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日本这边，伊达家在正式得到王位，解决了“幕府是不是乱臣贼子”的问题之后，比德川家更加卖力地对程朱理学取其糟粕弃其精华，极度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要搞四民永固、万年不易。
顺朝当然想不到明治维新的事情，却害怕日本像汉朝那样完成从分封到郡县的集权，而伊达家的存在，恰恰防止了这种情况的出现。不集权，日本就永远不可能挑战顺朝。
如果放任不管，让日本自行变革，毛利、山内、锅岛、黑田这些西南大名很有可能捷足先登，抢在伊达家前面变革，这样局面就很难控制了，所以还不如直接强化伊达家，帮伊达家压制诸藩，以确保日本的分裂。伊达家必须靠顺朝的支持来维系统治，防止顺朝支持外样大名取而代之，日本列岛不管谁想反大顺，都得先反伊达。因此，德明帝才会嫁女儿帮助伊达法治和伊达宗齐巩固权力，而且帮助伊达家搞军事改革。
因为德明帝做梦也想不出一个王朝怎么会烂到1840年挨打，1894年才练新军的地步，所以他完全没想到日本的变革力度会超过中原这种可能性。日本没有中原有钱，制造业基础更是望尘莫及，连教官都需要朝廷支援，再加上藩国体制掣肘，有什么可能超过中原？只要不让日本造海军，日本就没有威胁顺朝的能力。
在李西平那个世界，日本新式陆军的建设是从黑船事件后第九年开始的，1862年，德川幕府设置陆军奉行，下设步兵奉行和骑兵奉行，开始按英国模式训练步兵、骑兵、炮兵。新军从军官到士兵全都是武士子弟，还创办了关口制造厂，为新军提供武器。1867年，幕府又请来一个法国军事顾问团，创办了传习队，募兵对象拓展到町民和农夫，还设立了三所培养武士子弟的士官学校。
顺朝现在也是募世兵子弟为新军，伊达家也不敢一下子搞到传习队那种程度，伊达法治还是计划让旗本武士的子弟组成新式陆军。
但是，这就涉及了贝丰谷要说的第三个问题，也是为什么这次让户政府尚书出使的原因。就算顺朝什么都按成本价给日本提供，日本也没有办新军的钱。
在李西平的世界，德川幕府为了创办传习队，向法国举债333.87万法郎，以虾夷地的开发权作为抵押，因此许多人痛斥幕府卖国。这笔钱按白银来算，其实也就四十几万两，可见当时幕府财政困难到何种地步。而现在，伊达家想卖国也没得卖，虾夷地早就归顺朝的库页节度使管了。
所以，贝丰谷带来了解决方案。
“由户政府以关税为抵押，借款2000块金砖给日本户曹，年息二分，利不过本，还款时间以五十年为限，提前还款利息可变。”
顺朝内部最高借款利率是月息三分，户政府这次却直接给了年息两分的低利率，跟白给差不多。如果日本五十年还清贷款，那么每年只要支付19200两银子就可以了。如果提前还款，每提前一年，就可以少付9600两的利息。
至于关税，日本的大宗海上贸易全是皇商垄断，幕后老板是大顺皇帝、伊达家，以及一些勋贵和大名，他们愿意给户曹分多少，户曹就得老老实实拿多少，哪敢争多论少，抵押不抵押，都是一样的。
其实在德明帝看来，就算让他从内帑出2000块金砖去援助伊达家，只要能确保伊达家的统治，让自己的女婿、外孙做国王，这也不是赔本生意。然而贝丰谷坚决要求这笔款得由户政府来放，虽然户政府的钱很紧张，可他还是把这个任务给揽过来了。
大一统王朝下的一个部门，得有事干，才能有权力，什么事都不想管，到最后结果就是什么事也没资格管。皇帝为了行动方便，频频任用私人，这对科举文官可不是什么利好消息。
跟俄国、法国打交道，六政府实在是不好插手，这些国家不是朝贡国，不在天下礼法之内，如果让六政府去和他们交涉，会出很多问题。但日本不同，伊达法治可不是德明帝自己个人的亲戚朋友，而是天子册封的日本王，日本是在天下礼法之内的。六政府总不能连日本的事都交给皇商来办，如果连一个打了上千年交道、用汉字、以儒学作为主导思想的朝贡国的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国家花钱养这帮废物干什么？早晚得被其他部门的人挤掉。
许多人对科举文官有偏见，提起他们就觉得这是保守落后的势力，实则不然。明朝的文官被骂误国，然而皇帝、勋贵、太监、武将哪个不误国？皇帝和太监联手在土木堡祸害国家的时候，难道不是于谦这个文官力挽狂澜吗？地主阶级都是一个德性，没什么高下之分，只不过靠考试考出来的总比世袭的和靠拍马屁上位的烂得慢一些。顺朝的世兵仗着人口基数大，又有武举制度，现在才和科举文官一样烂，若是像清朝的八旗那样，那也早就该烂透了。
所以，文官里当然也会偶尔出几个有远见卓识的人，贝丰谷就是其中之一。
贝丰谷的眼界决定了他看不到新时代的曙光，但他对旧时代的危机看得很明白。作为管钱的官，他比礼政府的那些人更能理解钱对于天朝朝贡体系的重要性。
为什么前朝永乐年间连非洲人都来朝贡，现在朝贡范围缩到了中南半岛？礼政府的人是不敢解释的，按他们那一套，只能说因为大顺皇帝德行不够，教化能力不如前明，这说出来不是没事找抽吗？
聪明点的，可以解释为洋夷入侵，耶回二教和儒家争夺阵地，可那又得解释，为什么你们眼中是普世真理的圣人之言在海外被洋教打得一败涂地，连本土都变成战场了？
贝丰谷的解释就高明一些，他参考了明末的张献忠和王夫之的观点，认为儒家只适合大一统且种地的地方，就和猛虎虽雄不能飞天、鹰隼虽捷不能凫水一样。中华的环境不适合天主教，儒家也不适合欧罗巴，中原就该遵孔孟之道，草原、高原就该信黄教。
这种解释至少不必争论圣人学问的是非对错了，儒家不仅不可能把其他思想都消灭了，而且不靠世俗权力的支持根本打不赢世界三大宗教中的任何一个，甚至不如白莲教，所以这种划定界线全面防守的理论就是最好的。
那么，该如何解释朝贡体系的变化呢？大部分科举文官倾向于咱们压根别提这事，反正外面的事对我们影响也不大，无关紧要。大部分科举文官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土地，贸易问题对他们的影响确实有限，那些在手工业有投资的人，也只是希望对外贸易不要关闭，反正大顺手工业天下第一，洋人争着来送银子。
不过，顺朝在“压榨”日本的过程中，还是让户政府的一些官员在货币问题上有了更高的视野。顺朝年年用手工业产品换回大量金银，几百年下来，视此为天经地义，天生不懂得什么叫金银外流。而日本人不同，贵金属矿藏丰富，手工业却孱弱，让日本饱受金银外流之苦。顺朝根本不需要像西班牙那样殖民掠夺，只要把货物推销给日本人，不需要负担战争、占领、统治、驻军、镇压的成本，就把日本的金银流水一样吸了过去，失去了锁国令的限制后，日本的贵金属迅速流失。
结合日本的教训，贝丰谷是这样认为的：海外蛮夷不受教化，看重的是利益。永乐年间，香料的最大消费市场就是明朝，所以各国争着来贡。后来欧罗巴人来买香料，蛮夷逐利，就忙着把香料卖给欧罗巴人，懒于朝贡了。
而日本没有香料，出口金银铜，金银铜流入中原，则钱贵米贱。武士以米为俸禄，米贱则武士不满。既然日本钱贵米贱，商人自然就从日本贩运稻米来供给沿海缺粮之处，户政府为了赈济黄淮流域的灾情，在江苏和山东交界处的海州还特意设了一个收购日本米的办事处。日本的手工业品需要中原供给，武士要买得起这些手工业品，又得把米卖给商人，贩运到天朝，所以日本就比南洋岛国“忠诚”。
然而，这就又涉及了另外两笔烂账：第一，天朝人口比整个欧罗巴还多，为何欧罗巴离得远，买的香料反而多？第二，日本农民穷困已极，动辄饥荒，武士的米吃不完，卖给商人换取布匹、瓷器，这是仁政吗？
欧洲的事情，尚可以解释为西人风俗喜用香料，又有亚美利加的大金银山，金银价低，不提顺朝这边农民消费能力低下的问题。可日本的事怎么解释？难道说日本农民的风俗是吃地瓜秧子，不爱吃大米？
按照很多人的想法，外面的事闭上眼睛当看不见就行了，反正也不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可儒生也不都是掩耳盗铃之辈。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事不管也就罢了，日本怎么能不管？难道连日本也不是儒家的地盘？
日本这样一个用汉字、遵循圣人教诲的地方，不行仁政，天朝有没有责任？从现实利益来说，天朝当然不担这个责任，日本的金银铜肥了江南的财主，让手工业者有了生计，日本的米又缓解了黄淮的饥荒，这是多好的事。然而如果不肯撕下脸皮，要按照儒家的观念来讲道理，日本不施仁政，那就是天朝没有教化好，肯定是有责任的。如果说西周的时候，鲁国的国人暴动了，周天子能说这不关他的事吗？虽然日本和顺朝的关系与当年的分封制完全不同，可是按顺朝的法理，日本就是诸侯。
所以，贝丰谷关心日本的问题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当然，不能指望这个世代簪缨的高级官僚怀着国际主义精神去拯救日本老百姓，贝丰谷是完全站在自己的小团体的利益的角度来考虑的。作为科举出身的官员，他必须全力抵制皇帝私人雇员权限的扩大，作为户政府的尚书，他必须尽力保证本部门的职权不被侵夺。日本既然在天下范围之内，那么就得按规矩办事，不能搞特殊，练新军也得练日本国的官军，而不是伊达家的私军。虽然官军也是由伊达家完全控制，但是这个程序绝不能错。因此，必须得是户政府对接日本的户曹来办这件事，断没有让皇商用内帑来办的道理。否则像当年公主大婚的事被从礼政府剥离那样的事就会一次次出现，最后皇帝的内廷彻底侵夺外廷的权力，六政府真成摆设了。
贝丰谷之所以在日本问题上如此积极，是因为他看到了旧的儒家天下的严重危机。过去，西洋人只是一帮跪求给大顺送银子的机会的商人，现在他们却已经能够让大顺吃败仗了。作为一个能办正经事的儒生，贝丰谷对于儒家的“教化”能力还是心里有谱的，只能对付土司级别的对手，在朝贡国没用，只有军队和贸易，才能保住儒家的天下。
能活到清朝的儒，还能剩几个有骨气的？而且清朝实行民族隔离政策，边疆事务鲜少儒生参与，等到清末的时候，儒生几乎全是井底之蛙，鸦片战争后只当没事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完，京城都被端了，才意识到洋人的厉害，而等到真的明白自己落后了，那得等甲午战争了，直到输给日本，才彻底意识到时代变了。英国输完输法国，再输日本，接下来没人输了。于是，要么就顽固地守旧，要么觉得旧的那一套彻底完蛋了，必须全面学西方。
而在顺朝，儒生也是边疆事务的重要力量，只要是能让汉人移民种地的地方，都少不了儒生的参与，这就让贝丰谷这样的儒生有了更高的视野。作为顾炎武他们保天下匹夫有责那一派的徒子徒孙，当然会觉得朝贡体系的天下秩序还得抢救一下。
贝丰谷和魏元亮一样，属于标准的“地主阶级进步派”，鸦片战争打成这个样子，让他看出了变局的到来。但是，他也不可能像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之后的清朝读书人那样，觉得大顺器物不如人、技术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思想不如人，啥玩意都不如人。正相反，他相信原来的朝贡体系的秩序只要做出改良就能再适应新的环境，儒家的天下永远是儒家的天下。这才是一个传承几千年的古老文明受到外来冲击时的正常反应，而不是蒙头装糊涂或者直接放弃。
现在的内阁首辅已经老迈，贝丰谷接班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和他持同一观点的人数着实不少，其中很多身居高位。日本问题就是他们做的第一次尝试，朝贡国的规模可不能再缩了，要是连日本都守不住，只剩下朝鲜、琉球、安南，儒家的天下恐怕就真的要崩了。
至于连朝鲜都让给日本的情况，现在还真不是一般人的想象力能想到的。
“这只是初步的贷款，如果接下来还有不足，户政府还可以继续放款，利息和还款方式都不变。”贝丰谷的保证十分诱人，但是看起来还是有点像乌鲁木齐的当铺老板诱骗牧民欠钱的样子。
伊达法治想不出这里面有什么弊端，巩固统治需要有钱、有兵，这是永远不变的道理，能借到钱为什么不借？德川幕府连北海道都能抵押给法国，伊达家难道还会在乎抵押关税给自己理论上的主君？就算将来有弊端，那也顶多是日本的弊端，不是伊达家的弊端，更不是伊达法治和他儿子儿媳的弊端。
日本的财政情况不容乐观，最主要的收入是王室直领的年贡，收的是实物税，随着贵金属的外流，粮食价格下跌，相当于王室的收入也减少了。顺朝在关税上给了补偿，但是贸易利润主要是通过皇商流入伊达家的私囊，交给户曹的关税并不多。此外就是一些工商杂税，道路、仓储、劳役费用。
如果伊达家要接着变革，还要再借钱，抵押的就不能仅仅是关税了，内地的税关也得抵押出去，那么将来顺朝的监督人员就会深入日本的商业城市和交通要道，而且不引起仇恨，直接盘剥百姓和工商的还是伊达家的武士。伊达家有新军，但没有军事顾问和军火的来源，和顺朝的能力只能越来越紧密。
现在的日本与李西平那个世界的江户时代截然不同，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很低，养蚕、油菜籽、大豆、棉花、红花、蓝草、烟草、茶叶、甘蔗、漆……这些在江户时代颇有规模的产业，在现在的日本都很衰落，只要是地里能长出来的东西，都很难和中原竞争。手工业就更甭提了，本来就斗不过江南的手工业，伊达家又极力维护保守的行会制度，更完蛋。大和、越后、河内等地的麻纺织和棉纺织，都被江南纺织品冲垮，尾张、加贺、肥前等地的制瓷业也全灭，也就酿酒业、酱油业、造纸业这些行业还能生存，但也都没有向中原出口的能力。
日本现在的经济结构中农业比例严重偏高，为了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农业之中，粮食作物的种植又占据压倒性的优势，能卖到中原的最主要的产品就是米。因为关系到武士的俸禄，大米贸易成为了日本商业的核心产业。现在的日本缺少生丝、茶叶等欧洲人需要的货物，总不能把大米卖到欧洲去，发展任何产业，都要面临顺朝本土的竞争，在伊达家的保守封闭政策下，经济上只能越来越依赖顺朝，朝贡体系自然也就稳固了。
伊达法治对此当然不介意，爱新觉罗家替列强守土都没介意呢，他一个国王给天子做守土官长有什么问题？甚至可以理直气壮：我不本来就是天子封的吗？
如果这个模式在日本能成功，将来也可以尝试在其他朝贡国推广，所以贝丰谷对此极为重视，甚至要亲自跑一趟日本。德明帝对此也持支持态度，和这些想办正事的儒生一样，德明帝也同样觉得朝贡体系大可以在改革之后继续维持下去。既然这是朝贡体系内的事，那还是要交给科举文官来办的，不光贝丰谷不希望皇帝私人雇员的权力过大，德明帝也同样希望官场上各派力量保持平衡。文官、世兵、皇商，都得办事，都不能独大。
然而，事情未必会有贝丰谷想的这样顺利。东亚的这套独特的国际秩序或许可以维持，却不可能是贝丰谷设想的那套基于儒家天下的旧模式。它需要的不是修修补补，而是浴火重生。
不过，那就不是这一代人的任务了。
第八十六章 化缘
“开饭了！”一个衙役筛起锣来，这些来麻城报名参军的人陆陆续续聚了过来。
“哟！今天是干饭！”立刻有人发现今天的伙食不一样了，不再喝粥，而是吃蒸米饭，饭里虽然依然有红薯丝等杂粮，但是糙白米的比例提高到了一半。
第一个打饭的人得到了一碗米饭，上面还加了一小勺咸猪油、一大勺蔬菜，有萝卜、白菜、土豆、大葱四样。
虽然烹饪水平十分低劣，米饭又干又硬，菜就是拿盐水煮熟而已，但应募者们还是发出阵阵欢呼，毕竟比他们之前吃的盐水熬杂粮粥强多了。
应募者们十分开心，李西平却十分头疼，无论多低的伙食标准，乘以三千之后都是非常大的数目。
仅这一餐，就消耗了糙米和杂粮各一千斤、咸猪油五十斤、蔬菜七百五十斤、盐三十斤。相比之下，给壮班餐补、雇和尚道士的那些钱米真不算啥。
李西平招呼道：“逸池，你来一下。”朱靖城急忙跑了过来。
虽然估计诸葛阳宁不能给，但李西平还是去找诸葛阳宁要军学学生帮忙，你可以不给，但我不能不要。前后跑了好几趟，总算以账目需要监督为由要来了一个军学学生，也就是朱靖城。
这些军学学生，正是现在顺朝最大的底气。只给诸葛阳宁一百人，不是因为只有一百人，而是因为要测试成本。真把皇帝逼急了，不计成本，找十几个诸葛阳宁、李西平这样和本地没有勾连又有升官前途的官，从外地调来几百军学学生，一千足饷客军护送，什么地方势力都给你碾成渣渣。
也是因为这样的底气，贝丰谷才敢去干涉日本的税收，若是大清那样自家关税都要靠洋人帮着收的政权，也就甭惦记这事了。贝丰谷是科举文官，在他眼里，军学这帮不学圣人之言的都该做胥吏，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对军学学生做胥吏的水平的信心，任何一个在军学成绩合格的学生，经过一年培养之后都能成为按这个时代的标准合格的税吏。
顺朝自己的关税弊病丛生，并不是因为顺朝真的管不明白，而是因为太多的权力被历代皇帝赏给了自己的亲信，若是皇帝肯狠下心来撕破脸皮，也没什么不能改的。当年崇祯皇帝解决魏忠贤之后，换上一批新人，都能让钞关税收大幅提高，德明帝差啥？比起现在的欧洲，顺朝的财税制度的确有不少落后的地方，但是正常维持并无问题，而且交流渠道通畅，就算比不过英国，继续保持对朝贡国的优势还是容易的。
朱靖城调到李西平身边后，负责监督李西平经手的所有财务。由于潘如在和陈思舜被李西平派去办私事了，很多本该由师爷办的事锤子忙不过来，也让朱靖城来做了。
锤子的文化水平还是不行，常有道的教育也就能让锤子不算文盲，再多就办不到了，虽然这孩子很有潜力，但还需要很长时间的教育。所以李西平要处理的很多事情一旦没有师爷在身边就只能依靠朱靖城。
朱靖城对此当然没什么意见，李西平的大名在他的同学中那是响当当的，虽说这些天相处下来感觉李西平有点“轻佻浮躁”，不像个大人的样，但是想到李西平是军功得官，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何况李西平交代他办的这些事本来就是衙门的公事，让师爷办是图方便，让朱靖城这样的吏员来办才是正规的。
其实在到麻城来的这些同学中，朱靖城也算不上最忙的，诸葛阳宁、虞五绝那里，都是一个人当两个人用。麻城的事情实在太多，一百个军学学生的人力捉襟见肘。
李西平吩咐道：“三件事。第一，下午会送来一批菜，一千二百斤洋葱、八百斤胡萝卜、五百斤芜菁、一百斤大蒜，你让医学莫大人去收一下。第二，告诉做饭的郝师傅，他们人手不够，土豆不洗这个事我就不管了，但发芽的土豆必须挑得严格，挑出来的发芽土豆，他们可以自己拿回家去。第三，我下午要出门，招兵处这边让道会申大人来管，不用急着找房子。粥棚让僧会武大人盯着，现在盐的供给充足，粥棚的盐可以加三成。”朱靖城拿着个小本子，飞快地记下。为了书写方便，他用的不是毛笔，而是铅笔。
铅笔这东西的历史很久，18世纪后期就有了，1812年时，美国人做的铅笔就已经和现代的类似。因为在复杂环境下书写非正式的文字比毛笔方便，一开始是顺朝军队少量采购，现在已经推广到了胥吏之中。
这个世界的蔬菜也和李西平印象中不太一样，芜菁他不太了解，但他隐约记得清朝的时候洋葱和橙色的胡萝卜还没这么流行。
这些天李西平实在是太忙了，招兵处、县城治安、粥棚、学校这四个方面的工作哪一项都够正常情况下的一个县丞忙活了。
因为厨师分散在招兵处和粥棚两处，李西平不得不默认了“厨子不偷，五谷不收”的陋规。这些厨子也不是什么挖国家墙脚的蛀虫，都是穷苦人，衙门给他们的报酬很微薄。他们在挑拣发芽的土豆、糠心的萝卜时，偷拿几个好的混在里面，一起带回家养活老婆孩子，李西平既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管，也实在是不想管，所以就闭一只眼再闭一只眼。至于房子，麻城的房子就这么多，要是有空房的话早就该找到了，反正就二十天了，凑合下来就得了。
粥棚的情况还好，毕竟给本县的穷人舍粥是衙门的正规项目，有专项经费，但是马上就要入冬了，粥棚还要舍棉衣，问题就来了。
就算是破旧的棉衣，在这个时代也是很宝贵的东西，哪怕旧棉花，一斤也得几十文钱，何况做成衣服。既然姚大郎手下的壮班衙役都舍不得吃十文钱一碗的面，价值几百文的棉衣何等贵重显而易见。
每次施舍棉衣，一定会有不太穷的人来冒领，官府屡禁不绝，很多时候就是官府的衙役干的。就算是有工资的薪俸吏，自己买棉衣的话也经常需要花一旬的工资，让他们负责发放棉衣，怎么可能不冒领。
针对这种情况，李西平只能下令施舍棉衣这事暂缓，反正现在的天气不穿棉衣还冻不死，等再冷一些，再施舍给那些能冒着寒风穿着露腚的裤子来领棉衣的人。不过这也只能治标，不能治本，顶多略微缓解冒领现象。
李西平倒是知道怎么才能治本，但现在说出来就是找死。
治安嘛，李西平管得也就那么回事吧，增加巡逻之后，应募当兵的那些人倒是不闹事了，但小偷小摸屡禁不绝，好在这个时代的人对此都习惯了，丢个锅碗瓢盆什么的压根不报案。诸葛阳宁对李西平的要求也不高，县城街上没人拦路抢劫就行。
学校的任务也远比李西平想象的难。数学还凑合，顺朝对数学名词的翻译还是延续徐光启那一套，和李西平学的差别不大，ABCD换成甲乙丙丁，习惯了也就好了。教学用的也不是正规文言，和清末白话小说差不多。竖排文字用来写数学公式，排版上有点别扭，不过李西平穿越这么久了，早已习惯了竖排文字，倒也没太大障碍。
就连文字上，也有不少是李西平熟悉的简体字。简体字很多本来就是民间一直在使用的俗体字，军学是教胥吏学问的地方，用俗字很正常，甚至有的俗字其实本来就应该是正字。
比如说“个”字，本来是竹子的量词，就是“竹”字的一半，“”反而是引申为通用量词之后新造出来的。“电”字本来就是个闪电的形状，与“申”“神”同源，和日本人管雷叫“神鸣”是一个思路，加上偏旁部首变成“”，反而画蛇添足。
也有一些简化字在这个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典型代表就是嫌太复杂就打个叉这种瞎简化，“”变成“汉”、“”变成“赵”、“”变成“刘”、“”变成“邓”在这个世界都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些过分的合并也不存在。并不是所有的近义字合并都不对，比如说“抱”和“”合并，就再正常不过，“”是孵蛋的意思，就算合并到“抱”，也不会有人把“母鸡抱窝”理解成老母鸡抱着鸡窝满院子乱跑。但是像“永”讹为“永”这种事，在顺朝是不存在的。
毕竟朱由榔在这个世界也没机会当永历皇帝……
不过“”倒是变成了“万”，因为“”和“万”本来就是长期并存的通假字，胥吏商贾在记账的时候当然会选择简单的，慢慢俗字就变成了正字。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自发的汉字简化，有三个原因。其一是顺朝的文化政策更宽松，市井文学更加兴盛。其二是商品经济更发达，商人数量增加，市民和乡村小户有更多的读书需求。其三是军学教育培养了一批识字但不算正经读书人的群体，胥吏也不再是贱役，能影响官场。和李西平那个世界民国时期乃至太平天国时期出现民间自发的汉字简化一样，都是因为有了大量的有阅读书写需求，但是对文字的学习时间不足的群体。
而英语的教学就麻烦了，从无到有建立一门科目，这可大大超出李西平的能力范围。
没有任何现成的教材，让李西平自己编，光是竖排字和英文怎么对照这个问题他就解决不了。
李西平只能回忆自己小学时学英语的情况，从26个字母开始一点点给学生硬教。学生倒是挺聪明，但是李西平教学水平不高，又完全没有实践的机会，到底能教成什么样，李西平实在是心里没谱。贵州学派的学生学少数民族语言，都是和当地人同吃同住的，李西平上哪找几个英国人到麻城来同吃同住。
不过，和搞钱问题比起来，以上这些就都是小问题了。
李西平是外委县丞，一个临时委任的官，不掌握任何经费，按理说是一点钱的来源都没有的。陈思舜、潘如在二人出去搞钱了，也不知能不能成，而且那是李西平自己的钱，不是衙门的钱。
于是，李西平就想起了自己之前在崖州管修道院的经历。
当时他说过，在崖州当修正是跪着要饭的，修道院的财权全在当地乡绅手里。后来他和这些“施主”谈了一次，只要保证修道院的日常运营，老头老太太们喝得上粥，他就不干涉。
但是临离开崖州前，李西平把修道院的财权抢了过来，从此掌管修道院账目的工作交给了卫氏，由几个老修士老修女一起监督。卫氏的亡夫也算个小地主，所以卫氏学过算账，她会在年轻修士修女中教授数学，以将来让她们接班。
那时的李西平有矿工兄弟撑腰，号令崖州，莫敢不从。陈三恪、赖美玉这两个大地主被杀，他们土地的归属问题成了大问题。这些土地上都有佃户，直接拿来均田是不成的，所以就变成了州内学校和慈善机构的公产，佃户与衙门签订一百年的永佃契。修道院也分到了一批永佃户，有了他们，修道院在经济上也不用完全依靠那些“施主”了。
在财权转移的过程中，有一些临时性的开销，李西平便去向“施主”们“化缘”，在他“高超技巧”的“劝说”下，“施主”们虽然想方设法地少给，却谁也不敢一点都不给。
现在到了麻城，没有钱，李西平当然也想到了“化缘”。
李西平认为，这种筹款方式是天经地义的。相比于明朝，顺朝的税收制度有量的进步，却没有质的突破，总体来看，还是朝廷收到税少，百姓交的税多，那么，税都到哪去了？对地方上的大户“化缘”，把各种临时摊派摊给他们，这是对封建王朝来说最合理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手段，要是像明末那样摊派摊到小农头上，早晚是个完。
麻城的情况比较复杂，地主不光是传统的乡绅地主，还有世兵地主，对于李西平这样的小官来说，这两者都不好惹。惹其中一方已然不易，要是两个一起惹，那更是天大的麻烦。
但李西平觉得，麻烦其实也不大，他现在也是熟读大顺律的人，琢磨了一下，自己这样“化缘”，如果真捅了篓子，最坏的结果就是被撤职，连发配都够不上。在这个麻城改革的关键时期，为这点小事攻击他，很可能被当成故意给皇帝上眼药，一般人可能还是会选择忍了。
更重要的是，李西平对于罢官并不怎么在乎，对于这个世界的情况，他已经掌握得差不多了。就算不做官，他也不担心自己生活不下去。他在英语、数学这两方面的知识在这个时代都很稀缺，跑到哪都能当个教书匠混口饭吃。
别人就算不怕罢官，也担心得罪人升不了官，但是李西平对升官的态度很佛系，他最关心的依然是为什么现在还没人告诉自己穿越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到底怎么才能回21世纪？
来到这个世界已经两年了，李西平早已适应了19世纪的生活，但是回去的念头始终未断。在原来的世界，他还有自己的家人亲朋，这边的历史再波澜壮阔，和他也没多大关系，就算在这里名垂青史，也不如回去做打工仔更踏实。
在崖州的时候，李西平和丘文庄聊过很多神秘事件。
比如说，某人功成名就之后，忽一日，其卧房满室生光，家人去看时，发现他已经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一封措辞奇怪的辞别信。
比如说，某人忽然壮年辞官，独自一人驾一叶扁舟出海。忽然大雾弥漫，伸手不见五指，须臾雾散，连人带船都不见踪影，海上却没有半点风浪。
比如说，某县街上突然出现一异人，预言三年后大旱，又消失不见。
虽然不知道这些事有多少真的，但李西平还是愿意相信，说不定其中就有过去的穿越者。既然能穿越过来，没道理不能回去啊。所以他把很多的经历都放在了志怪、逸事资料的阅读上。
因为无欲，所以无畏，反正不管折腾出什么后果都在李西平的承受范围内，那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所以，李西平带着两个老和尚，在县城周围的大户之中挨家挨户“化缘”。
在李西平来之前，诸葛阳宁和虞五绝已经完成了对县城附近土地的清丈，虽说封建王朝政权不下县，但至少县城周围、巡检司城周围还是“王化之内”，诸葛阳宁他们带着几十个军学学生，在卫兵的保护下进驻村庄，哪有什么查不清的。
诸葛阳宁和虞五绝这次清查非常严格。能做乡绅的人，哪个没点背景，有的人可能只是亲戚做个典史甚至什长这样的小官，但是再往上又有别的亲戚，亲戚又有同年，有座师，有上司，有同僚，构成了十分复杂的关系网，其中也连着诸葛阳宁和虞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