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顺朝的统治者们“胆大包天”“无知无畏”，根本懒得去限制臣民的自由。用点胡人的玩意就担心华夏道统不保？笑话，我大顺天下无敌，胡人心悦诚服，不服的也打得心悦诚服，汉人的东西是我家的，胡人的东西也是我家的，统统都他妈是我家的。女人去吃个茶、打个球就担心名教崩坏？笑话，我大顺奉天倡义，真儒都投靠我们了，不跟我们的那就是伪儒，直接上夹棍。名教是什么，还不就是皇上一句话的事。任凭你们下面闹出什么事，朝廷科举考什么，读书人还不是得乖乖学什么。天主教都让我们打成拜上帝教了，天下还有何事可畏？
顺朝的历代统治者意识不到闯军和顺朝的区别，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上吃老本，认为既然李自成在古往今来开国帝王中得国最正，那大顺的合法性也就永远不可能有问题，完全没想过自己不符合老百姓的利益时会怎样。所以，他们也就意识不到对思想文化领域做限制有什么必要，基本的出版审查之类的东西还是有的，文字狱也不可能说一点不搞，至于什么礼教大防，防个屁，老子天下无敌，有什么可防的。
顺朝起自农民起义，知道畏惧农民的力量，有严重的农民起义恐惧症，但由此带来的，就是对其他方面盲目的啥也不怕，官员政绩“唯暴动论”，只要你治下农民不暴动，怎么都好，至于什么礼义教化、士林风气，都无所谓。反正只要不是能用来组织农民起义的事物，都是不值得一管的小打小闹。不光妇女抛头露面这种正常的事不管，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盛行，严重奢侈浪费，乃至龙阳之好这些个破事，顺朝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不管就不管。
从后世角度来看，这是好事，各种思想能相对自由地争鸣，人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部分封建礼教的束缚。但是从顺朝、李家的角度来看，这统治水平比爱新觉罗家差的真不是一星半点，已经给自己埋下祸根了。由于严重缺乏清朝这种做天下人公敌的经验，顺朝在自己强盛时积累下的旧经验，根本适应不了现在对外战争失败、国内矛盾加剧的环境。
不过，这暂时还不是李西平需要考虑的，更不是封宁需要考虑的。
这个时代的“女性地位提升”，当然是就富户人家的女子而言的，穷人家的男人也和牛马差不多，谈这个没意义。就封宁这个地位的女人来说，她们在娘家有兄弟一半的继承权，如果没有兄弟，则享有全部的继承权，在婆家，有子女的寡妇有权管理丈夫的家产直到子女成年。在寡妇改嫁方面也没有限制，不允许旌表“烈女”。
教育方面，穷人家的男孩父母也会想办法让他们读书，女孩就不会了，受教育的只有有钱人家的女子。一般会接受数年的教育，至少识字，能够进行基本的算数。文人家的女儿通常是在家族的学塾中受教育，而比较有钱的世兵家庭的女儿则有在军学女学中受教育的习惯。
再怎么说也是封建社会，所以女德教育还是会有的，只不过内容与李西平那个世界的清朝大不相同，《女范捷录》这种垃圾肯定是没有了，用的是高皇后挂名主编的一本教材，不过大家普遍对于高皇后能不能把这本书里的字认全了表示怀疑。除了女红家务的内容，其他的课程就都是正常军学中的课程，因为这种女学教育的终极目的只有两个，一是做当家主母，二是教育儿子考武举。
封宁是麻城军学女学的负责人，她是全科教师，只要女学里有的科目，没有她不教的。李西平去军学上课时见过她一次，但是因为女学没有开英语课，所以也没和她打过什么交道。
李西平说：“封先生和封老爷是？”封宁说：“那是家父。”李西平说：“那就别绕弯子了，说说外面放炮的这些人为什么不直接下死手？我可不信有人会为了亲戚关系就在乎几个家丁的命。”
封宁说：“他们打着二祖父的旗号，其实是芸秋村种油菜的农户，二祖父已经是他们的阶下囚了。家父抓了一些他们的人，他们又攻不进来，所以他们投鼠忌器，不敢打死人。”
李西平皱了皱眉：“因为什么打起来的？”封宁说：“有外县人来收油菜籽，给的价比我家高，家父就派人去打，把买的人和卖的人都打了。凡是把油菜籽卖给别人的村子，全村的收购价都降两成。”
李西平说：“我记得，芸秋村的那些菜农，也是世兵吧？你们封家一开始也不是大富大贵，只是汤志将军麾下一个小卒而已，到你曾祖那一代才发迹。都是祖上一起杀官造反、一起出生入死的世交，如今你家做了官，真要这么往死里欺负人吗？”
封宁叹道：“长辈做的事，小辈又能如何呢？”李西平说：“封老爷何在？我想同他聊聊。”封宁说：“在他自己的房间，不过聊可能不太方便，他被锁着呢。”
李西平“啊”了一声：“锁着？”封宁说：“您进门之前刚锁上。”
李西平顺口问道：“锁他做甚？”封宁说：“不锁不行啊，苔茹庄离县城如此之近，再这么闹下去，必然惊动官府，这不，已经惊动了。”
李西平有点无语，这到底是闹哪出？
来到顺朝也两年了，封家这样的事情，李西平见过的、听过的都不少，这里面从来没有什么黑白双方斗智斗勇、奇谋秘策明争暗斗，大家都是明着黑，我有权有势，所以我打死你，就这么简单。在李西平老家，当官的还需要借助黑社会来干脏活，要遮遮掩掩，大顺的官不需要，什么人能黑得过官老爷？不管是在职的官、退休的官，甚至像封存耕这样退休的官的孙子，对待老百姓都很简单，打就完事了。
大顺朝廷对此当然也不是不管，时不时就有个钦差大臣来查查，查的时候该吃吃，该喝喝，吃完喝完，拍拍屁股走人，一切照旧。
被查出来的事情当然也有，而且每年都有，数量不少。否则要是啥也查不出来，怎么和皇上交代？但是相对于整个顺朝庞大的官僚系统来说，不值一提。
对于皇帝来说，缙绅、世兵、女官、皇商、龙衣卫、孩儿军……这些不同的系统相互制衡，谁也无法独大，更没人能威胁皇权，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都一个球样。
就李西平这两年的观察来看，自己的这些同事中，真正黑得透了的倒也是少数，绝大部分人是极度地麻木不仁。有灰色收入，大家都拿，我就拿着；有什么事情，大家都不管，我就不管。
真正清正廉明的好官，听说有，但反正李西平是没见过。像范鼎荣这样的，能带着乡勇和英国人拼命，却也能在查案的时候明码标价，只要不是人命案，给钱就放人。据说魏元亮和韩致常可能是真清官，不过到底是不是李西平也无从验证了。
不过在麻城，情况就不同了，至少在李西平的视线范围内，所有的官明面上都清正廉明。
因为这里不是真正的官场，而是皇帝的实验室，他们都是小白鼠。如果小白鼠主动去干扰实验，会是什么下场？
但是，也有人脑筋转不过来，比如说封存耕。
按理说，封宁作为女儿把父亲关起来，这是极其严重的大逆不道。但是在现在这个局面下，封存耕死硬到底，坚决不肯对这些菜农稍微松一点，除了把他关起来，恐怕还真没有别的什么解决方案了。
如果封家和菜农继续这么斗下去，等到招兵处的事情结束，李西平真的作为外委县丞开始解决麻城的豪强割据问题，第一个会拿谁开刀？显然就是这个离县城这么近还械斗，给官老爷找麻烦的不开眼的家伙。
儒家的改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打“复古”的旗号，这一点德明帝也不例外，他能想到的改革措施，其实就是李自成的cosplay。德明帝的想法，在这个时代甚至称得上有点反动，李自成那个时代可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的商品经济，否则崇祯早就收厘金来镇压农民军了。
在那个因为三十年战争和日本锁国导致中国出口减少，通货紧缩的时代，李自成甚至部分恢复实物税，以减轻农民在出售产品换取现金时受到的盘剥。但是这显然只能是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权宜之计，李自成自己到晚年的时候都觉得这条路线走不通，还是往税收货币化的方向改。
而德明帝现在还在试图搞钱米二元税制，解运到省里、户政府的税用银子和铜钱来交，留在麻城本地使用的部分用粮食来交。理论上倒是可行，可理论上大明朝还三十税一轻徭薄赋呢。在麻城一县，因为集中了可靠的精锐人力资源，或许能成，但是全面推广肯定是不成的。搞得越复杂，征收过程中的腐败就越多，皇帝难道要以盯麻城的力度去盯每一个县吗？
别看德明帝在学习新技术的时候敢想敢干，可一旦涉及制度层面，他立刻就缩了。让他大踏步地破除不合理的生产关系、迎接新时代，他没这个胆子；让他再去均田免粮，实现那些复古派儒生让农民三十亩地一头牛、除了十一税再无苛捐杂税的理想，他更不敢，不光他不敢，李自成老了之后都不敢。
当然，新技术迟早会逼得顺朝统治者接受新的制度，否则就得跟着旧时代一起毁灭，但这就不是德明帝能想得到的问题了。他要是有这种视野，鸦片战争怎么可能打成这样。
在顺朝，哪怕是不怎么读经书的军事贵族，他们的政治理念归根结底也还是儒家的理念。儒家所推崇的，是夏商周三代之治，其政治构想都以此为基础。
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那就是三代之治这么好，为什么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最后还让暴秦统一了？
如果顺朝还是理学盛行，这个问题好解释，就算天塌地陷，地球都毁灭了，宇宙间还有先贤们的道德在飘荡。但是这个说法顺朝不认，顺朝认为，首先得不留辫子，然后才能谈别的，否则中华直接就没有了，别的都是扯淡。
只要你还是个儒，你就不能把三代之治给否定了，就算是世兵、皇商这种一般情况下不被视为儒生的人，其政治理念也必须得是儒家的王道，顶多也就是实现王道的手段不合适、过于粗暴野蛮罢了。否则的话，你就是异端甚至“异教徒”，根本就混不下去。
但是顺朝的统治者也不傻，就拿他们“崇唐”来说，顺朝皇帝姓李，又起自陕西，不崇唐是不可能的。但是，崇唐的表现无非也就是把内阁首辅改名叫丞相，巡抚改名叫节度使。名字虽然改了，可权力还是和明朝那会儿一模一样，甚至更小了。正常人都知道，退回唐朝是不可能的，不要说唐朝，就算是明朝也退不回去，既然如此，又怎么能指望退回夏商周呢？
所以，就只能换着花样解释“三代之治”，将其抽象化。要让自己的政策符合“王道”，最好的办法不是努力把政策往“王道”上靠，而是把“王道”的定义改一改。
但尴尬的是，有人把三代之治给刨出来了。
18世纪，人类已经在向地下探究自己的历史，最知名的案例就是1748年庞贝古城的发现。而考古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发掘，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不同史观论战的武器，乃至影响当代政治。
比如说18世纪的墨西哥史学家克拉维杰罗、布斯塔曼特等人，就通过考古发现，驳斥西班牙人对美洲原住民文明的贬低，考证出墨西哥的文明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墨西哥人虽然有西班牙血统，但他们的血管中同样流淌着阿兹特克的血脉，墨西哥人是阿兹特克的继承者，而西班牙人则是来毁灭美洲文明的夺者。这种理论对于墨西哥的独立起到了很大作用，“墨西哥”这一名称取代“新西班牙”，其国徽定为一只嘴里叼着蛇的神鹰伫立在一棵从湖中岩石上长出的仙人掌上，都与此相关。
顺高宗天兴十二年，江苏青浦的秀才王昶前往宜兴善卷洞游玩，见到了三国时期留下的国山碑，由此开始对金石篆刻感兴趣。
七年后，王昶会试得中，授河南彰德府安阳县令，上任之后，他也很注意收集自己辖境内的文物。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昶一上任，下面的人立刻想到，最近洹河沿岸不是有人捡到些龟甲、骨片吗，上面有些奇怪的花纹，像是文字，这东西从乡民手中收购便宜得很，县令大人还喜欢，拿这个送礼既高雅又投其所好，岂不是比直接送银子强多了。
王昶很喜欢这些东西，只是当个业余爱好收集它们，研究上面的文字。但是，有一个人发现这些东西非比寻常。
当时的军师名叫郭华，就是安阳人，王昶快要卸任时，正逢郭华告老还乡，应酬中的闲谈间，有人提起了王昶的这个爱好。
郭华立刻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当年农民军时期的艰苦战斗，让顺朝统治者多了一个前代皇帝们忽视的技能：宣传。与某些写史书能把自己都写成“贼”的人不同，顺朝起家的过程中为了组织农民起义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做了皇帝之后也能意识到宣传工作不到位的危险。
宋献策之所以能做李自成的军师，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他搞的针对贫苦百姓的宣传。虽然这不是什么新鲜招数，造反的祖师爷就搞了“大楚兴，陈胜王”，但是闯军的宣传和之前的农民起义军比起来有明显的进步。
与“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明王出世”之类以宗教为号召组织造反的口号不同，宋献策虽说是卜卦算命出身，但是他搞的宣传中，“十八孩儿兑上坐”之类的神秘主义色彩的东西并不多。
前代的农民军也提出过一些纲领性的东西，比如说钟相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还有和闯军同一时期南方“铲平王”运动所提出的“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
但是这些理想虽好，可实际执行的时候做不到。例如钟相成了气候之后，自己的生活就奢侈起来。直接从大明朝廷跨越到天下大同还是有点困难，牛金星这样的小地主和陈永福、左光先这样的武将还得团结，李自成还得当皇帝。闯军顶多能铲掉主仆，贵贱和贫富还得留着，顶多让它们不那么悬殊罢了。
所以，宋献策提出的这些口号都是只关注很实际的问题，主要分为三部分。
首先，对老百姓解释为什么要造反。
第一，饥荒。“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
第二，官府盘剥。“还钱粮日夜催，更有贪臣来剜肉。”
第三，朝廷加派。“大呼街市免加税”“声传都市捐重征”“民畏重征不畏盗”。
其次，就是传统的鼓动造反的内容。比如说“早早开门迎闯王”“挨肩膊，等闯王”“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城门开”。
最后，就是老百姓造反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生活。“闯王来时不纳粮”“闯王来，三年不上粮”“不当差，不纳粮”。
要说这些办法多先进，也不见得，一千八百年前吴广就想出来的办法，能先进到哪去。
然而现实就是，这办法用在明末真的很先进，大明官府哪怕在抗清这样理直气壮的事情上，都搞不出类似的宣传。
反倒是努尔哈赤反明的时候，很注重宣传，不仅搞出了“七大恨”，还有“房则同居，粮则同食，田则同耕之”这样的口号，以此来笼络辽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洪秀全穿越了。
但是爱新觉罗家的许诺嘛，人家说归说，你要是非得信，那就是你的不对了。实际操作的时候，就是汉人和女真人同住，汉人耕女真人的田，女真人吃汉人的饭，穿汉人的衣，睡汉人的老婆。
到了皇太极时期，也知道大清对老百姓有多烂，所以把宣传重点放在了策反明朝军人上，侧重于宣传给军事贵族分土地、分牲畜、分壮丁、分老婆，以此鼓励明军来做汉军旗。甚至在清军入塞劫掠的时候，还不忘向农民军宣传“明朝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结果农民军不吃他们这套，袁时中反而揍了清军一顿。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宣传虽然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好歹他们真的努力去宣传了，皇太极甚至直接构建出了一个民族，这个水平和大明官府比起来简直是天上地下。
而宋献策负责的闯军宣传部门，是唯一一家真的相信农民的力量的，认为把农民组织起来，能造就一个新国家。
有了这样的基础，再加上在开国之后又做了对建州历史进行解读的尝试，这让顺朝的宣传部门敢于去做一些更大的事。
皇太极能够无中生有地构建出“满洲”这个民族，这样的本事是顺朝的皇帝们相当佩服的。从顺太宗开始，他们就要面对李自成把皇帝合法性弄成绩效考核的“大窟窿”，这样的合法性论证方式禁不起失败，输了就证明错了，这显然是皇帝们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儒家的王道、三代之治必须得绝对正确。大顺就算输了，也是符合王道的，所以也依然是正统。
所以当郭华报告可能发现了三代时期的古文字，顺高宗相当重视，立刻派人前来，而且规格极高。礼政府尚书和工政府侍郎一起到场，军师衙门的侍中出动了三个，还有大批的孩儿军和龙衣卫，就连挖土的都是京营的正规士兵。
这不仅是考古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关系到三代之治到底是什么样的解释权。
最终，顺朝认定，他们在安阳挖出的古迹，就是商朝故都殷。
十年之后，河南登封又挖出了禹都阳城。其实顺朝所做的考古研究从后世角度来看是极其不严谨的，离李西平那个世界的考古差了十万八千里。论证过程相当草率，拿着本《史记》就把挖出来的东西都附会上去，根本不考虑学术问题，完全是为政治服务。但是对于李家来说，老子本来就是皇帝，我出钱赞助的项目不为政治服务为什么服务？
借着这两次考古行动，顺朝给“三代之治”定了一个基调：三代之治，说的是夏商周三代的道德，而不是制度，井田制回不去了，分封制回不去了，但是忠孝仁义礼智信万古长存。我们要学三代，不是学他们用青铜打仗，更不是学他们用人殉，而是要学古人高尚的道德情操。
就拿挖出来的这些遗址、文物来说，能看出啥道德情操？顶多能看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但有了这一手，就切断了儒家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之间的联系。三代的道德是什么，老夫子们随便去说，而现行的社会制度，只受“先王之德”的约束，不受“先王之政”的约束。
比如说，顺朝皇帝要攻打某地，杀光抢光烧光，可不可以？私下里做了也就做了，但如果公开说出来，那就绝对不可以，因为这肯定不符合“先王之德”。然而，《韩非子》中的“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也成了顺朝的标准答案。
顺朝当初做这些事的动机，只不过是顺高宗要解开自己身上的锁链，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他是中华天子，不是蛮夷酋长，做事要讲个名正言顺。顺朝重创了理学和心学，推崇先秦古儒，所以到了顺高宗时期，已经到了“言必称三代”的地步，在边疆问题、税收问题上的诸多争论，都得围绕着“这合乎周礼吗”之类的问题展开，弄得顺高宗十分被动。他也不是不能不顾舆论地强硬推行政策，但不到万不得已，总归还是不好撕破脸，得让各方都留些体面。
所以，干脆把“先王之政”和“先王之德”给切割开。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还要费劲去论证是否符合先王之政，顺高宗现在就好办了，考证出先王的生活非常简陋，那个年代的武器、图书、文字，全都比现在落后不知多少倍。但是又不能直接把先王给否定了，那就只能解释为，先王的国度虽然贫穷落后，但是君王、贵族和人民的道德水平都非常地高尚，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所以在讨论现世的政治时，只需要抽象地论证是不是“仁政”就可以了，就算提“先王之政”，说的也是先王的执政理念，而不是具体政策。但先王的道德、先王的执政理念到底是什么呢？连孔子都没见过，只能空对空地输出，那辩论到最后结果当然只有一个谁拳头大谁就“仁”。
其实这本来也就是个抬杠的事，有没有挖出殷墟夏都都是一样的。你非按先王之政来，那三代之治的时候有科举吗？是不是应该把科举考上来的人都罢免了，然后按先王之政去选官？只要皇帝够强势，其实找什么理由都行。
但是，这在无意中也开辟出了一条新路。
在之前，儒家就是天下，天下就是儒家。像顾炎武说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也不是只说民族问题，而是包含儒家道统在内。
可现在，即便儒家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失败了，夏商周的老祖宗留下的城池、房屋、器物、文字也是真实存在的。顺朝重新构建古史，搞出了“燧皇后裔”“伏羲五子”这样的传说体系，现在把夏朝和商朝刨出来，也就接上了中间的部分，形成了完整的文明发展脉络。就算将来不用儒家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公认的人文祖先，一样可以成为凝聚国家的纽带。
现在自然还不用考虑这种事，德明帝的一切改革方案，都还是基于儒家的政治观点来制定的。在李西平那个世界，康有为、孙中山可以说外国的君主立宪制、共和制多么多么好，清朝可以派五大臣出洋，声称要学习欧洲乃至日本的政治制度，但是在此时的顺朝，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p>因为清朝那边出现这种情况的基础是甲午战争彻底粉碎了朝贡体系，把天朝上国的自尊心踩在脚下碾个稀碎。学谁都无所谓了，再不学就亡国灭种了。而此时的顺朝依然有着一个强盛的古老文明理所当然应该具有的傲慢，按照儒家的老传统，从过去的影子中艰难寻找可以用的东西。自己往前迈，摔了跟头，好说，但如果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那是绝不能容忍的。宁肯自己瞎试，也坚决不能提学习外国的制度。技术问题是“工匠小道”，可以随便，政治问题则一丝一毫都碰不得。
事实上，此时也根本不存在任何一种顺朝可以学习的社会制度，顺朝面临的问题是全世界独一份，其他国家的普通政治家甚至难以理解。就算能放下面子去学别人，也没人可学。
于是，就注定了每一次改革，都是对“永昌盛世”的拙劣模仿。不敢往前走，就只能寄希望于一切都按照李自成活着时的老样子来运转。
然而，在“永昌盛世”的时候，顺朝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贵金属，没有阿拉斯加，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东亚投送上万军队的欧洲国家，没有这么多的人口，没有这么发达的商品经济。而那个时候却有明末乱世留下的无主耕地，有全新的、不受各种积弊制约的官府，有被农民起义打得噤若寒蝉的缙绅，甚至还有田见秀、刘体纯这种在现在大顺的官看来纯属脑子进水的既忠诚又清廉和核心团队，有数以千计的商洛山老兄弟和十余年血战锻炼出来的大顺军，还有“驱逐鞑虏，恢复辽东”这个谁也不敢质疑的共同目标。
什么都变了，统治者的头脑却没有跟着时代变，就算德明帝这样的高手，也不过是左支右绌，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往前走，他以为自己在掌着舵，其实只是随波逐流而已。
所以，这就确定了麻城改革的基调，这其实是一场“反动”的改革。不是说非得杀人盈野、焚书坑儒才叫反动，就算是对国家甚至对百姓有好处的改革，也未必不反动。什么叫反动？反动就是在思想上或行动上维护旧制度，反对进步，反对革命，麻城改革难道不是完全符合这些标准吗？
整场改革的思路，就是要全面地维护麻城的旧秩序，最好是恢复到当初永昌中期，奴仆起义刚刚平息时的状态。在经济上，所有税制改革都没有超过当年李自成、牛金星他们做的变动，一切从维护小农经济稳定的角度出发；在司法上，梅文山做的那些事也是一切以维护治安为目的，没有涉及任何关于新的经济因素的法律变革，顺朝开国二百年了，封家这样的佃富农居然还在法律上和佃农没有区别，就是典型例证。
那么在军事上呢？显然，也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来的。一是要消除割据势力，通过暴力强制，让更多的隐户变成编户齐民，增加税收；二是要维护麻城全域的治安，别给官府找麻烦。
其实这场改革反动也反动不到哪去，只要没有农民起义做铺垫，谁学李自成的政策都是邯郸学步而已。实力不够却硬照着二百年前的纯粹小农经济的方向改，改不动的地方就只能假装不存在，就这么凑合着。对新的经济因素既不知道该如何管理，又怕一刀切的禁止影响稳定，所以压得住就压，压不住就干脆无视，只要交税、不闹事就怎么都行。想进步又不懂，想倒退又不敢，这就是麻城改革的实质。也就比大清略强一点，因为大清要么压根不敢改，要么真敢一刀切。
这些连李西平都看明白了，封存耕作为这个时代土生土长的乡绅，居然看不明白，做女儿的要是不把他抓起来，也真没法救他了。
如果麻城改革是奔着“进步”来的，那就应该对麻城的工商业生产进行改革，变革他们的生产方式，破除不合理的生产关系，调停菜农和作坊主的纠纷，甚至官府或者皇商注资扩大生产，引入更先进的技术。可能会镇压工人和菜农，也可能通过改善他们的待遇来减少纠纷导致的成本增加。
但是，李西平他们这些五湖四海调来的官员压根也不懂这些，他们是来维护旧秩序的，对待雇主和雇工、加工商和经济作物种植者这种在小农经济时代解决不了的新纠纷，只能采用息事宁人的策略。对待石矿矿工那样已经拉杆子起事的人，虽然他们是矿工而非农民，可还是得搞招安农民起义的老一套。所以，麻城官府的政策导向一定是以最快的速度消除麻烦，而且他们还掌握着直接来自皇帝、公爵这样级别的权力，故而他们的施政风格一定是谁找麻烦就从谁身上碾过去。
石矿矿工这样的群体，他们有武力，敢反抗，就算是皇帝，对他们也不能想碾就碾，可封存耕这样的乡绅就不同了，整个乡绅阶层的力量强大无比，就算是皇帝也招惹不起，但单独的某一个乡绅，李西平这样的县丞就算没有公爵做后台，也一样有办法整死。
李西平稍微想了想，也就明白了这里面的利害关系，点了点头：“难得你家还有个聪明人，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封宁说：“放人，赔钱，提高收购价，最快的速度把人打发走。至于家父，毕竟是亲父女，之后我再慢慢安抚便是。李县丞想必也能谅解。”
毕竟这还是封建社会，女儿囚禁父亲，要是闹开了可是天大的事。如果李西平想借着这个事由搞封家一把，再容易不过。可是，李西平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去告封宁，然后把封存耕这个铁公鸡放出来，对他有什么好处？如果他闭嘴，封宁囚禁父亲的把柄在他手里，接下来他要办的事情那么多，需要“捐款”的时候，封家能不给吗？
封宁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明白，新到麻城的这些官都是奔着政绩来的，看重升官超过短期的发财，不会过分中饱私囊，他们就算要勒索钱财，肯定也会有县内公益活动的由头，捐款至少还能赚个名声，封家在这么敏感的时期捅了这么大的篓子，捐款洗白也没什么不好的，花钱消灾嘛，这种合理合法地贿赂官府的事对于封家的安全总归没坏处。她话里的意思很清楚，李西平只要能“谅解”，那么以后的“捐款”就容易得多了，有封家带头多捐，其他乡绅顾全脸面，也总不能捐得太少。
如果合作得好，甚至可以封家捐五百两，逼得那些和他家财力差不多的乡绅也捐得二三百，事后县衙再偷偷给封家返账，这都是以前的县令、县丞玩过的招数。
李西平当然也摆出了标准的县丞姿态：“封家素来急公好义、乐善好施，下官早有耳闻。些许小纠纷，尽早解决，对各方都好嘛。”
外面菜农们轰隆隆的土铳土炮声中，厉吉已经在准备这次给招兵处捐的东西了，除了刚才答应的那些吃的，再附赠银币五十两。
第八十八章 基隆
“大人！我冤啊！大人……”一个戴着枷的少年人喊道。
“废话，我还冤呢。你嚷什么，能到这儿来的有几个不冤？”登记的吏员不耐烦地说，“姓名，籍贯，事由。”
“小人名叫梁小发，广东南海人，小人只是赌场里端茶倒水的伙计，他们卖鸦片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冤啊！大人！”
“好了好了，知道了，给你记下，下一个。”吏员随便勾了几笔，挥挥手让衙役把梁小发带走。大顺朝是尽量不制造冤假错案的，就算是犯人到了流放地，也给申诉的机会。当然，什么时候有青天大老爷查看这个登记员的本子，那就不一定了。
“小人林阿九，福建顺昌人，事由是偷盗……可老爷，我只偷了两个番薯啊！两个番薯啊！他们不给我工钱……”