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老二和老巴撒腿狂奔，官军在后面放了几枪，没有打中他们，便没有追赶，毕竟他们是客军，地形不熟，想抓捕两个本地村民没那么容易。反正能行军到这里，战略目标已经达成了，也不怕暴露。
这支官军是从西北方出现的，他们是入粤“援剿”的湘军，从湖南宜章出发，抵达广东乐昌县后，他们没有顺着水路去参与对韶州的进攻，而是走陆路前往仁化县，直插始兴。于兴驷没料到官军有这一手，抵抗了几下就被打垮了，他立刻决定投降官军。
湘军的指挥官是一个名叫华存裕的掌旅，二十五六岁年纪，他指挥的湘军先头部队有二百战兵、二百辅兵。一战降伏了兵力十倍于己的于兴驷，他已经立下了奇功，但是，华存裕并不满足于此，他决定趁葛光还没有发应过来，直接渡过浈江，将其击败。
华存裕的这一决定非常危险，他连监视于兴驷的兵力都没有，一旦他渡过浈江之后，于兴驷再度反水，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考虑到浈江航道控制在官军手中，华存裕还是决定冒险一试。鸦片战争期间，华存裕一直跃跃欲试，却没捞到出战的机会。如今镇压农民军，本来叙功就比对抗外敌困难得多，华存裕这种没什么背景的下级军官，要立功就得冒险。
现在，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在华存裕全军渡河，扎下营盘之后，葛光才发现他们，而且葛光此时正在主持浈江沿岸的分地，其老营离华存裕的登陆点非常近。
葛光没有逃走，他立刻召集自己的部下，向老营集中。一旦他撤退了，华存裕就会和被困在始兴城内的赣军会合，那样一来，粤北民军就只能退出始兴县，刚刚做完的分田工作也就彻底白费了。
葛光决定就在江边与华存裕对决。只要能打成平手，华存裕背后的于兴驷就会首鼠两端起来，赣军见局势不明朗，也会不动如山。这样一来，就有可能迫使湘军退出始兴县。
在浈江边一处名为大庙洋的地方，官军和民军摆开了阵势。官军以湘军四百为核心，又有于兴驷派来协助的一千多人，民军要分兵监视县城的赣军，又有一部分兵力分散在县内各地，因此能集结的也只有两千多人。
开战前夜，作为民军军师的昌茂荫在帐中坐立难安。他自幼学的是忠君报国，按理说现在应该毫不犹豫地“弃暗投明”。但是这段时间葛光一直以朋友之道待他，参与分地的过程中，他也见了许多乡民控诉豪绅。这终究不是抗击外虏的战场，葛光这个“贼酋”就算不比官军更好，也绝不会比官军更差。
纠结了一夜，昌茂荫才算打定了主意，既然已经入了伙，总不能做出卖兄弟的事情，还是要站在葛光这一边，若是葛光兵败之后能够侥幸不死，被俘之后可以投降官军。
那么，昌茂荫究竟是盼着葛光赢，还是盼着葛光输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昌茂荫向外望去，天已经见亮了。官军和民军中，都响起了催人起床的喇叭声。自粤北农民战争爆发至今，总算要打一场正经的会战了。
第七十六章 加拿大
大庙洋的枪炮声响了一整天，谢老二和老巴父子一直躲在谢老二的舅舅家里，那里位于一处山坳，远离战场，十分荒僻。直到第二天天亮，他们才乍起胆子，把老巴的儿子留下，谢老二和老巴一起下山回家看看。
来到浈江岸边，他们就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浈江转弯的地方堆积了大量的尸体，江水因之变色。他们过去也见过官军剿匪，但一般来说战斗规模都很小，通常战后的砍头才是重头戏，何尝见过一场战斗死掉这么多人的景象。
两人小心翼翼地溜回家，他们先看了看谢老二家，发现一切如常，然后又去看老巴家。刚一进院子，他们便立刻连滚带爬地逃了出来，老巴家的房门大开，里面趴着一个血肉模糊的死人。
不过谢老二和老巴的惊恐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一个死人而已，谁没见过啊。老巴骂了几句晦气，打算把这个人拖出去。
“他还动呢！”地上的人抽搐了一下，老巴又被吓了一大跳。
又过了大概一天，这个人才真正清醒过来。谢老二和老巴也不算救了他，只是给他铺了个草铺让他躺着，喂他喝了点水。谢老二和老巴对于这个人的死活并不关心，只是出于最朴素的是非观，觉得不能把一个活人扔出去。
苗惠化躺在老巴家的地铺上，回忆着之前的战斗。
粤北农民起义爆发之前，苗惠化是一个农夫。他的父亲是童生，一直未能进学，就在鸦片战争前夕，他父亲又抽又赌，把本就不多的家产败光了，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先生变成了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滥赌鬼、鸦片鬼后，苗惠化的父亲受不了这种落差，上吊自杀了。不久母亲也病故了，苗惠化这个状态，不造反都冤得慌。
加入农民军后，他因为识字很快就成了头领。在此次的土地分配中，他也是少数能够独自主持一个村的土地分配而不出大乱子的头领之一。
苗惠化统带的队伍，是葛光麾下的嫡系精锐之一，他们有严格的纪律，以及在过去的民间械斗中锻炼出来的战斗经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队伍，葛光才敢于和官军的精兵硬碰硬。
大庙洋一战，葛光和华存裕拼了个两败俱伤。作为官军核心的四百湘军确实能打，多年的训练让他们仅仅机械地执行操典就可以挡住绝大部分敌人，在预设阵地上抵挡农民军的攻击，对他们来说十分轻松。但是，农民军的战斗力同样不容小觑，他们不仅有充沛的斗志，而且在组织训练上也颇下功夫，从来没有仗着人多势众就一味搞人海战术。农民军的战术灵活多变，擅长两翼包抄和逗引埋伏。即便大庙洋之战是要攻击官军已经布置好的阵地，他们也能敏锐地抓住湘军和于兴驷的部下配合不顺畅的问题，猛攻官军的薄弱环节。
华存裕所带的四百湘军在农民军的猛攻下死伤近半，于兴驷的部下则大多溃逃，葛光的部下也并不都是苗惠化这样的精锐，同样有很多入伙不久的新人，在华存裕抓住机会进行的几次反突击中，这些人的伤亡也十分惨重。最终，双方都战死和重伤了近五百人。本来葛光已经占据了优势，但是官军的炮船赶来支援，已经快要耗尽体力的农民军只能撤退。
尽管损失的兵力不到总兵力的十分之一，可葛光却无力再打下去了。一是因为损失了许多骨干，二是因为弹药等物资的消耗太大。被困在始兴城内的赣军只是因为无利可图才不愿意像华存裕这种立功心切的人这样主动出击，并不代表他们不能打，实际上，他们的战斗力并不比湘军差。现在有湘军和于兴驷部的接应，始兴县城方向的两千多农民军已经很难再困住他们了。
于兴驷的倒戈也不仅仅是因为受到了突袭这么简单，他会这么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最近从南方一直没传来什么好消息。起初，韦一井、俞东他们还伏击过两支官军，取得了不错的战果，但是韦一井坚持要守韶州，这就让农民军的回旋余地大大变小，随着福建来的援兵加入战场，粤北民军丢失了全部的外围据点，退到了韶州府城附近，只剩下离城墙不远的几处营寨。从整体战局来看，粤北民军已经处于颓势了。
苗惠化的部队在战场上正面承受了一次官军的突击，死伤惨重，他自己身上多处受伤，昏死过去。粤北民军对于抢夺自己人的尸首还是比较尽心的，但是苗惠化当时滚入草窠之中，由于局面混乱，队友没有发现他。战斗结束后，苗惠化挣扎着爬出战场，躲入了一间空着的民房中，就失去了意识。
对于葛光，苗惠化依然有信心，他确信葛光一定会战斗到底的，但是对于韦一井，苗惠化已经不再信任了。守韶州这个决策显然是错误的，再这么打下去，粤北民军一定会失败。
那么自己该做什么呢？苗惠化有些茫然。按理说，他养好了伤就该去找葛光，可葛光是不会像韦一井那样死守一地的，官军都不见得能找到葛光，他到哪里去找。
不过，他很快就不用纠结了。
“把全村的通匪之人都给我抓起来！”葛光撤走了，接下来就是官军的时间了。谢老二今天回他舅舅那里了，苗惠化和老巴和全村的丁壮一起被抓了起来。
官军以一座庙宇作为指挥部，杨都尉、华存裕、安金心、于兴驷四人坐在堂上，几个在葛光来攻时逃入县城的乡绅正在哭诉。
“我父为匪所害，家财荡尽，三代人所积之产业，尽为贼人瓜分……”乡绅们哭诉的内容都差不多，安金心愁眉苦脸，看着比这帮人还惨。
杨都尉和华存裕都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于兴驷则是神色凝重，沉默不语。安金心是管民政的，但是眼前的情况绝非他区区一个县令能解决。
房产好办，葛光没有烧房子的习惯，还给原主就行。浮财就不用指望了，早就被农民军和老百姓抢干净了。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在半个始兴县的范围内，乡绅们的土地都让农民军分给穷人了，该如何善后，安金心哪里拿得定主意。
若是一概不认，全部还给原主，也不是不行，以往顺朝镇压农民起义的时候也有这么干的。但是这样做的弊端就是官府把仇恨值拉满了，一旦农民军又打回来，始兴县的穷人势必全站在农民军一边。
承认农民军对土地的分配就更不行了，乡绅们有盘根错节的关系网，随便某个乡下土财主，其关系说不定就能通到京城，得罪了他们，这个县令还做不做了？
看着安金心焦头烂额，其余三位倒是不太在乎，反正这事不归他们管，只有于兴驷有一点担心，因为从官府对于农民军分配土地这一问题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的态度。
于兴驷选择临阵倒戈并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他和粤北民军的关系并不像明末的陕北农民军那样同根同源，他是江西人，与粤北民军既不是亲戚也不是同乡，有利则聚，无利则散。至少在于兴驷的价值观里，这不是背叛，因为他从来也没拿粤北民军当自己的战友。
于兴驷虽然办事有些莽撞，却也是颇为精明的人，他敢于向官军投降，就是因为确信自己不会被卸磨杀驴。顺朝开国之时把洪承畴批倒批臭，杀降成了极度政治不正确的事，于兴驷很确定自己的命是可以保住的，但是像他这样已经成为一方豪强的人，除了保命，显然还有更高的追求。
现在于兴驷对于官军来说还有利用价值，始兴县的湘军和赣军加起来兵不满千，尽管这已经足够反手灭掉于兴驷了，可如果他们这么做了，他们就没有足够的人手防止本乡本土的粤北民军无孔不入的渗透。
安金心花了半天的时间，把乡绅代表挨个接见了一遍，却没能提出任何实际措施。杨都尉早就困得直打哈欠，安金心正要宣布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不料一直一言不发的华存裕却开口了。
“安县令，我是个武夫，就单纯讲讲打仗的事。你们粤北这地方，劣绅闹得实在是太凶了，我这两天都听说了，搞佃户的老婆，谁不答应就夺佃，为了一只鸭子的事，就能打死个人。国初定下的永佃之制，在你们这里成了个屁，老百姓能不造反吗？这两天我审问俘虏，葛光手下的好几个贼首，都是和乡绅有血海深仇的。这么胡搞下去，这仗要我们怎么打？自古对付造反的人，只有两种办法，要么把人都杀光，要么就得恩威并施，答应些条件。现在这些个乡绅想把土地都要回去，还要惩治那些跟过叛军的穷人，这要是都答应了，始兴县最起码还得再多出五千反贼，我们这仗就没法打了。”
杨都尉还是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反正县内缙绅劳军的费用已经给足了，别的事都和他没关系。于兴驷是熟悉基层情况的，自然有自己的想法，但这个老鸡贼什么也不说。安金心连连点头：“长官有何高见？”
华存裕说：“县衙还在，理论上来说，全县的合法土地都应该有地契存照，拿这些凭证核对，有契的，就发还给原主，无契的，谁耕就是谁的，原本盖着巡检司印章的地契，都换成盖着县衙印章的，以安民心。那些发还原主的土地，给现在实际持有土地的人换发二十年的永佃契。至于附逆乡民，不可尽惩，亦不可不惩，选为首者数十人发配，余皆不问。如此一来，就不至于有更大规模的民变，乡绅是自然不大服气的，不过咱们可以演一出双簧，你充老好人，往我头上推。想弹劾我，那可不太容易。”
始兴县完全没有世兵出身的乡绅存在，这些走文科举路线的乡绅和华存裕这种考武科举的世兵子弟不是一个系统，一旦弹劾起来，首先会变成两个派系之间的党争。而且这还是涉及农民起义的敏感问题，关系到顺朝的合法性构建。世兵子弟就算现在再烂，也是当年农民起义者的后代，他们的祖先是李自成嫡系的自己人，而走文科举路线的乡绅，当初是被限制提防的对象。虽然现在他们一样都是地主，可是一旦吵起来，也会玩了命地翻旧账。
华存裕提的这个建议，本质上来说还是在镇压农民起义，只不过手段更温和，采取了许多和稀泥的方式，部分满足农民的要求，不掘地主的根。不解决根本问题，但是如果做好了，二十年的休战还是没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爆发党争，世兵出身的一派既然在始兴县没有利益，自然会支持华存裕，而始兴县的乡绅毕竟没有失去全部的利益，真让他们和华存裕这个六品官死磕到底，他们也不见得有这个决心，所以华存裕不需要害怕他们。
安金心当然是千恩万谢，反正他是一点辙都没有，虽说不知道华存裕的这个主意是好主意还是馊主意，起码比他这个没主意的强。
当天晚上，华存裕住处的门被人敲响了。
“华长官，在下有几句话，想和您聊聊。”于兴驷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加拿大，哈利法克斯，一座光线昏暗的小酒馆中，每张桌子旁边都挤着它难以承受的人数。
“加拿大人，你们忘了1814年的耻辱了吗？”一个人用音量不大但穿透力很强的声音说道。
“不敢忘。”酒馆中的人一起低声回应道。
很显然，他们说的并不是美英战争的事情，因为他们用的都法语。
1604年，法国人在北美洲的东北角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他们称这里为“阿卡迪亚”。1613年，英国占领了阿卡迪亚。
英王查理一世娶了法国公主后，两国关系缓和，1633年，英国把阿卡迪亚还给了法国。但是在克伦威尔时代，英国又于1654年占领了阿卡迪亚。
1670年，查理二世为了联合法国一起进攻荷兰，又把阿卡迪亚还给法国。光荣革命之后，英法再度交恶，英国加入奥格斯堡同盟，一起围堵路易十四，在北美爆发了1688年的威廉王之战。英法双方的殖民者互相烧杀一番，谁也没占到什么便宜。
1701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英法双方在北美再度开战，英国人称此役为“安妮女王之战”。因为英国的海军优势，法军在北美殖民地明显处于下风。
于是，法国人突发奇想：是否可以让顺朝参战？
这个想法乍一听十分离谱，但是仔细一想，似乎又没那么离谱。
此时的顺朝是顺太宗在位，正是举国上下自信心爆棚的时候。在顺朝很流行一种观点：之前许多朝代虽然号称统一，但是日本、安南称皇称帝，自立年号，这所谓的“统一”，其实靠的是装聋作哑。直到顺朝平定和越，铲除北清，才算是真正统一。
但其实顺朝也是在装聋作哑，只要你不用汉字写“皇帝”两个字，就不算你称帝。远的不说，就说东南亚的马打蓝苏丹国，“苏丹”这个词顺朝是直接翻译为“王”的，但是马打蓝苏丹却号称“苏苏胡南”，意为“最高贵的靴子”，他统治下的所有苏丹，都要亲吻他的靴子。那么，如果翻译成汉语，一个人自称可以让众王臣服，算不算称帝呢？
此时顺朝北部边疆正值和平时期，顺太宗即位之后打了两仗，先是灭亡北清，击败俄国，划定了顺俄东段边界，然后又击退准噶尔，控制喀尔喀蒙古。
虽然顺俄之间还有布里亚特和唐努乌梁海的归属问题尚未解决，但是彼得一世统治下的俄国，此时的战略重心是击败瑞典，争夺波罗的海，以西进为先，对于顺朝，更多的是希望通过顺俄贸易来改善财政上的困难。顺朝为了蒙古人居住的贫困地区开战是为了国防安全，赔钱也得干，而俄国在东方的扩张如果不能赚钱，那就是浪风抽的了。
准噶尔方面，策妄阿拉布坦刚刚在顺朝的帮助下取噶尔丹代之，需要稳定内部，又与俄国、哈萨克交恶，肯定没有余暇与顺朝为敌。
在这种情况下，至少法国人认为，顺朝有能力在东南亚投入一场新的战争。
当时与顺朝的关系最好的欧洲国家是丹麦，其次就是法国。英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在明朝都曾经侵扰东南沿海，但是丹麦和法国没有这样的前科，更不像请荷兰执政“入关”当国王的英国和连奥兰治家族都能架空的荷兰那样与顺朝有意识形态上的隔阂。
之所以小小的丹麦能比法国更受中国欢迎，有三点原因。
第一，法国是天主教国家，丹麦是新教国家。虽然法国人比较守规矩，不会偷偷摸摸向广东、福建派传教士，历史上也没少和教廷对着干，但信天主教这一点对于顺朝来说还是减分的。
第二，法国东印度公司的采购额不给力。首先，纺织品方面，法国里昂在1536年就设立了丝绸作坊，在16世纪末就有了上万丝织工人，还有自家的毛纺织业要保护，所以不愿意买顺朝的丝绸和棉布。其次，日用品方面，法国自己有彩陶行业，所以不愿意买顺朝的瓷器，就连漆器法国也是在17世纪就开始仿制。最后，饮料方面，法国还要保护自己的咖啡和葡萄酒产业，不愿意买顺朝的茶叶。啥玩意都不买，谁待见你？
而丹麦的手工业水平远不如法国，就没有那么多包袱，一船一船地买中国货，自己用不了没关系，卖到波罗的海沿岸各地，还往英国及其殖民地走私，这样的贸易伙伴，顺朝当然喜欢。
第三，丹麦是小国，只在印度有一小块殖民地，基本上永远不可能威胁到顺朝，而法国却曾经试图插手暹罗事务。
在张献忠还活着的时候，当时的暹罗国王那莱为了对抗缅甸，把一个女儿嫁给了李定国。同时，那莱也不满荷兰东印度公司把持暹罗的外贸，于是引入了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力量，甚至有允许法国在曼谷、墨吉两地建立据点的计划。最要命的是，他的王位继承人亚派耶脱改信了天主教。在佛教占主导地位的暹罗，这无疑是捅了马蜂窝。
1688年，在贵族和僧侣的支持下，象军统帅帕碧罗趁那莱病重发动政变，杀死了亚派耶脱，但是顺朝也在此时出兵干涉，帕碧罗没能当上国王，顺朝册封了一个与李定国的夫人一母所出的王子为暹罗王。
法国人被赶走了，荷兰人也没占到便宜，暹罗的对外贸易也改成了一口通商。顺朝一口通商是只许外国商船到澳门贸易，而暹罗的一口通商是连本国的大型商船都必须从曼谷出海，外国商船则压根不许到暹罗来，曼谷的贸易由一个暹罗贵族和潮州商人联合组成的商团来控制。
后来缅甸也采用这样的政策，在仰光一口通商，高棉更惨，本国的港口只准捕鱼和从事小规模沿海贸易，大宗交易都要沿湄公河而下，到嘉定进行。
事后，法国东印度公司百般解释，称暹罗的事是希腊冒险家华尔康的个人行为，与法国无关。法国东印度公司使了大量的贿赂，才保证自己不被从澳门赶走。不仅要贿赂主管的官员，也要贿赂大顺朝廷。贿赂朝廷当然也得花钱，但是不能直接抬着白花花的银子送到紫禁城去，那就成打皇帝的脸了。为了讨好顺朝，法国东印度公司接了个干投资不回本的项目。
就在路易十四发布枫丹白露敕令、驱逐法国的新教徒的同一时期，顺太宗也发布了类似的命令，所有不肯改宗拜上帝教的天主教徒，一概驱逐出境。
其实有顺朝内部是有不少人主张对于坚持不肯改宗的天主教徒直接一概杀头的，不过最终这个意见没能占据上风。顺朝杀人还是要讲究个名正言顺，就算你是冤枉的，也得先给你扣个罪名，信天主教这个罪名不够合适。尤其是此时距离顺朝开国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对于这些大部分是平民百姓的拒不改信者，顺朝多少还是要顾忌名声的。而且此时拜上帝教的信徒中有许多是被迫改宗的天主教徒，把那些坚持不肯改宗的人都杀了，容易影响那些与他们沾亲带故的被迫改宗者的情绪。
大顺朝廷是不可能为这些天主教徒花一文钱的，但是如果朝廷不选择安置地点，这些人被驱逐出境之后就只能去马尼拉，这对于顺朝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这些狂热的信徒很可能再从马尼拉潜回国内传教。恰好这个时候，法国东印度公司惹了事，顺太宗就想到了解决方案。就让法国人来做这个冤大头，让法国东印度公司出船出运费，把这些天主教徒全都送走，送到哪去顺朝不管，只要是法国的地盘，别再让他们回来就行。
而且朝还提出了很严格的要求，让法国监管这些人，要把他们分散在法国人当中，从此之后不许再说汉语、用汉字，都要改法语名字，而且不许自相婚配，只准与法国人通婚，从此之后，他们就是法国人，和顺朝再无瓜葛。
于是，法国人就把这些天主教徒送到了当时法国最缺人口的地方阿卡迪亚。这里是对抗英国的前线，法国殖民者非常需要更多的天主教徒来对抗新英格兰的新教徒移民，而且把人送到这里，也能确保他们永远不会再踏入亚洲一步。这些中国天主教徒有一小部分挺过了漫长的航程活了下来，他们的混血后裔后来融入了法国移民与当地原住民混血形成的梅蒂人。
这些移民给法国人带来了一个知识：原住民用来做草药的那种不起眼的草根，在中国叫作人参，是可以卖大钱的。于是法国人提前近三十年开启了西洋参贸易。顺朝没有柳条边，向东北大批移民，加剧了国内人参资源的消耗，也让西洋参贸易更加繁荣。
这些情况让法国觉得，顺朝是可以参与到这场欧洲战争中的。当时法国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要争夺的一个焦点，就是西属尼德兰。低地地区是法国梦寐以求的地方，但是西属尼德兰一直被哈布斯堡家控制，荷兰为了与法国这样的陆军强国之间有所缓冲，避免当初被法军攻入本土、被迫掘开围海大堤的事情重演，也极力阻止法国得到西属尼德兰。
恰好哈布斯堡家和荷兰也都是顺朝的敌人。西班牙在马尼拉对华人的屠杀，都发生在哈布斯堡家统治西班牙的时期，荷兰人也曾经在台湾屠杀华人，顺朝始终拒绝西班牙与荷兰前往澳门贸易。法国方面认为，如果能说动顺朝攻击巴达维亚，就可以让荷兰东印度公司破产，导致荷兰的财政出现巨大困难，没有了阿姆斯特丹的金钱去武装荷兰的军队并资助其他法国的敌人，法国就有希望夺取西属尼德兰。
然而，顺太宗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要攻打巴达维亚，就要扩建海军，这是一笔巨大的开销。顺朝经过连年的征战，已经花费了巨额的钱财，李自成花钱真正做到了“量力而行”，有多少花多少，顺太宗即位的当年，顺朝的财政盈余居然只有不到一百两。顺太宗即位后又打了两场战争，失去了开国红利的顺朝已经没钱再连续作战了，水利设施建设、边疆移民、世兵子弟的安置、改土归流也需要更多的投资。
顺朝的决策者认为，攻打巴达维亚并不能盈利。荷兰人控制的香料贸易固然很诱人，但是也需要统治成本，现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这套统治模式有着百年的积累，顺朝却不能凭空变出这么多管理人员。
顺朝自身对香料的消费量难以提上去，不保证欧洲市场，就无法盈利，可是顺朝又没有荷兰人那样的销售渠道，也没有积累足以远航欧洲的航海资料和专业人才，就算赶走了荷兰人，也挣不到荷兰人长途贩运的利润，只能在马六甲继续一口通商。搞死荷兰东印度公司，只不过是给其他国家的东印度公司增加利润罢了，顺朝却要承担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的统治成本。本来现在顺朝财政状况就不好，肯定不能去投资这种高成本低回报的项目。
而且和荷兰开战肯定会在短期内影响顺朝的出口，澳门和巴达维亚之间的贸易此时在顺朝海商的掌握之中，很多勋贵甚至皇帝本人都在其中有利益牵涉，除非眼前有巨大的利益，否则顺朝绝不会轻举妄动。四十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把巴达维亚郊区的华人抓去做苦力都没让顺朝出兵，更何况是法国人的几句鼓动。
不过，法国人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既然欧洲那边打成一锅粥，顺朝也不妨趁机捞一点好处。
长久以来，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顺朝的勋贵们：这帮欧罗巴人不顾性命地冲破万里波涛来贸易，他们究竟能挣多少钱？
真正的数字他们当然查不到，不过英荷东印度公司股票的高额分红还是很容易打听到的，这么高的利润，作为众多货物的唯一生产国，竟然被别人赚去，着实有点让人难以接受。
顺朝勋贵们首先想到的办法就是涨价，但是仔细一琢磨，这个办法行不通。欧洲人每次带来的现金是有限的，你涨价，他们就得少买，收到的金银还是一样的，卖出的货则变少了，长此以往，生产端势必削减生产规模，导致工人失业，这办法损人不利己啊。
他们想到的第二个办法是逼各国东印度公司增发新股，让他们入股，否则就断绝贸易。然而再一考虑，这个办法也行不通，像英国、法国、丹麦这样在东南亚没什么势力的国家，或许能吃他们的威胁，但是实力最强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可不怕这个，反正他们本来就不被允许到澳门贸易，如果顺朝的皇商不向巴达维亚卖货，自然有走私商人去卖，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本会提高，却不会被直接锤死，这种威胁可以让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保证分红不暴跌而不去屠杀华人，却不能让他们因此出卖自己的根本利益。
更何况，顺朝的主要出口产品是消费品而非必需品，真把人家逼急了，万一人家王室嫌利润太低还打击本国手工业，直接把东印度公司解散了怎么办？欧洲人就算不穿丝绸也有麻布，就算不用瓷器也有陶器，不喝茶更不会渴死。顺朝的勋贵们以自己对待商人的态度来揣度，当然会这么认为。
比如说法国东印度公司，各家东印度公司中，只有他们可以不带白银就和顺朝贸易，每年运来大量的毛皮、珍珠、西洋参等紧俏货物，如果法国人要求在洋货行入股，分一份利润，顺朝会怎么处理？当然是直接让法国人滚蛋，你他娘的卖的是人参，又不是大米，老子不吃也饿不死。
就算各国东印度公司能同意顺朝的勋贵入股，他们对欧洲的贸易情况懂个屁啊，这么说都算高抬他们，应该说他们屁都不懂。入了股，却无法派出专业人员参与管理，分红的时候还不由着人家糊弄，那不成了只花钱不求回报的冤大头吗。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可眼看着白花花的银子被别人赚走更不行。既然这一次法国人有求于大顺，那就得抓住机会才行。
既然法国要做毛皮、人参的生意，那么和原住民的关系就不能太差，只要花很少的一点成本，就能从原住民手中大量采购毛皮和人参，这可比直接掠夺赚钱多了。所以，他们和杀死原住民、夷平森林种庄稼的英国移民也就成了不死不休的关系。毛皮也还罢了，只要不是热带地区，有钱人都穿，人参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贸易品，以前如果顺朝不买，还可以卖给日本、安南，现在则只能卖给顺朝。虽然东西方交流增多，法国引入了一些顺朝的医书，让欧洲也有人开始以人参配药，但是消费量和顺朝比起来还是不值一提。
让顺朝出兵或者买法国国债，那当然是白日做梦，连英国打孟加拉顺朝都没管，怎么可能管英国打加拿大的事。对于这种只和皇商利益有关的贸易问题，只能是皇家、勋贵、皇商这样的小圈子用私人力量参与。能拿出的钱当然不多，想打赢英国那是杯水车薪，不过却可以用在一些欧洲人总是忽略的地方。
顺朝的皇商投资了缅因地区的原住民组成的瓦班纳吉联盟，在李西平那个时空，缅因州有一条规定，在受到原住民威胁的时候，去教堂要带着枪，这里的原住民战斗力如何可想而知。
法国人也不是不知道武装他们的原住民盟友，但对于法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欧陆霸权，北美地区总是得不到足够的资金倾斜。顺朝的皇商则不同，只有北美与他们的利益相关，就算法国本土人死光了，和他们也没有关系。
虽然得到了教官和火枪，但原住民生产力的落后和组织水平的低下还是让他们不具备和欧洲军队正面抗衡的能力。然而美洲是他们的主场，他们的作战方式不是排队枪毙，而是在大森林里打黑枪，一旦新英格兰的民兵被动员起来去抢法国人的地盘，瓦班纳吉联盟便大举出动，联合马萨诸塞等地的原住民各部，袭击英国移民的定居点。
这些原住民非常讲道理，仅仅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绝不做任何比英国移民更残暴的事情。所以他们只要遇到英国人，不问男女老幼，一概斩尽杀绝，见房子就烧，见庄稼也烧，所到之处一片焦土。英军的补给线受到了严重威胁，动不动就发现整支运输队都被人打死，所有人都被剥去头皮。
新英格兰的民兵为了攻打法国人而丁壮尽出，此时得知家乡遭到原住民的攻击，顿时军心大乱，纷纷发扬猪八戒精神，准备分行李散伙回家。以18世纪初的航海技术，跨越大西洋运输大量陆军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一支部队被从英国送到美洲，很可能半路死掉三分之一，病倒三分之一，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还能站着。所以北美的英国正规军数量很少，如果新英格兰的民兵不配合他们，他们就很难对抗法国人。
1713年，欧洲战事结束，《乌德勒支和约》签订。法国虽然为波旁家族争到了西班牙王位，却也精疲力尽，经济凋敝。荷兰人流血拼命，让西属尼德兰归属奥地利，避免了自己直接和法国接壤，但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捞着。西班牙本土经历了十余年战火摧残的浩劫，丢失了在欧洲的大部分领地，甚至把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都割让给了英国，又给了英国三十年美洲殖民地的黑奴贸易垄断权。
法国、荷兰、西班牙的海上力量都受到了沉重打击，得意的自然是英国。不仅从西班牙那里狠狠吃了一口，在北美也迫使法国做出巨大让步，法国放弃了在纽芬兰和哈德逊湾地区，但是在阿卡迪亚地区，法国和英国打了个平手，最终没有像在李西平那个世界一样把阿卡迪亚割让给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