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诸葛阳宁和虞五绝虽然连在其中，这里面也没什么他们的实在亲戚，都是拐弯抹角攀的关系。平日里欺压个佃户，打砸个矿场，这都不是不能通融，哪怕出了人命，只要法律流程上说得过去，不给当官的惹事就行。但是，让他们在皇帝交办的事情上放水，那可就不成了。
诸葛阳宁和虞五绝一不吃请，二不收礼，虽说不至于完全不给任何人面子，可也绝不会有大的卖放。比如说通过假分家避税、让佃户冒充长工以避税这样的事，一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不过在田亩数量的清查上，那肯定是查到多少是多少，小的“失误”可以有，大的隐瞒肯定不行。
因此，朱靖城手上有比较详尽客观的关于县城附近大户财力的资料，李西平得以“精准化缘”。
对于李西平这种要饭行为，大户们当然是怨声载道。之前清丈土地，他们的纳税额或多或少都增加了，本来就利益受损，没想到还有一波。但是，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第一，这是募捐，不是强制摊派。你不捐的话，李西平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无非就是带着俩老和尚在你家一坐就是几个时辰，满口仁义道德，恶心死你。
第二，李西平要的数量并不多。地方上有头有脸的绅士，总不能为了两千斤白菜大动干戈，他们私下里可以抠门，但是在公开的情况下却要顾忌面子。
第三，只有李西平自己才知道他真的没后台，其他人都认为他后台肯定很硬。就连陈思舜和潘如在，也觉得李西平虽然多半不够资格巴结李天悦，但是和毛利明元应该是一伙的。一般的乡绅，倚仗的关系也就是有亲戚做七八品的小官，去毛利明元家送礼都得排队。
麻城不是没有真正的大户，但是两年前农民暴动，最大的那家做过礼政府侍郎的豪绅被灭门了，其他大户也受损不小，后来这里又成了改革试点，那些做过高官的高级缙绅能躲则躲，反正他们有钱，去了汉口、武昌也一样生活，在麻城只留几个管家收租。
能做到高官的，至少不会干太蠢的事，他们早就嘱咐过自家管事的人，如果官府需要捐助，数额不太大的话直接答应就是，不要废话。现在是敏感时期，以不惹事为第一要务。
聪明人都看得出，皇帝可不是因为受到鸦片战争刺激才想起变革，而是对大顺王朝的重重积弊早有想法，借着抗敌保国的大义名分突然发难而已。练新军、造火轮船或许是临时起意，难道麻城改革也能是临时起意？
诸葛阳宁的团队固然是临时组建的，可是诸葛阳宁等人在施政过程中没有半点犹豫，对于许多突发情况根本不需要讨论、请示，直接就干，这分明是皇帝构思已久的结果，而且不可能是他一个人闭门造车，而是背后有一个幕僚团队在支撑。
所以，有脑子的人这会儿都选择老老实实缩着。无非就是清丈田亩，多收税嘛。当年李自成追赃助饷，追完了之后还不是开科举，启用这些乡绅。忍一时就好，早晚还是绅士们的天下。至于那些没脑子的乡下土财主，李西平也犯不上怕他们。
李西平其实也是低估自己的地位了，他虽然没给李天悦行过贿上过贡，但是李天悦并非那种一心认钱的昏聩贵族。李天悦年幼时，年纪比他大得多的德明帝就成了皇帝，德明帝自己又有儿子，他这个庶出弟弟怎么也不可能得到皇位，德明帝对李天悦还是有正常的长兄如父的情感的。再加上顺朝的皇子培养制度是和一大群同龄人在军学读书，李天悦没怎么受到宫闱之中阴暗面的影响，是个比较正常的人。所以，现在的他惦记的也是一个正常人最关心的事情自己儿子的前途。
李天悦现在有三个儿子，年纪都还小，按顺朝的袭爵制度，公爵的嫡长子封侯爵，其他嫡出儿子封伯爵，庶出儿子封子爵，所以到李天悦的孙子那一辈，就会有人成为宗室平民了。
要为儿子们的未来考虑，留家产固然是一方面，但李天悦更希望给他们铺路，让他们成为李盛济那样的人，不是比守着父亲贪赃枉法弄来的那点银子强出万倍吗。
所以李天悦需要政绩和人脉，他对自己未来封王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如果他办事得力，在官场上报他的名字就有威望，将来他的继承人只要有胆子去某个地方刷点功勋，就能袭王爵。
明宣宗之后，宗室造反篡位的可能性基本上就绝了，对皇权的强化已经非常成熟，李天悦一切权力都来自他哥哥的施与，什么时候德明帝想收回去，那也是一句话的事。李天悦培植自己的人脉，对于皇帝来说无所谓，当官的谁不培植人脉，让弟弟来做说不定还能放心些。
李西平固然没有对李天悦搞金钱贿赂，可是在广州，他帮李天悦“构陷”了王宗、叶才三等人，再加上后来在崖州的事，树立他这个“抗英英雄”形象，让李天悦能够在鸦片战争打得一盘稀烂的情况下依然刷到政绩，这对李天悦来说可比送钱有用多了。
李西平没给李天悦送礼，甚至没给毛利明元送礼，倒让李天悦和毛利明元觉得此人高明，是个会做官的。现在李西平身上最有价值的是他的人设，要是他也像那些俗吏一样，连李天悦的乳母过生日都千里迢迢跑去巴结，那他这人设不就崩了吗。李西平这种小官，行贿能送几个钱，对于李天悦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远不如继续保持这种“草根报国”的人设，帮李天悦刷政绩。李西平是李天悦推荐到麻城来的，他越是和李天悦没什么来往，李天悦的“举荐之功”就越有含金量。
所以，李西平完全不用担心有人为了“向乡绅强索猪油三百斤”这种破事告他的状。为了这点事去抨击皇帝的亲弟弟识人不明？正常人不会这么傻的，能这么傻的人也就不会有太多的能量。
虽然李西平毫无自觉，但李天悦早就把李西平看成自己的门生故吏了。你帮总督赚了功勋，总督两年举荐你两次，让你从一介平民变成副县级的官，总督是啥意思你不明白吗？放眼全国，也只有李西平这个不拿做官当正事，成天琢磨如何穿越的人才会这么迟钝。
现在，李西平打算下午再去最后一个村庄“化缘”，这个村子人口不多，就一家大户。这家财主和一般的乡绅比起来算比较“进步”的，他家是经营地主，不仅自己的地不租佃出去，还租了很多别人的地。大量种植油菜，而且有自己的榨油作坊，雇佣工人劳动，算典型的“资本主义萌芽”了。
李西平也没打算找他多要，也就让他赞助一千斤菜油，要是他死乞白赖地讨价还价，五百斤也行。据朱靖城说，这位财主抠门得很，天天和长工一起吃红薯饭南瓜粥，一次性让他捐价值几十两银子的油，估计难度不小。不过只要谈完这一家，县城周围的“化缘”就算完成了，可以保证二十天内招兵处的饮食供给不出问题。改善伙食和加强巡逻双管齐下，应募者偷盗的问题也能遏制，这关就算过去了。
交代完工作之后，李西平让锤子和吴老二留下给朱靖城打杂，自己带了魏家兄弟和两个老和尚、一个本地的壮班衙役，赶往目的地苔茹庄。
从海南到麻城这一路上，李西平见过很多经营型的地主。比如说湖南湘潭，很多人种橘子，几千株果树的收入，有时抵得上良田百亩，广东也有“家有荔枝千株，其人与万户侯等”的谚语。海南岛很多人专门从事槟榔生产，30%卖到广东，70%卖到安南和高棉。蔗糖业就更不用说了，在闽粤一带是传统产业。
不过，苔茹庄的这个榨油作坊，还是让李西平看到了新鲜的东西。
作坊的规模很大，是一座水力榨油坊，专门修了水渠，将水引入碾坊，推动水车，整个作坊的部件有上百件，可以说是代表了传统手工业的最高水平。
苔茹庄的主粮是水稻，秋收之后种植油菜和麦子，第二年夏天收麦子和油菜籽，再种上晚稻。三分之一的田种麦，三分之二的田种油菜。一亩油菜能收两石菜籽，榨油大约八十斤，油菜秆作为燃料，再得到二十斤菜籽饼，可以养鱼、喂猪，可以作为肥料，一亩地用六七斤到十斤菜籽饼。在江苏、浙江，菜籽饼还是往日本出口的重要项目。
稻、麦、油菜套种这种生产方式不稀奇，苔茹庄还挖了鱼塘，种了些蚕豆，也不稀奇，都是李西平在别的地方见过的生产方式。但是这么大的水力作坊，还是很罕见的。
水力作坊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需要充足的水，在顺朝人口大增的情况下，农田用水越来越紧张。地主和农民是顺朝的根基，榨油作坊的用水肯定是得往后靠的。
从朝廷的决策来说，其实并不喜欢这种经营型地主。他们用长工而非佃户生产，很富有，却可以利用顺朝保护不脱离生产的小地主和自耕农的税收政策来少缴赋税。一百亩地，租佃模式下可能能安置十家佃户，每家五口人，供养地主之后，这五十人能勉强凑合饿不死。可如果是经营型地主经营这一百亩地，可能只会雇十个没有家累的光棍汉。那些因为父母妻儿的嚼口而不能承受低工资的人，地主可以选择压根不雇。因为这些经营型地主种植经济作物，比传统的租佃地主更容易获得白银，所以他们兼并土地的能力也更强。顺朝的政策是要维护小农经济的稳定，让有限的土地容纳更多的人口，经营型地主并不符合这种国策。
然而，随着顺朝商品经济的发展，经营型地主还是越来越多，只要是赚钱的活，当然有人干，越是不符合国策的生意，干的人后台越硬。
在麻城这样人口密集、到处是农田的地方，争夺水源是常事，打死几条人命是家常便饭，各村不报官，只上报销户，按暴病身亡处理，县里也不管不问。苔茹庄能有如此充足的水源供给，背后指不定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隐秘。
李西平要“化缘”的这位财主叫封存耕，他爷爷封平卢六十年前是甘肃的一个果毅将军。以往有准噶尔汗国的时候，河西走廊有许多和准噶尔走私的人，他们背后的支持者就是安西等地的顺朝官员、边军，自打准噶尔平定，贸易也被皇商垄断了，这帮走私的人就开始转行做马匪。再加上连年用兵和贪污腐败，甘肃的穷人上山落草的也不在少数，于是形成了庞大的马匪群体。到了顺高宗后期的时候，马匪之中就出了一位“马贼王”，口号是“要劫劫皇纲，要嫖嫖娘娘”，接连数次袭击有军队保护的皇商队伍。
封平卢上任之后，组建了一支精干的骑兵，更关键的是在马匪之中收买了线人。马匪是个十分复杂的群体，有逼上梁山的苦命人，有无恶不作的悍匪，也有随波逐流的凡人，以他们的水平，根本谈不上什么纪律约束，从里面找几个愿意出卖老大的也很容易。封平卢和马匪们接连打了几次“会战”，杀死马匪多达数千人。对于这种威胁军事要道和皇家财路的势力，封平卢可不会费力去甄别谁是首恶谁是胁从，压根不要俘虏，全杀了了事。
然后，封平卢便回到了麻城老家，做了个“佃户”，租别人的地，种起了油菜，开起了油坊。顺朝本来就保护永佃制，他这样的人家，想佃个百八十年当然容易。麻城县也有别的种油菜的，封家是“懂法”的，知道靠暴力去打击竞争对手会惹事，既然是做官的，当然得靠权力办事，封平卢这个谁也不敢惹的身份，让苔茹庄获得了足够的水源，让封家的作坊受到官府庇护。其他小作坊的加工成本都比不过封家的这个大作坊，所以渐渐都不榨油了，改成把菜籽卖给封家。传到封存耕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
按理说，封存耕这种富三代应该是那种挥金如土、坐吃山空的风格才对，可他却完全不是这种画风，就像那种靠放高利贷从富农变地主的土财主一样，抠门至极，不光剥削别人，连自己都剥削，想尽办法从任何一个角落抠出银子来。
虽然劝这种人捐款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不过李西平的心态很平和，反正是捐款，就算要不出来也不吃亏，封家已经是最后一家了，这笔捐款能要来最好，要不来也无所谓，少了几百斤菜油，招兵处那边也不是不能凑合。
其实给这些应募者吃这么好，在大顺朝已经是难得的仁政了，大顺朝廷正常状态下也就满足于不把人饿死，若不这帮人到处偷东西严重破坏治安，没人会支持李西平改善他们的伙食。其实大部分人更支持把这些粮食蔬菜拿来雇佣附近村民做巡逻队，针对这件事来说，也确实是雇巡逻队效率更高，但李西平还是比较坚持改善伙食的计划，这方面他比较轴，总认为不给人吃饱饭就抓盗窃这事不合适。李西平不想做抓冉阿让的沙威探长，窃国者流、窃钩者流的顺朝法律比大清朝强，但离公平正义也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衙役指着前面高大的院墙：“大人，那儿就是封宅了。”院子很大，四角各有一座哨楼，上面都有带着枪的家丁守卫。
李西平随口问道：“听说封老爷自己吃饭都吃红薯饭，那他给这些站岗的炮手吃什么？”衙役说：“嘿，整个封家，就数他们吃得好，早上吃二米粥，晚上顿顿吃粗白面的大馍，抹着猪油吃，炖大肠，菜油炒猪肺，总有鱼吃，隔三差五就给肉。”
李西平心说这可有点难弄，这人虽然抠，但是不傻，从这样的守财奴身上抠钱，可有点麻烦。
第八十七章 乐善好施
封家大院有一种十分紧张的气氛，门前站着四个护院，都把鸟枪拿在手里，塔楼上站岗的人也是戒备森严。李西平有点不理解，麻城的治安有这么差吗？
麻城本地的三班衙役、各衙门民兵的水平很低，他们不破坏治安就不错了，但是诸葛阳宁进驻麻城，带了一百名卫兵，由一个哨总指挥。这一百人是前营辖下的正规野战部队，训练水平与从湖南支援广东的华存裕部相若。虽说湖北驻军很烂，已经组织不起大规模的能打硬仗的军团，但是在皇帝特意关照下，选出一百精锐还是很简单的。就算战术落后，靠组织纪律性还是可以碾压普通土匪。
这些人的战斗力在麻城是无敌的，刚到麻城就消灭了离县城最近的两个小匪伙，零伤亡打死几十人，成规模的土匪从此根本不敢靠近县城。虽然现在这些卫兵都跟着诸葛阳宁等人下乡了，但离县城也不算很远，一旦出事可以迅速赶回。其中，虞五绝那一路有五十人保护，苔茹庄恰好位于虞五绝所在的那个村和县城之间，大股土匪到这里来就是找死，可除了大股土匪，还有什么势力能威胁封家？
李西平最近在县城附近晃，都是只带几个随从。他们也不是毫无武备，李西平和魏伯焘、魏仲恺各带一支手枪，给他们引路的壮班衙役提着一口朴刀，这都是这个时代的人出门的正常装备，足以吓跑小毛贼。
据衙役说，他们这里打劫是有规矩的，要是遇到劫道的，你一亮朴刀，为了避免拼个两败俱伤，就会“和平解决”，你交点买路钱意思意思，谁也别砍谁。比较麻烦的是打闷棍、套白狼的毛贼，不过这样的作案手法只适合袭击单身路客，结伴而行的人很难中招。
再加上李西平这身官服，打劫的也不愿意招惹官府，这些天李西平他们每次都是一行五七人在县城周边活动，一次危险都没遇到。
带着疑惑，李西平一行来到封家门前，官服就是通行证，管家立刻毕恭毕敬地把他们请了进来。
李西平这两天到处“化缘”的事情，封家当然知道，所以显然早有准备。李西平他们刚一坐下，茶还没端上来，封家的管家直接说道：“近闻国家募兵保国，我麻城自古是倡义之乡，有此荣幸，光耀甚矣。四乡慕义绅民，纷纷捐助，我封家也不能后人，愿捐菜油两千斤、鱼干一千斤、咸菜五百斤、猪十头，聊表寸心。”
李西平有点懵，这人怎么抢我台词啊？
李西平大略算了一下，这些东西的价值得有二百多两银子。对于挣工资的人来说，这是笔了不起的巨款，不过对于封家来说还不算什么。但是，封家这样突然转性，还是让李西平大出意料。
李西平问道：“封老爷肯捐？”管家说：“我家老爷最是乐善好施、急公好义，自然是无有不允。”
给李西平带路的那个衙役差点乐出声来，心说封存耕要是乐善好施，那我就是富甲天下。
李西平隐隐觉得有些问题，他的“化缘”也不是毫无成本的，人家给你捐钱捐物，你就欠了人情，将来早晚是要还的，你不还也行，但是你在乡绅之中就没了信誉，以后想办什么事，别人都能给你搅黄了。
清朝的卖官也不是爱新觉罗家凭空发明的，有其历史渊源，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开上马纳粟之制，之后每逢灾年，就有人靠捐粮食获得国子监监生资格，清朝不过是把这一制度“发扬光大”了。
这么做的弊端很明显，人家花钱买的官，当然不是买来为人民服务的，上任之后得翻倍刮地皮挣回来才行。如果朝廷严查他们贪污，让他们挣不到钱，那以后这官也就不好卖了。就算不当官，只是买个监生身份，在家里也能逃避赋税。
很明显，这是饮鸩止渴的办法，等于是透支未来的赋税补现在的亏空。这些捐例监的人越来越多，又刮地皮又逃税，朝廷的税收状态会越来越差。“康乾盛世”的时候卖官卖得有多开心，将来白莲教、天理教、太平天国、捻军报复的时候哭得就有多惨。
当年李自成认为，捐监生是一大弊政，流毒深远，必须废除。也不能说捐监生的都是坏人，有的人其实也只是希望买个身份，以便不受欺负，但如果形成制度，放任花钱买身份的人进入官场，肯定会加剧贪腐。当年闯军将领们还狠狠嘲讽了明朝的官员们一番，说你们不能忍受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和自己同列，倒能接受花钱买官的，哪有什么礼义廉耻，眼里只有钱而已。
直到现在，顺朝的国子监监生资格也是只能考，不能卖，国子监仍旧保持着整个地球儒学最高学府的逼格。但现实情况是，就算顺朝的税收情况远好于明朝，也依然不可能靠税收包揽一切，总是会有像李西平现在这样需要乡绅捐助的时候，又不给好处，又让人捐钱，这能行吗？
要是当年的闯军，能行。比如说在西安的时候，某个闯军将领把城里的有钱人都请来，请他们鉴赏一下咱闯军的宝刀宝剑。把从秦王府抢来的金盘子银碗往他们面前一摆，一声令下：“捐！”缙绅们就噼里啪啦扔钱，这帮当初一毛不拔还玩命弹劾，把孙传庭逼成精神病的人，没有一个敢不捐的。
不捐也行，看见闯军的刀柄上刻的字了吗？“除暴安良”“耕者有其田”。捐了，你就是那个“良”，不捐，你就是那个“暴”，然后你家的佃户就耕者有其田了。
李西平在崖州向乡绅要钱，其实用的也是这个办法，修正大人和你们讲道理要是讲不通，那就换矿工来和你们讲道理。你们自己选吧，不强迫，自愿的。
在开国的第一波追赃助饷过后，这个办法就不可能普遍使用了，已经成为乡绅的合作者而非敌人的顺朝官府，还是得走出卖权力换钱的老路。
国子监监生不让卖了，但官府可以卖的权力还有很多。
比如说胥吏，低级胥吏都是地方上自行任命的，监管不严。军学学生可以考胥吏，有固定名额，只要别动这一块，其他部分有很大的可操作空间。乡绅自己不能去做胥吏，但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可以，他们家的管家可以，只要你捐钱捐粮，衙门都可以操作。
到了顺朝中期，对科举的监管越来越松，京里省里的考试不好操作，难道州县的考试乡绅都影响不了吗？直接花钱买个举人难办，但买个童生、秀才还是可以的。秀才不能直接授官，不过经过顺朝的移风易俗，有些读书人对于做吏也没那么排斥了，为了做官嘛，不丢人。可以以秀才功名出任户房书办这样的高级吏员，只要花钱铺好路，做一两年就开始随便找个什么由头提拔成未入流文官。
顺朝有军功授官制度，李西平的官就是这么来的。在内地，除非你是奉旨刷功劳的宗室、勋贵子弟，否则打土匪正常来说是不算军功的，否则一到灾年，乡绅都去拿灾民的脑袋刷军功了。必须打外敌才能刷军功，哪怕打蒙古人、西南土司，都需要严格的认定，不能随便刷军功。
东南沿海起初有人刷“倭寇”，“倭寇登陆”的频率甚至影响了李自成的伐日决策。后来日本臣服，“倭寇”不能刷了，有心刷“西洋海盗”，又因为船只、武器、旗帜乃至首级的模样大异，容易露馅，所以闽粤一带乃至更北边的沿海就开始刷“南洋海盗”。
这个问题后来严重到顺太宗给苏禄苏丹下诏申饬，弄得苏禄人也懵了。虽说我们这儿海盗有名，有“东方阿尔及尔”之称，但也就是劫掠菲律宾的天主教徒换几个钱花，怎么在大顺那边，我们成了纵横千里，来无影去无踪，从广东一路抢到山东的海贼王？
与苏禄的交涉来回折腾好几年，渐渐浮出水面的真相气得顺太宗够呛，广东潮州、福建泉州之类的地方，说有苏禄海盗来犯也就罢了，连他妈山东胶州都上报有“苏禄海盗”，你们刷战功可以，不能拿皇上当傻子耍吧？
上报海寇袭扰是个很有赚头的事情。内地如果随便上报土司作乱，朝廷肯定调兵来，一帮客军吃不死你。但朝廷不可能调兵驻扎到县去等海盗，所以只能是豁免“被兵”之地的钱粮，给水师增加经费，催他们剿匪，那些“御匪”有功的乡绅，也得酌情赏赐功名。于是，这就变成了一桩官员、军队、乡绅合谋欺瞒朝廷的大生意。最后经过数年的严查，这股风头终于过去了，从此顺朝规定只有打西洋海盗才算军功。
“海疆不宁”的假象被揭穿，顺朝水师的大规模造舰也就此停止，因为除了荷兰和西班牙，有能力航行到顺朝的欧洲国家都可以在澳门贸易，他们为什么吃饱了撑的要劫掠沿海呢？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统治已经很腐朽了，构不成威胁，只有荷兰人会扶持一些海盗，荷兰东印度公司怕把顺朝逼急了爆发全面战争，所以海盗船上压根没有荷兰人，全是雇来的华人和东南亚人，顺朝的水师也就保持在了正好打得赢这些海盗的水平，一个半世纪没什么进步。
就算捐款不能换官做，官府也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对于一般的老百姓，可以吃完不认账，但对乡绅显然不能这么干，收了乡绅的捐助，在县里的各种政策乃至司法判决上也不能不有所迁就。甭说这万恶的封建社会了，在李西平老家，难道这种事少见吗？就拿封家来说，当年封平卢就往县里的常平仓捐了许多米麦，那么在苔茹庄和邻村争水的时候，一边捐款了，另一边没捐，一边有个致仕的果毅将军，另一边全村就俩童生，官府向着谁还用说吗？
因此，那种软磨硬泡来的小钱，李西平拿得很安心，可对方突然主动捐这么多，李西平倒有点不敢收了。人给予别人东西，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希望换到等价值乃至更多的东西。捐三百斤土豆，可能只是希望换李西平别来烦他，一口气捐二百多两银子的东西，想换什么可就难说了。
李西平问道：“这位管家尊姓大名？”管家说：“不敢当，小人姓厉，单名一个吉。”李西平心说你这名字挺通便啊。李西平说：“府上究竟出什么事了，可否请你家主人一见？”厉吉说：“也没什么大事，只是我家老爷身体不大舒服，不方便见客。”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砰”的一声大响，李西平说：“这叫没事？”厉吉说：“没事，快过年了，工人们放炮玩呢。”
“嘿，我就佩服你这说瞎话不眨巴眼的劲。你们麻城的风俗是十月底过年？活在周朝是吧。”李西平笑道。话音未落，又是“砰”“砰”两声，外面还传来了骂街的声音。
“老厉，你再说说这是什么？”李西平笑眯眯地说道。厉吉面皮丝毫不红，气定神闲：“过年要踩小人嘛，大伙光踩不过瘾，就骂几句。”“轰”的一声，然后是喀喇喇一阵轰响。李西平说：“那这是什么？”厉吉说：“这是大二踢脚，外号上天雷。”
李西平说：“那一会儿放不放烟花啊？”厉吉说：“那肯定得放，还有几百响的大挂鞭呢。您听着，这就来了。”果然，外面乒乒乓乓响起了连续的铳炮声。
李西平觉得自己太喜欢这贼眉鼠眼的家伙了，不过他心里很清楚，对于他这个县丞来说，厉吉这样只是好玩，但是对于比厉吉地位低的人来说，这家伙绝对极难对付。
“行了，咱们也别绕圈子了，你也知道，碰上这种事，我不可能不问明白就走，说说吧。”李西平不稀罕绕弯子，就直奔主题了。厉吉说：“其实真没啥，隔三差五就来这么一出，和放鞭炮也没什么区别。您是办过实务的，对乡下这点事应该也清楚，打打闹闹的，常事。”
李西平说：“那这次和你们闹的是谁啊？”厉吉说：“我们家二爷，名讳上世下思，是我家老爷的二叔，住在芸秋村，来争闹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一家人嘛，麻烦事多。不过下手有分寸，哪次也没打死人。”
李西平说：“你们家现在不能就你一个管家管事吧，封老爷身体不好，那主事的是谁？”厉吉终于有点犹豫了：“自然是有，只是，不方便见大人。大人也不是管这事的，过两天我们自把东西送到招兵处就是。”
李西平说：“若是平时，我一个管僧道的县丞自然是不管这个的，但现在的麻城与过去是不同的，我如今管着医学，你们这二爷脑子坏掉了，我得给他医医。”
现在的麻城风声正紧，真土匪都猫着呢，封世思这个乡绅倒跳出来械斗，李西平还真得管一管。虽然李西平现在管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不过李西平还有几分自知之明，那种不干活光吃俸禄的好事，都是留给关系户的，招兵处的事情一了，肯定还得派别的任务给他。
其他四个从外面调来的外委县丞，个个都称得上身怀绝技，虞五绝、刁藏春、梅文山、栾西河这四个人，论本事都够当县令的。不是那种当官就为捞钱的县令，而是那种能解决难题的能员。那么，是什么让毛利明元、李天悦乃至皇帝产生了李西平能和这样的人相提并论的错觉呢？
在崖州的时候，同僚们都帮李西平分析过了，李西平唯一拿得出手的成绩，就是和矿工们的交涉。到了麻城之后，从县衙的官员构成也能看出，麻城的六个县丞对应的就是顺朝的六政府，本来的正职县丞单梓桂对应的是吏政府，他们没什么可改的，维持现状就是，其他五个外委县丞，各自对应一个改革方向。
虞五绝对应户政府，任务是清丈土地，厘定赋税。
刁藏春对应礼政府，任务是改革教育，为今后的举措提供人才。
梅文山对应刑政府，任务是改善旧案积压、司法腐败问题。
栾西河对应工政府，任务是在水利工程和农业技术上做出改良。
那么，李西平这个对应兵政府的县丞，应该负责什么？
显然，麻城土豪遍地、山寨林立的问题，就是李西平要应对的事情。虽然李西平不知道这帮大官哪根线搭错了觉得他能处理这么棘手的事，不过这是他接下来的任务，应该是可以确定了。
棘手的是，这个时代的民和匪从来就没有固定的界线。乡绅和土豪有什么区别？土豪和土匪有什么区别？编户齐民和不交税山民有什么区别？山民和山贼有什么区别？村庄之间争夺土地水源，和豪强欺压百姓有什么区别？农村械斗和土匪打劫有什么区别？乡勇民兵和匪徒强盗有什么区别？单梓桂这个在麻城干了好几年县丞的人都分不清，李西平能分清吗？
在麻城这个乱地方，各村庄之间械斗是毫不稀奇的，但是在这个关键的时期，离县城这么近的地方有人械斗，这就很奇怪了。李西平认为，自己还是很有必要管一下的，今天不管，以后也得管。
“都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不方便的。”一个人从后堂走了出来。李西平一愣，这个人自己居然认识：“封先生，原来这是你家啊。”
来人穿着射圃款的儒服，李西平又称其为“封先生”，魏伯焘、魏仲恺都以为应该是一个男人，但是从体态和声音来看，这似乎应该是个女人。
他们没有看错，这的确是个女人，她是封存耕的女儿，名叫封宁，字四箴，是麻城军学的女教师。
在清朝，女子穿男装是大禁忌，到1873年的时候，上海还发生了对法租界的一个女扮男装的女堂倌掌责六百、游街示众的事情，但是在明朝，良家乃至官宦人家的女子穿男装也是有的。天启年间，太常寺卿翁兆隆的次女，著名才女翁孺安“为胡奴装，跨骏骑”，像柳如是这样的名妓，更是“幅巾道服自权奇，兄弟相呼竟不疑”。
到了顺朝，理学被打了个落花流水，那种严格强调等级秩序的观念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下受到剧烈冲击。顺朝的政策，一贯是对不影响小农经济的事情能不管就不管，当然懒得管女子穿男装这种事。
顺朝本身就有崇唐之风，“女为胡妇学胡装，伎进胡音物胡乐”是很正常的事情。在唐朝，女人“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的事情司空见惯，太平公主曾经“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唐高宗和武则天也丝毫不以为忤，只觉得这是女儿开的一个小玩笑。《虢国夫人游春图》这样的唐代画作中，更是直接描绘了女子穿男装的形象。
顺朝女子抛头露面的情况本来也更多，为了对抗剃发而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导致缠足成了严重的政治不正确，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让女性商人的数量大幅增加。世兵家庭中，最初有高皇后统领的健妇营，后来又有女官制度，女性是有教育需求的。不管是儒生家庭还是世兵家庭，都有妇女教育孩子的需求，大户人家也经常需要主母管理财务，有必要学数学、识字，如果不是礼教偏见的限制，即便单从利益考虑，家里有个读书的老婆也是有利可图的。明末的新思潮，顺朝的崇唐风气，女官制度取代太监带来的变化，还有农民军中陕北婆姨们转战千里打出来的社会地位，合在一起，造就了这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顺朝的统治者是“狂妄自大”的，当年杀出商洛山之后，闯军纵横中原，所向无敌，傅宗龙、汪乔年、丁启睿、杨文岳、孙传庭这些人来一个败一个，饥饿的军民群起响应，明朝的官绅闻风丧胆。在遇见清军之前，就没有一个能在主力会战中当闯军一击的对手。
对阵清军虽然初战失利，然而接下来就是硬碰硬的血与火的较量，谁都知道清朝是天下之公敌，打起来只有你死我活。因为清军没真的入关，明朝遗老们也不知道大清能不能优待他们。山海关之战后，华北地区传得沸沸扬扬，说闯贼败了，大明朝借虏平寇，马上就要南北夹击消灭闯贼。有不少士绅脑子不清楚，不仅信了，还准备“起义兵”响应，结果大清没来，大明更是被李锦给一击秒了，他们死得一个比一个惨。那些活下来的，虽然也有人觉得就算是满洲鞑子也不会这样“虐待绅士”，可又有谁敢说出来？
当年李自成在陕西的十万大军，被洪承畴和孙传庭打得百不存一，能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跟着他进商洛山的，都是过命的交情。终李自成一生，他依赖的就是从商洛山带出来的老兄弟。顺朝建立之后，对那些战死无后的商洛山老兄弟，也从顺军将领的子弟中选人过继给他们为嗣，不算李自成自己，共是一千零二十三家，最低的也有一个世袭罔替的六品恩骑尉爵位，哪怕后人犯罪，也以旁支或养子继嗣，绝不断绝。整个顺朝的统治集团，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有的权力都和这些人相关，由他们统合中原百万饥民，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力量，这样一个同质化且牢固的开国功臣集团，是之前所有朝代都不曾有过的。
以往的王朝想要一统天下，都少不了纵横捭阖，拉拢各种各样的势力，可顺朝不同，自出商洛无敌手，得杀人处且杀人。自己人里，罗汝才、贺一龙、袁时中不服，杀了就完事了，就张献忠棘手，可他做了一辈子大顺秦王，没敢公开和李自成对抗。对敌人，就更不用说了，明朝的官绅砍了不计其数，连强制迁徙天下豪绅到长安这样自汉武帝之后无人敢做的大手笔，顺朝也做了，而且做的规模更大。清军入侵，咱们往战场堆人呗，看谁堆得过谁。荷兰、朝鲜、日本、安南、孟加拉、俄罗斯、准噶尔、缅甸、浩罕、廓尔喀这些对手，就更不足道了，他们也就在边疆闹腾，谁能争天子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