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了新军，执掌旧军的人权力必然下降。刘墨庄不仅是京师守备营的权将军，还是京营的六个制将军之一，有了新军，京营不再被当成全国第一的精锐，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受重视，他的权力肯定是受影响的，不止是他，受影响的人很多，而且都是真正有实权的人。
皇帝要练新军，他们没辙，鸦片战争打输了，这个理由他们无法对抗。再说德明皇帝是征过西北的实权皇帝，就算他是纯粹抽风，找一万人来学杂耍，大臣们也没办法正面对抗。但是，一上来就拨三百万经费，这可不是皇帝的内帑，而是户政府、兵政府的正规拨款，这就得有个说法了。
正面对抗皇帝当然行不通，可皇帝也不得不和别人分享权力，他的意志要执行，必须借助众多刘墨庄这样的人，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不能让他好受了。
这三百万两拨款至今还没有到位，户政府和兵政府以各种理由拖延，反正练兵还没真正开始呢，这么大个国家，从哪里都能找出十件八件十万火急的事情要先用钱。
旧军的经费本来就不足，现在花这么多钱给一支还连影子都没有的新军，旧军士兵必然不满，这也是可以用来向皇帝施压的一个办法。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你皇帝要搞洋务，掣肘的地方多了去了。谁搞改革不是一举动就竖成千上万的政敌，德明皇帝凭什么例外？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巧妙招数。别看这些旧勋贵打英国人打不过，搞政治的本事他们还是有的。明朝的勋贵到了后期那么废物，还能搞出“九莲菩萨”事件。顺朝针对这件事做了改革，废除了明朝外戚无功封爵的陋习，又进行了其他一些调整，勋贵对于后宫没了那么大的影响力，但是由于腐化程度不及明朝，勋贵在军队中的影响力比明朝更强，更难对付。
至于练新军对国家到底是利是弊，这不是刘墨庄他们需要考虑的，就算你德明皇帝拿这支新军反攻伦敦，如果不能扩大我的权力，对我们这些旧勋贵有何用处？
刘墨庄从来也没想真正阻止练新军，但既然他的利益被动了，他就必须做出些举动来，然后，等着皇帝来和他们讨价还价。
练新军只是德明皇帝新政的表象，虽然国家是皇帝的，可皇帝难道就能一心为国了？皇帝首先要为巩固皇权而努力，麻城县正在进行的改革才是真正的重点，清丈田亩，整顿赋税，加强基层控制力，这才是维护皇权的根本。而练新军的事则是次要的，反正旧军暂时也打得过农民起义，没有新军最多也就是打不过列强，割地赔款罢了，皇帝照样还是皇帝。因此，在税收改革中会被损害利益的缙绅才是皇帝真正要对付的人，而对于执掌旧军队的勋贵，他们利益受损较轻，皇帝对他们的态度肯定是敷衍拉拢，而不能一口气全都得罪了，否则必然是和戊戌变法一样的下场。
刘墨庄在此次事件中唯一的一点公心，就是把自己祖先的旗帜降下来了。他也知道这事不光彩，不能牵累刘汝魁一世英名。
“德明新政”当然绝不止练新军这么简单，所以，刘墨庄的这次反击不过是开胃小菜。借他八个胆子，他区区一个侯爵也不敢单挑皇权，在之后的很多年中，新政要挑战的，是整个陈腐的帝国。
第七十一章 马尾
铜锣山大寨中，众土匪正在聚饮。
铜锣山的大寨主名叫梁坤，曾经是罗粒巡检司的一个民壮什长。管咸悦能做罗粒巡检，还要托梁坤的福，因为上任巡检被梁坤一夜之间灭了满门，全家七口被杀。之后，梁坤便带着巡检的财产和二十多个亲近的弟兄上了铜锣山，啸聚山林。
土匪之中，也分三六九等。像施青山这样的土匪，已经算做到土匪的极限了，已经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就差招安做官了。他们对待老百姓，也和寻常的乡绅差不多，水平低的就比较残暴，水平高的就会给老百姓留条活路，“可持续剥削”。
而有的土匪就得靠打家劫舍为生，做派也各不相同。像崖州的杜仲远这样的，只劫财、不害命，算是土匪中比较讲良心的，抢劫的时候，还会注意给被抢的人留条活路；有的则毫无底线，无恶不作。真正劫富济贫的大侠也不是没有，但一般来说不要指望自己能碰上。
铜锣山的土匪不算底线最低的，但也没有多少底线。他们能和施青山等其他四家土匪一起会盟，说明他们还是能提供一个统治秩序的，只不过，他们的统治秩序相当烂，在他们的地盘里，老百姓只能说是凑合活着。
施家治下的老百姓活得也很凑合，但他们是被施家以沉重的捐税、地租等方式压榨，今年就知道明年会被剥削多少，若是纳不出足够的钱粮，施家也不弄死你，把你抓去干苦役，天天干重活，干不完就打、饿饭，总之要把你“欠”他们家的钱粮还上为止。
老百姓过得苦，也有人实在困难，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稍微得一点小病就死了，可绝大部分人还对未来抱有一线希望，相信自己明天还喝得到野菜粥，甚至相信自己的子子孙孙也能有给施老爷干活的“福气”。毕竟和把人下水牢、上夹棍的那些老爷相比，只要你吃猪狗食、干牛马活的施老爷算是非常“仁慈”的了。
铜锣山附近的百姓受到的剥削则不同，不仅沉重，还没个准。土匪们没有正常的税收、地租之类的盘剥手段，就是定期到周围的村里收粮油，收不到就对村民一顿痛殴，碰上敢反抗的，那便直接拿刀枪招呼。
哪怕同样是看中别人家的女儿，强抢民女的办法都不同。施家强抢民女的办法类似于小霸王周通，“撇下二十两金子，一匹红锦为定礼”，非要你女儿做压寨夫人不可，见了你还叫声“丈人”“泰山”，平时也拿你当个亲戚，会有“明日叫小喽山寨里扛一桶好油来与他点”这样的想法。而铜锣山的土匪则类似于矮脚虎王英，有中意的女人，管你是闺女还是媳妇，一把揪上马来就带回山上，谁要是口迸半个不字，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
要光是这样，施青山也不会拿他们怎么样，没有铜锣山的残暴，怎么衬托施家的“仁德”呢。可铜锣山做事越来越不守绿林规矩，在他们自己的地盘收粮油也还罢了，还跑到别人的地盘去过界劫掠。
就在昨天，梁坤亲自带着铜锣山的人抢了菊花岭下属地盘的一个村子，村里的乡勇与他们争斗，土匪攻破寨子之后，一口气杀了三十多人。菊花岭的大寨主易予玉带着人马赶到时，梁坤已经扬长而去，还抓走了十几个年轻女人。
今天铜锣山上大摆宴席，正在庆贺。梁坤喝得半醉，高声道：“我们干了这几票，姓施的肯定坐不住了，要不了多久，就会对我们下手。最近下山踩盘子的兄弟要留神了，要是有那种一点防备都没有，和脱光了的娘们一样等着我们上的，多半就是施青山钓我们的诱饵了。”
此时，在梧州城内的馆驿，覃会正跟着王宗来拜谢李西平的救命之恩。
李西平急忙扶起这个叩头如捣蒜的“淳朴农民”，他半点也没想到覃会这个“老实巴交”的人能和石达开他们的罢工有任何关系。
李西平说：“你能出来，是因为县衙门和巡检司争夺断案的权力，和我没什么关系，我这些天就是吃吃喝喝，没帮你家什么，你们也不用感激。过去我和你岳父是对头，今后也不是朋友。”
尽管李西平这么说，覃会心里还是暗暗把他记下了，虽然对于李西平来说，帮覃会向苍梧典史说一句话的确只是举手之劳，但风波恶说得好，覃会的性命对于李西平来说是小事，对于覃会他自己可是大事。
李西平又问了问覃会被抓的过程，这件事覃会倒不必隐瞒，实话实说就是。最近管咸悦一直在找施青山的茬，到施青山的地盘做生意的小商人被抓的有好几个，管咸悦的手下抓覃会只是例行公事，管咸悦都懒得审问这些被抓的人，他的手下打这些人的时候压根什么都没问，其实打不打根本无所谓，之所以要打，主要是因为既然抓了，不打的话总感觉缺点什么。
这倒也没出乎李西平的意料，他在老家的时候对基层官吏都没什么期待，何况顺朝。崖州的情况算是比较不错的，陈报本、严起朝这样的人也是常态。
李西平问了问覃会他们村的情况，着重问了问鸡鸭生意的销路。看起来梧州的农村状况虽然不容乐观，却还没烂到非来一次太平天国不可的程度，小商贩还能凑合活着。在施青山的统治中枢，有一个颇为繁华的集镇，镇上有茶楼、戏院、酒店、饭庄，还有赌场和妓院，有一批为施家工作的人和商人消费得起鸡鸭。这也对，大清朝还得1851年才金田起义呢，大顺朝的穷人在1842年还凑合活着亦不奇怪。
李西平没发现任何异常，随便就把覃会和王宗打发走了。既然石达开已经走了，李西平对于梧州的事就没有任何兴趣了。至于管咸悦和施青山的斗争，在顺朝再平常不过，等到了麻城，将会有无穷无尽的这种事让李西平去面对，梧州的事情李西平实在是懒得理会。
再说他也管不了，别看管咸悦官不大，却是此地的地头蛇，而且必然有他的靠山。施青山既然可以和管咸悦斗，那也差不到哪去，既然没招安，肯定没有管咸悦的靠山硬，但是在梧州的根脚要比管咸悦深得多。这两个人斗法，李西平能掺和什么？他又不是什么“八府巡按”，只能当个观众罢了，还在这里磨蹭什么。何况他到麻城上任也是有期限的，在梧州耽搁的时间已经够久了，总不能无限期地拖下去。
一行十人又踏上了旅途，李西平他们还好，那三个印度人为了避免引起围观，一直待在馆驿不出去，这些天已经快要憋疯了，巴不得赶紧动身。李西平一行人上了客船，前往广西的省会桂林。
而覃会的复仇计划，也正式开始了。
福州，马尾港。
一艘法国军舰正停泊在港中，岸上的炮台边，一老一小两个人正望着这艘战舰。老的五十多岁，少了一条右臂，少的十来岁。
在李西平那个世界，这里是中国的一处国耻之地。1884年，在中法在越南已经开战的情况下，法军舰队驶入马尾港。然而，清军福建水师却接到了“无旨不得先行开炮，必待敌船开火，始准还击，违者虽胜犹斩”的命令。
结果，福建水师在没有起锚的状态下遭到了法军攻击，损失战舰11艘，运输舰19艘，阵亡数百人。而法军一舰未沉，仅有5人阵亡。
巧的是，在这个世界，广州战役中被英军击沉的广东水师旗舰“扬武”舰与江苏水师旗舰“振威”舰，与李西平那个世界马尾海战中沉没的两艘军舰同名。在李西平那个世界，“扬武”舰是福建水师的旗舰。
福建水师的将士们尽了全力，“扬武”舰在沉没的前一刻，依然在管带已经跑路的情况下发炮还击，有一名水兵爬上桅杆，挂出了黄龙旗。其余各舰也都尽力死战，不少管带与舰同殉。“振威”舰管带许寿山在战舰受损严重，无法保全时，撞向法舰“德斯丹”号，遭到另一艘法舰“费勒斯”号的侧舷火力攻击，许寿山亲自操炮，被法军机关炮击中阵亡。
仅仅三十分钟，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在自家的军港里，都要靠基层将士的爱国精神来维护最后一点尊严，这可不是什么光荣的事，而是说明这个王朝沉疴已深。大清的“扬威”舰和“振武”舰上的军人很英勇，大顺的“扬威”舰和“振武”舰上的军人也很英勇，可这弥补不了火力、防护、速度、动力、训练、战术和政治腐败带来的差距。唯一的差别就是，1840年有这样的表现还能勉强说得过去，到1885年还这个表现就真没法解释了。
在这个世界的鸦片战争中，英军也打到了福州，但是这里已经没什么像样的水师能抵抗了，福建水师的旗舰“定涛”舰等主力战舰增援安南，在湄公河口的海战中非沉即伤。当英国海军进犯福建沿海，福建水师几乎没有可战之船，少数尚能出战的战舰都被集中起来堵截冲入闽江口的英军，几乎全部被击沉。
福建权将军收缩自己的全部主力，死守福州城，对城外的炮台一概弃之不顾，任由英军将之拆毁。这既是懦弱，也是没辙，躲着是缩头乌龟，出战又打不过，横竖都不成。因为福州城没丢，最后朝廷也没追究福建权将军的责任。
军舰上的法国军官正在下船，独臂老人叹了口气：“我等真是背时之人了。”
老人名叫鲍东海，不久前还是福建水师的一名部总，一旁的孩子是他的幼子鲍承雅。
鸦片战争中，鲍东海也参加了闽江口之战，他指挥的战船被英军炮火击沉，他因伤断臂，就此退役回家。
鲍东海本来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是定涛舰上的舵手，战死在安南，二儿子是闽江口一处炮台的炮长，也在英军来犯时战死，只剩下小儿子鲍承雅。像他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福建水师长期戍守在此，将士之间或多或少都沾亲带故，这一仗打下来，水师营家家戴孝，鲍家常来往的亲戚中，死了残了的差不多占了一半。
鲍东海指着一座正在施工的炮台对儿子说：“你二哥就是死在那里，当时火药爆炸，他的骨殖血肉化为齑粉，就混在了炮台的废墟之中。前些天动工的时候，原来炸碎的那些建材都用来填埋壕沟、平整地面了，所以这座炮台就等于你二哥的坟。你大哥尸沉大海，是没处找了，将来要是再有洋人打来，你爹我就到那炮台当兵去，眼睛花了当不了炮手，我就做民夫，炮台要是失守了，你娘在这边陪你，我去那边陪你两个哥哥。”
鲍承雅用力点了点头：“军学里新设了水师科，孩儿定当好好读书，将来考水师科，给哥哥们报仇。”
鲍家父子能想到的，也就是这些了，此外就是修新炮台、买法国军舰。至于为什么福建水师四十年来没有添置一艘新的大型战舰，为什么大批水师营士兵仅仅是在军队挂名，私下却打鱼经商，为什么正规军学教育出来的水师军官在战场上会犯各种低级错误……就算是福州城里的那些人，都没想明白呢。
福州城中，从留尼汪赶来的法军将领贝桑根本来不及休息，就迫不及待地兜售起了自己的计划。
“爆炸弹、蒸汽动力、装甲防护，这三者将是未来海军发展的大趋势。而且我们认为，明轮必将被螺旋桨淘汰……”贝桑滔滔不绝地讲着许多在这个时代还有些超前的理论，翻译都要跟不上他的速度了。
负责和他接洽的，是新任的顺朝水师总督，三原男李玉树。对顺朝的情况不熟悉的人，很可能误以为李玉树是宗室，因为他不仅姓李，还和顺朝的皇帝叙班辈，李玉树的年纪比德明帝还大，可德明帝却是他的叔高祖父。
不过，他们家并非宗室，只是世袭罔替的军功爵，第一代三原男名叫李来亨，是亳王李锦的义子。
在李西平那个世界，凡是对明末历史有了解的人，没有不知道李来亨的。然而在这个世界，李来亨却是无名小辈，勉强列入顺朝开国功臣行列。五岁从军，六十二岁病故，小仗打了一堆，大战却一次都没参与。除非是那些醉心于钻故纸堆考据之人，一般的历史爱好者根本没人听说过这个名字。
李锦本来就和他叔父李自成年龄相仿，李来亨是义子，又比李锦的亲儿子大不少，再加上李自成儿子生得晚，李来亨儿子生得早，李来亨的儿子虽然年纪比顺太宗要大，却要呼顺太宗为叔祖父。
恰好三原男家族早育生下的儿子的成活率挺高，而皇帝一系太子和皇帝的年龄差距则偏大，于是一百多年下来，李玉树就比和他年龄相近的德明帝矮了四辈。
而且这个辈分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德明帝的太子和李玉树年纪最大的曾孙同龄，却比李玉树的曾孙大六辈，已经没法称呼了。
贝桑对于李玉树出任水师总督非常不满，在他看来，这位男爵非常具有法国大革命前波旁王朝的那种“贵族气派”，言谈举止、饮食服饰、车马随从，无不奢靡华贵。然而，虽然他是军事贵族，却从来没有上过战场，对海军的知识更是丝毫不懂。据说皇帝之所以任命他做水师总督，仅仅是因为四十多年前他是全国数学考试的第一名。
或许李玉树四十年前是天才，但反正贝桑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耳聋眼花的老人。李玉树戴着老花镜，对最工整的楷书也要辨认半天，说话的时候，翻译必须要趴在他耳边大喊才行。偏偏贝桑又是个急性子，思维快，说话语速也快，急惊风碰上慢郎中，差点把翻译累死。
不管贝桑说什么，李玉树的回应一概是嗯啊这是，没有任何正面回应，弄得贝桑十分不解。如果顺朝的皇帝和权贵都是昏庸无知的废物，对于军事进步一窍不通也毫无兴趣，那也还罢了，可他们明明对陆军的改革非常上心，鸦片战争还没打完，就要购买枪炮，聘请教官，怎么看也不是把被子一蒙就假装鬼进不来的人。既然如此，顺朝的海军被英军打得主力尽丧，吃了这么大的亏，为什么还让一个昏聩糊涂的人来管理全国的海军？
虽然英国是这个时代的海上霸主，但法国在舰船设计上却总是领先一步。不过并无多大用处，法国的船舶工业本来就不如英国，地理位置又决定了法国的重心必须放在欧洲大陆，陆军比海军更优先，法国海军拿到的拨款怎么可能比得了英国海军。
贝桑提出了一个设想：是否可以引入中国的投资，一同研发蒸汽铁甲舰？1688年，法国人因为试图拥立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被暹罗的贵族和僧侣赶了出去；七年战争中，法国被英国赶出了印度。此后，法国的势力只能龟缩在印度洋的西南一隅。此时的顺朝依然强势，法国并没有侵略印度支那的想法，可以说法国和顺朝并没有什么利益冲突，就算是增强了顺朝海军的实力，对法国也没什么损失。
在贝桑看来，传说中富裕无比的中国皇帝应该能付得起这笔钱，中国海军刚刚在鸦片战争中惨败，对于新式军舰的研发应该很感兴趣才对。
但是，贝桑的想法并不现实。奥尔良王朝在外交上是温和保守的，法国大革命早已结束了，却远未结束，新的风暴正在酝酿，这个时候，有三千多万人口却只有十六万人有选举权的奥尔良王朝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国内问题上，不希望在远东问题上陷入过深。
以蒸汽作为主动力的战舰当然很好，鸦片战争中，英军的军舰即便装了蒸汽机，也是作为辅助动力；铁甲舰当然也很好，装甲的防护力能够在海战中提供巨大的优势。可是，这都不是奥尔良王朝最急需的。
军事研发当然要搞，但奥尔良王朝的高层只希望按部就班地进行，蒸汽装甲舰的构想虽好，但慢慢研发，一二十年后再投入实战也未尝不可，对于贝桑设想的引入外来资本、五到十年完成研发的计划不感兴趣，尤其不希望此事与外交牵涉过深。
法国民众正在追忆拿破仑时期的辉煌，但金融贵族和大资本家却没有这个兴趣，中国对于法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市场，以英国的工业生产能力，都只能靠卖鸦片来减少贸易逆差，法国货在中国难道就卖得动？在中国问题上，奥尔良王朝并不想和英国针锋相对。
贝桑今天一看，顺朝这边怕是也没什么希望，看看顺朝这边参加会议的阵容，就知道指望和他们一起研发新战舰不靠谱。除了李玉树，还有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做智囊，那是李玉树的二儿子。此外还有李玉树的二女婿、三女婿，李玉树的孙子、孙女婿、外孙子、外孙女婿，李玉树的侄子、侄女婿、外甥、外甥女婿。有男爵府的张管家、赵管家、王管家、刘管家……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有，就是没有一个上过船的人，除了翻译和秘书这两位还像是参加外交谈判的人，其他人很明显都是李玉树塞进来吃闲饭的。
跟这种团队，有什么可谈的？接受了一堆客套话敷衍之后，贝桑满腹怨气地出去了。
贝桑一走，李玉树也把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人都打发出去了，只剩下二儿子和两个女婿。
李玉树有七个儿子、五个女婿，但是其中九个都被他认为是废物，只有这三个合他的心意，尤其是二儿子李延平，虽然自幼双目失明，但是用功比谁都勤。反正他们家有钱，李延平自己不能看书，就让别人读给他听，聘请各方面有学问的人做老师。因为残疾人没法参加科举，李延平反而能不受考试的束缚，做到真正的博览群书。尽管从未做官，却一直在李玉树身边辅助他处理各项事务，是李玉树最重要的智囊。
此时的李玉树，可没有刚才那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了。他的确是对水师的事务一窍不通，但是这四十多年他也没闲着，起初他是御前侍卫，顺仁宗整顿吏治、查禁鸦片的活动他都有所参与。德明帝继位后，作为高德明帝一级的学长，李玉树进一步受到重用，负责调查军学中的腐败问题。这种关系李家根基的事都能交给他，可见他的地位。
李玉树虽不懂水师，可是他查过鸦片，对于沿海的情况是了解的，而且现在水师中的骨干军官，有很多都是二十年前那场武举舞弊大案之后提拔起来的，李玉树当时在浙江、福建清扫了一批阻断中下层军官家庭出身的学子晋身之路的蠹虫，因此很得水师军官爱戴。
不过，刚才那一堆李玉树亲信来开会也不是演戏，的确都是李玉树塞进来吃闲饭的。之前表现出的各种奢侈浪费、傲慢无礼，也不是装的，他本来就这个德行。
李玉树能“主持正义”，可不代表他不是贪官，那种把持官途、不给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机会的事情太过缺德，而且是刨大顺朝的根基，李玉树是不干的，最起码不敢干，但是一般的贪污受贿、安插亲信，他样样都干。
很多年后，李西平对于李来亨的后代竟然变成这般模样着实感慨了一番。但是转念想来，英雄没机会做英雄，只能默默无闻，有机会看着英雄的后代变成了贪官污吏，其实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件幸事，反正贪官污吏永远都得有。如果有再来一次的机会，李西平还是希望李来亨这样的人只能做凡人，希望英雄们能生一堆玷污他们名声的不肖子孙，而不希望这个国家有那么多杀身成仁，全家殉国的英雄。
二女婿薛君信说：“这贝将军之意，似乎不假，蒸汽船的好处，我们在前番交战时已然见到了，爆炸弹点燃木舰、装甲防护力强之事，那也是很浅显的道理。只是这等好事送上门来，却不能不令人生疑。事是好事，可我看这贝将军在国内怕是也没游说成功，才想先来劝我们，再倒逼国内。否则的话，为何那法国国王的使者在襄京只字不提此事，却由他一个将军跑到福州来和我们说。”
三女婿穆昌义说：“此事还有一件难处，这姓贝的处处只提让我们出钱，说事成之后可以分享技术，却丝毫不提合作的过程，这是拿我们当成拿黄金买玻璃珠的土人了。就算要做这个项目，也应该是两国各派能工巧匠，一同研究，否则我们岂不成了光投钱不问结果的冤大头。只是……大顺眼下哪有能做蒸汽机、铁甲舰的人，就算派人去法兰西国，也得从学徒做起。何况他说得再天花乱坠，也只是设计而非成品，只要船还没下海跑几圈，就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
李延平说：“妹夫们说得没错，水师之要，首先在于培养军官和工匠，造舰买舰则在其次。父亲离开襄京时，圣上面授机宜：陆师当急，水师当缓。即只要陆师强，国朝便不忧洋人篡取江山，之后方可扎实编练水师，若是先在水师斥巨资，一旦水师未成之时英人复至，岂不空忙一场。国家财力有限，既已在铁路和陆师上花了大力气，就不能在水师上投入过多。是以眼下第一要紧之事，还是江宁、杭州、福州、广州四地军学之中开设水师科的事情。没船是小事，或买或造，数年可致，培养人才却要一二十年之功。”
李玉树说：“你们说得都对，却忘了最要紧的一件事：这他妈关我们屁事？闽浙两省水师多有我的门生故吏，英国人打来之后，作战英勇的都死了，不英勇的就算没罢官也落伍了，这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事。建学堂，培养水师学生，这是增加门生的手段，培养造铁甲舰的工匠有什么用？工匠能做多大的官？再说这么大的事情，是我能决定的吗？法国人说什么，我们如实上报就是，想那么多干什么？散了吧，三姑爷，去告诉侯官县令，水师学堂用的那块地他要是再征不上来，这个官他就不用做了。我不管那块地的原主是什么来头，反正没有我的来头大，到底该得罪谁，让他自己选吧！”
第七十二章 始兴围城
隆隆的炮声在始兴县的四面八方响起，县令安金心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在自己的卧室里走来走去，嘴里一个劲地念叨：“阿弥陀佛，上帝保佑。”
对于安金心这样的儒生来说，念叨上帝是很正常的，《三国演义》里关王爷都说过：“上帝以臣二人平生不失信义，皆敕命为神。”李自成那句“上帝鉴观，实惟求瘼”的名言，还被伏尔泰引用过，成了启蒙运动的口号之一，至于到底指的是哪个上帝，李自成不在乎，伏尔泰也不在乎。
三天前，从江西来的五百四十名“援剿”兵在一名都尉的指挥下进驻了始兴县。这是江西权将军麾下的精锐部队，要求虽多，却还好应付，带队的杨都尉向安金心索要了大量的食品、饮料、烟草、银钱、妓女，征调人畜车船搬运物资，不过能保证军队都待在营房中不出来。全县官民都松了一口气，客军过境，被剥一层皮是正常的，这支部队只是通过县衙门来勒索，不放士兵上街，着实堪称王师。
理论上来说，雇老百姓干活是要花钱的，但是到底谁花钱却没有明确规定。杨都尉表示这笔钱应该由县衙出，他是五品官，安金心是七品官，那就只能县衙来出了。但县衙也没什么钱，只能给民夫每天管两顿饭，连牲口的草料都得让百姓自备。好在大家被剥削也习惯了，现在官府好歹知道别往死里剥削，能给口饭吃，他们也没有多大意见。
这支军队的血脉继承自明朝崇祯年间的“红营”，江西泰和县的逃奴刘文煌在湘赣交界的万阳山中啸聚山林，其部效仿元末的红巾军，以红布裹头为号，故称“红营”。
万阳山中最为险要的一座山峰，便是井冈山，红营活动的莲花、永新、宁冈、遂川、茶陵、酃县等地，都是熟悉中国革命史的人耳熟能详的名字。
这支部队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崇祯中期的湘南矿工起义军，他们在攻打长沙失败后，进入明朝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交界山区活动，后来因为急于打回湘南老家，在郴州等地遭遇惨重失败，余部回到湘赣边界坚持斗争。这种事若不是出现在史书中而是小说里，肯定有读者以为是作者在玩梗。
随着崇祯上吊的喜讯传遍大江南北，湘赣边界的奴仆和佃户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抗运动，打出了历史悠久的“铲平王”旗号，口号是“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
闽赣边界的农民同样战斗力爆表，在瑞金、宁化、宁都、石城这些同样为革命史爱好者所熟知的地方，农民建立了自己的组织田兵。田兵组织完全接管了乡村，使得明朝官府政令不出县城，靠有组织的暴力逼迫地主签订契约，减少地租，承认佃农的永佃权。
这些人是最标准的农民起义者，只能“裂裳为旗，销锄为刃”，因为缺乏士兵的参与，军事实力远不如陕北农民军。但是他们的基层组织和斗争策略，有很多需要陕北农民军学习的地方。对于如何在不否定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维护佃农的利益，以及如何组织农民等问题，闽赣农民起义都做出了非常有益的探索，成为后来顺朝很多政策的直接源头。
在李西平那个世界，轰轰烈烈的南方农民运动最终面对的是跟着清军杀回来的还乡团。这些农民军响应过李定国，在西营回滇后也依然坚持斗争，直到三藩之乱都结束了，才被清军彻底镇压。而在这个世界，他们大获全胜。
这个世界还有一出把李西平雷得不轻的戏，名为《井冈山会师》，讲的是顺军大将白旺平定江西时，只带四名随从前往井冈山拜会刘文煌，与刘文煌结拜为兄弟，刘文煌心悦诚服，率领红营下山加入大顺军。
可是在大获全胜之后，这些义军就不再是奴仆、佃农、矿工了。“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的口号固然振聋发聩，甚至现在还在美国黑奴中广为流传，可是后面还有一句“今而后得反之也”。反抗者胜利之后变成新老爷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铲除一切不平等的理想终究还是理想，这些起义军成为顺朝的世兵之后，他们与佃农阶层也就渐行渐远。
地主能通过科举做官，从朝廷到地方都有关系网，而佃农穷困，不依托同宗族的地主的资助，根本没有时间和财力去培养读书人。既然佃农的教育要看地主出资，那么教育出来的人又怎么能真正站在佃农一边呢。绝大部分人的第一目标一定是脱离佃农，成为地主。
于是，二百年过去了，佃农们依然贫穷。当年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只是比明末的情况好那么一点点而已。
这些当年的起义军的后代，现在作为大顺官军来镇压农民起义，也是绝不手软。虽然尚有军纪约束，不会公然劫掠，但是勒索地方、吃喝嫖赌都是绝对少不了的传统项目。
从武器装备和战术来看，从江西来的这支部队是很落后的。战兵辅兵各半，战兵中的火枪手用的还是火绳枪，是根据永昌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用来打开中国市场的外销款改进而来的，其原型是三十年战争中期瑞典古斯塔夫二世军事改革时使用的1630年苏尔式火绳枪。要是在二百年前，这东西绝对世界一流，火力强大，在战场上能起到重火绳枪的作用，又取消了枪架，减轻了重量，适合步兵单兵使用。然而就算是一百年前，这些枪都已经过时了。
刺刀是肯定没有的，近战的主战武器是长矛，甚至还有藤牌手这种和世界军事技术发展的主流格格不入的兵种。炮兵使用的轻型火炮的款式要新一些，广东顺军所用的火炮中，最先进的有拿破仑战争的水平，江西顺军的炮则有一些能达到七年战争的水平，但是三十年战争水平的炮也没有淘汰。至于炮手的水平，那就一言难尽了。与欧洲军队不同的是，顺军的炮着重往轻量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江西顺军这种长年在赣南山地活动的军队，最偏爱那种让驴拉着就可以翻山越岭的小炮。
就这样一支装备陈旧、贪财好色的军队，真的能打仗吗？
但事实证明，还真能。
官军进驻的第二天，农民军的前锋就抵达了城下。官军的侦骑发现农民军之后，立刻退回城内，然后官军就办起了应敌之前的第一件大事：谈判。
杨都尉发出通知，主将、军官、士兵、县令、缙绅五方齐聚军营，开始谈判。谈判的重点是两件事：第一是出兵多少，第二是能给多少钱。
谈判足足进行了半天的时间，最终商定派出一百战兵和一百辅兵出战，出兵见仗的赏钱、破敌的赏钱、受伤的抚恤、阵亡的抚恤，乃至弹药消耗的费用、武器马匹损失的费用，都一一谈妥，县衙出多少、缙绅出多少、军中经费出多少，全都得计较明白。
安金心和始兴城内的士绅都在心中暗暗质疑这帮钻钱眼里的兵的战斗力，可是战斗的结果却出乎他们意料，仅仅一个时辰，这二百人就击溃了上千人的农民军前锋，打死数十人。
别看顺军的装备陈旧，战术落后，但是他们和暹罗、缅甸、阿洪那些用了燧发枪和刺刀的军队比起来，其实还强一大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