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当年没做成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干部队伍，韦一井当然也没有。可反正现在是三年免征期，农民军压根不收税，只是替地主代收地租，再“如数”转给地主，收多收少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粤北农民军主要是靠抄家财来维持军费，能稳定控制的地盘又小，代收地租带来的那点利益不值一提。
虽然昌茂荫能看出着佃交粮是个不可能持久的手段，但他还是因此认为韦一井和俞东不是一般的土匪，只要他们能想到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不管提出来的政策是精密还是粗糙，能不能真正落实，都表明他们已经进入了政治家的层次，哪怕是幼稚的实习政治家。
昌茂荫被韦一井派到了始兴，协助葛光的工作。因为征收粮食的量仅限于保证每月两千石的基本消耗，葛光和昌茂荫没有顺朝的地方官那种为了保证税收而被纳税大户钳制的问题需要担心，所以就算率领的是草台班子，除昌茂荫外没有任何人有行政经验，昌茂荫也有信心把始兴县土地问题解决好。
因为现在对“解决好”的定义很明确，就是在幸存的地主不至于造反的前提下让穷人满意，已经杀了这么多人，他们留下的利益怎么也够分了。就算分得不平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第七十四章 约翰斯诺
“你们京师守备营的人就是一群饭桶！固侯遇刺的事情没查出来，自己又闹了兵变，你还好意思要俸禄？”中营权将军吴洛达正大发雷霆，负责京师守备营的开侯刘墨庄倒是气定神闲，任凭你怎么说，我都不当回事。
按理说，就算吴洛达是刘墨庄的上级，也不能这么说话，大家都是勋贵圈子里的自己人，刘墨庄的爵位还比吴洛达高，再怎么说吴洛达也得对他客气一些。不过吴洛达本来就是德明帝的亲信，现在又做了皇帝的岳父，他的脾气原就不好，现在更是不加自制。刘墨庄这些日子成天就是喝茶读书，根本不把案子的事情当回事，不由得吴洛达不急。
京师接连出了两起大案，先是固侯白宪遇刺，然后又是京师守备营的士兵抗议。京师守备营增加了餐补，把士兵暂时劝回去了，可谁也不敢保证还会不会出事。这两件事都和负责京师治安的京师守备营脱不了关系，可刘墨庄却像个没事人一样，一点都不着急。
睢侯田化龙、昌吉伯祝勤贻、木垒伯王三槐、桃源伯白南予、阜康子白治生五人都坐在那里慢条斯理地品茶，谁也不插嘴。大家都这么大的岁数了，地位也已经到头了，还想怎么样？只要不出大事，爱咋咋地。
刘墨庄轻松地说：“吴兄啊，不是我不想查，这京城里有多少查案子的衙门，你比我清楚，你们都查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守备营这些人又能查出什么？我们就是一帮站岗放哨的粗人嘛。”
吴洛达按捺住情绪：“现在不是你我互相推诿责任的时候，兵变的事也还罢了，固侯遇刺之事若是在陛下回京之前不能有个结论，我们如何交代。”
刘墨庄心说交代个屁，凑合过呗。死了个侯爵虽然是大事，却也不是天塌下来，他们七个人是顺朝勋贵的最高代表，就算他们全都是混日子的废物，难道别的勋贵就不是吗？皇帝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如果皇帝要查处哪个勋贵，那可是比白宪遇刺更严重的问题，前不久刚刚整过黄陂男喻家，不会再动别的勋贵了，就算要动，也不可能动他们七个人。
白南予说：“吴兄这话说得对，最要紧的，是圣驾何时还朝。如今敌兵已退，圣驾逗留襄京，甚是不妥，京城不可久无主啊。”
白南予的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皇帝不在期间，由皇后、内阁、勋贵三方一同摄政，十五个人一起商量事情，效率之低下可想而知。结果就是，除了那些差不多一百年前就已经形成定例的日常工作，什么事也办不成。
但真正让这些勋贵担心的，是很多事情不经他们参与，直接从襄京发出命令。德明帝做出的这些决定到底是对是错，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弊，他们未必判断得出，或者说根本懒得判断。反正只要不是通过京城这边的行政流程来办的事情，他们就参与不到其中，因此也就捞不到任何好处，以这帮人出门不捡东西就算丢的性格，这可是天大的事。
战争结束了，该让皇帝回来了。
七个人讨论了一上午，最后绝大部分事情都没讨论出结果。只解决了一件事，吴洛达到底还是同意了给京师守备营增加军费，能拿钱解决的问题，已经是最好办的问题了。
出了议事房，白南予追上刘墨庄：“你这涵养功夫越来越好了。”刘墨庄微微一笑：“权将军一贯是刀子嘴斧子心，我也不与他计较。固侯家中最近如何？”
虽然白南予的桃源伯家族和白宪的固侯家族都姓白，但是他们的祖先一个是明军降将，一个是闯军嫡系，并不是一个系统。开创桃源伯家族的白广恩作为农民军的大叛徒臭名昭著，就算在山海关被清军打死，略掩其过恶，其他勋贵还是不愿意和他们家来往。不过传了几代之后，那就无所谓了，勋贵都是一个德行。桃源伯家族毕竟也是陕西农民军出身，还是有人脉的，尤其注意巴结白旺的固侯家族和白鸠鹤的沧侯家族，二百年下来，居然也混成通家之好了。白宪死后，一直是白南予负责慰问他家里。
白南予说：“还能怎么样，鸡飞狗跳呗，十几个妻妾，几十个子女，年纪比较大的儿子也有一些当爹了，外面的私生孩子还不知有多少呢。为了争家产，现在打得天昏地暗。还有几个不知死的，若不是我拦着，还不知要抖出什么事来。”
“那就好，那就好。”刘墨庄随口答道，大步而去。
陕西巷的豪宅中，丑北海正愁眉苦脸，白宪在被刺杀的孔雀坊是他的产业，这让他添了无数的麻烦。
那个刺客可真是个狠人，开枪打死白宪之后，直接照着自己的脑袋来了一枪，连他长什么样都不好判断了。
白宪是勋贵，涉及他的案件孩儿军是要参与调查的，因为案发地在皇商的产业，皇商的监察部门也要参与。案件发生在宛平境内，京师守备营、顺天府衙、宛平县衙也都有责任。五个部门一起调查，结果可想而知，查来查去屁都没查出来。
现在只有一条线索，这个刺客曾经住在一家客栈，登记的信息是大同客商王三，这显然是假名，不过据店家所说，这人确实是山西口音。顺朝的户籍制度在理论上还是挺严密的，这位“王三”也真的拿着大同县衙开具的身份文凭，不过这玩意随便给衙役塞点钱就能办个十张八张的，根本做不得数。
顺天府衙的衙役调查了京城周围的旅馆驿站，却没有人见过这个人。这也不稀奇，随便花点钱，就可以在普通民户借宿，还可以在马车里休息，以此时的侦破能力，很难查到什么线索。
丑北海也动用了自己的人脉关系，尽力搜集线索，但是一无所获。这场刺杀用的是最简单的办法，一个外地来的死士，隐秘进京，直接发动同归于尽式的袭击，完全无迹可寻。
说来也奇怪，这种规格的刺杀以前也发生过，一般得是用在颇具影响力的政治派系领袖身上才对，白宪这个花花公子，怎么值得这样高规格的暗杀？假如是为了引导舆论，倒还说得通，可是白宪死后，这件事只是在街头巷尾做了几天谈资，就没多少人关心了，并没有谁借此煽动舆论。
“东家，潘家庙的杨老爷来访。”
丑北海吃了一惊，他和杨光裕平素少有往来，既无过节也无交情。他们二人都是庶出皇子的外祖父，既然没有什么利益关联，那么还是不要闲着没事往一起凑的好，免得招惹嫌疑，给外孙添麻烦。
杨光裕见了丑北海，略一客套，也不多废话：“在下有一事，要请先生帮忙。”
杨光裕既是自己开创事业的人，又有足够硬的门路，就算丑北海的门路和他一样硬，让他欠自己一个人情也不会有坏处，丑北海说：“如有用得着在下的地方，先生尽管开口。”杨光裕说：“在下有一朋友，杀了人，想请先生帮忙保出来。”
丑北海吓了一跳，顿时就联想到白宪的命案，但立刻反应过来，杨光裕总不至于光明正大地来和自己商量这种事，若是寻常的人命官司，那就不算什么，帮他只是举手之劳。
杨光裕递上案卷，丑北海看了便放下心来，不过是发生在江宁的一起因为商业纠纷打死人的案子。丑北海知道，杨家论起政治势力只算中等，难以把手伸到江南，丑家就不同了，在秦淮河岸产业颇多，于江宁官场人脉广泛，杨光裕来请丑北海帮忙，也算合理。
杨光裕在女儿做妃子之前只是个略有家资的中等海户，而丑家不同，他们家的祖上是张士诚的部下，兵败后被明朝充为乐户。直到顺军下江南，南京的乐户皆脱贱籍，丑家的祖先带着顺军抄没明朝勋贵产业，就此得为皇商，有二百年富贵，在江宁根基深厚。
皇商想坚持这么长时间，是非常稀罕的事情。替皇上管钱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谁也不敢保证自己的手脚完全干净，弄不好就把自己全家送去开发大西北。一般来说，若是平安落地，就是失了皇恩，领不到或者不敢领差事，靠着之前攒下的那些财产过活，在农村有几十亩地佃出去，自己在城里开个店铺，做个普通的中等人家，这就是上上大吉了。
丑家本来在顺世宗年间就是这个状态，没犯什么错误，但皇帝眼里也没他们了，没想到家族的旁支子弟里面出了一个传奇人物，家族再兴，成了梨园行中的翘楚。丑北海的父亲不善经营，家业不振，但丑北海接手之后，大力整顿了一番，后来女儿为妃，丑家第三次飞黄腾达。
丑北海心里很清楚，寻常人家第二代就败了也不稀奇，丑家能三次崛起，家运二百年不倒，实属侥幸，自己的两个儿子俱不成器，将来丑家若想生存，必须低调低调再低调，一定得千小心万小心，所以办事很有节制。不过在他看来，为一个打死了邻居商人的死刑犯脱罪，已经在“有节制”的范围之内了，凡是有点权力的家族，谁不干这种事？
丑北海这种“小心翼翼”的皇商尚且如此，那些不捅破大天就不会被夺爵的勋贵行事如何可想而知。
降等袭爵是个好制度，可以缓慢渐进地收回那些已经没有能力的腐化勋贵的权利，既减小负担，又不激化矛盾。但是，顺朝并不能让所有勋贵都降等袭爵，因为开国诸功臣与一般的世家大族之间的隔阂太大了。闯军没有经历做封建军阀的过程，直接从农民起义军嘎嘣一下变成了朝廷，与缙绅对立严重，因此更依靠勋贵。
“流寇老营”之中有自己的教育，自己的价值观，自成体系，一旦脱离了军队，这种体系完全无法维持。如果全都降等袭爵，很可能出现几代人后开国勋贵的势力全面下滑的情况。
再说了，皇帝用勋贵，难道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才干吗？还不就是用他们的出身，以及酬答其祖辈的功劳。所以顺朝还是有大量世袭罔替的爵位，那些功劳较小的和降将中地位较低的人才会降等袭爵。
还有一个原因是顺朝当初招降明朝降将及西南改土归流的时候开价过高，给投降的重要明军将领和土司的承诺都是按照明朝旧制世袭罔替的爵位，又不好像清朝那样直接翻脸不认账，也就只好留着这么多世袭罔替之爵了。
在与丑家宅邸背靠背的秦兴戏院中，一位新从永平府进京的名角正唱着《狸猫换太子》：“钟楼更鼓一声敲，包拯心中似油浇，人在京城，心在陈州道。连年荒旱土变焦，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倒。豪绅横行，百姓们受煎熬。又有那国舅爷庞玉暗造反，聚草屯粮把兵招。食王爵禄当报效，平叛乱救黎民迫在眉梢。”
而这边，丑北海和杨光裕细致地讨论着如何为杀人犯脱罪，就和他们平时做生意一样心平气和。
“当东印度公司的人在第一次抵顺朝统治下的广州时，他们认为自己见到的是全世界最廉洁的政府，有参加过约翰威德尔的行动的人指出，顺朝的官员与贪婪的明朝官员的差别让人简直无法相信他们是同一国家的人。市政府有一柄巨大的铜剑，贪污的官吏会被这柄剑斩首。当他们试图向官员行贿，担任广州最高长官的那位贵族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并骄傲地炫耀了他的出身一名因为工资被官员贪污而参加暴动的士兵，表示他作为一个曾经的穷人，绝不会做和那些大腹便便的官僚一样的事情。他说，如果英国想在中国获得贸易权，就应该把心思用在帮助中国人对抗荷兰人上，就像葡萄牙人曾经帮助明朝对抗鞑靼人一样，只有更多的书籍、海图、仪器、枪炮、船只、技术人员，才能换来贸易权，而行贿和传教一样，只会引来皇帝的厌恶。”
“但我看到的景象与他们完全不同，传说中贪婪的明朝官员在这个国家似乎遍地都是，即便是他们刚刚输掉一场战争，他们也依然理直气壮地向英国商人索取贿赂，完全不在意条约的内容。”
“上海是一座离海不远的河港，位于两条河流的交汇处。不久前的那场战争中，英国军队攻破了位于河流入海口处的两座要塞，并且伤害了一些平民，这让我们在这座城市不是很受欢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有时我甚至不得不伪装成美国人。”
“街上有很多维持治安的人员，他们似乎本来应该是做这个的，但他们现在的主要工作是以各种理由罚款，而对形形色色的小偷和骗子视而不见。”
“对于中国人的评价经常趋于两个极端，有的人说他们诚实守信，是完全由传说中的君子组成的国家，有的人则说狡猾和背信弃义刻在他们的骨头里。依我说，这两种说法都不确实，任何试图用三言两语描述全世界一小半的人口的道德品质的人，都只能暴露他们的愚昧无知。”
“我认识的几个中国人中，有几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商馆的厨师，他对于自己的厨艺有着高傲的自信，并且经常鄙视我们的舌头，不过他做的菜的确美味。这位厨师经常被发现偷拿一些食物，以至于商馆的负责人想要解雇他，但是有在澳门商馆工作过的人说，这没有多大意义，新的厨师还是会偷拿食物。”
“这一问题的根源，或许是这里低得惊人的人力成本，厨师是一项需要技术的职业，据说在上海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但是每个雇主愿意支付的工资都很低。至于那些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的人，他们的收入甚至无法让他们养活妻子。富人出行的时候，甚至会带着几十名随从，而他雇这么多钱所花的费用可能只值一道精致的菜肴。反倒是官员出行的随从会比较少，据说是有法律的限制。”
“原本我以为这名厨师只是一个爱小便宜的人，但是当一名杂工的妻子患病时，这个平时对几根薯条都要斤斤计较的人毫不犹豫地第一个拿出了两个大银币，这是他一个月的收入。慷慨和吝啬，在这个人身上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中国商人的生存环境比他们在英国的同行差得多，他们的财产甚至生命操纵在只关心能得到多少贿赂的司法官员手中。虽然顺朝建立时反抗高利贷的那些人的抗争顺便也废除了许多酷刑，但是效果和英国禁琴酒也没什么区别。没人在公开审判的时候刑讯逼供，不过监狱里发生了什么就谁也不知道了。”
“就我所见到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公职人员都可以收买。许多底层办事员与普通市民区别不大，掌握的权力非常小，称不上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但即便是其中最善良的人，在履行职责之前也要收几枚铜板，否则会被视为异类。如果要对官员行贿，可以去一家专门售卖书画的店铺，因为中国的考试制度，文职官员都会花很多年的时间学习书法，当他们想要索贿，就会写一些书法作品，在店铺寄卖，让行贿者以高价购买。”
“负责公共卫生的官员年龄很大，有稀疏的白胡子，他更像是一家私营医院的院长。对于我们提出的要求，他一概予以拒绝，不管什么事情，他都说超出了他的权限，他是个很胆小的人，即便我们给予他贿赂，他也不愿意办事。这个不愿意收贿赂的人，比那些贪婪的家伙更令我们恼火。”
“我们不得不购买了县令画的一幅画，因为这里的商人不愿意接受英镑，我们在兑换货币的时候也花了冤枉钱，所以总计花费了约80英镑。据其他人说，县令的艺术水平其实还是很高的，这部作品的市场价应该在20英镑到40英镑。”
“80英镑只换来了几句话，县令告诉我们，我们的考察请求只有江宁的总督才能批准，对别人行贿是没有用的，他还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联系到总督。虽然价格昂贵，但是贿赂县令还是正确的，否则我们有可能在错误的方向花费数百英镑而一无所得。”
“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又花掉了不少钱，我们通过总督在松江的代理人联系到了总督的一名幕僚。等待了很长时间，我们才得到回复，总督只允许两名医生前往浙江进行考察，而且在此之前，这两名医生必须展示自己的技术，证明自己的确是医生而非间谍或传教士。所以，只有威廉特文宁教授和我能够前往浙江。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没有了那些侦察情报的人跟随，我们的行动会安全许多。总督是一位侯爵，超级大富翁，他并非不爱钱，但是他对钱不太在意，他更需要别的报答。”
写下这篇日记的人名叫约翰斯诺，如果换一种音译方式，叫“琼恩雪诺”也未尝不可，现在是伦敦大学的一名学生，鸦片战争爆发之初，他参与了一个项目，和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的威廉特文宁一起前往马来亚，研究那里的英国驻军中霍乱流行的问题。
鸦片战争结束后，顺朝新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位于长江口的上海最为重要，一座港口的兴衰，与其背靠的经济腹地有巨大的关系，显然，目前顺朝开放的港口中，作为长江流域门户的上海是最有潜力的。
英国人在上海的工作举步维艰，法国人和美国人在鸦片战争结束之前就开始在这里布局了，英国人初到上海，则处处受到敌视，官员要考虑舆论压力，都不愿和英国人来往。虽然钱他们照收，可事却不怎么办。还三天两头到英国商馆稽查鸦片，没毛病也要挑出几个毛病来。
许多英国商人是带着发财梦来的，在他们看来，战争胜利了，通商条约签了，接下来不就应该大批卖货了吗？可是顺朝的政治环境与他们想象中的情况大相径庭，绝大部分商人固然不会考虑什么爱国的问题，价格合适就可以做生意，然而官员都必须有政治立场，就算是他们很喜欢英国人的钱，现在也必须表演出敌意。
在顺朝，讨商人的欢心没用，他们没有政治权力，必须讨官员的欢心才行，否则哪怕是典史的一句话，就可以搅黄几千英镑的生意。
理论上来说，每一个官员都可以买通，但是顺朝这么多官，县里的府里的省里的，还有总督衙门的，这么一个个买下来，得花多少钱？
如果换成别的国家，英国或许会选择再打一仗，用大炮保证营商环境，但是再和顺朝开战显然不在英国的考虑之内。鸦片战争耗资巨大，战果却让人很不满意，英国想要的很多东西都没有得到，法美俄三国还坐收渔利。
在被英军攻破过的广州、澳门，当地官员的态度要比上海的官员“友善”一些，但是英国商品依然难以售卖。江苏松江是黄道婆的故乡，中国棉纺织业的大本营，在这个全世界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方，英国的棉布就算一文钱关税都不用交，也很难卖得出去。因此，很多当初支持了战争的工厂主认为自己上当受骗了，再加上顺朝采取了更严厉的禁烟措施，至今英国议会还在为鸦片战争的事情争论不休。
既然开战行不通，那就只能尝试和平手段了，试图做一些扭转英国形象的事情。中国人的宗教和道德，不要说这些英国商人搞不明白，就算很多号称汉学家的人，也是一知半解。但是有一些事物在东方和西方是相通的，比如说医学。
特文宁和斯诺在马来亚发现，一些华人社区在霍乱大流行期间受到的影响较小，他们怀疑有两个原因。其一，按照华人的祭祀习惯，会烧掉死者的衣服被褥，以供逝者在另一个世界使用，这或许并不是单纯的迷信，说不定可以起到消灭传染源的作用。其二，华人喜欢喝茶，在燃料充足的地方，一般都是将水烧开之后再饮用。
斯诺认为，村庄的选址或许也是影响霍乱传播的重要因素，那些地势较高、位于上游或者有独立水源的村庄，更容易让居民保持健康。
当侵华英军退回马来亚，特文宁和斯诺得到了许多关于鸦片战争期间浙东霍乱的资料，在宁波一带流传的一个说法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当地人似乎认为，霍乱是可以靠某种巫术人为制造的。
特文宁和斯诺当然不相信巫术，但是，人为制造霍乱的说法他们认为有可能确有其事。他们都认为霍乱的传播是有迹可循的，区别在于，特文宁认为霍乱病人吸入了某种“瘴气”，斯诺则认为可能是受污染的水源传播了霍乱。如果掌握了霍乱传播的规律，人为传播霍乱并非不可能。在中国的一些医术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于是，英国人有一个提议：中英两国对浙东疫区进行一次联合考察，研霍乱的传播途径，一起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战，以挽回英国人在顺朝舆论中的形象。当然，也要顺便获得一个了解中国内陆的机会。没想到，顺朝的江宁总督刘继常只允许英国方面派两个医生参与。
第七十五章 大庙洋
“尽管我们的资助者对于人员安排很不满意，但是总督的安排是谁也不能更改的。和我们同行的三名年轻的中国医生和一名法国军医。我们六个人每人带了一个仆人，中国官员不允许我们带着自己的仆人，而是指派了两个他们信得过的人。两名仆人只有一个会英语，能听得懂，但说得极差，沟通起来十分麻烦。”
“接触了一段时间才知道，这三名中国医生也都是军医，他们对于霍乱防治的理解，都基于所有人都待在营房里，有外界提供的近乎无限的物资，所以对于民间的霍乱防治意义不大。他们治疗已经感染霍乱的患者，用的是加了蔗糖和食盐的温开水，效果至少好于我们的鸦片和白兰地。但即便是这样简单的药，对于中国农民们依然难以获取，因为燃料的短缺，随时随地烧水是一件颇为奢侈的事情，中国农村对蔗糖的消费量也低得惊人。”
“许多人在描述中国时，极力渲染这个国度的富庶，那并不是假话，但只是部分的真相。我们经过的松江、杭州等大城市既富裕又洁净，不逊于世界上的任何大都市，但是这个富裕的国家也有大量的穷人，住在像圣吉尔斯那样的可怕贫民窟中，没有厕所、垃圾桶和排水管，到处都是污秽。乡村之间的区别也极大，有的乡村有统一的规划、整齐的排水渠，干净又卫生，而有的则明显是胡乱搭建而成。”
“这个国家的穷人也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愚昧野蛮。虽然官员贪婪地压榨他们，让他们的生活极为困难，可他们依然看重尊严问题，在和官员谈判时，他们腰杆挺直，并在鞠躬行礼后要求官员还礼。在松江，我们见到了纺织工人组织罢工的场景，这里的工人有自己的行会，称为‘坐在西边的人的工会’，他们甚至开办了一所学校，以培养自己的孩子成为‘先生’。在中国的司法活动中，有‘先生’的人才有可能胜诉。”
“工人的领袖是三个高大健壮的人，穿着寒酸但整洁的衣服，用洪亮有力的声音向松江府尹控诉大米价格上涨给工人生活带来的困难，虽然我只能从仆人蹩脚的翻译中了解他们说了什么，但也能感觉到他们话语中的强烈自信。我们没来得及看到这次请愿的结果就启程了，总督派来监视的人不允许我们在一个地方逗留太长时间。”
“在宁波，我们见到了这里的医疗卫生部门的长官孙乐安，据说他是这个国家最为杰出的医生之一，刚刚从一座热带岛屿调到这里。宁波的霍乱刚刚平息，孙乐安正在忙于重建因瘟疫和战争遭到破坏的供排水系统，他也认为霍乱的传播是受污染的水导致的，并进一步指出，水中有一些肉眼无法观察的微小生物，是它们导致人患病。孙乐安从杭州调来显微镜和前人的观察资料，与我们一同研究。尽管我们观察到了这些水中的微小生物并记录他们的活动，可我们暂时无法判断究竟是哪一种生物导致了霍乱。”
“随着对城市供水系统的梳理，情况渐渐明朗了，在宁波下属的滨海小城定海，最初的霍乱爆发都以水井为中心，并迅速沿着地下水的流向往下游扩散。但奇怪的是，几乎是所有水井附近同时发生了霍乱流行，这是我们在英国和东印度群岛从未发现过的情况。”
“瘟疫爆发后，附近的居民也注意到有的人喝了井水就病倒了，在河流的上游取水则无事，所以他们认为有鬼怪潜入了他们的水井，对他们施加了诅咒，许多居民选择填埋水井，用各种食品献祭，并让僧侣和巫师施展法术，也有人在水井附近悬挂十字架，试图驱邪。民众认为这种做法是有效的，因为这么做之后，疾病的蔓延速度的确减缓了，而孙乐安则自称是传统的儒家信徒，他也相信有上帝存在，但他的思想更接近自然神论，不相信神迹，当然也更不会相信鬼怪，他认为，封闭水井这件事本身，才是阻止霍乱蔓延的关键。”
“宁波府尹和定海县令也不喜欢民众沉迷于对魔鬼的恐惧，他征询了其他医生的意见，我们六个人都支持孙乐安的判断，孙乐安的部下当然也不会反对他。所以，在府尹和县令的支持下，孙乐安率领一些似乎是民兵的人，挖开了这些水井。”
“在水井中，我们找到了一些木桶，看起来像是上厕所用的马桶，里面还有高度腐烂的小型动物残骸。我们还没来得及判断这是什么东西，孙乐安就露出了非常惊恐的表情，立刻下令中止了行动，把我们都赶回了宁波的旅馆。”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在旅馆整理资料，一直闭门不出。仆人说，现在流传着一种说法，民众认为那些马桶和里面的动物残骸是施展一种非常邪恶的巫术的道具，是英军占领定海期间留下的。在这种情况下，孙乐安再带着英国人前往定海显然是不安全的，所以孙乐安放弃了在定海的考察，带着我们前往位于宁波以南的奉化。”
“经过在宁波、定海、奉化三地的考察，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本次霍乱首先爆发于奉化县的西南部，沿着奉化江向下游传播到宁波和定海，而奉化县南边的天台山地区，虽然离最初的爆发地点非常近，但由于水系不同，又位于上游，几乎没有受到霍乱的影响。”
“唯一无法解释的就是，在宁波市区还没有爆发大规模的霍乱流行时，定海就突然出现了以全县所有水井为中心的大爆发。孙乐安似乎知道什么，但始终含糊其辞，因为事情涉及之前的战争，我们最终也放弃了对这件事的追问。孙乐安把定海县的水井全都填平了，或者用土夯实，或者铺上青砖，做得和周边的道路一样，仿佛这些水井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然后重新设计了整座城市的供水和排水系统。经过对于各处水源样本的研究，我们怀疑一种弯曲如月牙形的病菌有可能是霍乱的罪魁祸首。”
“如果这个猜想最终得到证实，那就说明勤洗手、喝煮开的水、吃全熟的食物、用洁净的水清洗物品，乃至焚烧病人用过的东西等手段，可以杀死这些病菌，达到防治霍乱的目的。通过对于城市水利系统的设计，为市民提供清洁的水源，将挽救无数人的生命。每一个参与这个项目的医生都感到非常兴奋，虽然这一次的考察活动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英两国政治势力的干预，但是能集合不同国家的医学人才，在全人类的智慧成果的基础上完成这样的工作，已经足够我们骄傲了。”
“东方的医生对于用草药麻醉很有心得，通仙散的发明者华冈青洲先生已经在七年前去世，不过孙乐安也掌握着许多这方面的知识。当我提出可以在分娩时使用麻醉，并介绍了化学麻醉剂，孙乐安也表示他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在英国，于分娩中使用麻醉这一手段遭到了教会的反对，那些老古董认为这有悖‘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的经文，不过中国没有这方面的阻碍，或许可以取得突破。”
“我们的资助者认为，如果可以把麻醉疗法用于皇帝的后宫之中，就能够改变皇帝对于英国的态度，但是孙乐安不希望参与这件事，他认为这件事是有风险的，和皇帝的妻妾子女相比，孙乐安更愿意医治穷人，哪怕是付不起任何费用的乞丐，至少医治这些人不会给自己带来生命危险。孙乐安对皇帝的畏惧，让特文宁教授和我也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件事情。”
一百多年后，约翰斯诺的中国之旅被无数的人提起，这次在人类对抗霍乱的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科研行动一直被后人铭记，孙乐安与约翰斯诺的技术交流，也对日后麻醉技术的发展有颇为重要的意义。而与此同时，在广东省北部地区的乡下，也有一批人在进行他们的“科学实验”，他们对于社会科学的实验并没有那么多流传青史的机会，但意义同样重大。
“这田是我们种田人的，那些有钱人祖上挣了钱，就该买粮吃，买了地却不种，那不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吗。那些个恶贯满盈之辈，自不必提，一刀杀了，家产充公，那些个无甚过恶的，我们也不强抢他的，按市价花钱买下他的地来，分给大家！”葛光此言一出，台下欢声雷动。在始兴县由粤北民军控制的一侧，一场对土地关系的大调整正在开展。
葛光的“赎买”和明抢也差不多，因为顺朝土地的“市价”本来就是偏低的，土地这种最宝贵的生产资料，不到万不得已谁肯卖，土地交易要么发生在出售方家业衰败、急需用钱的时候，要么发生在购买方仗势欺人的时候，因此土地价格一贯偏低。
葛光分地的方式十分简单粗暴，他把所有租佃的土地全部没收或“赎买”，以村为单位，由所有非自耕农人口均分。人口分为三个级别，健全青壮年男性为全劳力，拿三份，其余有劳动能力者为半劳力，拿两份，不能劳动者拿一份。自耕农的土地不参与分配，但如果自耕农的土地过少，也可以将他的土地补齐至与他家人口相应的级别。
那么，粤北民军究竟能不能把土地分明白呢？答案当然是不能，啥干部队伍啊，就敢搞土改。
在分地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乱象。
比如，有些土地的归属原本是不确定的，难以分辨是属于自耕农的还是被地主租佃出去的，也经常说不清是属于哪个村的，碰上这种情况，粤北民军的处理方式就是由到该村负责分地的人凭感觉随便一划，至于公平不公平，去他妈的，老子手里有刀，你不服吗？
再如，在劳动力级别的划分上，就是负责人一句话的事。贿赂一点钱，五岁小孩都能被说成半劳力；若是得罪了负责分地的人，一个十八岁的壮小伙子，左手小指缺了一截，就算是残疾人，划进不能劳动的受赡养人口。
又如，到底哪一家地主的土地该没收、哪一家地主的土地该赎买，完全没有标准，农民军的小头目为了谋财灭人满门的事毫不稀奇。
葛光定下的这个分地制度不是不行，关键在于没有足以执行它的干部队伍。那些传统的读书人，要么家里是地主，要么靠宗族资助，总不能让他们自己分自己的地，农民军自己的兄弟中，又十分缺少识字、懂数学的人。对于许多村庄的环境，农民军既不了解，也没有能力去调研。
在这样的局面下，粤北民军的基层队伍变得鱼龙混杂。有的土财主见风使舵，加入了农民军，他们家的土地就不进入均田序列，不仅如此，他们还趁机把持村中的分田事务。也有一些人本来是地痞无赖，农民军一来，他们就打着“起义”的旗号混入其中，借机牟利。
真正因为饥寒而被迫起义的人当然也有很多，但被逼到这一步的人中，能有几个有知识有文化呢？这些真心参加农民起义的人，根本撑不起基层政权。
但即便是乱象丛生，也不意味着他们的尝试就没有意义。
老巴和谢老二都被定为半劳力，老巴的儿子被定为受赡养者，各自分了些土地，尽管他们不时会想起当初被自己卖掉的亲人，但是他们也没什么可后悔的，如果当初不把孩子卖掉，他们不等活到分地就要饿死了。卖儿卖女对农民来说是平常事，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分到的土地很少，就算再怎么精耕细作，也只够他们勉强不饿死而已。不过，总归比之前被船行开除时对未来毫无期望要强。
谢老二蹲在地头，拿着几根树枝苦思冥想：“我算了算，要是种多少就自己吃多少，这点地也够我们活了，可若是要交皇粮国税，各种摊派，那怕是就不够了。”
老巴说：“你什么时候会算数了？”谢老二说：“在船行的时候，他们成天拿各种由头扣我们工钱，你不算？”老巴摇了摇头：“我从来不算，算出来又能怎么样，难不成还能同他们去理论？还不是他们给多少我们就得拿多少。”谢老二叹了口气：“你呀，就活该被人欺负。”
老巴说：“好汉们不是说了三年不上粮吗，我看他们说话还是可信的。”谢老二说：“他们说话倒是可信，可他们的话能管用几时？你看他们发的田契，盖的都是巡检司的户房的印，说白了，这不算真正的地契，只是个缴税的凭证罢了，只有盖了县衙大印的，那才是真正的地契。将来官军打回来，官府不认我们的契怎么办？官军一打回来，三年不纳粮的事自然也不作数了……妈的！我这嘴开过光！官兵！官兵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