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平说：“先说说赋税吧。”锤子说：“正税和咱们崖州一样，还是按寻常规矩收的，这里的田赋上也附加漕银，比崖州重一钱，每一两要多征五钱。官田收租，是每亩地一年四钱银子，实际收五钱。过去复了前朝的纳纸制，打官司要交纳纸费用。收了二十多年，德明七年不让明着收了，但陋规还在。征粮折银的陋规有定额，不过粮差索需就不一定了。还有就是油盐米豆牲畜布匹之类的货物要抽税。对了，还有就是善堂的派款，这点和咱们崖州不一样。咱修会的善堂是靠缙绅布施，他这里的善堂和陈三恪在乡下搞得宗族善堂一样，给所有人派款，不论穷富，家家都得出钱。呃……别的我们就没打听到了。”
李西平点了点头：“很好，这就不少了。咱修会的善堂不派款，是因为咱们就在州城，半城的人都是世兵，派给谁啊。乡下就不同了，巡检司、乡绅，都是土皇帝。办善堂的人，往往心最黑。两位常院长这样的好人，虽然也有不少，可是想碰上却不容易。”
正如“黄宗羲定律”所说的，历代的赋役制度改革总是将旧的苛捐杂税归并统一征收，以图减少加派之弊。但是改税以后随着统治者贪欲的增长，又会生出新的名目以加派赋役。税收本质上是为了为支撑统治阶级的统治而提供资金，通过税收改革为农民减负是为了更长久地剥削，会走入越改税越重的怪圈也是理所当然的。
顺初的种种财税改革政策的确是缓解了农民的负担，但是两百年过去之后，在明末农民战争中被清理掉的那些中间商已经被农民军的子孙补上了。
顺初税收改革的确比李西平那个世界的清初税收改革深入得多，带来了中枢财政的大幅增长，但最终的结果也只是对农民的剥削更加稳定且可持续，最后还是把农民盘剥到勉强能够生活的地步，稍不留神也会玩脱，逼到生存线以下。
别看大顺极盛时攻这个伐那个，看上去武功赫赫，十分风光，在民众的精神气质上，也明显有更多的尊严、更多的学习和思考。但要是说到这个“穷”字，和李西平那个世界的大清是别无二致，一个鸟样。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在顺朝已经发展到极致了，土地难以加增，产量也难以提高，人口越来越多，官府的治理能力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农民怎能不穷困。
正如英国红衣军在全世界干翻各种落后国家，对于每天挣两三个便士的英国工人来说毫无意义一样，大顺朝东征日本西打浩罕，也和石达开、黎老五这样的人没关系。
不过，要说比起谁更悲惨，大顺朝的穷人还是更胜一筹。
恩格斯这样描写19世纪英国工人的饮食：
每个工人平常的饮食当然是随着工资变化的。工资较多的工人，特别是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挣一点钱的那些工厂工人，在大家都有工作的时候，就吃得好：饭桌上每天都有肉，晚上还有猪板油和干酪。如果挣钱较少，那就只有每逢星期日吃一次肉，或者一星期吃两三次，而面包和土豆就要吃得多些。如果挣钱更少，肉食就减少到只有切成小片夹在土豆里的一点点猪板油；挣钱再少的，那就连这一点点猪板油也没有了，只有干酪、面包、燕麦粥和土豆；最后，在工资最低的工人中，即在爱尔兰人中，土豆就成了唯一的食物。此外，一般都喝点淡茶，茶里面有时放一点糖、牛奶或烧酒。在英国，甚至在爱尔兰，茶被看做一种极其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饮料，就像咖啡在我们德国一样。喝不起茶的，总是极端贫苦的人家。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工人得有工作做。如果他没有工作，那就只好碰运气了，别人给他什么，他讨到什么，或者偷得什么，他就吃什么。如果他什么也弄不到，那就只好饿死，就像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不用说，食物的量也和它的质一样，是由工资决定的，工资少的工人，特别是如果他们还有一大家人，那末即使是在有工作的时候，也要常常挨饿。而这些工资少的工人，数目是很大的。特别是在伦敦，工人的竞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日益剧烈，这一部分工人的数目是很多的，但是在其他一切城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而由于没有别的食物，就吃土豆皮、菜帮和烂水果，贪婪地抓起一切即使只含有一丝一毫养料的东西。如果一个星期的工资不到周末就花光了，那末常常就是一家人在一星期的最后几天完全吃不到东西，或者只能吃到为了免于饿死所必需的那一点点。
而在广州、梧州，李西平看到的景象是，大部分工人的饮食都和爱尔兰人并驾齐驱。顺朝的人力价格比英国低，食品价格却比英国高，英国工人如果全家上班，居然饭桌上每天都有肉，而在大顺，得是潘如在、陈思舜这样的人才能这么吃，而他们在一般的老百姓看来已经算统治阶级的底层了。
与此相对应的，是英国工人的斗争水平也高一个档次，已经在要求普选权、争取教育权利，快要有工人阶级政党了，而大顺的工人还得参加农民起义。
李西平又问道：“那度荒如何？”锤子说：“一般过完年关就没存粮了，度荒要靠借债，黎老五那样的情况不在少数，有的干脆秋粮刚一收下来，缴税和还债就用光了，然后就要借粮吃，以借二还三为常。有时借不到粮，便要借油，贩油换粮，油利更高，借一还二。”
李西平说：“那灾年如何？”锤子说：“前年就闹过灾，府城和各巡检司城有粥厂，仅可延命，聊胜于无。乡下要靠自设的义仓，不过百姓对义仓颇多怨言，族老乡绅平日多借义仓之名盘剥，到了救济之时，嫡亲吃饭，旁支吃粥，外姓吃糠。前年那场灾，虽鲜有直接饿死者，然年老体弱者病亡甚多，小孩子也多有夭折。广西是产粮省，除非是引来朝廷干预的大灾，否则一般的灾年，粮食也外运，因广东粮价高，本地穷民无钱。”
李西平又问：“那水利怎样？”锤子说：“梧州临江，水源充沛，故灌溉尚足，但府衙、县衙已经二三十年没有组织修过水利了，乡下也有自建水利的，却是既寡且不均，而且借着挖渠、修路的名头盘剥之事甚多。”
李西平说：“乡下有何产业？”锤子说：“造纸、榨油、制糖、酿酒各行皆有，不过近些年愈发不景气。以酿酒来说，一石粳米，可以酿酒八十多斤，可易银二两半，但近年来人口日多，耕地不加，灾年越来越多，粮价上涨，官府又加了酒税，眼下利润只有三十年前的一半了。农村各家纺纱织布，棉三斤可得布一匹，换棉九斤或米一斗。好年景时，一人纺织，可养三人。亦有编草席、簸箕等物的，若是专事此业，一月可得银二两。农户还有以做砖坯为副业的，一年可得米数石。听老人说，从他们小时候至今，织布得利越来越少，梧州地近广东，商船东下时运粮，回桂则带盐布等货，粤布价低于本地布。”
李西平最后问道：“那依你看来，这梧州的乡下总体来说如何。”锤子说：“总体来说，怕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农户收入越来越少，人口越来越多，借债越来越多，还不起债的人越来越多，卖地抵债的人越来越多。还不起债的人越多，利息就越高，农户更穷。”
“很好！很好！”李西平十分高兴，高兴的当然不是卖地抵债的农民越来越多，而是锤子他们这番探访所得的成果远远超出他的预期，他让潘如在、陈思舜、锤子、魏伯焘、魏仲恺五个人带了一个会本地话的翻译，到乡下探访情况三天，今天刚回来，听了锤子说的这些，李西平觉得要是换成自己去乡下考察，是绝对没法研究得这么细致的。
李西平已经把他们五个人挨个问了一遍，潘如在和陈思舜各有见地，潘如在的实践经验更多，但条理却不如陈思舜清楚，魏伯焘和魏仲恺就差得远了，这两位实在不是什么聪明人，从小也没正经受过教育，想让他们办什么正事，还得让他们锻炼很长时间。
锤子的表现是最让李西平惊喜的，以他的年纪，竟然能有这样一番论述，实在是超乎李西平的预料。顺朝的“文官”不少，却没有几个真的把李西平那个世界的文科学明白了。他们中最杰出的人，本职工作也只是经学家和文学家，研究四书五经和研究圣经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到了工作岗位才学会怎么做官的。
其实看懂了锤子所说的这些就能明白，大顺朝的祸患在于英国人吗？英国打赢了鸦片战争，也得到了理想的关税，可英国货就能卖得进来了？顺朝的经济基础还在，就拿这梧州来说，梧州的家庭纺织业面临的根本不是英国纺织品的冲击，而是珠三角地区纺织品的冲击，英国人在这一过程中只是棉纱的提供者而已。
顺朝对于鸦片的封禁则愈发严格，执法甚至比当初魏元亮禁烟的时候更为严厉，难不成英国还能立刻为此再打一次鸦片战争不成？就算要再打，也得等几年再说，可等几年之后，顺朝有新式陆军了，还怕在自己的国土上打仗？
拉美独立运动导致白银产量下降，法国大革命带来了欧洲的震荡，导致中国的白银输入量减少，这是清末经济萧条的一大因素。然而顺朝所控制的贵金属总量远非清朝可比，甚至有能力实现固定银铜比价，这在清朝是不可想象的。顺朝没有发生清末银贵钱贱的危机，就让汇票的信用更加稳定，物价没有迅速暴涨，家庭手工业的稳定性也提高了。因为底层贫苦农民日常出售农产品换取的是制钱，银贵钱贱会让农民利益受损，但是在顺朝，只要朝廷的信誉不破产，一两白银就永远是一千文。这些原因综合起来，让顺朝的财政状况比清朝好得多了。
但是，一个封建王朝的信用能撑多久呢？对于土地兼并、高利贷盘剥、小农贫困化、官吏腐败化这些封建王朝的通病，顺朝完全束手无策，生产力增长速度敌不过人口增加速度和上层盘剥速度，农村的情况还是一年不如一年。财政虽说比清朝强，可是比清朝强也不露脸啊，还是在恶化，将来货币出问题也是早晚的事。在广州、崖州、梧州，李西平都看到了私铸铜钱的现象，广州和崖州也都存在外国银圆直接在市面上流通的情况，大顺朝廷自己也在增发当十钱，虽然尚有节制，而且毕竟得用铜，影响没有直接发纸钞那么巨大，但是总不能指望统治者一直有节制。物价只是没有迅速暴涨而已，并不是不涨。
英国人干不掉大顺，只有大顺自己才可以。
覃会再次惊醒了，仅仅是小憩了一会儿，他就又梦见了那天晚上的景象。
舅父死在院里，头被砍掉了，喷出的血量多得惊人，仿佛溅满了整个院子。
表哥死在门口，身上中了七八刀，脖子断了一半，头歪在肩膀上，可怖之极。他身后是一贯刻薄的舅妈，拿着剪子冲上来保护儿子，被人一刀从肩膀劈进胸腔。
两个表妹一个九岁，一个七岁，都是从里屋的柜子里被人揪出来乱刀砍死的。
覃会后来也杀过人，但即便早已习惯了死亡的场景，那天晚上的景象依然是他挥之不去的噩梦。
实际下手的人是谁已经不重要了，那种亡命之徒遍地都是，多几个少几个都无所谓，但主谋却绝不能放过。用脚趾头想也知道，除了那天介绍覃会去医牛，之后极力诬陷覃会杀害了舅父一家，最后继承了舅父家产的那个人，舅父的堂侄管咸悦，主谋还会有谁？
覃会结识了一些绿林中的朋友之后，也曾经派人回肇庆打听。但带回的结果是，管咸悦已经去山西做官，为了防止其他族人和自己争夺家产，直接变卖了产业，把家安在山西了。覃会没有任何办法，广西的土匪能量再大，又能拿一个山西的武官怎么样？
令覃会做梦也没想到的是，管咸悦竟然调到了梧州来做巡检。
一定要杀管咸悦，这是不需要考虑的，但管咸悦掌管着一座巡检司城，手下有众多的乡兵民壮。别看连锤子都鄙视管咸悦手下的这些兵，本地的土匪却没有这个资格，他们的纪律和战斗力，与巡检司的兵是半斤八两，谁也别笑话谁。而且对于大部分土匪来说，巡检再小也是官，杀了官就可能引来围剿，这可不是什么明智的选项。
覃会认识很多土匪，可他自己不是土匪，手下没有一兵一卒，至于那些工人兄弟，收拾一下孱弱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可以，杀官造反却不成，覃会一开始就下定主意，把石达开等组织工人的骨干打发走了，他不想为了自己的家仇把这些兄弟们牵扯进来。
现在就凭他一个人，肯定是不能去杀官造反的，他得让管咸悦换个死法。
第七十章 闹饷
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亚诺夫斯基，正漫步在东直门内大街上。
1828年，青年的果戈理怀着雄心壮志从乌克兰农村来到彼得堡，在这里却感到愈发迷茫。1836年，果戈理因为讽刺喜剧《钦差大臣》给自己惹了不少麻烦，决定离开俄国，游历欧洲各地，经过了多年的游历，他决定前往回国前的最后一站，亲眼看一看在不同作者笔下千姿百态的中国。
与果戈理一同散步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军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毕业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的工兵中尉，是此次俄国援助顺朝的军官之一。
京城的老百姓对于外国人早就司空见惯了，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引来围观。两个人信步闲游，边走边聊。
“听说《死魂灵》的审核没有通过是吗？”陀思妥耶夫斯基问道。果戈理说：“我从欧洲出航前把手稿寄回了国内，让别林斯基先生帮我提交审核，前天他的回信到了，说莫斯科的书刊审查部门不允许《死魂灵》出版，他提议去彼得堡试一试，不过需要贿赂审核官员。”
忽然，前方传来了一阵喧闹。
不过老百姓们并没有惊慌失措地逃窜，而是凑上去围观，所以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害怕，还往前走了两步。
陀思妥耶夫斯基问道：“前面是什么地方？”果戈理说：“好像是禁卫军……不对，只是守卫京城的卫戍部队的司令部。那些围在门前的都是卫戍部队的士兵。”
军官出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种事要敏感一些：“我们还是回去吧，说不定会有哗变。”
在京城的俄国人都住在内城东北角，东直门内北侧的“希腊里”。顺朝的基层区划统称为“里”，在农村，是每一二百户编为一里，在城市，则是一平方里的城区设一里。希腊里也是大约一里见方，这是顺朝境内唯一允许未入籍的俄国人和已入籍的东正教徒长期居住的地方，还设有一座东正教堂。
顺朝禁教禁的是罗马天主教，东正教不在禁止之列，但也不允许传教，所有东正教徒都必须居住于希腊里。东正教自称为“正统教会”，顺朝当然不承认这个称呼，称东正教为“希腊天主教”，所以有了“希腊里”这个名字。
这里的居民有几千人，大部分是当年入籍顺朝的俄国战俘的后代，这些人反正是亡命之徒，给谁卖命都是卖命，京城的待遇比莫斯科或彼得堡好，他们就不介意改换门庭。但他们尽管都改成了中国姓名，却不放弃东正教，代价就是只能世代居住在希腊里，后代子孙除非改宗拜上帝教，否则就没有迁徙权。不过他们与那些来华传教士不同，是顺朝的臣民，虽然不许搬家，但是可以自由活动。
希腊里还住着不少俄国商人，有的入籍了，有的没入籍，因此这里也有一座颇为繁华的市场，附近的居民也经常到这里来买东西。此外，这里还有一些交流学者，顺朝对于历法、炮兵、冶金、制图、工程、医学等实用技术有直接作用的知识还是比较看重的，虽然这些交流学者少人问津，如今也只剩下寥寥数人，而且以搞音乐、绘画的为主，但这个制度还是保留了下来，不过真正的大师俄国也不会派过来，对于顺朝的科技并没有特别巨大的影响，反而是对于皇帝“网罗天下人才”的颜面更重要些。经过这次公主大婚时的外交谈判，顺朝才用关税和出卖哈萨克汗国换了一批真正的专业人才，现在还没有到。
希腊里的存在带来的最重要的意义，是顺朝此时懂俄语的人才着实不少。当年那些俄军降兵的后人，总不能全都去当兵。其中不少人信教信得并不诚，真正虔诚的人，能跑到黑龙江来杀人放火吗？所以有不少就改宗拜上帝教，融入周围的汉人中了。不愿改宗的，则开始找别的工作。顺朝对军队的待遇不错，俄军降兵的子弟中也有读书的，翻译俄文书籍就成了一个很好的出路。
当时俄罗斯自己的科学研究还得靠外国人呢，顺朝要引进西方科学也得翻译拉丁文，翻译俄文能翻译出什么来。但是，顺朝的勋贵和世兵，是一个比李西平那个世界清朝的八旗更加庞大且根深蒂固的群体，八旗兵丁是和这些俄罗斯降兵一样受到圈禁的，时间久了，除了钱粮再无别的诉求，而顺朝的勋贵和世兵没有边界，他们的利益可以在受到抵制之前无限制地扩张。
八旗兵去打俄罗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第一，抢不到什么财物，俄国人手上虽有大宗财货，但就算缴获了，也是将军拿大头，他们喝汤。第二，远征苦寒之地，兵凶战危，还要自己掏钱准备马匹、武器，成本太高。第三，征黑龙江、征伊犁，还能获得可以耕种的土地，虽然大家宁愿在京城领钱粮，不愿意去戍边，但去戍边了起码还能待得住，再往北打，图什么？难道要去西伯利亚戍边吗？
清朝的旗人不能擅自离开驻地，必须请假领票，票上写了要去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回来，不请假鞭一百，请假了但没有去票上写的地方鞭一百，没有按时回来鞭五十。旗人不能做工、不能经商，否则就是“甘心下贱”“不顾颜面”，要削去旗籍、流放边疆。旗民不许通婚，旗人也不许收养民人为子。但是，旗人越生越多，清廷的钱粮却有限，结果只能是越来越多的旗人生计艰难，为了养家糊口偷偷去打工。当一个王朝的基本盘连劳动都成了罪过，这个王朝还能有什么活力？
之所以清朝连旗人都要迫害，是因为八旗制度是和民族绑定的，清朝根本不敢让旗人的人口增长，因为那样他们就会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有大量的同族穷人，该如何统治？一旦满汉的穷人联合起来，大清就立刻完蛋了。因此，他们宁肯让汉军出旗，也不敢扩大八旗的基本盘，通过住房、婚姻的限制来遏制旗人的繁衍，旗人作为“统治阶级”，人口的增长速度居然比民人还低。但是这种办法只是饮鸩止渴，八旗生计问题困扰了清朝二百年，到了清朝末年，被大清定了“非法抗俄”之罪的东北旗人终究是参加了同盟会，比汉人更恨清朝。
列宁说过，沙俄是各族人民的大监狱，大清也差不多，而顺朝虽然在封建压迫上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但是在民族问题上，顺朝的统治阶层，是一个汉族占大多数，且混合了许多少数民族高层的群体，其比例与各民族的人口比例基本一致，这就使得顺朝的民族矛盾在激烈的阶级矛盾面前重要性大大下降。
顺朝的世兵当然也不能太多，但是世兵没有民族属性，不能继承世兵身份的世兵子弟可以轻而易举地融入普通百姓之中。在官场上，世兵子弟分布的广泛程度也是清朝的八旗子弟望尘莫及的，因此，顺朝的世兵就有了许多清朝的八旗根本想不到的利益要去争取。
在内地，各种官职的数量有限，一个萝卜一个坑，世兵子弟与科举文官去争夺萝卜坑，实在是争不动。一个封建王朝，当然是地主阶级当家做主，总不能真的把士绅的权力全夺了，挟明末农民战争之威能夺一部分，已经是前所未有之大胜了。因此，不断繁衍的世兵子弟需要在外面找萝卜坑。世兵的人口本来就远多于八旗，又没有联姻通婚的限制，故而生下的没有继承权的儿子比清朝的旗人多得多，就算是黑龙江、伊犁这种需要艰苦开荒的地方，他们也有强烈的热情去夺取，否则吃什么。
世兵拥有的土地有很多在西北边塞，直接受到游牧民族的威胁，又需要夺取西域的大量农耕区来安置子孙，陕西的回族世兵还要面对宗教问题。所以，要依靠世兵力量的军事贵族坚决主张要控制西域。而对于内地的缙绅来说，反正蒙古人够不着他们，对他们来说，想尽各种办法减免税收才是最重要的。军事贵族和科举文官都是地主阶级，在压迫农民的时候，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在边疆战争的问题上，军事贵族因为其利益所系，是一定比科举文官更激进的。军事贵族的力量越强，边疆战争就越是非打不可。
顺朝也不是一个由军事贵族统治的国家，而是军事贵族和科举文官平分秋色，双方既合作又斗争。科举文官毕竟只是财产和人脉世袭，还要通过考试来做官，至少能保证下限，能考中举人、进士的，就算是腐儒，总归不至于太蠢，而靠血统世袭的军事贵族里出废物的概率可比文官高得多。所以，不用科举文官是绝对不行的。
因此，顺朝的军事贵族、世兵子弟既远比清朝的八旗子弟有主动性，又达不到掌控国家的程度，自然就会想方设法用各种手段来争夺话语权。在北方边疆问题上，就产生了各种与前代大不相同的情形。比如说边塞诗的再度繁荣，唐人诗作中有“秦时明月汉时关”，顺朝的边塞诗则多以唐朝指代顺朝。家将、岳飞传这样的小说、戏剧也有了比李西平那个世界的清朝更高的艺术水平。
顺朝面临的边疆问题不止是传统的游牧民族。准噶尔开始掌握农耕和枪炮，西北的宗教问题，还有俄罗斯这个前所未有的敌人，都是之前的历朝历代都没有面对过的。所以，顺朝的主战派在造势的时候也采用了新的方法。
为了支撑他们的观点，俄罗斯就绝不能是“疥癣之疾”，必须是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全都比不上的空前强敌。其实由于此时俄国向东方的兵力投送能力有限，彼得大帝的威胁和皇太极比起来着实是差了一大截，但是在顺朝的主战派口中，彼得大帝必须是远迈成吉思汗的又一个世界征服者。
顺朝主战派的“战略忽悠”连欧洲人都信了，以至于这一时空他们在编《彼得一世的遗嘱》时多加了四条，凑成了十八条这个符合中国人习惯的数字。
原版的《彼得一世的遗嘱》的第九条是：
（九）尽可能迫近君士坦丁堡和印度，谁统治那里，谁就将是世界真正的主宰。因此要挑起边疆的战争，不仅在土耳其，而且在波斯。在黑海边上建立船坞，在黑海附近和波罗的海沿岸攫取小块土地，这对实现我们的计划是加倍必要的。在波斯衰败之际，突进到波斯湾，如可能应重振古代与黎凡特的贸易，推进到印度，它是世界的仓库。达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再需要英格兰的黄金了。
在李西平那个世界，接下来就开始讲如何征服欧洲的问题了，但是在这个世界，不提顺朝可就不合适了，于是就加了四条：
（十）向东挺进至太平洋沿岸，打通从黑龙江前往日本的航线，我们便可以获取东方贸易的财富，同时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
（十一）利用蒙古人的分裂，挑动他们与中国人和吉尔吉斯人的战争，将我们的势力范围扩展到长城脚下。
（十二）像当年的蒙古帝国一样，借助中国人内部的混乱一举将之征服。控制了中国和印度，就控制了世界上大部分的手工业生产，这将让全欧洲的东印度公司都陷入绝境，迫使他们与我们合作。
（十三）中国的人口和财富可以打造庞大的舰队，统治好望角以东的大海，这个世界绝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将为我国所有。
顺朝这边竭尽全力地塑造俄国的形象，吹俄国比俄国人自己都狠，顺朝不用担心会出现“既然敌人太强那就别打了”的问题，经过了南宋亡天下和南明“借虏平寇”，对外战争谁也不敢软，否则就是千夫所指。二百年过去了，德明皇帝要议和都得借着有老百姓被当成人质来做台阶，更何况当年顺朝国势强盛的时候。越是把俄国说得强大无比，甚至说成欧罗巴的秦始皇，稳定北方边境的国策就越不能变。
所以，顺朝的军事贵族对俄国进行了全方位的包装，就连俄国的短板都得往高了拔，甚至愣要把被西欧视为蛮夷的俄国塑造成“文化昌明”的形象。于是，大量的俄文书籍被买到了京城来，其实大部分都是俄国人翻译的欧洲其他国家的著作，但是顺朝的主战派欺负大部分人不懂外语，把这些都说成俄国人写的。
于是，俄文著作的翻译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其实对于顺朝的科学技术进步并没有多大用处，翻译水平也十分低劣，甚至存在随意删减乃至看不懂就瞎编一段补上的情况。
但是顺朝的皇帝并不在乎，只在乎有满墙满柜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书，可以对大臣和外国使节瑟，显得自己好像很博学一样。支持翻译工作的人也不在乎，他们只是要渲染俄国的野心和强大，根本不关心究竟能从这些书里学到什么。
可到了今天，当年屁用没有的形象工程居然有用了，翻译人才根本不用培训，有现成的。
发生骚动的地方是东直门南侧的北新仓，在明朝是屯粮之所，顺朝占领京城之后，将其中的一部分改成了京师守备营办公的地方。
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了繁华的东直门内大街，拐进了小巷，刚一进去，就看到一大群士兵从东直门外进入了城内。
从服色来看，这些士兵都是京师守备营的兵。他们没有列成行伍，而是直接涌向了守备营衙门，堵住了大门。
看起来这些士兵并没有哗变的意思，他们虽然在喊叫，但很有秩序，而且有人组织，只是在请愿。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来还想稍微看看热闹，一个俄罗斯商人拉住他们：“别看了！他们说的就是外国军官练新军的事，你们还看热闹！”拉着他们急忙跑回希腊里。
守备营衙门前，一个老兵正在侃侃而谈：“这一次要练新军，总兵额为一万人，现在连影子还没有呢，朝廷就先拨了三百万的经费。这么多的银子，就这么积压着，等洋人教官来。”
“我们京师守备营，正兵月饷二两，辅兵月饷一两。我们这一万多弟兄，饷额才二十万，不算多吧。这可是京城啊，辅兵每个月拿的那一两银子够干什么的？当兵的可以在军营吃饭，家口每人每月给二十斤米，够吃吗？不够就得花钱买粮买菜。自打闹了洋鬼子，这京城的粮价就在涨，可现在洋人走了，粮价为什么不跌？”
“这些新军呢？月饷足有五两。不是说我们嫉妒人家，在这里嚼舌根，这次我们没打赢那英吉利国，用他们的教官也就罢了，俄罗斯人凭什么也来做教官？咱大顺自开国以来，和他们打了三仗，胜了三仗，怎么现在反而要他们来教我们怎么打仗？”
“若是我们该拿的都拿了，那我们也不去羡慕别人。太祖皇帝在时定的规矩，我们领饷，都是每月初一领当月的饷，可之后就越拖越晚。前年还是每月初一领上月的饷，自打南方打起仗来，变成每月月底领上月的饷了。当时是国家在打仗，我们当兵的也体谅国家，不说什么。可这仗都打完了，怎么这月底领上月的饷还成定例了？”
“逢年过节的津贴没了，行，我们认了。儿女婚嫁没有补助了，行，我们认了。治病的钱总不能省吧，我们营地的药房里，现在只有一百多味药，兄弟们得病吃药都要去外面抓。我们这点军饷，够吃几服药？还有伙食，之前粮食涨价，我们的伙食费分文未涨，而今仗打完了，反而愈发克减，用陈米烂菜糊弄我们。”
守备营衙门的一名军官斥责道：“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国家花钱养着你们，难道还养出错来了？你们出去看看，不知多少百姓衣食无着，你们现在全家都有饭吃，还来闹事！”
一名年轻士兵说：“你这说的是什么话？百姓衣食无着，你还有理了？我们的待遇是朝廷白纸黑字许给我们的，凭什么你们说克扣就克扣？”
守备营衙门门前的争执还在继续，守备营衙门内，京师守备营权将军，开侯刘墨庄正在悠闲地读书。
院子里的旗杆上，飘扬着两面旗帜，一面是京师守备营的旗号，另一面旗上则绣着一只振翅的黑鹰。
一般来说，这一旗号是左营右翼部队使用的，但是刘墨庄就是那支部队的创立者刘汝魁的嫡派子孙，所以他也会使用这面旗帜。刘汝魁在投奔李自成之前，曾经是与之平起平坐的一路反王，绰号“皂鹰”。
装模作样地又看了几页书，刘墨庄说：“把我的旗降下来吧。”
这会儿外面的时候情况已经很激烈了，不断有士兵把砖头瓦块和各种垃圾隔着院墙扔进来，门前争吵的军官和士兵在互相推搡辱骂。不过刘墨庄很确定，肯定不会打出人命来，只要不死人，那就不叫事。
说起这事来，就不得不再踩一脚清朝了。
军队闹饷这事，哪朝哪代都少不了，就拿李西平那个世界的清朝来说，绿营闹饷，通常是按照明朝的惯例，该怎么镇压就怎么镇压，但八旗闹饷，就不能一杀了之了。
旗人闹饷的事在清朝前期就不稀罕。康熙六十一年，福州驻防八旗因为他们的军饷被吞没克扣而围堵将军府；雍正三年，京城旗人到廉亲王府抗议削减披甲人名额；雍正六年，天津旗人冲入同知衙门，抗议减少粮饷，还打伤了知县。在东北屯田的旗人，经常掀起抗租斗争，嘉庆年间更是有旗人加入各种会道门，甚至参加了天理教攻打紫禁城的事件。
旗人的生计艰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导致他们在钱粮不足的时候连打工谋生都要偷偷摸摸的，有悄悄到作坊、酒店、饭铺打工的，有逃进长白山盗采人参的，有的干脆冒充民籍去种地，还有的以唱戏甚至乞讨度日。同时，旗民隔离制度导致旗内官员在盘剥自己属下的兵丁时，兵丁根本无处可逃。
八旗官员经常派手下兵丁去挑水、赶车、铡草、牧马、打猎、伐木、盖房，恣意鞭挞辱骂，甚至把正身旗人私自改为奴仆。旗民隔离制度对旗人的压榨，最直接的体现就在高利贷上，旗人只能住在满城，而能在满城里放贷的，都是他们的直接上司。民户放贷，九出十三归就算高利贷了，月利率10%，借10两银子，三个月就要还13两，但是还要收10%的手续费，借钱的人实际上借到手的只有9两，所以实际的月利率是14.81%。然而在满城中，手续费却能高达30%，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你爱借不借。借钱之后想拖欠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放贷的人就是掌管钱粮发放的人，直接从你工资里扣。
顺朝也不比其他王朝多啥，军官当然一样贪，但由于环境并不封闭，士兵有更多的办法逃避压迫。一方面是因为财政条件更好，另一方面是因为吸取了明朝的教训，顺朝对军队的待遇明显高于清朝的绿营。但是，顺朝军队的数量可比清朝的八旗多得多，很多方面的平均待遇是不及八旗的，既然如此，士兵闹饷的活动当然不可避免。
对于清朝来说，旗人和民人都是羊圈里的羊，对旗人剃毛，对民人吃肉，巧妙地对不同的群体采用轻重不同、方式不同的压榨手段，挑唆他们之间的矛盾。而顺朝没有小族统大国的包袱，要是这么干就是浪催的了。所以，他们很平均地压榨每一个被统治者。
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鉴于明朝逼得士兵都去投奔东虏和流寇的教训，顺朝在军人工资方面投入更多，同时在对于闹饷的处置上，形成了一套潜规则，即除非耽误了战事，平时只要闹饷的时候没死人，事后处置就绝不会杀人。所以，闹饷不再是逼到走投无路时的非常手段，而是成了士兵争取待遇的日常手段。
京师守备营在成立之初，是标准的二流部队，其成员绝大部分都不是闯军老兄弟，而是明朝降兵，其中还有不少吴三桂的部下。但是二百年来，顺朝也没拿他们当外人，他们和陕北老兄弟已经融为了一体。
正是有了这些基础，刘墨庄才能组织自己的部队闹饷。
京师守备营的士兵常年住在天子脚下，他们是最懂法的，很清楚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因此，他们能够把闹事的程度控制在最多开除领头者的范围内。而被开除的人，自然可以从刘墨庄这里领到补偿。而且就算被开除，削的也是军职而非军籍，削世兵军籍是天大的事，必须要有造反谋逆、临阵脱逃之类的罪行才可以，闹饷是不能作为理由的。
可能会有人因此被流放，但是一旦有人照顾，流放时的待遇就和宋江在江州差不多，并不会很苦，反而会很滋润。
士兵们闹饷选择的矛盾点控制得很好，牵连不到刘墨庄。军饷发放时间延后的问题，这不是刘墨庄能解决的，是因为上面给他的拨款就慢了。现在大顺烂的程度，也就相当于明朝的正德、嘉靖前后，再加上军队地位一贯较高，军饷现在还没人敢直接削减，至于各种补助和伙食费被克扣的事，那肯定是有的，但这种小钱也不可能是他刘墨庄堂堂一个侯爵克扣的，而是下面的人干的，收拾掉几个就好了，刘墨庄顶多算“失察”，不是什么大事。
至于刘墨庄在用人时受贿的问题，刘墨庄相信皇帝不会查的，这种事就和花生一样，一扯就是一串。鸦片战争打输了，皇帝威望受挫，在这种时候借着卫戍部队士兵伙食费被克扣的由头就大规模整治勋贵，这对皇帝没有好处。
勋贵毕竟还是皇权的自己人，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动。之前收拾了一个黄陂男喻家，是要警告勋贵不要在关键的土地问题上和皇权对抗，勋贵们也老实地接受了，如果皇帝“得寸进尺”，继续对军队这个勋贵的传统势力范围下手，激起全面矛盾，那可就有点“不知好歹”了，这绝不是成熟政客会做的事。
刘墨庄真正在意的关键，只有练新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