数来算，大概得超过50%，而普通的农民超过80%都不稀奇。
而且吏如果熬到一定年资，考绩又比较突出，是有可能升任典史之类的未入流小官的，顺朝也不禁止吏参加科举，这待遇比明朝清朝都好得多了。
按理说，官吏队伍变庞大了，对于基层的管控能力应该增加才对。根据李西平这些天的观察，至少在州城、关厢和州城附近的村庄，官府可以令行禁止。
至于离城更远的农村，根据李西平从麾下“四大护法”，以及来听经的信徒们口中了解到的情况，还是一个熊样。
顺朝推行的着佃交粮和永佃制度，确实很牛，在征税过程中少过地主这一道手，极大地减轻了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但是在李自成还活着的时候，各种花样翻新的方式就已经出炉了。
最初实行着佃交粮和永佃的时候，农民起义刚刚胜利，佃户扬眉吐气，许多地主向佃户收租如同要饭一样，根本就收不上来。李自成在张献忠义子孙可望的建议下，曾经有计划将地主的地租也改由官府征收，佃农上交一半的收入，其中四成都归官府，只给地主一成，而且这种计划居然也有地主拥护，因为总比一点租子都收不上来强。
但是很快，着佃交粮的弊端就暴露出来了，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时代的官府，还没有那么多人力去直接管辖农村分散到小块土地。
李自成要是能像三百年后那样，往一个县派出由十几个大学生、几十个中学生、上百小学生、几百个接受过扫盲的转业军人和农村干部组成的队伍，带队的还都是老革命，那干脆不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就行了，直接耕者有其田。
可现在，他能派下去的，还是从大明投降过来的官吏，就算数量增加了，待遇改善了，也只能有点量变，怎么可能有质变。
那些在明朝时能把持地方的世家大族被打垮了，但大顺也是以科举取官的政权，新的士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填补了空缺，无非是从过去的一家大老爷变成现在的七八家中不溜的老爷。
胥吏的待遇改善了，有了晋升机会，对他们的监察也更严了，确实不像过去那样贪，但要是想他们不贪，那也是白日做梦。
那些把持基层的豪强被消灭了，可是选不上兵的世兵子弟又有很多蜕变成了地痞流氓，有的还做起了欺行霸市的生意，成为高级流氓。
没有足以深入乡村的管控力，征税的时候自然基层就会玩出各种花活，大明的缙绅和军官会逃税，大顺的缙绅和世兵们道德也不见得高尚到哪去。就连有些当年在商洛山跟着李自成一起吃草根、啃树皮的老兄弟，也有做了官之后就买房置地的。
真保持“农民起义者本色”的当然也有。比如说闯军的二号人物田见秀，想当年闯军还是“流寇”的时候，明朝文人除了“拷掠官绅”之外都找不出田见秀有什么黑点。等到李自成称帝之后，田见秀照样严于律己，有亲戚朋友来投奔，他都只是悄悄给钱然后送走，不给他们安排职务。放在三百年后，这都是要被亲戚骂“不近人情”的。
然而，在这样的年代，田见秀这种人只能凭运气随机产生，不可能靠环境批量培养。少数理想主义者在开国之初挟战胜之威加强监督，固然能让吏治好转一时，但是等这阵风过去，该咋样还咋样。
要说宛平县、大兴县的县令不敢贪，那是没错的，毕竟他们在天子脚下，京城中就属县太爷官最小。但是在这天涯海角的崖州，呵呵。
李西平上任之后的第一件正经工作，就把所有麻烦都占了由寡妇改嫁引发的永佃权和纳税责任转移及由此暴露出来的贪污问题和科举不公。
一群人堵着修道院的门口，正在骂街，好在李西平听不懂他们骂的是什么，所以也并不生气。他向骑在旁边树上看热闹的一个十来岁的小孩招了招手：“锤子，下来。”
这个叫“锤子”的小孩十分轻快地从树上溜了下来：“修正，您叫我？”锤子左眼失明，所以才成了孤儿。至于为什么叫这么个怪名字，李西平也不知道。
李西平问道：“这都是什么人？”锤子说：“吴老二那一伙，来抢卫寡妇的。”
李西平摸不着头脑：“什么卫寡妇？”锤子说：“一个刚来我们修院，想出家的寡妇，她婆家让她改嫁，她不嫁，就要出家，这不，吴老二就来闹了。”
大顺朝的风气与明清完全不同，程朱理学在明末的思想大交锋中一败涂地，明末的天下都那个德行了，愣说思想上没出问题，那也太扯淡了，总得有人出来背这个锅。这么大口锅，一般人也背不起来，程朱不去背，总不能让孔孟去背吧？
别的影响暂且不提，具体到寡妇改嫁这件事上，永昌元年，直隶真定府临城县令段献珠上书称，明朝鼓励寡妇守节甚至殉夫，大逆人伦，多有寡妇因此被逼死者，请永禁旌表贞节烈女之恶政。
本来这玩意也是那帮士大夫吃饱了撑的搞出来的，普通穷老百姓哪有守节一说，连李自成的皇后高氏都是前夫死后改嫁给李自成的。段献珠十分痛恨烈女守节一事，把临城县的贞节牌坊全给砸了。李自成为了减少矛盾，不许再破坏已有的贞节牌坊，但是大顺朝也不再旌表任何烈女。
经过二百年的移风易俗，寡妇殉夫的陋习是被打击得差不多了，但是另一种对寡妇的迫害却无法解决，那就是逼寡妇改嫁。
这个躲进修道院的卫氏就是典型的例子，她丈夫名叫魏本善，其家族在本地也算个不大不小的绅士，出过几个秀才。丈夫死后，留下卫氏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
按照顺朝的法律，卫氏如果选择过继一个魏本善的侄子作为养子，那么养子的继承权等同于亲子，家产就有三分之二属于养子，三分之一属于女儿。如果卫氏不过继养子，那么家产就全部属于女儿。
在有些情况下，比如说寡妇是个老太太，难以单独生活，过继养子来赡养自己是有必要的，养子既然赡养了老人，也理应有继承权。卫氏才二十出头，如果是过继一个小孩从小养大，像亲儿子一样，那也还罢了，将来老了还能指望这个养子赡养，可魏本善的侄子今年都十八岁了，死乞白赖要给她当儿子，是什么用意还用说吗？
如果是二百年前，魏家可以直接宗族共议，强行给卫氏指派一个养子，但是顺朝严禁这种行为，卫氏如果到衙门告状，说她不要这个养子，魏氏族人也没辙。
不过不要紧，合法手段行不通，还有非法手段。各种有关卫氏“不检点”的谣言开始传播，魏本善家门前一天到晚有流氓滋扰，媒婆三天两头登门劝她改嫁。只要卫氏挨不住，改嫁到别的村，她女儿的监护权就会移交给魏本善的大哥魏本福，女儿继承的魏本善家产的管理权自然也同时移交。
魏本善的家产中，最要紧的就是九十二亩土地，其中二十七亩是他自己的，剩下六十五亩是他佃种的，租期还剩三十八年。卫氏总不能带着女儿去耕地，她一个完全不懂农活的寡妇，让她去管理家中的长工当然不现实，因为还得交税，所以地也不能荒芜，卫氏需要指定一个代理人代行永佃权，官府收税也找这个人要。
按照魏家人的想法，魏本福和他的两个儿子魏伯焘、魏仲恺当然是最佳人选，可卫氏偏偏指定了自己的表哥佟大仓。
于是谣言进一步升级，开始传说卫氏在嫁给魏本善之前就和佟大仓搞上了，女儿是不是魏本善的都不一定呢。
魏家人要是去衙门告卫氏私通生女，那肯定是没用的，衙门对这种诉状概不受理。但三人成虎，谣言的传播给卫氏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很快，又有新花样了，魏本善家的长工集体去衙门告状，说佟大仓虐待他们。
这可就了不得了。乡下土财主家里争遗产，对衙门来说就是屁大点事，可地主虐待长工，那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顺朝对于所有可能导致农民起义的问题都很敏感，他们这行的祖师爷陈胜就是个给人种地的长工，虐待长工，那还得了？
长工当然是没有这么高的政治敏感度的，而魏本福是个秀才，长工不会告状，他可以手把手地教。但是，查到最后，也就是半夜鸡叫之类的常见手段，只要没把人打伤打死，官府就倾向于和稀泥。
魏本福这状没告下来，佟家却不能善罢甘休，佟大仓的父亲佟光是卫氏的舅舅，虽然没有功名，但也是个生意人，见多识广，找了几个州学的童生，让他们去告魏本福是个学霸。
这年头，“学霸”可不是什么好词，是指倚仗功名在学堂里横行霸道的人。本来佟光这种级别的人，想告一个秀才是很不容易的，可问题是，魏本福真是个学霸，他对自己弟妹、侄女都如此刻薄，对同学还能好到哪去。原来被他欺负过的同学，现在也有考中秀才的了，也趁机掺和进来。州学的训导有一个护着魏本福的，其他秀才便说他收了魏本福的黑钱，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开始查究魏本福这个秀才功名是不是用正当手段考下来的。但毕竟魏本福只是横行霸道，也没杀人害命，这事只能让他闹个灰头土脸罢了。
最终，走投无路的卫氏便想出了一个办法出家。
卫氏出家，家产自然还是女儿的，女儿可以在由她带进修道院里照顾，也可以指定一个人来照顾，卫氏便指定了自己的姥姥。卫氏的姥姥住在儿子佟光家里，快七十岁了，哪个流氓没法招惹她，总不能造谣说老太太偷人，真要是上门闹事，把老太太气死了，麻烦可就大了。不出人命，官府就不闻不问，可一旦出了人命，官府插手，那所有相关人员谁都没有好果子吃。至于土地的代佃权，她既指定给佟大仓，她躲到修道院里，别人就没法逼她修改，除非有人抓住佟大仓什么确凿的违法行径，否则就夺不走代佃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一种历史的进步，虽然“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的规矩没改，但是魏本福和佟光这两个花得起钱的人都肯用打官司的方式来攻击对手，这就证明衙门里的这帮人只是要钱，司法还没黑暗到把原告、被告都往死里整的份上。这点进步，也是明末牢狱中无数冤魂换来的。
眼看煮熟的鸭架子熬白菜要飞，魏本福只能用最后一招了，雇了一批流氓，到修道院来闹事，讲述卫氏的各种“秽行”，说修门清净之地不能收留这种人。主管修道院的常家兄妹都是软蛋，满院都是老弱病残，闹得凶了，兴许真就不收留卫氏了。
锤子天天听常有道讲经，也认了几个字，因此说话还算有条理，李西平费了好大劲，捋清了这里面的来龙去脉，又问了这个带头闹事的吴老二的出身。此人是崖州承办红白喜事的，本来还有几家竞争对手，都让他打跑了。哪家娶媳妇要是不用他们，他就带着一群流氓，举着哭丧棒、招魂幡到人家家门前又哭又唱。
吴老二的姐姐嫁给本地码头力夫的把头曾思为妾，曾思出身于世兵家庭，父亲曾经是军官，虽然他们这一辈无人从军，但还有人脉。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姐夫撑腰，吴老二才能做这种生意。
李西平掂量了一下，曾思和这件事毫无关系，就是吴老二收了魏本福的钱，这样的话，至少今天的事好解决。他拍了拍锤子的肩膀：“跟我来，看看我怎么办这事。”
吴老二骂了这么半天，也没人给他倒碗水，早就有些累了。李西平径自走到吴老二面前，李西平身上穿着官服，就算是九品，也不是无官无职的老百姓敢阻拦的。
“你就是吴老二？我告诉你，骂人是不对的。有话好好说，你得讲道理。”李西平抡圆了胳膊，一个大耳光，打得吴老二原地转了三圈。吴老二捂着脸愣了半天，脑子里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要讲道理吗？
没等他反应过来，李西平一脚踹在他肚子上，让他摔了个仰面朝天。李西平说：“本官从来都是以理服人的。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源，未曾学艺先学礼，礼多人不怪，所以你不讲文明礼貌是不对的。本官身为本地修正，主管修会，当以圣父之仁爱感化尔等。”揪着前襟把吴老二提了起来，又是一个大耳光。
李西平在二十一世纪都算是身高体壮的人，又喜欢运动，身体素质过硬，要是打普通地痞，根本用不着什么武术，靠身高和体重碾压就行了。吴老二是斗殴经验丰富的老资格流氓，真要是动起手来，李西平未必是他对手，可李西平这身官服比什么盔甲都好使，随便他怎么打吴老二，吴老二却不敢动他一根手指头。
李西平说：“陆放翁有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大顺朝崇仁孝，禁绝伤残肢体，没有太监，所以这宫刑就免了，但这么空口白话，还是讲不明白。锤子，取鸟铳来，我来给他们讲一讲西班牙人在美洲是如何传教的。”
修道院里还真有鸟铳，崖州有山贼也有海盗，朝廷既然不可能禁止山贼和海盗用武器，也就只能允许老百姓也用武器。除了炮需要特别审批，一般老百姓家里有一两支鸟铳都是合法的，修道院为了维护治安，也有两支用来吓唬贼的鸟铳。
吴老二打架经验丰富，挨打经验当然也丰富，他看出这位李大人虽然不太会打架，但是力气很大，真要是下死手打，打断自己几根骨头也不是问题。修道院的院长是吃官饭的，这里也算半个衙门，李大人没往死里打，也没要治他们围攻衙门的罪，显然是不想把事情闹大，但是李大人上来就打，也足见并不怕自己闹事。
听说李大人是因为军功得官的，这种人办事，一般简单粗暴，第一次打得轻，自己要是不识好歹，下一次就打得重了。他是官，我是民，谁知道他的后台有多大，就算把我打个半死，在床上躺半年，我也只能自认倒霉。就别等着人家拿鸟铳来“感化”了，赶紧撤吧。
吴老二一躬到地：“今日小人家中有事，我娘病得快咽气，急等着我抓药回去救命，改日再聆听大人教诲。”刹那工夫，满街的流氓走了个干干净净。
其实李西平的势力比吴老二的姐夫曾思还差着一大截，但是吴老二怎么可能知道他是走了狗屎运才做官的，一点后台都没有。按常理推测，李西平这个九品官当然是吴老二这样的街头烂仔招惹不起的。官老爷殴打流氓，理由是流氓围堵官府产业，流氓还打算申冤吗？
锤子兴奋地说：“您真威风！”李西平说：“打个地痞有什么可威风的。你去和常院长说一声吧，老太太们可以出门了。不过这些天要多加小心，我看，这件事不会就这么了结了。”
第十三章 净桶
浙江宁波府定海县，小门村。
李西平那个世界清朝的镇海县，也就是后世的宁波市镇海区，在这个世界的顺朝叫定海县；而清朝的定海县，也就是后世的舟山市定海区，在顺朝叫舟山县。
定海县的小门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海边渔村，也是在李西平那个世界被清朝毁灭的村庄之一，顺治十八年九月迁界禁海，小门村的居民被全部屠戮。
而在这一时空，这个村庄毁于另一个原因。
几个英国兵和十几个印度兵，正在烈火熊熊的村庄外吸烟。他们的人数太少，攻击这种规模村子着实有些难度，村内有不少乡勇，为了防海盗还修了围墙，有一个英国兵和三个印度兵死于乡勇的抵抗。
一个英国兵说：“少尉，中国将军为什么让我们攻击他们自己的村庄？这里的人很穷，而且中国将军还说我们不用上交抢到的财物。”英国少尉说：“这些人做事都很奇怪，别管那么多了，我们是俘虏，而且西边不远的地方就有中国军队监视，我们除了服从还能怎么办。”
这些英军现在并不是真正的英国军人，而是在之前几次战斗中被顺军捉住的俘虏。然而，顺军却把武器还给了他们，并给了他们一个十分离谱的任务：抢劫小门村，杀掉所有反抗者和来不及逃跑的人，不许追击逃跑者，事后放火烧掉村子。
很快，一队顺军开了过来，为首的部总带着一个翻译，上前收缴英军俘虏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