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跟全国我所曾游的其他城市大异的地方，即是妇女随便游行，或乘马于通衢大道，而又绝不装模做样害怕外国人如其他中国妇女所常为者，亦不回避我们。她们几乎人人都穿着苏州出产的奇巧的绸缎丝服，美丽之极。”
太平天国也不是女人的天堂，沃尔斯利看到的当然是有钱的妇女，穷人穿什么绸缎丝服，太平天国治下的女人要挖壕沟、收庄稼、挑水、掩埋尸体、喂马、劈柴、搓麻绳，活得也丝毫不轻松。但究竟是种地喂马、挑水劈柴、累得要死更有利于妇女解放，还是裹着小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更有利于妇女解放呢？
顺朝也是禁缠足的，能跟着“流寇”队伍活到顺朝开国的女人，当然不会是小脚女人。明朝的两京勋贵、豪富绅衿一扫而空，话语权的变更也带来了审美观念的变革。
为了对抗清朝的剃发易服，顺朝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拔高到了体现政治立场和华夷之辨的地位，甚至到了理发前都得对祖先牌位磕头的地步，伤残肢体的缠足因此成为严重的政治不正确，揭发别人妻女缠足成了政治斗争中攻击政敌的手段。经过二百年的变迁，至少在江宁这样的大去处，缠足早已是历史的陈迹了。
因为当年做“流寇”的时候经常需要每一个男人去打仗，后勤只能让家眷来管理，顺朝的统治者对于让女性抛头露面没有丝毫限制，这让在明末已经存在的女性社会活动愈发活跃。但是，仅限于那些有条件做才女的人，穷人家的女人该干嘛还是干嘛。顶多就是有利于百年后大顺朝在史书上的名声，毕竟能上史书的女人肯定不会是卖豆花的张三娘、种蚕豆的李大妈。
这两段英国人描写其实都是片面的，都忽略了那些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穷人，作者并不一定没见到，只是全世界的赤贫者都这样，看看大英的穷人就知道了，也不用特意介绍。
就连现在大顺禁烟的力度，都和太平天国很像。初中历史的题目里就有：
“太平天国的法律以鸦片为违禁品，吸者处死，一切违法者均斩首不贷。由于鸦片是每次对华战争的主要原因，由于人人知道太平天国获得成功就要彻底废除这种贸易，因此我们毫不偏颇并且具有充分理由说，那些从任何其他动机方面看来都应该成为太平天国最热烈的朋友的人们对于革命者的敌意，大部分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是无庸置辩的。在太平革命运动的早期，几乎全体熟悉他们的人，甚或许多并不熟悉他们的人，全都对他们怀着友好的感情，可是曾几何时，一旦完全明白他们对输入鸦片采取不妥协的态度之后，就有有力的团体起来反对他们，而不管他们是不是基督徒等等了。”
而且江宁还是拜上帝教的重镇，明末天主教在南京的活动不少，万历末年南京还发生了教案，所以顺朝与之针锋相对，在江宁大力推广拜上帝教，崇拜“圣母玛利亚菩萨”，成功把天主教势力挤了出去，而官府管理下的拜上帝教教会，其实与佛、道已无多大分别。李西平要是刚一穿越就到了这里，就不会惊讶于遇见石达开了。
尤其是从洪平山作为读书人的角度来看，就算二百年前挨了一波暴击，但经济基础也决定了江宁作为天下最富的省的首府，文风之盛堪比京城。洪平山漫步在三山街上，这里半条街的店铺都是书店，对于洪平山来说，就如同杰瑞掉进了奶酪箱。
自打襄京孝廉会那次“简在帝心”，洪平山做官的心又热了。他不种地、不做工、不经商，能花十年时间去考进士，当然不是穷人，而是躺在家里就有人送钱米的财主。在襄京结交了几个皇帝侧近，又寄信让亲朋在昆明和京城都使了银子，谋了江宁典史之职。
让洪平山惊讶的是，在三山街最好的地段，有一家新开的大铺面，装潢样式十分怪异，他过去从未见过。更奇怪的是，这间铺子还挂着中式的匾额和楹联。匾额上写着“吉利斋”三个字，落款是江宁府尹，楹联写的则是“师夷长技以夷制夷，会通中西以求超胜”。
临街的一面墙上花着一幅巨大的壁画，明显是西洋风格。洪平山是个文人，对西洋建筑虽然不懂，对西洋书画还是有了解的。但画中的内容却不是西洋故事，而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最离谱的是，门前站着两个洋人门童，正在用官话迎客。这家铺子的一切都很新，应该刚开业不久，进进出出的人很多，显然生意兴隆。
洪平山走了进去，才发现这里是一家专卖英国货的商店。
洪平山对引来一群妇女围观的高档呢绒看也不看，对于西洋乐器、油画、装弹簧的软椅，以及各种精巧的钟表、玩具也不感兴趣，而是径直走向了卖书籍的区域。
这家店的掌柜正在这里和客人攀谈。与那两个穿着燕尾服的门童不同，掌柜虽然红发蓝眼，却是标准的儒生打扮，官话说得非常流利，只是稍微有一点广东口音。
不等洪平山发问，就有人问掌柜：“掌柜尊姓大名，哪里人氏？”掌柜说道：“在下范思陶，字慕蠡，广东澳门人氏，祖籍苏格兰国，美贺十三年入籍大顺，至今已有三十年了。”
顺朝对欧洲文化的了解更多，分得清欧洲人的姓名，所以不会有义律、懿律这样的翻译，而是叫他们艾查理、艾乔治。但是有较深汉学造诣的外国人，会给自己起更中国化的名字，范思陶显然就是后者。他既然已经入籍，那么已经不能算是外国人，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不是通商口岸的江宁经商。
范思陶曾经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名员工，因为在公司的船上夹带私货而跑路大顺。之后，他就一直在利用自己过去的人脉，从事令英国东印度公司深恶痛绝的生意从广东走私货物到东南亚的英国殖民地。1824年以前，他的走私目标地主要是明古鲁，1824年以后则以新加坡为主。
不能直接到澳门贸易的荷兰和西班牙是欢迎中国商人到自己的殖民地来的，荷兰人为此甚至扶持海盗，拦截前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因此郑芝龙这个翻译官才能变成海贼王，结果荷兰人玩脱了，郑芝龙反杀了荷兰。所以到了顺朝，荷兰人就不再热衷于这种事了，而且顺朝的水师就算不能打到巴达维亚来，在中国近海对付海盗还是没问题的。
而英国东印度公司由于在顺朝组建新式海军时提供了帮助，其之前对明朝的侵扰被赦免，可以直接到澳门贸易，因此他们当然不欢迎在他们的殖民地和中国之间还有别的中间商。
但论起走私来，中国商人也不好惹，虽说不能把走私货卖到欧洲去，但是在家门口的东南亚，荷兰人也好，英国人也罢，谁也不能真正禁绝中国走私商。
范思陶能做这样的生意，当然是有大后台的，他的后台是广宁伯王氏家族。初代广宁伯王兴是纵横广东的大盗，绰号“绣花针”，在顺军进兵广东时，他与广东的奴仆组织“社兵”联合，打开了广州城门，令顺军兵不血刃夺取了广州。
在李西平那个世界，王兴在汶村坚持抗清十余年，最终弹尽粮绝，举家自焚。汶村明军能坚持这么久，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就是海上贸易，作为一个大盗，王兴拥有许多走私贩子的人脉资源。
到了和平年代，这种资源就不是筹措军费的来源了，而变成勋贵们敛财的手段，尤其是安南之役后，军事贵族在广东、安南都有很大的势力，沿海的走私集团自然少不了他们的支持。想当年，明朝的安远侯柳升战死在安南，因此他们柳家一直做广东总兵，结果他的孙子柳景就明目张胆地派手下的军人把硫黄、硝石这些战略物资送到安南去换香料。而且事发之后，弘治皇帝仅仅罢了他广东总兵的官职，甚至没让他退赃，安远侯的爵位更是没削，柳景的儿子柳文、孙子柳竟然还继续出镇两广。
明朝的皇帝和勋贵如此，顺朝的皇帝和勋贵又能强到哪去。就连王兴本人，也只是忠诚义烈，而不是清廉，真要是清官，那也就搞不来与尚可喜打那么多年的军费了。
只不过，因为时代变了，顺朝的勋贵更进一步，老子权势熏天，为什么搞个走私还要别人当二道贩子？安南内属了，顺朝的勋贵直接派人去马来群岛走私。
荷兰东印度公司是有垄断香料贸易的决心的。1622年，因为班达岛把豆蔻卖给英国人，巴达维亚总督简皮特斯佐恩科恩出动荷兰士兵一千六百人，加上东印度土兵，共八千大军，血洗只有一万五千人口的班达岛，除了贩为奴隶的两千人之外，将其余岛民全部屠杀。然而，这样的高压政策拦得住英国人，却拦不住华人，华人在东南亚遍地都是，无孔不入，因为害怕顺朝断绝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又不敢像对待班达人那样直接杀光了事。
既然不敢屠，那么在岛屿密布的马来群岛，针对华人的缉私就必然是无效的。荷兰人也不可能要求顺朝配合，不提的话，顺朝还可以装不知道，要是把这事提出来，过去马来群岛可是明朝的势力范围，现在荷兰人指责华人在这里的商业行为是走私，这不是当众抽大顺皇帝的脸吗。就算不开战，也得禁止中国商人前往巴达维亚，到那时候，荷兰人为了拿到中国货物，更得把走私贩子当祖宗供着了，还谈何缉私。
像范思陶这样受勋贵支持的私商，有很多甚至本来就是皇商，他们穿梭于东南亚各地，甚至进入印度洋，在缅甸沿海活动，西窥孟加拉。这些人既有走私贩子的灵活性，又有皇权加持，不论是普通的民间商人还是欧洲国家的东印度公司，都很难与他们斗。他们甚至在加尔各答建立了一个华人社区，不过印度与别处不同，这里不缺廉价劳动力，来到这里定居的华人不是商人就是技术工人，数量不算很多，其中不少人从事皮革加工、制鞋、木匠、理发、镶牙、盥衣这些在种姓制下受到歧视的职业。
范思陶能从广东到江宁来经营这家吉利斋，自然也是因为他的靠山给他铺路，理论上来说他是东家，实际上他只是个掌柜。这一代的广宁伯王玉冰与出镇江宁的光侯刘继常是亲家，在鸦片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在琢磨这件事，这一仗不管是赢是输，都会严重刺激到大顺，既然如此，定然有人想了解英国，这样一家专营英国货的商行，肯定会火。这家商行里还有喝英式下午茶的地方，茶馆很容易成为讨论政治的场所，吉利斋的茶馆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肯定会成为江宁文人对英国态度的风向标。
勋贵经营生意，本来是只管赚钱的，但刘继常不同，他与德明帝的同窗，德明帝即位之后，搞出了一套用自己的同学监视五个旧的情报机构的模式，刘继常就是负责人，所以他既要赚钱，也要管舆论，开茶馆虽然是件小事，却也是对皇帝报备过的。
洪平山有些好奇：“之前和英国打得如此惨烈，没人迁怒你这店铺吗？”范思陶笑道：“昔日李广利兵败之时，汉朝人也没把金日养的马全宰了啊。我天朝胸怀宽广，四夷有一技之长者，皆为天朝所用，于是四夷宾服。纵有一时挫折，久而必胜。只有那些吃了外国人的亏又没本事反击的小国，才会迁怒物什，夜郎自大，自欺欺人。我这里经营的俱是机巧之物，没什么夺小民生计的东西，自然也就无人搅扰。”
其实搅扰的人还是有几个的，但是范思陶哪里会怕他们。街对面就有江宁府衙的衙役维持秩序，茶馆里还有刘继常手下的特务喝茶，范思陶不去欺压别人，别人就谢天谢地了，谁敢欺压他。
洪平山翻看着书籍，有《红夷大炮考》这样讲英国和中国过去的交往的，有《七国时代》这样讲英国历史的，有《孟加拉之役》这样讲英国的殖民扩张的，有林奈的《植物种志》这样的学术著作，还有《雾都孤儿》这样在英国也问世时间不长的小说。因为老板是苏格兰人，还特意把《华威廉抗英记》《斯昆石考》这样的书摆在了现眼的位置。不过，讲述现在的英国政治制度的书籍是一本都没有。
洪平山随口问道：“不知英国吏治如何？”范思陶说：“清者如海瑞，浊者如石崇，天下同理。”洪平山不禁微微一笑，心想自己也是问得傻了，连自己这个小小的典史，都是使了银子运动来的，做官的不贪，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做官？就像《英营历险记》里写的，那个伊万斯少校的官是花一千五百两银子买来的，那岂有不贪的道理。
但既然他们的官也贪，那为什么大顺的军队打不过英军？这里面想必还有大文章。不过，这就不是眼下的洪平山搞得明白的了。
吉利斋的真正主人光侯刘继常，此时正在江宁总督衙门中祭祀。今日是初代江宁总督亳王李锦的忌日，每年总督衙门中都要祭奠。
严格来说，祭的不是李锦这个人，而是他的佩刀。这把刀就供在江宁总督衙门之中，当年李锦回京时，特意留下了这口刀，以警后人。
仪式已经结束了，刘继常一个人留在祭堂中，看着这口刀。对于这种刀，他再熟悉不过了，他自己家里也有一口，那是初代光侯刘体纯传下来的。李锦绰号“一只虎”，刘体纯绰号“二只虎”，两人也都选择了刀柄有虎头之形的样式。两口刀最大区别是刀柄上刻的字不同，李锦这口刻的是“除暴安良”，而刘体纯那口刻的是“耕者有其田”。
即便是以17世纪的标准来说，这些刀的做工也十分粗劣，因为它们诞生于闯军最困难的时候，在闯军潜伏商洛山中，靠草根树皮果腹时，由刘宗敏亲手打造。刘宗敏作为一个铁匠的手艺着实一般，当时的条件和材料也都很差，所以刀的质量很不怎么样。
当时刘宗敏一共打造了二十二口刀，李自成、田见秀、刘宗敏、刘芳亮、袁宗第、谷英、李锦、张鼐、党守素、辛思忠、李友、吴汝义、马世耀、刘汝魁、白鸠鹤、刘体纯、谢君友、张能、马重僖、高一功、白旺、王文耀各持一口。谢君友死于孙传庭之手，他的佩刀也就此失落，传世者尚有二十一口。
每一口刀的刀柄上都刻有文字，李自成那一口刀就是《雪山飞狐》里闯王军刀的原型，上面刻的是“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不过并不是削铁如泥的宝刀，而是堪称破铜烂铁。
其余二十一口刀的刀柄上，也都刻有文字。刀上刻字的内容和持刀人本人的性格也有关系。田见秀的刀柄上只有一个“仁”字，刘宗敏的则是“惩奸除恶”，刘芳亮的是“摧敌必破”，白旺的是“剿兵安民”，高一功的是“忠义”二字，张鼐的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白鸠鹤的是“不扰民”。最离谱的是马重僖的，刻的是“工农解放”，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也是穿越的。据说唯一失落的那口谢君友的佩刀，上面刻的字是“天下大同”。也正是因为这些文字，初代的持刀人没有把它们带入坟墓，而是留在了人世间。
明末农民战争与之前的历代农民起义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以商洛整军为分界线，可以分为明显的前后两期。
1638年年末，许多明朝官员一度认为“流寇之祸”已经结束了，张献忠、罗汝才等人被招安，李自成下落不明，大明江山简直是“天下无贼”。当然，就连崇祯都不相信，清军一撤走，崇祯就开始准备包围圈对付张献忠和罗汝才了。
李自成作为总盟主的川陕反王联军，曾经有十万之众，然而被洪承畴、孙传庭打得惨败之后，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就剩下一千来人。这些百里挑一剩下来的人，都是出于各种原因非要和大明朝死战到底的。
这样一支千锤百炼之后的孑遗，其组织度和平均素质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支农民军，因为只要是农民军，就难免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而在闯军，这些人恰恰都被洪承畴和孙传庭给筛出去的，能留下的全是精英。虽然之后中原再起，开国大顺，扩充到百万之众，又把各种臭鱼烂虾也招进来了，但闯军的核心团队终究是有所不同。
李锦、刘体纯这些人，真的相信他们兵刃上所刻的“除暴安良”“耕者有其田”。一时造反，可能是投机，可能是被逼无奈，可能是随波逐流，但是像刘体纯这样坚持与明军、清军血战三十余年，至死不渝的人，是不可能没有信仰的。
虽然在这个时空，他们从反抗者变成了统治者，真正的除暴安良和耕者有其田也终究没有实现，可还是带来了“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威慑。私下里可以无恶不作，但到了明面上，谁也不敢否认这二十一口军刀上的口号。
“光侯，军师的使者来了。”“不能在这里见，我到外面见他。”
刘继常出了祭堂，顿时轻松了不少，离开了那口旧刀的视线，终于可以谈谈钱的事了。
第六十九章 厄尔口
布里亚特节度使辖区，厄尔口城。
由贝加尔湖流向北冰洋的安加拉河，将这座城市一分为二，南边是顺朝的厄尔口城，北边是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
起初顺朝称贝加尔湖为“北海”，但是和朝鲜海峡以北的浩瀚海域相比，管这个湖叫北海实在是不合适。就如同青海湖曾经被称为“西海”，但现在“西海”指印度洋一样，顺朝决定按照布里亚特蒙古人的习惯，称这座大湖为贝加尔湖，“贝加尔”意为“天然之海”。而“安加拉”之名，则是元朝典籍中“昂可剌”一词的另一种音译。
顺朝前期曾经有人提议把边疆地名都改成汉语的，但是最终被否了。因为土地太广大了，根本改不过来。再说如果军事实力孱弱或者当地人人不服，改什么名字都白费，一样守不住。
横跨安加拉河的顺俄边贸大桥两端戒备森严，顺军和俄军全都严阵以待。大顺公主李繁寿的仪仗，正在缓缓过桥。
“虽说为抗英而款俄，避免腹背受敌，符合纵横之术，只是对于我们蒙古来说，实非好消息。”
“自天兴年间划界，边塞已八十余年不闻金鼓，然俄人之小股抢掠、间谍渗透从未停止。边界安宁靠的从来不是条约，而是天朝的武备。俄人边军素来与我们半斤八两，但是这些来接亲的俄国京营精锐，看模样就知道比我们强得多了。”
两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站在一处不显眼的地方交谈着。他们都穿着蒙古装束，但用的是汉语。
海日古是一个布里亚特蒙古小贵族的儿子，他的家族还没到需要派人去京城当人质的地位，他一直在布里亚特节度使的驻地尼布楚的军学读书，刚刚毕业不久。匡任城是海日古的同学，他父亲是驻防厄尔口城的一个军官。
他们两个武举的成绩都不好，没捞到官做，就跑到匡任城父亲手下当了两个亲兵。虽然现在没仗打，但是偶尔抓个马匪，或者扑救火灾什么的，也能算军功。有的基层士兵没有后台，晋升无望，会把自己抓的匪徒高价卖给军官子弟换成钱财。有时干脆就是土匪黑吃黑，也会把敌对的土匪卖给官军。总之，只要你爹是做官的，想“立功”办法多得很。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不是还能抓个老百姓打成俄国间谍吗。只不过这种办法非常麻烦，很少有人会用。
作为刚毕业的学生，海日古和匡任城还是有些雄心壮志的。要是有机会，他们也愿意拿真俄国人换军功，只是一到厄尔口就赶上顺俄和亲，教人好不丧气。
顺朝在布里亚特地区的统治中心在尼布楚，这里有俄国人现成的城堡，又便于接受从雅克萨沿水路而来的支援。后来尼布楚发现了银矿，聚集大量矿工，有了上万人口，对于俄国哥萨克和附近的部落来说，这已经是惊人的巨城了。
但是顺朝和俄国唯一的边贸口岸设在了厄尔口，所以后来布里亚特节度使半年驻尼布楚，半年驻厄尔口。有一东一西两个重镇，也更有利于顺朝控制这里。
海日古注意到，对面的俄国士兵中，有一些人长得和自己有点像。他们都是西伯利亚原住民的后裔，有的就曾经是布里亚特蒙古人。当年顺俄划界时，有一小部分布里亚特人因为站队问题，留在了俄国一侧，他们信奉东正教，说俄语，用俄文名字，除了相貌，已经和俄国人无异。
第一次顺俄战争结束后，由于顺朝的强大，俄国失去了太平洋出海口，对于开拓东方的兴趣大减，移民力度下降，没有毛皮贸易的高额利润拉动，没有那些纬度低的好地方，即便俄国人有这个心，也没这个力。为了保证不让顺朝继续北进，俄国不得不改变政策，效仿顺朝，在雅库茨克、鄂木斯克等地笼络原住民以充实边防。
从欧洲来的哥萨克冒险者和流放的囚犯，因为缺少本族女人，也往往与信奉东正教的原住民婚配。时至今日，西伯利亚的原住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半数。即便是那些认同自己是俄罗斯人的族群，相貌也十分“东方化”。
海日古感叹道：“二百年前，俄人东侵，蒙古以北之部族尽数沦亡，我们蒙古人也连斡难河都丢掉了。西伯利亚气候严寒，俄人觊觎黑龙江流域的沃土久矣，纵然一时退去，久后必再来，布里亚特正是首当其冲。说来惭愧，我们对布里亚特部在成吉思汗时代之前的历史一无所知，甚至不确定我们的祖先究竟是不是蒙古人，但是忘记祖宗这种事，有一次已经太多了，既然现在我们已经是蒙古人了，就绝不能去做俄国的奴隶。我不怕没有仗打，只怕将来仗太多啊。”
匡任城说：“襄京那边已经开始练新军了，我们新整编也是早晚的事。俄国从西边运兵困难，东边那点苦寒之地，才多少人口。不要说朝廷大兵，就是咱们蒙古人的人口，也足够对付他们了，只要用一样的枪炮，一样的战法，我们人多，他们人少，岂有打不过的道理。”
匡任城的祖籍在安徽，谁都知道他家是汉人，但是他说起“咱们蒙古人”，也是理所当然，不仅他自己认为自己是蒙古人，海日古也觉得他就是蒙古人，是汉人和是蒙古人这两件事，在顺朝并不是冲突的。
顺朝没有清朝的民族隔离政策，或者说根本没有民族政策，因此在自然演化的条件下，布里亚特地区的戍边将士和矿工，大部分都是混血的，即便不是混血，也都是以汉语和蒙古语两种语言作为母语。海日古家里世代是蒙古酋长，并不妨碍他把唐诗宋词当成传统文化，匡任城的祖先是参加过火烧皇觉寺的凤阳农民，也不影响他马头琴拉得比谁都好。
不管汉人还是蒙古人，在顺朝都没有明确的边界。如果按相貌血统划分，本来就没有东亚人和欧洲人那么大的相貌差别，大家长期混居通婚，哪里分得出来；如果按语言划分，尼布楚、厄尔口的人几乎全都会说两种语言；如果按宗教信仰划分，蒙古人不光信藏传佛教，有很多信萨满教的，考科举的蒙古人照样会去孔庙参拜，而汉人看见藏传佛教的佛寺也都会去拜，也会请萨满跳大神；如果按生活习惯划分，大家居住的环境差不多，生活习惯能有多大区别；如果按姓名来划分，蒙古人中像明末的猛如虎、虎大威那样起汉名的有很多，汉人虽然不会起蒙古姓氏，有个蒙古语的名字也和李西平那个世界有英文名一样正常；如果按户籍来划分，蒙古裔的世兵着实不少，而且不像八旗那样按民族编组，而是和汉人混编；如果按职业来划分，种地的蒙古人和放牧的汉人都有不少；如果按历史传统来划分，布里亚特地区的居民最深刻的共同记忆就是“俄国人都是强盗”。
所以，如果匡任城跟着商队去张家口做生意，当地人把他们统称为“蒙古人”，是很正常的；如果海日古跟着军队去喀什驻扎，当地人把他们统称为“汉人”，也是很正常的，谁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俄国人将他们统称为“中国人”，更是理所当然。
他们首先认同的是君临天下的天朝，对于“民族”则只有模糊的概念。把一个蒙古牧人和安南热带丛林里的占城人放在一起，他们当然也能意识到互相之间不是同一个民族，但是海日古和匡任城这种在中间地带的人则不然，民族划分对他们没有意义，既没有现实利益，又没有教育熏陶，他们对于“民族”这个概念怎么认同得起来。
对于蒙古人来说，身边的汉人一个个都说蒙古话，穿蒙古衣服，有一堆蒙古亲戚，蒙古人也说汉话，穿汉人衣服，有一堆汉人亲戚，所以，汉人和蒙古人到底区别在哪？汉人里当然有很多可恨的人，哄抬物价，放高利贷盘剥牧民，但是蒙古商人里也有一些在做这种生意，而且这些奸商都是靠蒙古贵族的支持在活动。
这正是顺朝统治的狡猾之处，把盘剥蒙古平民的利润大量地让给蒙古的地头蛇，看似是优待蒙古贵族，其实是为了避免晋陕商人成为众恶所归。蒙古的老百姓一造反，首先反的是自己的土司，而不是大顺或者汉人。
大桥中央，四皇女李繁寿的车驾已经通过了大桥中线，进入了俄罗斯境内。
李繁寿撩开车帘，望向桥下的安加拉河水，对身旁与她同车而坐的喻澄心说：“你听说永宁海和哈萨克那边的事情了吧。联姻修好之时，尚且如此剑拔弩张，恐怕将来少不得要有一战。”
喻澄心说：“俄人有欧罗巴的温暖土地，大顺有东洋、南洋要经略，为何要在这苦寒之地起冲突？”李繁寿说：“光天化日之下，彪形大汉数十人，手持兵器，纵携带金银财宝，寻常人也不会生觊觎之心，于是有之前的边境和平。而三岁小孩独自走于夜路，就算手中只有一串糖葫芦，也会有人来抢。以后究竟是和是战，不取决于俄国，而是取决于大顺。大顺强，则俄人守信重诺，和蔼可亲；大顺弱，则俄人豺狼心性，欲壑难填。”
李繁寿放下车帘：“走吧，你我必将留名史册。”
覃会又一次从噩梦中惊醒了，虽然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他还是依然记忆犹新。
覃会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名叫杜敬山，是一个来自广东琼州府陵水县的商人，她母亲是杜敬山在广东肇庆纳的外室。当年母亲怀孕时，父亲返回陵水，本来说好第二年就回来，可是却一去不复返。
舅父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找到一个可以去陵水县帮着打听消息的人。那人回来之后，说杜敬山摊上官司，有人告他走私军火、杀害执法人员，回到陵水没多久就被处死了，杜敬山的正室之前已经病故了，他除了覃会也没有别的子女。杜敬山还有个弟弟，和他一起因此案被处死，弟妹为债主所逼，悬梁自尽，弟弟的儿子不知去向。
不久，覃会的母亲病死，覃会便跟着舅父生活。舅舅对他很好，舅母虽然刀子嘴斧子心，总归不能把他赶出去，日子还算过得下去。舅父家是个半农半商的人家，种一点土地，也养殖、贩卖牛马驴骡等牲口，覃会为了帮舅父的忙，几年学徒之后，成了一个手段颇为高明的兽医。
然而那天晚上，覃会去别的村给耕牛看病回家，却发现舅父一家全都在家中被人杀死。
舅父的族人们一口咬定是覃会杀死舅父全家，谋夺家产，覃会只得逃到梧州。饥寒交迫之际，有一个刚刚丧子的覃姓老人收留了他，于是他就顶了老人刚刚溺死的儿子的名字，从此叫作覃会。舅父的家产自然由其血缘最近的族亲，也就是一个堂侄继承。
覃老人家里很穷，覃会继续做兽医奉养老人，有了一点钱之后，又养了一些鸡鸭出售。后来覃老人病故，而覃会因为给马匹看病，也结识了一些“有来头”的朋友。
再后来，覃会成了梧州江湖中颇有地位的一号人物，恰在这时，他遇到了一个熟人。罗粒巡检司巡检管咸悦，正是他舅父的那个堂侄，覃会对他的记忆刻骨铭心，而管咸悦却根本认不出姓名和相貌都变了的覃会。
就在不久前，覃会在新出版的《英营历险记》第二部中看到了一段记载：陵水县的绿林好汉杜仲远，少年时父亲与人合伙经商，合伙人却为了侵吞产业贿赂陵水县令，做下圈套，以走私军火、杀害执法人员的罪名冤杀他的伯父杜敬山、父亲杜敬林，又逼死其母。杜仲远逃走在外，落草为寇，后来杀了父亲的合伙人全家，又在陵水县令卸任时将其截杀，成为了琼南一带有名的绿林大豪。英军来犯时，杜仲远起初因为痛恨官府而帮助英军，但是见到英军对陵水百姓的暴行之后，杜仲远决定先联官抗英，却因叛徒出卖而遇害。
覃会知道，杜仲远就是那个自己从未谋面的堂兄，他曾多次幻想过这个自己在世上唯一的血亲是什么样子，却没想到，竟然会以这种方式知道堂兄的消息。
对于带来这个消息的人，覃会也有了兴趣，贪官污吏他见得多了，清流派他也见过几个，但李西平这样的官，确实稀奇。
此时，李西平正在一家小饭馆里和石达开喝酒聊天。
别看石达开年纪小，却比李西平更爱喝酒，反正这家饭馆也只有低度数的米酒，想喝醉也不容易。
李西平的消费水平明显和石达开不一样，他要了四菜一汤，一只纸包鸡、一盘油豆腐、一盘腊肠炒青椒、一盘茄子酿、一碗鸡杂肉丸汤。石达开一个码头工人，轻易哪敢这么吃，好不容易有人请客，总算能敞开了吃了。
其实李西平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平时也不太舍得顿顿这么吃，要是请潘如在、陈思舜、魏伯焘、魏仲恺这几个货，他才不会点这么些个肉呢，不过既然请的是石达开，那自然就不同了。
“今天这顿就是我在梧州最后一顿饭了，明天一早，我就启程去广州，虽然这次罢工涨了工钱，但只对付了几个走狗，首恶尚在，我们这几个带头罢工的再待在梧州，怕是性命难保，所以兄弟们商量了一下，打算去广州闯荡，见见世面。”石达开仔细地擦了擦嘴，一般来说，码头工人这个群体极少有看重吃相的，不过石达开却例外，虽然吃得风卷残云，却比李西平手下那几个读书人斯文。
李西平突然想起了某个广州人，不过现在还是不提为好。
李西平说：“我虽未见过几次罢工，却也听说过不少，此番你们的罢工，处处透着离奇。”石达开不接他的话茬，反问道：“那大人听说过的罢工，是什么样的？”李西平一不留神就被带过去了：“远的不说，就说说英国吧。”
然后李西平就给石达开讲了一遍英国现在正闹得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好不容易才搂住，没把1848年的事说出来。在崖州的时候经常听常有道说书，李西平现在讲故事的水平也不低了，听得石达开不住击节称赞。
故事讲完，石达开说道：“李大人，您看我们离奇，我们看您也离奇，您怎么看也不像个寻常做官的。就算您是从老百姓军功得官，您这副做派也太奇怪了。”李西平说：“那你觉得我奇怪在哪？”石达开说：“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反正言谈举止都不一样，别的官老爷肯定不是像您这样。怎么说呢……对了，手里有权，却总忘了这事，就是这么个感觉。”
李西平不由得大笑：“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
石达开毕竟年纪还小，英国宪章运动对他来说只是一件有共鸣的奇闻异事，不能指望他像马克思一样总结出什么来，听过也就听过了。与李西平道了别，石达开飘然而去。
李西平本着不浪费的原则把剩下的酒喝了，然后就好像有点多了。从饭馆出来回馆驿，脚下便有些不稳。
锤子上前要扶李西平，李西平摆了摆手：“我还不至于喝这点就走不动路了，吹吹风就好了。”
师徒俩沿着有些萧条的街道往馆驿走去，刚刚出了这么大的事，梧州的市面估计短时间繁荣不起来。
“锤子，我让你们去看罗粒巡检司附近农村的情况，情况如何？”李西平问道。锤子说：“和咱们崖州也差不多，您问哪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