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缅甸这样的国家可以全面使用燧发枪和刺刀，而顺朝没有？因为缅甸自己的军工生产是没有完善的体系的，要依靠从英国东印度公司手中买枪、仿制，而顺朝的军工生产早就有了完整的体系了，这种体系在开国初期尚能及时调整，但是开国一百多年之后，就如同开入小胡同的卡车一样，难以转向了。
但是，这不妨碍顺军依然是一支有秩序的封建军队，他们有根深蒂固的经济基础，在严格的规章制度的约束下进行组织和训练，就算到了王朝后期，规章制度已经难以执行了，也不会比那些同样是封建军队的藩属国部队更差劲。缅甸人用了燧发枪和刺刀，却只会列阵对射而不会列阵进攻、反骑，那么顺军即便是用火绳枪加长矛，因为他们会列阵进攻、反骑，所以在有优势的骑兵和炮兵的配合下也一样比缅军强。
军事技术的革新绝不是单纯换了枪就行，哪怕是军中的医生、兽医、铁匠、木匠、裁缝，都需要紧跟时代做出调整。别看广东的那些部队换装了燧发枪甚至击发枪，可是他们的组织、训练都跟不上，战斗力和这些用火绳枪的江西顺军中的精锐部队比起来还差一大截。
从军队的构成来说，这支“援剿”军的每一个战兵，至少都是有十亩地的下级军事地主。虽然从经济上来说，十亩地算个什么地主，够不够吃饭都难说，但是从政治地位上来说，他们还真就是地主，有自己的教育体系，在官场上有自己的代言人。
军官子弟自不必提，普通士兵也有政治上的保障，如果他们阵亡了，家属的生活有保障，起码饿不死，而且儿子还能接受教育。教育在这个年代是稀缺资源，能接受教育就意味着有机会成为官吏，获得政治权力，就算没当上官吏，至少也获得了一种热门的谋生技术。而这样的待遇，是靠国家财政和皇帝内帑从全国榨取钱财来办到的。
哪怕是在李西平那个世界的近百年后，当了军长的郝梦龄在阵亡前的遗书中惦记的都是子女进遗族学校的事。然而遗族学校抗战胜利后才恢复，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滥发法币，物价飞涨，郝梦龄家从武汉逃难到重庆后，抚恤金很快就不够孩子上学了，他的孩子们得上街摆摊挣学费，后来是在冯玉祥的干预下，郝梦龄的子女才能安心读书。
这种状态发展到抗战胜利之后，就是中山陵哭陵事件。众多参加过北伐、抗战的将领，因为“思想比较复杂，一旦内战开始，不一定会拥护国民党”而面临被裁撤的命运，连生计都保障不了。少将陈天民身患肺病，无钱医治，吞安眠药自杀了，遗体在家中停了四天，才在战友凑钱帮助下买了棺材。这件事引爆了生活困难的军官们的情绪，在黄埔一期出身的陆军中将黄鹤的率领下，几百人一起前往中山陵哭陵。将军如此，士兵的待遇如何不问可知，这样的军队，还面对一个前无古人的对手，用什么武器能打得了胜仗？
要说对待老百姓，李家和蒋家很难说谁更烂，但是在对待为自己出生入死卖命的人的时候，还真没烂到这个份上。此时的顺军从利益上来说是铁板一块，几乎不受任何政治思想影响，只要皇上给钱给官，他们自然卖命。
这样一支待遇优厚，后顾无忧的军队，就算是按照二百年前的方式训练，只要正常训练，镇压农民起义就不是问题。明末农民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农民军被明军以一当十地打败也不稀奇，更何况顺军之烂远不及当年的明军，广东的农民起义还没有明末那么多的老兵参加。
当初鸦片战争的时候，顺朝宁肯调云贵的兵，都没调动赣南的部队增援广东，原因是顺廷一开始就料到，广东的战事必然导致出口受影响，江西到广东的商路受阻，很可能爆发农民起义。虽然有了粤赣运河和湘粤运河，从赣南、湘南向广东调兵非常迅速，但顺廷始终压着这两支主力部队不动。直到广东爆发了农民起义，他们才行动起来。
现在广东兵作为主力，只能在南线维持战线，和农民军打得难解难分。粤军已经对韶州城开始了攻击，然而因为在鸦片战争中精锐尽丧，粤军只能拿火力压制农民军，却组织不起精干的力量突袭夺城，竟然出现了守城农民军在官军的炮击下已经溃不成军，官军却没有及时组织突击队夺城，被韦一井带着一群嫡系兄弟拼死冲杀，又堵住了口子的情况。
在火力上，广东地处对外贸易最前线，枪炮一概不缺，百炮齐发的阵仗都打得出来，虽然大部分是轻便的小炮，其威力也不是农民军贫弱的火力能比的。然而没了韩致常的嫡系部队，粤军在突击战、近战中的表现远不如农民军中那些在多年的民间械斗中锻炼出来的悍勇之兵。明明占了上风，却没法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就知道，农民军在造反初期就守城是兵家大忌，当初李自成造反第二年，就在辽州之战中就吃了这个大亏，被明军尤世禄部包围，损失了一千三百人才脱身。然而，就算韦一井犯了这个兵家大忌，广东顺军却还是没法击溃他们。
广东顺军中，有门路的在忙着骗取经费、贩卖人口，没门路的则忙着抢掠民财、吃白食、强买强卖。顺廷一开始就没指望他们，原本驻扎在赣州、衡州的两支部队早就做好出战准备了，眼下农民军主力被粤军吸引到了南线，他们便从背后发起了攻击，虽然两支部队都只有几百战兵，但是对付组织松散的农民军已经足够了。此外，福建也派出了援军，从海路前往广州，准备从南线发起进攻。
但是，有两件事出乎了顺朝决策层的意料。
第一件事是农民军的动向。按照之前的情报，始兴县附近能集结起来的农民军最多也不至于超过三千人，五百多官军足以横行。然而“援剿”赣军刚刚击溃了农民军前锋，第二天一早，就有上万农民军包围了始兴城，还动用了大量的土铳土炮，声势浩大。
第二件事是赣军的素质。虽然在朝廷重金培养下，他们的战斗力还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然而，王朝的腐朽也不可能不影响他们。在王朝的上升期，军人最喜欢的是军功，先升官，再发财，然而随着官场日益腐朽，下级军官的出路越来越窄，现在他们的眼里只有发财。
农民军一围城，杨都尉的通知就又到了，请县里的官员和缙绅再到军营来，开“补给会议”。
尽管围城了，但是官军自杨都尉以下都毫不在意，因为始兴县城紧邻浈江，官府已经征调了浈江船行的船只，改造为战船，船上装备百子炮等火器，足以控制江面，粮食的运输是不用担心的。不过后方向始兴县运粮，只会运粮食和盐，保证城里人不饿死，至于新鲜蔬菜和肉、蛋，农民军一围城，城内就无法获得了。
所以，这个“补给会议”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保证部队的副食品供应。
安金心十分无语，你们不是应该考虑如何突围破敌吗？但是杨都尉并不在意，他们原本的任务是击溃始兴县境内的大约三千敌人，现在既然敌情有变，那么在接到新任务之前，他们是不会轻举妄动的。后面还有第二梯队的部队负责接应他们，要解围也是那些人的事。何况官军控制河道，城里不会断粮，对手要围城，那就让他们去围呗。
始兴县的缙绅要是担心自己在城外的家产被劫掠，要官军出兵，那也可以，只要钱给够了，没什么不能谈的。
然而始兴县的缙绅对于给官军多少钱、如何分摊并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官军也就不动如山。农民军放炮压制城头守军，官军也就放炮还击，炮声隆隆，打得倒是相当热闹，其实没死伤几个人。
杨都尉可以气定神闲，安金心却要坐不住了。今年的秋税肯定是不用指望了，毕竟有战争的因素，朝廷倒不至于以此见责，可要是一直这样打下去，县衙门的钱可是要见底了。士绅之赞助有限，而军队之索需无限。
安金心有时甚至觉得还不如破城呢，好歹死个痛快。现在这种天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听说杨都尉的亲兵来敲门就吓得一哆嗦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第七十三章 清化径
“来人啊！把汪桂给我带上来！”始兴县清化径巡检司衙门中，一个裹着红头巾的黑大汉正高坐在巡检的位置上。随着他一声令下，几个破城时没被打死的衙役急忙把原来的清化径巡检汪桂押了上来。
大汉装模作样地看了一下手中的案卷，虽然拿倒了，却也没人敢提醒他。大汉说：“汪桂，家住始兴城南关厢的关老四状告你，说你去年缉拿盗贼之时，不分青红皂白，污蔑他哥哥做贼，堂上刑讯逼供致死，可有此事？”
汪桂两股战战，辩解道：“非是下官故意栽赃，实是那关老三曾经偷盗，以理度之……”
“行了行了。”大汉打断了他，“我也以理度之，也知道你不会特意栽赃这么个穷光蛋，不过是随便找个人顶缸，想快点结案罢了。既如此，我也不为难于你，先照关老三的例，打四十板吧。别他妈以为老子没读过书就不懂律法，打板子是县太爷的事，你区区一个巡检什么时候有权打板子了？照实打，老子也是挨过打的人，别以为我不知道这里的门道。”
虽然理论上来说，巡检司的确没有动刑的权力，但理论上当官的还不许贪污呢。堂上打板子的轻重，全看执行的衙役，若是收了钱或者和挨打者有交情，便会卖放。此时衙役们哪里还敢手下留情，一个个抡开膀子玩了命地狠打，才二十七板，汪桂就断气了。
审案的大汉名叫葛光，曾经是浈江船行的工人，在一次斗殴中打死人命，从此逃亡在外，上山落草，粤北农民起义爆发后，他下山响应韦一井，是如今始兴县农民军的最高指挥官。
葛光的部队起初的确是只有不到三千人，但是新近从江西赣州府龙南县来了一支四五千人的队伍。这批人并不是一般的农民军，他们的首领其实是个标准的地主，此人名叫于兴驷，是一个宗族的族长，家里有土地，有佃户，村子修得与坞堡相似，平素喜欢结交江湖好汉。
为了争夺一片林地，于家和邻近的村子爆发了械斗，于兴驷奋勇冲杀，连斩“敌方”两员“大将”，后来才发现捅了大篓子，被杀的这两员“大将”，一个是对方宗族中的一个举人，另一个居然是官军的哨总。官军将领为了赚钱，居然把自己的士兵“租”给乡绅参加械斗。不过对方“租”来的这支部队并不是像此次的“援剿”赣兵这样的精锐，而是普通的卫戍部队，结果连于家的乡勇都没打过。
清朝那种在镇压红巾军起义的时候和客勇一起杀土人、扭过头来又和土勇一起杀客家人的事，顺朝是不会干的。然而，顺朝的民间械斗激烈程度并不比清朝差多少。
没有尚可喜、济尔哈朗、谭泰这些人，没有迁界禁海，顺朝前期的人口增长速度远超清朝。就拿赣州来说，在李西平那个世界“自兵燹后，死锋镝者十之五，辗转沟壑者十之三”。连清朝那个德行都能人口大幅增长，在均田免粮，支持田兵组织，推广永佃，使财富分布更为平均的顺朝，人口增长的速度又该可怕到什么程度？
如果没有外力干涉，人口三十年翻一倍是毫无问题的，然而顺朝的农业生产能力能三十年就翻一倍吗？英国在工业革命前有农业革命，原本落后的农业迅速追赶中国的水平，又有北美泄压阀，还能压榨爱尔兰的粮食，农产品增产的速度可以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这才使得人力成本提高，促进了机器的使用。可中国这边，农业的精耕细作已然到了极限，难以再迅速取得巨大的增长。
理论上来说，到鸦片战争爆发，顺朝的人口应该是开国时的128倍，但这显然是扯淡，21世纪的整个地球都没这么多人。
那么，这些人口去哪了？
首先，老百姓会“自动调控”，因为养不起孩子不敢生了，或者因为生活条件艰苦，产妇死亡率和后遗症率高，女性的身体状态迅速恶化，不适合生育了。溺婴现象不可避免，因为男性劳动力在耕种和械斗中价值更高，所以女婴被杀死或遗弃的概率远高于男婴，导致了男女比例的极度不平衡。
其次，就是流向海外。然而，这对于整个国家尖锐的人地矛盾并不能起到根本性的作用。顺朝建立那会儿，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加起来才五百万，苏格兰连一百万人都没有。就这点人口，放在顺朝一年就轻轻松松生出来了。东南亚也好，美洲也罢，每年能吸纳的人口数量相比于顺朝恐怖的人口增长速度，都是杯水车薪。不管送走多少，老百姓都能生出更多的人填补他们留下的位置。就算是往美洲贩卖劳工的船只动辄在半路上死掉三分之二的人，也永远不缺“货源”。
最后，就是用灾荒、瘟疫和战争消灭人口。在顺朝，最主流的方式就是用长期的半饥饿状态导致大量的人口死于那些在21世纪不值一提的轻症疾病，儿童夭折率极高。但是当这种方式消灭的人口还是不够，那该怎么办？那就会爆发大饥荒、农民起义。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械斗怎么可能不激烈，而械斗越激烈，宗族、会党的影响力就越大。
于兴驷杀了一个举人、一个军官，可算是惹了大祸，举人家里直接说于家聚众造反，戕杀朝廷军官。于兴驷吃亏在不爱学习，虽然有钱，却是暴发户，没有功名，而那位举人家里有个族兄，在福建做府尹，花了大价钱打点江西官场，坐实了于兴驷谋反的罪名。
而且于兴驷也确实是徘徊在黑白两道之间的人物，他的家族势力比较弱，于是就利用自己结识的江湖好汉拉外援，加入了在赣南颇有势力的会党组织信义会。信义会起初以矿工为中坚，后来成分日趋复杂，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但也有烧香画符之类的活动，崇拜弥勒佛，思想中却又有拜上帝教的成分，有“上帝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这种早期基督教味道浓厚的宣传。
和“反清复明”比起来，“反顺复明”实在是没多少市场。顺朝在宣传这方面做得不错，对于于谦、范广之类的明朝的忠臣大力褒奖，把明朝的黑料寓于赞歌之中。老百姓就算是对顺朝官府再不满，在日常的评书、戏曲等艺术形式的熏陶下，加上许多故老相传的掌故，也不会怀念明末那会儿的日子，不会觉得在明末杀官造反这件事不对。
所以，顺朝的会党干脆“以顺反顺”，从顺太宗年间到现在，顺朝破获的自称“李自成转世”的案件有十余起，张献忠也很火，经常有人自称是流落民间的张献忠后代。
许多像于兴驷这样的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加入信义会之后很快就取得了领导权，信义会中原本的矿工首领也在渐渐转变。于兴驷成了信义会在龙南县的香主，正赶上年景不好，会党的日子也不好过，农民和矿工的日子都要过不下去了，于兴驷若是拿不出经费，怎么当大哥呢，于是他便放飞自我了，接连袭破与自己有仇的村寨，杀人越货。
事情渐渐不可收拾，官府要治他的罪，于兴驷索性扯旗造反，自称于吉之后。宣传上帝派弥勒佛降世，要接善人上天堂，他是先行使者。虽然这口号实在扯淡，直接儒释道耶四教合一，不过在发动老百姓的时候还是比没口号强得多。只要老百姓日子够苦，多扯淡的口号都能用来劝他们造反。于兴驷到底信什么教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年粮食歉收、大米期货泡沫破裂、新增加派、煤矿成本增加。
以赣南这种历朝历代都出造反先锋的地形，陆路运煤显然行不通，龙南县是桃江、渥江、濂江的交汇处，水道向北可以直通赣州，运煤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龙南和赣州之间的信丰县也产煤，两个县为了煤船过境的事争斗过不知多少次了。最终赣州府尹出面调停，限定了龙南县的煤船数量。之前龙南县的一些煤矿盲目扩大生产，现在运输却被卡了脖子，经营便出现了困难。
借着鸦片战争和灾年的由头，江西又添了一些加派，比如说用于劳军的“援粤捐”（鸦片战争都打完了，赣军才出发去打农民军），还有名义上用于购买常平仓粮食，实际上却拿去炒大米期货的“慈善捐”。龙南县和信丰县的煤炭行业的利益相关者，趁机又到赣州府去活动打点，打点用的钱不光是煤矿矿主出，还要挪用县内的加派款项。
在这种情况下，矿主能给矿工多好的待遇呢？而且矿主和本地的地主还在打架。地主要求租用土地的矿主和其他佃户的理论租金一样，也得与地主五五分账。矿主当然不干，更何况很多土地的归属本来就是一笔烂账，有的土地的确是从世世代代由某个家族掌控，可是却没有任何一个朝廷给他们发过地契。
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实践表明，这种事靠讲理是没用的，只有资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但是以顺朝地主阶级如此强悍的战斗力，当年李自成都差点没弄过他们，而且在几十年后同流合污了，顺朝这点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何德何能，敢与地主叫板？地主拥有的不仅仅是土地，而且还有科举制和世兵制带来的封建权力，简单来说，国家是他们的。
若不能团结农民，工商业者根本没资格和地主斗，可中国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与欧洲那种封建领主与农民的关系大不相同。看看法国大革命时喊的那些关于土地政策的口号就知道，废除封建贡赋、取消了贵族的免税特权、分割和出售公有土地，这还没有李自成的口号劲爆呢。至于废除教会的什一税，那还用说吗，在顺朝虽然也有教派私下对教徒收钱的事，但要是有谁敢明着要收税，朝廷绝对今年谁也不打了，先弄死他再说。
在中国，这些有可能成为未来的资产阶级的人根本提不出足以发动农民的口号，任何团结不了中国农民的人，都不可能打败中国地主。孙中山搞了一辈子资产阶级革命，临终前的最后几年，也是走到了“扶助农工”，“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路上来。
当然，总不能指望1842年挖煤窑的人就有1924年的孙中山的见识，所以他们和地主阶级较量的手段就是传统的贿赂官府和宗族械斗，拉拢于兴驷这样的本地小族，利用矿工的组织优势去打。但是论起在官府的人脉，他们终究是比不过世家大族，矿工的战斗力倒是十分充沛，可他们也不是被矿主操控的机器人，直接压迫他们的可不是地主，而是矿主。既然短视的矿主敢在经营困难的情况下靠削减矿工的待遇来节约成本，矿工当然就敢直接开战。
在这种情况下，信义会的暴动规模迅速扩大。于兴驷打了龙南县城，却没能破城。本来擅长爆破的矿工要攻打县城应该不是问题才对，但是本地的乡勇是在长期的械斗、剿匪战斗中锻炼出来的，战斗力也不低，他们直接反击，和信义会打得难解难分。
原本应该去参与围剿粤北农民军的赣军第二梯队没有增援前出始兴县的友军，而是半路转道龙南县去镇压信义会了。于兴驷打不过官军和乡勇的夹击，一把火烧了自己的庄院，带着族人和信义会的骨干转进广东。
奇葩的是，江西竟然没把信义会入粤的事通报到前线。既然于兴驷他们去了广东，那么对于江西顺军来说，这些人就等于压根不存在了，反正龙南县城没有被攻破，所以在官府的报告上，就是土匪作乱。攻打县城的土匪被击退了，那当然是回他们的山寨去了，我们这些剿匪官军又没接到“直捣匪巢”的命令，那接下来的事情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只管领了赏钱就回去干原来的任务。
如果江西权将军通知已经入粤的第一梯队于兴驷逃到广东的这件事，就等于承认这伙人是他们从江西赶到广东去的，但如果不通知，就可以说于兴驷就是从广东地界上冒出来的。反正粤北农民起义爆发之后，广东官府对粤北地区的管理已经失控了，于兴驷本来就住在粤赣交界的地方，到底是在广东地界还是江西地界造反，他们也压根说不清楚。
更何况，于兴驷就算去了广东，也未必会去始兴县；就算去了始兴县，也未必会和葛光合作，说不定还得火并呢；就算合作了，也不一定合作起来攻打县城。既然如此，何必为了这种还不确定的事给自己揽责任呢？
所以，江西权将军仅仅是命令第一梯队“稳扎营寨，毋要轻进中伏”。虽然这就是句废话，不过带队的杨都尉通过这个命令明白了，不会有人催着他们进兵，那么以他们的作风，就一定是磨磨蹭蹭，赖在县城不走。以这支军队的水平，只要不轻率冒进，自然就不会被歼灭。
葛光又募集了一批新兵，再加上于兴驷的队伍，集结在始兴的农民军有了上万人。粤北民军和信义会这两拨人不大对付，好在于兴驷是个聪明人，到了别人的地盘上，对葛光很客气，双方暂时还维持着井水不犯河水。两家以浈江为界，于兴驷占据江北，以黄塘巡检司为老营，葛光占据江南，以清化径巡检司为老营。
对于县城，葛光没有多大的兴趣，他多年为匪，基本的军事常识是有的，农民军打官军时，攻城本来就是以短攻长，现在官军又用大船控制江面，攻城就更难了。要想破城，最好的办法还是用内应打开城门，否则的话，强攻必然损失惨重。
葛光认为，眼下的当务之急还是筹措足够的粮食，于兴驷那边他管不着，他这边四五千弟兄，加上马匹牲口，一个月最少也得千石粮食。始兴县的粮食产量并不低，现在又秋收了，筹措两千石粮食不算难事，但是，如何在不稼不穑的情况下从别人手里征来两千石粮食，又不激起始兴人的普遍反对，那就需要技术了。
葛光显然不掌握这门技术，不过韦一井给他派来了一个有技术的人。
昌茂荫在被关了很久之后，终于决定投降了。如果不投降，那只有两种结局，要么韦一井失去耐心，把他拉出去砍头枪毙活埋喂狗，要么就是韦一井把他忘了，一直关到死，很难说哪一种更差。不管怎么说，还是要先恢复自由，才能做一些有用的事。于是，他就从囚犯变成了韦一井的军师。
昌茂荫观察了韦一井一段时间，确定这个人和“仁德”二字肯定是出了五服了。杀戮官绅之时，下手十分毒辣，不分老幼，只要是男的，就算是吃奶的孩子也不留。同时又颇为好色，纳妾甚多。在约束军队方面，韦一井的表现也比较一般，在韶州城内，经过破城之初的动荡之后，农民军士兵倒还能遵守纪律，待在营房不出来，而在城外韦一井不直接管的地方，杀人越货也是很寻常的事情，韦一井的部下中有很多本来就是粤北各县的土匪，能不在韶州城内闹事就很给韦一井面子了。
但昌茂荫还是决定，先加入韦一井麾下。韦一井虽然有许多的缺点，却也有很明显的优点，能把这么多来路不同的农民军统合起来，让他们都大体上服从指挥，还不互相火并，这样的能力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而且韦一井部队的军纪虽然称不上好，却也没低于官军的平均值，昌茂荫也不至于不能接受。
最重要的是，韦一井和俞东现在已经在思考一些有层次的问题了，能想到这些，就绝不是一般的匪徒。
在大顺这样的环境下，造反很平常，缺吃少穿的人那么多，随便什么理由都能发动一场农民起义。但是，暴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该以什么作为口号、宗旨，就是很大的问题了。
这件事看起来简单，然而大部分农民起义者都栽在了这一步。这个年代的军队，也不用指望他们有什么政治信仰，但是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纲领，否则的话，弱的就是土匪，强的就是军阀，终究成不了大气候。
宗教在短时间内可以替代政治纲领起到凝聚的作用，但是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甚至难以起到给人解决社会问题的希望的作用。顺朝的各种民间教派老百姓或多或少都接触过一些，在生活贫苦无依的时候，也会拿它们当寄托，但要说真的相信到为之奉献一切，那也不至于。
所以，就算以宗教为纽带来组织农民起义，也一定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纲领，哪怕不能实现，也能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就算没有《天朝田亩制度》那样的水平，至少也得有“扶清灭洋”这样的程度，不管怎么说，总归是对于老百姓面对的各种苦难给出了一个在他们看来很有道理的解决方案。
俞东一开始就否定了搞神仙下凡那一套的提议，韦一井也不擅长这方面的事情。所以，韦一井打出的大旗是“替天行道”。这和李自成的“奉天倡义”一样，是最没有争议的旗号，可以随便解释，也是老百姓最熟悉的造反旗号。
光有这个笼统的口号还不行，还是得具体讲一讲行的是什么道。
韦一井首先确定了第一条：铲除贪官。对于农民军来说，这是最容易实现的，也的确能迅速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俞东提出将这一条扩大为“除暴安良”，却被韦一井否了，因为他觉得自己除暴还行，不一定能安良。别看韦一井杀人不眨眼，可是在不吹牛、不撒谎的问题上却对自己要求极高。
第二条在韦一井和俞东的共同商议下定为“废除苛捐”，韦一井这辈子没少交税，和俞东一商量才知道敢情绝大部分都不是皇粮国税，有的甚至是他们村独有的。这是老百姓切身关心的大问题，趁着发了一笔抄家财，手头充裕，韦一井把这些苛捐杂税都废除了，连正税都三年免征。三年免征也不是李自成的独创，而是封建王朝开国的基本操作。如果三年之后韦一井还没垮，那起码也是割据一方之势，就不差这几个县的税了。
第三条是俞东提出来的，要给兄弟们和老百姓一个长远的目标平均地权。
孙中山会把“平均地权”提到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一样重要的地位，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中国历朝历代，只要是底层反抗上层的运动达到一定规模，都会有对土地的诉求。秦末农民战争胜利后，刘邦给跟着自己打天下的老兵们大片地分田，而就算农民战争失败了，新的统治者只要脑袋没被驴踢过，就还得分田，尽量增加自耕农。耕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一个封建王朝的根基，也是占王朝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最核心的诉求。
按照顺朝的制度，自耕者十税一，将土地佃与他人者，收租在二百石以下者十税二，超过二百石的部分十税三，超过五百石的部分十税四。如此高的税率，堪称“残酷压榨”，正常的皇帝是绝不敢做这样的改革的。
这样的重税是明末的特殊环境导致的，由于明朝的君主专制程度前无古人，只有边疆土司才有慢慢经营地盘的条件，在中原造反只有两种结果，要么迅速打崩明朝，要么被明军追得到处流窜。闯军足足花了十一年半的时间才得以结束流动作战。然后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打进了京城，这就使得顺朝与士大夫的结合空前薄弱，为历代王朝之最。比黄巢的大齐是要强一些的，但比起一般的少数民族政权还要不如。
但是，顺军在山海关挡住了清军之后，又取得了长城以内无敌手的绝对军事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一面是大批明朝缙绅视顺朝为贼，要“借虏平寇”，一面却是他们借的虏进不了关，缙绅们只能用自己的家丁乡勇去对阵身经百战的顺军和他们收编的几十万明朝边军降卒，结果可想而知。
全国各地的豪绅大批地因站错队而遭到大规模的清算，有血债的直接杀头，罪行不重的发配青海。实在没啥大问题的，为了防止你犯错误，让你搬家去西京长安享福。在缙绅叛乱问题严重的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地，乡宦几乎罄尽，在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原有的豪门大族也多被强制迁徙，只有那些及时投靠立功的才能保全。
迁徙之后，你家的土地不卖也可以，你要是有本事把粮食收上来之后运到长安还盈利，那算你厉害。否则的话，那就得“自愿”卖地，正在佃种的佃户有优先购买权。至于卖地的价格？现在我们这可是在搞农民起义，能用赎买代替明抢就不错了，你还想怎样？
但是，这才17世纪，总不能打倒地主之后建立苏维埃，于是，那些在明朝不得志的寒门学子就翻身地主把歌唱了。虽说是寒门，但他们家里好歹也有个门，一般是小地主，最起码也得有个做富农的爹。
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才能有对大地主的高税率。在顺朝受推崇的孟子是主张十一税的，而且认为过轻的税率是夷狄的陋习。“先王典礼，万世可遵，什一供贡，下富上尊。裔土简惰，二十而税，夷狄有君，不足为贵。”
在孟子看来，当时一些少数民族政权搞二十税一，是因为“其地寒燥，而五谷不生长，惟黍为熟於寒燥，故生之。又以其无中国之城郭宫室，又无宗庙祭祀之礼，又无币帛饔飧之费，又无百官之众供赡。朝食曰饔，夕食曰飧。如此，无有费用供赡”。
用后世的话说，就是少数民族政权生产力水平落后，政府管理能力低下，根本用不着那么多开销。而中原王朝是要办很多事的，二十税一根本不可能够，既然不够，那肯定还会去盘剥百姓，百姓的负担会比多交税更重。
所以朱元璋讨厌孟子也就很好理解了，大明朝可是三十税一，这简直是指着朱元璋的鼻子骂他。
但是孟子还说了，如果税超过十一税的比例，收得太重，那就和夏桀一样了。这句话顺朝就“辩证”地看了。支持多收税的人给出的论据是，《周礼》中是有超过十一比例的税的，凡任地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取过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所以，顺朝认为孟子说的十一税应该是指畿外之国的税率。反正孟子死了那么多年了，又压根没见过顺朝这种经济形态，怎么解释都行。
而且，针对租佃地主收的钱粮，怎么能叫税呢？顺朝当然不敢否定租佃关系，就连佃农自己也从未想过要否定，然而顺朝承认了永佃权，承认佃农的劳动改造了土地，应该享有一部分土地的权益。
顺朝当然没有劳动价值论，地主出租生产资料来获利的行为更是绝不能否定，但是现在劳动者已经挥起镰刀锄头来争取他们的利益了，顺朝又要依靠这些人来打江山，那劳动就必须有价值。
于是，顺朝的地租被限定为不得超过50%，地主收租是合理的，那是因为有的人因为做官，无法亲自耕种，或者有的宗族祠堂、县学之类的单位需要地租来供养。那既然如此，你的地租就应该以维持生计为限，收那么多干什么？多出来的部分是不是应该贡献出来支持公益事业？
以小地主为主的顺初官僚对于大地主被收40%的重税自然是拍手称快，但是对于自己也要交20%的税就很不满了。可他们只是顺朝最重要的合作者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嫡系，总不能事事由着他们。何况在明朝末期，小地主的负担也不轻，而且还没有在顺朝这样的政治权力，投顺朝他们并不吃亏。
只要思想肯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顺朝这样的税制，结果就是全国几乎没有地主收租在二百石以上。
计算地租数额的时候，是按照法定租额来算的，但真正收租的时候能按照法定数额吗？能保证地主对佃户没有承担运费、免费劳役之类的额外压迫吗？既然大顺律中对最高借贷利率的规定是摆设，那么对于最高地租的规定凭什么不是摆设呢？
在永昌年间，田兵得势，佃户在官府中有代言人，有的地方地主甚至得求着佃户“施舍”点地租。但是随着农民军变成了新地主，佃户又成了纯粹的被统治阶级，除了少数佃富农，一盘散沙的佃户除非加入会党教门甚至干脆造反，否则谁也没有和地主谈判的资格。
因此，有的地主凭借其功名或宗族势力，可以较多地压榨佃户，明明能收210石租，但是在官府的籍册上，他家的地租却只有150石。
隐瞒地租的方法还有很多：可以把田产诡寄在他人名下；可以提前分家来避税；可以明明是租佃却说成雇工；可以在丈田的时候使手段，隐瞒亩数或产量……总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要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不动摇，想收他们的税就千难万难。
还有一个问题是，地主个人掌握的土地，其实连所有租佃土地的半数都不到。顺朝的民田中，归自耕农所有的约占四成，归地主所有的约占三成，归宗族所有的约占两成，归寺庙、学堂、善会之类的组织所有的约占一成，后两者无不与官僚权贵挂钩，比一般的地主更难对付。
如此复杂的问题，韦一井和俞东肯定是解决不了的。中国有快刀斩乱麻的故事，欧洲也有亚历山大砍断格尔迪奥斯绳结的传说，在这个问题上，韦一井和俞东的思路是一样的，既然捋不清楚，那干脆就抛弃旧问题，去解决新问题。
自耕农土地就不用说了，任何人也不敢动，关键在于租佃土地，即便是韦一井这种完全靠组织饥民暴动出身的人，也不敢否认租佃制度，甚至压根没有这个概念。就算他们是砸碎旧秩序的人，也只敢砸碎旧秩序的建筑，不敢砸碎旧秩序的地基，因为他们自己就站在上面。
所以，这群直接用暴力来否定旧秩序的人，却成了旧秩序的继承者，他们直接拿出了各县县衙存着的地契凭证，按契分地。
看起来这是在维护旧秩序，其实哪怕能真的按照顺朝的法律办事，就是在冲击旧秩序了。顺朝没有缙绅免税一说，所以没有人把土地诡寄在大户名下，反倒是因为对租佃土地的高税收，导致有大户把土地诡寄在别人名下。现在农民军直接按契分田，这些诡寄的土地就直接送人了。更何况，能做这种操作的大户，有几个能活得过第一波的暴动呢？大部分都灭门了。
对于田主已经死了的土地，韦一井大笔一挥，直接分给了实际耕种土地的佃户。但是，还有很多田主没死，甚至是韦一井的盟友。农村的情况非常复杂，不是说地主就一定是镇压农民起义的，《水浒传》里的晁盖、史进、穆弘这样的自己主动参加造反的地主并不少，而且因为他们在经济、人脉、知识、武功等方面的优势，还很容易取得起义的领导权，于兴驷就是典型的例子。
顺朝惊人的人口膨胀速度，早就卷到小地主也卷不动的程度了。制将军的儿子能做权将军吗？不能，因为权将军也有儿子。那么制将军的儿子能做制将军吗？也不能，因为权将军不止一个儿子。实际操作的时候，自然不会这么夸张，顺朝起码在统治阶级内部还有一定的依才选拔，四品以下的官员中，靠着好爹混上来的大有人在，三品以上的高官中，虽然也要讲裙带关系、师生门第，但总归还是得挑一些不傻的，除了爹好以外一无是处的人还不至于占据要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事也依然存在，只不过那都是万中无一的顶尖之人，一般人，甚至一般的小地主，都不要指望能轮到自己。
小地主取得功名愈发困难，就导致他们的政治权力被削弱，因此在经济上承受的压力就更大。时至今日，小地主参加农民起义已经不稀奇了。就算是不参加，农民起义爆发的时候他们也会敷衍着做墙头草，他们并非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因为政治权力有限，他们剥削佃户的能力也有限，只要农民军不去直接抢他们，他们就没有动力与农民军作对。如果农民军能提供一定的秩序，防止他们被无序的暴动伤害，他们甚至还会支持农民军。
对于这种人，韦一井当然不能直接把他们的田给均了。以韦一井和俞东的水平，也想不出什么新意，他们使用的办法，就是当年李自成想做却没做成的着佃交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